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秘色瓷”?虽然在晚唐以来的一些诗文、典籍中屡见记载，但是诗歌、笔记中的记载无非是一些文人墨客的吟赋咏唱或书斋漫录；而史籍记载则过于简略，都未能阐明其具体内涵，因此历代对“秘色瓷器”的认识均较为朦胧，据此无法结合传世实物与考古标本进行对照研究。1988年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塔基地宫出土了十四件青釉瓷器，其中有十三件在同出的《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衣物帐》碑中被明确记载为“瓷秘色”，由此揭开了秘色瓷研究新的一页。最近，浙江上林湖越窑遗址考古又有新的发现，为秘色瓷研究增添了宝贵的材料。人们根据这些材料有可能结合文献和实物进行综合研究。在此，本人不揣浅陋，试就秘色瓷的一些相关问题，提出一些肤浅的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

    “秘色瓷”之“秘”当作何解?唐、五代的记载未见明确的诠释，宋人对其则有不同的看法：有人将之看作是“隐密而不可宣”之“秘”，如曾慥《高斋漫录》认为秘色瓷因“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以后从此说者甚众；亦有人视“秘”为一种青色，如陆游《老学庵笔记》：“耀州出青瓷器，谓之越器，似以其类余姚县秘色也”。

    “秘色瓷”之“秘”今人多从禾必声作“秘”，披阅历代记载，则古人多作“祕”，从示必声。翻检字书，知“祕”在东汉《说文解字》中已有收录，解为“神也”，或有“隐密”①、“珍奇”②等意；“秘”虽不见淤《说文》，但在《楚辞·九章·惜往日》中已见此字：“秘密事之载心兮”，在北宋著名文字训沽家丁度主持编修的《集韵》中，“秘”有两种解释：“祕香也，或作秘”：“秘，密也”。由此可见，至少在北宋时，“秘”、“祕”二字同有“密”解，但“秘”又与“祕”相通。有“香”之意，此“香”明人以为是指“香草”③，由此，“秘色”可解为“香草色”，“秘色瓷”即指某种青色釉的瓷器，字书中还表明。“秘”“祕”二字互为“俗字”(异体字)，因此，“秘色瓷”亦可作“祕色瓷”。

    我们再来看唐、五代的记载，虽然其中没有直接的解释，但是如果从陆龟蒙《秘色瓷器》诗中“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句来看，他所说的“秘色瓷”应该是越窑生产的一种具有“千蜂翠色”般釉色的器物；徐夤《贡余秘色茶盏》诗的首句“捩翠融青瑞色新”也是描写釉色的；五代前蜀王报后梁帝的信物中有“金棱碗”，并致语云：“金棱含宝碗之光，秘色抱青玉之响”(《唐氏肆考》)则将“秘色”形容为“青玉”，凡此种种。这些记载虽然充满了诗情画意，使人难以捉摸其准确的颜色，但都指明“秘色”是一种青色则是无疑的。在法门寺塔地宫中与文物同出的《衣物帐》中记载为“瓷秘色”，在此，“秘色”亦以理解为某种颜色最为妥贴。宋代以后，文人们将“秘色”看作“隐密”之意，虽与字意相符，却与前代人“秘色瓷”的字意相悼。因此，认为“秘色”指一种特有的青色应是适宜的。

    二

    根据记载，越窑贡瓷始於唐代，《新唐书·地理志》：“越州……土贡……瓷器……。”④1977年在上林湖出土的一件青瓷墓志罐上所刻“……光启三年(公元887年)岁在丁未二月五日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亦证明此时上林湖已有生产贡瓷的贡窑。陕西法门寺塔地宫出土的越窑秘色瓷，为皇帝所“恩赐”，当属贡瓷无疑。但是，《唐书》中并未言明贡资是否就是“秘色瓷”，而陆龟蒙《秘色瓷器》诗也未提及“贡瓷”。陆龟蒙对秘色瓷器赞扬有加，是与陆的嗜茶有密切关系的，据记载，陆曾在顾渚山下开辟茶园，每年采摘后必先“自判品第”⑤。众所周知，越窑青瓷在唐代被视作最好的茶具，这在陆羽《茶经》中记载频详。陆龟蒙“爱屋及乌”，因嗜茶进而喜爱越窑“秘色瓷”是非常自然的事，他在诗中就将“秘色瓷”比作盛甘露的器皿。在陆诗中并未提及贡瓷，而陆长期的布衣隐士无缘享用贡器。如当时陆龟蒙确已拥有或享用“秘色瓷”，那么，在晚唐时期秘色瓷应是可以为普通百姓获得的优质越窑青瓷。

    记载“贡瓷”和“秘色瓷”最多、最详的，当数有关吴越国的史籍。吴越在其立国的八十多年间，钱氏虽据有两浙之地，却不图霸业，始终称臣侍北，“终不失臣节，贡献相望于道”。据新旧《五代史》、《吴越备史》、《册府之龟》、《宋史》、《宋会要辑稿》、《续通鉴长编》、《十国春秋》及《吴越史事编年》等书的记载，吴越钱氏王朝为了保境安民、偏安一隅，不断向统治中原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及北宋朝廷进贡。据不完全统计，自吴越天宝二年(公元909年)钱谬首次以纪君武为进奉使向后粱进贡起，至北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钱俶二次朝觐宋帝纳土归宋止，在七十年中先后入贡逾七十次。贡品中金银珠宝、绵绮续罗、犀角象牙、龙船花肪、珍稀动物、杂宝香药、兵器甲盔、稻米茶叶、海味细酒等无所不包，且数量巨大，甚至女乐、火箭军等均在贡献之列。其中明确记载贡品中包括瓷器的有以下十二次：

    1、后唐同光二年(吴越宝大元年、公元924年)“九月，两浙钱锣遣使钱谬贡方物、银器、越绞、顺续、龙凤衣……，进万寿节金器、……金棱秘色瓷器、……等。”⑥

    2、后唐清泰二年(公元935年)九月“杭州钱元瓘进银、续、绢各五千匹、两，锦绣五百连，金花食器二于两、金棱秘色瓷器二百事⑦。

    3、后晋天福六年(公元941年)十月“辛卯，(钱元)又进象牙、诸色香药、军器、金装茶床、金银棱(瓷)器、细茶、法酒事、件万余的。”⑧

    4、后晋天福七年(公元942年)十一月，“两浙钱弘佐遣使进镀银五千两、绢五千匹、丝一万两，谢恩封吴越国王，又贡……。”又贡苏木二万斤、干姜三万斤、茶二万五千斤及秘色瓷器、鞋履、细酒、糟姜、细纸等”⑨。

    5、后周广顺二年(公元952年)“十一月甲寅、两浙钱弘俶遣判宫贡奉御衣、犀带、金银装兵仗、金银器、绫绢、茶、香、药物、秘色瓷器、鞍展、海味、酒等⑩。

    6、后周广顺三年(公元953年)十一月“乙亥，两浙钱弘俶贡谢恩续绢二万八千匹、银器六千两、绵五万两、茶三万五十(千)斤、御衣两袭、通犀带、戏龙金带、香药、瓷器、银装甲仗、法酒、海味等”(11)。

    7、北宋开宝二年(公元969年)“秋八月，宋遣使至，赐王生辰礼物……，是时，王贡秘色瓷器於宋”(12)。

    8、北宋开宝六年(公元973年)“二月十二日……两浙节度使钱惟濬进长春节……，又进宫池银装花肪二。……金棱秘色瓷器百五十事……。”(13)

    9、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六月四日钱俶进谢朝藏日蒙恩礼殊等……，明州节度使(钱)惟治进……瓷器方一千事，内千事银棱”(14)。

    10、北宋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三月三日，(钱)俶进金银食奁二、红丝络银四、银涂金釦越器二百事、银匣二。(15)

    11、北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三月，吴越国王钱俶来朝，“贡白金五万两、钱万万、绢十万匹、绫二万匹、绵十万屯、茶十万斤、建茶万斤、干姜万斤。越器五万事、锦缘席千、……金釦越器为五十事…。(16)

    从以上记载看，贡品中瓷器分别被称为“金棱秘色瓷器”、“金银棱瓷器”、“秘色瓷器”、“瓷器”、“银涂金釦越器”、“越器”和“金釦越器”等等。其中明确记载进贡的是“秘色瓷器”的有六次，只言瓷器而不称“秘色瓷器”的为五次，所贡数量十分巨大，仅据《吴越备史》卷四自宋太祖、太宗两朝《贡奉录》中摘录，就包括了“金银饰陶器一十四万余事”(其中包括一部分吴越国亡后钱氏的贡品)。在以上各项记载中，秘色瓷言明数量的仅二次。分别为“金棱秘色瓷器二百事”、“金棱秘色瓷器百五十事”；瓷器言明数量的三次，为“瓷器万一千事，内千事银棱”、“银涂金釦越器二百事”、“越器五万事、金釦越器百五十事”，可见，凡“秘色瓷”者，其数量较少；而“瓷器”、“越器”则数量较多。由此给人以启发；秘色瓷器应该是瓷器中的姣好者，虽然吴越之地瓷器产量不小，但是秘色瓷器的生产却并不多。

    从以上记载中我们还可看到，贡品中秘色瓷或瓷器的排位相当，一般均与当地土产干姜、细酒、茶叶、海味列在一起，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秘色瓷或瓷器在人们心目的地位，至少它们还不能与金银珠宝、锦绣续罗等相提并论。在吴越国七十余次纳贡中，仅见十二次贡品中有秘色瓷器或瓷器，说明当时瓷器并不是常年的“例贡品”，而只是作为“特贡品”不定期进贡的。

    至此，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以下认识：

    1、越窑贡瓷始于唐代，在晚唐、五代时，秘色瓷可作为贡瓷。但是，从陆龟蒙、徐夤等人的诗中可知，当时秘色瓷并不是全部作为贡瓷，其中一部分可以流入市场，供普通百姓使用。

    2、吴越贡瓷中，既包括秘色瓷，也包括普通越窑瓷器。

    3、五代吴越国并不经常以瓷器或秘色瓷作为贡品。

    4、在当时，秘色瓷和瓷器被看作是吴越的一种土特产，并不特别为人们所珍视。

    5、秘色瓷的数量较一般瓷器少，应是越窑青瓷中较为精致的一类。

    三

    据现有文献，“秘色瓷器”最早为陆龟蒙所提出。陆为晚唐诗人，其生卒年虽不明确，但他与皮日休(约834—883年)是好友，时有“皮陆”之称，可知其诗作年代应为九世纪中叶以后，因此，把秘色瓷器的时代上限定在九世纪中叶稍后是适宜的。陕西法门寺塔地宫痉封于咸通十五年(公元874年)，当时秘色瓷已经问世，由于其质量上乘而被地方官吏选作贡品是很自然的。它们又被宫廷作为随真身舍利的供养而赐给重真寺(法门寺之前身)而被埋于地宫之中则是十分可能的。

    五代时期是秘色瓷生产的重要时期，这从众多的文献记载中便可得知。

    那么，秘色瓷的时代下限为何时呢?明嘉靖本《余姚县志》引《六研斋笔记》：“南宋时，余姚有秘瓷，粗朴耐久，今人率以官窑目之”之说并不可信。入宋以降，由于中国经济、政治中心的北移以及当地瓷土原料和燃料日益短缺等诸多原因，越窑至迟在北宋晚期就已经衰败了。北宋末，徐竞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介绍当时高丽风俗时曾这样写道：“宴饮之礼，……器皿多涂金、或以银，而以青陶器为贵。……陶器色之青者，丽人谓之翡色，近年以来，制作工巧，色泽尤佳。……有狻猊香炉，亦翡色也……，诸器惟此物最精绝。其余则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大概相类”。在此，越州秘色瓷前冠以“古”字，可见当时秘色瓷已被看作是历史遗物了。因此，它的生产持续到南宋似无可能。《宋会要辑稿》中“神宗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十二月尚书户部上诸道府土产贡物……越州，绫一十匹、茜排纱一十匹、秘色瓷器五十事。”(17)是所见文献中有关秘色瓷器最晚的记载了。在不久后的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成书的官修地理志《元丰九域志》中记载：越州“土贡：越绫二十匹、茜绯纱一十匹、轻容纱五匹、纸一千张、瓷器五十事。”(18)在此，土贡中的“秘色瓷器”已由“瓷器”所取代，而数量不变。因此，无论从越窑的发展情况还是从文献记载来看，将十一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视为秘色瓷器年代的下限是符合历史的。

    四

    以上，我们讨论了秘色瓷的定义、性质及其年代。从以上讨论中，我们似乎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出发，对秘色瓷进行确认：

    首先，既然秘色瓷是越窑青瓷中质地较好的一类，特别表现在釉色方面。因此，我们可将越窑青瓷中制作精美、釉色纯正清亮的那类归入秘色瓷的范畴。

    其次，从文献记载看，秘色瓷比较多地被用作贡瓷。那么，在晚唐王室墓葬及与王室相关的遗址中应有秘色瓷的出土；在五代吴越国王室墓葬及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的王室墓葬中也应有秘色瓷出土；在北宋早期的王室墓葬中更应有秘色瓷的踪迹。同时，五代时吴越国与北方契丹国的关系甚为友善，双方互有使者来往，并互赠“宝器”(19)，因此在契丹贵族和早期辽王室贵族墓葬中出土秘色瓷也是有可能的。当然，由于秘色瓷并不都是贡瓷，因此在一些与王室无关的墓葬和遗址中也有可能出土。

    再次，秘色瓷的年代为公元九世纪中叶至十一世纪七十年代，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出土秘色瓷的墓葬和遗址的时代应与上述年代相符。当然也不排除在稍晚的墓葬或遗址中出土的可能性。

    根据上述条件，以下几处墓葬。遗址中出土的越窑青瓷中可能就包含有秘色瓷：

    1、1956年西安西郊枣园唐咸通十二年(公元871年)张叔尊墓出土的青釉八角长颈瓶(20)。

    2、1973年，在宁波市和义路码头遗址的九世纪中叶文化层中出土了一批越窑青瓷，“不论器型、釉色、装烧方法都可以在慈溪上林湖遗址中找到物证”。发掘者认为这是一批“唐皇室遗留的集群性文物”，其中不乏“姣姣者。(21)确实，这批越窑青瓷不仅制作精致，而且有的器物釉色清纯晶莹，如青釉托盏。

    3、1978年11月，在浙江省临安县明堂山发现吴越国王钱谬之父钱宽(卒于895年，葬于900年)墓，该墓虽已被盗，但仅存的三件青瓷中，有一件盆，器形大(口径30厘米)而规整，“釉色青中微微闪灰，润泽洁净”、“堪为越窑佳品”(22)。

    4、1980年7月，同在临安明堂山钱宽墓东侧，发现了钱宽之妻水邱氏墓(葬于天复元年，公元901年)。在随葬的一百多件器物中，有二十五件青瓷，不仅“制作精细，式佯优美”，而且其中一些器物釉色青绿润泽，如褐彩香炉盖、花口碗、粉盒等(23)。

    5、分别于1965年在杭州玉皇山麓发现的第二代吴越王钱元瓘墓(葬于天福七年，公元941年)、1958年在杭州施家山南麓发现的钱元瓘次妃钱弘瓘之母吴汉月墓(葬于广顺二年，公元952年)、1962年在临安功臣山下发现的钱元玩墓和在临安太庙山下发现的钱氏家族墓中均出土了一些越窑青瓷，“釉色似青和青绿为主”、“釉层均匀滋润”(24)。

    6、在浙江临安板桥发现的五代墓中也出土了十一件越窑青瓷。不但“制作精美，造型丰满而庄重”，而且“釉薄而润泽如玉”，部分器物釉色呈青绿色或青色(25)。

    7、1979年3月，在江苏苏州九龙坞七子山发现了一座五代吴越贵族墓，墓中出土的青釉釦金边碗、套盒、盖罐和洗，“釉色明亮纯洁”、“晶莹滋润如碧玉”(26)

    8、1956年，在对苏州虎丘云岩寺塔抢修时，发现了许多五代时期的文物。在塔的第三层发现了一件越窑青瓷莲花连座碗，“釉色明润、光泽如玉，当是越窑稀有的精品”(27)。

    9、1975年3月在镇江市何家门一座五代砖室墓中出土了四件越窑青瓷。划花花齐纹注子、划花鹦鹉纹大碗、刻花莲瓣纹唾盂和划花莲花纹托托盏。釉色青或青绿，且纹饰十分精美(28)。

    10、1981年6月，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在北京八宝山发掘了辽统和十三年(公元995年)韩伕夫妇合葬墓，墓中出土的九件青瓷均属越窑产品，其中青釉划花宴乐团水注、划花鹦鹉纹注碗、刻花盏托及碟、碗等，不仅“胎薄细密、刻划工整”，而且“釉色青绿，光泽莹润”，“堪称青瓷艺术之上品”(29)。

    11、1984年10月至1985年8月，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对巩县西村乡附近的宋太宗赵光义永熙陵陪葬的后陵之一的元德李后陵(葬于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进行了发掘，墓中出土了三件越窑青瓷：刻花龙纹盘、划花云鹤海涛纹圆形盒和划花卷云纹碗，瓷胎“质地细密而坚实”，刻划纹“纤细匀称”，青釉“薄而光洁”、“堪为越瓷中的上乘之作”(30)。

    12、1985年7月，在内蒙古哲里木盟奈曼旗青龙山镇东北斯布格图村北庙山的南坡上发现了一座契丹贵族墓，根据墓志，墓主为景宗皇帝的孙女陈国公主(卒于开泰七年，公元1018年)和附马萧绍矩的合葬墓。墓中出土的三件花口双蝶纹青瓷盘和一件花口菊纹青瓷盘均为越窑青瓷，且制作十分精细(31)。

    从上述所引考古资料中。我们不难找出一些制作精美、釉色纯正的器物，这些器物，有可能就是文献中记载的“秘色瓷”。

    五

    众所周知，青瓷在中国虽然自东汉起就已有规模生产，且质量亦属上乘，但长期以来，青瓷的釉色却不十分稳定。对浙江上林湖窑址的调查和发掘亦表明，尽管自唐代起当地就已使用匣钵装烧，但晚唐时期产品的釉色大多数仍为青中偏黄的色调，呈比较纯正青色的少见。我们知道，决定青瓷釉色的因素甚多，其中最主要的有铁含量的多少、硅／铝比、钙／钾比、烧成温度和烧成气氛、釉层的厚度以及釉的熔融状态等。我们推测：自晚唐时期起，越窑生产釉色较为纯净的秘色瓷的基础应是在生产工艺方面有可能进行了某种改革。从上林湖发掘现场传来的消息证实了这种推测。

    近几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上林湖窑址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和发掘，发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在晚唐时期的窑址中发现了一些瓷质匣钵，有漏斗形的，也有桶形的。装烧时，在匣钵相迭处或者匣钵与盖相合处均用釉浆密封，烧成后，匣钵之间相粘接，必须打破匣钵才能取出产品。同时发现，凡用瓷质匣钵装烧的器物，比用一般钵装烧的器物要来得精美，不仅胎体细薄，特别表现在表釉比其它器物明显纯正、清亮，基本上摆脱了传统越窑青瓷那种釉色青中泛黄的色调。最近，复旦大学加速器实验室对上林湖窑址晚唐地层出土的瓷质匣钵上粘连的瓷片、传统青黄釉标本和瓷质匣粹的胎、釉成分进行了质子激发X莹光分析法(PIXE)测量，结果表明，釉色纯正清亮与釉色青黄两标本的胎，釉化学组成基本一致，可以说它们的配方是相同的。那么造成其呈现不同釉色的只能是烧成工艺的区别了(32)。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张福康教授对上林湖釉色不同的标本所进行的科学分析表明，釉色较纯正清亮者釉中Fe2+／Fe3+比高，两者的比例达到1:1左右；而釉色青中偏黄者釉中Fe2+Fe3+比值则要低得多，其二价铁的含量只占釉中铁含量的5％左右(33)。我们知道，决定釉中二价铁与三价铁比值高低的最直接因素是烧成过程还原焰的强弱。还原气氛强，釉中相当部分的氧化铁被还原，釉色就表现为较纯净的青色，其比值就高；反之，还原气氛弱，釉中相当部分的铁仍保持氧化状态，釉色就呈现青中偏黄的色调，其比值就低。

    如前所述，上林湖窑址用瓷质匣钵装烧者釉色较为纯正、清亮，这是因为瓷质匣钵不仅胎体较普通钵致密，而且还用釉浆密封，这就保证了器物在密闭的条件下烧成，如果与用普通匣钵装烧者在相同的烧成条件下烧制，那么它就能够在开窑冷却时比较好地避免二次氧化对釉色的不良影响。瓷质匣钵虽然一次性的，生产成本较高，但它却能够使产品的釉色变得清纯、滋润。我们认为：晚唐时期越窑正是采用了这种新的装烧工艺，才使秘色瓷的烧制成功成为可能。从窑址调查，发掘情况看，当时只有少数产品采用这种工艺生产，因此其产量也是十分有限的。不同类型的瓷质钵用于装烧不同造型的器物，因此晚唐秘色瓷既有法门寺塔地宫出土的碗、盘、碟，也不应排除还有其它造型的器物。

    注  释

    ①宋陈彭年《广韵》。

    ②《文选·张衡·西京赋》。

    ③明 杨慎转《注古音略》。

    ④《新唐书》卷四十一“地理五”。

    ⑤见《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六，“陆龟蒙传”。

    ⑥《册府元龟》卷一百六十九。

    ⑦同⑧。

    ⑧同⑥

    ⑨同⑥

    ⑩同⑥

    (11)同⑥

    (12)《十国春秋》卷八十二“吴越六、忠懿王世家下”。

    (13)《宋会要辑稿·蕃夷七》。

    (14)同(13)

    (15)同(13)

    (16)同(13)

    (17)《宋会要辑稿·食货六》。

    (18)《元丰九域志》卷五“两浙路·大都督府·越州”条。

    (19)仅据《辽史》记藏，从耶律阿保机建国称大契丹起，至吴越国亡，两国互派使节达十多次。每次互赠之物，虽不见详载，但宝器、珍玩及互相罕见之物必不可少。瓷器是吴越的特产，亦应属其中之物。

    (20)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介绍几件陕西省出土的唐代青瓷器》，《文物》1960年4期。

    (21)林士民《越(明)广州贡窑之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上海古陶瓷科学技术研究会刊印。

    (22)浙江省博物馆、杭州市文管会《浙江临安晚唐钱宽墓出土天文图及“官”字款白瓷》，《文物》1979年12期。

    (23)明堂山考古队《临安县唐水邱氏墓发掘报告》，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所刊》第一期。

    (24)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杭州、临安五代墓中的天文图和秘色瓷》。《考古》1975年3期。

    (25)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临安板桥的五代墓》，《文物》1975年8期。

    (26)苏州市文管会、吴县文管会《苏州七子山五代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2期。

    (27)苏州市文物保管委员会《苏州虎丘灵岩寺塔发现文物内容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11期。

    (28)刘和惠等《镇江、句容出土的几件五代、北宋瓷器》，《文物》1977年10期。

    (29)北京市文物工作队《辽韩伕墓发掘简报》，《考古学报》1984年2期。

    (30)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8年3期。

    (31)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辽陈国公主附马合葬墓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11期。

    (32)朱伯谦、陈克伦、承焕生《上林湖窑晚唐时期秘色瓷生产工艺的初步探讨》，见本次讨论会论文。

    (33)详见汪庆正《越窑秘色瓷和艾色瓷》(本次讨论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