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佛教，是指从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到哀帝天佑四年(907)289年间李唐一代的佛教。①

    唐高祖李渊(566—635)是唐王朝的创建者，公元618—626年在位。他很重视佛教的整顿和利用，武德二年(619)在京师聚集佛门高僧，立十大德，管理僧尼。武德四年(621)，太史令傅奕上《废省佛僧表》，条陈十一条，对佛教攻击甚剧。高祖李渊有所采纳，于武德九年(626)终于下令淘汰佛道二教。显然，李渊确立以儒术为治国之本。后因皇子们争位，此事搁置。

    李世民(599—649)在李渊率兵入长安后封秦王，时为618年。为秦王时，有沙门法琳针对傅奕的《废省佛僧表》而写《上秦王论启》，全面驳斥傅奕的论点，阐述佛教的历史和教义。这一举措对李世民产生了一定影响，所以当他于武德九年(626)受父禪即帝位后便发布一系列政令，他为法门寺度僧、敕准住持、特建寺宇、诏开塔基，做出一种专崇佛教的姿态。所以，唐太宗李世民本人给人的表面印象是崇佛的，此外还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登基后在他征战过的地方建立7所寺院，并于贞观三年(629)颁布《为战阵处立寺诏》，称此举使国殤不至于在“九泉之下尚沦鼎鑊，八难之间永纏冰炭”，以求“变焰火于青莲，易苦海于甘露”。

    二、不忘佛之恩惠，登基后曾游逍遥園和草堂寺。草堂寺和逍遥園都是他崇拜的西域高僧鸠摩羅什住过的地方，曾是国立译经场，羅什在此主持译经35部294卷。太宗幼时患病，时为郑州刺史李渊大老远跑来为子祈福禳灾，幸得痊愈，方有今之显贵。太宗逍遥園游不能不怀念羅什，他满怀感激之情，写下一首七律，诗云：

    秦朝朗现圣人星，遠表吾师德至灵。

    十万流沙来振锡，三千弟子共翻经。

    文如金玉知无朽，舌似兰荪尚有馨。

    堪叹逍遥園里事，空余明月草青青。

    三、他支持玄奘的译经事业和玄奘交往密切。

    四、他为事佛多次颁诏或著文。

    实际上一代英主唐太宗既不崇佛也不崇道，我们不妨考察一下太宗在位时有关他与佛教的文字档案②，主要有：

    一、《告柏谷坞少林寺上座书》，颁于征讨王世充之时；

    二、《舍宅造兴寺诏》，颁于贞观元年；

    三、《为战阵处立寺诏》，颁于贞观三年閏十一月；

    四、《为太穆皇后追福願文》，颁于贞观八年；

    五、《令道士在僧前诏》，颁于贞观十一年二月；

    六、《为故礼部尚书虞世南齋僧诏》，颁于贞观十二年以后；

    七、《诘沙门法琳诏》，颁于贞观二十年；

    八、《贬肖瑀手诏》，颁于贞观二十年；

    九、《答玄奘法师进西域记书诏》，颁于贞观二十年；

    十、《大唐三藏圣教序》，颁于贞观二十二年；

    十一、《答玄奘谢御制三藏序敕》，颁于贞观二十二年；

    十二、《唐太宗度僧于天下诏》，颁于贞观二十二年；

    十三、《唐太宗为战死之人设齋行道诏》；

    十四、《追悼琬律师诏》；

    十五、《诸州寺度僧诏》；

    十六、《令诸州寺观轉经行道诏》；

    十七、《佛遗教经施行敕》；

    十八、《断賣佛像敕》；

    十九、《大兴善寺钟铭序》；

    二十、《弘福寺施齋原文》。

    太宗在三教的排列顺序上仍令道在僧前。他对佛教的真实看法在贞观二十年(616)写的《贬肖瑀手诏》中表达得十分明确，诏曰：

    朕闻物之顺也，虽异质而成功；事之違也，亦同形而罕用。是以舟浮楫举，可济千里之川；辕引轮停，不越一毫之地。故之动静相循易为务，曲直相反难为功。况乎上下之宜，君臣之际者矣。朕以无明于元首，期托德于股肱，思欲去伪归真，除澆反樸。至于佛教，非意所遵，虽有国之常经，因弊俗之虚术，何则?求其道者，未验福于将来；修其教者，翻受辜于既往。至若梁武穷心于释氏，简文鋭意于法门，倾帑藏以给僧祗，殚人力以供塔庙。及乎三淮沸浪，五岭腾烟，假余息于熊蹯，引残魂于雀彀，子孙覆亡而不暇，社稷俄倾而为虚，报施之征，何其谬也!而太子太保、宋国公瑀践覆车之余轨，袭亡国之遗风。弃公就私，未明显隐之际；身俗口道，莫辨邪正之心。修累葉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違忤君主，下则扇習浮华。往前朕谓张亮云：卿既事佛，何不出家?瑀乃端然自愿，请先入道。朕即许之，寻复不用。一回一惑，在于瞬息之间；自可自否，变于帷扆之所。乖栋梁之大体，岂具瞻之量乎?朕犹隐忍至今，瑀尚全无悛改。宜即去兹朝闕，出牧小藩，可商州刺史，仍除其封。

    他对佛教是“非意所遵”，认为佛教是“弊俗之虚术”，“未验福于将来”，“翻受辜于既往”。他一些崇佛之举只为“示存异方之教”。贞观元年(627)他曾说过：

    神仙事本虚妄，空有虚名。秦始皇非份爱好，遂为方士所诈，乃遣童男女数千人隨徐福入海求仙药，方士避秦苛虐，同留不归。始皇犹海侧踟躇以待之，還至沙丘而死。汉武帝为求仙，乃将女嫁道术人，事既无验，便行诛戮。据此二事，神仙不烦妄求也。

    由此可以看出，唐太宗的宗教倾向仍如乃父李渊，還是重儒轻佛、道。佛、道二教在他心目中也不能劃等号。道教宗老子，老子名李耳，一个李字掰不破，何况道教又是本土宗教，故他于贞观十一年(637)颁布《令道士在僧前诏》，文中先对道教歌颂一番，所谓“老君垂范，义在清虚”，称其为“大道”、“肇于遂古”、“故能经邦致治，返朴还淳”，言及佛教则云：

    至如佛教之兴，基于西域，逮于后汉方被中土。神变之理，多方报应之缘匪一。洎于近世崇信滋深，人冀当年之福，家惧来生之祸。由是滞俗者闻玄宗而大笑，将异者望真谛而可归。始波涌于閭里，终风靡于朝廷。遂使殊俗之典，鬱为众妙之先；诸华之教，翻居一乘之后，流遯忘返于兹累代。今鼎祚先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宜有解张闡兹玄化。自今以后，斋供行立，至于称谓，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反本之俗。

    看来唐太宗对三教的认识是出于这样一个原因：儒教自是根基，无论任何时候都不可稍有丢弃；就佛、道二教言，道教是本土宗教，历史悠久，自应给一席之地。佛教虽为异域之教，然传入中土后已成大气候，所谓“崇信滋深”、“波涌于閭里”、“风靡于朝廷”，反而压倒了“诸华之教”。有鉴于此，对佛教不可灭亡，不可纵之，只能采取适当的遏制政策，以求“反本之俗”。对三教而言，不可激化内部矛盾，讓其彼此争斗，而应调和之。调和之法是使用平衡术，强者弱之，弱者助之，坚者削之，虚者辅之，热者寒之，寒者温之。总之，不会太过。这样可将三教玩于股掌之上，成为巩固皇权的驯服工具。唐太宗为佛、道排座次，令道在佛前，亦不能说明他真心重道轻佛，而是揚道抑佛，勿使佛教太盛太过，否则又会导致“周武滅佛”之事重演。

    对于一国之君的唐太宗，我们讨论他的宗教信仰意义不大。他是有信仰的，这信仰也不断在变化。如由于玄奘的熏陶，晚年确有几分真心向佛。然总体上看，唐太宗的宗教政策是持“三教调和”的方针。由于他的奠基，“三教调和”(或称“三教统一”)的方针成为大唐300年的基本国策。

    ①《中国佛教·中国佛教史略》

    ②《全唐文》、《广弘明集》卷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