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土简况

    法门寺塔下唐代地宫除发现大批金银宝器衣物外①，还出土了一定数量的钱币，引起了钱币学界的注意。特别是铜铸开元通宝数以万计，有的背有墨书，有的涂朱砂，均制作规整、精美，分别撒在地宫踏步、台阶及前、中、后室地面，从其字体及背纹看有初唐、盛唐及晚唐、会昌钱等。而在后室供养的素面银灯内发现十三枚极为罕见的“玳瑁开元通宝”②。它们的大小基本一致，直径在2.5—2.75厘米之间。厚0.12厘米左右，13枚总重24.8克。有内外廓，肉厚，制作精巧，色淡黄中泛青似玉但不透亮，有蚌壳质感。“开元通宝”四字系刻成，其刀法为双边斜刻，所以四字似突起，特大。廓线用刀斜刻呈一槽，但不甚规整，对读，背光素，其中一枚背刻四莲瓣式花纹，一枚背面光素，未刻字。13枚开元通宝无任何使用磨损痕迹。本文拟就其供养佛祖的特殊意义及其制作年代做以浅析。

    二、玳瑁开元通宝制作的具体年代

    开元通宝从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开始铸行，在唐代流通长达二百多年。而地宫铜钱分属初唐、盛唐、晚唐不同时期。所以很有必要探讨其制作的具体年代，方可深入研讨其供养意义。

    首先，我们来看看唐代地宫的变化，有关法门寺的记载屡见史籍。据《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载：“周魏以前寺(法门寺)名阿育王寺，僧徒五百，及周灭佛法，庙宇外级，唯两堂独存。至大业末年，四方贼起……唐初僧俗杂居，失火焚之，一切都尽，二堂余烬，焦黑尚存，贞观五年，歧州刺史张(德)亮，素有信向，来寺礼拜，但见故塔基，下诏许之……”《巡礼记》载：会昌四年(公元848年)禁止供养佛牙，又饬五台山，终南山及泗州普光王寺，凤翔法门寺等处佛指骨，亦不许供养。违者如送一钱，脊杖二十，或僧尼受一钱，脊杖二十……因之，此四处绝人往来，无人送供。”又据地宫石刻铭《大唐咸通启送峻阳真身志文》③载，元魏二年(太和元年)岐守拓跋育初开塔基，肇申供养，隋文帝时郡牧李敏也开启之。铭曰“洎武皇帝荡灭真教，坑焚具多，衔天宪者，碎殄影骨，上以塞君命，盖君子从权之道也……以咸通十二年八月十九日得舍利于旧隧道之西北角……”。此记载均与《旧唐书》《资治通鉴》记载相符。

    可见，法门寺真身宝塔在周魏以前已有，唐代地宫毁于武宗废佛无疑。那么原供奉宝器如同地宫一样被毁，留下的仅七件(无玳瑁开元通宝)。重修地宫据《志文》记载在咸通十四年，同年进行了空前规模的迎佛骨活动，并于咸通十五年正月送佛骨于寺院。从会昌五年到咸通十三年期间及而后无开启，从这方面看应该是咸通年间供养的。

    其次，从发掘出土文物情况看，全部出土文物均属唐代，唐以后的遗物一件未见，器物保存完好，放置井然有序，没有扰乱，地宫前室，漫道台阶中的填土没有发现唐以后的遗物，地宫铁门加封如初，明代修塔时不但未破坏地宫而是加以保护。而且地宫出土文物绝大部分是唐代后期作品。《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宝器衣物帐》碑，按供养物到寺的先后顺序，将到物(寺院原有物)仅7件，其它均是唐懿宗、唐僖宗、惠安皇太后、晋国夫人、昭仪夫人所赐之物。有些是咸通十四年为迎真身专门敖令制作供养的。如捧真身菩萨像手捧的发愿匾文篓铭曰：“奉为窖文英武明德至仁大圣广孝皇帝敬造捧真身菩萨，永为供养……咸通十二年辛卯岁十一月十四日皇帝延庆日记。”锡杖签铭：“文思院准咸通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敕令造迎真身银金花十二环锡杖一枚……”纯金钵盂口沿篓文：“文思院准，咸通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敕令造迎真身金钵盂一枚……”。

    其三，咸通十四年迎佛骨到京城，唐懿宗“诏赐两街僧金币。“(《新唐书》卷一八一)但地宫不见一枚金银开元通宝，而发现的玳瑁开元通宝。并与大批金银器共存。玳瑁又是皇帝、贵族作器具的珍贵材料(详见后述)但以这种材料作“钱币”从未见记载。也未见实物，而且毫无使用磨损痕迹(不可能是使用之物，如果是使用之物，必有磨损痕迹)，其中一枚背刻有莲瓣式花纹，显然其应是在迎佛骨这种特定环境下，取其玳瑁特殊含义而制作供养的。

    综上所述，大批铜铸开元通宝应是为迎佛骨而贡奉的。玳瑁开元通宝当应是唐懿宗咸通十四年或唐僖宗咸通十五年为迎送佛骨专门制作供养的。

    三、埋葬意义的探讨

    法门寺是四海闻名的古刹之一，是关中境内安放释迎牟尼佛指骨的著名寺院之一。唐代因诸帝时往法门寺迎佛骨供养，故塔称护国真身宝塔④，唐中宗于景龙四年题圣朝无忧王寺舍利塔为大圣真身宝塔⑤，五十时，后唐庄宗年间，秦王李茂贞连年修寺宇，建有《重修法门寺塔记》⑥石碑一通，宋徽宗还亲手书“皇帝佛国”四字巨额于山门⑦。唐时诸帝大规模地迎佛骨达七次之多⑧。每逢此时皇室贵族争相施舍，施财巨万，特别是咸通十四年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广造浮图、宝账、香舆、幡花，幢盖等，用金玉、锦绣、珠翠为饰，以京城至寺三百里路内日夜车马不绝，以禁中兵杖，公私音乐为导，连绵数十里，音乐沸天烛地⑨……

    如此，我们可看出法门寺在唐代有其独特的地位和作用，绝非民间使用而是皇家御用的寺院，百姓是不能随便入内供养的。作为玳瑁开元通宝与这些高等级金银器、纺织品、玻璃器、瓷器同出并与迎佛骨活动相关，作为高等级的供养器供奉，可见，其应是极为珍贵的。

    古籍关于玳瑁的记载一般均作为装饰品或作为器具之用。玳瑁，动物名，似龟。《异物志》曰：“瑇(以下用一代)(玳之俗字)瑁如龟，生南方海中，大者簇簇背上有鳞……”《淮南子·泰族》曰：“瑶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润泽苦孺”。《史记》曰：“江南出丹犀象～瑁珠玑。”

    《周书》王会曰伊尹谓汤曰，请以～(玳)瑁为献。

    《后汉书》曰：“和喜邓皇后临朝，上方珠玉犀象，～(玳)瑁雕镂之物皆绝。

    齐书曰：“庐陵王子卿为荆州刺史在镇营造服饰多违制度作玳瑁乘具，沼责之今速送都。”

    《杜阳杂编》唐敬宗时南昌国进玳瑁盆可容十斛外，以金玉饰之……。

    《续汉书舆服志》曰：“贵人助玳瑁权，又日晋命曰；士卒白工不得服犀玳瑁。

    《续文献通考》曰：“金皇后犀冠上玉簪一下～瑁盘。

    《唐书》曰：“宪宗朝河陵园献玳瑁恒生犀等……”。并有以玳瑁为床，为枕的记载。

    综上所述，进一步看出玳瑁同黄金一样价值是极高的。是皇室、贵族用作珍贵的装饰品和器具的材料。但用其作“钱币”未见记载，却屡见金银钱的记载，如《南唐，吕僧珍传》、《周书，李贤传》有赐衣一袭，银钱一万”，《隋书·杨素传》有“拜素子玄奘为仪同，加以银瓶，实以金钱”的记载。唐代使用更多，如《资治通鉴》《旧唐书，玄宗本纪》“开元元年(公元713年)九月，宴王公百僚于承天门，令左右于楼下撒金银钱。”懿宗诏赐两街僧金币。”《云仙杂记》《唐律疏义》等都有记载。这些记载并被考古发掘所证实。1970年西安市郊何家村唐代窖藏文物三百多件中，开元通宝金钱三十枚，银钱四百二十一枚⑩，这些用贵重材料作成的开元通宝绝不可能是民间制作的而是皇室、贵族专门制作的。他们也绝非市场流通货币。金银钱一般认为是作为贮藏金银的手段，或作为赏赐，馈赠的纪念币。正如千家驹在《中国货币史纲要》中指出的“金银钱主要在封建统治集团内部作为赏赐、祭祖，馈赠和殉葬等用途。而玳瑁开元通宝文献记载未见，考古发现系首次，不可能是互相馈赠、或赏赐的纪念币。那么，其究竟有什么含义呢?

    法门寺玳瑁开元通宝出在真身宝塔下之地宫内，而塔是为埋葬舍利而建。塔的概念和形制导源于印度的窣堵坡。《大唐西域记》卷一日“窣堵坡，即旧所谓浮图也，又曰偷婆。又曰塔婆……”法华文句三曰“塔婆，此云方坟，方坟土，土冢墓，大灌顶翻为冢也。”在印度至今还保存了最早的一个建于公元前一世纪前后三齐大窣堵坡，从其造型看完全是一个坟墓的形式，中央为一大半圆覆钵形的土钵。在今印度北部葛拉波县城外有一覆钵式塔与三齐大塔是一致的，仍是一个坟冢的式样。

    我国现存的喇嘛塔就完全具有这种特点，且埋葬舍利的塔基在唐以前和以后有很大变化，同时还采用了金棺银椁，如甘肃泾川大云寺塔基(11)，临潼庆山寺舍利塔基(12)，法门寺真身宝塔下发现除用石函、金银宝函外还有金棺银椁。这在舍利建埋制度上是一个划时代变革，到了宋代同样沿用金棺银椁。这种用石函、铜函、金棺银椁的瘗埋制度是前所未有的，改变了印度用罂坛瘗埋的方式，而用中国特有的埋葬工具棺棒瘴埋，实质上完全具备了墓葬的性质。1986年6月西安东郊发现隋代舍利砖室墓(13)，据墓志铭载清掸寺主人德XX圆寂于隋文帝开皇九年于公元589年10月11日将舍利骨灰埋在隋大兴城兴宁坊清禅寺内。”可见，在隋代舍利埋葬有的已完全以墓葬的形式出现，那么，作为专门制作的玳瑁开元通宝也具有随葬的意义，不可能具有馈赠，祭祀之意，它应是皇室专制的一种供养钱，从某种意义上讲，已属冥币的范畴。具有施财、贡奉、吉祥的意义。

    铜钱在塔基。地宫中常常发现。在河北定县北魏塔基中用千颗玻璃、玛瑙、水晶、珍珠、珊瑚。红宝石等组成串饰及二百余枚铜钱，四十一枚波斯银币，作为七宝与舍利一块瘗埋(14)，耀县隋仁寿四年塔基也以金环、银环、玉环、玛瑙、水晶、料珠等饰物和铜钱、波斯银币组成“七宝”(15)。据《广弘明集》卷十七载“皇帝若有潜龙，有罗门沙门来诣宅，出舍利一衰……于是始作七宝箱以置之。又云“……将于海内诸州，造高类清静三十处，各起舍利塔，皇帝于是以七宝箱奉三十舍利……”在唐代塔基砖室甬道仙常常撒放“开元通宝”。法门寺地宫出土玳瑁开元通宝也是以“七宝”的形式出现的，实质上还是具有施财、供养、吉祥的意义。

    正象《本草经》所说：“玳瑁解毒兼云辟邪，余寄居南日见庐亭(海南夷人)获玳瑁龟一枚，以献连帅嗣薛王，王令生取背甲，小者两片，戴于左臂上，以辟毒龟……”这也许是以这种珍贵的材料专制供养玳瑁开元通宝的特殊意义所在。与唐时诸帝开启塔基迎佛骨的意义也是一致的，即所谓：“……”三十年一开，则岁丰稔而兵戈息，自育至显庆五年盖三十霜也，开则岁丰人和，开则岁丰人泰。”。

    注  释

    ①②③法门寺考古队：《法门寺塔地宫发现大批珍贵文物》，《文博》1987年，第四期。《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四期。

    ④⑦《重修法门寺真身宝塔纪略》，原存真身宝塔内。

    ⑤《金石萃编》卷101《无忧王寺宝塔铭》。

    ⑥《金石萃编》卷一一九。

    ⑧关于迎佛骨活动，这里不再重复。可参阅：陈全方、柏明、韩金科《法门寺与佛教》

    ⑨《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旧唐书》卷十九上，《新唐书》卷一八一载“诏迎佛骨于凤翔，或言“昔宪宗赏为此，俄曼驾，帝曰：“使朕生见之死无恨”乃以金银为刹，珠玉为帐，孔鹬周饰之，小者寻丈，高者至倍，核檀为檐柱，陛墄涂黄金，每一刹数百人举之……费无赀限”

    ⑩《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唐代窖藏文物》《文物》1972年，第一期。

    (11)《甘肃径山县出土的唐代会利石函》《文物》1966年，第三期。

    (12)赵康民：《临潼唐庆山寺舍利塔基精室清理记》《文博》1981年，第五期。

    (13)《西安东部舍利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四期。

    (14)《河北定县北魏石函》《考古》1986年，第三期

    (15)《陕西长安和耀县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1974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