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4月，位于陕西省的法门寺，从唐代地宫中出土了一套唐僖宗御用以后又供奉佛祖舍利的鎏金金银茶器具和琉璃茶盏。这套世界罕见，历史久远又十分完整、珍贵的茶具，不仅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而且对于研究中国茶和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历史依据。它是我国饮茶和茶文化发展到唐代最高水平的表现和实物证明。

    一、中唐以前饮茶和茶文化的自然形态

    中国是茶的故乡，是最早发现和利用茶叶的国家。我国中唐以前，对茶叶的利用有长的发展过程，有一个从药用、食用到饮用的演变。

    茶独立成为饮料，清代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根据自己的考察分析说；“秦人取蜀，始知敬饮之事”，按照他的意见，饮茶当在春秋战国之间的巴蜀地方已经出现了。顾炎武的这一看法不无道理。

    西汉时的王褒在他的《僮约》中有“烹茶尽具……武阳买茶”的记录，说明当时的巴蜀地方不仅饮茶风行，而且已经有了茶的集市贸易。如果此前没有独立饮茶的开端，是很难想象西汉时会出现茶的专门市场的。

    中唐以前的饮茶品种，陆羽在考察后说：“饮有粗茶、散茶、末茶、饼茶”，指出巴蜀的“青城县有散茶，末茶。”但是就主流看，当以饼茶为主。

    我国生产饼茶，是早记录在三国魏张揖的《广雅》一文中：“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这说明至迟在三国时，我国已有了最早的茶叶加工。自此饼茶生产延续了将近一千年，到宋代末期才为新兴的散茶生产所代替。  

    以饼茶为主的生产方式，不仅满足了运输的方便，保管的方便，一年四季欣茶的需要，也决定了固有的饮茶方式。

    饼茶的饮用方法是煮饮，或称烹饮。这种饮用方式伴随着饼茶生产的较长历史过程。但是煮饮的操作，在中唐前并不规范，饮茶的目的也各有不同。    

    三国《广雅》中说：“用葱、姜芼之”，“其饮醒酒”，这是讲荆巴间人煮茶时要加入葱、姜饮茶目的是醒酒。

    西晋郭义恭在《广志》中说：“真煮饮为茗茶，茱萸，檄子之属。膏煎之，或以茱萸煮脯胃汁……曰无酒茶。”这里煮茶加入了茱萸，檄子。

    唐《膳夫经手录》中说：“茶，古不闻食之……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茗粥就是将饼茶碾成粉末，放在釜内烹煮，加放盐、椒、姜等佐料，调成糊状，一并吃下。

    唐·孟诜在《食疗本草》中说：“著叶利大肠，去热解痰，煮汁”。又唐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中说：“茗，苦茶，寒。破热气，除瘴气，利大小肠，食宜热，冷即聚痰。”这里保留了茶作为药用的饮用方法，又发展了饮茶保健的目的。

    茶的煮饮，大都将饼茶碾后，放入釜内滚水中烹煮，用茶筅击拂，加盐、椒、姜等佐料待沸时盛入茶碗，分而饮之。

    在中唐以前，曾经出现过“点茶”的煮饮方法，《广雅》中记载：“若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这种萌芽的“点茶”煮饮法，实属个别，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为人们接受，也一直没有流传开来。

    在茶叶加工上，还出现了与饼茶不同的加工方法。李白在《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并序》的诗中提到“曝成仙人掌”，有人考证，这是晒青茶的加工方法，还有刘禹锡在《西山兰若试茶歌》中提到的“斯须炒成满室香”，反映了炒青茶的出现。

    中唐以前不同的茶叶加工、煮饮方式、饮茶目的，说明当时饮茶处于自然、自发的形态之中，还没有上升到理性化的阶段。

    正是这种自然、自发的饮茶形成，反映在茶文化的发展上还处于浅层的文化形态之中。

    这一阶段，茶文化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把饮茶当作一种礼仪。三国《吴志·韦曜传》中有“密赐茶荈以当酒”的说法，说明当时文人、士大夫之间，“以茶代酒”是当作相互之间的优厚礼遇看待的。

    2.把饮茶作为倡导“节俭”的标志。《晋中兴书》中有陆纳待客时“所设唯茶果而已”的记载，反映了晋代文人、士大夫反对社会“奢侈”表达情操志向的人生境界。    

    3.在宗教茶文化方面，道教饮茶当作道人修道、炼术、成仙的一种寄托，由此传播饮茶，创制名茶，而佛教在兼容并蓄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接受了饮茶习俗，也开始传播饮茶。    

    4.对饮茶处于神奇的色彩之中。《搜神记》、《神异记》、《续搜神记》、《广陵耆老传》等对此作了反映。 
   
    5.在茶著方面，出现了茶事的点滴记录，还没有形成系统化、理性化的茶学思想。

    总之，中唐以前，饮茶和茶文化还处于明显的初期发展过程之中，这是饮茶的地域性行为和没有极大的普及、提高决定的。

    二、《茶经》的问世标志着唐代饮茶和茶文化发展的新高度

    世称“茶兴于唐代而盛于宋”，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空前繁荣的时代，国家的统一，经济的繁荣以及文化的昌盛，为社会的全面发展带来了生机和活力。这一社会背景和发展趋势，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各业包括茶业的发展，也推动了饮茶和茶文化极大的普及和提高。

    唐代南北交通的发达和贯通，使饮茶有了向北方传播的条件。唐封演在《封氏闻见记》记录了当时贯通南北的运河两岸“自邹、齐、沦、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的”茶事情况。唐代杨华也在《膳夫经手录》记录了茶“自梁、宋、幽、并间，人皆尚之，赋税所入，商贾所齎，数千里不绝于道路”的贩茶情况。茶大量进入北方，使饮茶在占当时全国三分之二的北方传播开来。饮茶人数的激增和大量需要，又促进了南方茶叶生产的空前发展。唐代中期，南方茶叶产地已发展到相当于现今的十三个省的范围，茶业经济的兴盛，为茶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唐德宗建中三年，首开“税天下茶”。使茶叶由民间的自然行为提到了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高度，茶叶地位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此，茶业的发展，得到了国家的重视和提倡。    

    唐代昌盛的文化发展，又为宗教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条件。在唐时，佛教虽遭到唐武宗“废佛”的影响，但除此以外的统治者却是扶持佛教的，特别是佛教中的禅宗，又吸取了中国的道玄思想，很快发展起来。

    佛教禅宗的广泛传播，也带动了饮茶的迅速传播。《封氏闻见记》中说：“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从此转相仿效”。佛教成了茶及茶文化传播的有力“媒体”。

    在佛教禅宗看来，茶是“破睡”、“静心”、“去乏”的有效手段。而唐代怀海创制的《百丈清规》中又把茶提到了“圣物”的高度，把佛前、祖前、灵前供奉“三奠茶”视为最高礼仪。茶的“益智”、“健身”、“延年”作用，又促使“禅寺窗茶”普遍建立以对僧人们施茶。茶作为一种“信物”，成为禅宗深厚的家风和教义，“吃茶去”被上升到了宗教精神领域。    

    佛教禅宗的兴盛和普及，茶在佛教中的“神圣”地位的出现，使寺院普遍种茶、创制名茶、研究饮茶、宣传茶事、推动了饮茶和茶文化的提高。

    正是这一饮茶空前普及，茶文化的发展以及茶被国家广为重视的前提下，陆羽通过长期的调查研究，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开拓了茶学研究的新领域。

    公元780年前后，陆羽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茶书《茶经》三卷的著作。对茶的起源，生产、加工、烹煮、品饮以及历史等作了深入的考察和科学总结。《茶经》的问世，不仅使饮茶从中唐前的自然发展，中唐的广泛饮用，上升到了理性化的高度，也使茶学独立成为一门科学，把茶文化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茶经》对饮茶和前人的“煮茶法”作了科学的概括和总结，提出了全新的饮茶理论。他在《一之源》中，明确指出了饮茶的目的“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把饮茶上升别人的精神领域来看待。在《四之器》中对烤茶、煮茶的技艺提出了细致、周到的规范，还指出了煮茶烧柴、用水的最佳选择。在《六之饮》中否定了传统煮茶时放入葱、姜、枣、桔皮、茱萸、薄荷等的方法，提出饮“真香”的观点。在《八之出》中在鉴评各地名茶的同时，提出了要重视名茶的意见等。因此，《茶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陆羽不仅是茶文化理论的设计者，还是科学饮茶的实践者和倡导者。在《茶经》形成的前后，在他的周围已经形成了一个有影响的文人饮茶集团，大儒颜真卿，诗人孟郊、皇甫冉、皇甫曾等数十人。他们经常凭借自然风光在名山大川中饮茶、言志、切磋茶事。由此也引发出一篇篇脸炙人口的茶诗文章传播而来。在讲究饮茶意境的过程中，又促成了溶品茶、赏景于一体的湖州抒山“三癸亭”的创建。这个文人饮茶集团后来还影响了卢全、刘禹锡、白居易、韦应物等一大批士大夫文人阶层。在他们的推波助澜下，一场声势浩大的茶学研究和饮茶热潮被空前推动了起来。  
 
    《封氏闻见记》在评价中唐饮茶盛行的原因时说：“楚人陆鸿渐为茶论……并煎茶炙茶之法，造二十四事……远近倾慕……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陆羽是茶文化发展中的杰出代表，他的茶学研究，丰实了唐代昌盛的文化内容，因此，陆羽是有功于当代和后世的。 

    三、法门寺出土茶具是唐代茶文化发展的最高和最集中的反映   
 
    唐代茶事大兴，不能不说与朝廷的直接提倡有关。

    自唐德宗开放，先后有判度支赵替、盐铁使张谤、专利度使斐延龄，榷茶使王涯，中书郎李石等分别上言朝延，“请为茶税”。得到了朝廷“从之”和支持。仅贞元九年(793)上税“岁则钱四十万贯”，税额十分可观，茶税的开征，无疑每年为国家增加了巨额收入。   

    大历五年(770)，李栖筠任常州刺史时，顾渚山中有僧人献茗，李栖筠约陆羽等一起品赏，陆羽认为此茶“非他方可比，宜荐于君上”，刺史于是“进万两贡上”。同年，朝廷下令在浙江顾渚山设贡茶院，责成湖州、常两州刺史督造贡茶并“入贡”事宜。此后，“岁贡达一万八千斤”之多。顾渚山贡茶院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由宫廷指派官员建立的官焙。官焙是宫廷的象征，它生产足额、最好的茶，意义非同一般。

    《封氏闻见记》说：“此古人亦饮茶耳……始自中地，流于寒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唐代开始的对边疆回纥、吐蕃等少数民族的“茶马互市”，既是一种经济交往，又是一种政治纽带，对稳定边疆，八荒来服，四海无波，确保国家统一和稳定起了重要作用。

    《全唐文·卷五》有柳宗元“代武丞谢赐新茶表”，《卷六》也有“刘禹锡代武承谢赐新茶第一表”“第二表”。这表明在宫廷不仅一直把茶作为祭品，还是安抚边藩和臣下的“礼遇”。而每当顾渚山官焙“急程茶”送到宫廷，宫内都要举行声势浩大的“清明大宴”，群赐大臣，这里茶是一种恩惠。  

    唐时，来往京城长安的有新罗(朝鲜)、日本、印度半岛、波斯及大食(阿拉伯)等各国官员和大批使者，茶又是外交和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日本圣武天皇就曾仿照中国做法。“召集众僧，听讲般若经赐茶”。  

    唐代最高统治者扶持佛教，也笃信佛教，茶又是佛教的“圣物”，法门寺是超宗派的皇家佛教寺院，成为以皇帝为首的佛祖舍利供养和朝拜中心，唐代皇帝六次迎送佛骨，其目的正如唐睿宗所祈求的“圣寿万春，圣枝万叶，八荒来服，四海无波”的愿望，而被称为“五哥”的唐僖宗自己御用的最精美的茶具，就是在这里敬献佛祖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唐代最高统治者直接提倡茶事，热衷茶事，有其深刻的社会需要，即茶作为一种最高的精神“寄托”，作为一种特殊的“信物”，特殊的“礼遇”，加以推广，有利于国家的统一，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茶的地位由此已上升到了国家政治的高度，体现了国家的“意志”。正因为唐代最高统治者倡导茶事，客观上也使得唐代茶文化在陆羽《茶经》的基础上继续得到强劲的发展。    

    宫廷茶道，既体现了茶作为一种最高的精神“寄托”，也是宫廷茶事最集中的外在表现形式。

    唐代宗以后，宫内凡举考、论经、修志、较量文章，“宫人已下侍茶汤”，饮茶之风极盛，但是作为茶道，恐怕还并未成形。

    宫廷茶道是从民间传入的，又是宫廷有意引进的。

    据《封氏闻见记》记载：“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至临淮县馆，或言伯熊善茶者，李公清之，伯熊著黄被衫乌纱帽，手执茶器，口通茶名，区分指点。左右刮目。茶熟，李公为歠两杯而止。既到江外，又言鸿渐能茶者，李公复请为之。鸿渐身衣野服，随茶具而入，既坐，教摊如伯熊故事。李公心鄙之，茶毕，命奴子取钱三十文酬煎茶博士”。作为当朝重臣，是否因此为皇上选择引进茶道，不得而知，但是御史大夫在临淮县馆调查茶道却是事实，他在亲眼观看了伯熊与陆羽茶道表演并品赏的对比中，对伯熊的态度是“心鄙之”，而对陆羽的态度，不仅“取钱三十”给予“奖励”，还冠以“茶博士”称号。御大夫对茶道的热情，躬身关心，细致周到的调查研究，无疑是抱有目的的。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封存于唐懿宗咸通15年(874)供奉佛祖的全套鎏金金银茶道具，是唐僖宗御用的，它不仅反映了宫廷茶道的事实存在，还反映了最高统治者对茶道的热情。

    这套茶道具从形式上看，是按照陆羽对“煮茶法”设计的要求制作的，因而说明，最高统治者的“茶道”是陆羽“茶道”科学意义上的“茶道”。从质地上看，代表当时金银鎏金技术，琉璃生产技术及秘色瓷工艺技术的最高水平，有“毕其仪，美其器”的特点，体现了最高统治者所倡导的“重礼仪，明序伦”的礼乐精神。   
 
    正是这种唐代最高统治者对“茶道”从内容到形式刻意追求，又带头垂范，作为一种诏示，茶的精神“寄托”也就在其中了。

    因此，我们说法门寺地宫出土茶具是唐代茶和茶文化发展的最高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