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4月，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的众多珍宝中，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发现了秘藏1100多年的一整套唐代宫廷茶具，这套文物，既有金银器具，也有瓷器、琉璃器具，是唐代饮茶之风盛行的有力证据，也是唐代茶文化高度发展的集中表现。告别是唐僖宗(公元874年—888年)供奉的金银丝结条笼子、鎏金壸门座茶碾子，鎏金仙人驾鹤纹壸门座茶罗子、摩羯纹蕾纽三足架银盐台等构造新颖、工艺精巧、形制美观、装饰雅丽，实属罕见的文物珍品，是我国迄今为止仅见留存于世的、唯一的一套唐代宫廷茶具实物，对于我们研究唐代辉煌灿烂的饮茶文化历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
本文试图从法门寺唐人地宫出土的一套茶具来浅析唐代茶与茶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不足之处，敬请方家赐教。
一、唐代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自秦汉至唐，历经八百余年，社会长期处于动乱之中，直到隋末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落入李家王朝之手，才出现了统一而强盛的唐朝。尤其是中唐以前，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兴盛的时期，国家富强，从而使社会有了一个安定的局面，造成了各种文化发展的有利时机和条件，即使安史之乱，经济出现衰退，但文化事业并末因此而停止发展。同时，唐朝疆域辽阔，又注重对外交往，当时长安不仅是国内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国际经济文化交流中心。这样，促使茶叶生产、消费和贸易出现了空前的兴盛，唐代茶业生产在中国乃至世界茶业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史称“茶兴于唐”或“盛于唐”。唐代饮茶风尚的传播，唐代茶文化的形成，不仅与茶的自身条件有关，还与社会条件、上层人士的推崇、文化的昌盛、宗教活动以及对外贸易的发展等诸多因素有关。
(一)茶的起源与发展形成唐代茶文化发展的自然条件
我国是茶叶的故乡，是世界上茶叶饮用最早的国家。据《神农本草经》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这个故事在《史记》、《淮南子》、《本草衍义》中亦有记载，在我国流传甚广，影响颇深。据《庄子·盗跖篇》和《白虎通义》记载：神农时代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社会，据此分析，茶的发现和利用至少有四五千年以上的历史了，因而中国人推崇神农氏为发现和利用茶树的鼻祖。自此几千年间，茶叶的种、采、制、烹、品，一切有关茶经、茶艺的文字，简直浩若烟海。
在中国茶学史上，提到有关茶的最早文字记载，就会提及《诗经》。在《诗经·邶风·谷风》中记有“谁谓荼苦，其甘如芥”。至于“荼”字指的是茶还是其他植物，后人则众说纷纭，至今仍有争端。明确表示有茶名意义，并为史家所公认的最早文字记载，是成书于公元前200年左右、即秦汉年间的字书《尔雅》，其中写到“槚，苦荼”。晋郭璞的《尔雅注》中指出：“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作羹饮，今呼早采为荼，晚取者为茗”。西汉宣帝时谏大夫、辞赋家王褒写有《僮约》一篇，其中有“武阳买荼”，“烹荼尽具”之句，反映了中国早期的茶事活动。近年来，我国考古学家在湖南长沙马王堆发掘西汉1号墓(公元前160年)和3号墓(公元前165年)时，均发现其随葬物中有茶箱及敬茶仕女帛画，描绘了距今约2100多年前汉室皇族烹煮饮茶的情景。汉代史料表明汉王曾于江苏宜兴“课童艺茶”，而《赵飞燕别传》中有，“适吾梦中见帝(西汉成帝)，帝自云中赐吾坐，帝命进茶”的记载，可见在西汉宫中，茶仍是极珍贵的，即使皇后也不是经常能饮到的。此外，西汉时司马相如的《凡将篇》、扬雄的《方言》、三国魏张揖的《埤仓》、《杂字》、《广雅》，晋代陈寿的《三国志》、张华的《博物志》等都有茶的记载。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华阳国志·巴志》中谈到“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苧、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皆纳贡之”，将有文字记载的中国茶叶的历史推前到周武王时期。这表明早在3000多年前，在我国巴蜀(指湖北、四川)一带已用茶叶作为贡品了。据《中国风俗史》记载，“周初至周之中叶，饮物有酒、醴、浆、涪等，……此外，犹有几种饮料，而茶为其最著者”。但由于“蜀道难”的缘故，四川与其他地区的交往并不密切，因此，作为“纳贡”的茶叶，只有帝王才能享受。可见茶在周时乃是一种珍贵的物品。
“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齐有晏婴，汉有扬雄、司马相如，吴有韦曜，晋有刘琨、张载、远祖纳、谢安、左思之徒，皆饮焉①，说明饮茶自神农开始。清代顾炎武《日知录》指出，只有到了“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表明秦人入蜀之前，北方中原对茶知之不多。自秦汉时代，四川与其他地区的经济交往加强，茶的知识也就随之逐渐向外传播到长江流域、东南各省。
三国两晋时代，不但以吴国君主孙皓为代表的上层统治阶级喜欢饮茶，而且文人以茶待客渐成风尚，但茶还只是上层社会享用的奢侈品。
特别是南北朝时期，佛教兴起提倡坐禅饮茶，驱除睡魔，以利清心修行更使饮茶之风日益普及。南方饮茶深入民间，已经成风，“坐客竞下饮”，客来敬茶，已成为社会交往中较普遍的礼仪。茶在北方，因价格昂贵，只有皇亲贵戚上层社会才能得以品尝，因而北方饮茶风气仍不及南方为盛，同时茶树栽培和茶叶加工也有相应的发展。这样，必然形成了唐代茶文化发展的自然条件。
(二)唐代茶文化的形成与佛教的大发展有关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逐渐向全国传播开来，为社会各阶层所接受。唐代是中国佛教最隆盛时代，由于许多帝王崇信佛教，加之唐朝廷的提倡，促进了佛教的进一步发展，当时诸宗并兴，名僧辈出，僧居佛刹遍布全国各地。许多寺院不仅是传播佛学思想、弘扬佛法的地方，也是经济单位，许多高级僧人都是大地主，可谓“十分天下之财，佛有七八”。而且在安史之乱后，禅学中的南宗帮助征税补助国库军晌，统治者利用佛教的影响加强统治，佛教也乘拥有特权的机会，广占民田，扩充庄园，并且开当铺，放高利贷，蓄奴仆，乃至“富户强丁多削发以避徭役”。唐武宗时，由于寺院经济威胁到朝廷和世俗地主的经济利益，大兴灭佛运动，会昌五年(845年)仅还俗僧尼即达26万，加上未还俗的自然更多。当时寺院常建于名山名水之间，气候常宜植茶，所以唐代许多大寺院都有种茶的习惯，同时，僧人是专门进行精神修养的，把茶与精神相结合，僧侣是最好的人选。
佛教的大发展推动了茶文化的形成。首先，唐代茶业的显著发展，与开元后北方大兴禅教，禅教倡导饮茶相联系的。当时，禅宗在北方盛行，强调以坐禅方式，彻悟心性，因此寺院饮茶风尚更加普遍推崇，由僧及俗，出现了“风俗贵茶”的局面。
坐禅是佛教僧徒宗教修持生活的重要环节，它要求静坐敛心，集中思维，专注一境，以达到身心“轻安”、观照“明净”的解脱状态，即“顿悟成佛”。特别是坐禅时间要长达三个月之久，长时间的静坐，势必产生疲劳困倦。为此，需要一种既符合佛教教义戒规，又能清心提神、消除坐禅带来的疲劳和弥补过午不食的营养补充物，而茶叶恰好具有提神醒脑、消除疲乏、去魔祛邪、宁静清雅、淡泊去欲、和睦互敬的功效，以及其本身所含有的丰富营养物质，因而便得到了非常的重视。
唐代诗人白居易就有“疲睡见茶功”的诗句，陆羽《茶经》中也说，茶“味至寒”，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茶性清纯，雅淡，质朴，唐朝裴汶在《茶述》中说“其性精清，其味淡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同时，饮茶有益健康，据《旧唐书》载，唐宣宗大中三年时，有一智僧，高寿130岁，仍然健康，精力充沛。宣宗知道后便叫去问话：高僧为何如此长寿，神完气足，莫非有仙丹妙药不成?僧笑曰：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性，唯嗜茶，凡属至处，惟茶是求，或饮百碗不厌。这样，茶由于受到佛教徒的青睐，进而成为适应佛教的必需品，便成了僧人们最理想的饮品。而佛教对茶的崇尚，又为茶的发展与传播起了推动作用。
当时，禅宗盛行。据唐代封演的《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记载：“茶，早采为茶，晚采为茗……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唐)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唐代僧侣人数达数十万，他们既要戒酒，又要坐禅，饮茶就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茶茗是组成僧人那闲静生活的精神和物质的美好享受，并逐渐成为寺院制度的一个重要部分。
禅寺非常讲究饮茶，有专门讲究烹茶品茶的茶僧，茶叶也不再和香料混合同煮饮用，而是单独煮饮。寺院专设“茶堂”，是禅僧讨论佛理，招待施主宾客、品尝名茶的地方。寺院里击茶鼓以召集众僧饮茶，坐禅时，每焚完一枝香，就要饮茶，以提神益思。寺院有“茶头”专事烧水煮茶，献茶待客。有的寺院门前还有“施茶僧”，为游人惠施茶水。佛教寺院的茶叫寺院茶，寺院茶又分若干条目，如供奉佛菩萨、祖师的叫“奠茶”。茶能达悟，饮茶是佛所允许的，能得到佛的保佑，因而茶被佛教界视为“圣物”，僧人奠茶敬佛，便是最大的虔诚。寺院按照佛教规制，还要每日在佛前、祖前、灵前供奉茶汤，一些虔诚的佛教徒常以茶为供品，向寺院佛祖献茶，以茶结缘，甚至达到“唯求是境”的境地，以告慰神灵，保佑平安，寄托未来。日本佛教界提出的茶有“十德”，其中一德就是“请佛保佑”。扶风县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的茶具即是唐僖宗把它们作为供养品而供奉给佛祖释迦牟尼真身舍利的，以求得佛祖保佑其“圣寿万春，圣枝万叶，八荒来服，四海无波”。②唐代吕从庆《游多宝寺》中有“老纳烹茶出，先供佛祖歆”③，表达了僧人以茶敬神佛的历史事实。丽李嘉祐《同皇甫侍御题荐福寺——公房》中有“啜茗翻真偈”④句。茶树终年常绿，富有生气；茶性净洁，久饮益思，助人寂静思文，稳健开神，为佛教平添了一层神秘色彩，说明佛教与饮茶有不解之缘。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的许多茶具，其造型和纹饰图案也都带有佛教意识色彩，可见唐代饮茶生活与佛教意识密切结合。
寺院僧人每天要喝茶汤四、五十碗，这样大的用量和开支促使其在提倡饮茶的同时，还提倡寺院僧侣自行种植茶树，采制茶叶，以茶献给信徒香客。当时有许多名僧，尽管潜心研佛，却也是善于煮茶品茗的高手，如著名诗僧，陆羽的好友释皎然，能诗文，善烹茶，一生作有许多茶诗，其中《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览为后人所传颂。当时许多寺院都建有茶园，种植和制作名茶，现在我国的许多茶和茶具最初都产生于寺院，因而饮茶之风传播大小寺庙，种茶制茶成为僧侣一业，茶与僧相伴成趣，僧侣对茶艺的发展曾经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佛教徒的积极倡导之下，寺院饮茶风尚迅速传播蔓延，对民间饮茶风俗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佛教藉饮茶而潜入人们的生活，形成意识形态。所以自古以来，就有“茶禅一味”或“茶佛一味”之说。
(三)唐代茶业生产及贸易的大发展直接推动了茶文化的形成
伴随着唐代南北统一和各民族的大融合，中外文化交流的加强，饮茶风习不仅进一步由南向北推移，而且还远及边陲，茶叶作为商品开始销往边疆，茶马贸易亦应运而生。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唐太宗把文成公主下嫁给西藏王松赞干布。据说，当时文成公主带入藏区的百物就有茶，茶叶从此传入西藏，并由此开创西藏饮茶之风。《西藏政教鉴附录》称：“茶叶亦自文成公主入藏也”。藏史也记载，藏王松赞干布之孙时，为“茶叶输入西藏之始”。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载：“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贺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左氵右邕)湖者。”这说明经过文成公主进藏后近二百多年的发展，藏族王室对中原茶的了解已经很多，此时内地许多名茶也进入西藏地区，藏民把茶不仅看作一般饮料，更视为神圣之物，认为“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饮茶之风一定遍及全藏了。
从唐代开始，随着中原地区茶叶生产的发展和西北地区对茶叶的需求，茶马贸易就产生了，最初唐王朝用茶叶或金帛与西北少数民族无定制地换取马匹等物，如唐代宗时，“回纥有助收西京之功，代宗厚遇之，与中国婚姻，岁送马十万匹，酬以缣帛百余万匹”⑤到唐德宗贞元末年，开始正式与回纥茶马互市。“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⑥，回纥就是今天的维吾尔族，回纥王受唐朝廷册封是在唐玄宗天宝三年(744年)，可见茶叶销往边疆已经到了中唐了。唐王朝用缮帛、茶叶等物同回纥交换马匹的数量往往规模很大，“动至数万马”⑦，而用大量优质马匹换回茶叶，则说明回纥居住地区饮茶风气之盛。这些兄弟民族因喜食肉食，在领略了茶叶奇特风味和喝茶有助于奶、肉消化的作用后，也视茶叶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料。
封演的《封氏闻见记》载：“按此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于中地，流于塞外”，这正反映自唐代开始的饮茶盛况。这样，茶叶已不再是贵族和士大夫阶层的专用享受品，而成了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必需品了，不仅已普及大江南北及塞外边疆地区，甚至达到“穷日尽夜”、“茶为食物，无异米盐”⑧的程度。“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⑨
大体说来，当时人们饮茶，都喜欢在“品”字上下功夫，注意品饮艺术。煮茶和饮茶是很讲究技艺的，据陆羽《茶经》、宋代蔡襄《茶录》记载，唐代人吃茶就是把茶叶碾成粉末状，放在茶釜内的滚水中，再注入滚开水，用茶筅击沸，与姜枣、桔皮和葱加盐等合煮而饮的，至今青海藏区仍保持着这种饮茶方法。
在当时情况下，悦目的茶色、甘美的茶味、清新的茶香、精湛的茶具，再配以如诗如画的环境，可谓是一个完整的美学环境。在观茶、闻香、浸泡、尝味的过程中，获取品茗的真趣，得到美感，并引发联想。因此，人们往往根据品茗的不同感受，从不同角度抒发自己情感。茶圣陆羽曾作有一首有名的《六羡歌》将功名富贵视如敝屣，却将一杯西江净水珍若拱璧。唐代卢仝写过一首《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是蜚声中外的名作，诗中写了饮七碗茶的不同感受：“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诗中写到由于茶味好，作者一连吃了七碗，细细品味，每饮一碗，便有一种新的感受，饮到第七碗时，便觉得两腋生风，飘飘欲仙了。把喝茶的生理感受和心理感受，描绘得有声有色，淋漓尽致，表达了诗人对茶深切的喜爱和美的感受以及对超越尘俗的理想境界的追求。只有自己烹饮才能使精神有所寄托，获得美好的精神享受，最后诗人把饮茶的情趣，注入到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之中。卢仝描绘的各种不同的饮茶感受，对提倡饮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在唐以后，卢仝及其七碗茶诗一起，每每为后人所传诵，堪为千古绝唱，连旷达的苏轼也说：“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卢仝亦被后人称之为爱茶诗人。而崔道融的《谢朱常侍寄贶蜀茶剡纸二首》有“一瓯解却山中醉，便觉身轻欲上来”，认为茶可醒酒，使人轻健。韦应物在《喜园中茶生》中认为茶是“洁性不可污，为饮涤尘烦。此物信灵味，本自出山原”。这样，茶也不再是单纯的茶了，它已是综合性的生活艺术了，因而茶人将茶誉为“瑞草魁”、“草中英”、“群芳最”。品茶乃是当时人们用审美观对茶叶进行鉴评与欣赏，成为人们精神生活中的一种追求。
饮茶因而普及全国，出现了高潮，“滂时浸俗，盛于国朝(唐朝)，两都并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⑩。
饮茶高潮，又带动了茶业和茶文化的空前繁荣。当时茶叶种类众多，名品益众，就茶叶的种类和品质而言，唐代茶叶分为觕(粗)茶、散茶、末茶和饼茶四大类。由于各地条件和茶树品种的不同，采摘和加工的殊异，茶叶品质又有优劣之分。普通群众只能饮用价格低廉的粗茶，细茶和名品则专供王公贵族、官僚地主、富商大贾享用。唐代李肇《国史补》卷下记载说：“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出”，他列举了当时被人们公认的名茶有剑南蒙顶石花、浙江顾渚紫笋等各种各样名茶20多种，反映了唐代茶业之盛。
由于饮茶风气盛行，茶叶需求量大增，促使农户大力植茶，茶树栽培地区迅速扩大，其地理位置多在秦岭淮河以南，这些地区气候温湿，适宜茶树生长。据陆羽《茶经》记载，晚唐全国产茶区有山南、淮南、剑南、浙东、浙西、黔中、江西和岭南等八大地区，遍及五十多个州；又据《新唐书·地理志》载，全国有十七个郡向唐皇室进贡茶叶，其地域相当于现在的鄂、川、陕、苏、浙、赣、闽、湖、豫、湘等十四省区。
唐代封建帝王终日生活在荣华富贵的环境中，难免患昏沉积食之症，为提神、为消食、为治病，每日饮茶，因而向民间广为搜求名茶，各地要定时定量定质向朝廷纳贡，称为“贡茶”，如阳羡茶、顾诸茶都是有名的贡品。唐代贡茶，不仅黎民百姓十分喜爱，那些身居高位的王侯将相、文武百官，乃至文人墨客、隐者羽士、僧侣仙道也为之倾倒，还被皇室宫廷备作年节、庆典、迎神、待宾之高级饮料。《宫词一百首》中其七王建的诗曰：
延英引对碧衣郎，江砚宣毫各别床。
天子下帘亲考试，宫人手里过茶汤(11)。
不仅佐证了唐代宫廷饮茶之风盛行，更如实地反映了茶是一种高贵的饮料，它能振奋人的精神，明志益思，因此皇帝在殿试中把茶赏赐给考试的举子。
顾渚山位于浙江长兴县，海拔310米，它和附近的山岭连绵形成一只太师椅似的屏障，面对一片冲积平原与太湖相连。湖水蒸发的潮湿空气顺着地形缓升向上，在山谷凝成云雾，形成了温湿的气候，所以竹林茂盛，也适应茶树生长。据说陆羽曾在这里考察著书立说，并推荐顾渚山生产的紫笋茶为贡茶。长兴“顾渚与宜兴接，唐代宗以其(宜兴)岁造数多，遂命长兴均贡。自大历五年始分山析造，岁有定额，鬻有禁令；诸乡茶芽，置焙于顾渚，以刺史主之，观察使总之”(12)。可知大历五年(770年)在顾渚山设置皇家“贡茶院”，茶厂30间，每年清明前，湖、常二州太守都得亲临监制，岁造紫笋茶作为贡茶。由于《茶经》的问世和传播，湖州紫笋贡茶得到唐代宗李豫和王公朝士的喜爱，自然也甚为名贵。“贞元(785—804年)以后，每岁以进奉顾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13)”，“案唐制，湖州造贡茶最多，谓之顾渚贡焙，岁造一万八千斤”(14)。可见贡茶院规模之宏大和茶事的兴旺及统治者对贡茶的掠夺是十分惊人的，贡额一多，所付劳役也多，不仅采摘制造花大量的劳动力，而且还需飞速送京，头纲茶限清明节前贡到长安，谓之“急程茶”，以应皇家清明宴上尝新茶，先荐宗庙，然后分赐近臣。李郢的《茶山贡焙歌》中形容为“十日王程四千里”(15)，开始出现了皇帝以茶赏赐勋戚重臣，以示恩信的一种习惯和制度。顾渚山的贡茶院，也就是世界上第一个官办制茶的场所了。
唐代商业和手工业在开元以后也兴盛起来，此时，茶叶也作为一种新兴的商品进入大宗贸易的领域。唐代杨晔《膳夫经手录》说：“至开元、天宝年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以后盛矣”。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脍炙人口的诗作《瑟琶行》中有“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之句，浮梁产茶历史悠久，自唐代开始盛产茶叶，“浮梁县。武德五年，析鄱阳东界置新平县。……天宝元年，改名浮梁县，每岁出茶七百万驮，课十五余万贯”(16)，可见浮梁出茶之多，又据《新唐书·食货志》载：“各地产茶数量多少不一，以浮梁出茶最多”。当时的浮梁，不仅茶多，茶好，而且由于水陆交通便利，故成为我国茶叶的集散地之一。一些富商豪贾，云集浮梁，争购茶叶，转运销售，唐代天宝元年(742年)从这里远销西北、华北地区的茶叶达几十万驮之多，可见贸易额之大。《敦煌变文集》中的《茶酒论》即记录了“浮梁歙州，万国来求”的盛况，当时“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颇多”(17)，反映了唐代茶叶贸易的繁荣景象。
由于茶叶在社会经济和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故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年)规定凡民间种植的茶树，全部要移至官营茶园，民间存茶一律焚毁，这即是榷茶制。这一法令，将茶叶的种植、加工和销售全部归于官府。榷茶制先是用于内贸，后茶马贸易兴起，也用于边贸。同时唐朝开始对茶叶征税，以解决财政困难。中唐以后，唐朝有四次颁发关于茶的法令，可见茶在国计民生中占有重要地位。唐宣宗大中一年(847年)，制定的《茶税法十二条》明文规定：“私鬻之犯，皆三百斤乃论死。长行群旅，茶虽少皆死。”茶税成为唐代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并延续到宋代。可见当时全国已普及了饮茶的习惯，并正向极盛阶段发展。
二、唐代茶文化的繁荣
随着植茶、采茶、卖茶、贡茶、饮茶、品茶等茶事活动的频繁与兴盛，佛教寺院的饮茶习惯对民间饮茶风俗的重大影响，唐代茶文化一度大放异彩。
唐代贡茶顾渚紫笋茶，剑南蒙顶石花、日铸茶，西湖龙井茶，君山银针等均出自名山、清泉、古刹所在的胜地，这自然又是文人雅士的最好去处，而品质优异的茶叶，又是骚人墨客借题抒怀的对象，因而茶叶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名茶的产生与发展，除了茶本身的功效及其艺术欣赏价值外，与历代文人雅士的赞誉是分不开的，可谓“酒壮英雄胆，茶引文人思”。唐代众多的名流学者、文人雅士诸如李白、颜真卿、刘禹锡、柳宗元、白居易、卢仝、温庭筠、陆龟蒙、皮日休等都对茶有着不同程度的爱好，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流传着不少趣闻佳话，写下了不胜枚举的咏茶佳篇名作。唐代茶诗不但数量多，而且题材十分广泛，情趣横生，仅大文豪白居易一生嗜茶，就写过五十多首茶诗。皮日休、陆龟蒙两人十分知已，都有爱茶雅好，经常作文和诗，他们写有《茶中杂咏》唱和诗各十首，内容包括《茶坞》、《茶人》、《茶笋》、《茶籝》、《茶舍》、《茶灶》、《茶炉》、《茶鼎》、《茶瓯》和《煮茶》等，对茶的史料、茶乡风情、茶农疾苦，直至茶具和煮茶都有具体的描述，可谓一份珍贵的茶叶文献，同时，唐代历史上出现了许多以茶为题材的书画艺术。唐代高僧怀素用狂草书写的《苦笋贴》，神采飞扬，一气呵成地写就了“苦笋及茗异常佳，乃可径来。怀素上”十四个字，特别是“茗”字，在简洁的笔划间，充满了书法大师的炽热情感。唐代的《调琴啜茗图卷》，传为著名画家周昉所绘，图中画有五个女子，其中三个踞坐：一个正坐调琴，一个正坐凝神听琴，一个侧坐静观，立着的两个侍女，一个端茶侍候，一个静候使唤。整个画面表现了贵族妇女品茗调琴，悠闲自得的情景。另外，唐代阎立本的《萧翼赚兰亭图》中，也绘有奉茶的内容。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村出土的唐代墓葬中，有一幅《弈棋仕女图》，此图出土时已破碎，经修复，画面是以弈棋为主的一组人物，中间两妇人正聚精会神地对奕，其中一个肌体丰腴，装饰考究，显然系官员眷属，在她身后有一双手捧茶托、茶碗的侍妇，端茶侍候，其内容反映了唐代文人学士对弈饮茶的情景。与此同时，茶书也就必然产生、发展和流传开来。
唐中叶茶业的大发展，茶叶产销，饮茶高潮，带动茶文化的空前繁荣，使陆羽的《茶经》应运而生，并成为我国茶书之宗，更是前无古人的第一部茶艺专著，陆羽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编写茶书的人。
陆羽(公元733—804年)字鸿渐，一名疾，别号竞陵子，唐复州竞陵人(今湖北天门市人)，虽不是佛教徒，但他出身于寺庙，一生的行迹也没有脱离过寺庙。他自幼敏而好学，意志坚强，虽在寺院做杂役，而志在研诗习文，九岁能文，受唐代“风俗贵茶”风习的薰陶，对茶产生浓厚的兴趣，他喜茶、爱茶，并能煎得一手好茶，据《新唐书·隐逸传·陆羽》记载，陆羽“性嗜茶，好文学”。唐朝廷曾封他为太子文学官，辅太子读书，他却不贪图荣华富贵，鄙弃仕宦，蔑视权贵，不慕名利，不肯侍权贵而失去自由，他曾写过十首《六羡歌》：“不羡黄金罍，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省，不羡暮登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竞陵城下来”。他矢志研究茶叶，津津乐道茶文化，不畏难险，遍游各地名山古刹，长期生活在产茶区，亲自采茶、制茶，品饮各地名茶和名泉，专门进行考察研究，总结、探讨出茶叶科学中具有规律性的东西，并使之系统化、理论化。约在公元750—780年间，他终于完成了茶叶专著《茶经》：“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18)。
《茶经》文情并茂，内容丰富，它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唐代以前我国劳动人民有关茶业的丰富经验，用客观真实的科学态度，叙述了茶的起源、历史、种植、加工生产、烹煮和饮茶风俗、茶具等十个方面的内容，为研究茶叶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他不仅从实践中知道了茶的诸多特性和饮茶对人体健康的作用，而且倡导高雅、健康的饮茶方法，得出了茶之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的结论，使饮茶赋予精神文明的内容。《茶经》至今在很多方面仍具有研究和指导实践的重要价值和意义，是我国古代历史，文化遗产，其最早的版本现存于英国伦敦图书馆，这部不朽的农业科学著作已被英、美、日、法、俄等国译成多种文字，广泛传播。尤其是日本十分注意对陆羽《茶经》的研究，日本茶道里千家第十五代家元千宗室博士认为：“在茶书方面，被奉为最高而且最古的经典著作的该是《茶经》”。所以千百年来，一直被国内外茶学界奉为经典巨著，对后世茶叶生产和茶学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开启着此后茶文化异彩焕发的局面，留下永不磨灭的足迹。当时唐朝代宗皇帝特地请陆羽进宫，当场烹茶品尝。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19)，宋代陈师道在再刊《茶经》的序言中称自此以后“上自宫省，下迨邑里，外及戎夷蛮狄，宾祀宴享，预陈于前；山泽以城市，商贾以起家”，茶道既行，便又深入到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之中。
陆羽性格豪爽，情趣纯正，知识渊博，品德高尚，在当时就受到许多文人学士的敬重，到后代更得到历史的肯定和推崇。与陆羽同时代的诗人耿*(左氵右韦)，就称他是“一生为墨客，几世做茶仙”。北宋诗人梅尧臣则说：“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新茶”。连英国威廉·乌克斯在《茶叶全书》中也说：“中国学者陆羽著述第一部关于茶叶之书籍，于是在当时农家以及世界有关者，俱受其惠”，“为最大之事功，故无人舶否认陆羽之崇高地位”。陆羽因此被后世誉为“茶神”、“茶圣”等。
继《茶经》之后，各种茶叶专著相继问世，仅唐代就有张又新的《煎茶水记》一卷，苏廙的《十六汤品》，温庭箔的《采茶录》等，它们既推动了茶叶生产的发展，又融会了儒、道、释三家思想的精华，促进了茶德和茶艺的形成，对中国茶文化体系的建立和茶文化的传播，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并对促进中外贸易和文化交流，也起了积极作用。
《茶经》在世间传播之后，采叶作饼茶的制茶工艺和技艺不断得以完善和提高。陆羽将唐代当时的采叶蒸青制饼茶的工艺进行系统总结，归纳为七道工序，即“晴，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干矣。……自采至于封，七径目”(20)，并根据饼茶外观形态，依饼茶质量优次分为八等。除蒸青，唐代还有炒青制法，唐代诗人刘禹锡(772—842)有首《试茶歌》，说有一山僧，禅房后种茶数丛，但有客至，便采茶相待，从摘至煎，俄顷而成。其辞有句曰：“斯时炒成满室香”，“新芽连拳半未舒”，点明山僧制茶的方法即“炒青”，可见唐代饮茶之法更盛。
“安史之乱”后，北方经济凋敝，粮食产量下降，大量造酒与粮食的紧缺形成矛盾，唐肃宗为节约粮食，自乾元元年(758年)开始在长安“禁酒”，限制酤酒，造成长安酒价腾跃高昂，文人学土无力问津，无提倡之物，茶又有益健康，得到普遍欢迎。这样，中唐时期正是从酒居上峰到茶占鳌头的一个转折点，以至于到唐末，茶在文人中便占了绝对优势，这从敦煌写本《茶酒论》完全可以得到证明。因而茶会茶宴以茶代酒风尚盛行。
所谓“茶宴”，就是以茶来宴请宾客，始于南北朝，正式出现在唐代，因而也兴于唐代。二、三好友一般的品茗谈心，也叫茶宴，或茶会。茶会是指用茶点招待宾客的社交性聚会，也叫茶话会。唐代“大历十才子”之一钱起有一首茶诗《与赵莒茶宴》，写道：“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诗中维妙维肖地反映了唐代茶宴与会者代酒欢宴的感慨，而其另一首诗《过长孙宅与郎上人茶会》亦说：“偶与息心侣，忘归才子家。言谈兼藻思，绿茗代榴花。岸帻看云卷，含毫任景斜。松乔若逢此，不复醉流霞”，诗中描述参加茶会时与会者的感受，赞美了以茶代酒的欢乐之情。颜真卿等六位作者共同创作的《五言月夜啜茶联句》诗中，张荐有“醒酒宜华宴，留僧想独园”之句，其中的“华宴”即借指茶宴。唐人吕温的《三月三日茶宴序》云：“三月三日上已，禊饮之日也，诸子议以茶酌而代焉。乃拨花砌，爱庭阴，清风逐人，日色留兴，卧措青霭，坐攀酌香沫，浮素林，凝琥珀之色，不令人醉，微觉清思，虽五云仙浆，无复加也”。三月三日是修禊之日，当时人们多携酒出游，以应吉祥，而吕温之子建议以品茶代饮酒。于是在花团锦簇之中，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家庭茶宴。对花啜茶，确有益人清思之效，故认为即使“五云仙浆”也要逊茶一筹。
唐代佛寺常兴办大型茶宴，而大型的茶宴又以在顾渚山举办的最为有名。顾渚山位于湖州和常州的交界处，湖州产紫笋茶，常州产阳羡茶，都是作为贡品进献的，所以务求茶的色、香、味的精、善、美。每到早春造茶时，两州太守都要到顾渚山来监制，并邀请许多社会名流共同品尝和审定，这样就形成了每年一度的茶宴。白居易有一首诗《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想羡欢宴》，正描述了当时茶宴的盛况及自己不能莅临盛会，感到无限惆怅的心情。
同时，斗茶之风亦在晚唐开始。斗茶，创始于出产贡茶而闻名于世的建州茶乡，是新茶制成后，茶农评比新茶品序的一项比赛活动。它有比技艺、斗输赢的特点，富有趣味性，因之，唐称“茗战”，即以战斗的姿态，进行品茗比赛，宋称“斗茶”。斗茶很快从茶乡传播开来，风靡全国，就成为评比斗茶者点汤击沸技艺高低的一种游戏活动。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曾画过一幅《斗茶图》，此图见于《顾氏画谱》，系明人顾炳摹绘的，原图是否传世，尚待进一步查考。
但从此图画面来看，确是一幅难得的描绘唐代民间斗茶情景的图卷，画面上有六个平民装束的人物，似三人为一组，各自身旁放着自己带来的茶具、茶炉及茶叶，有正在煎茶，有提茶壶，有正品饮，有研茶者，有听取对方介绍准备发表斗茶高论者。神情刻画逼真，形象栩栩如生，再现了唐代一些茶叶产区出现的斗茶情景；北宋大文学家范仲淹有《斗茶歌》一首：“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这是研究斗茶的起源较早而翔实的史料。
三、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宫廷茶具是唐代茶文化高度繁荣的集中表现
唐代是我国社会饮茶风尚兴盛时期，从僧俗平民到宫廷皇室无不崇尚饮茶生活。因之专用烹茶与饮茶器具也趋完备，陆羽在《茶经·四之器》中总结了前人的煮茶、饮茶用具，开列了28种专门器具及其规格、造型和功用，这是中国茶具发展史上最早、最完整的记录，可见唐人对茶具选择也同样重视。饮茶器具，民间多以陶瓷茶碗为主，而皇室贵族家庭多用金属茶具和当时稀有的秘色瓷及琉璃茶具。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宫廷茶具就是最好的佐证。它们正是皇室宫廷茶文化的完美表现，也是唐宫廷饮茶风尚极其奢华的见证。
依据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的《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宝器衣物帐》石碑，这套由唐僖宗为迎送法门寺佛骨舍利而供奉的茶具主要包括烘焙、碾罗、贮藏茶和盐、烹煮、饮茶用具等类别，配套完整，数量丰富，这是迄今为止唐代茶具考古的一次最重大的发现，可使人们对唐人“吃茶”有个形象化的了解。
烘焙器
金银丝结条笼子：通高50毫米，重335克，有盖、直口、深腹、平底、四足，盖为穹顶，笼有提梁，盖与提梁之间用链相连。整个笼子用极细的金丝、银丝编织而成。通体剔透，工艺精巧。它是供烘烤团茶用的，为唐僖宗所赐。
鎏金飞鸿毬路纹笼子：通高178毫米，足高24毫米，重654克，有盖、直口、平底、深腹、四足，有提梁。通体镂空，纹饰鎏金，点缀着飞鸿，栩栩如生，它也是供烘烤团茶用的。
碾罗器
鎏金鸿雁流云纹银茶碾子：因唐代煮茶用团茶，所以在煮茶之前，要将团茶烘烤，再用茶碾子碾碎烹煮。它由碾子和*(左石右呙)轴两部分组成，与现在的中药碾子相似。茶碾子系钣金成型，纹饰鎏金，通体方长，纵截面呈“Ⅱ”形。通高71毫米，横长274毫米，槽深34毫米，辖板长201毫米、宽30毫米，重1168克，底外錾铭文“咸通十年文思院造银金花茶碾子一枚，共重廿九两，匠臣邵元审，作官臣李师存，判官高品吴弘，使臣能顺”。这枚碾子显然为文思院专为皇帝所打造的用来碾茶。银*(左石右呙)轴：由执手和圆饼组成，纹饰鎏金，圆饼边薄带齿口，中厚带圆孔，套接一段执手。饼面刻“五哥”字样，并带半圈錾文“*(左石右呙)轴重十三两十七字号”，“五哥”是僖宗皇帝未即位前的排名，因而此物也是僖宗皇帝的，小巧玲珑剔透。饼径90毫米，轴长220毫米，重123.5克。”
鎏金仙人驾鹤纹壸门座茶罗子：通体呈长方形，由盖、罗、屉、罗架、器座组成，钣金成型，纹饰鎏金，四周饰驾鹤仙人及流云纹。茶罗子是在团茶碾碎后用来筛茶的。罗为双层，厚约20毫米，高约20毫米，中央质地为细纱的网筛，极为细密，罗下有屉，可放茶面。
《茶绎》四之器中，这些器具是木制或竹制的，那时人们品茶，多是自碾自罗，在碾和罗的过程中，也是品茶者们酝酿品茶时所需要的那种情趣的过程。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的这些银制镀金并刻有花纹的豪华茶器是唐代皇帝使用的，显然与陆羽称之为“罗合”的茶具，其等级规格就更高了，这是因为帝王一旦把饮茶变成一种享受，也会把品尝茶的味道演变成攀比茶器的精美豪华了。唐代帝王贵胄贡茶日奢，金玉其器，已失掉了茶人应有的精行俭德。
贮茶器，贮盐、椒器
鎏金银龟盒：通高130毫米，长280毫米，宽150毫米，重818克，龟状昂首、曲尾，四足内缩，龟甲为盖，甲上有龟背纹。整体维妙维肖，酷似一只活灵活现的乌龟。此盒供贮放碾碎的团茶用，既可揭盖(甲)提取，也可以从龟口中倒出。在唐人心目中，龟象征着吉祥长寿，作为茶器装饰图案，则表明了皇室祈求“圣寿万春，圣枝万叶”的心愿，喻饮茶有长寿之意。
鎏金人物画银坛子：共两个，其一高247毫米，径132毫米，腹深112毫米，全重883.5克，钣金成型，纹饰鎏金。坛子直口、深腹、平底、圈足、有盖。腹壁分为四个壸门，分别錾有仙人对弈，伯牙捧琴、箫史吹箫、金蛇吐珠，将中图画技艺与金银钣錾工艺融为一体，技艺精湛。坛子供放盐等调料用。
鎏金摩羯纹蕾纽三足架银盐台：通高250毫米，通体由盖、台盘、三足架组成，支架有錾文为“咸通九年文思院准造涂金银盐台一枚”。唐代在煮茶时，茶中还放有盐、胡椒等佐料，此台是专门供贮放盐和胡椒用的。通常在中空的提手中放胡椒粉，台盘中放盐。
烹煮器
鎏金飞鸿纹银匙：全长357毫米，匙面呈卵圆形，微凹，柄上錾花鎏金，有流云飞鸿图案，并刻划“五哥”字样，当为僖宗所用，与其他茶具一同供养于法门寺，匙是煮茶时不断用来击拂汤面，使茶末融于汤中。
鎏金飞鸿纹银则：全长192.1毫米，则径26毫米，长45毫米，重44.5克，小巧精制，与银茶匙形状相似，则是投茶时的匕状量具，形如勺，柄前窄后宽，后端作三角形，前后两段分别为联珠组成菱形图案，间以十字花飞鸿流云纹。
饮茶器
鎏金伎乐纹银调达子：通高117毫米，重149.5克，钣金成型、纹饰梁金，为直口、深腹、平底、圈足、有盖。调达子供调茶和饮茶用，是迄今见到的最早的点茶器之一。
素面淡黄色琉璃茶盏、茶托：通体呈淡黄色，有光亮透明感，茶盏侈口，腹壁斜收，茶托口径大于茶盏，呈盘状，高圈足。这是一套供人饮茶的器具，造型原始、简朴，质料微显混浊模糊，属唐代地道的中国式茶具制品，表明中国的琉璃茶具在唐代已经起步。
另外，法门寺唐代地宫中出土了五瓣葵口圈足秘色瓷碗等一系列秘色瓷器，色泽青莹柔和，造型古朴典雅，也大致为茶具中的点茶器，为中外人士所赞赏。据考证，此越瓷茶具源于东汉时期，为我国最早的瓷器之一，唐代大兴饮茶之风，人们讲究茶具，对制瓷技术起着推动作用，而唐代才发展成为重要手工业的越窑，采用匣钵新工艺，胎质细腻，釉色晶莹，类冰如玉，蜚声中外，为上等瓷器，深为饮茶者所喜爱，是品茶艺术所必需的。其中以秘色瓷器最著名，被称为青瓷中的绝品，因而在唐末、五代时瓷茶具已成为宫廷贡物，并远销印度、波斯、埃及及日本等国，有诗赞誉为“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21)。陆羽在《茶经》四之器中对饮茶器皿碗的质地色泽进行了评述，“碗，越州上，鼎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则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越州瓷、岳州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红(绿)白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红，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反映唐代饮茶时对“色香味”的讲究，认为茶叶汤色的自然本色——“绿”色为美好，能昭显茶叶这一自然之美的瓷器即为上品，青瓷茶具有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磐，其釉彩纹色更是千变万化，千姿百态，唐人重越瓷，有“越瓯犀液发香茶”之说，端此茶具品尝确是一种古文化艺术的享受。
这套茶具显得金壁辉煌，华美富丽，真实地反映了唐代宫廷饮茶风俗习惯。证实了唐代“吃茶”之法十分考究，一般要将茶叶烘焙，先在茶碾中用*(左石右呙)轴碾成粉末，再将碾碎的茶叶放进茶罗子细罗，经罗底筛下的茶叶粉末落入抽屉中，吃茶时，从抽屉中取出这些粉末状茶叶入炉烹煮，并加盐、椒等佐料，调成糊状一并吃下，平时贮藏亦颇为讲究，而且日本还至今保留着与此相类似的茶具和这种吃茶方法，充分说明日本茶道与我国唐代茶文化有着渊源关系，这类烘焙、烹煮、饮用、贮藏等器具，自成体系，制作奇巧，工艺精湛，设计造型匠心独运，鬼斧神工，图案五彩缤纷，纹饰流畅优美，妙趣无穷，既是唐宫廷饮茶风尚极其奢华的历史印证，又是完美的艺术精品，不仅具有丰富的美学情趣，更给人以恬静淡雅之感，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美好的色彩。
中国茶叶的历史进程，凝聚着历代茶叶人士的聪明才智。我们的祖先在发明茶的栽培和各类茶制法的过程中，还创造出茶的品饮艺术和茶文化，被誉为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璀灿明珠的唐代茶文化博大精深，其内涵十分丰富，它是数千年来先哲们不断探索、积累的文化智慧的结晶，是我国文化宝库中珍贵财富，综合体现了悠久灿烂的东方文化。
注 释
①⑩(20)唐·陆羽《茶经》。
②见扶风县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的捧真身菩萨铭文。
③④《全唐诗外编》上册。
⑤《新唐书》卷51《食货志》。
⑥(18)《新唐书》卷196《隐逸传·陆羽》。
⑦《旧唐书》卷195《回纥传》。
⑧唐·李珏《论茶税疏》。
⑨(17)(19)唐·封演《封氏闻见记》。
(11)《全唐诗》卷320。
(12)嘉泰《吴兴志》，“食用故事”据朱自振《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转引，1991年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13)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25。
(14)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35袁高条。
(15)《全唐诗》卷590李郢《茶山贡焙歌》。
(16)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
(21)陆龟蒙《秘色越器》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