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隋代法门寺历史地位时，有许多学者在其论文(著)中，总是要提及凤泉寺的。两寺同处扶风境内，毗邻30华里，两寺在隋代的历史地位确有不同，反映出这段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文化风貌大相径庭。
一、法门寺与凤泉寺地望分辨
千年古刹法门寺，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有其特殊地位，因寺内真身宝塔中瘗藏释迦佛祖真身舍利而成为皇家御用道场。唐代帝王六次迎佛骨于此寺，千百年来，研究中国佛教文化的学者们，当涉及封建帝王与佛教关系时，法门寺是首先要提到的。但是，近现代有许多学者，却把与法门寺毗邻的凤泉寺混二为一，把两个不同时期创立的寺院认作一个寺院去研究，至今还有人这样认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混乱呢?笔者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两寺创立后，在一段时期内，其历史地位和作用非常相似，一个是皇家御用道场，一个是皇帝亲自敕建；二是两寺同处扶风境内，相距不到三十里，如果不亲自考察，容易混为一寺；三是学者引用资料多出自唐道世著《法苑珠林》，受到此书地理概貌记载上的错误和模糊不清的影响。但是，早于道世的道宣在《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已下简称“感通录”)第一卷，记载法门寺塔时，对凤泉寺及法门寺从地理位置上已做了较为详尽的说明，因行文层次也较乱，可能直接影响了道世的记录。
现将《感通录》节录如下：
“扶风岐山南古塔者，在平原上，南下北高，东去武亭川十里，西去岐山县二十里，南去渭水三十里，北去峨山二十里。一名马额山，同岐山斯并在大山之北，南有小山东西而列，中间大谷，南与北别，古号岐山，岐即分也。西北二十余里有凤泉，泉在岐山之阳，极高显，即周文时鸑鸑鸣于岐山，斯地是也，饮此泉水，故号凤泉。又南飞至终南之阴，故终南山下亦有凤泉，又西南飞越山至于河池，今所谓凤州古河池郡是也。不可穷凤之始末，且论置塔之根源，故隋高美其地泉，仍就置塔，俯临目极，诚为虚迥。寺名久废，僧徒化往，人物全希，塔将秃坏。余往观焉，榛丛弥满，虽无黍离之实，深切黍离之悲。今平原上塔，俗颜为阿育王寺，乡曰柳泉，取其北山之旧号耳……”
道宣的这段记录，主要说明了四个方面的问题。1.以法门寺塔为座标，它的四至方位里程。2．凤泉寺所处的“岐山”及本寺得名的缘由。3．隋文帝建凤泉寺的原因及唐初(因道宣的主要活动在隋末唐初)凤泉寺“寺废塔秃”，“榛丛弥满”的破败景象。4.转入正题，继续记述法门寺塔。
这里有一个地名非常重要，即法门寺所处地域隋代称“柳泉乡”，而《法苑珠林》为“凤泉乡”，一字之差，也是造成后世混淆的一个原因。受《法苑珠林》之影响、中晚唐时就有人认为法门寺建在“风鸣岐山”的地方，如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翰林学士张仲素撰《佛骨碑》时就认为“岐阳法门寺鸣鸾阜，有阿育王造塔，藏佛骨指节……”②，即于上述原因，造成两寺合二为一，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做为最早将两寺同录一文的道宣，为什么在行文开始时，不直奔主题，而要长篇累犊的记述隋文帝所建的凤泉寺呢?为什么凤泉寺成了提醒读者了解法门寺的引子?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二、凤泉寺历史地望检索
在法门寺北三十里左右的岐山山系中，其主峰箭括岭从东，并列三个支峰，名曰西观山，中观山，东观山(由西向东)。三山间距均约二十余里，山峰上现都有佛寺，民间传说，宋金时为法门寺副寺(陪寺)之一。七十年代，在西观山寺院出土了一块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刻记的正方形石碑(清嘉庆《扶风县志》有铭录)，青石刻成，中突起，63.5厘米见方，左上、右下角已残，厚13厘米，铭文楷书，有栏界，以细阴线划分为横11竖12行方格，共113字。铭曰：
“维大隋仁寿元年岁次辛酉十月辛亥朔十五日乙丑，皇帝普为一切法界幽显生灵，谨於岐州岐山县凤泉寺奉安舍利，敬造灵塔，愿太祖武元皇帝，元明皇太后、皇帝、皇后、皇太子、诸王子孙等并内外群官，爰及民庶六道，三涂人非人等，生生世世值佛闻法，永离苦因，同升妙果。舍利塔下铭③。
铭文所记内容、时间与隋文帝仁寿元年(601)撒合利于三十一州，同日同时起塔供养史实完全吻合。笔者实际考察过该寺，在现存寺院内，山坡周围有堆积很厚的隋唐砖瓦残片，有唐代刻残经幢，石佛造像残块，山坡断崖上可捡到唐宋时瓷片。并存有明成化年间修葺寺庙残碑多块。还保存一通完整的清乾隆年间当地善男信女祈佛求雨灵验后，为颂扬佛功所刻功德碑。另外，在中观山寺院考察时，发现该寺保存唐代石刻蟠首碑头一件，还有唐代石刻莲座(推测为石佛像座)。从这些文化迹象分析，可得出两个结论：一是现在西观山寺院即隋文帝所建凤泉寺无可非议；二是在西观山凤泉寺成立的同时或稍后一点，中观、东观二山已相继建立寺院。
可是，后世人们对三山寺院名字作了调整，西观山寺称“龙泉寺”，中观山寺称“凤泉寺”，东观山寺称“马泉寺”。
清嘉庆《扶风县志》记载：
“(扶风)县西北曰岐山……。前为凤泉山，有隋仁寿元年舍利塔铭称岐州岐山县凤泉寺，知古即名凤泉山也。今俗分西观山为龙泉，中观为凤泉，东观为马泉。……美山之东北曰明月山……。在县北五十里，俗名中观山，白石灿烂，夜有光如月，山壑清风洞(现已不存在了)，洞口尺许，风声长吼，其深莫测，净光寺在焉，俗呼凤泉寺……凤泉出其西，与西观山之凤泉同名，故俗以西观山为龙泉。山巅潴水时溢槛外，已复缩入，祷雨辄应，相传周时凤饮于此……(美山)之东曰马泉山，在县东北五十里，俗呼东观山”④。
“东观山寺，亦名龙泉寺，在县东北五十里。⑤”。
从以上记载可看出，西观山原名凤泉山，即周文王时凤鸣饮水之地，寺院取名凤泉寺，是当地邑人祷雨的处所；中观山原名明月山，得名山上出产洁白如月的美石，寺院取名净光寺；东观山原名马泉山，寺院名称龙泉寺。因三山都有清澈的泉水，特别是西观山有“九眼龙泉”，(今存三眼，中观山有两眼，泉深二米左右，水清澈香甜。)后世作了西龙泉，中凤泉，东马泉的调整。人们这样的调整并非随心所欲。受其中国传统观念之影响，西观山居上首，有九眼龙泉，寺院为皇帝救建，故称“龙泉寺”，中观山居中，处下位，取名“凤泉寺”，意为“龙凤呈祥”之意。至于东观山的龙泉寺名已被西观山取代，其山上寺院就以山名命之。
三、凤泉寺创立的历史背景
凤泉寺创立的历史背景，应从隋文帝分舍利建塔之目的；凤泉寺所处的地理位置；凤泉寺的宗教祥瑞感应三方面去讨论。
自佛教传入中土，封建帝王崇宠佛教比比皆是，帝王以身事佛者大有人在，在这些封建帝王中，唯有隋文帝有独创，他除同其它帝王所共有的推崇佛教、广度僧尼，扩充寺宇，翻经塑像，集僧讲论外，并独出心裁，分舍利于天下各州郡，同日同时起塔供养，隋文帝此举，实是效仿古印度阿育王弘法护教的作为。
隋文帝曾在仁寿元年六月十三日(文帝六十岁生日)，仁寿二年(602)正月二十三日，仁寿四年(604)四月八日(佛诞节)三次下诏分舍利一百一十三州，创建相同数目的舍利塔安置，岐州凤泉寺舍利塔就是仁寿元年六月十三日三十一州建舍利塔其中之一，并在十月十五日午时安置舍利于塔下石函中。
隋文帝史称为节俭帝王，而为什么能这样不吝财力、物力、人力而广建寺庙，安置舍利呢?是有很深的历史根源。其一，隋文帝本人自幼生长在佛寺，“神尼智仙”将其抚养成人，深受佛教文化的教养。其二，为了实现其乳母神尼智仙的宗教预言：“皇帝(隋文帝)昔在龙潜……神尼智仙言曰：佛法将灭，一切神明今已南去，儿当为普天慈父，重兴佛法，一切神明还来。其后周氏(周武帝)果灭佛法，隋室受命，乃兴复之，皇帝每以神尼为言云：“我兴由佛，故天下舍利塔内，各作神尼之像焉。”隋文帝在冯翊般若寺度过了他的孩童时代，此时正值周武灭佛，自己亲身体验。其三，隋文帝之所以有天下，是其违背“受人重托，辅助幼主”的诺言．采用所谓“禅让”手段，从弱儿寡母手里夺取了北周政权，这与中国传统的儒家“父子君臣之义”相背悖。夺权后，若像其它封建帝王那样，以儒家的礼仪纲常来施行统治手段，等于自欺欺人。其四，由于文帝采取鄙劣手段夺取周室政权，对其本人来说，得有天下太容易了，他清楚地知道，最容易得到的东西，也是最容易失掉的。北周的外戚大臣，封疆大吏难道能容忍吗?就连嫁于周室的女儿也有不满。在这种情况下，为维护其皇帝尊位，长久统治天下，除用残酷手段镇压，兵戈相见外，还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政治思想手段。儒家的“忠君孝父，礼仪纲常”不能用，只有自己所宠信的佛教了。其五、文帝以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活菩萨自居，分舍利于天下，名为普天下众生脱离苦因，实为维护杨氏封建统治制造舆论，大施效仿阿育王之所为，充当佛教在中国的护法王——转轮王。这些就是隋文帝广撒舍利于天下的真正目的和意义。
隋文帝极好瑞应，他所建一百一十三座舍利塔处，时有奏报“瑞应”出现，史书虽无凤泉寺瑞应出现的记载，但此处在文帝眼里应是一个祥瑞之地，早在西周时，“凤鸣饮泉，引颈高歌，”“邑人祷雨”，“辄有灵验”。凤泉寺位于西观山峰巅，背倚崇山峻岭，“俯临目极”。环境幽雅，曲径通幽，这样的吉祥瑞地，何处可比，他自然就“美其斯地”建舍利塔于此。
在探讨法门寺塔为什么要建在周原腹地，很多学者提出，这是外来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儒教文化斗争的需要而这样做的，这种观点不无道理。所以法门寺塔有“三级风檐压鲁地(孔子的故乡)，九盘轮相壮秦川(周秦文化的发祥地)。经书谈我释迦外，今古烦君说圣贤(周公与孔子)”⑦的气势而压倒儒教，那么，隋文帝建舍利塔于周原(周公制礼作乐的地方)背靠的岐山峰巅之上，压倒儒教的用意就不言而喻了。
四、法门寺与凤泉寺在隋代的历史地位分析
在法门寺的历史发展上，并不都是莲蓬勃勃，蒸蒸而上的，还有处于低潮，孤单冷落的时候，在拓拨育扩建寺院后，直到唐贞观五年这段时期(特别是隋代)内，法门寺处于历史上第一个低潮时期，与前后繁荣昌盛时期相比，相继而来的厄运，使得寺院有被彻底毁灭消失的危险。先是周武毁佛之灾，“厢宇外级，唯有两堂独存”⑧，接着便是隋大业五年(609)的僧人合并集中，“寺废入京师宝昌寺”；大业末年的兵燹战火，废寺筑城“以防外寇”；唐初的僧俗杂居“延火焚之”，隋末仅存的两堂也被火烬，焦黑一片，没诸于草莽之中无人问津，在这期间，虽有隋文帝诏敕李敏的修茸，也只把它当作一般寺院进行恢复，起色不大，就没有从根本上扶持它，使其变成皇家御用道场，到炀帝大业年间终因不满五十僧人而被迫废寺合并入京都宝昌寺。
就在法门寺处于一蹶不振的时候，在它身旁，凤泉寺就象“九眼龙泉”里的甘露而溢出，距隋大兴城(长安城)西边第一州——岐州大地上出现，把法门寺在皇室心目中的历史地位夺走了。
凤泉寺在隋代之所以能取代法门寺，追根溯源，还得从隋文帝建凤泉寺的目的中找出问题的症结，其一，因法门寺是周魏所建，而它代周而行天下，自然该有他自己亲自建的寺院，自己分舍利建塔，其无量功德自然归己，何必在别人功德薄上去分红呢。其二，法门寺塔所藏舍利为佛之真身舍利，凤泉寺舍利肯定不会为真身，佛舍利的真假，是不会改变文帝对法门寺不重视的态度。对舍利的真与假，他是不会追究的。文帝曾明确表示：“何必皆是真”⑨，用大乘佛教的观点，佛舍利可用金银、琉璃、水精、玛瑙及清净沙石、药草、竹水、根节等代替，据王邵《舍利感应记》载，有位印度沙门就送给文帝一包舍利让他供养。所以，只要我心事佛，舍利真假只是象征而已，在对待法门寺的真身舍利，文帝在崇信佛教的大前提下，还是采取保护措施，并诏敕他的亲信大臣李敏启塔供养，给佛之真身舍利，只赐了一个大臣瞻拜供养的恩遇，而他本人并不热心，只重视他的分舍利建塔供养之事。其三，文府对法门寺不注重热心，明显的表现在建塔，派高僧主持之事上。文帝竭尽财力、物力在全国各州建寺立塔(包括凤泉寺)，并亲自选派大德高僧送往安置，居住修持，”而对距皇室最近的佛真身舍利塔却一直未能修建，任其杂草丛生，不予理采，给法门寺一名大德高僧也不曾指派，就连住京师宝昌寺僧惠素因“扫洒凤泉”，看到法门寺无僧配备”，“遂奏请住法门”。其四，法门寺在隋代发生的一件大事，就是仁寿末年，右内使岐州牧李敏的启塔供养舍利事，史料记载只是片言只语，况且都是后世补记，此事遗留下的文化迹象法门寺是找不到的。唐道宣在《感通录》中未提此事，因道宣是隋末唐初高僧，应距此事不远，他并亲往法门寺，何等大事，难道一点不晓吗?所以此事还有探讨的必要。在隋末唐初，涉及法门守的关系僧，在《感通录》中有两人，一是宝昌寺僧普贤，二处宝昌寺僧惠素，他们都在法门寺并入该寺后，因扫洒凤泉寺后，才知法门寺情况的，连同道宣本人也是瞻观凤泉后才记述法门的。另外，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当内山僧智琼，弘静语及阿育王塔事后，高宗曰：“岂非童子施土之育王耶，若近有之，则八万四千之一塔矣。琼曰：未祥虚实……”，从高宗与智琼的问答中，似乎不知道法门寺和真身宝塔，起码说不够了解吧。
综上分析，隋代至唐初，凤泉寺名望地位的确高出法门寺，难怪道宣在记录法门寺时，先要以凤泉寺为叙引，才能引起当时人们的注意，在凤泉寺旁有一个阿育王寺并真身宝塔。由此可见，法门寺在隋文帝(也就是隋皇室)心目中的历史地位一落千丈，代之而兴盛的只有凤泉寺了。
注 释
①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隋文帝极好瑞应……仁寿元年(601)，令于三十一州立舍利塔藏之。分舍利后，各地均以当时瑞应闻，诸塔中有一在岐州凤泉寺，而舍利塔工尤壮丽，其后唐代诸帝，常迎佛骨，即在凤泉乡之法门寺，未知二者是一否。
……唐代在历史上颇有关系之寺为岐州法门寺，宪宗迎佛骨之处也……《广弘明集》中道宣已称之为法门寺、在凤泉乡，不知即隋文帝送舍利之凤泉寺否，”中华书局版，第一章9页，29页。
李廷光《法门寺与唐代佛教》：到了隋朝文帝即位，大兴佛教，仁寿元年(601)六月十三……下令在全国三十州立塔，……歧州凤泉寺塔为其中之一。这凤泉寺是否即后来的法门寺，再加探索……可知凤泉寺即以前的阿育王寺……与《法苑珠林》所戴凤泉寺塔方位一致，则凤泉寺即后来的法门寺灼然可知。”《首届国际法门寺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36—137页。
②见《佛祖统记》卷四一；《金石录》著录张仲素《大圣舍利塔铭》。
③碑现藏于扶风县博物馆；清嘉庆《扶风县志》卷八《古迹》：“隋舍利塔，在县西北五十里龙泉寺，铭存塔无考。”
④《扶风县志》卷三《山水》
⑤同上，卷六《祠祀》
⑥《法苑珠林》卷四十《舍利篇》隋王劭撰《舍利感应记》
⑦见金大安二年师伟撰《九赋律诗奉赞法门寺塔》碑，现藏法门寺院。
⑧以下引文不加注号者均见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
⑨《广弘明集》卷十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