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色瓷是越窑青瓷器的精品，它是越窑自东汉创烧以后，在长达一千余年连续不断的发展历程中达到的最高成就。因此，越窑秘色瓷不仅得到唐宋统治者的青睬，成为时尚的特供产品，而且被当时的文人墨客所广为传颂。本文以唐宋纪年墓葬和塔基出土的秘色瓷资料为主；结合有关史料记载，试对越窑秘色瓷的烧造历史与分期问题作一探讨。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纪年秘色瓷的考古发现

    所谓秘色瓷，应是指越窑烧制的一种薄胎致密、施釉均匀、釉色纯正、造型端庄的精致产品。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秘色瓷发现于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和陕西西安唐张叔尊墓，以及浙江临安钱宽夫妇墓。

    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发现于1987年，出土秘色瓷14件，有长颈八棱瓶、漆平脱银釦碗、五曲花式口碗和盘等器形，保存完整，十分罕见。法门寺地宫封闭于唐懿宗咸通十五年(874年)这批器物在同出的《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金银器衣物帐》中，被明确记载为，“秘色瓷”①。

    五十年代，陕西西安唐咸通十二年(817年)张叔尊墓出土长颈八棱瓶1件。造型特征与法门寺地宫所出八棱瓶相同，也应属秘色瓷。

    浙江临安吴越王钱谬之父钱宽墓，1978年发掘。该墓葬于唐光化三年(900年)，出土秘色瓷盆、四系壶和盏各1件②。1980年，又在钱宽墓东侧6米处发现了钱宽夫人水邱氏墓，水邱氏卒于唐天复三年(901年)，随葬秘色瓷25件，器类有香炉、盖罂、油灯、双系罐、四系坛、盒、碗和器盖等多种，是历年来出土数量最多的一次。其中香炉、盖罂、油灯的器表绘有褐彩云纹，香炉的盖和座上均有镂孔装饰。

    五代时期有秘色瓷，主要发现于浙江临安、杭州的吴越王及贵族墓中；另外，在江苏苏州的五代墓中也有出土。

    1958年清理的钱元瓘夫人吴汉月墓和1965年清理的吴越国文穆钱元瓘墓，同位于杭州市郊，两墓相距约400米。钱元瓘墓葬于后晋天福七年(942年)，吴汉月墓葬于后周广顺元年(951年)，两墓出土浮雕龙纹瓷婴、划花壶、瓜形壶、叠式方盒和器盖等10余件，瓷婴的龙纹上并有贴金。另外，临安县城附近的钱元玩墓及钱氏家族墓，出土四系缸和碟各2件，还有盆形洗6件④。

    1970年，临安板桥吴氏墓出土秘色瓷11件，有双纽罐、四系罂、钵、洗、碗和器盖等器形⑤。1979年，在苏州七子山五代墓发现金釦边碗、叠式方盒、罐和洗各1件⑥。上述两墓虽无确切纪年，但与上述吴越钱氏家族墓对比，可知临安板桥吴氏墓明显偏早，而苏州七子山五代墓年代略晚。

    宋代秘色瓷，主要见于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和辽早中期达官显贵墓，在一些塔基中也有少量发现。

    元德李后系宋太宗赵光义贤妃、宋真宗赵恒生母，薨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于咸平三年(1000年)迁祔于宋太宗永熙陵。该陵出土刻花纹盘、云鹤纹套盒和划花碗等秘色瓷3件⑦。

    辽墓中的越窑秘色瓷发现较多，比较重要的有内蒙古赤峰辽应历九年(959)驸马墓⑧、北京八宝山辽统和十四年(987年)韩佚墓⑨、内蒙古哲朋辽开泰七年(1018年)陈国公主墓⑩、辽宁朝阳辽开泰九年(1020年)耿延毅夫妇及其子、辽太平六年(1026年)耿知新墓(11)。上述墓葬主人除皇亲国戚外，韩佚为辽兴军节度副使、银青崇禄大夫；耿延毅曾任左领军卫大将军、户部使，皆为统治阶级上层人物。这些墓葬出土的越窑秘色瓷少者数件，多者达17件，其数量之大与吴越钱氏家族墓的随葬品不相上下；而又制作之精，堪与元德李后陵出土者相媲美。

    宋辽时期的纪年塔基发掘较多，但掩埋有越窑秘色瓷的仅有江苏苏州宋建隆二年(961年)虎丘塔(12)和河北定县太平兴国二年(977年)静志寺塔(13)两座，前者出土碗和盏托等4件，后者仅见1件碗。

    综上所述，越窑秘色瓷主要分布以下几个地区：

    1、以浙扛为中心的江浙地区；

    2、以陕西、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区；

    3、以内蒙东部和辽宁西部为中心的北方地区；

    以上三个地区中，浙江吴越国的统治区域和越窑的产地，多见晚唐和五代秘色瓷。中原地区是唐、宋统治者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唐代建都长安(今西安)，北宋建都于东京开封。因此陕西只见唐代秘色瓷，河南仅出土宋代秘色瓷，这也是吴越钱氏为了偏安一隅、向中原王朝大量贡奉的反映。北方地区属于辽国的统治范围，距离越窑的烧造地点最远，但秘色瓷较普遍见于贵族和重臣墓，反映出当时特殊的宋辽关系。辽墓中的越窑秘色瓷。其年代多在吴越灭国(978年)之后，很可能是由宋王朝转入辽地的。值得注意的是有，中原地区唐宋墓葬中极少随葬越窑秘色瓷，从而表明秘色瓷非国内市场上的流通商品：主要限于贡奉皇廷和呆越贵族，满足统治阶级上层人物使用。同时，从五代闽王王审知遣使徐寅贡秘色瓷于中原王朝和在宁波和义路发现大批外销秘色瓷来看，吴越钱氏统治时期，秘色瓷还被钱氏用于对外友好往来和进行海外贸易活动。

    二、越窑秘色瓷的烧造历史

    “秘色”一名，最早见于唐人陆龟蒙(-881年)的秘色越器诗(14)，唐咸通十五年(874年)封闭的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青瓷，在物账中也被明确记为“秘色瓷”。五代时期，徐寅奉闽王王审知之命，出使后唐朝贡，作有《贡余秘色茶盏》诗存世(15)。吴越钱氏进奉五代后唐、后晋和北宋的贡物中，也多有“秘色瓷器”、“金釦越器”和“金棱秘色瓷器”等语(16)。宋人有关的文献中，提及秘色瓷的更多。宋人越令畴《侯鲭录》卷六云：“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日，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秘色。比见陆龟蒙集越器诗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霄盛沆瀣，共稽中散斗遗杯。’乃知唐时已有秘色，非自钱氏始。”过去，一些研究者引文仅至“故云秘色”处，只言五代钱氏秘色瓷。吴越钱氏立国于897年，而在此之前已有秘色瓷之名，显然秘色瓷非始于吴越钱氏。同时，北宋皇陵和辽代墓葬大量秘色瓷的出土，说明秘色瓷也非绝烧于五代，而是延续至北宋时期。

    关于秘色瓷始烧于何时?我们认为，秘色瓷能够得到当时诗人的赞誉，应是在它出现一段时间以后。同时，在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出土的14件秘色瓷器中，除2件漆平脱瓷碗色青黄外，其余的均呈青绿或湖绿色，釉色纯正润泽，造型精雅庄重，显示出烧制技术的成熟。因此，在其之前还应该有一个发展过程。但据现有实物资料看，九世纪以前越窑瓷器出土量少，说明生产规模还是极其有限的。从九世纪初开始，越窑纪年瓷器大量出现，制作技术较其前大有进步，原料加工精细，使用匣体装烧，瓷器质量显著提高(17)，具备了烧制秘色瓷的基本条件。另外，中唐以后越窑瓷器已经作为贡品贡奉唐王朝(18)，尤其是慈溪县上林湖出土的唐光启三年(887年)铭罐形墓志中有“贡窑”二字(19)，更加印证了史料有关的记载。越州贡奉朝廷的瓷器，显然是越窑青瓷的精品，即秘色瓷无疑。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越窑秘色瓷约在九世纪上半叶已经出现。

    五代至北宋初年，吴越钱氏为了维护其割据政权，将越窑秘色瓷作为重要的纳贡特产，频繁贡奉，动辄万事。《吴越备史》卷四记述了吴越王向宋王朝贡奉的情况：“王自国初贡奉之数，无复文案，今不得而书，惟太祖、太宗两朝入贡记之颇备，谓之贡奉录。今取其大者，……。金银饰陶器一十四万余事。”其贡奉数量之大，无疑促进了越窑的发展。同时，吴越宫廷也大量使用秘色瓷，并作为王室墓葬的随葬品，秘色瓷的生产由此达到了高峰时期。临安板桥吴氏墓出土的秘色瓷瓶肩部刻有一“官”字款(20)，以显示在烧制时与其它瓷器相区别，说明烧制这类瓷器的窑口与晚唐时期一样，也应属“贡窑”性质。上林湖窑址还发现1件底刻“官样”的小酒盅，具有五代末北宋初的器形特征，显然是吴越政权“制样须索”的有力例证。

    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吴越王钱俶降宋，国除，改置越州，此后，秘色瓷的生产改由北宋朝廷置官监烧。宋人周密《志雅堂杂钞》“诸玩”条有“太平兴国七年岁次壬午六月望日，殿前承旨监越州瓷窑务赵仁济”之语，可以为证。但从纪年墓中基本不见晚于辽太平六年(1026年)的越窑秘色瓷来看，宋真宗以后越窑开始衰落，秘色瓷的生产也由昔日的鼎峰走向下坡路。

    《宋会要·食货》记载：熙宁元年十二月，尚书户部上诸道土产贡物，其中有“越州秘色瓷器五十事，”由五代至宋初的“动辄万事”，到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的“五十事”，表明秘色瓷的生产此时已接近尾声。明人李日华《六研斋笔记》所云：“南宋时，余姚有秘色窑，粗朴而耐久，今人率以官窑目之。”显然，南宋时的所谓“秘色瓷”已经失去了秘色瓷——越窑青瓷精品的特定含义，带有泛指一切青瓷器的意味了。至于庄季裕《鸡肋编》卷上云“龙泉……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和李斗《扬州画肪录》记有：“吴麟，字栗园，歙人，……有景德镇土窑，产秘色器”，则是南宋和清人刻意仿烧秘色瓷器，已不能与越窑秘色瓷同日而语了。综上所述，越窑秘色瓷约产于九世纪上半叶，五代至北宋初年是它的鼎盛时期，品种丰富、工艺精湛，产品基本上被中原朝廷和吴越钱氏所垄断，宋真宗以后开始衰落，至北宋晚期绝烧，前后约经历三百余年之久。

    三、越窑秘色瓷的分期问题

    由于越窑秘色瓷的中心产区——慈溪上林湖和上虞窑窑寺前诸窑址未经大面积考古发掘，还不能从地层编年上解决秘色瓷的分期问题。同时，唐宋纪年墓葬和塔基出土的秘色瓷来看，目前还缺乏九世纪上半叶和北宋后期资料。因此，这里大致将越窑秘色瓷划分为早、中、晚三期，试作分述如下：

    早期：约相当于晚唐，以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和钱宽夫妇墓出土的秘色瓷为代表。一般呈浅灰胎，个别绘有褐彩的器物胎外还施有白色化妆土。胎壁较薄，通体施釉，釉层偏厚，透明度低，釉面润泽晶莹。釉色多作青灰或青中闪黄，少部分呈青绿色。该期器形有炉、罂、罐、灯、碗、盒、盘、盏、洗等，制作规整，造型丰富。碗、盘皆作五曲花式口，壶、罐、碗类的圈足宽而浅，瓷罂的器形略瘦长，皆作五曲花式口，壶、罐、碗类的圈足宽而浅，瓷罂的器形略瘦长，瓶的腹部作成八棱状。绝大多数器物素面，仅少数在釉下绘有褐彩云纹，个别还饰以镂孔或漆平脱银釦。这种漆平脱瓷器装饰，显然仿之唐代金银平脱和漆器平脱工艺，不见于其它窑口，是吴越窑秘色瓷的一大创造。

    中期：约相当于五代，以杭州市郊钱元瓘夫妇墓、临安功臣山钱元玩墓苏州七子山五代墓为代表。该期秘色瓷制作十分工整，胎质细腻坚密，釉层均匀滋润，呈半透明状。釉色以青釉为主，黄釉少见，胎釉结合坚密。器类除瓷罂、罐、洗、碗、碟外，还有执壶、叠式方盒、四系大缸等新器形。其中钱元玩等墓出土的四系缸口径62.5～64.7、底径35～38、高37厘米，是越窑秘色瓷目前所知最大的器形，充分显示出当时在成型和烧成方面的高度成就。瓷罂肩部的四系加高成錾，腹表刻划纹饰，执壶的嘴、柄加长、器形显得秀气。器表仍以素面为主，刻划花装饰所占比例甚少，新出现了浮雕的龙纹，其构图空间开阔，疏朗简洁，钱元瓘墓出土的瓷罂龙身上贴金和苏州五子山五代墓出土的金釦边碗，为“金釦瓷器”、“金银饰陶器”等有关秘色瓷器的文献记载找到了确证。也使我们看到了此类秘色瓷的真面目。

    晚期：约为北宋前期，以宋太宗元德李后陵、辽陈国公主墓、韩佚墓和朝阳耿氏墓出土的秘色瓷为代表。该期秘色瓷胎薄质坚，施釉薄而均匀，釉层透明度高。釉色纯正，皆作青绿或青灰色，不见青黄色。器类以碗、盘、碟为主，还有执壶、盏托和套盒等。其中执壶为长直流、高曲柄、器腹作瓜棱状，花口碗、盘除五曲外，还有六曲、十曲或十二曲花瓣形，腹部加深，圈足增高。除小件的碗、碟作素面仅见于器表，还见于器内底部。内容有人物、蟠龙、飞鹤、鹦鹉、双碟、蜜蜂、缠菊和枝叶纹等，种类繁多，构图复杂。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赖以作为分期依据的纪年墓葬，有不少经过盗掘或严重盗掘，因此出土的秘色瓷仅是动余后的遗留，并不能反映越窑秘色瓷的全貌，这里大致划分出的三个不同期别，仅仅在于理出秘色瓷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使我们对于那些零散出土的秘色瓷有个大概的时代把握。过去，一般将那种构图复杂、刻划纤细的越瓷精品归于五代，显然是囿于秘色瓷吴越烧造的文献记载，而忽略了北宋前期生产的秘色瓷。我们相信，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发展和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越窑秘色的真正面貌会被进一步揭示出来，不同看法和意见将会得到统一。

    注  释

    ①陕西省法门寺考古队：《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10期。

    ②浙江省博物馆、杭州市文管会：《浙江临安晚唐钱宽墓出土天文图及“官”字款白瓷》，《文物》1979年12期。

    ③明堂山考古队：《临安县唐水邱氏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1961年)，文物出版社，1981年11月。

    ④浙江省文管会：《杭州、临安五代墓中的天文图和秘色瓷》，《考古》1975年3期。

    ⑤浙江省文管会：《浙江临安板桥的五代墓》，《文物》1975年8期。

    ⑥苏州市文管会、呈县文管会：《苏州七子山五代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2期。

    ⑦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巩县文物保管所：《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68年3期。

    ⑧前热河省博物馆筹备处：《赤峰县大营子辽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3期。

    ⑨北京市文物工作：《辽韩佚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3期。

    ⑩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11期。

    (11)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朝阳姑营子辽耿氏墓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3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11月。

    (12)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苏州虎丘云岩土塔发现文物内容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1期。

    (13)定具博物馆：《河北定具发现两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年8期。

    (14)《全唐诗》卷六百二十九，“陆龟蒙”条。

    (15)《全唐诗》卷七百十，余寅三。

    (16)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七十七至卷八十三；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蕃夷七，“历代朝贡”条。

    (17)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第193～195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9月。

    (18)《新唐书》卷四十一，《地理》五。

    (19)中国陶瓷委员会编：《中国陶瓷·越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