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中国佛教发展的全盛时期。这个时期共译出佛教经典三百七十二部，二千一百五十九卷。高僧辈出，举世共仰，各种宗派也在这个时期形成；大小寺宇遍布中华大地，善男信女及于社会各阶层，社会生活发生重大变化，与佛教有关的各种创造，成为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儒家文化、道家文化鼎足而三。法门寺在唐朝的五千所大庙中，独以皇家的多次迎送佛骨而轰动朝野，唐朝以后，沉寂少闻。近世不少人晓得它，是因为这里相传是明朝大太监刘瑾审判宋巧姣一案之地，京剧《法门寺》即敷演这桩公案。自1987年塔基地宫大批文物被发现之后，它又名震中外。法门寺的来历如何，它和唐朝佛教发展的关系如何，这些问题已有书刊介绍，但多有不确，似仍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法门寺创建于何代何年，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有一种说法是始建于东汉桓帝、灵帝时期。一般认为佛教是在东汉明帝时，自印度传来东土。这个时期距离佛教传入不久，西域的僧人安世高、安玄等才开始到中国来，从事于佛经翻译，法事活动只限于宫廷，民间信奉者还很少，这时在远离京都洛阳的凤翔境内修建寺庙，似不可能，这只能作为一种传闻看待。还有一种说法比桓、灵时期还要早得多。据唐代宗大历十三年(778)征事郎、殿中侍御史、内供奉张彧所撰《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铭》(王昶《金石萃编》卷一〇一)说，法门寺塔是阿育王所建，他在中国共建五座庙塔，扶凤这一座是其中之一，构成了他所建八万四千座塔之数。阿育王是古印度摩揭陀国孔雀王朝的一个国王，很有作为，信奉佛教，其生死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73年到公元前232之间，相当于中国的战国末年秦始皇正在横扫六国的时候，尽管阿育王具有雄才大略，也不可能越过葱岭，穿过瀚海，来到关中，在距离秦都咸阳不远的凤翔境内修建庙塔。但阿育王在中国境内建寺建塔的说法，并不是从张彧开始，早在南朝，即有此说。据道宣《广弘明集》卷十五载，梁武帝大同四年(538)，金陵长干寺阿育王塔出佛舍利及发、爪，武帝为此亲来此寺，设无碍法会，并下诏大赦天下。同书又载越州(州治在浙江绍兴)鄮县(今浙江鄞县)塔以下郑州、冀州、益州等地都有阿育王塔，共十八处之多，而道世《法苑珠林》卷三十八列鄮县等塔凡二十一，谓此皆为阿育王所造。足见阿育王在华造塔之说甚为普通，实不足信。五胡十六国初期，佛图澄、道安、鸠摩罗什等大师在北方宣扬佛法，信奉者日众，法门寺大约始建于此时，初名阿育王寺，而后来荒废。张彧《真身宝塔铭》谓拓跋珪登国二年(387)，岐州守拓跋育“削旧规，创新意，广以台殿，高其闬闳”，依旧名为阿育王寺。到了隋朝，文帝即位，大兴佛教，仁寿元年(601)六月十三，是他六十岁生日，下令在全国三十州立塔，请名僧童真、昙迁等三十人分道送舍利前往安置。据《广弘明集》卷十七王邵《舍利感应记》所列三十州造塔中，岐州凤泉寺塔为其中之一。这凤泉寺是否即后来的法门寺，再加探索，不难明白。据《法苑珠林》卷五十一载：“西京西扶风故县在岐山南，古塔在平原上，南下北高，乡曰凤泉。周、魏以前，寺名阿育王，佛徒五百。及周灭佛法，庙宇破坏，唯有两堂。”可知凤泉寺即以前的阿育王寺，因所在之乡曰凤泉，因名为凤泉寺。《广弘明集》卷十五又载道宣《列塔像神瑞迹》说：“岐州岐山南、岐山县北二十里，法门寺塔在平原上。”与《法苑珠林》所载凤泉寺塔方位一致，则凤泉寺即后来的法门寺灼然可知。道宣是南山律宗大师，高宗时住西明寺，曾协助玄奘大师翻译经藏。法门寺之名最早出现在此文中。隋炀帝大业三年(607)，改天下寺庙为“道场”(见《隋书·百官志》)，岐州凤泉寺改为“成实道场”。张彧《真身宝塔铭》说是隋开皇中改为“诚实道场”，乃传闻之误，“诚”字为传抄之误，“成实道场”因《成实论》或“成实宗”而得名。惟《真身宝塔铭》谓唐高祖武德九年(625)改成实道场为法门寺可信。《法苑珠林》卷五十一谓高宗显庆四年(659)敕僧智琮等前往，赐名会昌寺。《真身宝塔铭》又说，中宗景龙四年(710)二月十一日“为圣朝无忧王寺题舍利塔为‘大圣真身宝塔’”，是继会昌寺之后，又称为无忧王寺。“无忧王”即“阿育王”之意译。此后直到德宗贞元六年(790)仍称为“无忧王寺”(见《旧唐书·德宗纪》)；宪宗元和十四年(819)迎佛骨时，则称为“法门寺”(见《旧唐书·懿宗纪》)；懿宗十四年(873)迎佛骨时同(见《旧唐书·懿宗纪》)。而同时的僧澈在所撰《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则称为“重真寺”(据石刻文)。是在晚唐于法门寺之外，又名“重真寺”。“重真寺”之名，宋朝仍沿用，《金石萃编·续编》卷十三有《重真寺田庄记》。《金石萃编》编者王昶，由于不了解无忧王寺即法门寺，在张彧《真身宝塔铭》跋文中谓德宗、宪宗所迎非同一佛骨，显然不确。《金石萃编·续编》的编者陆耀遹，由于不知晚唐即有重真寺之名，在其所作的跋文中谓：“《重真寺田庄记碑》碑前上方漶漫，题首字不甚显，谛视似为‘圣真寺’，而毕氏、孙氏皆作‘重真’，故仍其旧。”对“重”宇表示怀疑，亦非。
《陕西通志》卷二十八转引明人张杰碑记，谓元和十四年，诏改法门寺为法云寺，敕学士张仲素撰碑。改寺名事不见于《旧唐书·宪宗纪》，其他文献亦未见，仲素所撰的《大圣舍利塔铬》，见《佛祖统纪》卷四十一转引，《金石录》亦著录，文中仍称为“岐阳法门寺”，未言改名事，则元和十四年是否改名为法云寺，殊难确信。《佛祖统纪》载，文宗大和九年，法门寺上空有庆云现，张说或即由此而附会。
综合以上所考，似可确定阿育王寺，凤泉寺，成实道场，法门寺，会昌寺，无忧王寺，法门寺，重真寺为法门寺名称演变的大略，今则通用法门寺之称。
唐代佛教的兴盛，原因很多，而诸帝的信奉与倡导，应是重要原因之一。唐代诸帝从高祖起就是佛教信徒，自他以下的十九主中，除了武宗，很少例外，只是虔诚的程度有所不同。唐室诸帝中最早和法门寺发生关系的是太宗。据张彧的《真身宝塔铭》说，太宗征薛举，师次*(左氵右韦)川，于此犒师，“钦承灵踪，宿布虔恳，一戎遂定”。考太宗征薛举凡有三次，第一次在大业十三年(617)，亦即唐高祖拥立的代王杨侑义宁元年十二月，据《旧唐书·高祖纪》载，是月“金城贼帅薛举寇扶风，命太宗为元帅击之。太宗大破薛举之众于扶风”。第二次在次年即武德元年(618)七月，太宗与薛举大战于泾州，唐军失利。第三次在此年八月，其时薛举已死。子仁杲继位，太宗复征之。《真身宝塔铭》所说，显然是指第一次征薛举时，而有的著作却系于武德元年。恐误。义宁元年太宗年始十八，在统帅大军与薛举决战之前，先向佛祖“灵踪”致敬，表明他歆向的诚意。他的宗教意识的形式，和他的家教以及当时社会风尚有关。他即帝位之五年，《法苑珠林》卷五十一载岐州刺史张亮(《真身宝塔铭》作张德亮)奏请开法门寺塔的经过说：“岐州刺史张亮素有信向，来寺礼拜，但见故塔基曾无上覆，奏敕请望云宫殿以盖塔基，下诏许之。古老传云：此塔一闭，经四(《真身宝塔铭》作三)十年一出示人，令道俗生善。恐开聚众，不敢私开。奏敕许开。深一丈余，获二古牌，并周、魏之所树也。既出舍利，遍示道俗……京邑内外，奔赴塔所，日有数万。舍利高出，见者不同(有见有不见)，教使彻到忏悔，或有烧头炼指，刺血洒地，殷重至诚，遂得见之。”这是法门寺真身宝塔入唐以来，第一次被开掘轰动朝野的情况。太宗征薛举时对寺中佛祖灵踪的致敬，即帝位后对真身宝塔的下诏开掘并敕建寺宇，李唐帝室从此和法门寺结下了胜缘。太宗对法门寺的优礼、尊敬，为他的后代子孙开创了范例，法门寺实际上成了唐代皇家寺院。一般认为，太宗早期并不尊信佛法，只是在贞观十九年(645)玄奘大师从印度取经归来之后，在和玄奘大师的多次接触中，才开始有所转变，而从法门寺的事例来看，恐不尽然。他在即帝位后，常临朝谓傅奕曰：“佛道玄妙，圣迹可师，且报应显然，屡有征验，卿独不悟其理，何也?”(《旧唐书·傅奕传》傅奕是坚决排佛的道教徒，从太宗的问话中，也可以看出太宗早年对佛教还是很尊信的，和他对法门寺的真身宝塔“宿布虔恳”的态度完全一致。
唐高宗即位后的显庆四年(659)，上距贞观五年29年，子承父业，第二次开发法门寺真身宝塔。高宗在为太子时，即研习佛教经典，开始佛事活动。继太宗为玄奘大师所作《大唐三藏圣教序》之后，他又作《述圣记》，又奉太宗之命为玄奘大师所译《菩萨藏经》作后序，均为佛教典籍中的重要文章。他又为其母文德皇后建大慈恩寺，并于寺中别造译经院，重楼复殿，云阁洞房，凡十余院，总一千八百九十七间，规模宏丽，自古罕俦，以玄奘大师为上座，主持一切事务。又建西明寺，以律宗大师道宣为上座。即帝位之后，对玄奘大师护料周至，使他得以完成译经大业。唐代佛教的兴盛，玄奘大师自印度取经返唐是一大转折点。经太宗、高宗两朝的扶持，遂开前所未有的译经盛局，使得七十五部佛家重要经典广泛流传于华土，真可谓功德无量。但高宗朝，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力的逐渐雄富，宫中亦渐滋长奢靡之风。以此，高宗迎送佛骨的场面异常豪华，《法苑珠林》卷五十一详记其经过：显庆四年九月，山僧智琮、慧辩奏请开法门寺阿育王塔，帝许之，即给钱五千贯，绢五千匹，以充供养，智琮等至寺，先后获八粒舍利，帝又命送绢三千匹，令造等身阿育王像。及开塔，得一舍利，“形状如上指骨，长可二寸。内孔正方，外楞亦尔，下平上渐，内外光净。以指纳孔，恰得受指，便得胜戴，以示大众。于是京邑内外道俗，接连二百里间，往来相续，皆称佛德，一代光华。至显庆五年(660)春三月，下敕请舍利往东都(河南洛阳，时高宗常驻东都)入内(按：指宫廷)供养。时西域又献佛束顶骨至京师，人或见者高五寸，阔四寸许，黄紫色。又追京师僧七人往东都入内行道。皇后舍所寝衣帐准价千匹绢，为舍利造金棺银椁，雕镂穷奇。以龙朔二年(662)送还本塔。至二月十五日，京师诸僧与塔寺僧及官人等无虑数千人，共下舍利于石室掩之”。文中所说的皇后不是王皇后，而是武则天。这次负责送还佛骨的为道宣大师，事见赞宁《宋高僧传·道宣传》及《佛祖统纪》卷三十九。这是唐室诸帝中第一次迎送佛指舍利，前后达四年之久，所费多少，可以想见。《法苑珠林》的编者道世，与道宣大师为同时人，且曾同住西明寺宣扬佛法，高宗迎送佛骨事是他亲身经历，故所记特详。
继高宗之后迎送佛骨者为武则天。人所熟知，武则天完全靠玩弄手段取得了李家政权。她本人也信佛，她清醒地利用佛教，结纳奸僧，伪造《大云经疏》，说什么武氏乃弥勒佛转世，当代李氏而有天下，为她称帝制造舆论。一帮无赖之徒也为她广造符瑞图谶，愚弄百姓。即帝位后，更加大兴佛事，劳民伤财，一方面大杀流民及李氏无辜宗室，一方面断绝屠宰，禁捕鱼虾，江、淮之间，遇旱民饥，饿死者甚众。又封为她立功的沙门法郎等九人为县公，并赐紫袈裟、银龟袋，于空门中广开利禄之途，唐代僧徒之伪滥，实自她始。当然，也不应否定佛教在武氏一朝的正当发展。长安四年(703)，武氏遣使迎法门寺佛骨，张彧《真身宝塔铭》记其事曰：“荷担于东都明堂，而陈其供焉。万乘焚香千官拜，庆云五色而张盖。施绢三千匹。”僧澈所撰《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亦谓：“天后荐之于明堂”。明堂是武氏在东都的施政中心，建筑很壮丽。长安四年是武氏掌权的最后一年，她年已八十一，从她过去对佛事一向不惜糜费的情况来看，这次迎佛骨的场面，决不会亚于44年前她当皇后的那一次，可惜《真身宝塔铭》的作者张彧距此已经七十多年，只能根据传闻，述其大略。武氏这次迎佛骨未及送还，而中宗复位，她也于次年晏驾，直至景龙二年(708)，中宗始诏还佛骨于旧所，并改法门寺为“无忧王寺”，塔曰“大圣真身宝塔”(见上引志文)，迎送前后亦达六年之久。中宗为人庸懦，继其母武氏之后，大倡佛教，广造寺庙，皆求宏丽，滥度僧尼逃避徭役，并用官钱官物在江南分道赎生；僧人会范、道士史崇玄等十余人，皆授官封公，使“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辛替否语，见《旧唐书》一〇一本传)。
睿宗在位仅二年，无所作为。其子玄宗继位之后，局面一新。玄宗在帝位共有44年，这是唐朝的极盛时期，也是佛教的鼎盛时期。唐高祖先世出自胡化汉人，并有外族血统。唐朝建立之后，即欲张大门第，自附华夏，乃托老子为始祖，武德三年(620)，立老子庙于晋州，晋州治所在山西太原，这是李氏的“龙兴”之地。此后扶植道教成为唐朝的一项基本国策。自武则天掌政之后，道教地位下降，至玄宗而势力大振，有人认为玄宗崇道排佛，实际上他崇道而不排佛。开元初年，曾沙汰一批伪滥僧尼，而名僧大德照常活动，他本人也曾为《金刚经》作注，而对于密宗大师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甚加优礼。释智升所撰的《续大唐内典录》、《续古今译经图记》、《开元释教录》等，释玄逸所撰的《开元释教广品历章》等，都成书于开元年间，反映出佛学的重大发展。这个时期的寺庙，比唐初几乎增加一倍，各种宗派也多于此时形成。而安史之乱的突然爆发，北方佛教大受摧残，肃宗即位之后，情况才有改变。
肃宗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在即位不久，驻*(左马右毕)凤翔之时，就“供奉僧在内道场晨夜念佛，动数百人，声闻禁外”(见《旧唐书·张镐传》)。大概是祈求佛祐。早日收复两京，回京后又召不空大师入宫，为他灌顶授戒法；又敕中使至韶州曹溪迎六祖慧能衣钵入内供养；对于禅宗神会大师也照料备至，都反映出他对佛教的态度。他继他曾祖母武则天之后，第三次遣使迎法门寺佛骨入宫供养。《真身宝塔铭》说：“肃宗上元初，五月十□日，敕僧法澄、中使宋合礼、府尹崔光远启发迎赴内道场，圣躬临宴，昼夜苦行”。下文叙赠送的供品，因铭文有残缺，不备录，可连读出者有瑟瑟像一铺，玉筒及瑟瑟珠一索，金襕袈裟一幅，沉檀等香三百两。“道俗瞻恋，攀缘号诉，哀声振乎林簿，痛□达乎海裔。”可以看出这又是一次很隆重的迎佛骨活动。唯迎佛骨之年据《佛祖统纪》卷三十八的记载是：“肃宗至德元载(766)十二月，诏迎凤翔法门寺佛骨，禁中立道场，命沙门朝夕赞礼。”两说相差四年。考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安禄山攻陷潼关，玄宗逃蜀，中途肃宗(当时尚是太子)渡渭水而北。七月，即帝位于灵武(今属宁夏自治区)，改天宝十五载为至德元载。次年(757)二月，移驻凤翔。九月，西京收复，十月还京。若如《统纪》，所叙，则肃宗尚在灵武，刚刚立足，军事紧急，而于此时迎佛骨至灵武行在，似不可能，且所供礼品多种，皆极贵重，亦非咄咄可办。《真身宝塔铭》所提及的崔光远，两《唐书》均有传。上元元年(760)初，崔光远为凤翔尹，充本府及秦陇观察使。《铭》中所谓“府尹”，即指凤翔尹而言，两者相合。《铭》文成于大历十三年(778)，距上元元年仅十八年，故所记较确，《统纪》所记似误。记肃宗迎佛骨事者，尚有宪宗元和十四年张仲素所撰的《大圣舍利塔铭》，谓“肃宗奉之内殿”；僖宗时僧澈所撰的《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亦谓“肃宗虔请严于禁中”，均不及《真身宝塔铭》所记之详。
代宗即位之后，安史之乱始平，吐蕃之乱又起，内外交困，国力空虚，而又大兴佛法，所宠幸的大臣元载、王缙更助长之，常于宫内陈设佛像，经行念诵，谓之“内道场”。永泰元年(765)，吐蕃以及党项、羌、浑等族内扰至凤翔、周至，京师戒严。此时从宫内出《仁王经》两车，以人为菩萨、鬼神之状，以音乐卤簿(仪仗队)为前导“百官迎之于光顺门外，以至资圣、西明两寺，置百高座而讲之”(参阅《资治通鉴·唐纪》及《旧唐书·代宗纪》)，欲借佛力以攘除外寇。京畿之肥田，多归于寺观，吏不能制。加不空和尚开府仪同三司，封肃国公，食邑三千户，死后又追赠司空，并诏天下官吏不得笞责僧尼。僧徒地位之高，可以想见。然自此僧徒之品格亦愈下，横行不法者益多。排佛的议论亦渐盛，代宗为对法门寺佛骨表示钦敬，于大历十三年整修寺宇，参与其事者有检校刑部员外郎兼侍御史张增、少尹检校司勋员外郎兼侍御史丘鸿渐、开府仪同三司侍中监李奉忠、左监门卫大将军焦奉超等，均见于《真身宝塔铭》，可见此次整修法门寺规格很高，而两《唐书》及《通鉴》皆未载。
德宗继位之后，崇佛不衰。沙门圆照进新定《四分律疏》，令充内供奉，检校鸿胪卿，食邑三百户。亲幸安国寺设盂兰盆供，大臣皆从。并于贞元六年迎法门寺佛骨至京，《旧唐书·德宗纪》载是年二月，“岐州无忧王寺有佛指骨寸余，先是取来禁中供养，诏送还本寺”。这是唐朝诸帝迎送法门寺佛骨，第一次见于官史记载，唯其迎送规模及供品，不得而知。
顺宗继位，不及一年即退位，未兴佛事。宪宗即位之后，元和十四年(819)，为迎佛骨事而掀起轩然大波。《旧唐书·宪宗纪》记其事曰：“正月，迎凤翔法门寺佛骨至京师，留禁中三日，乃送诸寺，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如不及”。而据《旧唐书》卷一六〇《韩愈传》说：“十四年正月，上令中使杜英奇押宫人三十人，持香花，赴临皋驿迎佛骨。”可知这次迎佛骨的中使，仅持香花，并不太隆重，而有些著作却认为，这一次迎佛骨的规模，仅次于懿宗时的一次，并不确切。宪宗在迎佛骨事上，没有花费太多，是因为他并不太崇佛，他晚年真心向往的是神仙之说，是长生不老。他在迎佛骨的前一年，已下诏求方士，并已任命柳泌为台州刺史，寻找制造长生药的材料(参看《通鉴·唐纪》)。他之所以要迎佛骨至京师，是因为他接受了功德使的建议：法门寺佛骨，相传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安，来年(按：指元和十四年)应开，请迎之。宪宗是继玄宗之后很有作为的皇帝，自安、史之乱平定后形成的藩镇割据，严重威胁唐王朝的统治，在他即帝位后的十多年中，采取许多断然措施，先后削平强藩，和外族的关系也较缓和，他被史家称为“中兴之主”。他这时可以说是踌躇满志，唯一的追求是长生不死，迎佛骨只不过是遵照祖宗旧例，向百姓夸示一番“功业”，借以点缀升平而已，没想到会遭到刑部侍郎韩愈的猛烈抨击，朝野震动，成为后世广泛流传的一桩公案。比起他的谀墓文字来，韩愈此表更为人们所乐道。就他的《论佛骨表》来说，所讲道理很庸浅，甚至荒唐，本无可取，只是他敢于批龙鳞、捋虎须的精神，殊为可贵。他的表中最犯忌讳的是越信佛寿命越短的议论，简直是在为顶头皇帝敲丧钟，而他正在梦求长生，岂有不怒之理!这反而增加了韩昌黎的知名度。
宪宗之后，穆宗、敬宗、文宗三朝，只是循例奉佛，无大行动，值得注意的是宪宗以后，藩镇势力又起，帝室内部宦官权势愈重，国家战乱不休，徭役赋税日重，而佛教的寺院经济却在继续发展，乘均田制破坏之机，扩充庄园，驱使奴婢，勾结权贵，逃避赋税，有的还放高利贷，设立碾硙，多方牟利，已完全违背佛家的不贪之旨，在经济上和国家矛盾日深。故从敬宗、文宗以来渐有毁佛的意图，到武宗会昌五年(845)终于实现。即所谓“会昌法难”。
其实在武宗即位之后，即对佛教活动加以限制，愈限愈严，到会昌五年采取大规模的行动，计毁大寺四千六百余所，招提、兰若四万余所；勒令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千人，收充两税户。据《旧唐书·文宗纪》，武宗即位的前一年，户部见管户四百九十九万六千七百五十二，每户平均以五口人计。不到两千万人，僧、尼约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点三，连同保留的僧、尼在内，比例更高，国家还收回肥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者十五万人(据《旧唐书·武宗纪》统计)，佛教经典也在毁佛中湮灭散佚。这是唐朝佛教发展中所受到的最严重的打击。这场“法难”，表面看来是由于武宗信仰道教，道士赵归真等从旁怂恿所造成，实际上是佛教中特殊势力的利益和唐政府利益矛盾冲突的总爆发。任何事物，超过一定限度，即向相反的方向发展。过分地打击佛教，对唐朝统治也极为不利，这就预示着必然要有一大的反复。
会昌六年(846)三月，当毁佛行动还未完全停止之时，武宗因服食仙药暴死，宣宗即位，五月即开始恢复京都寺宇。大中元年(847)闰三月下诏称：“会昌季年，并省寺宇。虽云异方之教，无损致理之源。中国之人，久行其道，厘革过当，事体未弘。其灵山胜境、天下州府，应会昌五年四月所废寺宇，有宿旧名僧，复能修创，一任住持，所司不得禁止。”(《旧唐书·宣宗纪》)诏下之后，灵山及各地方寺宇也全面恢复，不止是宗教方面，其他各方面也一反会昌之政，这又走向另一极端。这一反复为国家制造的损失，已难估计，唐朝就在这大反复、大折腾中走向衰亡。
懿宗信佛笃诚，超越诸帝，所兴办的佛事规模最大的即咸通十四年三月的迎佛骨，《旧唐书·懿宗纪》的记载是：“四月八日(按：即佛诞日)，佛骨至京，自开远门(按：长安西面三门，南曰延平门，中曰金光门，北曰开远门)达安福门(按：皇城西面二门，南曰顺义门，北曰安福门，与开远门东西相对)，彩棚夹道，念佛之音震地。上登安福门迎礼之，迎入内道场三日，出于京城诸寺。士女云合，威仪盛饰，古无其比。”这是官史的记载，记载更详的是晚唐人苏鹗的《杜阳杂编》和康骈的《剧谈录》，后者多小说家言，现录《杜阳杂编》中的一段：
十四年春，诏大德僧数十辈于凤翔法门寺迎佛骨，百官上书谏，有言宪宗故事者(按：宪宗迎佛骨后仅一年即被杀)，上曰：“朕生得见，殁而无恨也。”遂以金银为宝刹，以珠玉为宝帐香舁，仍用孔雀氄毛饰宝刹，小者高一丈，大者二丈。刻香檀为飞帘、花槛、瓦木、阶砌之类，其上遍以金银覆之，舁一刹则用夫数百，其宝帐香舁不可胜计，工巧辉煌，与日争丽。又悉珊瑚、玛瑙、真珠、瑟瑟缀为幡幢，计用珍宝不啻万斛。其剪彩为幡为伞，约以万队。四月八日，佛骨入长安，自开远门安福楼，夹道佛声振地，士女瞻礼，僧徒道从。上御安福寺亲自顶礼，泣下沾臆。即召两街供奉僧，赐金帛各有差。而京师耆老元和迎真体者，悉赐银碗锦彩。长安豪家，竞饰车服，驾肩弥路，四方挈老扶幼来观者，莫不蔬素以待恩福。时有军卒断左臂于佛前，以手执之，一步一礼，血流满地，至于肘行膝步，啮齿截发，不可算数。上迎佛骨入内道场，即设金花帐，温清床，龙鳞之席，凤毛之褥，焚玉髓之香，荐漫膏之乳，皆九年诃陵国所贡献也。初迎佛骨，有诏令京城及畿甸于路旁垒土为香刹，或高一二丈，迨八九尺，悉以金翠饰之，京城之内，约及万数。
所记的主要情节与《旧唐书》完全一致，可见真实可信。这种盛大豪奢场面为佛教传入东土以来所未有。而自咸通九年(868)庞勋率桂州戍卒北返徐州，激战连年，南诏少数民族首领又乘虚大举进攻蜀中，民穷财尽，危机四伏，大乱将起，迎佛骨的盛况，只是唐朝佛教的回光返照，也是大唐帝国的回光返照。这次迎佛骨之后，仅三十多年而唐亡。当年七月，懿宗死，僖宗继位，十二月，诏送佛骨还法门寺。据《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记载，安放佛骨的供品装饰也很华贵：“玉棺金箧，穷天上之庄严；蝉翼龙纹，极人间之焕丽。叠六铢而互映，积秘宝以相鲜。”并诏凤翔节度使令狐綯、监军使王景珣监修塔寺。
综合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法门寺从太宗“钦承灵踪，宿布虔恳”开始，到僖宗送还佛骨为止，前后经过二百五十多年，可以说法门寺与唐朝的兴衰相始终。自太宗诏许开掘宝塔所藏佛骨之后，迎佛骨者有高宗、武则天、肃宗、德宗、宪宗、懿宗，送佛骨及修寺者为中宗、代宗、僖宗，涉及到唐朝的九位皇帝，外加武则天为十帝。唐代佛教的发展，通过诸帝的迎送佛骨，从一个侧面清晰地反映出来。这在全国的寺庙中是绝无仅有。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人们所艳称的强盛时期，文化成就影响于后代既深且远，而出于唐人之手的具体文物，今天所存已经不多，不意法门寺塔基地宫所藏的上千件珍宝，沉埋千年而又再现人间!这是划时代的盛事，更增加了法门寺的身价，它对保存唐代瑰宝的重大贡献，应该在中国文化史上大书特书。当人们在观赏这批精光四射的珍宝，惊叹唐人巨大的创造力时，是否考虑到：在这里应该成立一个唐朝文化研究中心，集中一批专门人才进行研究。把大批文物的潜在价值发掘出来，使它的光彩放射到全中国，全世界?这才是真正的弘扬祖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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