1987年扶风法门寺地宫的开启震惊了世界。法门寺文化研究正在蓬勃兴起。它必将给予包括佛教在内的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以深远影响。本文根据历史文献、金石碑铭和法门寺地宫有关文物，对唐代法门寺的兴衰，人们对该寺及其佛指骨的崇敬等问题作一初探。
一
法门寺在今陕西扶风县北二十里，是我国境内安置释迦牟尼真身舍利的著名寺院。周、魏以前寺名阿育王。后易名法门寺。隋改称成实寺(亦曰成实道场)。及至唐代，复名法门寺，其后“又名法云寺，又名无忧王寺，又名重真寺”①。
唐代何时复名法门寺，史籍记载不一。《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云：“唐运伊始，义宁二年，宝昌寺僧普贤慨寺被废，没诸草莽，具状上请。于时特蒙大丞相见识，昔曾经往，览表欣然，仍述本由，可名法门寺。”我们认为，这位大丞相是李渊，而不是别人。因为，一、当时任大丞相者为李渊，如《旧唐书》卷一《高祖纪》云：义宁元年(618)，“隋帝诏加高祖(李渊)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大丞相，总录万机”，二年仍任该职。二、宰相亦曰丞相，但一般不称大丞相。二年五月李渊称帝后，任命李世民为尚书令，裴寂为右仆射，刘文静为纳言，萧瑀和窦威并为内史令。据《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记载：“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长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此宰相职也。其后，以太宗尝为尚书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职，由是仆射为尚书长官，与侍中、中书令号为宰相”，则李世民等都是宰相，但其中任何人都不是大丞相。三、“可名法门寺”而未言“诏名”或“赐名”法门寺，说明不是隋恭帝命名。所谓“昔曾经往”，是说大丞相曾到过法门寺。史载李渊曾任岐州刺史，可能到过该寺。“览表欣然，仍述本由，可名法门寺”，是指李渊阅表高兴，遂据其原称法门寺而复名法门寺。《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并序》所载“武德八年改名法门□(寺)”，当是正式改名，故《陕西金石志》卷十四说，“武德年间改为法门寺”。
史载一致认为改名无忧王寺在唐中宗时。如《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并序》云：景龙四年(710)二月十一日，中宗旌法门寺为“圣朝无忧王寺”。《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碑亦云，“中宗改法门(寺)为圣朝无忧王寺”。
何时改名法云寺，吏载有二说：一曰元和十四年说。《陕西金石志》卷十四云：“明人张杰撰笔记云法门寺者，唐宪宗迎佛骨之所也，元和十四年诏改为法云寺，敕学士张仲素撰碑。”《释氏稽古略》卷三云：“元和十四年正月，帝遣中使杜英奇持香华(花)往凤翔法云寺”迎请佛指骨。二曰开成三年说，《扶风县志》卷十七《纪事》云，“开成三年美阳五色云见，论者以为佛骨将开之兆，因改法门寺为法云寺。”同书卷六《祠祀》亦载其事。我们认为，元和十四年说所云法云寺是法门寺之误。理由是：一、据《佛祖统纪》卷四一所载，宪宗敕张仲素撰《佛骨碑》在元和十四年二月以前。而当时宪宗已改无忧王寺为法门寺②，可见法云寺的云，乃门之讹。二、《释氏稽古略》卷三所说法云寺，显系法门寺之误。
何时改名重真寺，迄今未见明确记载。据所见记载推测，至少咸通十四年以前已改其名。因为：1.《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碑已称重真寺。该碑撰于咸通十五年，而在懿、僖二宗迎送佛指骨之际，未见、也不大可能在法门寺之名称上有所改动。2.《宋高僧传》卷二三《元慧传》云：“咸通中，随送佛中指骨舍利往凤翔重真寺”，而送的时间是咸通十四年十二月。
还应指出的是，唐人及其后人，提及迎送法门寺佛指骨事，一般习用法门寺名，而未严格使用上述各个时期该寺之名，以致史载中法门寺诸名的使用较为混乱，如叙高宗和武则天时事，已称无忧王寺③，唐末仍用法门寺等，不一而足。
唐代扶风，佛教流行，除法门寺外，仅据《扶风县志》卷六《祠祀》所载，尚有“兴龙寺，在县小南门外，唐贞观时建，一在县东三十里聚粮村，一在县东十里龙槐村，一在县东南二十五里牛蹄村”。此外，还有开元二十八年(740)所建龙光寺，天宝时建龙渠寺，笼统称为唐时建的长命寺、晁留寺、法禧寺、齐阳寺和杜城寺等。在诸寺中，法门寺之所以特别著名，主要在于寺中有“灵迹”。对此“灵迹”，历代记载歧异，有佛骨④、佛指骨⑤、佛中指骨⑥、真身⑦、舍利⑧、金骨⑨等六种名称，从诸书所记之事来看，这六种名称经常混用，如《佛祖统纪》卷五一称高宗迎佛骨，同书卷五三又称其迎佛指骨。《旧唐书》卷一六〇《韩愈传》也是既云佛骨又云佛指骨。张仲素撰《佛骨碑》，文中却说佛身指节。《剧谈录》卷下说：“真身，相传云是释迦文佛中指节骨”。在《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中，舍利与金骨相提并论，总之，它们实际上是同一个东西——“灵迹”，只不过不同书称谓相异而已。
法门寺在有唐一代几经废葺。
北周武帝灭佛时，法门寺唯存两堂。至隋末，当地百姓为避战乱，共同筑城。唐初失火，“一切都尽，二堂余烬焦黑尚存”⑩。贞观五年(631)，对法门寺“素有信向”的岐州刺史张亮(一说张德亮)诣寺礼拜，但见故塔基，留无上覆，遂奏请朝廷修葺。唐太宗“迁寝殿而修花塔”(11)，“特建寺宇，加之重塔”(12)。
显庆五年(660)，禅师惠恭、惠方等遵高宗以迎舍利的余钱修补故塔之旨，购置宏材，征窝县之工，将杂朽旧材“总换以柏，编石为基，庄严轮奂，制置殊丽”(13)。竣工后的法门寺“危槛对植，曲房分起，栾栌叠拱，枕坤轴以盘郁，粱栋攒罗，拓乾冈而抱阙……立杖一柱以载天，蜿蜒霞舒，揭万楹而捧日(14)。
肃宗时，法门寺“顷寺之门楼及钟、经等阁及东西行廊，星霜顿改，冈克厥构”(15)，僧元御名上人、法筠、法昭泉和澄演等，“同力致用，誓相为谋，□□直以营之”(16)，“结括以成之层檐，□□□□□□，以云云□□□崇崇焉，极乐之所也”(17)。
唐武宗时，法门寺横遭毁废(详后)。唐宣宗即位翌年闰三月，敕令“灵山胜境天下州府一应会昌五年四月所废宇，有宿旧名僧，复能修创，一任住持，所司不得禁止”(18)。作为灵山胜境之一的扶风法门寺得以重建。懿宗迎佛骨时，重修了法门寺地宫的旧隧道。僖宗还佛骨时，又颁赐金银钱绢等，诏凤翔节度使令狐绹，监军使王景等充修塔寺。“僖(宗)、昭(宗)播迁后，(法门寺)为贼盗毁之，中原荡析，人力既殚，不能复构”(19)。
唐末五代之际，法门寺曾获重大修缮。秦王李茂贞于天复元年(901)施相轮塔心橖柱方一条后，又于天复十二年至十三年(912～913)、十四年(914)、十七年(917)、十九年至二十年(919～920)和二十年庚辰至壬午岁(920～922)五次修缮法门寺，共修复“绕塔修复阶舍二十八间”、“十八间及两……天王两铺”、“塑四十二尊贤圣菩萨及画两天二十□祖兼题传法记及诸功德，皆彩绘”、“造八面金金塔内外塑画功德八龙王”(20)、“盖造护蓝墙舍四百余间及甃塔庭两廊讲□□□及□□□□”、“修塔上层绿琉璃*(左甬右瓦)瓦”等。经李茂贞前后十年的“昼夜精勤，躬亲缮葺”，法门寺面貌焕然一新：“穷华极丽，尽妙罄能，斧斤不辍于斯须，绳墨无亏于分寸，法云广布，佛日高悬，不殊兜率天中，靡异菩提树下”。李茂贞还施予法门寺“梵夹金刚经一万卷”(21)。
秦王李茂贞是何许人也。《重修法门寺塔庙记》云，他“立鸿猷于多难之秋，彰盛烈于阽危之际，遍数历代，曾无两人。增美储闱，传芳玉牒，将中兴于十九叶，纂大业于三百年，竭力邦家，推诚君父，身先万旅，屡扫搀枪，血战中原，两收宫阙，故得诸侯景仰，八表风随，当□踞于山河，即龙腾于区宇，朝万国而无惭伯禹，叶五星而不让高皇，恶杀好生，泣辜罪己”。(22)考诸史册，历史上的李茂贞其人，与上述判若两人。据新、旧五代史本传等记载，李茂贞深州博野(今河北博野东北)人，本姓宋，名文通，唐僖宗赐其姓李，是个行伍出身的藩镇(军阀)。他飞扬跋扈，目无君父，三犯宫阙，迫使皇帝贬杀宰相，流亡蒙尘，与诸侯争权夺利，势如水火。在他发动和参与的连年争战中，不知多少无辜死于兵燹。因此《扶风县石刻记上》的作者也说，“茂贞罪恶犯京师者不一，而碑饰其辞曰身先万旅，屡扫搀枪，血战中原，两收宫阙，可笑也”。
这样一个穷兵黩武的军阀，为何突发慈悲，大修法门寺呢?只要我们考查一下李茂贞当时的处境便一目了然了。李茂贞与法门寺结香火之缘始于天复元年。他从光启元年任凤翔节度使，至天复元年的十余年间，逐渐据有岐、陇、泾、原、渭、武、秦、成、阶、凤、邠、宁，庆、衍、鄜、坊、丹、延、梁、洋等二十州，即今陕西、甘肃，甲兵盛强。他相信凭藉手中武力可以为所欲为，所以这个时期李茂贞没有乞灵于任何神(包括法门寺佛指骨)的庇佑。此后，其势始衰。天复元年被朱全忠围困时，兴元被前蜀夺去。开平以后，邠、宁、鄜、坊四州为后梁鲸吞，秦、风、阶、成四州又被前蜀兼并。至后梁末，仅剩七州而已。故自朱全忠灭唐，各地强藩相继称帝，演化为五代十国，李茂贞却因势单力弱而仅号岐王，“尚行(唐)昭宗之正朔”(23)。为在列国中求生存，“宿殃皆灭”(24)，乃至卷土重来，“早钦大□(教)，风尚□(释)门”(25)的李茂贞，只好祈求佛佑了。这是他萌动修葺法门寺的初衷。此其一。
其二：凤翔府僧宁师关于李茂贞当为王者的传言，进一步促成了他的祈佛。据《宋高僧传》卷二一《宁师传》载，宁师，岐阳人，天复初年暴卒于山寺，三日而苏，向官府报告入冥司事。说他为冥司追摄，并令使者引其巡游署云李茂贞、李克用、朱全忠、王建和杨行密等殿，使者声称诸人将为王。“厥后(李)茂贞果封秦王”，李克用为晋王，朱全忠改唐为后梁，王建建前蜀，杨行密建吴，“诸皆符合”。此传言纯属无稽之谈，宁师却声名大振，“秦、陇之人往往请(师)入冥，预言吉凶，更无蹉跌”。李茂贞对此传言自易相信。
其三，天复元年以后，列强中李克用和朱全忠势力最大，他们争夺天下，逐鹿中原，李茂贞偏处西北一隅，又“宽仁爱物，民颇安人”(26)，故能大兴土木，修葺法门寺。
旧《扶风县志》原有“唐法门寺图”，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宋世荦、吴鹏翔纂修新《扶风县志》时，以所谓“夫立乎千余年之后，以想象当初，虽点缀辉煌，究属无征不信，至八景尤涉俗套，兹概删去”，如果上列八景实属有征，则唐代法门寺确系“点缀辉煌”了。故《玉堂闲话》亦云法门寺“殿宇之盛，寰海无伦”(27)。法门寺的地下建筑也十分可观。据《扶风县志》卷六《祠祀》记载，明隆庆中(1567～1572)，唐四层木塔崩，“启其藏视之，深数丈，修制精工，金碧辉熄，水银为池，泛金船其上，内匣贮佛骨，旁金袈裟尚存”。
从作者所见史籍，尚未发现唐代法门寺拥有土地的记载。唐代承袭北魏以来施行的均田制，田令规定“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亦如之”(28)，即僧也给田三十亩，尼二十亩。寺院还可分得常住田。但这种给予官民(包括僧道)的田数，只是规定占田的最高限额，并未如数实授，故法门寺有无田地，亩数多寡，尚属未知。此外，尽管僧史记载唐代国家大寺除口分地外，别有“敕赐田庄”，“所有供给，并是国家供养”(29)，然而这只是长安的西明、慈恩等寺，并未提及法门寺。法门寺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崇敬该寺及其佛指骨的皇帝赏赐，王公贵族、官僚和士庶的施舍。此外，该寺还保持着佛教徒乞食化缘的传统。如《太平广记》卷九八引《宣室志》云：法门寺僧佛陀萨，“其资膳裘紵，俱乞于里人。里人怜其愚，厚与衣食，以故资用独饶于群僧。陀萨亦转均于里中穷饿者焉，里人益怜其心”，他死后，也是里人出资将其漆尸建塔埋葬的。这也反证法门寺没有获得所有供给、并由国家供养的特权，如有，佛陀萨就不必乞食了。
唐代法门寺的僧人数，史亦缺载。据所见史载仅知武德二年(619)该寺初度僧八十名，唐高祖应宝昌寺僧惠业之请，敕其为寺主。后又“□京城□十四大德□□沙弥□□十□旧大德以辅，□赞有功也。僧徒济济，□百其众，梵宇*(左车右献)*(左车右献)，数千其多”(30)。
法门寺僧徒习传各种佛教宗派。如志通，“克务净门，选礼名师，登于上品，诸方讲肆，遍略留心”，曾游学洛下、浙中，巡礼天台、法华诸山。佛陀禅师寻常持一串数珠，“念三种名号，曰：一释迦、二元和、三佛陀，自余是甚么椀跶丘乃过一珠，终而复始，事迹异常，时人莫测”(31)。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懿、僖两朝供奉的法器和供养器物上，有大量密宗的饰纹样，如鎏金珍珠装捧真身菩萨像座上的密宗像、密宗法器金刚杵，不少器物錾刻密宗梵文等。这种皇室贵族对密宗的信仰，随着这些供奉物送到法门寺来，必然更加促进了法门寺僧众对密宗的崇奉，否则他们就难以适应朝廷的需要。正因为各宗派在法门寺兼弘，故各种信仰的善男信女都在此修功德，做佛事。《陕西金石志》卷九所载龙朔二年(662)张周醜造像记云：此石刻名者二十四人，名再见者四人，三见者一人，云十七人者指董浪苟以下称佛弟子。石在扶风县关帝庙，与法门寺相近。关帝庙为道教宫宇，此石可能原在法门寺。法门寺有千佛像碑一铺，“制作精巧，惜无年月，其阴及侧刻(涅槃经)，凡日月字并作*(外〇内S)、*(外〇内卐)，疑是武后时物”。(32)该寺还有两座唐代石幢，正书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其一幢有大中十载(856)四月二十二日右神策军奉天镇□□将宣威将军守左卫晋州神山府折冲都尉员外□□正员飞骑尉薛志永权氏男从谂、男从礼等字。另一幢无款，比前幢高五寸。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是密宗经文。据《宋高僧传》卷二《佛陀波利传》记载，该经是高宗时北印度沙门佛陀波利从本国取来梵本，与西明寺僧顺贞翻译的。“比诸众译，此最弘布”(33)。唐人于佛寺建石幢书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咒多(34)，这是因为“坏罪集福，净一切恶道，莫急于尊胜陀罗尽经”(35)。清人宋世荦于嘉庆庚辰(1820)三月游法门寺，犹见井上残石一方，为唐人尉迟氏女子礼佛造像题名：尉迟葆、□达奚、□□(弟子)二娘、□(弟)子三娘□(弟)子孟大娘、□(弟)子李三娘弟子王元立、弟子尉迟、弟子尉迟三娘、□(弟)子尉迟二娘、□(弟)子尉迟大娘□□(弟子)贞裕□□(弟子)□感(36)。此外，法门寺还有唐观音经残石一方。观音为阿弥陀三尊(亦名西方三圣)之一，又为密宗和天台宗所传，故镌刻此经，当与信仰三者有关。
二
法门寺“乃中国伽蓝之胜境也”，“照临之内，奉佛之人，罔不归敬”(37)。“我唐则累朝回向，莫不归依圣教，恭敬真宗，慕善行于阿育王，结慈缘于金龙子”(38)。
最崇敬法门寺及其佛指骨的是唐朝的一些皇帝。有唐一代二十个皇帝中，仅见于史载的就有高祖、太宗、武则天、中宗、肃宗、德宗、宪宗、懿宗和僖宗等，占了一半，为中国佛教史上所仅见。这是因为他们深信佛教宣扬的该寺真身塔门三十年一开(39)，则“岁丰人安”(40)、或曰“岁丰人泰”(41)、或曰“岁谷稔而兵戈息”(42)、或曰“玉烛调、金镜朗、氛祲灭、稼穑丰”(43)、或曰“令人生善”(44)，一言以蔽之：国泰民安。对于这些最高统治者来说，国泰民安就能长治久安，江山永存。因此不惜资财，大作佛事，以示虔敬，企望换得佛对李唐的庇佑。当然，由于这十个皇帝信佛程度不同，所处环境有异，对法门寺及其佛指骨的态度有所差别。
“钦崇圣踪，宿布虔恳”(45)的史载，说明唐太宗对法门寺的景仰由来已久。故其“平薛举以问罪，次*(左氵右韦)川而犒师”(46)。有人认为，“扶风之法门寺，正即(唐)太宗犒师*(左氵右韦)川之地”(47)，*(左氵右韦)川乃围川之讹，即扶风(48)。薛举是隋末割据西北的一大势力(49)，李渊劲敌之一。双方曾三次交战：一是义宁元年(617)十二月，薛举遣其子薛仁杲率兵十万攻打扶风(令陕西凤翔)，李渊命李世民抵御，大破其军，薛举惧而欲降，追至陇坻(今陕西陇县陇山)而还。二是义宁二年(618)六月，薛举进击泾州(今甘肃泾川县)，游兵至豳州(今陕西彬县)、岐州(今陕西凤翔)，李世民率八总管兵拒战，卧病时，长史刘文静等恃兵众而不设防备，大败于浅水原(在今陕西长武县境)，李世民率残部退回长安。三是武德元年(618)八月，薛仁杲攻打宁州(今甘肃宁县)，十一月，李世民败其将宗罗*(左月右侯)于浅水原，并乘胜追灭薛仁杲于折摭城(今甘肃泾川县东北)。“次*(左氵右韦)川而犒师”究竟在何时?我们认为可能性最大者为第一次交战。因为：1.地点在扶风，即*(左氵右韦)川。2.打了大胜仗，正应犒赏将士。3.李世民留传至今的不多诗篇中，有一篇《经破薛举战地》，注云：“义宁元年击(薛)举，于扶风，败之”。诗中咏“昔年怀壮志，提戈初仗节，心随朗日高，志与秋霜洁，移锋惊电起，转战长河决，营碎落星沈，阵卷横云裂，一挥氛沴静，再举鲸鲵灭，于兹俯旧原，属目驻华轩，沈沙无故迹，减灶有残痕，浪霞穿水净，峰雾抱莲昏……”(50)时间、地点及交战情景，均与此次败薛举吻合。第二次交战不在扶风，而在陕西长武县境，又遭惨败，岂会庆功犒师。第三次交战虽胜后犒师，但战地不在扶风，而在甘肃境内，被战败者是薛仁杲，而不是薛举，薛举已于三个月前暴死，由此也可证《集神州三宝感通录》所述“武德二年薛举称兵将事南，及太宗率师薄战”之误。
显庆四年(659)九月，以解咒术而被高宗召入宫内的山僧智琮、慧辩(51)对高宗说，阿育王塔年岁久远，需假弘护。高宗说：“‘岂非童子施土之育王耶?若近有之，则八万四千之一塔矣。’琮曰：‘未详虚实，诸更出之’。帝曰：‘能得舍利，深是善因，可前至塔所，七日行道，祈请有瑞，乃可开发’”，即“给钱五千贯、绢五千匹”(52)，以充供养。琮与给使王长信等于十月五日凌晨从长安出发，六日逼夜抵法门寺，琮即入塔行道，久之未验，至十日三更，遂烧臂虔敬，塔内始现瑞相，获舍利八枚，各放光明，炫耀人目。琮等奏报，高宗又敕常侍王君德等送绢三千匹，令造高宗本人等身阿育王像，并命开塔出佛舍利以流福慧；复敕智琮、慧辩鸿胪(53)给名，住会昌寺。显庆五年(660)三月，高宗敕迎舍利于东都宫内供养。当时西域献佛束顶骨，高宗又追长安七僧往东都宫内行道，以舍利及顶骨出示行道僧，“曰：‘此佛真身，僧等可顶戴供养’”，一宿后还收入内。皇后武则天“舍所寝衣帐准价千匹绢，为舍利造金棺银椁，雕镂穷奇”(54)。龙朔二年(662)，高宗命送舍利还法门寺本塔(55)。二月十五日，京师诸僧与塔寺僧及官人等无数千人共下舍利于石室掩之。历时二年零七个月。这是唐代皇帝第一次迎法门寺佛指骨。翌年二月，贺兰敏之撰《唐岐州法门寺舍利塔铭》，作者系武后姊子，亲睹迎佛指骨盛况，宋赵明诚《金石录》卷四虽著录了此铭，惜未录铭文。同书卷五还著录了撰于久视元年(700)的无作者氏的《周舍利宝函记》。
长安四年(704)武则天迎法门寺舍利，她“敕大周西□□□法藏、鸾台□□□□□□公*(左日右韦)同往开之，□□作□七日行道，跼蹐荷担于东都明堂而陈其供焉，万乘焚香，千官拜庆，云五色而张盖，近结城楼，日重光以建轮，远浮郊树”(56)，又“敕□岐阳施绢三千匹”(57)。法藏为洛阳佛授记寺沙门，华严宗三祖，该宗创始人，备受武则天尊宠，《宋高僧传》有传，但未记迎舍利事。“鸾台……公”为凤阁侍郎崔玄*(左日右韦)。明堂是“天子宗祀之所，朝诸侯之位也”(58)，垂拱四年(688)武则天毁乾元殿而建。舍利没有及时送归法门寺。翌年发生宫廷政变，武则天被迫下台，旋殁。复位的唐中宗又忙于改周为唐。至景龙二年(708)始命僧文纲“送真身舍利往无忧王寺入塔”(59)。此次迎送舍利前后将近四年，是唐代皇帝第二次迎佛指骨，也是最长的一次。
1978年，在法门寺真身宝塔基附近出土一方石匣，上刻铭文曰：“大唐景龙二年岁次戊申二月乙丑朔十五日己卯，应天神龙皇帝、顺天翊圣皇后各下发入塔供养舍利。温王，长宁、安乐二公主，郑国、崇国二夫人亦各下发供养，寺主妙藏、都维那仙嘉、都维那无上”(60)。应天神龙皇帝是唐中宗，顺天翊圣皇后是韦后(61)，新、旧唐书均有传。温王为李重茂，唐中宗第四子，景龙二年年仅十一。长宁、安乐二公主，韦后所生，在唐中宗子女中“特荷掌中之爱，尤钟膝下之慈，宜锡宠荣”(62)。郑国、崇国二夫人是韦后之妹(63)。下发供养舍利是剪下部分头发表示以身侍佛之诚意。寺主妙藏、都维那仙嘉、无上，当是主持唐中宗等下发佛事的法门寺三纲，唐代寺院三纲是寺主、上座和都维那。此处的两名都维那，应是一名现职，一名前任。这次下发，可能是唐中宗遣人送还武则天所迎法门寺舍利时顺便做的，中宗等人未亲临该寺。《佛祖统纪》卷四一云；对于法门寺佛指骨，“中宗纪之国史”。
据《扶风县石刻记上》记载：法门寺佛指骨“高宗迎之，中宗迎之，肃宗迎之而史皆不书”。尽管此处所云高宗、肃宗迎法门寺佛指骨“史皆不书”不确，但所云中宗迎之却确为史皆不书，惜作者未言迎之详情及根据，如此次属实，则为第三次迎法门寺指佛骨。
《佛祖统纪》卷四〇《法运通塞志》云：肃宗至德元载(756)十二月“上皇(唐玄宗)自成都还京师”，“诏沙门元皎于凤翔开元寺建药师道场，忽会中生李树四十九，皎等表贺，敕答曰：‘瑞李滋繁，国兴之兆，生处伽蓝之内，亦知觉树之荣，感此殊祥，与师同庆’”，“诏迎凤翔法门寺佛骨入禁中，立道场，命沙门朝夕赞礼”。上述至德元载十二月上皇自成都还京师，误，应为翌年十二月。《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并序》记载肃宗迎法门寺佛指骨是在上元初。碑铭云，“上元初五月十□日，敕僧法澄、中使宋合礼、府尹崔光远启发迎赴内道场，圣躬临筵，昼夜苦行，从正性之路，入甚□之门，以其年七月一日展如初□□□□本□□□□诏□瑟瑟像一铺，□事金银之具□五□□□爪发玉简及瑟瑟数珠一素，金襕袈裟一副，沉檀等香三百两以赙之，道俗瞻恋，攀缘号诉，哀声振乎林薄，痛□远乎海裔”。上元共二年，上元初应为760年。史籍未载何时送还佛指骨。这是第四次迎法门寺佛指骨。
第五次迎法门寺佛指骨是唐德宗贞元六年(790)。正月，有人奏请迎岐阳法门寺佛指骨示众，德宗“乃出之，置于禁中精舍，又送于京师佛寺，倾都瞻拜，施财物累巨万”(64)。二月，命中官送归岐阳，左神策行营节度使凤翔尹邢君才迎护葬于旧所，历时一个月左右。《资治通鉴》卷二三三、《旧唐书》卷十三《德宗纪下》、《佛祖统纪》卷四一和《佛祖历代通载》卷十四等均云该年迎佛指骨，而《释氏稽古略》卷三云“贞元四年”，误。《金石录》卷九著录了一篇《唐大圣真身舍利塔铭》，注云“吴通微撰并正书贞元六年”。
元和十三年(818)十一月，功德使上言法门寺护国真身塔来年应开，请迎佛指骨。十二月，唐宪宗遣中使率僧惟应等往迎(65)。翌年正月，又命中使杜英奇押宫人三十持香花赴临皋驿迎奉(66)。及至，复命中使领禁兵与僧人迎护，并亲自御安福门迎拜，开光顺门入大内，留禁中三日，“初，舍利入大内，夜放光明，早朝群臣皆贺曰，‘陛下圣德所感’。韩愈独不言。上问愈，愈曰：‘微臣曾见佛经，佛光非青、黄、赤、白等相，此是龙神卫护之光’。上曰：‘如何是佛光’，愈无对”(67)。乃历送京城十寺，递迎供养，具释部威仪及太常、长安、万年音乐、旌幡鼓吹，伟盛殊特，长安城掀起瞻礼佛指骨热。韩愈上疏极谏(详后)，宪宗大怒，欲将其处以极刑。经宰臣裴度等营救，才免死，贬为潮州刺史。二月二十四日还佛指骨于岐阳旧塔。这是第六次迎佛指骨，前后近三个月。
唐懿宗即位后，尊“崇佛法，馆宇逾制”(68)。咸通二年(861)右散骑常侍萧仿效法韩愈，上疏谏诤：认为佛生于天竺，“非为帝王所能慕”，“幸罢讲筵，频亲政事”(69)，“文理婉顺，与韩愈元和中上请除佛骨表不异”(70)。懿宗奖而不用。萧仿曾撰《佛骨碑》(71)。
咸通十二年(871)八月，九陇山禅僧师益上书朝廷，请求结坛法门寺真身塔下。十九日获舍利于旧隧道西北角，“潜符圣心”。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捧真身菩萨敕造于本年底来看，迎真身的准备工作已在此前开始着手了。双轮十二环迎真身银金花锡杖是文思院(72)奉敕造于咸通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说明制作供奉物直到懿宗殁后犹未中辍。据《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宝器衣物帐》碑记载，懿宗施赐的供奉物有瓷秘色碗七口、瓷秘色盘子、叠子六枚等。唐代秘色瓷大多产于越州(今浙江绍兴)。可见，迎真身的供奉物，除在朝廷制作外，还命地方进贡。
咸通十四年三月二十二日，懿宗诏供奉官李奉建、高品彭延鲁、库家齐询敬、承旨万鲁文，与左、右街僧录清澜、彦楚，首座僧澈、惟应，大师重谦、云颢、慧晖等，同严香火，虔请真身。时凤翔监军使王景珣、观察判官元充，咸来护送，“右宣(宋本宣作军)副使张思广奏僧无迹充乎赞导，悦怿上心，宣赍稠厚”(73)。供奉官是“两省自侍中、中书令(即宰相)已下”朝廷大臣(74)；左、右街僧录是主管全国佛教的僧官，首座、大师都是御赐高僧，由这些人组成的迎真身班子，加上当地军政要员凤翔监军使(皇帝派驻代表、宦官)、观察判官(观察使下重要幕僚)的护送，充分显示了懿宗对迎真身的重视。百官上疏谏者众，至有“言昔宪宗尝为此，俄晏驾，帝曰：‘使朕生见之，死无恨’”(75)。“遂以金银为宝刹，以珠玉为宝帐香舆，仍用孔雀鹬毛饰其宝刹，小者高一丈，大者二丈，刻香檀为飞帘、花槛、木阶砌之类，其上遍以金银覆之，舁一刹则用夫数百，其宝帐香舆，不可胜纪。工巧辉焕，与日争丽。又悉珊瑚、玛瑙、真珠、瑟瑟缀为幡幢，计用珍宝不啻百斛，其剪綵为幡为伞约以万队。四月八日佛骨入长安，自开远门安福楼夹道佛声振地，士女瞻礼，僧徒道从，上御安福寺亲自顶礼，泣下沾臆。即召两街供奉僧赠金帛各有差，仍令京师耆老元和迎真身者，悉赐银碗、锦綵。长安豪家竞饰车服，驾肩弥路。四方挈老扶幼来观者，莫不蔬素以待恩福。时有军卒断左臂于佛前，以手执之，一步一礼，血流洒地，至于肘行膝步，啮指截发，不可算数。又有僧以艾覆顶上，谓之炼顶，火发痛作，即掉其首呼叫，坊市少年擒之不令动摇而痛不可忍，乃号哭卧于道上，头顶焦烂，举止苍迫，凡见者无不洪晒焉。上迎佛骨入内道场，即设金花帐、温清床、龙鳞之席、凤毛之褥，焚玉髓之香，荐琼膏之乳，皆九年诃陵国所贡献也。初，迎佛骨有诏，令京城及畿甸于路傍垒土为香刹，或高一二丈，迨八九尺，悉以金翠饰之，京城之内，约及万数。是时妖言香刹摇动有佛光、庆云现路衢，说者迭相为异。又坊市豪家相为无遮斋大会，通衢间结采为楼阁台殿，或水银以为池，金玉以为树，竞聚僧徒广设佛像，吹螺挈钹，灯烛相继。又令小儿玉带金额白脚，呵唱于其间，恣为嬉戏。又结锦绣为小车舆，以载歌舞，如是充于辇毂之下，而延寿里推为繁华之最”(76)。为庆迎真身，懿宗特别发布德音大赦：“其京畿及天州府见禁囚徙。除十恶、五逆、故意杀人、官典犯赃、合造毒药、光火持杖、开发坟墓外，其余罪无轻重，节级递减一等”(77)。这种盛况比之元和十四年迎佛骨“又加甚，不啻百千倍焉”(78)。
同年七月，懿宗死。《佛祖统纪》卷四二云：十二月，唐僖宗“如前礼迎佛骨还凤翔”。实际上并非如此。据《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记载，僖宗诏东头高品孙克政等十二月十九日护送真身，以十五年正月四日归安于塔下石室(79)。新组成的这个班子，虽增加了清简、可孚(一说可浮)、怀敬、从建、文楚、文会、令真和志柔等大师、大德，但原首席供奉官没有参加，而以高品(80)牵头，规格显然降低了。《唐阙史》卷下云：“今上(僖宗)即位，诏归(佛指骨)本寺，肩舁陌上，粗备香梵，去岁徒众，万无一来，循路见者，顶别而已。人情寒暑，既已牢落，丹顶莹蹄，亦不复至”(81)。“其导从威仪十无其一，具体而已”，甚至“所在香刹，诏令铲除，近甸百无一、二焉”(82)。说明他没有按懿宗迎佛指骨时那样隆重礼仪送还凤翔，而是相当冷落，除京城少数耆耄士女尚残留着虔诚，“争送别”，“伏首于前，呜咽流涕”(83)外，芸芸众生已是心灰意冷，几有隔世之感。懿僖迎送历时近十月，这是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迎送佛指骨。
上有所好，下必趋附。唐代皇室、贵族、宦官、宫女、在京文武大臣，对法门寺佛指骨的崇敬仅次于上述诸帝，有的是本人信佛，而受诸帝影响也是重要因素。如唐代宗大历十三年(778)检校刑部员外郎兼侍御史张增、少尹检校司员外郎兼侍御史丘鸿渐、侍御史内供奉梁杰、侍御史内供奉姜邑高、监察御史里行严霍、秘书省校书郎掌书记韩计、兵马使开府仪同三司侍中监李奉忠、监军使左监门卫大将军焦奉超等，“相与授简”，请征事郎殿中侍御史内供奉张彧撰《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并序》，颂扬佛法及佛指骨。宪宗迎佛指骨时，“王公士庶，瞻礼施舍唯恐不及”(84)，“奔走膜拜”(85)。开塔，塔下层有石芙蕖，“每芙蕖一叶上刻一施金钱人姓名，殆数千人，宫女姓名为多，如曰张好好、李水水之类”(86)。据《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宝器衣物帐》记载，懿宗迎佛骨时，有惠安皇太后及昭仪晋国夫人衣计七副，大宦官杨复恭、高僧弘照、澄依、智英等诸头布施银器衣物九件，此外还有一些高僧和官员布施的金银器等。
相当多的普通百姓崇敬法门寺及其佛指骨，一是出于求佛保佑消灾免祸，安居乐业，一是受以皇帝为首的封建统治者的影响。百姓“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何人，岂更惜身命”(87)。贞观五年张亮开法门寺塔出舍利，道俗数千人争观，“京邑内外奔(赴)塔所日有数万”(88)，至有烧头炼指、刺血洒地，殷重至诚者。显庆四年开塔出舍利，“于是京邑内外道俗连接二百里间往来相续”(89)。元和十三年迎佛指骨，长安“一城之人忘业废食”(90)，“百姓有废业竭产烧顶灼臂而云供养者……农人多废东作，奔走京城”(91)。《剧谈录》下云：自唐文宗开成年间后迄咸通时，长安坊曲有迎真身社，居民长幼每十日出一钱，聚资无限，以备作佛事。
唐代僧人对法门寺及其佛指骨更是崇敬无比。咸通十四年著名诗僧贯休《闻迎真身》吟道：“四海无波八表臣，恭闻今岁礼真身。七重锁未开金钥，五色光先入紫宸。丹凤楼台飘瑞香，岐阳草木亚香尘。可怜优钵罗花树，三十年来一度春。”(92)其后，他在一组诗中，还念念不忘“吾皇礼金骨”(93)。《唐阙史》卷十云：“有僧自京一步一礼至凤翔法门寺”。晋州(今山西临汾)慈云寺僧普静，唐末“往礼凤翔法门寺真身”(94)。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永和三学院僧息尘，“往岐阳瞻礼，睹其希奇”(95)，并燃炼一指，以为供养。“久思今忽来”的嘉绪法师等，诣岐阳礼真身塔(96)。西明寺沙门圆照撰《无忧王寺佛骨塔记》三卷。
唐人迎送法门寺佛指骨有以下特点：
一、它是唐代最盛大的佛事。唐代佛教兴盛，佛事多而大，但大都未超过迎送佛指骨(尤其是显庆、元和、咸通时)。以规模人数而言，贞观初玄奘从天竺求法回国、迎慈恩寺碑入寺和玄奘葬礼，均是轰动长安百万人倾城而观的盛大佛事，而显庆、元和、咸通年间迎佛指骨，不仅轰动长安，而且从长安至凤翔(扶风)三百里间沿途百姓也顶礼膜拜，规模和人数都比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以内容而言，前者看热闹者多，真正信佛者少，此后随着佛教的不断发展、兴盛，深入人心，故后者尽管不乏看热闹者，但信佛者大为增加，宗教色彩浓厚，从而掀起了空前的宗教狂热。
二、没有按时迎奉佛指骨。释氏相传，法门寺真身塔三十年一开，开则迎奉，一些僧俗向皇帝建议迎佛指骨也是以此为据的。从显庆四年(659)始迎奉，则有唐一代二百八十九年中，先后应迎的时间是武则天永昌元年(689)、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天宝八载(749)、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唐懿宗咸通十年(869)、唐昭宗光化二年(899)。而实际迎奉的时间却是武则天长安四年(704)、唐肃宗上元初(760)、唐德宗贞元六年(790)、元和十三年(818)、咸通十四年(873)。可见：1．没有一次按时迎奉。2．玄、代、文、昭四宗应迎而未迎，肃、德二宗不应迎而迎。出现这种复杂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永昌元年尽管武则天已相继将中宗、睿宗贬斥下台，实为天子，但其名义却是皇太后，地位尚不稳固，前一年爆发了越王贞叛乱，北方劲敌——突厥不断进扰，武则天正全力以赴地对付内外敌人，对她来说，当务之急是为以周代唐而拼搏，至于迎佛指骨以祈国泰民安，乃是下一步的事。开元七年正值玄宗励精图治，沙汰佛教不久。天宝八载，玄宗认为已国泰民安，并大兴道教，佛佑并不重要。大历十四年初，代宗已是垂危之人。元和四年宪宗即位不久。正集中精力与地方割据势力(藩镇)作斗争，开成四年底文宗已气息奄奄。咸通十年，懿宗正竭尽全力镇压二十万人参加的庞勋起义，疲于应付南诏的不断进扰。昭宗时李唐统治岌岌可危，其本人也朝不保夕，故上述诸宗均难以如期迎奉。长安四年武则天为何又迎奉佛指骨呢?这是她在迟暮之年，政局不稳，危机四伏的情况下，企图求得佛的垂青，使武周王朝国祚延长，“庶康万汇”(97)。肃宗迫不及待地迎奉，纯系当时政治需要。这位登基于危难之秋的流亡天子，企望佛佑早日平安史之乱。德宗是从肃宗迎奉至贞元六年恰好三十年而又有人奏请而迎奉的。宪宗则是因有人奏称来年应开，而即使从贞元六年算起，亦仅二十八年，所以他迎佛指骨，并非照例行事，而与取得平淮西等一系列削平藩镇、出现全国统一的“中兴”形势有关，以此显示并祈求永远国泰民安。咸通十四年，内忧外患日益深重，全国性农民大起义的暴风骤雨即将来临，懿宗本人也濒于病故，他还不顾一切地操办唐代最隆盛的迎奉佛事，乃是以“为万姓祈福”(98)之名，行寄幻想于佛，佑其“圣寿万春”、社稷不亡之实。
三、迎奉佛指骨尚无固定仪式。从历次迎奉佛指骨来看，一般是由皇帝诏大臣、宦官和高僧赴扶风行道后开塔，至京时先在皇宫供养，再历送诸寺供僧俗瞻礼，再由大臣、宦官和高僧送回本寺入塔，但未制度化。1.迎奉班子的规格有高有低，并非每次都有大臣、宦官。2.迎至之地通常在京城长安，而高宗却将舍利迎至临时所到的洛阳，武则天也把舍利迎至长期居住的东都。3.在皇宫供养佛指骨多数是三日，也有二日，如《册府元龟》卷五《帝王部·崇释氏二》云宪宗留禁中二日。懿宗迎入内道场二日(一说三日，一说数月)，还有未言时日者。如云肃宗迎入禁中，命沙门朝夕赞礼。德宗置禁中精舍。4.有的未说历送诸寺，如武则天、肃宗。有的说只送部分寺，如懿宗出置安国、崇化二寺(一说历送诸寺)。
四、送还佛指骨草率。诸帝对迎奉佛指骨非常重视，而送还则相形见绌。一是有些不能及时送还；二是送还时均无迎奉隆重。
三
世间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在唐代，正如既有笃信佛教者，亦不乏不信乃至反佛者一样。人们对法门寺佛指骨也是如此。
在唐代皇帝中，唐武宗不崇敬法门寺佛指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需要其他诸帝祈佛保佑的国泰民安，只不过他采取的方式不同罢了。唐武宗不是完全不信佛。执政初，他就有些崇佛行为(99)。“会昌毁佛”不是要毁废释氏，而是出于经济等原因而采取的比较严厉的限佛措施。他保留部分寺院、僧徒就是明证(100)。值得注意的是，在保留者中却不包括法门寺。当年亲历法难的圆仁说：会昌四年三月，武宗敕令“代州五台山及泗州普光王寺、终南山五台、凤翔法门寺……并不许置供及巡礼等。如有人送一钱者，杖二十，如有僧尼等，在前件处受一钱者，脊杖二十，诸道州县应有送供人者，当处投获，脊杖二十”，“四处灵境，绝人往来，无人送供”(101)。因此法门寺既无人前来巡礼，也无人送钱置供，处境困窘。在扶风地区佛寺遭到严重，破坏时，法门寺在劫难逃。据说考古工作者曾从法门寺遗址中发现不少残缺佛像，并认为其中有些就是会昌法难的牺牲品，护凤翔军的王义逸，乘机“以家财易诸瓦木，取其精者，送大营市邸，并治其第，为岐下之甲焉”。唐武宗还诏令碎殄法门寺佛指骨，只因“御□□宪者碎殄影骨，上以塞君命”，才使佛指骨得以保存(102)。
有些士大夫对法门寺佛指骨不甚崇敬。唐代佛教兴盛，士大夫受其影响很深，不少人信仰释氏。他们喜游各地寺宇，与僧徒诗歌酬唱，谈经问道，研讨佛理，为名僧撰写碑铭，这类诗文在《全唐文》和《全唐诗》中连篇累牍，俯拾皆是。可是，游扶风法门寺的诗文却如凤毛麟角。有些士大夫到扶风地区观光览胜，或办事路过，或在那里做官，甚至是扶风邑人，也很少涉足法门寺，瞻礼佛指骨。如据《重修凤翔府志》卷十《艺文》记载，与扶风、凤翔有关系的文人有岑参、李德裕、李商隐、张仲素；褚光羲、司空图、谭用之、温庭筠、杜甫、韦庄、李洞、许裳、吴融、王维、钱起、王勃、卢照邻、韩愈、翁绶、韦书应物、刘祎之、马戴、皮日休、李益、王昌龄、柳宗元、窦参、郑畋、李峤、李白，几乎囊括了有唐一代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诗人，除张仲素写过一篇碑文外，几乎都没有留下片言只语(103)。特别应当提及的是，诗人韦应物，是个虔诚的居士，史称其“所在焚香、扫地而坐”(104)。扶风有其故居，在他今存的十卷诗集中，却不见咏法门寺之作。佞佛著称的裴休，写过不少佛书，曾任凤翔尹、凤翔陇右节度使，也未留下有关法门寺及佛指骨的文字。究其原因，其一当与这些人对法门寺佛指骨不够重视有关。因为士大夫信仰佛教主要是对比较精致的佛理感兴趣，而不是带有迷信色彩的“灵迹”、祥瑞之类，以寄托精神。如史称“太原、凤翔近名山、多僧寺，(裴休)视事之隙游践山林，与义学僧讲求佛理”(106)。
在唐代士大夫中，最不信法门寺佛指骨的当推韩愈。他在谈“真身”时说：“假如其(佛)身至今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殿)一见，礼宾(院)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岂宜令人宫禁”，“亲临视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107)。综观韩愈《论佛骨表》，虽重点在反佛骨，实则反整个释氏，其论点与唐以前历代反佛者及唐初傅奕等的论点如出一辙。韩愈反佛殃及与此毫不相干的大臣比部郎中冯宿，是一件鲜为人提及的事。“时宰疑(冯)宿草疏，出为歙州刺史”(108)。《陕西金石志》编者武树善说，欧阳修疑此事“未必然而删之”，并认为冯宿碑云其“为持权者所忌，会韩文公愈上疏切谏佛骨，忌公者诬公实为之，出刺歙州，则固有此事矣”(109)。我们认为冯宿实属无辜。原来冯与韩是同年进士，“足下与仆交久”，二人在长安“朝夕同出入起居”(1lO)。韩提倡古文，冯尽“力为之”，所作初筮赋韩赞为“实有意思”(111)。平淮西时，二人同在裴度幕府，韩任行军司马，冯任节度判官。冯为人“孝友忠信，清廉正直”(112)，维护朝廷，得罪了某些地方藩镇，升迁较快，遭人忌妒，所以才有人乘韩愈获罪诬陷他。其实，冯宿虽有文才，然逊韩一筹，从《论佛骨表》的文章风格来看，为昌黎手笔无疑。这种向皇帝上冒杀头风险的表疏，韩愈也不会请冯宿代劳。
四
如前所述，法门寺及其佛指骨在唐人乃至中国佛教史上确乎具有特殊地位。不过，由于唐人信仰佛教的方式很多，如度人为僧、舍宅建寺、布施钱财、翻译佛经、写经造像、念经拜佛、供养佛牙、在家修行、削发为僧等，崇敬佛指骨只是其中之一。唐代长安名刹林立，宗派迭创，高僧辈出，而法门寺僧名垂僧史者寡，受赐紫、夏腊、师号、国师号、及官补德号者亦鲜见，又远离京城，以皇帝为首的封建统治者的崇佛活动(包括祈佛保佑国泰民安)，一般都在长安的慈恩、西明、荐福、青龙、香积和兴善等寺举行，仅迎奉佛指骨，才在法门寺，并且没有一位皇帝亲至扶风瞻礼。从安史之乱迄于唐亡的一个多世纪里，扶风一带战乱不已，故其发展及在长安佛教中的地位不能不受影响。高祖时，法门寺名声不显，太宗朝其声望主要在长安地区，高、武之际扩及东都一带。玄宗在位的半个世纪里，既未迎佛指骨，也鲜载法门寺事。肃、德二宗迎奉佛指骨，均较草率。及至宪宗大张旗鼓迎奉，加之一代文宗韩愈《论佛骨表》广布社会，法门寺及其佛指骨始遐迩闻名。穆宗长庆三年(823)六月，韩愈任京兆尹，“六军(御林军)不敢犯法，私相谓曰：‘是尚欲烧佛骨，何可犯也’”。(113)从元和末至开成末的二十余载里，法门寺及佛指骨也少见史乘，当与其间穆、敬、文诸帝限制释氏有关。由于懿宗迎奉佛指骨规模空前绝后，苏鹗《杜阳杂编》的生动渲染，更使世人对法门寺及其佛指骨产生了难忘的印象。甚至在西北边陲的沙碛深处敦煌，也流传着《李相公叹真身》文，及赞颂法门寺真身的长篇五言诗。诗中吟道：秦王偏敬仰，皇后重心慈，礼佛躬亲到，懿宗亲礼处；称颂法门寺真身“累朝曾出现，近代盛修持，万遍磨不磷，千回涅不缁，任从将火试，几见陷金锤，皓色岂能并，晶光尽总亏，真身无点*(外疒内左上曰下月右犬)，圭璧有瑕疵”，“天涯海畔知”(114)。
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
注 释：
①《扶风县志》卷六《祠祀》，参阅《陕西志辑要》(二)卷四《扶风县》。
②《关中胜迹图志》卷十八《古迹》云：“元和十四年诏改(无忧王寺)为法门寺”。笔者迄今所见有关宪宗迎佛指骨的史载均云法门寺而未言无忧王寺，也证明了这一点。
③《宋高僧传》卷十四《道宣传》、《文纲传》。
④《佛祖统纪》卷四一、五一、五三，《雍州金石记》卷九，《旧唐书》卷十五《宪宗纪下》，同书卷十九上《懿宗纪》，《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五、同书卷十七，《扶风县乡土志》卷二《宗教》，《岐山县志》卷一《疆域》，《说郛》卷六一《清异录》，《北梦琐言》卷一，《唐阙吏》卷下，《陕西志辑要》(二)卷四《扶风县》、《仙传拾遗》。
⑤《旧唐书》卷十三《德宗纪下》，同书卷一六〇《韩愈传》，《册府元龟》卷五三帝王部·崇释氏二，《佛祖统纪》卷五三，《扶风县志》卷六《祠祀》，《释氏稽古略》卷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唐会要》卷四七，《资治通鉴》卷二三三、同书卷二四四，《陕西金石志》卷十四。
⑥《太平广记》卷三九五《法门寺》，《宋高僧传》卷二三《元慧传》、《息尘传》。
⑦《宋高僧传》卷二三《论曰》、卷三〇《无迹传》，《剧谈录》卷下，《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并序》，《旧唐书》卷十九上《懿宗纪》，《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迎凤翔真身德音》。
⑧《唐中宗顺天翊圣皇后等下发供养舍利石匣盖铭文》、《集神州三宝感通录》、《法苑珠林》卷五二《敬塔篇·故塔部》、《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一二一《塔部》。
⑨《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全唐诗》卷八三〇裴休《桐江闲居作十二首》。
⑩《法苑珠林》卷五一《敬塔篇·故塔部》。
(11)《金石萃编》卷一一九《重修法门寺塔庙记》。《法苑珠林》卷五一《敬塔篇·故塔部》云，张亮“奏敕请望云宫殿以殿以盖塔基”。臣下奏请拆皇帝宫殿以修塔，似不近情理，当以《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并序》所云：敕以望云宫寝殿□(布)施焉”为是。
(12)《全唐文》卷六四四张仲素《佛骨碑》。
(13)《古今图书集》《神异典》卷一二一《塔部》。
(14)(15)(16)(17)(30)《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并序》。
(18)《旧唐书》卷十八下《宣宗纪》。
(19)《太平广记》卷三九五《法门寺》。
(20)《金石萃编》卷一一九《重修法门寺塔庙记》。引文中的“八面金金”钅钅均缺右半部，《法门县石刻记上》记载为“八所铜钟”。
(21)《金石萃编》卷一一九。而《重修凤翔府志》卷十《艺文》及《全唐文》卷八二九《重修法门寺塔庙记》均云：“施梵夹金刚经一百卷”。
(22)《金石萃编》卷一一九、《全唐文》卷八二九《重修法门寺塔庙记》云；“立鸿勋于多难之秋……”。《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七九《重修法门寺塔庙记并碑侧》认为鸿猷的猷为勋之误。
(23)《旧五代史》卷一三二《李茂贞传》。
(24)《重修法门寺塔庙记》。
(25)《重修法门寺塔庙记》。
(26)《新五代史》卷四〇《李茂贞传》。
(27)《太平广记》卷三九五《法门寺》出《玉堂闲话》。
(28)《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
(29)《法苑珠林》卷七七《祭祠篇·献佛部》。
(31)《五灯会元》卷五《法门佛陀禅师》。
(32)《关中胜迹图志》卷十八《古迹》。从现存金石碑铭、敦煌写本等来看，凡武则天时文，一般都使用了包括*(外〇内S)、*(外〇内卐)在内的一批武则天新造字，故此千佛像碑是武则天时物当属无疑。
(33)《释氏稽古略》卷三。
(34)仅据《金石萃编》卷六六至六七所收，从天后末迄唐末，即有六十六种。参阅《雍州金石记·记余》。
(35)《关中石刻文字新编》卷二。
(38)《重修法门寺塔庙记》。所谓金龙子似为一种祥瑞。《太平广记》卷四二三《金龙子》云：“唐昭宗文德二年正朔御武德殿，有紫气出于昭德殿东隅，郁郁如烟。令人内留后司寻其所出，得金龙子一枚，长五寸许，群臣称贺。帝曰：‘朕不以金龙为祥瑞，以偃息干戈为祥瑞。’”
(39)凡涉及法门寺佛指骨的文献均云三十年一开，唯《法苑珠林》卷五一《敬塔篇·故塔部》云“经四十年一出示人”。《杜阳杂编》中所说“六十年一度迎真身”，可能是指从元和十三年(818)迎佛指骨至咸通十四年(873)再迎真身(实际是五十五年)。
(40)《资治通鉴》卷二四〇元和十三年十一月。
(41)《旧唐书》卷一六〇《韩愈传》。
(42)(45)(46)《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并序》。
(43)《全唐文》卷六四四张仲素《佛骨碑》。
(44)《集神州三宝感通录》。《法苑珠林》卷五一《敬塔篇·故塔部》云“令道俗生善”。《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一二一《塔部》云“令(人)生善”。
(47)《陕西金石志》卷十四。
(48)参阅《新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
(49)参阅《旧唐书》卷五五《薛举传》。
(50)《全唐诗》卷一。同书卷三五还有大臣许敬宗所赋《奉和经破薛举战地立制》诗一首。
(51)《法苑珠林》卷五一《敬塔篇·故塔部》。而《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一二一《塔部》云“内僧智琮、弘静”。
(52)《法苑珠林》卷五一《敬塔篇·故塔部》，而《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一二一《塔部》云“给钱五千、绢五十匹”。
(53)鸿胪即鸿胪寺，唐代管理中央事务的机关九寺之一，“掌宾客及凶仪之事，领典客、司仪二署”(《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三》)。
(54)《法苑珠林》卷五一《敬塔篇·故塔部》。《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记高宗迎佛骨事有所出入。该铭云：显庆五年二月八日奉迎护舍利，“二□亲造九重宝涵，衬以兜□□□□□□□□□，赐绢□□五百匹□□□，复益令增修，”参阅《佛祖统纪》卷三九、五三。
(55)《佛祖统纪》卷三九云，“命宣律师(即道宣)送还法门寺”。同书卷五三文意同。《宋高僧传》卷一四《道宣传》云：“送真身往扶风无忧王寺”。
(56)《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并序》。《宋高僧传》卷十四《文纲传》云：长安四年京师崇圣寺僧文纲“奉敕往岐州无忧王寺迎舍利。”
(57)《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并序》。
(58)《唐大诏令集》卷七三《亲享明堂制》。
(59)《宋高僧传》卷十四《文纲传》。
(60)引自陈景富编著《法门寺·法门寺文物及传说》。
(61)《资治通鉴》卷二〇八神龙三年九月条云：宗楚客率文武百官上表加中宗尊号应天神龙皇帝、皇后为顺天翊圣皇后。参阅《文苑英华》卷四四二，新、旧《唐书》中宗纪。
(62)《唐大诏令集》卷四二《长宁安乐公主加实封制》。
(63)《新唐书》卷八三《长宁公主传》云：长宁公主“与安乐、宜城二公主”后媦郕国、崇国夫人争任事，赇谒纷纭”。《说文解字》云楚人谓女弟曰媦。媦、妹转音义同。故所谓“后郕国、崇国夫人”，就是韦后之妹郑国、崇国二夫人。参阅《资治通鉴》卷二〇九景龙二年七月。
(64)《册府元龟》卷五二《帝王部·崇释氏二》。
(65)《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五云元和十三年正月诏迎佛骨，误。
(66)《旧唐书》卷一六〇《韩愈传》。《册府元龟》卷五二《帝王部·崇释氏二》云：“命中使斋香监领宫人十三人”迎奉。
(67)《佛祖统纪》卷四一。
(68)《说郛》卷六一《清异录》。
(69)《旧唐书》卷一七二《萧俛传附萧仿传》。
(70)《北梦琐言》卷一。
(71)《全唐诗》卷八二八贯休《送卢舍人三首》注。
(72)《唐语林》卷一《政事上》云：“武宗于大明筑望仙台，其势中天。宣宗即位，杀道士赵归真而罢望仙台院。大中八年复命葺之，右补阙陈嘏已下面论其事，立罢之，以其院为文思院”。
(73)《宋高僧传》卷三〇《无迹传》。
(74)《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李奉建，史书无传，其为朝廷大臣或宫中供奉官(宦官)尚待考定。
(75)《新唐书》卷一八一《李蔚传》。
(76)《说郛》卷六。
(77)《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迎凤翔真身德音》。其注云咸通十三年四月，误，应为咸通十四年四月。
(78)《唐阙史》卷下。
(79)《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七云咸通十五年“四月诏送佛骨归于凤翔”，误。
(80)高品是朝廷内侍省属员，《新唐书》卷四七《百官志二》云：内侍省“高品一千六百九十六人”。唐代内侍省全用宦官，中唐以后，皇帝常派高品赴各地办事，官品不高。
(81)此条材料为吴丽娱同志惠予，特此致谢。
(82)(83)《说郛》卷六《杜阳杂编》。
(84)(91)《唐会要》卷四七《议释教上》。
(85)《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五。
(86)《重修凤翔府志》卷十二《杂记》。
(87)《韩昌黎集》卷三九《论佛骨表》。
(88)《法苑珠林》卷五一《敬塔篇·故塔部》。而《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一二一《塔部》云：“京邑内外崩腾同赴屯住塔所日有数千。”
(89)《法苑珠林》卷五一《敬塔篇·故塔部》。《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一二一《塔部》云“往来相庆”。
(90)《太平广记》卷五四《韩愈外甥》出《仙传拾遗》。
(92)(93)《全唐诗》卷八三六，《全唐诗》卷八三〇《桐江闲居作十二首》。
(94)(95)《宋高僧传》卷二三《普静传》，《宋高僧传》卷二三《息尘传》。
(96)《全唐诗》卷八一三，《文苑英华》卷二二二。
(97)《金石萃编》卷一一九《重修法门寺塔庙记》。
(98)《全唐文》卷八五懿宗《迎佛骨敕文》。
(99)《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
(100)《旧唐书》卷十八上《武宗纪》。
(101)《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
(102)《太平广记》卷一一六《王义逸》。
(103)《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
(104)温庭筠的《法云寺双桧》(《全唐诗》卷五七八)、李益的《自朔方还与郑式瞻崔称郑子周岑赞同会法云寺三(山)门避暑》(《全唐诗》卷二八二)，是否为咏扶风法门寺之作尚待研究，因山西万泉县、长安、河北完县及北京等处也有法云寺。
(105)《全唐诗》卷一八七。
(106)《旧唐书》卷一七七《裴休传》。
(107)《韩昌黎集》卷三九《论佛骨表》。
(108)《旧唐书》卷一六八《冯宿传》。
(109)《陕西金石志》卷十八。《雍州金石记》卷九亦持此说，而该记又云“按冯宿唐史无传，不能备考”则误，新、旧唐书冯宿均有传。
(110)(111)《韩昌黎集》卷十七《答冯宿书》，《韩昌黎集》卷十七《与冯宿论文书》。
(112)《金石萃编》卷一一三《冯宿碑》。
(113)《资治通鉴》卷二四三。
(114)《敦煌宝藏》，《赞法门寺真身五十韵》。因原写本字迹不清，故未引原文。此条材料为张弓同志惠予，特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