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4月，扶风县法门寺塔下唐代地宫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其中值得称道的是发现了秘藏一千一百多年的一套唐代茶具。这套文物，既有金银器具，也有瓷器、琉璃器茶具，是唐代饮茶之风盛行的有力证据，也是唐代茶文化的集中表现。

    特别是唐僖宗(874—888)供奉的金银丝结条笼子、鎏金壸门座茶碾子。鎏金仙人驾鹤纹壸门座茶罗子、摩羯纹蕾纽三足架银盐台等构造新颖，工艺精巧，形制美观，装饰雅丽，实属罕见的文物珍品，是我国迄今为止仅见留存于世的、唯一的一套唐代宫廷茶具实物，对于我们研究辉煌灿烂的唐代饮茶文化史以及中日饮茶文化的交流史，均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

    本文试图从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的一套茶具来浅析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的渊源关系。不足之处，敬请方家赐教。

    一、唐代佛教的发展推动了饮茶之风的普及

    我国是茶叶的故乡，是世界上茶叶饮用最早的国家。“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①。茶作为饮料，自秦汉时代从四川逐渐向外传播到长江流域，东南沿海各地。三国两晋时期，不但以吴国君主孙皓为代表的上层统治阶级喜欢饮茶，而且文人以茶待客渐成风尚。到了南北朝时期，佛教提倡坐禅，以饮茶驱除睡魔，以利清心修行，更使饮茶之风日益普及。茶树栽培传播到北方，茶叶加工也有相应的发展，但北方的饮茶风气仍不及南方为盛。

    唐代是中国佛教最隆盛的时代，由于许多帝王崇信佛法，推动了佛教的进一步发展，诸宗并兴，名僧辈出。尤其禅宗盛行，强调以坐禅方式，彻悟心性，因此寺院饮茶风尚更加普遍推祟。

    坐禅是佛教僧徒宗教修持生活的重要环节。它要求静坐敛心，集中思维、专注一境，以达到身心“轻安”、观照“明净”的解脱状态。特别是坐禅时间要长达三个月之久，长时间的静坐，势必产生疲劳困倦。为此需要一种既符合佛教教义戒规，又能清心提神，消除坐禅带来的疲劳和弥补过午不食的营养补充物，而茶叶恰好具有提神醒脑。去魔祛邪、淡泊去欲、消除疲乏，和睦互敬的功效。唐代诗人白居易就有“疲睡见茶功”的诗句，陆羽《茶经》中也说，茶“昧至寒”，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这样，茶便成了僧人们最理想的饮品。

    据唐代封演的《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记》载：“茶，早采为茶，晚采为著……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唐)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禅寺非常讲究饮茶，茶叶也不再和香料混合同煮饮用，而是单独煮饮。寺院专设“茶堂”，是禅僧讨论佛理，招待施主宾客、品尝名茶的地方。寺院里击茶鼓以召集众僧饮茶，坐禅时，每焚完一支香，就要饮茶，以提神益思。寺院有“蒙头”专事烧水煮茶，献茶待客。有的寺院门前还有“施茶僧”，为游人惠施茶水。佛教寺院的茶叫寺院茶，寺院茶又分若干条目，如供奉佛、菩萨、祖师的叫“奠茶”。

    由于茶被佛教界视为“圣物”，因而僧人奠茶敬佛，便是最大的虔诚。寺院按照佛教仪规，还要每日在佛前、祖前、灵前供奉茶汤，一些虔诚的佛教徒常以茶或茶具作为供品，向寺院佛祖献茶，以茶结缘。扶风县法门寺塔下唐代地宫出土的茶具即是唐僖宗把它们作为供养品而敬献给佛祖释迎牟尼真身舍利的，以求得佛祖保佑其“圣寿万春、圣叶万叶、八荒来服、四海无波”。唐代吕从庆《游多宝寺》中有“老纳烹茶出，先供佛祖歆”②，表达了僧人以茶敬佛的历史事实，而李嘉按《同皇甫侍御题荐福寺——公房》中有“啜茗翻真偈”③之句。茶树终年常绿，富有生气；茶性净洁，欠饮益思，助人寂静思文，稳健开神，为佛教平添了一层神秘色彩，说明佛教与饮茶有不解之缘。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许多茶具，其造型和纹饰图案也都带有佛教意识色彩，可见唐代饮茶生活与佛教意识密切结合。

    唐代僧侣人数达数十万：他们既要戒酒，又要坐禅，饮茶就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茶若是僧人那闲静生活的精神和物质的美好享受，并逐渐成为寺院制度的一个重要部分。寺院在提倡饮茶的同时，还提倡寺院僧侣自行种植茶树，采制茶叶，许多寺院都建有茶园，种植和制作名茶。现在我国的许多名茶，最初都产生于寺院，因而饮茶之风传播大小寺庙，种茶制茶成为僧侣一业。茶与僧相伴成趣，僧侣对茶艺的发展曾经起了重要作用。在佛教徒的积极倡导之下，寺院饮茶风尚迅速传播蔓延，对民间饮茶风俗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佛教藉饮茶而潜入人们的生活，形成意识形态，促进了自身的发展和推广，所以自古以来，就有“茶掸一味”或“茶佛一味”之说。

    二、唐代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伴随着唐代南北统一，社会安定和各民族的大融合，中外文化交流的加强，茶叶生产、消费和贸易出现了空前的兴假。饮茶风习不仅进一步由南向北推移，而且还远及边陲，茶叶作为商品开始销往边疆、茶马贸易亦应运而生。

    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太宗把文成公主下嫁给西藏王松赞干布。据说，当时文成公主带入藏区的百物中就有茶，茶叶从此传入西藏。《西藏政教鉴附录》称：“茶叶亦自文成公主入藏也”。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载：“常鲁公佼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亦此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渑湖者。’可见，内地许多名茶已经进入西藏地区，饮茶之风也一定迅速遍及全藏了。

    回纥，就是今天的维吾尔族。回纥王受唐朝册封是在唐玄宗天宝三年(744年)，可见茶叶销往新疆已经到了中唐了，用大量优良马匹换回茶叶，说明回绝居住地区饮茶风气之盛。

    这些兄弟民族因喜食肉食，在领略了茶叶奇特风味和喝茶有助于奶、肉消化的作用后，也视茶叶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料。

    “安史之乱”后，北方经济凋敝，生产下降。唐肃宗为节约粮食，限制酤酒，因而茶会、茶宴、以茶代酒风尚盛行。封演的《封氏闻见记》载：“按此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于中地，流于塞外。”这正反映自唐代开始的饮茶盛况。这样，茶叶已不再是贵族和士大夫阶层的专有享受品，而成为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必需品了，甚至达到“茶为食物，无异米盐⑤”的程度。

    饮茶因而普及全国，出现了高潮，“谤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⑥”。饮茶高潮又带动了茶业和茶文化的空前繁荣。

    当时茶叶种类众多，名品益众。就茶叶的种类和品质而言，唐代茶叶分为摘(粗茶)、散茶、未茶和饼茶四大类，由于各地条例和茶树品种的不同，采摘和加工的殊异，茶叶品质又有优劣之分。普通群众只能饮用价格低廉的粗茶，细条和名品则专供王公贵族、官僚地主、富商大贾享用。当时有剑南蒙顶石花、湖州顾洛紫笋等各种各样名茶20多种，反映了唐代茶业之盛。

    由于饮茶风气盛行，茶叶需求量大增，促使农户大力植茶，茶树栽培区迅速扩大。其地理位置多在秦岭淮河以南，这些地区气候温湿，适宜茶树生长。据陆羽《茶经》记载：晚唐全国产茶区有山南、淮南、剑南、浙东、浙西、黔中、江西和岭南等八大地区，遍及五十多个州；又据《新唐书·地理志》载，全国有十七个郡向唐皇室进贡茶叶，其地域相当于现在的鄂、川、陕、苏、浙、赣、闽、湖、豫、湘等十四个省区。同时，于大历五年(770年)在顾渚山(今浙江长兴、江苏宜兴)设置皇家“贡茶院”，茶厂30间，每年清明前，湖、常二州太守都得亲临监制，岁造紫笋茶作为贡茶。“贞元(?85—804年)以后，每岁以进奉顾渚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⑦，“案唐制，湖州造员条最多，谓之顾诸贡焙岁造一万八千斤”⑧。可见贡茶的掠夺是十分惊人的，不仅采摘制造要花费大量的劳动力，而且还需飞速送京，头纲茶限清明节前贡到长安，谓之“急程茶”，李郢《茶山贡焙歌》中形容为“十日王程四千里”⑨。顾渚山的贡茶院，也就是世界上第一个制茶的场所了。据记载，唐代最盛时，“房舍百余，工役三万”，茶串、茶饼的产量折合现在约21000多斤。《封氏闻见记》还记载道，当时从山东到长安，大小城市里有许多专门买卖茶的茶馆，不问僧俗，投钱取饮。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脍炙人口的诗作《瑟琶色行》中有“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之句，浮梁产茶历史悠久，自唐代开始盛产茶叶，“浮梁县。武德五年，析鄱阳东界置新平县。……天宝元年，改名为浮梁县，每岁出茶七百万驮，课十五余万贯”⑨。可见浮梁出茶之多，又据《新唐书·食货志》载：“各地产茶数量多少不一，以浮梁出茶最多”。当时的浮梁，不仅茶多、茶好，而且由于水陆交通便利，故成为我国茶叶的集散地之一。一些富商豪贾云集浮梁，争购茶叶，转运销售，唐代天宝元年(742年)从这里运销西北、华北地区的茶叶达几十万驮之多，可知贸易额之大。《敦煌变文集》中的《茶酒论》即记录了“浮梁歙州，万国来求”的盛况。当时“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颇多”⑩，反映了唐代茶叶贸易的繁荣景象。

    同时，唐朝开始对茶叶征税，以解决财政困难，茶税成为唐代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并延续到宋代。

    随着制茶、采茶、实茶、贡茶、饮茶、品茶等茶事活动的频繁，中国文化的发展及佛教寺院的饮茶习惯对民间饮茶风俗的重大影响，唐代众多的名流学者、文人雅士，诸如李白、颜真卿、刘禹锡、柳宗元、白居易、卢仝、温庭筠、陆龟蒙、皮日休等都对茶有着不问程度的爱好，流传着中少趣闻佳话，均下了不胜枚举的咏茶佳篇名作。与此同时，茶书也就必然产生、发展和流传开来。唐中叶陆羽(733—804年)的《茶经》便是我国茶书之宗，陆羽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编写茶书的人。

    据《新唐书·隐逸传·陆羽》记载，陆羽“性嗜茶，好文学”。他虽不是佛教徒，但他出身于寺庙，一生的行迹也没有脱离过寺庙。陆羽自幼在寺院做杂役，受当时“风俗贵茶”风习的熏陶，对茶产生浓厚的兴趣。唐朝廷曾封他为太子文学官，辅太子读书，他却不肯侍权贵而失去自由，专门研究茶叶。陆羽博览群书，既认真极取前人的知识，又注重实践，推陈出新，遍游各地名山古刹，长期生活在产茶区，亲自采茶、制茶，品饮各地名茶和名泉，进行考察研究，总结、探讨出茶叶科学中具有规律性的东西，并使之系统化、理论化，约在公元760～780年间，他终于完成了茶叶专著《茶经》。

    《茶经》文情并茂，内容丰富，包括了许多方面知识，它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唐代以前我国劳动人民有关茶业的丰富经验，用客观真实的科学态度，叙述了茶的起源、历史、种植加工生产和饮茶风俗、茶具等十个方面的内容，为研究茶叶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千百年来，一直被国内外茶学界奉为经典巨著。

    《茶经》问世后，既推动了茶叶生产的发展，又促进了茶德和茶艺的形成，对中国茶文化体系的建立和茶文化的传播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并对促进中外贸易和文化交流也起了积极作用。当时，唐朝皇帝还特地请他进宫，当场烹茶品尝。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11)，陆羽因此被后世誉为“茶神”、“茶圣”。

    在唐代，从僧俗平民到宫廷皇室无不祟尚饮茶生活，因之专用烹茶与饮茶器具也趋完备。饮茶器具，民间多以陶瓷茶碗为主，而皇室贵族家庭多用金属茶具和当时稀有的秘色瓷及琉璃茶具。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的宫廷茶具就是最好的佐证。

    依据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的《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宝器衣物帐》石碑记载，这套由唐懿宗、僖宗为迎送佛骨舍利而供奉的茶具主要包括：

    烘焙器：金银丝结条笼子、鎏金飞鸿球路纹银笼子。

    碾罗器：鎏金鸿雁流云纹银茶碾子鎏金仙人驾鹤纹登门座茶罗子。

    贮藏船。鎏金银龟盒；鎏金人物画银坛子、鎏金摩羯纹蕾纽三足架银盐台(图表6)

    烹煮器：系链银火筋、鎏金飞鸿纹银匙及银则。

    饮茶器：鎏金伎乐纹银调达子，素面淡黄色琉璃茶盏及茶托。

    有关茶具的详细资料，见陕西省法门寺考古队发表在《文物》一九八八年第十期《扶风法门守塔唐代地宫发掘简报》一文。

    这套茶具真实地反映了唐代饮茶习俗，证实了陆羽《茶经》、宋代蔡褒《茶录》等所记裁的十分考究的“吃茶”之法。一般要将茶叶烘焙，先在茶碾中用*(左石右呙)轴碾成粉末状，再将碾碎的茶叶放进茶罗子细罗，罗底筛下的茶叶粉沫落入抽屉中，吃茶时，从抽屉或贮茶器中取出这些粉末状茶叶，放在茶釜内的滚水中，再注入滚开水烹煮，用茶统击沸，并加盐、椒、姜等佐料，调成糊状一并吃下。至今青海藏区仍保持着这种饮茶方法。

    这类烘焙、烹煮、饮用、贮藏等器具，数量丰富，配套完整，自成体系，制作奇巧，图案纹饰流畅优美，既是唐宫廷饮茶风尚极其奢华的历史印证，又是完善的艺术精品。而且日本至今还保留着与此相类似的茶具和这种吃茶方法，说明日本茶道与我国唐代饮茶有着渊源关系。

    三、宋代茶文化的继续发展

    宋代，随着茶叶在社会生活和经济文化中的地位日趋重要，尽管长期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但茶叶生产仍呈发展趋势，全国茶叶生产区域日益扩大，茶叶产量也有增加，并出现了许多以茶为业的农民和大规模的官营茶园。又由于宋辽互市，以茶换取辽货，也促使宋代茶叶贸易有了发展。由于贡茶制度的形成，宋代制茶技术又有新的突破，团饼茶的制作力求精美，饰面花纹有龙凤之类，龙团凤饼即由此产生。宋时团饼茶也称片茶，其制造工艺较唐朝有了改进，一是蒸后要榨去部分茶汁；二是压模纹饰精细。据宋代赵汝砺《北苑别录》(公元1186年)记述，龙凤切饼茶的制造过程分蒸、榨、研、造、过、烘茶等工序。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则进一步把制茶工艺详细分为十二条。由此可见宋代制茶业已发展到相当的高度了。

    宋代饮茶，其传播范围比唐代更广，普及程度也更深。饮茶讲究茶品和饮效；沏茶讲究火候和茶具。米代饮茶时，先将团饼茶敲碎，碾成细沫，再过筛，在饮茶时取茶入盏，将汤瓶中的沸水，点冲盏中的沫茶，不再附加佐料，以保持茶叶的纯香，这就是研膏团茶点茶法。

    如果说唐人饮茶讲究技艺，那么宋人饮茶则更注重意境。这从盛行的斗茶和茶宴中可见一斑。

    宋代统治阶级嗜茶成风。宋徽宗赵估不仅喜欢饮茶，对茶也颇有研究，著有茶叶专著《大观茶论》，对茶的品质、产制、烹试等方面都有较为详细的论述，从而推动了茶宴之风的盛行。

    茶宴，始于南北朝，兴于唐代，盛于宋代，唐代“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钱起有一首茶诗《与赵莒茶宴》写道“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诗中维妙地反映了唐代茶宴与会者代酒欢宴的感慨之情。宋代茶宴多在上层社会与禅林僧侣间举行。一般文人间举行茶宴，多选择在风景秀丽、环境优雅的场所举行；而宫廷茶宴则在金碧辉煌的皇宫里进行，作为皇帝对群臣的恩赐，所以茶宴气氛肃穆庄重；茶要贡著，水要清泉玉液，器具则要名贵珍玩。史载宋徽宗曾亲自烹茶赐宴群臣。通过茶宴仪式大致可分为迎送、庆贺、品茶、叙谊、观景等内容，整个过程品着贯穿始终。

    宋代期间，在我国诸多寺院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寺院茶礼和茶宴。寺院茶宴，顾名思义，通常在寺院内举行，参加的除了高僧，还有当地的文人学士。茶宴开始时，众人团团围坐，主持人按一定程序亲自冲沏香茗佛茶，以表敬意，尔后依次奉茶给赴宴宾客，这便是献茶。宾客接茶后，先打开碗盖闻茶香，再低头观其色，接着才举碗品尝。冲茶、递接、加水、品饮等都按佛教教义进行，一旦茶过三巡，便开始评论茶品，在赞美主人品行好、茶香、茶色之后，又论及道德修身、议事叙景。最有名的是浙江径山寺经常举行的由僧人、施主、香客共同参加的茶宴。宋时，日本高僧荣西禅师、昭明禅师都曾到径山寺学法求经，都亲眼目睹过径山寺茶宴，回国时，将径山寺茶宴一并带回日本，在此基础上形成并发展了以茶论道的日本茶道。

    宋代品茶之风的兴盛，使唐代出现的斗茶之风由上层社会普及到民间，从而达到其高峰。

    斗茶，始于以产贡茶闻名于做的建州。是新茶制成后，茶农评比新茶品序的一项比赛活动。它有比技艺、斗输赢的特点，富有趣味性，因之唐时称“若战”，即以战斗的姿态进行品着比赛，宋时称之为“斗茶”。

    斗茶很快从茶乡传播开来并风靡全国，变成评比斗条者点汤击沸技艺高低的一种游艺活动。宋代大文学家范仲庵有《斗茶歌》一首，“北苑将期献天下，林下雄豪先斗美”这是研究斗茶起源较早而详实的史料。

    宋代斗茶以饼茶为主，茶品以新为贵，斗茶用水，以“活”为上。斗茶时往往是二三人聚集一起，在精致雅洁的室内，或在花木扶疏的庭院，各自献出珍藏的茶叶极品，在此之前，先将讲茶碾成粉称，放入特制的茶碗中，再煮水比茶，用少量沸水调粘，尔后再加水搅匀，最后由大家轮流鉴赏色泽、辨别香味和滋味。斗茶的标准，一是斗色，二是斗水痕。茶汤白、水痕少为胜，与此相应的宋代茶具时尚黑色，黑盏中盛白色茶汤，最易衬托观色；黑盏是否附上水痕，也最易察看。因之大家论长道短、决出名次，以定胜负。而斗茶的结果，又推动了茶叶烹沏技艺的不断提高。

    南宋时，不仅名茶产地及寺院有斗茶之举，就连民间也普遍开展，这种品茶斗茶的风尚一直流传至今。人们在饮茶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可以从斗茶和茶宴中领略饮茶的精妙之处，而且还可以坐茶馆和品茶里体会到饮茶的悠闲之情，饮茶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四、日本茶道起源于唐、宋茶文化

    茶叶在古代曾与中国丝绸、瓷器齐名，很早就是我国对外贸易的传统出口商品。据史料记载，早在2000年前的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后，不仅开通了驰名中外的丝绸之路，还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使我国的茶叶也随着丝织品和瓷器进入中亚、西亚等地。同时汉武帝还派出使者，携带黄金、玉帛和茶叶等由广东出海至印度支那半岛及印度南部等地区，从此，饮茶首先在这些地区传播开来。

    唐代是我国古代封建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鼎盛时期，随着我国与邻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当时的长安城已成为世界文化经济交流的中心。被誉为“绿色金子”的中国茶叶已传播到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饮茶风习向西传至阿拉伯地区，向东传至朝鲜、日本。

    中国茶叶传入日本，一般认为始于汉代，但有确切史料记载的，却在唐代，是由“遣唐僧”带回日本的。

    中国佛教传到国外，受影响最深刻、最广泛的首推日本。日本“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使)朝拜”(15)，从日本第一艘遣隋使船于公元607年抵达中国港口，留学中国以求佛法后，日本文化就与中国文化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日本文化深受唐文化影响却自成体系。“一千几百年以来，日本从中国接受了文化上的恩惠和影响：汉字不必说，其他在思想、文学艺术、历法、官制、医道乃至衣食住各部分和生产技术工具方面，都可以见到中国的影响”。(16)

    唐朝初年，公元648年(日本大化元年)日本孝德天皇用从中国回去的遣隋使留学生高向玄理和僧旻做顾问——国博士，依照唐朝的律令制度，初步建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这在日本史上称为“大化改新”。此后、摄政的圣德太子决定利用佛教，作为统治工具，要求臣民皈依三宝——经、律、藏。由此，佛教得到迅猛发展。自从“大化改新”后，日本吸收、学习唐文化的热忱更加高涨，并派出了大批“遣唐使”。据中日文献记载，从公元631年到894年，日本先后派出遣唐使十三批，尤其在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更是“遣唐使活动的高潮，这些使臣每次都有五百多人，圾多时达六百五十一人。以遣唐留学和学问僧居多，著名的有空海，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圆仁等，他们通过全面学习和传播唐代政治、思想、经济及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古代的日本人民曾经遥遥渡海而来，不畏风波，从唐代的长安，带去了不少珍贵的文物，保存至今，成为两国人民历史友好的证据”。(17)佛教传入日本后，其制度、教义、思想、文化渗透到日本社会政治文化等诸领域，渗入了日本人民的日常生活里，对社会生活、家庭生活、教育、慈善事业、剑道(武士道)、茶道、书道、文学、绘画、雕刻、建筑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对日本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唐玄宗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时值日本圣武天皇天平元年，当时日本圣武天皇曾召集百僧，听讲般若经赐茶，并派高僧到我国学习佛经。这很象中国古代寺院举行的茶礼。

    唐德宗贞元二十年(公元840年)，即日本恒武天皇延历二十三年，日僧最澄(传法大师)和弟子义真，乘遣唐使船到达明州(今宁波市)，转赴天台山国清寺留学，从天台宗九祖湛然的门徒道澄、行满，学习天台宗教义，后又另学牛头禅法和密教，次年回国。他携回天台家经疏论及其他佛教经典，同时还从天台山、四明山带回茶种，在日本栽种。

    日僧空海(弘法大师)也随遣唐使藤原葛麻吕于804年到长安，他在青龙寺向密宗大师不空的弟子惠果学习佛教密宗教义，于806年即日本嵯峨天皇大同元年回国后，在日本创立真言宗。并仿效中国汉字草书创造出日本文字“平假名”，同时将带回的中国茶籽分种各地，还在国内传播制茶之法。空海大师在弘仁五年(814年)所撰《空海奉献表》中有“茶汤坐来”的字句。

    所以说，最澄和空海乃是日本栽茶的始祖。

    最澄的法裔圆仁，是日本佛教史称的“入唐八大家”之一，著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为研究唐代历史和中日文化交流史提供了珍贵资料。这本书中也有关于唐代僧人以茶礼客、临别时以茶送客的记载。

    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即永忠和尚。他于770年六康，805年随藤原葛麻吕和最澄和尚归国，携回唐朝的茶种和乐器。据《日本后纪·嵯峨天皇弘仁六年四月》条：“癸亥，幸近江国滋贺韩崎，便过崇福寺，大僧都永忠、护命法师等，率僧众奉迎于门外，皇帝降典，升堂礼佛，更过梵释守，停舆赋诗，皇太弟及群臣奉和者众，大僧都永忠手自煎茶奉御，施御被，即御船泛湖，国司奏其风俗歌舞，五位以上并椽以下赐衣被，史生以下郡司以上赐帛有关”。可见大僧都永忠曾亲自给嵯峨天皇煎兼并受到恩赐。“五月，壬寅令郡内并近江、丹波、播磨等国植茶、每年献之”。(18)又据《拾芥抄》记当时的首都一条，正亲断。猪熊和大宫的万一野等地设有官营的茶园，种植茶树以供宫廷之用。这是有关日本种茶、饮茶最早的历史资料，说明随着佛教的传入，中国茶叶的种植及饮茶习俗也传到了日本。

    公元894年“遣唐使”终止后，中日两国信使交往亦随之断绝，但民间交往及贸易并未完全停顿。到了宋代，中日两国间文化交流活动又有新的发展。南宋时，日本禅僧来华参学和宋僧东渡弘传禅学都十分频繁。

    日本“茶祖”荣西僧师门(1411—1215两年)是宋代来华学法求经的著名僧人。他度来华，对中国茶叶传播到日本及日本茶曾两叶生产的发展都起了重要作用，被日本人民誉为“日本的陆羽”。

    荣西禅师第一次来宋朝是宋孝宗乾道四年，即公元1168年。第二次是在宋孝宗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荣西禅师留学中国期间，正值南宋经济以杭州为中心向南发展的时期。当时饮茶风习已遍及江南各地，制茶、饮茶随处可见。他在钻研佛经之余，以极大的兴趣潜心于茶的研究。荣西禅师在天台山万年寺学法讲经时，曾被宋皇帝诏至京城临安(今浙江杭州)作“除灾和求雨的祈祷，显验”，并在浙江径山寺举行盛大茶礼，以示对荣西禅师的嘉赏。回国后，荣西禅师除了研习佛教经典之外，还以极大兴趣在寺院中埋头于茶的研究。“入南宋发四明登岭，路经茶山，见其贵重之而还有药验，秋七月，归揖之日，遂斋持著数颗，移植之久世宇郡治县”(19)。他初种茶于禅寺的庭院中，从此在禅院里形成了饮茶和茶会的风习，后逐步普及到武士社会。荣西禅师不仅将宋代茶种带四日本宇治种植，培植出至今被称为日本第一名茶的宇治茶，而且将宋代的饮茶方法——茶法，以及茶具。饮茶风俗传入日本，进而根据宋代我国寺院的饮茶方法，制订了日本寺院的饮茶仪式。

    荣西禅师晚年著有《吃茶养生记》一书，是继唐朝陆羽《茶经》之后，又一部千古不朽的茶业专著。在《吃茶养生记》中广征博引陆羽的《茶经》，及《尔雅》、《博物志》、《神农食经》、《唐本草》、《本草拾遗》等古代文献，论证了茶的起源、功能，并结合所见所闻及实地考察的结果，记述了茶叶的采摘、蒸焙、烹煮、饮用的方法。在《吃茶养生记·吃茶法》中写到：“方寸匙二三匙，多少亦随意，用极热汤服之，但汤少为好，其亦随意”。这显然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茶具相印证，用汤匙盛茶沫，采用抹茶法。今天日本茶道所用的“抹茶”的制作方法，仍保留了我国宋代蒸青“碾茶”的制作特色，就是将高级绿茶的鲜叶蒸熟后，稍加揉捻，直接烘干，再碾成粉沫，拣去茶梗，便制成了保持茶叶本来的色、香、味的“抹茶”。还采用中国唐宋时代的“吃茶之法”，把茶叶碾碎、细罗，然后冲水将茶沫调成糊状并吃下。荣西禅师在书中还写道：“贵哉茶乎，上通诸天境界，下资人伦矣，诸药各为一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而已”，认为茶是长寿的妙药，饮茶是养身之道。当日本镰仓将军源实朝因宿醉而剧烈头痛、医治无效时，荣西禅师劝其饮浓茶，并赠给将军一本《茶德》著作。将军饮茶后，头痛很快消失。因而《吃茶养生记》一书在日本广为流传，从而使饮茶在日本传播开来，日本人民称为“仙草灵丹”。

    与荣西禅师同时代的明惠上人(1173—1222年)，即日本高僧高辨，提出饮茶十德。日本《茶旅行》手卷图，展示了日本历史上每年从宇治运送新茶到东京进贡的情景，当时沿途到处都有盛大的欢宴仪式，这进而推动了日本人民对饮茶风习的追求和崇尚。

    日本史书上还明确地记载道，茶道是“昭明由宋传入”的。

    宋理宗开庆元年(公元1295年)，日本南浦昭明禅师(大应禅师)来我国浙江径山寺求法取经。当时径山寺内盛行饮茶之风，专设茶室、茶亭，室内布置高雅，僧人团团围坐，目睹全山胜景，边品茶、边论佛道，边议事，边叙景，这就是“茶宴”；还进行各种茶叶的品尝鉴评活动，这叫做“斗茶”，并发明了把幼嫩茶叶碾成粉沫状，用开水冲泡调制的“点茶法”，也就是冲泡茶叶的方法。昭明学成回国时，不仅带走全套茶具和许多径山寺茶叶，而且将径山寺茶宴仪式和饮茶方法一并带回日本并广为传播。

    唐宋时代中国的茶叶与饮茶艺术随着来华禅僧的东归传入日本。佛教寺院引进中国寺院的一套饮茶方法，饮茶风习也由寺院传到民间，现已成为日本民间的重要习俗。作为斗茶标准器具的建盏，称为“免毫天日”也一起传到日本了。日本茶道的兴起，仿制建盏也获得成功，成了后来日本茶道的名贵器具，被视作“国宝”，至今在日本茶道中仍能见到它的痕迹，它是茶道源于斗茶的见证。日本茶道发扬并深化了唐宋茶宴、斗茶的文化涵养精神，形成了富有自己民族特色文化。

    十五世纪初，日本高僧村田珠光(1423—1502年)，以荣西禅师的茶道教义为本，创立了日本茶道的最初形式。

    到了日本战国时代末期(安山桃山时期)，当时大阪大商人千利休(1522—1591年)又把荣西禅师和村田珠光的茶道结合起来，对茶具、茶室、茶道等进行了改进和发展，总结出了一套完整的饮茶方式，如饮茶用具、煮茶方法、茶室布置，礼节礼貌、交谈话题等，都作了具体的规定和要求。他将这种饮茶方式从上层社会推广到民间，开创了一种大众化的新茶道——“和美茶”，意即和日本传统美学意识相结合。还提出“和、敬、清、寂”为道茶的宗旨。这与陆羽的茶对“精行俭德之人”，“为饮最宜”是相通的。千利休创造的这套饮茶方法受到了当时统治阶层的推祟，逐渐流传至全国，并形成了传统的茶道。日本电影《吟公主》中就有许多反映丰臣秀吉时代的茶道宗师千利休倡导的“和、敬、清、寂。茶道精神的情节。日本因而称千利休为“茶道匠祖”。这样从中国唐宋时代传入的饮茶方式，经过融汇、消化、吸收，成为具有浓郁民族特点和风格的日本茶道，在日本社会各阶层中广泛普及，并流传至今不衰，是日本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日本茶道有两大宗系：一为抹茶道，它传自中国唐宋时期，采用当时的抹茶法，也就是用燕青紧压团茶碾制成的粉沫状茶叶；另一宗是煎茶道，源于中国的明清时期，采用的是中国当时盛行的叶茶，即以釜炒为主加工而成的散状叶芽茶。茶道的流派，最有名的是茶道“三千家”，即表千家、里千家和武者少路千家的总称。通过品茶陶冶性情，便是茶道追求的目的之一。此外，茶道也是促进家庭和睦，讲究礼仪、继承民族文化的一种手段。总的来讲，就是强调宾主之间要具有一种高尚的精神和典雅的仪态，要求茶室、茶房的气氛清新自然。

    日本茶道长期保持着真传风格，具有高尚的仪品，不仅讲究茶叶的品种、质量、冲茶的水质，而且还很讲究所用的茶具。茶具在茶道中有重要意义，茶具主要由竹、木、漆木、瓷器及金属等制成的各种壶、碗等。据说有一种“天目茶碗”，源于中国唐代天目山径山寺，用它敬茶就是给客人以最高的荣誉。品茶的人在饮茶同时，往往用双手捧住茶碗，赏玩碗的花纹及质地，并给予品评和鉴赏，除此之外还要备有风炉、茶杓、茶筅等。

    举行茶道的场所称为“茶室”，一般设在点缀着山石、竹木、花卉、亭柑的园林中，面积约12平方米，可坐8人。茶室小巧雅致，古色古香，室内排列着各种各样的茶具，并摆设古玩名画，往往还有青瓷插花瓶，四季插入不同的鲜花，整个布局和环境的高雅，因流派、季节、事因的不同而有所变化，这些都可以成为宾主交谈的主要话题。

    当宾客进入茶室后，主人跪坐门前虔诚欢迎，从推门、入室、跪坐、鞠躬施礼、寒喧，宾主间都有规定的仪品。然后由主人按一定程序制茶，用竹制的小匙把已经研磨成粉沫状的茶叶即“抹茶”放入碗中，然后冲入60℃左右的热水，冲水时要有功夫，既不能外溢，又要发出漏漏水声，要把客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才算到家。并充分搅拌，再分装到各个茶杯里，依次双手递给宾客。敬茶通常由身着和服的女子操作，敬茶时要双手捧杯，举杯齐眉，以免呼气污染茶汤，然后缓慢而行，再双膝跪下，将茶杯递到客人面前，并弯腰行礼。此时，对主人的盛情，宾客自然要表示感谢，并对主人高超的茶道技艺及精美的茶具予以赞美。凡点茶、冲茶、递接、加水、品饮都有一定的规矩。

    饮茶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一碗茶由全体参加者轮流品饮，每人尝一口，还有一种是客人各饮一碗。席间还常备有甜食。点心之类，供大家调剂口味。在这优雅、和谐的气氛中，人们享受着无穷的美妙和乐趣，领略到名茶的色香味和欣赏其环境及茶具的艺术美。

    近年来，日本在保留传统茶道风格的同时，经过大力宣传，各种茶叶研究机构大兴，茶艺交流表演盛行，进而大大发展了制茶业，丰富了日本饮茶技艺。所以说茶道，不是通常的解渴、消乏的活动，而是日本人用来修心养神，学习礼仪和进行交际的特有方式，实质上对提高日本民族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总之，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宫廷使用的研磨、筛罗、烘焙、烹煮、饮用、贮藏等一整套茶具及陆羽的《茶经》、蔡襄的《茶录》，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等唐宋史料来看，日本文化源于唐宋文化，并发展了它，从而形成了富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茶道。

    注  释

    ①唐·陆羽《茶经》。

    ②③《全唐诗外编》上研。

    ④《唐会要》卷八十四《杂税》。

    ⑤唐·陆羽《茶经·六之议》。

    ⑥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25。

    ⑦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25袁高条。

    ⑧《全唐诗》卷590李郢《茶山贡焙歌》。

    ⑨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

    ⑩唐·封演《封氏闻见记》。

    (11)同上。

    (12)同①。

    (13)《唐厥史》卷下。

    (14)《佛祖统记》卷42。

    (15)《隋书·东夷传》。

    (16)日中实藤惠秀《对中国的称谓——中日关系史中的微钞问题》见《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2期。

    (17)常任侠“中日文化艺术的交流”译《日奖绘画》序言，见《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1期。

    (18)《日奖后纪·嵯峨天皇弘仁六中五月》。

    (19)荣西禅僧《吃茶养生记》。

    参考书目：

    方立天  《中国仍教与传统文化》

    陈惠中  《饮茶的乐团》

    级国坤、王存札、程启坤《中国茶文化》

    《农业考古》1992年第2期《中国茶文化》专号《文物》198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