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窑是中国古代南方最有影响的一个窑系，根据目下多数研究者的意见，越窑瓷器的生产是始于东汉中期，盛于六朝、唐五代和北宋前期，而衰于北宋中后期，其中心产区在浙江东部的宁绍平原一带。

    但是，对于越窑的含义和发展过程，在认识上还不完全一致。笔者认为越窑有三个发展阶段和两次中衰时期，三个发展阶段依次为西周春秋战国时期，东汉六朝时期，以及中晚唐五代至北宋初年；两次中衰时期分别是秦至两汉之际，以及隋至初唐时期，这是与越国故地所在的江东地区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密不可分的。

    我们主张将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越国地区盛产的原始青瓷作为越窑瓷器的创烧阶段。这种原始青瓷的器形既有尊、罐、豆、碗、盂、杯、瓮等日用器皿，也有仿铜器的鼎、盂、钟、勾和錞于等，由于其工艺水平超过当时南北各地的陶制品，所以不仅普遍出现在吴国和越国的贵族墓中，也有一定数量出现在中原的贵族墓中。越窑原始瓷的釉层一般较薄，呈青绿色或黄绿色，胎土的原料主要是瓷石，胎体基本烧结，除了原料的处理不够精细，釉的含铁量稍高，施釉较薄，以及烧成温度一般在1000℃—1200℃之间以外，其胎的化学组成、吸水率和气孔率等已与六朝时期长江中下游的工艺水平略差的瓷窑产品相当。越窑原始瓷中的精品，如仿青铜器的礼品的质量更可以与六朝青瓷相媲美。因此，这一阶段理应纳入越窑瓷器烧造的时间范围之内。

    正当越窑原始瓷在顺利发展之际，南方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化，随着楚国的灭越(公元前306年)和秦国夺取楚国江南地设置会稽郡(郡治在今苏州，辖今浙江、苏南和皖南，时在公元前222年)以后，越窑原始瓷失去了主要的供应对象，产量急剧下降。至西汉时期，转而模仿中原风格的鼎、壶、敦、盒、钫等铜质和陶质明器的器形，日用器则以罐、瓿为主，但胎质较粗，施釉较厚，多作青褐色或黄褐色，在质量上反而不如春秋战国时期原始瓷，这是越窑的第一瓷中衰时期。

    至东汉时期，江东地区的社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西汉的会稽郡被一分为二，今苏南浙北属于吴郡，郡治在今苏州；今浙东、浙南和福建属于会稽郡，郡治在今绍兴，从而为越窑的复兴准备了条件。东汉时期越窑原始瓷的器形以盘口壶、双耳罐、罂、盆、盘、碗等为多，质量较西汉时期提高，除青褐釉、黄褐釉外，还出现了酱色釉。到东汉中期，便在此基础上发展为成熟的瓷器，烧成温度提高到1260℃～1310℃，气孔率降低到0.62～0.66％，吸水率降低到0.28—0.32％，胎作灰白色，胎质致密，釉青色透明，釉层厚薄均匀，胎釉结合良好①。除青釉瓷器外，还出现了黑釉瓷器。

    六朝时期(公元229～589年)因首都在今南京，距离越窑产区最近，又因当时铜料和漆料的缺乏，越窑瓷器便逐渐取代了铜器和漆器的地位，成为六朝皇室和贵族最常用的器物，并在品种上和造型装饰上较东汉时期更为丰富多样。除了东汉时期习见的盘口壶、双耳罐、盆、盘、碗等以外，出现了扁壶、唾壶、鸡首壶、鸡首罐、多耳罐、尊、耳杯、盏托、盒、槅(多于盒)、砚、水盂、灯、香蕉、虎子、羊形或狮形烛台等新的器形，在孙吴和西晋时期，还流行用瓷器制作家禽畜圈和仓厨明器等等。在釉色上以青釉为主，黑釉瓷也大量烧造，并且流行在青釉器上施褐斑点彩的釉上装饰，以及使用的拍印、刻划、堆贴、雕镂等多种手法装饰胎体后再施釉。越窑的分布地区也扩大到浙东的台州、浙北的湖州、以及苏南的宜兴等地。所以，东汉至六朝时期乃是越窑瓷器的第二个发展阶段。

    公元589年隋兵灭陈，越窑瓷器再度失去了主要的供应对象，致使产区大为缩小、产量亦急剧减少。陶瓷考古工作者至今还很难明确指出年代可靠的隋及初唐时期的越窑窑址及其代表性产品，只是在少数墓葬中有一些零星的发现，因此，隋及初唐时期可以认为是越窑的第二次中衰时期。

    这种情况直到公元八世纪的中唐时期才有改观，应该是与当时江南经济在全国经济中比重的大大提高，以及安史之乱后长安朝廷中的物资多数仰仗于江淮一带的历史背景分不开的。此时的越窑，一般称为“越州窑”，因隋代起在三国两晋的会稽郡和南朝东扬州的基础上设越州，据唐代的《元和郡县图志》载，越州管县七：会稽、山阴、诸暨、余姚、肖山、上虞、剡”，其中会稽又是管辖越，婺、衢、处、温、台、明七州的都督府和浙东观察使的驻地。又据《新唐书·地理志》载，“越州会稽中都督府”向首都长安纳贡的物品中有瓷器。加以近年来在慈溪上林湖出土的唐光启三年(887年)凌倜墓志罐又记有“贡窑”是在“明州慈溪上林乡”(现藏浙江省博物馆)。所以，也可以理解为唐代的越州窑仍然是一个较为广泛的概念。

    从现存的文献资料看来，越窑瓷器大约在中唐时期就与北方的邢窑瓷器一道流行全国，所以，约成书于唐肃宗上元年间(760～761年)的陆羽《茶经》就从饮茶的角度来评价邢、越的高低。直到晚唐时，在两位文坛密友陆龟蒙和皮日休的诗文中，前者盛赞“秘色越器”的“千峰翠色”，后者则认为邢、越二窑难分高低。但重要的是“秘色”一词的提出是以陆龟蒙为最早，陆氏的生年虽然不详，只知其卒年约为881年，而皮日休的生年一般认为是在833—834年之间，大约卒于883年，故陆氏的生年大约也在九世纪的上半期。这就意味着秘色瓷的出现应该不迟于九世纪的中叶，这样才有可能于唐懿宗时(860—874年)或稍早若干年进入宫廷，并作为恩赐的供奉物品埋入咸通十五年(874年)封闭的扶风法门寺塔的地宫之内。

    从法门寺塔地宫内出土的秘色瓷实物来看，确实有一些是纯正的青翠釉色，但又不完全相同，还有青釉中微泛黄色者，以及两件青黄釉的髹漆金银平脱银棱碗。说明秘色瓷虽属越窑中的精品，又是单件放置在釉封的匣钵内烧成，但是究因龙窑在不同窑位的火候和气氛都有差别，即使是胎料和釉料相同的坯体，也很难烧成釉色完全一致的成品。所以，只能认为秘色瓷是在当时的工艺条件下从越窑产品中精选出来的以翠青釉为主的上品而并非毫无瑕疵。此外。为了迎合首都长安流行金银器的风气，秘色瓷在造型上和装饰上也都出现了仿金银器的式佯。

    到了五代十国至北宋初年，吴越国王钱氏为了保持其割据政权的稳定，以与其劲敌南唐相抗衡的需要，便长期向北方的五代小朝廷和宋室称臣纳贡，贡品除金银珍宝、绫绢锦绮、茶酒香药等外，秘色瓷器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据《十国春秋》、《吴越备史》、《宋会要辑稿》等文献记载，吴越国于此期向北方纳贡的秘色瓷器中，具有金釦、金棱和银棱者已、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换句话说，在吴越国控制越州窑场的时期，不仅大量发展了秘色瓷的出产，而且特别着重于用金银来装饰秘色瓷。但是，从杭州、临安等地钱氏王族墓地出土的被认为是秘色瓷的实物来看②，吴越国时期生产的秘色瓷在釉色上显然不及唐代法门寺塔地宫内出土那批秘色瓷釉色的纯正，前者的青釉一般偏黄，而且在同一大型器物的上下釉色不一。不过，釉面的彩绘褐彩装饰都是此期秘色瓷在装饰上的特点之一，雕龙贴金的秘色瓷大罂也是此期的杰作。

    吴越钱氏将国土入宋以后，北宋朝廷虽曾派遣官员前往监理越州窑务③，越州也继续入贡秘色瓷器，但数量上已有减少，也不再有金银装饰的秘色瓷，文献中所见的越州最后一次入贡秘色瓷器是在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而且数量只有“五十事”④，说明秘色瓷的生产在这时已进入了尾声，同时也予示着越窑衰落期的到来。因为在北宋的中后期，北方的定、汝、钧诸名窑的产品已先后进入宫廷，逐渐取代了秘色瓷和越器的地位；在南方又有龙泉窑和景德镇窑的崛起，占领了越窑的原有市场。所以，越窑到北宋后期时就彻底衰落了。

    注  释

    ①李家治：《我国瓷器出现时期的研究》，《中国古陶瓷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

    ②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杭州、临安五代基中的天文图和秘色瓷》，《考古》1975年3期；浙江省文物委员会，《浙江临安板桥的五代墓》，《文物》1975年8期；浙江博物馆：《三年来的浙江文物考古工作》，《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明堂山考古队：《临安县唐水邱氏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文物出版社，1981年。

    ③周密：《志雅堂杂抄》。

    ④《宋会要辑稿·食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