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字，是汉字“荼之减笔字”①“茶之始，其字与荼。”②茶的前身，为什么书写作“荼”字?在茶假借作荼字时，荼和茶有没有区别，人们是如何设法将之区别的?另外，茶字最早是何时出现，最后又是什么时候取代荼字而完全分立的?等等。所有这些疑点，自唐宋以来，一直是人们关注和不断探索的课题。但是，直至现在，所有论说研究，依然还是各涉一端，各说一是，对茶、荼的变化发展过程，仍蒙胧不清。对此，本文试作一系统剖析，延师引玉，以冀对茶字的字源，能得出一个比较全面、确切的看法。
一、有关茶业起源说略
要谈茶字的演变和渊源，有必要从茶业起源及其早期的历史谈起。
人所共知，茶是由茶的饮用才发展为业、发展为文化的。我国是世界上最先发现利用和最早饮用茶的国家，无庸说，我国自然也即茶树的原产和茶业、茶文化的发源地。
我国茶的发现利用始于何时呢?在现存的文献中，对此最早提出看法的，是陆羽。其称：“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③神农是战国传说史前发明和肇创农业等许多事物的氏族、时代或一个人和神的不定形象。大家都清楚，农业和其他各种重大发明，特别是在原始社会，绝不是一人一时之所为，而只能是众人长期经验积累的结果。所以，我国传说中的神农以及燧神、伏羲氏等等，是我们先民，为感念史前一些重要发明所特意追塑出来的偶像，并不一定具有真实的人格。因此，陆羽的“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我们只要简单理解为这一发明是在史前即行，而不必再去纠缠神农是神还是人等等。我国相传神农发现、利用茶的一说是：“神农尝百草，一日而迂七十毒，得茶以解之。”④即是说，茶是在原始采集中被发现的，最初一度用以解毒，后来才由药用慢慢发展为主要用作饮用。如果这一推测不错，那末很可能茶的发现、利用，首先是妇女的功劳。⑤
应该指出，关于陆羽茶饮发乎史前的看法，现在学术界也不尽同意。一部分人以神农是传说，“传说不足凭信”，对“史前说”持怀疑的态度。也有个别人据顾炎武“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⑥的说法，甚至提出了“先秦无茶”的观点。其实，传说并非完全虚妄，它和考古、民族志材料，至今仍是研究史前社会的重要参考和根据。另外，有些传说，如神农传说，由于其流传中出现的一些具体情况，对研究某些史前起源的事物，如茶的发现和最初利用等等，还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再是顾炎武这里所说，也非指巴蜀，主要是指中原和南方其他地区饮茶和茶业传播而言的。因此，我们这里对神农传说，似应顺便稍展开一说。
我国文献中的神农记载，是迟至战国始由编造古史和重农学派提出和吹捧出来的。⑦在西周的史籍中，我国最早的历史为舜，最早的古人为舜禹和后稷。战国时，一些儒生开始在舜之前，又追编一个“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把相传肇创农业的神人神农，也杜撰为三皇五帝之一；商鞅、尸佼特别是许行等重农学派家⑧，更是将他们重农力农主张，也一一讬称为神农之教或神农之学、之道。于是有关神农的记载和年代，愈来愈多，愈来愈远；有关神农的功绩，也愈说愈多，最后以致将神农和炎帝、祝融、蚩尤等其他传说相混淆和合并了起来。
那末，上述有关神农各点，对研究茶业起源，究竟又有哪些意义呢?我们认为至少有这样二点：一是从逻辑上有力证明，茶的发现利用甚至饮用，当也是在史前；二、将史前茶的传说和巴蜀早期茶业历史，有机地完整连接了起来。
上面说过，我国文献中的神农，是战国时由造史者和许行之辈提出和神化出来的。三皇五帝是虚构的，但他们为了把神农塑造成一个相当伟大远祖，只会把史前不是神农的事也拉扯到神农身上，而绝不会将进入文明以后晚近特别是战国以后出现的事物，也说成是神农发明的。所以如传说神农发明农业、医药、制陶、粒食、祭祀、琴乐等等，⑨现在考古和民族学揭示，所有这些事物，即全部就属史前的发明。由于神农传说自身的这些情况决定，我国文献中提及的种种神农的发明，也就都带有指示起源史前的意义和作用。⑩因此，既然传说的神农其他各种发明均被科学证明是起源史前，那末，有关神农以茶解毒和饮用茶的传说，我们认为只要考和其他资料还没有找到其非史前的确凿证据，我们就不应例外，应该仍然将之与农业、医药和陶器等其他神农发明传说一样，肯定和看作为是发乎史前的事情。
我们上面说，肯定茶的发现利用和饮用是在史前，史前什么地方呢?陆羽在《茶经·一之源》中提到这样出句：“茶者，南方之嘉木也，……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揣摩这段话的意思，陆羽强调茶是“南方”的树种，自然也指明茶的发现和最初利用，也只能或只会是在南方了。偌大南方，具体又是在哪里?陆羽这里没有明说，但在茶之源中，他不言其他，只提“巴山、峡川”，明显这就把巴山、峡川与茶的起源巧妙联系起来了。即在不言中言明了今川东鄂西，是我国茶的发现和最初早利用之处。(11)
上面我们援引陆羽所说，提出我国茶的发现利用为始于史前鄂西川东，但是，在我国文献中，茶的记载直至秦汉间的字书《尔雅》(12)中才始见及，即以晋·常*在《华阳国志》提到的蜀人茶的方言“葭萌”(13)来说，最多也只能上溯到战国中期。为什么我国传说茶的发现利用很早，但文献中茶的记载一直要迟至秦汉以后呢?这主要因为在上古的一个很长阶段，我国最初饮茶和茶业，仅流行或局限于巴蜀的关系。不错，甲骨文证明，巴蜀早在殷商即和中原互有来往，但在上国和中原统治阶级看来，一直到秦国统一巴蜀前，那里不过是重山远隔，“椎髫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14)的化外之地。嗜茶、业茶的巴蜀，“不晓文字”，(15)而著书作录的是中原仕儒；他们或疏于闻，或轻而略，所以尽管巴蜀茶史悠远茶业已很发展，但在我国秦汉以前的文献中没有收未见著录，也就十分自然和不足为怪了，举例来说，如上面我们已提及的葭萌，原文为“蜀王别封弟葭萌于汉中，号苴侯，命其邑曰葭萌”；(16)这追述的是秦灭巴蜀前不久的事情，反映战国时巴蜀不仅因尚茶和一些地方出现以茶名人地的情况，而且其茶叶生产，也有巴蜀地区北推到了和今天差不多的纬度。所以，从上述这些来说，巴蜀的饮茶和茶业，不是在秦人占领后才有，而是在此前很久很久即已存在和颇为发展了。秦人取蜀以后，只是如晋·张载诗句所描述：“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17)茶和茶的知识技术，从巴蜀不断向中原和南方其他各地较快传播了开来。因为这样，故有一般也称“巴蜀是我国茶业和茶文化的摇篮。”(18)
如果承认在茶的有文字记载之前，巴蜀即已先有一个茶的较长封闭发展阶段，那么，这就将神农茶的传说和秦汉以后的茶事记载，统统连贯了起来。现在说及神农，一般都称为“炎帝神农氏”；至于神农传说的故地，史籍中一称在湖北随县；(19)一说为关中历山。(20)最近山西有个县甚至雕塑了一个巨型尧帝神农像，报章宣称言尧帝又是他们那里人。究竟神农和炎帝是一人还是二个形象，他们传说的起源又在哪里呢?据考证，神农和尧帝，原本是二个不同系统的传说，在司马迁写《史记》时还清楚写为“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21)表明是为二个不同形象。但至西汉末年，大概从刘歆的《世经》为始，以后的著作，一般都相随将神农和炎帝捏合为一了，不论是神农还是炎帝，将之作为具体的人，是虚妄的，但如果作为一个氏族集团或特定的时代，它们则不仅蕴含有一定的史实，而且也当有它们各自的部族或传说源头。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史学界即就神农是何族和源于何地有过争论。蒙文通先生将炎帝或神农族划为南方的苗蛮集团；徐旭生、傅斯年先生，则将定为西北的华夏集团。(22)换句话说，即一个认为炎帝神农传说源于荆楚，一个主张出自秦晋，各说一是。近见个别茶文化论著，对此毫无研究，为了将《尚书》中的“诧”、《诗经》中的茶，都说成是指茶，一口也断定“炎帝神农诞生关中”，误导我国茶业好似起源于陕西黄土地。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建国前史学界对炎帝神农传说考证的成绩，是他们发现了神农、炎帝本是二个不同的传说体系；但他们在讨论其传说起源时，却又忘了他们，将其合并为一个的炎帝神农，去从他们原来为各一的二个传说源中，选择定其一个，这不管如何选法，自然就难免片面的存在。
其实，只要将现在炎帝神农氏的二个传说源，按神农、炎帝原来本是的个不同传说面貌去考察，就不难搞清楚了。我们认为，炎帝和黄帝族是同源。上面提到稷神“烈山氏”即炎帝，对此，唐司马贞也称炎帝神农氏“长于姜水”，“亦曰厉山氏”。(23)姜水在陕西，厉山王献唐先生考厉通丽，一曰“骊山”。(24)撇开各书中相互抵牾和附会不实之词，我们从众说纷纭的炎帝神农传说中，就能比较清楚地看出，由于炎帝具有较多的黍稷或旱作农业的神性，(25)所以在现存关中和隋州，扩大些说即秦晋和荆楚二个炎帝神农传说源中，关中或秦晋，更像是炎帝部族的发祥地和传说源。另外的隋州和荆楚，不用说也自然和只会是神农部族或传说的发源之地了。当然，我们提出秦晋是炎帝、荆楚是神农传说的传说源，无疑还有其他许多理由，但本文重点不是讨论神农的文章，所以这里就略不作提了。
如果我们上面推导的看法能够成立，神农部族和传说“发源荆楚”的结论，就不但和陆羽茶业起源“巴山峡川”的提法相吻合，并且和巴蜀茶业的最初发展，也直接联系了起来。因为如所周知，巴蜀原先只是属今四川的两个族名，东西巴蜀，后来一个以重庆、一个以成都为中心，分别建立了两个“奴隶制国家”，(26)秦灭巴蜀设置郡县后，由族名、国名最后演变成了郡名。巴蜀均非当地土著；相传蜀人是黄帝后裔，(27)属姜氐的一支，大概在原始末年，开始由岷江上游移居成都平原边缘的。巴人原居武洛钟离山(今湖北长阳县境内)，其前当与神农族存在一定联系，大概也是在原始后期，由清江和大溪移居川东的。从巴、蜀二族移居成都平原和川东以前的情况看，属人不仅在境外，就是在移居川西高原时，也接触不到茶和不具备茶的知识；巴人则不同，不仅在故土鄂西，就是在移居四川后，随处都能找到茶的野生资源。所以，如果说他们的先民在鄂西即使只发现茶的药用还未发明饮用，在他们定居四川以后，在先前基础上发展为饮用，由饮用而形成为业、形成专门的文化，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所以，从巴蜀茶业的具体发展看，饮茶、业茶是“巴先蜀后”，(28)蜀人是移居成都以后，从巴人处学会饮茶和种茶的。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说，巴蜀虽总称也是我国茶业和茶文化的摇篮，但在他们之间，茶业最初还是发现和初兴于巴。巴人从钟离山迁巴后，其活动范围和影响除川东外，还保留清江上的先前的故土“北达陕西南部的汉中”。这也就即是说，在巴和巴蜀茶业的最初和早期发展中，除巴蜀而外，当还包括今湖北清江上游、陕西汉中，甚至有可能还包括现在贵州东北和湖南西北的一部分地区。
二、茶名茶字源巴蜀
前面我们指出，我国在史前发现茶的药用以后，继而由巴人用认为饮茶首先兴之为业，在经历过巴蜀茶业的一个长期封闭发展以后，由于秦国的统一，茶才最后终于为中国文献所收录。因为这样，所以在我们古人的著述中，就常能见到“《九经》无茶字”和“《六经》无茶字”等一类先秦无茶事记载的说法。
根据上述这些实际，应该坦言，我们认为尽管先秦时有关巴蜀茶的知识甚至有少量茶叶即已流传至中原，但因当地无茶也不饮茶，既无确定的茶字，也没有自身的茶事可记，所以，旧时所谓“周诗纪荼苦，春秋书齐茶”，(29)认为“先秦时即已有茶的记载”，是一种讹传。《诗经》中的“谁谓荼苦”，“堇荼如铭”(30)以及《周礼》中的“掌荼”、“聚荼”的“荼”字，都非是指茶。
为什么先秦中原文献中的“荼”、“槚”和“茗”等后来文献中指茶的字都非是指茶呢?清人彭邦鼎的看法，颇与我们相合。他说：“考证家云，《六经》无茶字，窃意产茶之地，在古皆属蛮夷，时既无其物，安得有是字”；又称“考茶字《六义》无所取，想即蛮夷所造文字欤。”(31)用现在的话说，彭邦鼎认为在先秦中原的文献中，没有茶字，主要是因为茶为蛮夷之物又系蛮夷之名的缘故。一句话，汉语或汉文中的茶字，是由少数民族具体即巴、蜀方言中的茶名而来，是巴蜀方言茶字的汉化和音译。
以《尔雅》茶的字条和释义为例：原文为“槚，苦荼。”槚即汉语荼的音译，也是现存汉字中最早假借的茶义字。“苦荼”，是蜀人茶的方言。(32)对于《尔雅》这种释文体例，四川林业学校林鸿荣先生借过去训诂者言，指出这是一种以俗注雅或释雅的手法，所谓“闻雅名而不知者，知其俗斯知其雅矣。”(33)这里的雅名、俗名不难理解，把“苦荼”这一蜀人茶的方言说成俗名也未尝不可，但把“槚”字称之为茶的雅名，就似有不妥。因为，槚作为汉语茶的最早假借字，独擅不久，即被另一假借的“荼”字喧宾夺主，渐渐挤到次要的地位。另外，槚字实际只是蜀名“苦荼”按汉语习惯的音译，源于苦荼或是由苦茶派生出来的；无高低也不能作雅俗之分。
从文字的结构和特点来看，汉字是方块字，属表意文字的范围，一字一个音节。因此，在汉语器物的名字上，明显也带有单音节的特征。如汉语农作物名字，凡是起源华夏或汉人命名的作物，如黍、稷、菽、稻等，基本都是单音节的；反之，双音节或多音节的名字，如苦荼、苜蓿、石榴等等，不是出之少数民族，就是引自国外。(34)《尔雅》中的“槚”字，原本作楸树，是古代专门用来作棺木或琴瑟的树种；茶树的用处，主要取其叶为饮。所以，《尔雅》假借槚字作茶，明显不是取其义而是取其音，是按汉人名字习惯，将蜀人双音节的“苦荼”，拼读变成单音节的茶的译名。不只“槚”是这样，荼以及陆羽《茶经》中提到的蔎、茗、荈等茶名，也无不都是汉人据巴蜀茶名音译假借而来的名字。
我们说槚包括后来并用的荼、茹等字是巴蜀方言“苦荼”译音的假借字，主要是根据从确《尔雅》苦荼的“荼”究竟应该读什么音的基础提出来的。现在一般从清初顾炎武的考证，认为“古时未分麻韻，荼荈字亦只读为徒，东汉以下”或“汉魏以下，乃音宅加反”，(35)所以，《尔雅》和西汉时所有指茶的“荼”，都只读荼而不读“茶”的音。这一讹传，可能缘起唐初著名训诂学家颜师古，其在《汉书注》对长沙荼陵的两次注中，对前面西汉“王子侯表荼陵節侯诉”中的荼，注“音涂”；对后来《地理志》中荼陵的荼又注为“弋奢反”和“文加反”，(36)颜师古在同一本书中对荼陵的荼二注不同，就衍生出荼荈之荼“古音徒”东汉起“改读荼”之说了。如果《尔雅》中苦荼的荼读作“徒”，那么，拚出的音和“徒”仍差不多，苦荼与槚不仅义异音也不同了。笔者认为《尔雅》之前汉字中无茶义字，假借槚字作雅名，与俗名苦荼不能在字义、字形上通同，至少在字音上有某种联系才行。后来我们在看过王国维《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对其俗名“多取雅之共名，而以味别之”的说法具体分析以后，认为“槚”和“荼”字原各有其义，能“共”的就只有其音了，因此更坚定了《尔雅》苦荼的荼不读徒而读奢的想法。当我将这一看法函告朱自振先生请求指点时，他告我四川林校林鸿荣先生在《中国农史》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尔雅》苦荼的荼，不读“tu”，而读“差(tsheai)”。(37)此后，我和朱自振先生就此相互又作了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只《尔雅》苦荼的荼读“差”不读徒，我国古籍中所有指茶的“荼”字，不存在“古读徒”之说，假借其作茶，二开始就是和槚一样，取其带茶之音，从来就不读或不应读“徒”音的。
关于这点，我国古时也早已有人撰文提出说及些说法。如北宋苏颂等即称：“《尔雅》所谓槚、苦荼，……今通谓之茶，茶荼声近，故呼之。”(38)《尔雅》和其他古籍假借槚、荼作茶，就是因其声音与茶相近的缘故。这一点，南宋王观国在《学林》中讲得更明确。他说，《尔雅》苦荼，“此荼字读音宅加切”。(39)众所周知，荼在假借作茶前即是一个多音多义字。如《诗·緜》“周原*(左月右无)*(左月右无)，堇荼如饴”，《谷风》“谁谓荼苦”的荼，指苦菜。《诗·虫其东门》中的“有女如荼；内则如荼”的荼，一般均笺作茅莠。以上的荼字都读作徒。《考工记》“弓人为工，斵木为荼”的荼，此字不读徒音舒，义也与舒同。所以荼字的“差”音，不是在假借作茶字以后而是在此前即有的。这从《说文解字》“荼：苦荼也，从艸余声”(40)也可得到某种补证。
关于西汉前指茶的荼字就本读带“茶”的音，这在建国后我们的学术界中，也不是完全没有人发现，如四川已故的甘元陶先生，就据王褒《僮约》中的荼字，作了有力的辩证。他首先引录了《僮约》这样几句：“舍中有客，提壶行酤，汲水作脯，涤杯整案，园中拔蒜，斫苏切脯，筑肉臛鱼、脍鱼炮鳖，烹荼尽具，……归都担枲，转出旁蹉，牵犬贩鹅，武阳买荼。”接着指出，《僮约》是有韵散文，“烹荼”的“荼”字与酤、脯、肉、芋、鱼等字协韵，应读作“徒”；“而‘買荼’的‘荼’字与‘磋’协韵，应读作‘茶’，足见荼字指苦菜时用的本音本义，指茶就改变了音义。”(41)甘元陶先生还进一步指出，“改变荼字的音义以指茶，也说明是用汉字译另一种语言之音”。
在秦汉、三国、两晋和南北朝的文献中，除槚荼和苦荼以外，用作茶名的，还有榎、*(左木右荼)、蔎、葭、茗、荈、苦*(左木右荼)、葭萌、荈诧、荼荈、过罗、芳荼、荼茗等茶名茶字。其中以荼和茗二字最为多见。这一时期我国古籍中的茶名之所以如此众多不一，这一定程度上，是我国饮茶和茶业由巴蜀向中原和南方各地拓展的早期发展表现。在这个阶段，从全国范围来说，总有一些地方是饮茶和茶业的新发展区。另外，在汉字中也尚没有固定和规范的茶字，这时各地特别是新区记述的茶事，要他们使用的茶字做到统一，是不可能的。(42)
这里也应指出，我国文献中这段时间中的茶字，看似繁杂，但如果稍作疏理和剔除其通同的名字后，各字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来龙去脉，还是清楚的。上面我们共录单音节茶名8个，双音节荼名7个；从中一眼即能看出，*(左木右荼)即荼字，(43)*(左木右荼)和苦*(左木右荼)与荼与苦荼重出；又榎字，唐初著名训诂家陈德明称其与槚同，(44)也可省去不提；再是蔎字，一作葭，(45)《方言》：人蜀西南谓茶曰蔎，葭很可能是蔎的“鱼鲁之讹”，也可汰去。在双音节的茶名中，过罗是《南越志》等华南少数早期文献中将之误以为茶的，(46)过罗亦名物罗、臯芦，但至少在唐朝初期的《本草拾遗》中，就载及“叶似茗而大”，指出“似茶”而非茶了。另如荼茗、荼荈和芳荼等双音节茶名，是汉人因诗词和韵文所需而提出的复合名字，与巴蜀双音节茶名存在本质的差别，它们不是源，是次生词汇，当然更可略而不计。经过这样清理后，秦汉至南北朝的文献记载中，主要使用的汉字茶名，也即陆羽在《茶经》中所概括的一荼(茶)、二槚、三蔎、四茗、五荈这样五个字了；至于提及的汉语茶名字源的巴蜀茶字方言，简略后更只有苦荼、葭萌和荈诧三词。
上古文献中并用的五个汉语茶字，虽因所据巴蜀方言和所择译音汉字各异，但开始字义并无不同。(47)如《说文解字》：“茗，茶芽也；三国魏张揖《杂字》：“荈，茗之别名地”，这些茶名茶字，开始没有迟早之分。但至晋郭璞注《尔雅》时，即有“今呼早采者为荼，晚取者为茗，一名荈”之说。后来好事者甚至将《茶经》五个茶名排列，“早采曰茶，次曰槚，又其次曰蔎，晚曰茗，至荈则老叶矣”，(48)也与茶叶采摘早晚妄自联系了起来。
最后还要补说一下汉语茶字蔎和茗的字源。前面已经引过，《方言》“蜀西南谓荼曰蔎”，即是说，汉语茶字蔎，系来自蜀西南方言。但这里有一个疑点，既然是蜀西南蜀语茶的方言，就不应是单音节而应该是双音节，如果把蔎说成是蜀西南方言不错，那只会是这样两种情况造成：一是这蜀西南方言，不是蜀人、巴人或其他土著而是流徙巴蜀的中原移民的语言；二是这蔎字，本身已是按汉语习惯拼读或简缩过的译音。再说茗字，我们认为茗疑蜀名“葭萌”的译音。明杨慎考称：“葭萌，蜀郡名，萌，音芒，《方言》蜀人谓茶曰葭萌，盖以茶氏郡也。”(49)以茶名地是对的，但此处萌不“音芒”，应仍读作“明”(50)才对。这一点，王力先生在《同源字典》关于明、芒读音就阐说得比较清楚。他指出，明、芒虽属同一音部，但韵头不同，明音myang，芒为mang；“萌”的正确读音还是应读“明”。萌音明，葭萌音译作“茗”，也就是很自然的顺理成章是很自然的事了。战国时蜀王封其弟“苴侯”命其邑曰“葭萌”的葭萌，至今犹存。另外，我们在四川的一些茶区，也每每会遇到均以“嘉明”为名的集镇；这也可说是四川地名文化的特有想象。(51)过去在我国个别的旧书中，也相袭一种“吴人作茗，蜀人作荼”(52)的说法，好似“茗”是由吴语传出来的。这是一种谬传，可能是从唐杨华《膳夫经手录》文中“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茶)煮，是为茗粥”一语所引发出来的。
三、茶字的始出和代荼
前面，我们明确了现存最早的茶义字为《尔雅》中的“槚”和苦荼的“荼”字。在此之前，在先秦的汉字系统中，别无其他茶义字，这时的槚和荼字，也不具茶的字义和不能作茶解。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茶字是茶名的书面形式，所以，在未有茶字和茶的记载之前，不等于就没有茶之物、之名和之事。从茶的存在和传播来说，有无茶字和茶的记载的差别，仅表现为信息载体、传播方式一为语言加文字，一为完全靠语言传存而已。
在汉字槚、荼等茶义字出现之前，有哪些茶名呢?上面已经提及，从现存汉魏字书及其注释中我们知道，主要有苦荼、荈诧、葭萌以及后来在《广韻》中发现的“葭*(左木右荼)”(53)这样四个双音节的巴蜀茶的方言。这四个上古巴蜀茶的方言，不仅是汉字最初的茶义字槚、荼、荈、茗等音译的字源，也是我们现在唯一能够查见的最早茶名。其中苦荼、葭诧和葭萌三个茶名，虽见之汉魏或隋朝的文献，但它们并不是见诸记载时才有的茶名。以葭萌为例，明杨慎指出：葭萌，蜀郡名；“蜀人谓茶曰葭萌，盖以茶代郡地。”(54)巴蜀设郡，是秦人取蜀以后的事情。其它，如前所说，葭萌名地，早在秦天巴蜀一、二十年前，蜀王即以之名苴侯封邑了，秦灭巴蜀，一定般定为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公元前316年)。(55)所以，据葭萌名地的这些地名文化资料，我们认为不只葭萌，就是苦荼和荈诧和葭*(左木右荼)，大抵也都是先秦即有的茶名。
既然在现存的文献中，在苦荼、荈诧和葭萌、葭*(左木右荼)之前再也找不出更早的茶名，那末，我们通过这个最早茶名，对先秦和史前的茶名传存情况，能否找出一些轨辙呢?我们认为根据分析，至少可以获得这样二点看法：一、未有茶字以前也即先秦的茶名，不仅完全是以语言形式，而且是以方言和部族语言的形式存在的。如苦荼，郭璞注槚、荈、茗时，称“蜀人名之苦荼”(56)指明其为蜀为茶的方言。汉文茶义字蔎，“很可能是双音节茶名荈诧的拚讀”(57)，如果这一推论不错，荈诧就如杨雄所说，“蜀西南人谓茶曰蔎”，(58)，是蜀西南人的方言。再如葭*(左木右荼)，《广韻》*(左木荼)注称，*(左木右荼)，“巴南人曰葭*(左木右荼)”，也是方言。至于葭萌，《郡国外夷考》载：“《方言》蜀人谓茶曰葭萌”，更指明直接就引自《方言》。不过，葭萌其地属古代汉中，要说是方言，应算是“蜀东北人”的方言。但贴切说，与其称其为方言，还不如说是苴或巴人的部族语茶名为好。葭萌作为地，最初命名的是作为苴侯的封邑。苴音巴。族名，“是巴的属部”(59)或支系。这时的蜀王，不是蜀人，是苴或巴人。从苴人王蜀，联系苴侯和蜀王以茶为名及以茶名地的事实，这里反映，在巴蜀早期茶业发展的历史上，多少显示出了巴先蜀后、巴主蜀次的某些现象这种状况。其二，先秦茶区不大，茶艺简单，但茶名方言和部族语言却不少，差异也很大。语言是以声音区别、靠口耳相传，照理如茶这样一个具体物名，即使是不同地区或部族风土环境存在某些影响语音准确传达的物质因素，允许有所差别，但也不致如巴蜀这样的一个区区小国，会同时存在这么多茶名，(60)，而茶名如苦荼、葭*(左木右荼)和葭萌，又有偌大差别。先秦茶名的这种多样性和复杂性，显然不是语言传播功能上的问题，而是与古代巴蜀包括今鄂西和云贵部分地区原始氏族或部落语言的特殊性有关的。上面说及，巴蜀早期饮茶和业茶，是巴先蜀后，自然，上面蜀人三个茶名，也源于巴。但为什么蜀人，不，实际是巴人早先的茶名如此之不同呢?这就因为是巴人原始氏族和巴地不同部落众多聚居所决定的。巴建立奴隶制国家较蜀为晚，战国时仍处于奴隶制初期。(61)所以，先秦巴族的历史，文明期很短，不妨即视其为是基本处于原始氏族发展阶段吧。这样，其语言自然主要也就是原始氏族和部落的语言了。巴人在其湖北故土武洛钟离山时，有“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五姓，(62)即五个氏族。迁居巴地后，其范围内又有：“*(左氵右菐)、*(上宀中王下贝)、茸、共、奴、獽、夷、蜑”等众蛮。(63)众所周知，原始部落和部族的语言，是一种发展和分化中的不稳定语言，又是不断形成地方复体——方言的温床。巴族先秦和史前有这么多氏族和与这么多“众蛮”共同生活，其荼名方言之多和有的差异很大，也就非常自然的了。这一点，我们从后来由巴蜀移居云南有的甚至到印支和缅甸等部族语言中也能看出一些线索。如《百夷语》“荼曰芽以麓、茶曰芽以结”，“缅甸语茶曰腊扒喫，茶曰臈扒仪索”(64)以及云南勐腊具的“勐腊”(傣语“勐”为“地方、坝子”，“腊为茶叶”)，(65)这些无疑就都属上古巴蜀茶的方言或部族语茶的子遗。我们现在无从确定这一个茶名叫什么?但从苦荼等现存最早茶名能够得知，在先秦和史前我国茶业摇篮巴蜀这块特定土地上，茶名伴随方言在部落和部族语言中不断产生和发展，一度也经历了一个茶的方言和部族茶名的原始自然盛发期。从而出现了较多的茶的最早方言和部族茶名，后来随部族的迁移，巴蜀众族有的移至云南、缅甸、越南最远甚至可能一直到印度境内。英国和国外有些学者曾提出怀疑印度和中国是茶树原产地和茶业发源地。其它这和上引缅语茶名“腊扒喫”和“臈扒仪索”一样，不说他们就是古代巴蜀移民，但至少也是和巴蜀移民直接接触并受影响的当地土著。我国上古茶名的这种特有繁芜现象，后来随氏族和民族语言的逐渐形成以及文字茶名的不断原定而渐趋统一了。
上面我们在前从茶的字源、字义、字音三个方面，系统叙述了茶字的发展和变化。那末，至关重要也是本文主要要讨论的茶字字形的发展和确立过程又是怎样呢?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的姚国坤教授，是对我国茶字考证颇有见地的学者，他从我国汉代官私印章的分韵著录《汉印分韵合编》的六个荼字中，找到了两个——*、*——看即可定为茶字的茶形字。(66)这也即是说，我国汉字的茶字字形，是早在汉字书法和篆刻中，便见出现和已经应用了。但是，必须指出，这时刻写的茶形字，并不是茶而仍旧是“荼”字，是茶的一种特殊的彖书形式。不过，也应指出，汉时荼的篆刻，虽不象后来那样专作茶字用，但与荼的其它字义相比，因湖南有个荼陵县，荼陵县令或县丞的印章，经常会更换，这书作茶形的荼字，用作茶义荼字使用的频率，当还是较其他字义的荼字使用要高。
本文在多处地方已经提到，茶字是由荼减一笔而来，荼字是在茶字确立之前的主要茶义字；但荼一字多音多义，虽然假借其作茶用时，便取其原有“直加反”的字音并以之与其它字义的荼字相区别，但在字形上，在汉一代，是荼茶不分，只有看过具体记载内容之后，才能知与其它字义的是指荼还是指草较难区分。至三国时，随着饮茶、茶业在长江中下游的较大发展，茶字的记述愈来愈多，于是，要求在字形上将指茶的荼字也这就在这时与其它字义加以区别，也就成了需要。这样，曹魏著名文字学家张揖在其《埤仓》一书中，应社会需要，就特意增添了加木字偏旁专作茶用的“*(左木右荼)”字。(67)“*(左木右荼)”字首见于《埤仓》，其字或为张揖所创，或为收录，但不管怎样，*(左木右荼)字的造字者在这字的创立上，是颇具匠心的。荼字作为植物名字，其释义除茶外，还苦菜、荼蓼、茅莠(68)等义，但都是其或菜或草，作为木本的唯茶。所以，将荼加一木字偏旁专以指茶，是十分贴切也符合字法的。荼作茶时，荼是假借字，它还有其它别的字义，加木为*(左木右荼)后，*(左木右荼)从荼字中就分立出来专作茶解了。所以，茶从茶字中分立和具有专义的独立的茶字，最早是三国的*(左木右荼)字为始的。这里还须补说一句，创设*(左木右荼)字，本意是用以替代多义的荼字，但可能因荼字早已约定俗成的关系，实际一直至唐茶字的完全替代荼字，*(左木右荼)、荼始终是处于并用并且是荼多*(左木右荼)少的并用状况。
荼字虽然假借作茶时，就不读徒，读“宅加反”带茶的音，但秦汉和唐宋以后荼茶的读音及设部，还是不完全相同的。荼字在汉时篆刻虽已书作茶形，但形是义非，实际不作茶还是荼的异写；上说*(左木右荼)字，虽创以专作茶用，但又义是形非，读茶、释茶字形不是茶字，那末，与茶的宇音、宇义、字形三者完全统一的真正茶字，究竟又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关于茶字的始出，从唐朝起，就代代有人考证。但各考一端，众说不一，即至今天不但未谋统一，反而是名家从前人，后人随名家凝滞在“中唐”、“陆羽《茶经》和《开元文字音义》”(69)的老三说上，使人莫衷一是。如已故著名农史专家万国鼎，根据顾炎武观察泰山岱嶽唐碑题名荼茶二字的变化，提出“唐朝中叶(八世纪)以后”，饮茶盛行于全国，“茶字也创造始于这时”。(70)又如台湾朱小明先生，可能根据《邛州先茶记》或清郝懿行《尔雅·义疏》所说，认为茶原作荼，至唐陆羽著《茶经》，始减一画易荼为茶。(71)现在论著中每涉及茶字之始，基本就在上述三说中打转圈，少有新说。
在现存的文献中，对茶字最先和最详细考察的，是南宋王观国所著的《学林》。其载：“广韻曰：荼，宅加切，苦荼也，亦作 *(左木作)，俗作茶；然则宅加切者，本亦用荼字，而俗书为茶，下从木，非字法也，书史沿袭，遂用茶字，盖与苦菜之茶相避也。”(72)这不是《广韻》原文，是王观国据《广韻》荼、*(左木右荼)和茶字释文所作的综述。这里王观国指出，茶字最早被收录的字书的是《广韻》，是用以“与苦菜之荼相避”的荼或*(左木右荼)的俗写。在《广韻》中，荼(几见)和*(左木右荼)以及茶，都收在《下*声》莫霞“麻方九部分”；茶附于*(左木右荼)字之下，作“*(左木右荼)春藏叶可以为饮，巴南人曰葭*(左木右荼)。□茶俗”；由这里茶不作为独立的字条来看，《广韻》收录的茶字，当时还属始出或早期使用的阶段。
《广韻》，韻书，全称《大宋重修广韻》，是书由阵彭年等奉诏重修，除增字加註外，部目也稍有增订。(73)《切韻》隋仁寿元年陆法言撰，共五卷，以当时洛阳音为主，酌收古音及其它方音，为唐宋音书目之祖。可能因为这一地位，唐宋各种音韻书，均以之为本，所以原书虽然早佚，但多数内容得以流传。朱自振先生告诉笔者，民国时巴黎博物馆据说还收藏有我国一本古版的《切韻》残卷。所以，《广韻》最大限度地收集、保留了《切韻》的内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只是它没有注明哪些为原书所有，哪些是新增。
同样，因为王观国没有说明其所据《广韻》的内容，是《切韻》原有还是新增，所以后来一般就均将其著述，看作是北宋《广韻》的内容。这不但限制了人们对茶字之始的前索，有的甚至还产生了许多传误。如清嘉庆年间《席氏读说文记》可能即根据《学林》上说内容，称“唐岱狱观王圆题名碑，两见荼字，皆以艸从余，可见唐时字体尚未变”。“《广韻》九麻中有荼字，又有茶字，注曰俗是(字)也。”(74)这里就将茶字说成是宋时《广韻》才出现的。
我们认为茶字的最早出现，可能早于唐代，更不要说是宋代了。其实这一点，在清初顾炎武的几本著作中，就多少都已涉及。(75)如其在《唐韻正》“荼”的按语中即称：
“荼荈之荼与苦菜之荼，本是一字。古时未分麻韻，荼荈字亦只读为徒，汉魏以下乃音宅加反，而加字音居何反，犹在歌戈韻。梁以下始有今音，又妄减一画为茶字。愚游泰山岱狱，观览唐碑题名，见大历十四年刻荼药字，贞元十四年刻茶宴字，皆作荼。又李邕《娑罗树碑》、徐浩《不空和尚碑》、吴通微《楚金禅师碑》荼毗字，崔琪《灵运禅师碑》荼碗字，亦作荼。其时字体尚未变。至会昌元年柳公权书《玄秘塔碑铭》、大中九年裴休书《圭峰禅师碑》荼毗字，俱减此一画，则此字变于中唐以下也，鹤山之论笃矣。”
“鹤山”是南宋学者魏了翁的号，顾炎武所说“鹤山之论”，是指魏了翁在《邛州先茶记》中有关荼字韻部的变化和茶字创立的意见。(76)顾炎武在这段文字中，着重交代这样两点：一是茶字“梁以下始有今音，又妄减一画为茶字”；二为从泰山岱狱唐碑看，大历和贞元时碑文上荼荈的荼字，还未变，至唐武宋和宣宗时，便俱减一画改作茶了。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顾炎武所说唐碑荼茶的变换，不是指茶字的始出，这点和顾炎武别处所说的“荼字自中唐始变作茶”，(77)都是指“字体”(78)，是指茶字从根本上取代原先茶义用的荼字。或许因为顾为武多处提到“唐以下”和“中唐”荼始改作茶字，大家一般就不再注意和忽略了其“梁以下始有今音，又妄减一画为茶字”的见解。而这正是其茶字之始出和茶字考证上的独到之处。
顾炎武关于梁以下荼“减一画为茶字”之说，我们认为是有根据和有道理的。我国南方特别是长江下游的江浙一带，在南朝尤其是肃帝统治，饮茶和茶业，经过“官导”，有一个较大的发展。据《南齐书》记载，齐武帝萧颐在位时，曾二次诏命以茶作祭。第一次是永明九年正月，萧颐诏在其先祖灵台上，“高皇帝荐肉脍、菹羹；昭皇后茗、粣(粽子)、炙鱼，皆所嗜也。”(79)高皇帝和昭皇后是萧颐的父母。其母刘智容，广陵(扬州)人，南朝宋大臣刘寿之的女儿，刘宋元嘉十七年(440年)生萧颐，泰豫元年(472年)死，其生前嗜好饮茗、吃粽子和烤鱼，故萧颐命以其好为奠。另是永明十一年七月，萧颐临死前诏，他死后，“诸器悉不得用宝物”，灵上也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天下贵贱，咸同此制”。(80)萧颐晚年信佛，是南朝比较节俭的一个皇帝，其薄葬简祭，是针对其时贵族中奢靡厚葬之风的一种举措。其提倡以茶茗替代牲祭，实际效果怎样不去说它，但反映其时江南一带茶已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普通之物，当是事实。
顾炎武这里所说的茶字出于“梁以下”，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呢?我们和一般理解，“梁以下”，即指梁和梁以后不久，而绝不会把唐、宋也作为梁以下使用的。因此，笔者和朱自振先生反复琢磨，顾炎武等至少顾炎武本人所说、所据的《广韻》，不是宋陈彭年的增修本，而是指隋陆法言等所编纂的《切韻》和《切韻》原书中记述的内容。道理很简单：
因为一、《切韻》是《广韻》的母本。《广韻》者，即广大《切韻》之意也。这和过去各地重修地方志一样，一般都是在前稿基础上的增订，不是扬弃，而是尽可能较多地保留前稿的内容。所以《广韻》固然增添和扩大了不少内容，但是其时《切韻》，还存在的原稿，也尽在其中了。换言之，即《广韻》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切韻》的内容。这里有一个问题，顾炎武说茶字是“粱以下”出现的，那末为什么在其时的字书和韻书中不见反映?这和有些书中描述的那样：“自《切韻》出，六朝诸家韻书渐亡，唐宋韻书多以此为蓝本”。六朝的韻书，全部从《汉韻》来后，都相继淘汰了。这里还需校正一点，即《切韻》也不简单只是《广韻》的“蓝本”，而应该说是原本；《广韻》也即是其名，《切韻》之所以称《切韻》，可能与避隋炀帝杨广的讳有关。
二、《广韻》内容本身和我馆出土的文物，也一致证明，现在《广韻》中的茶字及注，也非宋重修时新增。前面已经说过，在《广韻》“麻第九”有关茶的记述，是附于字“*(左木右荼)”字条下，并特地注以“俗”字的。《广韻》是陈彭年和丘雍等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奉命重修的，*(左木右荼)早在唐后期就基本废弃不用，宋时如俗写加木字旁，也不用*(左木右荼)而书作“*(左木右荼)”了。所以茶字如系宋代重修时新增，在编目上就绝不会附于*(左木右荼)字之下。相反，要附，也只会是*(左木右荼)字附于茶字之下。再是，通过新闻媒介的介绍，现在很多人都知道，我馆是以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珍贵文物建馆的。除佛指舍利外，这些文物中冠绝众器的，就数包括铭有“五哥”即唐僖宗小名在内的那套宫廷茶具了。但是，在甄辨《广韻》茶字是新增或原有时，最有价值的还是地宫出土的《物帐》碑。在《物帐》第二段即新恩赐的金银宝器衣服帐单中，记有“茶槽子、碾子、茶罗、匙子一副”；“琉璃茶碗、托子一副”；两句前后共出现“茶”字三处。这里端端正正，清楚写的是“茶”字，而不是荼字或*(左木右荼)字。这件《物帐》碑虽不一定是宫廷中人所书，但总要经过其中有关人的审核，所以，一定程度上，也可称其为是一种宫廷或官方的档案和文书。“俗字”，一般指民间非官方的用字。早在唐朝后期，宫廷和官方文书上都不用荼、*(左木右荼)只用茶字了，请问至宋真宗阵彭年重修《广韻》时，要不是《切韻》原书所有，谁还会在茶字下再註一个“俗”字呢?
三、从茶史常识和文献表述，也反映顾炎武等所指的《广韻》，不是宋本修，只能是隋朝《切韻》。以南宋王观国的《学林》为例。王观国是一位对茶史很有功底的学者，他在《学林》第四卷的“茶”第八卷的“茶诗”中，对茶字的释义和读音变化，以及引录唐末有关名家所作茶诗释茶析事，就显示出了他在饮茶史方面的较深造诣。另外，其《学林》约撰写于宋高宗皇统元年(1141年)左右，与重修《广韻》前后也仅相差一百多年。因此，他对茶字的出现，唐代荼、茶字体变革以及宋初茶字使用的情况，当不陌生。所以，要说他引述《广韻》，认为茶“亦作*(左木右荼)，俗作茶”，是重修《广韻》时的事情和新增内容，是有悖常识断不可能的。至于顾炎武，他在《唐韻正》和《求古录》中，两次提到茶字的始出和《广韻》茶字。但每次都先讲荼字是“梁以下”始“减一画为茶字”的，然后再提*(左木右荼)，“《广韻》于此下又出一茶字，注曰俗。”(81)顾炎武这里讲茶字之始，在前面先提出始于“梁以后”之后，引的不是隋时《切韻》的内容，唐宁其他著作中到处可见的茶字也一个不引，那么他单单引重修《广韻》的茶字，又有什么作用和意义呢。很明显，顾炎武要不是把《广韻》所收茶字视为是隋代的内容，这里他是绝不会引来自我否定、自相矛盾的。
其他理由要举还可以讲一些，但就上说三点，也足以证明茶字的荼和*(左木右荼)的俗字，其最早出现，不是唐朝中期，不是陆羽《茶经》，也不是《开元文字音义》，而是顾炎武所说，大抵是在南非朝梁以后；而最早作收录的字书或韻书，就是陆法言等人编纂的巨著《切韻》。在《切韻》也只能是在《切韻》中，茶字才恰巧处于荼或*(左木右荼)的附属地位和是它们的俗字。
茶字虽然出现梁以下，见于隋《切韻》，但是其推开和为全国广大群众所接受和采用，愈是最初便也愈艰难和缓慢。所以，在唐初甚至在唐前期，茶的书面形式，依然是荼、茗、*(左木右荼)的统一天下。但至中唐以后，由于北方饮茶的风起，茶的贸易、南方茶业生产和茶文化的迅速发展，这也为茶字的推动、茶字的使用增添了生机和活力。严格说，我国茶字在社会上的普遍推广，即在字体上普遍以茶替代荼字，还是如顾炎武所说，是中唐以下的事情。至于基本和完全替代荼字，那更是唐代后期和晚期的事情了。这也就是说，我国茶字从创立到最后的完全推开，主要还是依靠和借助茶业和茶文化的发展。同样，大家也都明白，唐代茶业和茶文化的巨大发展，也是又只能归根到唐代强大、繁荣的经济和文化上。没有唐代高度发展的社会经济，就不对能有唐代中期茶业的突出发展，也不可能有茶字在较短时间内的完全代荼。茶字替代荼字的过程，实质上是我国茶业、茶文化由从属和地区性的一种生计、现象，迅速发展为一种全国性的、独立完整的事业和文化的过程。在唐朝强盛的经济土壤上，平地茁长出一宗卓跞寰宇的茶叶文化，她又以生机极大丰富了灿烂的皇皇大唐文化；而这一切的一切，最后也浓缩一定反映到了我们法门寺的一方《物帐》碑上，这就是历史，这就是事实。
注 释
①清·茹敦和：《越言释》，“撮泡茶”。
②南宋·魏了翁：《邛州先茶记》。
③陆羽：《茶经·六之饮》。
④《本草》文，此据清·孙壁文《新义录》转引。
⑤据江西社科院副院长陈文华教授转告，我国传说中有的神农，即是女不是男。
⑥此据《日知录集释·茶》引。
⑦顾颉刚：《与钱玄周先生论古史书》，载《古史辨》第一册。
⑧许行，战国著名农家，楚国人，滕文公推行仁政时，率徒从楚至滕，全国各地从者如宋人陈相兄弟等也弃儒“负来耜之滕”，于是许行在滕国继高(商)鞅、尸佼之后，形成为一个宣传重农的中心。详《孟子正义》。
⑨《白虎通义》：“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来耜，教民农耕”；《史记·补三皇本纪》：神农“始尝百草，始有医药”；《佚周书》“神农耕而作陶”；《淮南子·主术训》：“神农祀于明堂”，《新论》：“神农民为琴七弦”；《考经》：神农乐曰。
⑩详游修龄、朱自振：《农业起源和原始农业》第一章(待刊)。
(11)参见《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导言》，农业出版社，1991年版。
(12)《尔雅》释木第十四，“傈，苦荼”。
(13)《方言》：“蜀人谓茶曰葭萌。”此据明·杨慎《郡国外夷》。
(14)引《蜀王本纪》。
(15)七十年代初，四川文博部门发现两柄锅戈上都铸有一组“巴蜀符号”，有人定之为巴蜀原始文字，但由于现在所见字数不多，暂还无人识读。
(16)《华阳国志·蜀志》。
(17)张载：《登成都白兔诗》。
(18)详朱自振、沈汉：《茶酒文化史》上编第一章。台湾文津出版社，1995年出版。
(19)《荆州记》：“随县地有厉乡村，重山一穴；相传云是神农所生穴也。
(20)《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以上祀之。”
(21)《史记·封禅书》。
(22)《世纪》：“以火承木，故为炎帝，教民耕种，故天下曰神农氏”；后来一些如《帝王世纪》，据此便进一步将炎帝和神农氏二个名字正式合为一个了。
(23)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二章，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
(24)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
(25)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烈山考。齐鲁书社1985年版。
(26)钟宗献在《炎帝神农信仰》中指出：“烈山氏之子为稷”，炎帝与旱作，神农疑与“稻作文化”有关。
(27)《中国茶酒文化史》上编第一章第二节。台湾文津出版社，1995年版。
(28)童恩正：《古代的巴蜀》，第一章，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29)明·杨慎：《丹铅杂录》。“周诗纪荼苦”，是苏轼的诗句，后一句是指陆羽《茶经》引《晏子春秋》的“茗菜”为茶。
(30)《诗经》中《绵》和《邶风·谷风》的诗句。
(31)彭邦鼎：《闻处光阴》，此据《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引。
(32)晋·郭璞：《尔雅》注，槚和后来的荼字，“蜀人名之苦荼”。
(33)林鸿荣：《茶事探源》，载《中国农史》1994年2期。
(34)浙江农业大学著名农史专家游修龄教授给我们的信示。
(35)顾炎武：《求古录》称“东汉以下”；有的书又称“汉魏以下”。
(36)顾炎武：《唐韻正》，荼。此据《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
(37)据朱自振先生给笔者函。
(38)宋·苏颂等撰：《国经本草》。原书佚。此据重修政和《备用本草》卷。
(39)南宋·王观国：《学林》卷四，荼。
(40)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北宋徐铉校定本。
(41)甘元陶：《茶为古巴蜀语译音说》，载《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巴蜀书社1991年版。
(42)参考朱自振：《茶史初探》第23～28页。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
(43)三国魏·张揖《坤仓》，荼字“作*(左木右荼)”。
(44)陆德明：《尔雅释文》：“槚与榎同”。
(45)陆羽在《茶经》“一之源”中注“蔎”，称“蜀西南人谓茶曰蔎”，在“七之事”中，又称《方言》“蜀西谓荼曰葭”。
(46)东晋裴渊；《广州记》：“皋庐，茗之别名。”沈怀远：《南越志》“茗，苦涩，亦谓。
(47)《尔雅释文》：“荈、荼、茗，其实一也”。
(48)此引自元《王祯农书》。
(49)杨慎：《郡国外夷考》：葭萌。
(50)林鸿荣：《茶事探源》，《中国农史》1994年2期。
(51)朱自振：《茶名茶字出巴蜀》，载《茶史初探》。
(52)引自《邛州先茶记》。
(53)北宋陈彭年等重修《广韻》麻子九*(左木右荼)注。
(54)明·杨慎：《郡国外夷考·葭萌》。
(55)详冯汉骥：《西南古奴隶王国》，载《历史知识》，1980年4期。
(56)《尔雅·释木第十四》槚，郭璞注。
(57)朱自振致笔者函中提出。
(58)此据陆羽《茶经》一之源茶名注：槚，“杨执戟(杨雄)云，蜀西南人谓茶曰蔎”。
(59)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第3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60)在现存的汉代文献中就有苦荼等三个茶名，先秦实际当不止这一数字。
(61)林向：《近五十年来巴蜀文化与历史史的发现与研究》；董其祥：《巴蜀社会性质初探》。见载《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巴蜀书社1991年版。
(62)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63)《华阳国志·巴志》。
(64)《百夷语》原书可能早佚，此据雍正时陆廷灿《茶经》转引。
(65)王郁风：《我国有四个县以茶命名》，载第五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论文选集。
(66)姚国坤：《最早的茶字》，载《中国茶经》，上海文化出版社，1992年版。
(67)《埤仓》，原书佚。其指茶的荼作“*(左木右荼)”，此据唐陆德明《尔雅·释文》。
(68)明方以智：《通雅》“荼即茶”名。其它各书荼茶考释中也都有相同记述。
(69)见陆羽《茶经·一之源》茶名注。“中唐说”、“陆羽《茶经》说”提出在前，但“开元说”提出后，现在从者较多。
(70)万国鼎：《茶书总目提要》，载《农业遗产研究集刊》第二册，中华书局1958年。
(71)朱小明：《茶史茶典》。
(72)王观国：《学林》，卷四茶。
(73)参考《辞海》广韻辞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
(74)清·席世昌：《席氏读说文记》荼。此据《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引。
(75)顾炎武在其《唐韻正》、《求古录》、《日知录》中均有提及。
(76)《邛州先茶记》称：茶之始，其字为荼。“惟自陆羽《茶经》、卢仝《茶歌》、赵赞“茶禁”以后，则遂易荼为茶。”
(77)黄汝成：《日知录集释》，“荼”。
(78)顾炎武《求古录》载称：“此碑两见荼字，皆从艸从余，可见唐时字体尚未变。”这也即是说，《唐韻正》所谓“此字变于中唐”，即“字体”变于中唐。
(79)《南齐书·礼志上》。
(80)《南齐书·武帝本纪》。
(81)《求古录》中为“《广韻》九麻中有荼字，又有茶字，注曰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