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正在进行的越窑的研究工作来看，概而言之，尤其是秘色窑，如今也许是重新考虑这个在制瓷史上有重要地位的好时刻了。唐代制瓷业地位发展所提供的线索是什么呢?因为，中国陶瓷业最终作为重要的有价值的项目形成是在唐代，秘色窑的发现已给瓷器的地位变化提供了有力的例证。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彩陶是人们所制作高度有价值的东西，这是大家所公认的。龙山文化的黑色蛋壳陶也和仰韶文化同样被认可。但在青铜器问世以前它们有什么区别呢?很明显一旦青铜工艺产生建立以后，陶器便失去了其声望。青铜成为地位和宗教仪式器具的选择材料。当我们查询在青铜器的时代产生的陶器时，发现大多数陶瓷器制做与复制的青铜器和漆木器一样便宜。一些为坟茔制做的明器，毫无疑问技术高超，完全利用了粘土制做。但它们的审美价值却无处考证。据说，如果顾客能够买得起青铜和漆器，则他们就能得到这些东西。如果资金不足，陶瓷器便提供了临时的代用品。然而在那时，它却没有创造出装饰的新形式和风格。在装饰革新中，青铜是占领先地位的。但是，随着装饰器物的不断发展，铸造青铜器业便转移到陶瓷业上了。
我们看到在浙江省早期高温烧制的青瓷做为装饰材料，然而大多数装饰材料的主流却来自青铜。浙江省博物馆制做精密的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钟青瓷复制品①和帕西瓦尔·大卫基金会里所珍藏的花纹环绕图案的盆子，折枝花纹图案的饕餮纹面具的仿制品②。每一件都能反映出瓷器工人手艺高超的技术，无论从那一方面来讲都是很有价值的。尽管早期的青瓷制做精美，然而它们还是我们所称的“穷亲戚”，尽管这些瓷器复制品是用有价值的材料——青铜来制做的，但它们也许是不值钱，在早期、复制品最珍贵材料——金和玉。
唐代，在历史上出现过几次辉煌的发展时期，茶成为人们颇受欢迎的饮料，饮茶之风日盛，茶圣陆羽(733—804)对用何种碗饮茶最适宜的问题给了详细论述。我们对陆羽的专著《茶经》里的碗放在目录前面是很熟悉的，但是我们不该惊奇地认为上等青瓷居于其它瓷器之上，而是应该奇怪地发现瓷器却被人们认为根本不值一提。陆羽不但论述了青瓷的价值，而且对瓷器的种类作了详细的深思考虑，继续把鼎州器具排在第二，婺州次之等等。
陆羽为了证明他的选择，他注意到浙江的青瓷茶具和石器具可以提高茶绿色的颜色，这是一个非常合适的直接原因，也许我们通过熟悉作者的作品中论述的瓷器能得到更多的了解，他还注意到一些行家喜欢邢窑的白瓷胜于越窑的白瓷，谚语是这样讲的：“邢瓷如银，越瓷如玉”，这就是邢窑不同于越窑之处。”
银和玉的关系是有趣的，一方面玉被认为是贵重的材料，另一方面是银器象瓷器一样、第一次在唐代装饰艺术中上升到主要位置。在汉代、受国外影响银子自身慢慢地开始上升，到唐代达到了顶峰，后期适用的原因是中国的金属较为稀少，国家允许应用开矿后，尽管提炼银的程序较困难，但银的需要在唐代已建立了新体系③。当技术提高时，这种采矿工作达到高度，也为后代建立了高标准。唐代银子象金子、漆木等名贵材料一样，发挥了极大的功效。有趣的是银的上升平衡了青铜的下跌。
装饰艺术的主要变化，特别反映在瓷器业方面的发展变化上，查询来自法门寺展览的资料能够说明这一点。除了佛指舍利，许多别的器物也都齐全。考古学家记载了121件金银器，20件玻璃器，大量的丝织品和28件陶瓷器④。特别是在艺术史上引起轰动的是与瓷器相关的秘色瓷。其证明了它的生产地和日期。而一些生产和出售金、银、玻璃等公司却不太重视陶瓷器的发现。唯独这一考古发现给我们一个清楚的瓷器地位变化的叙述。
在唐代高温烧制的瓷器来自越窑。但是邢窑的瓷器却被当代行家所推祟，优质的白瓷在中国的北方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越窑却不同。例如在唐诗中，关于越窑的叙述可以证明这一点。它们对我们关于瓷器的新讨论也没有多大用处，如果我们回想陆羽的观点，把邢瓷和越瓷比作银和玉，这种，选择观点是很重要。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这两种材料，对瓷器的图案装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玉的影响是很显然的，因为与其赞扬釉还不如说在颜色和质地上它更相似于玉，越瓷是第一个据说象釉一样玉的那一种陶瓷器，它是宋瓷的祖先。
银器的影响也很深远，超过了它的种类和装饰，它的应用不仅在越瓷上，而且在高温烧制的白瓷和三彩瓷中也得到了应用。许多唐、五代，宋时期的瓷器装饰方面都应归于唐代的银器。唐代银器装饰也受近东金属做坊的影响自然保留丁下来⑤。
在这篇论文中我将对这些上等的瓷器用几个例子来说明银器在瓷器中的影响。三彩器物装饰图案常与丝织物图案相联系。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银器发挥了它自身价值和智慧。这由东京国立博物馆中所藏两件枕头中体现出来。一个是用链锁式旋涡状图案装饰的枕头，而另一个是则对鸟纹莲花图案装饰的枕头⑥。特别是二方连续纹且碗底錾刻花纹银碗⑦和方形银盒的边上都得到印证⑧。陕西省博物馆有一件孔状圆形香炉⑨，能够清楚地看到一个环绕心形图案是由几个三彩托盘里两片叶组成⑩。白瓷的图案形状也常常与银器联系在一起。著名的白色高脚杯被波斯顿艺术馆的许多银制品所反映出来(11)。最引人注目的是上海博物馆里五代时期的莲叶式盘子(12)它与法门寺所出土的银莲花极为相似(13)。
越瓷与银器装饰联系，在别的地方亦被进一步所发现，我将用两个例子作一说明。临安县博物馆所藏著名的全釉越瓷香炉在绘制手法和制作工艺上与法门寺所出土的两件银香炉有相似之处(14)。在帕西瓦尔·大卫基金会里藏的葵口摩羯纹银盆。类似动物的图案也出现在好几种金银器物中，包括这儿的银碟子(15)。
总之，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唐代的瓷器和银器都上升到新的阶段，银器在上等的瓷器装饰和种类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瓷器的地位变化从原来仅仅被用作替代更多的贵重物品而变成了具有自身价值的器物，它的这种地位变化可以从越窑的秘色瓷中得到证明。
注 释
①《中国陶瓷全集》上海越窑。1981年第4期第1号。
②罗·艾·斯格持，中华艺术帕西瓦尔·大卫基金会《收集指南》伦敦1989年，第33页13图。
③爱梅长·斑克，“中国银器的神秘职责”《东方》1994年11月，第25期，第73页，第11号。
④《法门寺珍宝》，陕西人民美术出版，西安，1989年。
⑤詹·劳森，“在瓷器发展中中国银器和它的影响”陶瓷器国际工艺交流和文化交流》、《陶瓷与文明》第4期，1989年第275—299页。
⑥《世界陶瓷全集》第11期隋唐、东京1976年图219和220。
⑦《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三秦出版社，西安，1989年，第47页，第121号。
⑧同上，第130页。
⑨《世界陶瓷全集》图213。
⑩《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第150页，第291号。
(11)同上，第3～5页，第40～45号。
(12)《中国陶瓷全集》第9期定窑，上海，1981年，第11号。
(13)《法门寺珍宝》第34号。
(14)《中国陶瓷全集》第4期，越窑，上海，1981年，第137号。
(15)《法门寺珍宝》第14和16号。
(16)《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第285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