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输入法门地区之始不在北魏，至少应上溯到东汉至西晋时期。但因尚无支撑这一说法的史料，我们姑且称之为“假说”。
持此看法的依据是法门寺所具备的历史地理条件和蕴藏的深厚的文化背景。
法门寺一带是周秦文化积淀最厚实的地区，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之一，印度佛教文化东渐的必经之路。天竺、西域高僧大德白马驮经、慈航远渡中土洛阳，经此而不驻足弘法，难以足信。何况法门寺正当周原孔道，居于出陇入蜀之枢纽，东西方交通之要冲，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东西方文化际会的首区。所以法门寺得东渐风气之先，极有可能。
自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后，关于佛事有如下记载：
汉明帝永平七年(64)：汉明帝夜梦金人，派使者12人赴西域访求佛法；
汉明帝永平十年(67)：应东汉王朝之请，天竺僧人迦葉摩腾、竺法兰白马驮经至洛阳，在洛阳建立中国第一个佛寺——白马寺；
汉明帝永平十年至和帝永元十四年(67—102)：扶风人班超奉诏经营西域，36国内附汉朝(东汉)，佛教流传中原的势力大增；
东汉桓灵年间(147—188)，安息僧人安世高、安玄、月氏僧人支谶等纷纷来到洛阳译经。是为佛教经典大规模傳译于中国的开端。
这些重大佛事往来皆经“扶风孔道”，对法门地区影响一定很大。
应当说，法门寺因其“孔道”的优越位置及其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于佛教传播上可能早于长安、洛阳。
此外，我们还应看到西域少数民族佛教徒对包括扶风在内的关中地区的重要影响，它是长安佛教文化圈最重要的推动力。
自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派出僧团跨国传法后，葱岭内外始有佛法。我国新疆和甘肃西部广大地区佛风日炽，寺塔渐多，僧众渐多，并培养了一批西域籍的高僧大德。弘法者的队伍不仅仅是天竺和西域僧人，皈依佛教的“胡人”更是积极的傳法者。
早在西汉武帝时代，西北少数民族已大批内迁。《后汉书·西羌传》载：东汉时“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汉光武建武十一年(35)，陇西太守马援和马成率军进攻武都郡，击败抵抗的羌人，将他们迁徙到天水陇西和右扶风地区。汉明帝时迁徙7000羌人入关中，主要移居地是法门寺所在的宝鸡地区。公元108—140年，几十年里多次爆发羌、胡、汉人的大起义，征剿之后辅之以强迫移民。《后汉书》载：东汉时在陇西、天水和右扶风等地定居的羌人有五六十万。三国时各军事集团颇欣赏胡人的尚武精神，征为兵丁，故蔡文姬写李催、郭汜犯长安是“所来皆胡羌”。
西晋(265—317)惠帝(290—306在位)时期的江统，字应元，曾任晋愍怀太子洗马之职，上疏惠帝论及胡人之患，《通鉴》卷83载：
太子洗马陈留江统，以为戎、狄乱华，宜绝其原，乃作《徙戎论》以警朝廷曰：“……秦始皇并天下，兵威旁达，攘胡，走越，当是时，中国无复四夷也。汉建武中，马援领陇西太守，讨叛羌，徙其余种于关中，居冯翊、河东空地。数岁之后，族类蕃息，既恃其肥强，且苦汉人侵之。永初之元，群羌叛乱，复没将守，屠破城邑，鄧騭败北，侵及河内，十年之中，夷、夏俱敝，任尚、马贤，仅乃克之。自此以后，余燼不盡，小有际会，辄复侵叛，中世之寇，惟此为大。魏兴之初，与蜀分隔，疆场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氏于秦川，欲以弱寇强国，捍御蜀虜，此盖权宜之计，非万世之利也。今者当之，已受其敝矣。……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诸羌，著先零、罕*(左千右千)、析支之地，徙扶风、始平、京兆之氐，出远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且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并州之胡，本实匈奴桀恶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贤王去卑诱质呼厨泉，听其部落散居六郡。……今五部之衆，户口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其天性骁勇，弓马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风尘之虑，则并州之域可为寒心。……朝廷不能用。
公元220—280年是三国时期。220年曹丕代汉称帝，建立魏朝。221年刘备建立蜀汉。222年孙权建立吴王朝。
公元265年司马炎废除了魏元帝曹奂，建立西晋称武帝，宗室司马亮、司马峻先后封为扶风王。司马炎统治25年期间，强迫边地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内遷，史称“五胡”。扶风升郡，人口达到23000户、115000人。其人口结构是少数民族占一半。公元291年晋惠帝司马衷即位，出现了历时16年的“八王之乱”，西北少数民族纷纷起义，自立邦国，史曰“五胡乱华”，相继成立五胡十六国。“乱”的惨状姑且不论，但于民族融合益莫大焉。
在“八王之乱”中，西晋匈奴族人刘渊于304年起兵，推为大单于，称国号为汉。317年东晋建立，扶风仍在匈奴汉政权统治之下。319年刘曜即位，在长安建立前赵。320年，汉刘渊的大将羯人石勒在襄国(今河北邢台)称赵王，史称后赵。328年前赵为后赵所灭。351年，后赵三秦王之子苻健在长安称天王，建国号为大秦，史称前秦。357年，苻健弟苻雄之子、东海王苻坚灭掉前燕、前凉，于376年统一了北方。386年，鲜卑族首领拓跋珪(即魏道武帝)建立北魏。
从304年刘渊称王起到439年北魏再次统一中国北方止，135年间史称十六国时期。氐、羌、鲜卑、匈奴、汉族间大争斗、大迁徙、大融合，扶风所在的宝鸡地区几已成为西北广大少数民族的主要聚集地。毫无疑义，这有利于佛教在关西地区的传播。而且，那些曾主宰关中地区的帝王将相们大多崇佛。
来自西域的少数民族很早就在扶风留下足迹，考古发掘的两尊西周时期的蚌质圆雕人头像发人深思。
其1.2号头像：高2.9厘米，右侧已残缺，男性。头戴尖角状护耳翼帽，上刻等距离竪綫条，帽顶平，面部颧骨隆起，额和颊巴窄小，长头形，高鼻深目，薄唇无须，颚下锯平，中间有孔，用以安装笄柄，孔径0.6厘米，出土时孔内残存骨笄一截。
其2.6号头像：高2.6厘米，男性。头戴尖状护耳翼帽，上刻竖綫，帽顶平，上刻一“*”(巫)字，可能为“巫师专用笄帽”。
研究认为，圆雕人头像是居住在今新疆、伊朗、土耳其一带的欧羅巴人种像。它不仅是件艺术珍品，而且是研究当时对外往来和我国陆上丝绸之路历史的实物资料，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极大兴趣。
这些来自西域的少数民族，如匈奴、氐、羌等族人，乃至葱岭之西的西方人，他们带给中土的不仅仅是胡豆、葡萄、胡瓜、胡旋舞、二胡、羌笛之类，还有精神生活方面的佛教文化等。他们是平民布衣，人数又众多，虽做了伟大的文化使者也不会有人将其书之竹帛；但也不能因他们不是高僧大德而否认传法的事实。
汤用彤先生说：“依史实言，释教固非来自与我国接壤之匈奴，而乃传自武帝所谋与交通之各国也。”
汤先生的意思是佛教经西域傳入东汉帝国。这一传播过程，应当说印度佛教文化傳入中国，西域得风气之先；推而广之，佛教由西域东渐中土，法门较之长安、洛阳得风气之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