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茶文化是整个传统文化中的一支，而且是非常优秀的一支。我们说它“非常优秀”并非盲目的赞誉，而是有着实实在在的内容，是从比较中得出的结论。首先，中国茶文化有极大的包容性，它是许多优秀文化精神的集结。我国早在先秦时期便出现了众多的学术流派，汉以后更有儒道佛各家争排座次的公案一再出现，各种思想固然都有自己的长短和存在的理由，但却又都是门户之见甚深。茶文化则不然，它自两晋南北朝发轫而正式形成于盛唐，而当它一旦形成，便以宽容、阔大的胸怀广采各家之长。从学术上说，它既以儒家中庸和谐与积极入世的思想为主体，但又吸收了佛教中明心见性的主旨，同时也将道家虚无清静及天、地、人三才的思想包括在内，并兼备墨家重视实践的精神。儒道佛三家从来纷争不已，但却都把茶视为知己。从阶层上看，它不为某一阶级所独占，上至皇室、贵族，中有僧道文人，下至平民百姓，无不与茶为友。所以，中国茶文化虽然只是我国传统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枝花，一株树，但却可以由小见大，窥见我们整个民族的许多优秀品质。其次，中国茶文化很少有一般文化的负面作用。文化是时代的产物，许多思想曾有自己非常积极的一面，但随着时代的迁移流变，到后来就常常表现出它的负面而变为消极。即如曾经开创两千年封建制度的儒家思想而言，其后期对人们精神的禁锢和对社会发展的阻碍都是显而易见的，茶文化则不然，在它的发展历史上有过兴盛也有过困难，但却很少危害，即使在近代，表面的茶道形式似乎消失了，但茶文化精神却像潜入地层的河流，深深渗入民间，依然滋养着我们民族的情怀。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茶文化有超时空的特性。第三，茶文化是物质与精神的完美结合，它既有优美的茶艺形式，又包含深刻的精神内涵，甚至包含自然、宇宙生化衍变的大道在内。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仍可以发掘、弘扬和利用它。
那么，茶文化为什么有这样多的优势呢?这就不能不研究它赖以形成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文化环境。中国茶文化正式形成于唐，唐代是我国封建时代的顶峰，无论在经济发展、社会生活、文化思想，中外交流方面都放射出灿烂的光辉。正是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才创造出如此光辉的茶文化。近年来，对中国茶文化所赖以形成的社会、经济原因各方学者已经有所论述，特别是对唐代茶叶生产和贸易情况更多有注意。但是，对唐代文化思想与茶文化的关系尚需进一步研究。本文想从这一方面作一初步探讨，即从文化思想演变的角度考察茶文化形成的精神背景。
一、儒道佛合流的大势与唐代茶文化集团的形成
提起中国的文化思想，人们向来以为在封建时代是儒家一统天下，其实不然。历史证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兵家、法家、儒家、道家，加上外来的佛教文化交互为用的。汉代陆贾提出“逆取顺守”、“文武并用”，方为“长久之术”(《史记·陆贾列传》)，也就是说不同的社会情况要用不同的文化思想来治理。战国群雄割据，秦统一天下后自然要突出法家，以规范全国制度，但稳定后仍严刑峻法必然激起人民反抗，所以秦王朝不能持久。而汉代则十分注意在不同阶段运用不同思想。汉初兵戈未息，经济凋敝，强调“无为而治”，是以道家思想休养生息，从而出现文景之治；而到汉武帝时期天下已经太平，经济已经发展，汉武帝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便用儒家礼教规范社会行为。南北朝时四方动乱，生活在战乱中的百姓又从佛教中寻求安慰。
既然种种思想流派都有自己的功用，便都强调自己的优势而排斥其他门派，经常互相攻击。尤其是佛教，由于是外来文化，更容易遭到非难。儒家从君臣父子的纲常出发指责佛教让及剃发出家，不敬皇帝，不敬父母，违反伦理和人性。道家则以“华美之辨”来攻击佛教非中国传统精神。其实，真正的优秀文化在许多地方是可以相通的，门户之见使大家不能相互理解，相互沟通，不利于文化的进步。
唐代，由于生产发展，经济繁荣，国家统一，推动了国内务民族的文化交流，也推动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一般说，越是强大的繁荣盛世越有容纳百川的气度。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尤其是中唐以前，文化思想非常开放，这不仅促进了新的文化交流，而且也有益于推动传统文化之间的相互学习和对每种文化自身的改造。这时，域外的景教、摩尼教、袄教(拜火教)等纷纷传入，人们并不十分反感，大家发现总是近亲结婚后代容易退化，文化如不及时吸收外来思想便很难产生新的生机。原生文化是根基、母本，但没有新品种的嫁接便很难结出丰硕的果实。在外来思想中佛教是最早的，既然象景教这样的西方文化都被接纳，充满思辨精神的佛教难道没有一点值得学习的东西吗?于是，无论儒家和道家，都开始悄悄吸收佛教的合理部分。而佛教也认识到，如果不与中国原生文化结合便很难立足，于是出现表面是三教鼎峙，实际是三教合流的大趋势。
儒家首先向佛教学习，韩愈表面上激烈反对迎佛骨，但实际上又在自己的学术思想中吸收佛教，“性善”、“知性”思想便与佛教相通。他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统一的，也就是说治理家庭、社会和国家要自我修养，从“治心”开始，这就是吸收了佛教的心性理。柳宗元一方面公开宣扬佛教，另一方面又要改造佛教，主张对各家学说皆取其所长。这说明儒家已在向佛家靠近。而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则是以儒家为主，兼取佛、道二说。
唐代佛教得到空前发展，为许多皇帝所尊崇，这从我们法门寺出土的辉煌佛教文化内容可见一斑。佛教在唐代所以取得这样长足发展，也正是由于它同样舍去许多门户之见，实现佛教中国化的结果。尤其是禅宗，主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必一定等来世，这既适应上层社会求福的愿望，也接近道教乐生、重生的思想。而怀海百丈所创立的丛林制度，显然是把中国儒家治理国家的制度搬进了佛门。
唐代的道教学者也进一步吸收儒与佛的思想营养，充实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他们以《老子》、《周易》中关于宇宙万物生成理论为主要探索目标，在性命之学的研究中又在抑情养性方面与佛教的思想相通。所以，唐王室自称老子后代，高宗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
总之，由于唐代文化有宽容大度的气派，使各家在互争高低的同时出现了相互学习、容纳的新局面，儒道佛三教合流已成大势。中国茶文化正是在这种大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
茶为什么一下子都被儒、道、佛各家所接受呢?我觉得这首先是因为茶有利于清神益智和修身养生。提起养生，范文澜先生抨击道家想作神仙，佛教害怕沦入地狱不能超生，说他们都是怕死鬼，这种观点未免过于偏颇。人来世界上一次不容易，谁不爱惜生命?如果在国家需要、民族危机之时还只顾自己的生存当然是胆小鬼，而作为正常生活的人，总是想活的长一些，热爱人生有何不好?茶能解毒、去烦、解闷，并能舒通经络，特别益于佛家禅定和道教徒打坐入静，而儒者、诗人也需要以茶清思，这便使大家对茶的态度都一致起来，加上唐代三教融合、互补的大趋势，便使茶文化一出现就有利于各种文化人的合作。实际上，唐代茶文化的形成是儒家、道家、佛家、艺术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一点从陆羽为首的饮茶集团可以得到证明。
首先，陆羽本身便曾受到多种思想文化的薰陶。陆羽，字鸿渐，又名疾，字季疵。自号桑苧翁。“鸿渐”之名出于易经，“苧翁则表明他对隐逸生活的向往。他自幼被家庭所抛弃，为竟陵(今湖北天门)龙盖寺所收养，自小出家作了小和尚，自然首先接受佛教文化的洗礼。但他又不愿终生远离尘世，而抱着救国救民之心精研儒学。他的这种志向得到竟陵太守李齐物和礼部员外郎崔国辅的赞誉和支持。李齐物是淮南王李神通之重孙，系王室后裔，为人正直，多政绩，曾开黄河三门砥柱以通漕运。崔国辅长于五言小诗，并与杜甫相善。安禄山之乱暴发，陆羽流亡到湖州，在这里结识了皎然、颜真卿和许多著名诗人。所以，陆羽受到多方面文化思想的感染。
再从这个饮茶集团的其余成员来看，颜真卿既是大政治家、军事家，又是大书法家。皎然则是唐代著名的诗僧。僧人爱诗，这本身便说明唐代佛门弟子在向儒家靠近。陆羽饮茶集团中还有一名女道士，即著名女诗人李季兰，擅格律诗，被誉为“女中诗豪”。唐代女冠可以被召入宫，皇室后妃、公主等也有当女道士的，李季兰亦曾被召入宫一月，可见其学识不浅。此外，陆羽还与许多学士、诗人交往。正是这样一同派别的文化人聚集到一起，共同努力创造了中国茶文化，而陆羽则是这个集团的总代表。
除了直接创建茶文化的这些文化人以外。我在另一篇论文《试论大唐茶文化》中曾谈到唐代已形成几个饮茶文化圈，即：宫廷茶文化圈、僧侣茶文化圈、文人茶文化圈、民间茶文化圈。所以，陆羽等人所创造的茶文化又是在这些茶文化圈的广泛影响 下进一步提高的结果。
这样，我们便可以看到。茶文化是各种文化精华的结合，它之所以有那么优秀的品质和特点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茶文化是在一个很高的文化层次上起步，这便为它后来不断完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二、唐代茶文化概观
中国茶文化是历史产生的文化现象，我们应当站在现代科学的立场上界定它的概念和范畴。关于这一点，茶文化界不少学者作了艰苦的努力。王玲在她的《中国茶文化》这部专著中对这一问题提出了基本见解。我同意她的观点。茶文化的核心，是“有形之艺，无形之道”，即完美的茶艺形式与深刻茶道精神的结合。不同阶层和不同文化集团的茶道分野，皆围绕这个核心而出现。与此相关的茶诗、茶画、茶书法、茶歌舞、茶建筑、茶著作等等则是由茶艺、茶道派生的文化现象。至于茶的生产和贸易等，如果讲“茶学”自然是重要内容，而论“茶文化学”便很难包含在内。因为，任何物质产品都有自己的生产方法，点瓜种豆，植树养鱼，都有其特殊的方法与过程，从文化的广义概念说冠以文化的称呼未尝不可，而从常规意义讲则很难称文化。茶也同样如此，所以，我认为，以东方古典哲学为理论基础的中国茶文化并非指其科技文化，而更多的是人文文化内容。我们正是由此切入来观照唐代茶文化的基本状况。
概括地说，唐代茶文化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茶艺形式。
我国起码在汉代已把茶作为饮料。晋代开始，茶才逐渐被注入文化内容，用以激发文思，祭祀鬼神或助清谈之兴。不过在唐代以前，由于陆羽写出了《茶经》，并创制了二十四器，才把茶饮方法程序化，并以美学思想提携这套程序，形成优美的意境和韵律，将其上升到艺术的高度，故称之为“茶艺”。茶艺包括赏茶、鉴水、列具、烹煮、品饮等许多环节，每个环节都是为使人在饮茶过程中置身于一种特殊的境界之中。这样，饮茶便不再仅仅是提神、醒脑和解渴，而是一种艺术的享受。所以，不能把唐代的茶博士仅仅看作如裁缝、炊事员、大木工匠一样的人物，那只是技术工作而已，唐代茶博士与其说是技师，不说更像导演，或是技师加导演，他通过这种完整的茶艺程序既向人们展示高超的调饮技艺，又引导人们进入一种美好的意境之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大胆的创造。
2.形成了深刻的茶道精神。
任何东西一旦上升到艺术境界，便给精神活动留下了极大的空间。一部《红楼梦》，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看待它的价值，一首诗歌不同人也有不同感受，茶也是如此。当它还作为一般物质产品被人们所饮用时，与吃一张大饼、喝一碗小米粥并无多大区别，而茶艺一旦出现情况就不同了，不同的人都要在这种艺术氛围中寻找自己的归宿。儒道佛各家都在艺术中注入自己的文化思想，这便是茶道精神。若论三家对茶文化的贡献，可以说都作出了努力，很难分出高低。茶文化的哲学基础主要是佛道两家思想。道家在茶文化当中注入天地人三才合一的思想，认为茶是沟通人与宇宙、天地的媒介，所谓“杯中观天地，壶中有乾坤”，便是道家哲学在茶文化中的最好体现。至于用于服饮祛疾，只是具体功能。佛教思想在茶文化中的主要表现是提倡明心见性。就是说，要在饮茶过程中反省、检讨自己，这一点对后来的理学家有极大启发。而儒家，则从入世、治世的角度出发，阐明一种道德观，提倡伦理教化，主张以茶启发人们互相尊敬、互相亲和，提出以茶养廉洁，以茶来雅志，以茶表敬意，以茶利礼仁等口号。这种无形的精神与有形的茶艺形式相结合，便是中国茶道。
3.形成了不同阶层和不同流派的茶道及饮茶文化圈。
一般说，文化，特别是作为精神范畴的文化，首先是由有闲阶级提倡和创造的。陆羽所创造的茶道本来是容纳多种文化思想的产物，但在具体运用过程中，不同的人群总要结合自己的需要来发挥，这就形成了不同的茶道体系。唐代，王室出现贡茶，最好的茶首先贡献皇帝，而在宫廷之中自然更要体现帝王的至高无上并满足他们奢侈的享受，这样，便形成了以器物豪华、场面宏大为特点的宫廷茶道。茶是首先从南方发展起来的，一般说江南文化比较纤弱、细腻，而唐代的首都却在长安。关中的黄土文化和八百里秦川带来的是雄浑、厚重，再加上唐王朝正处于封建时代的鼎盛时期，使这里的一切文化都披上了泱泱大国的大家风范。表面看，这与茶空灵、优雅的性格似有矛盾，也不符合陆羽提倡的俭朴之风，但对改变江南文化的纤弱，无疑起到了补充增益的作用。
其次是佛教茶道。唐代在茶文化的推广上佛教无疑起到巨大的作用，不少学者都已注意到这点。但对佛家茶道却很少有人注意。实际上，早在唐代佛教茶道已具规模，这从怀海和尚所制定的《百丈清规》中便可以看得非常明显，如何出入茶寮、僧堂，如何挂出点茶牌，甚至主客座次、焚香、起炉，都具体得很。有意思的是，唐代寺院茶道表面挂着佛门招牌，实际上制度、礼仪比一般文化还更接近儒家的伦序、规范，这进一步证明茶文化是唐代三教合流的产生。
最能反映陆羽所创造的茶文化精神的是文人茶道，其特点是环境注重自然，内容优雅多变。文人们向来喜欢自由自在，而讨厌繁琐的仪式，所以真正的茶人往往并不特别注意茶的外在形式，而特别强调其精神和韵律。文人茶道的参加者不仅是诗人、艺术家、学问家，也有有学问的僧道加入其中，“三癸亭”的茶事活动正是这种文人茶道。有人会问为什么很少见提道家茶道，其实道家是最讲道的，他们的茶道是溶于文人茶道之中了。
4.茶道与相关文化有机结合。
中国人是非常注重实际的，任何文化精神都有其实用价值，所以讲体用不二，这一点与日本的茶文化思想有很大区别。日本茶道主张单一的清思，中国则不然，认为茶的精神不仅在茶道仪式上体现，而且要贯彻于一切行动之中，不能在茶室中讲和敬清寂，走出茶室便打别人的耳光子。所以，朝廷提倡文化要用茶，可用于科举考场和翰林院；搞祭祀可用茶，唐懿宗送给法门寺大批茶具就是以茶礼佛。而文人可以作茶诗，画家可以作茶画。有人批评这种作法是“实用主义”，不讲精神，其实，实用未必不讲精神。唐代茶文化推动起相关文化的发展应该说是一件大好事，这便为此后茶道精神在全民之中普遍推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从法门寺出土茶具看佛教茶文化与宫廷文化
1987年4月3日，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帝王供佛的数千件珍贵文物轰动海内外。其中十几件流光溢彩的豪华茶具尤其引人注目。关于这套茶具的情况，不少专家已从文物角度和茶道方法方面进行了不少探索，本文不再赘述。这里仍从思想文化角度进一步加以探讨。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明，唐代茶文化是儒道佛三家文化汇流、融合的产物，法门寺所出土的精美茶具进一步说明了这个问题。
陆羽创建茶文化之时，把列具作为茶艺的一个重要环节，其目的一是在推广茶艺技巧，二是为形成可视的茶道程序，虽然显得繁复，但仍不失提倡俭朴的主旨。但当这套茶艺技术或曰茶道形式传入宫廷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帝王、后妃其实很难领悟茶道的精神实质，而只会在形式上作文章，虽然像宋徽宗那样熟悉茶道全部情形的也有，但毕竟是少数。尤其在唐代中期以后、唐王朝已逐渐走向衰落，皇帝们很少励精图治的精神，却增加了奢侈享乐的欲望，这从法门寺出土的茶具中看得十分鲜明，鎏金银质茶碾子重二十九两，茶罗子重三十七两，皆是专为皇帝打造器物的文思院所造。有些茶器是地方官员进贡的，鎏金鸿雁球纹茶笼，便錾书“桂管臣李杆进”，证明上行下效，官员自然投皇帝所好。唐僖宗还在茶碾轴上用罗体錾文标明自己的小名“五哥”，说明皇帝是多么爱惜这套精美的茶具。
宫廷茶具送入法门寺作为供养，这本身就说明世俗茶文化与佛教的结合，然而，这套茶具所反映的精神内涵还不止此，儒道佛三家思想合流的趋势还生动地表现在每件器物的艺术精神之中。
法门寺的茶具是皇家用具转送寺院作为供养的，所以，它最初是为皇帝日用而设计。唐朝的皇帝对佛道两家态度时有变化，但总的说既想向各佛门祈福，又想向道教学一些长寿成仙的本领。从这套茶具的纹饰内容看，主要是反映道教思想，但偶而也溶进一些佛教的精神。如鎏金茶碾子，饰以鸿雁流云花纹，显然是道家鸿鹄飞翔于浩渺云空的写照。而镂金银笼子则思想更为复杂!一方面在顶面饰有15支飞鸿，在腹壁饰有20支飞鸿，以飞鸿的群体增加了升腾的气势，而同时又在口缘上饰以莲瓣纹，显然加入了佛教对莲的特殊崇拜。茶罗子的文化内涵同样如此，但佛道的主题也更为鲜明，罗架两侧有头束髻、着褒衣的纨幡驾鹤仙人，两端壁面分别饰以山岳云气和飞翔的双鹤流云纹，伊然一幅道家的羽化成仙的画面，但四周同样加了莲瓣纹饰，佛道两家思想一齐在一件茶具中汇合了。集中反映佛家思想的茶具是盐台，盐台由盖、台盘和足架三部分组成。盖作倒卷荷状，叶脉清晰可见，活脱脱一幅莲叶垂状的形象。而盖纽则作莲蕾形，中空，分上下两半，可扣合，中心饰团花一朵，被四尾摩羯鱼所围护，盐台为咸通九年文思院所遣，仙人骑鹤茶罗子则造于咸通十年，所以同样是茶具，主题显然侧重不同，但由于都是文思院的产品，都把握了皇帝渴求福寿并臻的思想，所以摆在一起却相当协调。这证明，在当时的社会思想中，人们对佛道两家的精神已灵活运用，并且达到十分纯熟的地步。法门寺还出土了秘色瓷和琉璃碗盏，对这些器物是否是饮茶所用还有所争议，一般说，唐代的茶盏尚未像后代那样与其他饮食用具严格区别，直到宋、元之时，所画斗茶图，饮茶用的碗仍与现代的碗十分相似，只是器略浅，口略奢。从这一点看，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碗和琉璃盏都有被用作饮茶器具的可能。果真如此，则饮茶器具中西方的琉璃器也可能悄悄地加入进来。而所有这些器具，尽管文化思想不同，都被送到法门寺，佛道、中外尽管经常争论得你死我活，但对对方好的东西都不拒绝，大有“拿来主义”的劲头。在茶的问题上似乎干戈顿息，这在法门寺出土的茶具中得到实物的证明。这种彼此吸收、相互溶合的趋势显然为朝廷所提倡，这样一来，三教互补便成为社会风气。昌盛的社会才有大胆容纳的气度，这再次说明了唐代文化思想是多种流派相互学习、吸收的。
以上，我们是以法门寺出土茶具说明唐代文化思想背景；反过来，这些茶具又对我们认识唐代茶文化本身有哪些启示呢?我以为，起码说明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它证实了唐代宫廷茶道与佛教茶道的存在及其宏大的气派与规模。以往，人们从陆羽《茶经》中只是认识到有文人茶道，而在宫廷和寺院，有饮茶习俗的普遍存在虽无疑问，但是否形成茶道程序则不甚了了。法门寺出土的茶具证明，当时的宫廷内不仅存在茶道，而且规模宏大，气度也非同一般。系列茶具既进入寺院，当然佛教茶道也会相应出现。加上《百丈清规》的印证，说明寺院不仅因坐禅破睡需要饮茶，而且有了完整的茶道文化。唐懿宗和僖宗将系列茶具送入法门寺为供品，证明寺院已经把茶作为礼佛的手段。这套茶具的精美还说明，唐代茶文化是与唐代社会的繁荣昌盛相适应的。
第二，中国茶文化在唐代由文化人所完成，一旦形成以后便为朝廷所提倡。宫廷茶文化虽有奢侈豪华有失俭朴的倾向，但仍不失典雅大方，仪态万千，这便使整个茶文化向前推进了一步。所以，对宫廷茶文化不可一概否定。
第三，茶文化源于中国，后来才流传到日本、朝鲜等地，这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本来是无可置疑的，但由于近代以来中国茶道和茶艺形式在本土衰落，使一些人对此产生了怀疑，法门寺系列茶具的出土，再次证明茶道的故乡是在中国，是在古老的黄土地上所开创的。
四、唐代茶文化的历史地位
唐代茶文化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它不仅在茶文化本身，而且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唐代茶文化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不仅总结了自晋以来的茶文化思想，而且开启了后代茶文化进一步发展的大门。
唐以前，虽然说茶的精神作用已被发现，但并未形成完整的文化体系。唐代茶人不仅对前代茶文化思想进行系统总结，更重要的是创造了完整的茶艺形式，这样，就使茶文化精神成为可视、可见的东西，把无形之道与有形之艺完美的结合起来，使人们在一种艺术化的饮茶程序中体悟许多关于人生、社会、自然宇宙发展变化的大道理。“道”这个字在中国有着特殊的含义，它既可以理解为道理之道，但从更深的意义上说，则是指事物的本源、本质和规律。饮茶本来是人类一种日常的认识，社会的态度，做人的原则都溶注在饮茶过程之中。道家从茶的自然属性出发，认为茶集结了天地宇宙的精华，所以，道家饮茶是为在修炼中体会自然的法则，把茶当作沟通人与自然的媒介。而佛教主张从人的内心寻找真理的归宿，所以以茶明心见性。儒家则以茶性比喻人性，特别发现了茶的亲和作用，所以以茶交友，以茶敬客，以茶雅志，以茶养廉，甚至以茶沟通君臣百姓，以至和谐万邦，把茶的和谐、中庸的品质发挥到极致。然而，在唐以前，茶的这些品质虽然已被发现，但精神的东西总是难以捉摸。陆羽的“茶经”和文人、宫廷、寺院所创造的茶道形式把这些精神体现在艺茶过程中，使你在一种特殊氛围中体验，这样，大道便包含在其中了，所以称之为茶道。茶道出现后，由宋而至元、明、清各代大体上是在唐人茶道的基础上改造和发挥。所以，唐代是中国茶文化承上启下的时期，也是最大范围的开创、奠基时期，也是它的形成时期。
第二，唐代茶文化是许多优秀思想文化的复合体，它吸收了佛道各家最优秀的精神，将其汇萃、交溶，然后创造了一支新的文化。这种相互学习、吸收的精神，也只有在盛唐才能完成。所以说，茶文化与唐代繁荣的社会、经济、文化状况是相一致的。唐代茶文化的这种相互宽容、十分大度的态度，不仅在当时推动了文化思想的发展，增强了人民的更新力，即是在现代，对我们仍有极大启发。当今世界多了许多纷争和仇恨，少了些互助与谅解，因此，重新提倡大唐茶文化精神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三，唐代茶文化不是僵化的、不变的而是有极大的可变性，这便给后代茶文化留下了不断发展的余地。之所以能够如此和上述的文化复合体有关，由于它是各家优秀文化的集结，各家都可从中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便可以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加以充分发挥。到宋代，宫廷茶礼、文人茶道、民间俗饮都进一步得到发挥；而到明代，道家、隐士则把茶的艺术境界发挥到空前的地步。唐代茶文化的可变性造成了中国茶文化在此后的历史长河中得以波澜起伏，游刃有余。所以，我们今天在全国各地掀起此起彼伏的茶文化热潮便毫不为怪了。
第四，唐代茶文化有极大的驱动性。
由于唐代茶文化含蕴丰富，从而使它有极大的号召力；茶的亲和性能也使它能感召四面八方，以及各层次的人群。所以，尽管各阶层茶道的规模、气氛有所区别，但大家都可以接受它总的精神。唐代茶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凝聚力、亲和力的极好表现，它曾驱动千千万万的人以茶来鼓舞自身，也彼此鼓舞。这一点在后代的茶具文化中表现极为明显。元明以后，出现“子母茶具”，把茶壶叫作“茶娘”，把茶碗称为“茶子”，表示母亲关怀每一个孩子，祖国关怀着每一个炎黄儿女。茶具艺术家又作了三根连体的茶壶，表示各族人民同祖同根。茶馆文化更是茶道亲和精神的有力倡导者，在中国，至今四面八方，城市乡村，都遍布茶馆，茶馆是思想交流的场所，也是传播信息的场地。在茶馆里，素不相识的人也感到一种祥和亲近的气氛。在四川等地的茶馆里，还调解民事纠纷，产生了矛盾和争执，当地有威望的老人主持，乡亲参与评说，几杯茶便化解了彼此的怨恨。正是因为茶文化有着这种内在的力量，所以驱动性很大，千年间形成波澜壮阔的局面，影响千家万户，使茶成为国饮。
第五，唐代茶文化还有它的国际性。茶文化本身就是中国本土的儒道精神与外来的佛教文化相互结合的产物，当它出现以后又影响世界各国。首先受到中国茶文化影响的是日本，早在唐代，日本学僧最澄便带去中国的茶籽，当然也带去了饮茶的方法和礼仪，这样才产生了日本茶道。宋代，来华学习的日本僧人更多，特别是宋代的浙江径山寺，成为日本学僧学习茶道的重要场所，当然，日本茶道结合自己的国情又有所创造和发挥，但论其渊源，仍是自中国移植。其他如朝鲜等地，同样是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而产生自己的茶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