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茶事溯源    

    中国是茶的故乡，是茶文化的发祥地。早在采集、农牧时代人们已经认识到茶之食用性和药用性。春秋战国时期，茶已成为一种专门性的饮料并从一日三餐的生活中分离出来，除了解渴充饥外，茶与人类有了特殊的亲和关系，从而又具有了文化性。三国两晋时，茶的饮用已相当广泛，陆纳以茶示廉，齐武帝以茶示俭，祭祖用茶以示敬，吴孙皓用茶代酒赐大臣以示和，士大夫以茶助兴，谈玄说易……。作为饮料的茶，在社会的进程中形成为特殊的文化。

    二、中国茶文化的形成    

    统一的隋唐王朝为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开放的文化政策，为人们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佛教的发展，科举制度行使，使饮茶者大为增加。佛教禁酒，以茶饮助禅定，佛教的传播又将饮茶风习传入北方、占人口三分之二的北方，特别是京都长安，不仅是政治中心，而且是经济文化中心，一旦开始饮茶，便迅速促进了南方茶业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饮茶。陆羽是八世纪中叶中国茶业发展的历史性人物，他经过长期的考察积累，不仅对历史上有关茶叶的资料和情况十分熟悉，而且不断的深入茶区，深入学习茶农的茶事经验，并结合自己的亲身体验，提出一整套种茶。选茶、制茶、茶具、茶器制作、烹茶、分饮的规范化要求，写成《茶经》三卷，这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学经典，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封氏闻见记》云：“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

    《茶经》作为茶学经典，匡正了当时的茶事方法，提出了合理的规范和要求，以陆羽为中心的文人圈子中的僧释皎然、颜真卿、张志和等文人士大夫成为《茶经》茶道虔诚的鼓吹者。770年湖州顾渚紫笋作为贡茶上至朝廷，随后，将督茶作为考察湖州、常州两刺史政绩的重要项目。寺院用茶以供奉佛菩萨，坐定参掸，接待来往香客施主……都要用茶。这样茶在文人的文化生活、宫廷生活以及寺院生活中都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饮茶一事在唐代可以说是兴于盛唐，而风行于中、晚唐，也正是由于茗之流风所及，茶事成为文人、诗人、禅僧竞相采作吟咏的题材。这些诗文是《茶经》茶道精神思想的表征和延伸。饮茶过程被视为一种高雅的文化体验过程，饮茶过程中，调琴、对奕、赏花、观月、作诗、绘画。“敦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皎然诗)“晨前命对朝霞，夜后邀陪明月”《元稹诗》“七碗吃不得……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卢仝七碗茶诗)……形成以饮茶为契机的一种综合的文化活动形式一茶道，中唐时正是文人茶道的黄金时代。除了有助于僧人参禅这一作用外，茶的精俭性、谐和性与佛教精神又具有一致性。饮茶在寺院兴起，并与寺院的礼仪相结合形成了寺院茶礼；在文人茶道、寺院茶礼的基础上，茶道传入宫廷，与宫廷礼仪相结合又形成了宫廷茶道。

    茶道，是一种对饮茶习俗、方法的规范，通过饮茶联结友情，品味人生，观照人类社会自身。这是文人茶道的特色；饮茶过程中超脱世俗的宁静这是寺院僧侣茶道的特色；体现表演性、等级性、和亲性是宫廷茶道的主要特色。因而在唐代社会中，茶道表现出阶段性、阶层性、地域性。从而成为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茶道文明的普及和发展，对茶叶的生产制造，茶叶的贸易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而在中唐出现了八大茶区和几条大的贸易线路，并因此出现茶法、茶税。饮茶习俗在大一统的帝国境内更易于交流、传播。在云南出现了少数民族以马易茶的特殊贸易方式，文成公主进藏曾携茶叶、茶种，常鲁公出使西域时，看到不同的茶叶精品而深感惊讶，这一事实表明了吐蕃与中国关系密切，交往频繁，作为特产，同丝绸、瓷器远销西域、亚非，也是历史的必然；日本遣唐使不远万里将唐代的茶种和唐人的饮茶方法带回本国，丰富了自身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公元815年，日本永忠法师在西明寺潜心学习二十年之后，回国为嵯峨天皇亲献茶汤，日本始有茶园。作为具有特殊文化内涵的茶饮料也影响到对外交往。

    三、法门寺唐宫廷茶具出土的重要意义

    法门寺地处京都长安以西三百华里的周原腹地，是有唐一代以皇帝为首的超宗派的舍利崇拜和供养中心，是唐代佛教发展的晴雨表。唐代历史上的六次迎佛骨活动，是当时规模最为宏大的佛事活动。最后一次迎佛骨活动历经两朝，由皇帝及其大臣供奉了大量的国宝重器。他们用这些“穷天上之庄严”，“极人间之焕丽”的绝代国宝，按照佛教密乘仪轨在法门寺地宫构设成中外佛教史上空前绝后的舍利供养曼荼罗，以求得“圣寿万春，圣枝万叶，八荒来服，四海无波。”由唐僖宗本人使用，后又供奉于佛祖真身的一套茶道用具，也包括其中，充分表现了这套茶具的重要性，揭示了茶道文明在宫廷庄严的宗教场合下非同一般的重要的意义。   

    各地不断出土唐代茶具，但像法门寺这样完整成套的茶道文物，尚属首次。它向人们展示了唐代宫延茶道文明的独特风貌和辉煌成就。也证明了陆羽的茶道在唐代的存在，并对宫廷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物帐碑》载：“笼子一枚，重十六两半。龟一枚，重二十两。盐台一副，重十三两；结条笼子一枚，重八两三分。茶槽子碾子茶罗匙子一副七事，共八十两……琉璃钵子一枚，琉璃茶碗托子一副。”另外还有长柄银勺、银则、银龟、菱弧形银方盒、盘圆座银盐台，无疑都是茶器。另外，秘色瓷器中的小碟子、琉璃器中的盘子，都可视为茶道过程中的佐食用具(装放水果。点心之类)。这些茶器集中、全面、系统、形象地反映了唐代宫廷茶道的风貌。与中唐时代士大夫茶道相比较而言。显示了豪化富丽、奢侈繁缛的外在特征，其用来礼遇外使，拢络大臣、供养佛祖、皇家联谊，都以茶道形式来进行，充分反映了“和”“敬”精神，总而言之，只有法门寺茶具的出土，才真正全面的揭示了唐宫茶道的存在及其程序和特征，它是茶经茶道发展的基础上与宫廷礼仪相结合，而达到唐代茶文化的最高阶段。

    除此之外，地宫茶具还向人们展示了陆羽茶道发展到晚唐，在形式上发生了变化，从茶罗子上细密的纱绢丝网和出土时残留的褐色粉状物来看，茶道形式从煎茶向点茶的发展，这种变化表现在从灸茶、碾茶到罗茶这一过程还保留了煎茶道的原来形式，而茶末在筛罗后，就有两种不同的饮用方式。或在风炉中煎煮，或在盏中冲泡，而粉状茶面更适合于点茶。因此，这批文物的另一重要意义，在于向人们昭示了唐代茶道主流在晚唐的变化。这种变化正处于两种形式的交替阶段。

    综上所述，皇帝为了国家和自身的安危，用包括茶具在内的一大批国宝构设的曼荼罗，使皇、佛、茶高度结合起来，向人们展示了茶文化重要作用。    

    四、唐代茶文化历史陈列厅构设的现实意义

　  唐代茶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各种原因，在明清后走向衰落，使这一文化瑰宝长期泯灭于世，为历史所遗忘。说到茶道文化，国人言必称东洋，自觉不自觉和妄自菲薄，不懂装懂，这种遗忘根本，自我否定的文化心理，对我们今天的民族振兴事业有百害而无一利，正是在这种关键时刻，法门寺地宫文物以极为丰富深沉的文化内涵而震撼了世界，其中金碧辉煌、配套完整的宫廷茶具，使大批江南塞北的茶人们，深感自豪，欢欣鼓舞。在从八十年代初以来研究茶文化的基础上，对包括这批茶具在内的唐代茶文化进行了更深入的反省和探讨，取得了丰硕重要的学术成果，为我们全面展示唐代茶文化总体风貌，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众所周知，丰满成熟的宋代茶道和以后流派纷呈的日本茶道，与唐代茶道有着深刻久远的渊缘关系，因此，认识唐代茶文化是整个国际茶文化溯源归本之所在。利用地宫出土文物，展现唐代茶文化的辉煌成就，意义重大。

    国际人士预言，作为饮料，二十一世纪将是茶的世纪。中国是茶的故乡，是茶文化的发祥地，然而在开放后的今天，在杭州这样世界最大的绿茶市场上，出现了异乎寻常的社会现象——在星级宾馆中，连瓷器和茶叶都要从外国进口。并以此来显示自己的“档次”，而且其进口量之大，速度之快，是茶人们所始料不及。这种鄙弃民族传统，崇洋媚外的心理，并没有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威望的提高而消失，这种情况发人深省。利用出土文物，在大西北建立一个展示唐代茶文化辉煌成就的陈列厅势在必行。它的建成必将有益于弘扬祖国的优秀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