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古烁今的法门寺地宫珍宝，堪称中国古代文物精华的结晶。这些神工巧技的稀世文物数量极多，是唐代等级极高、价值极大的用器，大都来自唐皇宫的内库，金银器FD5：074(《文物》1988年10期《简报》编号，下同)鎏金双狮纹菱弧形圈足银盒盖面上有墨书“内库”二字，FD5：082鎏金双凤衔绶纹圈足银方盒底也錾刻“内库”二字，此外，还有两通石碑可印证此点，因而在考察地宫瑰宝硕果时，就必须首先探寻唐朝内库与它们的关系，这样，才能真正了解法门寺地宫珍宝的来龙去脉，十分审慎地沿流讨源。
一
唐朝内库是一个纯属供应宫廷需求的专库，以满足封建最高统治者奢靡生活和各项财物之需，由宦官独揽管理，一手包办。
首先，内库向皇帝及皇室贵族供应各类生活物品，日常所需，一不可缺，设有多种库房，如钱币库、布绢库、司宝库、服饰库、器物库、食品库、医药库、茶叶库等①，可以说是一个无所不包的综合库藏，而且往往由皇帝亲自支配，强拨硬调。如“宣宗每行幸内库，以紫衣金鱼、朱衣银鱼三二副随驾，或半年或终年不用一副，当时以得朱紫为荣”②。懿宗女儿同昌公主于咸通九年出嫁，赐钱五百万贯，罄内库宝货以充实其广化里住宅；公主病重，又多次“令访内库，得红蜜数石，本兜离国所贡也；白猿脂数瓮，本南海所献也”；“公主薨，又出内库金玉驰马凤凰麒麟各高数尺，以为威仪。又教数千人作叹百年队，取内库珍宝雕成首饰”③。很明显，内库无价之宝是应有尽有，直接为宫廷皇家提供服务，所以始终受到唐代各个皇帝的极大重视。
其次，内库也向宫廷中其它各个部门提供财物，如掖庭局工役杂作所需的工料，内仆局车辆修理及油漆的原料等。唐后期宫官中六尚等单位的农巾服饰、缯帛染织、金玉宝货等，都是内库负责供物的范围。特别是宦官、宫女的生活用品和消费需求，更是以内库作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源宝地，这就大大扩展了内库储备、分配的职能。如开元、天宝时，“大率宫女四万人，品官黄衣以上三千人”④，再加上无品的宦官以及其他人员共有五万多人，于是，内库调拨货物、贮存管理、支出物品等工作浩繁庞杂，需要一个专门的管理班子来统领它，很清楚，在宫廷内部只能由宦官担负此任，掌财掂宝。
唐前期内库管理中枢是内侍省，内侍统领出纳事务，内给事掌握统计预算，主事勾稽会计报审。他们“掌中宫藏，宝货给纳名数”⑤；“掌内库出纳帐，设澡沐等”⑥，“凡朝会五品已上，赐绢及杂彩金银器于殿庭者，并供之”。玄宗时期由于内库财物急剧增加，为了进一步加强管理，取精用良，将内库分为大盈库和琼林库两个建制，以适应宫廷纸醉金迷、日升月恒的消费挥霍，大盈库主要收纳钱帛布丝等，琼林库则主要收缴金银珠宝等。懿宗咸通七年大赦文明确反映了这一制度：“从今年以后，别立账内库，……应度支积欠大盈库年支匹段丝钱，从太和八年已后，至咸通元年以前，并宜放免。及欠琼林库年支金银锡器、锦绫、器皿杂物等，自开成五年已后，至咸通元年已前，并宜放免”⑦。大盈、琼林二库的不同职责区分得一清二楚。由这篇赦文还可知道，懿宗咸通时期大盈、琼林二库的管理，仍然职能详明和系统严密，而法门寺地宫珍宝恰恰是咸通十四年由长安运送来的，鉴此线索，不能否认它们是由这两库奉敕调付的。
随着唐代差遣制变为定职，内库机构也变为由专使统领。《旧唐书·薛存诚传》记载其在元和时任琼林库使；《新唐书·仇士良传》记太和九年“大盈库使宋守义挟帝还宫”之事。西安东郊出土的《唐许遂忠墓志》和《唐李敬实墓志》⑧，也分别记载唐文宗太和二年宦官许遂忠曾任琼林库使，宦官李敬实在宣宗大中时为琼林库使。《隋唐石刻拾遗》卷下《刘遵礼墓志》称刘遵礼在大中五年曾任大盈库使。由此可见，唐后期有大盈库使、琼林库使专职管理内库。西安东郊还出土了一件僖宗乾符年间银铤，正面刻有“内库使臣王翱”、“乾符六年内库别铸重四十两”⑨，可知不仅有内库使，而且内库能直接铸造银铤。
既然内库能铸造银铤，必有配套的工匠作坊，以生产宫廷所需的其它金银宝器。早在武则天时，宫廷就“内置作坊，诸工伎得入宫闱之内”⑩。而法门寺地宫珍宝中正好有一些用品是宫廷内部制造的。例如鎏金卧龟莲纹朵带环五足银薰炉底铭文錾有：“咸通十年文思院造八寸银花香炉一具并盘及朵带环子，共重三百八十两，匠臣陈景夫，判官高品臣吴弘景，使臣能顺。”鎏金银茶罗子方匣器底也錾刻铭文：“咸通十年文思院造银金花茶碾子一枚，共重廿九两，匠臣邵元审，作官臣李师存，判官高品臣吴弘悫，使臣能顺。”其它如纯金钵盂器口边沿、鎏金珍珠装捧真身菩萨、双轮十二环纯金锡杖等金银器物上也刻有类似的“文思院”铭文，并且都有宦官监制的记录。而唐文思院“盖天子内殿之比也”(11)，这里的“比”即比邻、并列、紧靠之意，无疑由宦官主持，其名来自《考工记》，栗氏掌攻金，量铭曰：“时文思索”，故号文思院。文思院“掌工巧之事”，为作工场坊，产品自然也存放于宦官自己掌管的内库。因此，文思院负责打造生产，内库负责贮存保管。法门寺地宫珍宝完全证实了两者纠结相缠、密不可分的交融联系。
二
唐代内库部门庞大，货物齐全，除国家支拨和皇庄宫苑收入外，税外进奉、贡献占有很大比重，而这些不定期、不定数的地方或藩镇进贡财物，主要是金银宝玉、绢绫锦紬、人参补药、皮毛羽饰等各种奇珍异宝，“所输物产，诸蕃尽最”，即各地最好的土特产品和工艺精品。撮其荦荦大端述于此。
大历元年，诸道节度使进奉金帛、器服、珍玩等共值二十四万缗钱(12)。翌年，汴宋节度使田神功进金银器五十床、缯彩一万匹(18)。元和十四年，宣武节度使韩弘进贡絁三万匹、银器二百七十件(14)。长庆四年，淮南节度使王播“进宣索银妆奁五”(15)。太和元年，王播又“进大小银碗三千四百枚、绫绢二十万匹”(16)。太和二年，全国诸道“四节进奉金花银器及纂组文缬杂物”(17)。太和四年，尚书左丞王起“进银壶瓶百枚”(18)。像这类进奉、贡献物品于内库的记载，在史书中比比皆是。有时皇帝还指名道姓索要金银精品，如宝历元年，敬宗指定要浙西道进奉盝子二十具，计用银一万三千两，金一百三十两，并织造可幅盘条缭绫一千匹，观察使李德裕千方百计才造成两具进奉。一直到唐亡，内库的额外进贡愈演愈烈，成为皇帝宫廷挥金如土、淫奢侈靡的主要来源。
进贡珍宝财物越多，越刺激着封建统治集团的挥霍浪赞，内库支出名目繁杂，无有限度。除修造山陵、娶妃嫁女、营建宫殿、乱赏滥赐外，最大的数额支出之一，就是用于宗教方面：建筑寺观、补充寺财、造像铸钟、供养行香等。先天二年，玄宗敕出内库钱二千万，重修崇义坊招福寺(19)。“元和初年，命中尉彭忠献帅徒三百人，修兴唐观，赐钱千万，使壮其旧制。其观北拒禁城，因是开复道为行幸之所。以内库绢千匹、柴千升，为夫役之赐；庄宅钱五千万、杂谷千石，充修斋醮之费。”(20)“宣宗曾出内库钱帛，建报圣寺，大为堂殿，金碧圬墁之丽，近所未有。”(21)玄宗为僧一行制碑文，亲书于石，“出内库钱五十万，为起塔于铜人之原”(22)。其它如五台山十二大寺的库院，“每年敕使别敕送香花宝盖、真珠幡盖、佩玉宝珠、七宝宝冠、金镂香炉、大小明镜、花毯白毡、珍假花果等，积渐已多。堂里铺列不尽之余者，惚在库贮积见在”(23)。尤其是宪宗元和十四年和懿宗咸通十四年两次迎法门寺佛骨至京师，费用皆出自内库财物，奇物异货选精择优，“计用珍宝则不啻百斛”。“遂以金银为宝刹，以珠玉为宝帐、香升”，“又悉珊瑚、玛瑙、真珠瑟瑟缀为幡幢”(24)。由是可知，寺院的扩大、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唐王朝卵翼下的经济扶持和财政援助，作为皇帝内道场的寺观更要依靠皇宫内库的资财赐予。唐中期后因有佛指节而号称“四大灵境”的代州五台山、泗州普光王寺、终南山五台、凤翔府法门寺都是如此。
法门寺在唐代一再扩建重修，殿堂楼阁亭塔构成“瓌琳宫二十四院”，崇广宏丽，装饰绚烂，它的鼎盛同样依赖长安内库的优厚补助。从出土于塔基地宫隧道中的《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宝器衣物帐》碑文来看，仅这一次赐奉就有下列四类物品：
(一)供养物品 包括水晶枕、结条笼子、琉璃钵子、琉璃茶碗托子、叠子、波罗子、银坛子、手炉、香囊、随球、七孔针、秘色瓷碗盘、盐台、茶碾子、银绫檀香木函等。
(二)佛寺法器 包括锡杖、香案、香炉、香合、宝函、银足灯、金银涂级菩萨、银金花真珠装菩萨、浴佛盆、银芙蕖(莲花)等。
(三)衣巾席褥 包括武后绣裙、金银线披袄子、花萝衫、袈裟、内襕、绮绫绵、幞头、折皂手巾、揩齿布、锦席褥、蹙金鞋、靴等。
(四)行香原料 包括檀香、乳头香、丁香山、沉香山等。
这些物品与唐朝皇帝赐送五台山等大寺院的东西基本相同，并按照数额、重量、大小、价值、施舍供养者的姓名、身份等不同方面列出帐单，其格式又和敦煌、吐鲁番出土的籍帐文书相同，不仅是受纳过程的流水帐，更是备案查对的明细帐，而且还分累计总帐和单项入帐。碑文明确记载要“对顶量张(帐)”，“点验(付)讫”；这正反映了唐代出纳会计业务的精确程度，是当时财物管理最真实的状况，在中国古代会计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仔细分析整篇碑文，它倒更像一篇呈报帐表，呈报给“监送真身使”以便回京后向皇帝汇报，由押送物品的宦官、左右街僧录、地方官员、法门寺诸僧四方具名签署，记录办清交接手续，然后入塔下地宫分类存置。这和《唐六典》记载唐代中央国库验收财物完全一致，可以说它是当时的帐册格式标志。只不过以往发现的帐籍都是书写在纸帛上，而法门寺却用石碑，在“会昌法难”骤来的浓重阴影下，人们惧变忧乱，不得不怵惕地将它们存放于塔下地宫，以便永久保存，待来世轮回，万劫再复。
三
如果说迎奉佛骨有一个盛大规模的中枢组织，那么送归佛骨更有一个泱泱人马的统领班子。但无论是迎还是送，都有“中使”即宦官担任主要职务，尤其是诏送时要携带大量金银翠玉、珍品奇物等内库储蓄的财宝，这就需要掌管内库的专职宦官跟随监送，以保证内库财宝到达法门寺升堂入室，进行供奉。
法门寺地宫隧道中的《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碑文，记载了“护送真身”聚集的一班人马，包括供奉官、左右街僧录、凤翔监军使、观察判官等人。其中供奉官李奉建、杨复恭，东头高品孙克政，西头高品彭延鲁，库家齐珣敬、刘处宏，承旨刘继*(左同右阝)、万鲁文，内养冯金璋，监寺使高品张敬全等都是宦官。特别是杨复恭，《旧唐书·宦官传》记载其“知书，有学术，每监诸镇兵”，咸通九年入为宣徽使，十年又为枢密使，是当时掌握军政大权而炙手可热的大宦官，虽然他没有亲自到法门寺，但在所有舍施者中他供养的财物最重。
“供奉官”是唐代开始官员的一种通称，门下、中书两省自侍中、中书令以下，尽名“供奉官”。永徽年间以后，皇帝迁居大明宫，别置“供奉官”，遂由内侍省担任，故供奉官也成为宦官任职的代称。
“高品”是指品秩较高而处于显赫地位的宦官，因为大量的宦者无品，故“高品”只占宦者中的一部分。《册府元龟·内臣部·总序》记元和十五年：“内省所管高品品官白身共四千六百一十八人，内一千六百九十六人高品，诸司诸使并内养、诸司判官等”。由此考查，“高品”只占内侍省里宦者的百分之三十六，并由他们担任诸司头目或出任诸使以及内养等官。正因为“高品”负责诸司，出任诸使，因此法门寺地宫中两块碑文上多次出现“高品”人名，并以“高品”为首“颁赐金银钱绢”、“监寺”或“点验”财物，俨然以皇帝的代言人和朝廷的监督者身份出现在广众大庭之下。“高品”还监造工匠作坊的生产，1979年西安西郊出土懿宗咸通十三年“宣徽酒坊”银酒注，器底铭文也刻有“高品”宦官监造的字样(25)。至于“东头高品”是指“东内”大明宫的宦官首脑，“西头高品”则是指“西内”太极宫的宦官头目，这也是需要分清无误的。此外，过去有人将“高品”误以为人名，无疑是凭空乌有的错误；现在又有人认为“高品”一职曾在《佛祖统记》等书出现过，似乎是僧官(26)，这更是疑中加疑，含混不清；显然是讹误。像这类关键性、实质性的问题，是研究法门寺地宫碑文时必须要澄清的。
“库家”是指专职管理内库具体事务的宦官。例如中唐起建立的管理内外进奉财物的宣徽库，就是由宣徽院里宦官所掌管的专库，设置“库家”具体主管库藏出纳。西安东郊出土《唐李敬实墓志》(27)，记载他于穆宗长庆元年“充宣徽库家，翌日赐绿，光焕一时，人称独步，历仕三帝”。再如大宦官刘遵礼因“地密务殷，选清材称”，在开成五年“充宣徽库家”，其次子刘重允也担任“宣徽库家登仕郎内侍有奚官局丞”(28)。按《旧唐书·职官志》云，奚官局“掌奚隶、工役”，并兼管医药、衣服和寺观修福。刘氏父子都任“库家”职务，显然是管理库藏的内行专家。所以，以出土文物和历史文献相互印证，可知“库家”是一个六品左右管库的宦官，在当时还是个引人注目的职务。
通过“供奉官”、“高品”、“库家”等职称的考证、澄清，不难知道内库宦官各自的职能，以及他们监送内库财宝到法门寺的原因。需要分辨的是，“高品”与“高班”略有不同，《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说，大宦官仇士良家中财物被没收缴入内库，武宗到内库看，“拍手怪云：‘朕库不曾有此等物’。诸高班低头不语”；进仙台筑成，“两军中尉、诸高班、道士等，随皇帝上”。这里的高班虽然也是宦官代称，但它是指“高品”中的押班，即在殿中轮班值日的高品宦官。
“高品”特别是“库家”亲自监送珍宝到法门寺，雄辩地说明了唐朝廷将宦官主管的内库财物运送到了此寺院。还可证明的是，地宫珍宝中有一个鸳鸯团花双耳浴佛盆，盆底錾刻“浙西道”铭文，这正是浙西道进奉内库的实物，说不定还是敬宗向李德裕索要的浙西道金银器之一，又由内库作为供奉物转送到法门寺。其它像产于越州的秘色瓷器、产于南方诸州的锦罗绫纱、印花刺绣等，皆是各地进贡内库的财物。寺院的盛衰变化与皇家内库盈缩确是息息相关、不分畛域。
总之，地宫文物、出土碑文、历史文献三者都证明，法门寺地宫珍宝来自长安宫廷的内库，是唐帝国统治者力图绕过衰亡劫数而达于不生不灭彼岸世界而祈祝佛祖的体现。
西北大学历史系
注 释:
①详见拙著《唐代国库制度》第142页，三秦出版社1990年6月版。
②(21)《唐语林》卷二政事下，卷一。
③(24)《杜阳杂编》卷下。
④《旧唐书·宦官传》。
⑤《新唐书·百官志》。
⑥《通典》卷二十七《职官九·内侍省》。
⑦《唐大诏令集》卷八六《咸通七年大赦》。
⑧(27)《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6期。
⑨《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4期。
⑩《新唐书·姚思廉传》。
(11)《事物纪原》卷七文思院。
(12)《资治通鉴》卷二二四。
(13)(15)(18)《册府元龟·帝王部·纳贡献》。
(14)《旧唐书·韩弘传》。
(16)《旧唐书·王播传》。
(17)《旧唐书·文宗纪》。
(19)《唐两京城坊考》卷三。
(20)《长安志》卷八长乐坊。
(22)《旧唐书·方伎传》。
(23)[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
(25)《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1期。
(26)陈景富编著《法门寺》第153页，三秦出版社1988年4月版。
(28)《全唐文》卷七四七刘瞻《内侍省内侍员刘公墓志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