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雨飘摇的晚唐政坛上，令狐绹(以下用～代)是一位比较活跃的人物。宣宗时他执掌相权长达十年之久，懿宗、僖宗时出任河中、淮南、凤翔诸镇节度使，可谓出将入相、势倾一时。但关于他担任凤翔节度使的时间，史书记载互为歧异。《旧唐书》卷一七二本传记：“[咸通]十三年，以本官为凤翔尹，凤翔陇节度使”。《新唐书》卷一六六本传载：“僖宗初，拜凤翔节度使”。《资治通鉴》卷二五二乾符二年记：“五月，以太傅、分司令狐～同平章事充凤翔节度使”。吴廷燮《唐方镇年表》据《旧书》所记断为咸通十三年(872)。1987年法门寺塔地宫出土《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碑一通(碑存法门寺博物馆)，提供了新的线索。

    《志文》碑记载咸通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时僖宗在位)“自京都护送真身来本寺”，十五年(乾符元年，874)正月四日，归安于塔下之石室。”……诏凤翔节度使令狐～、监军使王景珣等充修塔寺”。显然，《通鉴》卷二五二所记令狐～乾符二年(875)充凤翔节度使是不能成立的。

    再看两唐书所记孰是孰非。遍检两唐书及《通鉴》，令狐～是从分司东都任上迁至凤翔的，这里首先要搞清楚分司东都一职的人事变革。《旧唐书》卷一七二令狐～传载；“[咸通]十二年八月，授检校司徒、太子太保、分司东都。”《通鉴》卷二五一载咸通十年四月“戊戌，以前淮南节度使，同平章事令狐～为太保、分司”。《旧唐书》懿宗纪云：十三年五月，“丙子，制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尚书左仆射。兼襄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山南西(东)道节度观察使等于琮可正议大夫，守普王傅，分司东都”。《通鉴》卷二五二又记十三年五月，“丙子，贬山南东道节度使于琮为普王傅，分司”。既然于琮分司东都在十三年五月丙子，旧书所记令狐～于咸通十三年充凤翔节度使不误，则吴氏《唐方镇年表》所断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