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在中国古陶瓷研究中，有三大谜案长期得不到解决，即探求柴窑、邢窑、秘色瓷的真谛。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陶瓷考古事业的迅速发展，这些迷案终于有了破解。八十年代初在河北临城县找到唐宋邢窑遗址。一九八七年四月，法门寺塔地宫的发掘，出土十四件秘色瓷又揭开了一项千古之迷。我们相信，随着中国陶瓷考古的不断深入，柴窑之谜最终解决也为期不远了。

    法门寺塔地宫秘色瓷出土以来，已经有许多陶瓷研究的专家、学者写论文对其进行探讨，我们这次秘色瓷讨论会，是这项研究工作的巨大推动力，使其更深入进行下去。

    关于秘色瓷器，早就见于经传，但真正的科学考古发掘未在我国应用以前，社会上虽有不少传世品，但谁也无法断定一个属于秘色瓷系统，所以，千百年来，秘色瓷跟它的名字一样神秘莫测，始终困惑着人们。历代学者也曾为此写过文章。但大多是属理性认识，难以明其真谛，新中国成立后，广大考古工作者为揭开秘色瓷的秘密，做了不懈的努力，也作了不少著述，作出了许多较为合理的推测，特别是浙江杭州、临安等地，五代吴越国钱氏及重臣墓葬的发掘，获得了一些越窑瓷器，这些制作精美、釉色晶莹，雅致瑰丽的越瓷，有些同志依据文献，认定为五代秘瓷，但由于发掘墓葬中没有确切指名，也有很多人持怀疑态度。地宫出土了十四件秘瓷，使我们耳目一新，才使我们解开这个千古之迷变得较为现实。

    二、秘色瓷出土概况

    在未论述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将这十四件秘瓷出土情况做一简单介绍。

    青釉秘瓷共十一件；有碗、盘、碟、瓶。

    碗可分二式：

    Ⅰ式，两年，标本号FD4：009，口径21.4，通高9.4，腹深7，圈足高21，足外径9.9，内径6.7厘米，重817克。口沿呈五瓣莲花形，三角形曲口用刀切削，通体素面，腹斜下收，腹中部微外折，大圈足较高，下外侈，圈足与底接茬处有裂痕，腹壁有五道内凸外凹竖线，使器与口沿自然形成五瓣，胎壁下厚上渐薄，通体施青釉、泛湖绿，圈足跟稍有露胎，入藏时用印有簪花仕女图的薄纸包裹，碗外壁留有眉目冠带清晰的墨迹仕女图案及片片纸屑。

    Ⅱ式，三件，标本号FD4：008，通高6.8，腹深6.2，口径24.5，底径9.5厘米，重902克。平折沿，尖唇，斜腹微鼓，底内平外下凹，外底留有烧制进一圈支垫痕迹，共有16个不规则圆形支钉、胎色灰白，胎壁较薄，通体施青釉，稍泛湖绿，外底中心有米糊状的聚釉，入室时用印有簪花仕女图的薄纸包裹，碗外壁留有眉目冠带清晰的仕女图案及片片纸屑。

    盘可分三式：

    Ⅰ式一：标本号FD4：011，通高6.2，腹深5.2，口径24厘米，重855克。口沿呈五瓣莲花形，三角形曲口用刀切削，盘外底中间形成大内凹底，素面，通体施青釉，稍泛湖绿，腹壁斜下收，中间微外折，腹较深，腹壁五瓣间有内凸外凹竖线，使体与口自然形成五瓣，外底留有一圈斜线形支垫痕迹，共24个支钉。外底中心有米糊状的聚釉，入室时用印有簪花仕女图的薄纸包裹，外壁留有眉目冠带清晰的仕女图案及片片纸屑。

    Ⅱ一件：标本号FD4：012，通高7.2，腹深5.7，口径23.7，底径7.5厘米，重925克。口呈五瓣莲花形，外底微凸，中间形成小内凹，内底较平，深腹斜下收，中间微外折，素面，通体施青釉，稍泛湖绿。腹壁五瓣间有内凸外凹竖线，使体与口自然形成五瓣，小内凹底中有一凸包。边缘有11个呈不规则三角形支钉痕斑。入藏时用很薄的丝绸包裹，盘内外壁留下黄色丝绸残迹。

    Ⅲ式，二件，标本号FD4：014，通高4，腹深3.4，口径25.3，底径14.5厘米，重800克。平折沿、尖唇，口沿呈莲瓣形，五个三角形曲口，用刀切削，曲口下有内凸外凹竖线，使口与体自然形成五瓣。通体素面，施青釉，稍泛湖绿。斜腹中间微外折，大内凹底，外底有一圈16个不规则三角形支垫痕斑。入藏时用薄丝绸包裹，外底有一条直线压痕。

    碟共两件，标本号FD4：015，形式相同，通高4.5，腹深3.5，口径20.1，底径9厘米，重522克。五瓣莲花形口，瓣间形成孤曲，瓣尖刀削成三角形曲口，圆折沿，尖唇，内凹底，深腹，腹中间微外折，器壁曲口下有内凸外凹竖线，使口与体自然形成五瓣。素面，通体施青釉，稍泛黄(一件外底中心有烧裂痕)，外底有两圈不规则圆形支垫痕迹，内外均为16个支钉。外底中间有三条直线压痕。入藏时用很薄的丝绸包裹，器壁留有黄色丝绸痕迹。

    瓶一件，编号FD3：001，通高21.5，最大腹径11，底径8，口径2.2厘米，重615克。细长颈，下大上小，颈下三圈凸棱箍，小口，圆唇，扁圆体。外壁呈八棱形，圈足。通体施青釉，稍泛湖绿。

    黄釉瓷器仅见两碗，型制相同。标本号FD4：004，其型制与一式青釉瓷碗相同，口沿银棱，斜腹下收，中间微外折，深腹底近平，高圈足外侈，足跟银棱。内壁施青黄釉，外壁素烧采用漆平脱支法，上贴有相对四个鎏金双鸟银团花。

    以上十三件秘色瓷器(八棱净水瓶除外)，用丝绸包袱包裹，盛装在一圆形红漆盒内，置放地宫中室，第四道门前，白石灵帐之后，漆盒上叠压杨复恭供奉的银白成香炉。此十三件秘色瓷器，与地宫出土的物帐碑记载完全吻合，同为唐懿宗所供奉。

    地宫出土的八棱净水瓶，它原置放在前室第二道内侧门坎上，瓶内装有29枚五色宝珠，口上置一大的水晶宝珠，因与其它十三件秘色瓷不在一起，物帐上又无记载，有学者就认定它不属于秘色瓷器①，这就值得商榷(后文再论)。

    三、“秘色瓷”与“瓷秘色”之辩析

    秘色瓷是我国古代陶瓷中一枝璀灿的奇葩，它最迟在晚唐已烧制成功，在当时就独领风骚。五代以后，就成了皇宫的御用贡品，民间无缘享用。然而为什么要将这种珍贵的瓷器称之为“秘色”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历代文人学士，古瓷研究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总结起来，无怪乎两种解释，一是认为，秘色瓷是御用贡瓷，朝廷设官窑专门烧制，它的釉料配方，制作技术，烧制技术是隐秘不示人，称之为秘色瓷。第二种观点认为“秘色”专指瓷的釉色，秘色瓷在最初烧造时，其色泽与一种馨香的“秘(祕)草”颜色相同，当秘色瓷成了专门的御用贡瓷后，就以“秘色”命其名”②。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道理，只是混淆了一个时间概念。我们只要将历代关于秘色瓷记录的文献按时间顺序排列起来，就会发现秘色瓷前后称谓是有区别的。最早关于秘色瓷记载的是中晚唐诗人陆龟蒙(?-881)，他在甫里集十二题中有一首七绝诗，题为《秘色越器》：“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象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

    地宫出土的“监送真身使·应从重真寺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物宝函·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帐碑中记载：“恩赐(指唐懿宗)……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叠子共六枚。”

    五代徐寅《贡秘色茶盏》：“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

    五代前蜀王王衍报后梁末帝朱有贞的信物中有金棱碗：“金棱含宝碗之光，秘色抱青玉之响。”
 
    《十国春秋》卷82：“开宝二年秋八月……王贡秘色瓷器于宋。”

    《宋会要·食货志》：

    “开宝六年二月十二日……钱惟濬贡……金棱秘色瓷器百五十事……。”“神宗熙宁元年十二月，尚书户部上诸道府土产贡物……越州……秘色瓷器五十事。”

    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二(陶尊)条曰：“陶器色之青者，丽人谓之翡色。”

    《陶炉》条曰：“狻猊出香，亦翠色也，上有蹲兽，下有仰莲以承之，诸器惟此物最绝，其余则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大概相类。”

    宋曾慥(?-1155)《高斋漫录》：“仿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

    宋庄绰《鸡肋篇》卷上《龙泉佳树与秘色瓷》：“处州龙泉县多佳树……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

    南宋诗人陆游(1125-1210)《老学阉笔记》：“耀(州)出青瓷器，谓之越器，似以其类余姚县秘色也。”

    《杭州府志》：“青瓷器皆出李(唐)，号秘色，又曰钱王，今处州龙泉出者，色粉青，越乃其色。”

    《陶录》：“秘色瓷青色近缥碧，与越窑同。”

    《陶说杂编》：“秘色古作祕色，肆考疑为瓷名，辍耕录，以为即越窑，引叶实唐已有此语，不思叶据陆诗，并无秘色字也。按秘色特指当时瓷色而言耳，另是一窑，因不始于钱氏，而特贡或始于钱氏。以禁臣庶用，故唐氏又谓蜀王不当有，不知秘色，亦不必因贡御而言，若以钱氏为秘，则徐寅祕盏诗亦标贡字，是唐亦赏贡，何不指唐所进御支秘。岂以唐虽贡，不禁臣庶用，而吴越有禁。故称祕耶。肆考又载，祕色瓷至明始绝，可见以瓷色言为是。”

    当代学者关于秘色瓷之论述极多，这里不一一摘录。通观以上引文，五代以前似乎人们把这种精美的瓷器不直接叫秘色瓷而和其它越窑系瓷器比较着称谓，如陆龟蒙诗题为“秘色越器”，物帐碑称“瓷秘色”。那就是说，将越窑烧制的器型精美，釉色晶莹，色如“千峰翠色”、“捩翠融青瑞色新”或“色莹如翡”者称之为秘色。这种色如“秘”的瓷器在当时是越窑最为高档的瓷器。“秘”古字通“*(左黍右必)”“秘”它本意是指一种香草。《类篇》：“秘，兵媚切，密也，又蒲结切，馨香也。”《玉篇》：“秘，步结切，香也。”《集韵·屑韵》：“秘”，蒲结切，音蹩，祕，香也，或作秘。”《康熙字典》：“秘的转注，古音蒲结切，音蹩，香草也。”这种秘草的真正颜色，我们今人不可而知，但从陆诗所形容的秘瓷色泽为“千峰翠色”来看，它真正的颜色应同碧玉翡翠之色近似，即一种青绿色或青黄色。当秘色瓷烧制成功后，因它的精致美观，色泽明亮，较之普通越：“而清亮过之”，很受人们的喜爱。其色泽酷似秘香草，所以人们就以“秘色”来区别越窑青瓷质量的高低，故而唐人称赞越窑瓷时，都谓“秘色越器”或“瓷秘色”，时至五代、宋、越窑青瓷达到高峰，由于秘色瓷的高质量，赢得朝廷及众庶的高度重视，朝廷特设官窑烧制御用贡瓷，这个贡瓷即命名为“秘色瓷”。朝廷所设官(贡)窑时间当不晚唐光启三年(887年)，1977年上林湖吴家溪出土青瓷罐形墓志，上刻“…光启三年，岁在丁未二月五日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秘色瓷的釉料配方，制作技术，烧制技术肯定是另有讲究，当贡窑设置后，这种高精尖的制瓷技术自然被朝廷垄断，那么“秘色瓷”之名，就不但指其色泽，又附加了第二种“隐密”，“秘不示人”的含义。当然，秘色瓷开始烧制阶段。(当指晚唐以前)并不单为朝廷御贡，臣庶皆可应用。“岂以唐虽贡，不禁臣庶用。而吴越有禁，故秘耶……以禁臣庶用。”可见当贡窑设置后，秘色瓷就成为封建王朝的专利了。关于这一点，全国各地在唐代遗址、墓葬等考古发掘中，相应有一些秘色瓷器出土④，这就是唐代“不禁臣庶用”秘瓷的历史见证。

    四、秘色瓷创烧年代推测

    对于秘色瓷的烧制年代问题，一般都根据宋代以后的著录而推断的。大多数人认为。五代吴越钱氏割据政权控制越窑后，命令这些瓷窑专烧供奉或进贡用的瓷器，不准民间瓷窑烧制和庶民使用。这就直接影响了后代人对秘瓷器认识，清代朱琰、兰浦受其影响，在《陶录》、《景德镇录》等书中记载，“秘色瓷吴越烧造者，钱氏有国，使于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而清亮过之。”六十年代考古工作者曾在浙江杭州和吴越钱氏的故乡临安、余姚等地，先后发掘数座钱氏墓葬，当出土青瓷后，被人们定为五代秘瓷，当时考古发掘的出发点，在于证实史籍记载正确与否，所以并未探究秘瓷的最早烧制年代，总认为，秘瓷的烧制年代应是钱氏割据政权形成后，在原来唐越窑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就近代编著《中国陶瓷史》也定为“越窑瓷器在五代时被称为“秘色瓷”，根据还是宋人解释和清代人的说法。唯独《陶说杂编》提出新看法“按秘色特指当时瓷色而言耳，另是一窑，因不始于钱氏，特贡或始于钱氏……”并在下文含蓄而以“御贡”为论引出唐代似乎已有秘色瓷。

    法门寺塔地宫，封闭于唐咸通十五年(乾符元年，公元874年)正月初四日，各代无扰动，出土的秘瓷有确切的纪年和明确的定名，这无疑是对秘瓷烧制于五代说的否定。证明早在晚唐，秘瓷就以它精美的造型和高雅的姿态，活跃在皇家宫廷。

    征集典籍，我们知道最早记载和描述秘色瓷的是中晚唐诗人陆龟蒙。陆龟蒙(?-881年)吴郡(苏州)人，考进士不第，曾任苏湖二郡从事，后退隐松江甫里，自号江湖散人，甫里先生，天随子，与皮日休为好友，互相唱和，同负盛名，著有《甫里先生集》。由于陆龟蒙生在南方，长期仕宦，隐居南方，主要活动时间因在唐懿宗、僖宗时代，与地宫封门同一时期，对于越窑秘瓷有深刻了解，他的《秘色越器》诗文，把越窑秘色瓷雅致瑰丽的造型，晶莹青翠，光泽耀目的釉色，描绘的淋漓尽致。从时间上看，到晚唐时秘色瓷的精美和高档次，已是皇族贵戚，文人士大夫，庶民百姓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秘色瓷成了文人墨客笔下的所咏唱的珍宝，由此看来，晚唐也绝非秘色瓷的初期烧制阶段，把秘色瓷的初烧时代再提前几十年，乃至于中唐或再早一些，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

    再者，秘色瓷最初只是有别于其它普通的越瓷，它是在星罗棋布的越窑系窑口中，经过瓷工们长期烧瓷技术和经验总结，反复试验而提炼出色如“秘草”，清亮而高雅的瓷器，当这种高档次瓷器烧制成功后，庶民百姓，文人士大夫及至皇族贵戚爱如至宝，倍加赞誉，因而导致了晚唐以后被皇宫所垄断，独占其利。这种出自普通瓷工之手的精美瓷器，变成了皇家专利品，臣庶平民从此也就与它无缘了。若以此而推断，秘色瓷的创烧应与越窑青瓷在唐代高峰期同步或稍晚一些时候。它的釉料配方，胚胎制作技术、烧窑技术等等，是越窑瓷工们从长期烧制青瓷的技术和经验中总结出来的。

    五、秘色瓷窑口的确立

    唐五代是我国制瓷业高度发展时期，全国各地“官窑”、民窑林立、星罗棋布，南方以浙江越窑为中心，形成青瓷窑系，北方以河北邢窑为中心，形成白瓷窑系，出现“南青北白”的局面虽然北方许多白瓷窑也兼烧青瓷，但烧制的青瓷无论数量、质量、釉色上较南方青瓷大有逊色。南方的越窑青瓷代表了当时瓷业的最高水平。地宫出土的秘色瓷是越窑最为杰出的代表作。它以青釉为主，青黄釉次之，保存完好，造型精美，胎质细腻，釉色光可鉴人。唐陆羽所著《茶经·四之器》中把越窑青瓷茶碗推在首位，即所谓：“碗，越州上，鼎州次之，婺州次之……”那么秘色瓷是青瓷系统中的佼佼者，非越窑莫属。秘色瓷出之越窑，从古至今，统大多数论述观点基本一致。解放四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对越窑的调查，发掘获得的资料也证实了这一点。另外，地宫出土的秘色瓷，它无论从器物造型、釉色、胚胎质地等方面，与六十年代在浙江杭州、临安、余姚、慈溪等处发掘的五代吴越墓葬所得瓷器比较，两者的器型、纹饰、釉色，胎质诸方面有一定的承袭关系。所以地宫出土的秘瓷是越窑产品无可非议。更值得注意的地宫中出土了一件鎏金鸳鸯团花大银盆，器底錾文“浙西”，还有一件鎏金又狮纹菱弧形圈足银盒錾文：“进奉延庆节金花六寸方盒壹具重贰拾两，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臣李*(外囗内福)进。”还有鎏金双凤衔绶带纹银方盒器盖墨书：“随真身御前赐。”器底錾文：“内库，诸道盐铁转运等使臣李福进。”这些金银器的錾文，对于认识地宫出土秘瓷的产地，提供了一个得力的佐证，菱弧形银盒铭文中的“延庆节”是唐懿宗的生日(即每年的十一月十四日)。那么，是否可以得出一个结认这批秘色瓷和金银器是李福进等人从“浙西”或“江南西道”带进长安皇宫，进奉给懿宗做为生日寿礼，在咸通十四年(873年)十二月十九日，唐僖宗诏还佛骨返回寺院时，又将它们一并恩赐寺院供奉佛祖。

    秘色瓷是越窑产品这只是一个大范围的概念，具体指某一个窑口或地方，还值得再探讨，1977年上林湖吴家溪青瓷罐墓志的出土，使这一问题的解决有了可靠依据。它可证明至迟在唐光启三年(887年)。唐王朝已在慈溪上林湖一带专门设置贡窑烧制秘色瓷。有人提出法门寺秘瓷也是上林湖贡窑产品，这非仅然⑤，地宫封门是在咸通十五年(874年)，比光启三年早15年，这批秘色瓷又无依据证明是“贡窑”直接转奉皇宫，那么，它也就很难断定是上林湖贡窑的产品，如果确是“江南西道”官吏进奉皇帝的，这就更能证明它不一定是贡窑产品，因为贡窑产品臣属是不能自由售受，产品应直接进奉朝廷。依据上文论述的，秘色瓷在它的初期阶段，即皇宫未设置贡窑以前，是否也在上林湖，也就是说秘色瓷是上林湖的地方特产，这个断言是不能应此而定。从上林湖一带近200多座窑址的考古发掘来看，上林湖瓷业鼎盛期在晚唐，特别是五代，这里才是越窑青瓷的中心地区，这与唐王朝在这里设置贡窑有关，贡窑高级的秘瓷烧造技术，促进了本地其它民窑青瓷的生产。我认为，秘色瓷在初期烧制时，其它属于越窑系的青瓷窑口都有可能烧制。原因是秘色瓷在初创时，皇室并未设置贡窑专门烧造，并未禁止臣民应用，皇族贵戚，达官贵人，黎民百姓都可应用秘色瓷，这种高质量瓷很受人们的喜受，它的销售范围就很大，数量亦很大。这就促使各个窑口竞相烧造，只要技术力量达到能烧制出秘色瓷就都有可能烧造。如果这种观点成立的话。我们结论是：秘色瓷在最初阶段(应是光启三年以前)凡属越窑系青瓷窑口，技术力量雄厚，都有可能烧造秘色瓷，当秘色瓷成为皇室专利品后，皇宫设贡窑专门烧造，这个贡窑就设置在上林湖一带，这个时候，技术力量再雄厚的瓷窑也被禁止烧造。所以说，烧造秘色瓷的高超技术，随着时间推移，也就最容易失传，被历史的长河所浸没，成了历史之谜，使得千百年来古瓷研究者费尽笔墨。

    六、秘色瓷的外观特征

    法门寺地宫出土秘色瓷有确切的纪年和明确的定名，为研究秘色瓷提供了标准器，但是仅十四件器物，器类比较单一，仅碗、盘、碟、瓶，要想全面反映秘色瓷诸种制作工艺技术，还是存在一定问题，本文想就这十多件秘色瓷所能反映的一些外表特征总结如下：

    1.地宫出土秘色瓷以青釉为主，黄釉次之，青釉瓷稍有不同，一种泛湖绿，如碗、盘、瓶，一种微泛黄，如二件碟，二件黄釉漆平托碗。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足以证明秘色瓷烧造也是采用南方龙窑烧制，由于加长了的龙窑装进窑内的器物，接触火候温度和气氛不同，受还原焰充分的器物，釉色青泛灰，泛湖绿。在强氧化焰中器物青中泛土黄，青黄或淡黄，有的还泛深黄，所以一窑器物釉色很难一致。

    2.秘色瓷采用的釉质都不是透明釉，施釉前也不加化装土之类的东西，而是将釉涂在打磨光滑的胚胎上，而且器物通体施釉、碗、瓶的足根似乎刮掉釉层。秘色瓷烧成后，釉色显得晶莹明彻，玻璃质感特强，有的达到光可鉴人效果。原因是秘瓷的釉层很厚，使得平底碗、盘、碟的外底中心形成米糊状的聚釉现象。内底釉层显然比器壁釉层加厚。

    3.两件黄釉漆平托碗表层有不甚明显的小纹片，其它器物釉面都不开片。这说明，秘色瓷在烧造过程要有高超的烧窑技术，要牢牢掌握火候、室内温度掌握一定要得当，升温降温过程很缓慢，使得胚胎与釉的熔融点保持相对平衡。这样烧成后的成品，釉胎凝结浑然一体，显得匀净、清亮、没有开片，器壁也不会出现釉滴。

    4.秘色瓷烧造都采用单体匣钵装烧，一般不采用叠烧。每件器物都按正向，装进匣钵。由于烧制贡器，装窑量不会太大。器物在匣钵用小支钉垫地(圈足器刮掉足跟釉层)，一般支钉按着器物外底中排列一圈，由二式盘的一圈支钉错位的情况看，器物在未放进匝钵前，先按器物底部大小，在匣钵内摆好支钉，再置放器物。支钉不是特制的，而是装匣钵前随意用手指捏泥而成。支钉都有砂质感觉，支钉状有斜线形，不规则圆形，不规则三角形。由于器形很大，采用的支钉很多，一般都在10至20个以上，两件碟底很大，所以摆放了两圈支钉，两圈支钉相互错位，顶空排列，支钉断面呈灰白色，周边聚釉泛湖绿色。

    5.地宫出土秘瓷与五代越窑瓷器比较，有明显的承袭关系，又有相应的差异。首先表现在器型上，唐工器型厚重很大，而五代有明显轻巧变小的趋势，器类花样明显增加。其次唐代秘瓷造型典雅古朴，一般将器物整体塑造成植物花卉或动物形象，器物表面不作任何装饰(除金银釦器外)。器物造型与金银器互仿，一脉相承，同出一辙。而五代时，器物整体外观造型与唐代相似，承以唐风，所不同的是器物表面开始出现装饰图案，有划、刻、塑、绘花等装饰技法，除金银釦器外，还有用金银箔镶嵌器表纹样的装饰技法。

    6.地宫出土两件釉漆平托瓷碗，这无疑为越窑古瓷研究增添了新课题。《十国春秋》《吴越备史补遗》、《宋两朝供奉录》等书曾反复提到，吴越钱氏君臣，奢侈成风，命在秘瓷上用金银作装饰，出现“金银釦瓷器”、“金银饰陶器”、“金棱秘色瓷器”等，这两件银棱漆平脱瓷碗的出土，不但证实史料中“金银棱秘色瓷”在五代时有是可信的，而且这种工艺在晚唐就已存在。这两年碗的内壁施青黄釉，外壁素烧，口沿与足跟用约四公分宽的银箔包裹。这就是物帐碑记载的两年银棱碗，两碗外壁素烧光滑，涂一层黑漆，再相对平托四个鎏金双银团花，经打磨，团花与漆面平齐，粘贴牢固，这种金银棱和漆平托工艺混然一体来装饰瓷器从未见史料记载，史料记有金银平脱瓷和金银棱瓷，没有两者同用一物的。另外唐代金银棱瓷器与宋代定窑等的金银釦器是有区别的。所谓釦器，是为了增加烧窑量，匣钵内器物反向叠烧，器物口沿必然开成芒口，为消除此缺限，就用金银釦边，也增加了一层装饰效果，器物内外壁釉层不受任何影响，但金银棱器纯粹是为了装饰效果，因器物是单体正向匣钵装烧，不会产生芒口，两碗外壁是有意素烧，烧窑前已准备采用平脱技法了。但有一点很明确。唐代的金银棱技法，对宋代釦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7.地宫出土秘瓷基本完好如新，所以它的胎质化学分析就很困难。由于器物通体施釉，又很难观察其胚胎的全貌。在发掘时，我们发现二式平底碗有一件口沿被地宫顶部掉落的石块砸掉一个小三角形缺口。从缺口处，可看出秘色瓷胎泥陶洗的非常细腻，胎质凝结坚固细腻、色呈灰白，这与越窑其他瓷器的胚胎在还原焰中烧成的色泽基本相同。

    七、地宫出土“八棱净水瓶”是否秘色瓷辩证

    在地宫前室，第二道石门内侧门坎上放置了一件青釉八棱净水瓶。其造型优雅，釉色晶莹、它无疑是越窑青瓷瓶类的代表作。关于这件是否秘瓷，是有争议的，有学者认为它不属于秘色瓷⑥，其依据有四条(能归纳成三条)，其一，认为此瓶地宫物帐中无有记载，物帐只记载十三件秘色瓷碗、盘、碟。其二，另外十三件秘色瓷入藏时用绘有仕女图的纸张(实际还有用丝绸)包裹，装在一漆圆盒内，上叠压银白香炉，放在地宫中室白石灵帐后，而瓶子并未与其置放一处。其三，以陈万里先生所说，秘色瓷必须具备样式、釉色、兼御用三条基本因素，从而断定这件瓶子不属于秘瓷，笔者斗胆，认为将这件瓶排除在秘瓷之外值得商榷的。

    我们不妨就按以上三条重新讨论一番，八棱净水瓶物帐确实没有记载，当法门寺文物发掘后，我们逐一和物帐碑对比，发现下列两种情况，一是有物无帐(共三十多件)，二是无物有帐(不上十件)，在有物无帐的器物中，有些是同质类器物中最好的精品，例如：在20件琉璃器中，帐上就没有精美的盘口细颈琉璃瓶，帐上记载琉璃器只有十四件，而出土了20件。金银器中，帐上记有智慧轮所供奉的重二十八两的银香炉，出土却未见实物。还有帐上记载有两件水晶枕头，而只出土一件等等。如果以物帐是否记录为依据，断定瓶子不是秘瓷是有问题。2.八棱净水瓶出土时，是不与另十三件秘瓷置放一处，但是这件瓶子在佛教密宗拜佛的曼荼罗坛场中是有特殊用途的(见拙文《法门寺地宫文物反映的密教内容浅释》载《人文杂志·法门寺专号》一九九三年1期)，瓶子出土时内装佛教五色宝珠29颗，瓶上有一颗大珠覆盖，应属于密教的“五贤瓶”“五宝瓶”或“净水瓶”。地宫共出土瓶子五六件，其中四件是形式相同的鎏金银阏伽瓶，置放于后室四角，瓶底墨书标记“东、南、西、北。”一件是盘口细颈琉璃瓶，置放在后室中部偏东北，再一件就是八棱净水瓶，置放在正南方二道门坎上，从六件瓶子摆放位置看，它是符合密教曼荼罗坛场的器物摆放规律。所以说，这件瓶子的特殊用途，决定了它不能和别的秘色瓷放在一起。3.此瓶的釉色青中泛湖绿，与其它碗、盘的青釉一模一样，它的造型与五十年代西安唐咸通十二年(871年)张叔尊墓出土青釉八棱形瓶子同出一辙。如果慈溪上林湖确系晚唐五代时期秘色瓷贡窑的所在地，那么，在其遗址上发现许多这种型制的瓶子残片，就足以证明此瓶子确系秘色瓷无疑。4.陈万里先生提出秘色瓷应具备式样、颜色、兼御用的三大基本要素，这件瓶子全部具备。地宫绝大多数文物都是唐懿宗、僖宗、惠安皇太后、晋国、昭仪夫人所供奉，这件瓶无疑来自皇宫，它就具备了“御用”的要素。它的釉色与其它秘瓷不差分毫，它的式样在越窑秘色瓷贡窑中也可以找到，把它排挤出秘色瓷行列是没有道理的。

    八、结  语

    被誉为“瓷器王国”的中国制瓷业源远流长，其高超的工艺水平，屹立于世界的前列，美国学者卜德称誉道；“自古以来，几乎所有的人类都会用粘土烧制陶器碗、盘、碟等物品，但是，瓷器却被公正的作为中国人独具智慧的产品而受到赞誉。”德克·海德亦说：“还从没有过什么工艺品可以和中国陶瓷工艺中的艺术品相媲美。”中国在英语中称为：“China”，是陶器、陶瓷的意思，这种双重意义鲜明地表示了中国制瓷业在世界文明中的特殊地位。

    当制瓷业发展到唐代，开创了中国瓷业历史的新纪元。诗人杜甫曾给唐代白釉瓷器以高度评价和形象描述：“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域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但是，杜甫何曾想到，就在他离开人世的前后，一种“夺得千峰翠色来”“捩翠融青瑞色新”的秘色瓷问世了，而这秘瓷器中的佼佼者，“陶成先得贡吾君，”它烧制时的高超工艺技术，被封建帝王所独占，使它不能广泛扩散民间，流传于世，使得后代人只知其名，不得其实，成了千古之谜。千百年来，多少人想解开这个谜底而未能如愿，只能望文生义，给秘色瓷戴以神秘莫测的桂冠，近代考古工作者为证实这个神秘传说，前仆后继，努力不懈的工作，功夫不负有心人，时到今日，千古之谜终于亮底了。法门寺塔地宫秘色瓷器出土了，广大古瓷器研究者欣喜若狂，拍手称快，它的出土为彻底解决秘色瓷研究中各种学术问题，提供了实物标本。这次越密秘色瓷学术讨论会，是自秘色瓷发掘以来学术研究的大总结，笔者开始涉足于古陶瓷研究，能和诸学者登堂入室，共同探讨学术问题，受益非浅，深表谢意。

    注  释

    ①宋伯胤：《“秘色越器”辩证》，见《首届国际法门寺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②高西省：《秘色瓷与秘》，见《东南文化》1993年1期。

    ③转引朱伯谦：《古瓷中的瑰宝——秘色瓷》，见《首届国际法门寺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陕西人民出版社。

    ④胡德元：《九秋风露越窑开——越窑秘色窑》，见《中国文物报》1992年9月20日第37期4版。

    ⑤同③。

    ⑥同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