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89年文化苦旅——敦煌之行
1989年7月16日，我常领法门寺博物馆赴敦煌参观学习小组一行7人，沿河西走廊西行，对以世界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为主，散布在丝路古道上的历史文化名胜和敦煌研究院等研究机构进行了为期半月的学习考察。由于时间仓促，自始至终的学习考察仅仅是一种浮光掠影式的走马观花。但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有限的时空范围内我们的耳目所能接触到的一切，已足以产生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振聋发聵的巨大力量，促使我们反思，奋起，努力振兴弘扬法门寺文化和建立我馆新的科研和接待阵容，把我馆的建设层次提高到应有的高度。
1.考察缘起
1988年11月，我馆与法门寺旅游区建成并正式对外开放，迎来了大批的中外游客。但是，建筑设施的配备完工交付使用只意味着博物馆建设才刚刚起步。在暂时的兴盛和表面的繁荣下面掩盖着许多矛盾和问题，另一项更加规模宏大，復杂艰巨的工程日益迫切地擺在了我们的面前，直接关系到我馆的生死存亡和前途命运，那就是博物馆基本建设的最重要的建设——文化建设和科学研究。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们。许多游客意欲从我们这里了解法门寺文物这个佛教历史文化的载体所容纳的真正的内涵，只有澄清法门寺文物的本质意义，才能还这批世界奇珍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否则，大多数人们的目光就只能停留在这批金银玉器的表面。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对法门寺文化的认识停留在浅层次，直接关系到法门寺文化和我馆建设的前途和命运。许多有识之士从长远着眼，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迫切性，四处奔走，大声疾呼，法门寺文化研究的建设到了非抓不可的时候了。
我们认真分析了形势，决心立足本地，以本舘为中心，在法门寺文化研究这片处女地上开拓出一片绿洲。大家从各个方面分析了目前的环境状况，一致认为：我馆的基本建设虽然初具规模，但科举研究工作的开展未能与整个博物馆建设同步进行。截止目前，我馆的科研工作尚属一片空白，不能满足多层次观众深入了解法门寺佛教文化的需要。另外，上级部门虽然曾经一度对法门寺文物给予较多的关注和支持，但由于多种原因，目前，倾注于这批文物的注意力相对减弱，这就直接影响到法门寺文化研究的全面深入开展。但与此同时，在另一方面，来自海内外各界各阶层的人们对于这批稀世珍宝的兴趣和注意力日益高涨，人们愈来愈迫切地想要了解蕴藏在这批神秘文物后面的东西，想要知道它们的来龙去脉，从而触摸到隋唐佛教发展轨迹和脉络。如果说：长安佛教是中国佛教发展的缩影，那么法门寺佛教文化就是隋唐佛教文化的集中反映。如何更明晰地让人们通过法门寺佛教文化这个缩影去了解隋唐佛教在中国发展演变的历史，就成为擺在我们面前的具有深远意义的课题。这就要求我们的科学研究必须跟上整个博物馆建设的步伐，深入研究，开展扎实细致的科研工作，把法门寺佛教文化的研究提到一个高层次，从而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要。否则，博物馆的建设就是徒有其表，是空架子，经不起质疑和推敲。没有科学研究这个坚强有力的后盾做基础，博物馆的建设就成为一句空话。其次，尽管曾经有人自发地研究过法门寺文化，并产生出一些东西。这些成果虽然客观上起到宣传法门寺文化的积极作用，但从总体的角度去推敲就会发现，更多的东西还是比较单薄的，是应这样或那样的需要而产生，比起法门寺文物本身的价值来说，只是一种表面化的东西，与文物的本质和法门寺文化发展大战略的要求相距甚远。它们或把大的问题缩小化，復杂的问题简单化，或是肢解许多具有深刻研究价值的重大题目，浮光掠影，浅尝辄止，使整个研究水平保留在一个浅层次。如何尽快通过正常渠道引导这些科研内容纳入法门寺文化研究发展的大战略，尽早进入一个健康发展的轨道，也是擺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而且就我们当时的条件来说：一没有资料；二是资金紧张；三是我们自己的研究人员还没有进入正常的研究状态，疲于应付各种宣传接待和日常事务。困难重重问题復杂，再加上当时全国旅游系统不够景气，给我们也带来了许多不利因素。但同志们没有被目前的困难所吓倒。大家一致认为：在目前的环境下，我们只有咬紧牙关，在这块荒蕪的土地上踩出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才有希望生存和发展，落后就要挨打，就要滅亡。
对曾经一度兴旺但目前又趋于低潮的“法门寺热”，外面有人提出了“法门寺究竟能够兴旺多久”的观点。我们说，我们要把法门寺研究象敦煌学那样推向全国，推向世界，法门学最终会做为一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强烈影响的学问在周秦汉唐的发祥地上崛起，而且必将轰轰烈烈地发展下去。因为我们虽然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利因素，但在问题的另一方面，我们还有许多别人不曾具备的有利条件：我们具有一流的佛教奇珍——法门寺文物。这批第一手实物——资料，数量巨大，形制齐全，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和艺术价值。我们有一大批佛教文化研究专家、学界泰斗等老前辈为我们把握总体发展战略和指导学术研究。而且我们的事业是一片未曾开垦的处女地，是一张洁白的纸，写最美的诗篇和画最好的画，一切都由我们创作。有人比喻我们的事业是金灿灿的事业一点也不过份。在我们的周围还有许多自愿跻身法门寺文化研究行列的专家、学者和教授，只要把他们组织起来，也是一支庞大的主力军。另外，在我馆的研究人员中间，既有多年钻研文博事业的行家，又有初出茅庐的年青人，这是一支不可低估的力量。因此从各个角度去研究，我们完全有把握断言：我们的事业一定能成功，法门寺举在不久的将来必将走向世界!
总方针确定之后，就是目前具体应该从何做起的问题。我馆是新建单位，一切工作包括科研都尚处在摸索阶段，许多方法和策略都是从兄弟单位借鉴而来，因受到启发确定方针政策，然后根据我们自己的实际开展工作。经过反復酿酝讨论，大家仍然认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的科研工作走自己的路：向同行学习。敦煌莫高窟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艺术宝库，敦煌研究已作为一门具有重大影响的学问被世界学术界所公认，从历史渊源上与我们有相通之处，敦煌学研究走过的道路有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于是大家的注意力不约而同地倾向了这个沙漠瀚海中充满神秘色彩的艺术宝库。接着，一个严谨周密的学习考察计划就在大家的研究中产生了。
2.考察经过
经过两个昼夜的颠簸，穿越物产豐饶的河西走廊和荒无人烟的隔壁沙漠，我们于18日下午来到敦煌这座闻名遐迩的历史文化名城。扑面而来的是大漠边城特有的那种自然纯朴的气息。遥远的历史文化氛围遗留下来的古风隨处可见，但又处处洋溢着生动热烈，充满着活力的现代风范。敦煌市以它特有的那种溶古今于一体的典型世外桃源式的自然环境彻底征服了我们。这里的一切就有许多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但我们还是恋恋不舍地往莫高窟这座艺术宝库进发。
敦煌莫高窟，俗称千佛洞。位于敦煌县城东南25公里。从一千多年前开始，隨着佛教的不断傳入，人们陆续在这里开凿洞窟，雕塑佛像、彩绘壁画，奇迹般地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包括上起于十六国晚期，历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16个朝代的492个洞窟，历代壁画45000多平方米，彩塑2000多万，还有大量的佛经，木结构的建筑等。莫高窟不仅是我国，而且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1900年，隨着藏经洞的发现，这个被历史淹没了的宝库又引起了世人的瞩目。英、法、俄、日等国的殖民主义者纷纷来这里偷窃，盗走了大量的文物瑰宝，接着，敦煌研究也在国外迅速开展起来。后来，许多有识之士大声疾呼，要求当局对这批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均未受到重视。有些专家、学者冒着各种风险，千里迢迢前去研究、临摹。解放前后，张大千、常书鸿等著名画家、学者曾在这里临摹壁画，进行学术研究。解放后，国外研究敦煌学的风气日益高涨，成果迭出，有人形象地讥讽说：“敦煌在中国，敦煌研究在国外。”在十年动乱中，敦煌研究一直处在瘫痪状态，许多专家学者徒有满腔热情却不能使这一学问受到应有的重视。粉碎四人帮之后，隨着文化艺术事业的復兴，敦煌研究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成立了敦煌研究所(院)。许多专家和有志青年纷纷献身敦煌研究，大家憋着一股劲，要把被外国人夺走的“敦煌学”从国外夺回来。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到目前为止，已有一大批卓有成效的科研成果在国内和国际学术界纷纷打响，得到文化、艺术、宗教、考古各界的肯定。从此“敦煌学”以其大批有份量的成果做基础，在西北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站稳了脚跟。
在这前后的几十年中，曾经有几代人为之付出了毕生的精力，敦煌研究院前任院长，现在作古的老前辈常书鸿，是国内外享有盛名的敦煌研究专家。1934年，他从法国巴黎画院毕业后，就一头扎进敦煌莫高窟40多年，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沙漠翰海上这座艺术宝库。他的大量著作是学术界公认的敦煌学研究最有权威的论著。这些专家学者、老前辈为艺术学事业而献身的精神就足以促使我们发奋和努力。无论从哪个方面、哪个角度去说，我们今天的环境和条件，都比他们当年开始搞研究的环境和条件优越得多，充分得多，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借口去苛求现实呢?
由于几代敦煌人不懈的努力，现在的敦煌研究院已经形成一个拥有从科研到接待宣传，从安全保卫到后勤总务等完整体系的统一体。他们的工作已经形成一整套具有自己特色的规律和程序，各个部门各执其事，严格把关又互相联系，互为依靠。人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尽职尽责而有服从全局的利益。所有部门和岗位都瞄准一点，就是把工作搞上去。最终是为研究工作服务，研究工作的提高又反过来促进宣传接待工作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敦煌研究院大体上分为研究院和接待两大部分，研究院共340人，其中研究员8人，副研究员12人，分为7个科室。在敦煌研究院，我们又针对性地主要参观了他们的资料中心。这个中心又分为采编、书库、参考阅览室、摄影、復印、翻译、期刊阅览室等，每个科室都有严密具体的分工。
参考阅览室是学术档案机构，主要负责以下几方面工作：①文献目録的收编、分门别类。分作者个人收集与敦煌研究有关的著作、文献，详细登记造册。例如：你要查阅李澤厚关于敦煌佛教艺术方面的观点，那么只需按笔划找到“李澤厚”一栏，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他关于敦煌研究的所有论述观点。其中还附有作者简介可以帮助你详细了解其人其事，十分方便准确，得心应手。②负责收集与宗教有关的石窟资料。③定期出版科室刊物《资料工作简讯》，向该院和同行介绍新收集到的资料文献，介绍参考阅览室的工作进展，资料文献。④收集国内外早期研究敦煌学的书刊。⑤与国内外个人征集交换有关资料，互通有无。⑥分类编订敦煌学论著目録。以上的工作就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方便的途径，使大家可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所有这些工作仅由三人承担。采购室负责采购新出图书和新闻编目，并负责分类、交接。现有藏书数10万册，分文史、考古、艺术、宗教，兼及哲学、文学等。在这里各种版本的《大藏经》就有5部。仅美术、书法就占据整整两大书架，其它专业书籍的数量就可想而知。阅览室可供研究者参考300余种，并负责剪辑当日报纸上有关研究方面的文章，工作人员不无自豪地翻着厚厚一叠剪报说：“隨便你想要哪一期报纸上哪篇关于佛教艺术的论文、新闻报道都行。”说着信手一翻：是一篇《法门寺佛宝记》，大家不由心悦诚服地笑了。从心底里由衷感叹敦煌研究工作的扎实、细致。敦煌学以其丰硕的研究成果征服了世界学术界、屹立于东方大西北的土地上，是与这些同志辛勤劳动分不开的。
由于时间紧迫，我们不可能逐一参观下去，但是，窥一斑而知全貌，仅从敦煌研究院资料中心这一小小的机构工作程序，我们就可以想象其它部室工作的严密紧凑，扎实细致。阅览室的陆老师说：“还没有哪一个单位能像我们这样扎实细致地收集资料，就连北京图书馆有时也要向我们索取查阅。”是啊，唯其你们有如此科学工作方法和管理方法，才使得你们的研究工作蒸蒸日上，长盛不衰。
在参观间隙，我们拜访了院长，年过古稀的敦煌研究专家段文杰先生，还有研究员史葦湘先生。段老是解放前艺术学院毕业的大学生。他一头鑽进敦煌近50年，把自己的毕生献给了事业。史先生也是从青年时期就扎根戈壁、辛勤耕耘数十年，成绩斐然。两位先生对法门学的研究和建立投以极大的关注和支持。他们结合单位的经验教训和亲身经历，对我们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设想，将是我们今后工作不可多得的指导。他们说：“法门学的研究一定会成功。而且为期不远，法门学的研究不是别人，就在你们中间。”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和支持。
虽然在莫高窟的参观和学习仅仅只有5天时间，但在这仅有的5天时间里，耳濡目染已使我们受到强烈的振动，大家各自都有许多感想和收获，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敦煌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偏僻、闭塞、落后的地方，恰恰相反。它在许多方面和层次(如文化修养的总体标准)要远远超过内地一般许多地方。他们对待许多问题的态度，如对于生活和理想、事业与感情、人与人的关系等认识问题上要比我们开放豁达得多。在这里，人们隨处可见是一种高雅文静、轻松愉快、和谐融洽的环境和气氛，这一切都是与人的素质的提高分不开的。只有把人的素质提高了，那么认识问题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就自然不同凡响，就会自然而然地上升为一个高而新的境界。
敦煌有一个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干工作的领导班子，这是敦煌研究工作稳步前进的决定性因素。各级领导拧成一股劲，只想工作，只想研究，其它一切不必要的麻烦和琐碎都可以抛向脑后。比如前段时期的壁画被盗案发生后，在处理问题时，从院长到各级干部，纷纷主动承担责任，丝毫没人推诿，就使问题的处理得到了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领导干部说：“只要把研究搞上去，其它问题大家尽管放心。”这样全院上下一心一意搞科研的风气越来越浓。当然领导的豁达大度，目光远大，归根结底也是领导的素质问题，文化素质的高低是关键。
敦煌还有一大批献身研究事业，把艺术作为自己终生追求的知识分子，他们以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作为自己奋斗的方向，这种为事业献身的可歌可泣的奋斗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敦煌有大批丰富的可资查阅的图书文献资料还是他们在数十年的日积月累中收集到的最宝贵的物质财富，是敦煌研究事业得以发展的基础。这也是与领导的重视和同志们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
几十年来的不断探索和可贵的进取精神使敦煌形成了一整套切合自身实际的工作规律和严密的工作程序，科学的管理方法和思想方法，使敦煌的研究得以稳定扎实地往前发展。
归根结底一句话，胸怀大志和埋头苦干的献身精神是敦煌学成功的法宝，敦煌人通过不断的艰辛研究，才将敦煌文化推向了世界。这也是我们法门寺文化研究发展的根本保证。
3.敦煌之行给我们的启示
参观了解敦煌的过去与现在，为我们研究法门寺文化提供了大量可贵的经验教训。我们结合自身实际，对今后我馆研究工作和其它各项工作的开展产生了许多设想，归纳如下：
(一)关于研究工作
1.研究工作是博物馆一切工作的生命线，领导班子的高度重视和支持才能保证博物馆研究工作健康正常地发展，才能永远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敦煌研究专家史葦湘先生说得好：“文物价值有多大，完全决定于自身研究成果的高低，如果连你自己也说不清自己文物价值的深浅，那么何以让观众去了解它的真正价值?”敦煌的研究工作能搞上去，根本的一点是敦煌有一个修养素质比较高，并且一心为科研，全力搞科研的领导班子。史先生自豪地说：“敦煌研究院的领导班子，团结一致，上下一心，大家只有一个心眼为事业，只要把事业搞上去，其它方面的细枝末节都可以忽略不计。领导班子互相理解，互相支持，见利就让。在这一点上，最大的特点是老一辈影响青年，上级影响下级，加强领导队伍自身的建设是十分重要的一环。”
史先生语重心长地说：“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互相尊重，互相理解和互相支持的问题。研究不仅是院长、馆长或某一个领导的问题，也不仅是知识分子的问题。要有一个宽广的胸怀去正确对待劳动，正确对待劳动的价值。社会劳动毕竟有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简单劳动与復杂劳动之分。切不可短视，不能有井蛙之见而因小失大。任何见小利忘大义的思想和做法都不利科研和一切其它工作的正常开展。”
2.在我馆现有的状况下，资料图书室的建立和配备是当务之急，是一切工作的前提和基础。而且收集资料的过程本身也是积累知识的过程。它既可以了解研究课题的发展进度，又能学到以往未涉及到的知识，对整个研究的发展才会有个宏观和整体的把握，才会有的放矢，而不是盲目地乱抓一气。而且资料积累多了，题目也找自然地产生出来了。设想敦煌没有最丰富、最翔实的可供查阅的资料，那么它们的研究要发展到现在这样的规模那是不可能的。在这一点上，敦煌非常重视而且做了大量扎实细致的工作。我们曾经采访过段文杰院长、史先生以及其他研究工作人员，他们都是把这一工作放在第一重要的位置上反復强调，加深我们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我们应该有一个长远的目光和出发点，在财力与人力的分配布局上要始终站在一个较高的角度上，要舍得花大本钱办事，小手小脚小打小闹是成不了大气候的。资料室的建立应该尽早尽快地完成，图书的采编借阅，期刊报纸的收发都应该配备工作责任心强，懂业务的同志严格把关。报刊、专业文章的收集也应有比较细心的同志来做这一工作，日积月累，坚持不懈地搞下去。其实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一工作对坚持这一工作的同志是一个难得的宝贵学习机会。资料的收集是一个长期地艰苦细致的工作，要日积月累，从不间断。当然，图书资料的收集不仅是单位的整体工作，也是每个搞研究的同志自己学习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想在事业上有所作为，就必须不遗余力搞好自己的资料的收集。每个人应针对自己的研究专业和方向配备自己一套必须常用的图书资料放在手头，供查阅方便。我们所参观过的研究单位和个人，印象最深的是大批堆积如山的图书；每个在事业上所成就的专家学者都有自己的一大批图书，我们的研究人员也应从现在做起搞好这一工作。
3.狠抓人才培养，主要是指青年队伍的建设。人才建设是研究工作的百年大计，是根本。在这一点上，我们有自己的优势，我们有一批年轻有为，血气方刚的青年人，他们年富力强，精力充沛，大家有一股强烈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去投身法门寺文化研究的建设，将是一支不容低估的力量，在这一点上，专家学者们意见都是一致的。要搞研究，搞建设，就要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年轻有为的愿意献身事业的研究队伍。
史葦湘先生说得好：“哪怕是天大的专家，他也只能是他自身专业领域里的专家，也不是法门寺研究的专家。未来的法门寺研究专家不是别人，就在你们中间。专家们不可能拥有你们那样充足的精力和时间，也不可能长时间地与文物接触。你们与文物朝夕相处，拥有第一手的完整资料，最有发言权。研究法门寺的专家，不是别人就是你们。你们要有做专家的勇气和信心，做专家应该是当仁不让的，是的，是当仁不让的。靠别人是靠不住的。”他说：“我们也曾谦虚过，但始终未能谦虚出名堂来。最后还是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产生了效果。”但愿敦煌的前车之鉴能使我们从中受到启示，不致重蹈歧途。
段文杰院长说：“敦煌研究院这几年之所以能在研究上取得大的成就，除了一方面是原来有的基础，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就是重视年轻人的培养。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干作用。”他说：“在这一点上，领导应该有长远的目光。敦煌先后派出去许多青年人到国内外进修学习，同时经常请专家学者到院里讲学、办讲座。要放开手脚，敢于让年轻人担担子，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要使学术研究成为一种气氛，一种热潮。”但愿我们今后的科研工作吸取敦煌的经验教训，加强自身科研队伍的建设，特别是年轻人的培养。尽可能创造一切起码应该具备的条件，使他们能够心情舒畅，放开手脚开展工作。在这一点上，我们的青年工作者，既不能妄自菲薄，又不可狂妄自大，要有为事业献身的精神准备。应该有一种充满朝气，充满活力的工作热情。要不负众望，就要安下心来，从现在开始，做一切扎实细致的工作。用前人赞美竹子的那种坚韌不拔的精神来做为我们献身事业的动力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崖中，千磨万击还坚实，任你东西南北风。”
(二)关于其它
1.提高整个接待队伍的素质是目前接待工作的重要部分。敦煌的接待阵容朝气蓬勃，充满活力又不失其优雅的风度，加上业务上的精深娴熟，落落大方，自始至终给人感觉是一种美的高雅的艺术享受，而不是无病呻吟、扭捏作态，这是与敦煌的领导队伍的重视分不开的。他们不是满足于在敦煌获得观众的肯定，而是面向全国，面向世界。接待讲解队伍的精神面貌是人们了解陕西，了解中华民族的一个窗口，每个在第一线的工作人员的一言一行都直接关系到整个集体的荣誉。
敦煌人在为克服地域造成的文化闭塞愚昧、落后和目光短浅而始终在做着不懈的努力。虽然我馆身处内地，但目前文化氛围的浓厚程度还比不上敦煌，在文化交流的领域里要比敦煌偏僻闭塞得多。即使我们与我们所处环境的愚昧落后永远做曠日持久、坚持不懈的斗争，仍然赶不上社会时代对我们的要求和希望。
隨着现代化科技的发展和人们文化素质的提高，人们对于物质与精神协调关系的理解和要求会越来越高，绝不会停留在一种浮浅的层次。我们通过观众的提问和眼神不难看出，人们的求知欲望越来越高，他们是想由此及彼，举一反三，通过佛教文物这些历史文化的积淀去了解，去掌握更多的他们不曾涉猎到的东西。一位哲人说得好：“要给别人一杯水，自己应先具备一桶水。”因此，闭目塞听、浅尝辄止的思想和做法都是愚昧可笑的。我们别无选择，只有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吸收新鲜的东西来充实、丰富我们自己，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适应人们多方面的精神追求。
2.整个接待队伍素质的提高与个人内在素质的提高同等重要，主要是接待、讲解、旅游服务部的人员素质的提高，及时采取一些措施去治理整顿工作人员接待过程中的脏、乱、差和不文明的言行是非常必要的。
3.宣传工作是博物馆工作的重要方面，我们应该变被动为主动，采取各种途径和手段让更多的观众了解法门寺文化。
这是我们敦煌之行最基本的感受，许多具体的工作程序和方法还有待在今后工作中具体落实。不断完善，把法门寺的文化研究，推向高潮，推向世界。
二、1990年首届国际法门寺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
为了进一步推动海内外学术界在佛教文化、历史、考古、文学艺术以及旅游文化等更广阔的领域开展法门寺历史文化学术研究和交流，在中外学术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1990年9月9日至13日在法门寺博物馆召开了“首届国际法门寺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全国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博物馆、新闻出版单位的专家学者以及美国、日本、法国等国的同行共100多人出席了会议。陕西省社科联主席、西北大学校长张岂之主持大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法门寺博物馆馆长韩金科、陕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李振东以及黄心川、郭朋、汤一介、方立天、霍松林、石兴邦、宋伯胤等分别主持会议。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汪锋、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牟玲生、陕西省副省长孙达人，省级有关党政部门负责人以及宝鸡市、扶风县党政领导出席了大会开幕式。大会共收到中外学者论文60余篇，反映了自法门寺地宫发掘以来海内外学术界从历史、佛教文化、考古、文学艺术等方面对法门寺历史文化研究的新成果以及法门寺历史文化研究对国内外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作用、影响。
1.法门寺历史问题。法门寺以奉藏佛祖真身舍利著名，号称“关中塔庙之祖”。法门寺的历史研究一直是近年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法门寺博物馆的《试论法门寺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文，提出法门寺的产生和发展是汉代丝绸之路形成后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相互交流、影响并融合的结果。陕西师大马正林的《周原与法门寺》指出：法门寺的兴起与周原地区在中国历史上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有关。关于法门寺的始建年代，宝鸡市博物馆李仲操、日本富山大学教授气贺泽保规根据发现于地宫的《志文》碑记载“元魏二年，岐守拓跋育肇启塔基”的考证，认为元魏二年就是西魏恭帝二年，即公元555年，法门寺的建立当在此之前。
迎奉佛骨是唐王朝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的一项盛典。与会代表对唐代迎佛骨的次数和历次迎奉佛骨的情况，进行了广泛热烈的讨论。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龚杰、任大援、刘宝才的《法门寺文化兴与中国思想史研究》，通过考证认为，有唐一代政府组织的迎礼佛骨次数多达8次。对通行的6次、7次说提出了异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李斌城《论唐人对法门寺佛指骨的崇敬》，论述了唐代历次迎奉佛骨的历史经过和对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陕西师大黄新亚《论中唐政局与迎佛骨的关系》，对肃宗到宪宗时代政治格局迎佛骨的关系进行了专题研究。指出：唐代迎佛骨说到底是一种政治措施，是佛教中国化历史过程中文化现象引起政治现象的一个典型事件。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历史系葛承雍的《法门寺地宫珍宝与唐代的内库》，根据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志文》和《衣物账》及器物铭文，对唐代中央内库制度、宦官制度和宫廷手工業制度及法门寺地宫珍宝的来源进行了深入研究。
韩愈諫迎佛骨一案，是唐代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关于韩愈反佛问题的评价，与会学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黄新亚从文化学的角度把韩愈諫佛骨事件看作佛教中国化过程中文化人对外来文化所表现的心态变化问题。他指出：韩愈所面临的实际上就是如何对待外来文化，如何坚持本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创新问题，研究韩愈现象是很有意义的。他的观点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首肯。但他认冯韩愈不懂佛学，为一“醇儒”，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张岂之指出：韩愈对佛学的态度表现为形而下方面反对佛教、形而上方面是吸收佛学、援佛入儒，不能说他不懂佛学。韩国磬先生没有与会，但在他提交的论文《〈论佛骨表〉小议》中，也列举了许多事实，说明韩愈《论佛骨表》中的观点多是前人常谈，有其保守之处。而韩愈本人所创立的儒家道统之说以及他倡导的文学改革运动包含了不少佛教因素。
2.法门寺地宫文物的考古研究。这次大会，在总结、交流近三年来地宫文物考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瓷器、琉璃器、金银器等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原南京博物院副院长宋伯胤的《秘色越器辨證》一文，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明确了秘瓷的三项标准：一、釉色。前人据唐宋诗文推测其色调，但多无定规。法门寺秘瓷就是标准；二、窑别。秘色瓷的制造限于越窑；三、使用。多流行于皇宫及上流社会。宋文还指出，这批秘瓷为越窑所出。这一说，还得到浙江省考古所朱伯谦的证实。朱伯谦的《古瓷中的瑰宝——秘色瓷》一文，通过上林湖贡窑窑址出土的实物标本与法门寺秘色瓷的对比，使这一千古疑案的研究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关于琉璃器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家瑶《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伊斯兰玻璃器》一文，通过与国外考古资料的对比，从造型、工艺、纹饰等方面得出结论：法门寺琉璃器大部分来自西亚地区。此说得到了美国康宁玻璃博物馆羅伯特·布里尔博士的支持。安家瑶还指出，由于法门寺琉璃器有确切的纪年，所以为迄今尚未知道年代的西亚及埃及的同类标本提供了断代依据。
金银器文物数量多、等级高，是法门寺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盧兆荫的《关于法门寺地宫金银器的若干问题》一文，对唐代文思院以及有关金银器制造方面的史实进行了论证，基本上弄清了部分金银器文物的来源及有关制度。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赵超《法门寺出土金银器反映的晚唐金银器制作业状况晚唐金银器风格》一文提出，法门寺金银器的出土，给我们以新的启迪：①长安地区始终是金银器制作业的技术中心。②晚唐金银器制作的风格是同大于异，过份夸大南北差别是不恰当的。③从整个唐代金银器的演进过程来看，唐代金银器的发展是一个以中国固有文化逐步改造外来文化因子的过程。法门寺出土的金银器，在器物外型、纹饰、用途等方面都显示出浓郁的中国文化特色，标志着晚唐时代金银器工艺中国化的完成。
3.法门寺佛教问题。法门寺文化作为佛教中国化的产物，其内涵的核心部分应是佛教文化。与会学者在此共识之上对法门寺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作用，法门寺佛教的特点及其对中国佛教史的影响，法门寺佛经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楊曾文《隋唐的佛舍利供养和法门寺》、南京大学洪修平《法门寺·长安佛教·中国佛教》，分别通过对隋唐舍利崇拜现象的分析和对法门寺在中国佛教发展格局中的地位的研究，明确了法门寺以奉藏真身舍利而成为隋唐佛教文化圣地。起了对推动佛教进一步中国化的特殊作用。法门寺博物馆杨维中的《法门寺佛教研究及其意义》，则从文化学的角度大体勾划出法门寺佛教文化的基本轮廓，引起了与会者的热烈讨论。尽管有不同的看法，但对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这次会议关于法门寺藏经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童瑋《扶风法门寺塔所藏〈普宁藏〉残本的版本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张新鷹《法门寺塔元刊经本题记所见管主八續補佛藏事略》、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宗教文化研究室柏明《法门寺佛经的收藏、发现及价值》三篇论文。就法门寺佛经的归属、版本价值进行探讨，澄清了原来部分版本归属上的模糊认识，首次较全面地公布了法门寺藏经的资料，对佛经的整理研究提供了新的信息。北京大学汤一介《简介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所藏〈磧砂藏〉》，更使人耳目一新，提供了不少重要信息。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方立天的《论佛教文化体系的结构与核心》，通过对佛教文化体系诸多因子的多方面分析论证，指出佛教哲学是佛教文化体系的核心。
还有部分学者根据地宫出土带有密宗色彩的文物，对晚唐密宗的盛衰进行了探讨。青海省社会科学院吕建福的《法门寺出土文物中的有关密教内容考释》，法门寺博物馆任新来《法门寺地宫文物与唐代佛教的关系》二篇文章对法门寺地宫密教文物与晚唐密宗的关系作了论证。新疆佛协会会长夏立宛和法门寺住持澄观，均参加了法门寺与佛教文化的讨论。
4.法门寺文化学术研究。法门寺历史文化在其积淀产生的历史过程中，也形成了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如何发掘继承这一文化遗产为当代文明建设服务，是与会文学艺术界学者的中心议题。法门寺博物馆王瞻《法门寺佛教文学艺术综述》一文，把法门寺佛教艺术放在世界宗教艺术、中国美术史的大背景上对比观照，勾划出其发展的一般轮廓，标志着学术界对这一文化资源已开始整理研究。西北政法学院吕夷的《法门寺的织锦回文诗璇玑图》，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织锦回文诗在修辞、语法、义理及创作背景方面进行了研究。
马安信《法门寺恋歌》出版后，引起了强烈反响。西北大学中文系雷树田的《从〈法门寺恋歌〉的创作看“法门寺文学”的发展前景》，对法门寺文学的研究和创作提出了新的设想。对此，霍松林也表示赞同，并给予具体指导。王戈的一系列关于法门寺文学艺术创作的宏观和具体的设想受到学者的一致肯定。
5.法门寺文化概念问题。法门寺地处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区域，又以佛骨的存在成为佛教的第二祖庭，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文化明珠。对法门寺文化的概念含义以及开展法门寺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大家认为，从文化学研究而言，将法门寺兴衰的特殊文化机制与数千年历史所形成的文化积存作为中国文化、佛教文化诸体系中的一个子系统文化或次子系统文化来开展综合性的独立研究是很有必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在提醒人们严格坚持学术研究科学性之后，强调佛骨在当今世界，特别是东方世界国际政治中的特殊作用，呼吁重视法门寺的宣传和研究。
为期5天的会议始终洋溢着热烈、自由、活跃、浓厚的学术空气，与会学者畅所欲言，就法门寺文化研究的每一重大课题，都展开了认真而富有成效的交流和研讨，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会后，由法门寺博物馆对会议论文作了分类整理，并请与会学者对自己的论文加以补充修改。这项工作历经半年多时间，编辑出版了50余万字的论文集。共收録论文41篇，属历史学科的11篇，属佛教文化研究的13篇，属考古学的13篇，属文学艺术类的4篇。作为首届国际法门寺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的学术成果，奉献给学术界，以便进一步推动法门寺历史文化学的学术研究工作，以期取得更大更辉煌的成绩。让法门寺的历史文化在国内外大放光彩。
三、1992年法门寺佛教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和法门寺佛教文化研究
农历4月8日佛诞日(公历5月10日)，陕西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法门寺文化研究会、法门寺博物馆联合举办，在陕西法门寺召开了为期4天的国际法门寺佛教学术讨论会。
1987年4月3日法门寺唐代地宫面世，数千件帝王系列性供佛的奇珍异宝轰动海内外学术界，佛教界以此为契机，从多方面探讨了法门寺那个辉煌的时代。首届国际法门寺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于1990年9月9日在法门寺博物馆举行，对此进行了系统地总结，成立了海内外150名专家学者组成的法门寺文化研究会，并勾画了法门寺历史、佛教、考古、文学艺术四个研究领域。确定五年综合研究——其间专题推进的循环学术发展道路。本次会议为法门寺佛教专题，得到海内外学术同道的支持。法门寺博物馆主持法门寺文化研究会日常工作，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会议的基础是比较扎实的。
佛诞日的法门寺车水马龙，中外游人如潮，国际法门寺佛教文化学术会开幕。我国著名学者北京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以《再使文物生辉》为题，致词强调法门寺历史文化研究要探索的领域，向更高层次发展。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郑学礼先生对中国大陆大学开设宗教专业、授宗教课，博物馆发起召开国际学术讨论会很感动，认为这是弘扬中华文明之举。日本佛教大学教授藤堂恭俊、杉山二郎先生代表日本佛教大学盛赞这次会议对促进中日文化交流的意义。台湾《龙树》杂志社陈慧剑教授认为这次学术聚会促进了海峡两岸学者的研究和交流。
本次会议与会中外代表60名，收到论文22篇。著名学者、中国社科院亚太所所长黄心川研究员主持学术讨论交流，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文教授等专题发言。会议围绕法门寺佛教史、法门寺佛教密宗、法门寺佛教艺术和其他学术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交流。在法门寺兴盛、法门寺地宫佛教文化分类研究等一系列问题上取得了新的进展。在交流期间，佛教学问家和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同一问题，取得共同进步，其情景十分感人。与会代表认为，这次会议对推动法门寺历史文化综合研究和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对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这次会议海内外学者的聚会，取得了综合研究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历史区域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相结合、宗教学问家研究和学者专家研究相结合，博物馆研究和海内外学者研究相结合方面有新进展，学者们表示满意。
这次会议全部论文和讨论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
1.有关法门寺的起源、兴盛原因，佛教的特点，舍利崇拜方面的问题。
2.法门寺与密教、经典、密教高僧。
3.丝绸文化、茶文化、其它方面。
关于法门寺的起源问题，根据目前的考古材料确定法门寺创建年代约在北魏文帝初復佛法及西魏建立之前。到大魏二年(558)前后达到初步的兴盛，周武滅法后跌入低潮，在隋文帝大兴舍利塔运动中逐步恢復，有唐一代达到鼎盛。这样比较系统地勾划出法门寺佛教的发展源流。元魏二年或大魏二年的岐守拓跋育第一次开启塔基供养舍利的确切年代在558年而非555年，对此，韩金科、王均顯等人的文章均有论述。
这次会议研讨法门寺兴盛的原因问题除了回顾舍利供奉、皇帝推崇、民间信奉等一般原因，有学者还从儒佛斗争等角度入手探讨，是一种新的尝试。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徐绍强特别从法藏等高僧信徒的推动作用入手进行了论证。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法门寺佛教特点就是佛舍利供养。法门寺以佛舍利供养兼国家内道场的特殊身份促进佛教各宗派及佛教与中国傳统思想文化的互相争鸣与调和，成为封建国家思想文化统一的象征。黄心川先生指出：佛舍利供养是公元1世纪左右间印度一些具有改革思想的佛教僧人和广大市民信徒，在反对小乘佛教因理论争论而不断分裂的新兴的菩萨戒运动中兴起的一种普遍信仰行为。从此角度解释舍利的崇拜的原因问题，使与会学者耳目一新。
法门寺在唐代盛极一时，但法门寺僧人在高僧传中记载不多，是法门寺佛教研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黄夏年副研究员以《四朝高僧傳所録与法门寺发掘所见佛教的比较研究》为题提出“高僧”与“名僧”的区别是造成法门寺僧人很少入傳的主要原因之一。法门寺博物馆张高举则系统全面地论述了历史上法门寺佛舍利的供奉活动。
兰州大学杜斗城副教授著《隋文帝分舍利建塔的意义及其有关问题》一文认为：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帝王崇佛者虽然很多，但其分送舍利、建塔立寺、写经造像、延僧讲习，皆无过于隋文帝者。特别是其分舍利建塔之举，更为特殊。换句话说，隋文帝的奉佛与其他帝王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是：隋文帝直接选择了印度的护法之王——佛教极力歌颂的转轮王——阿育王为其榜样，是以阿育王的气魄来“宏法护教”的。其文还对隋文帝分舍利等佛事活动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隋唐之际统治者的伦理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导致了隋唐之际统治者内部一系列父子兄弟互相残杀的悲剧。
第二部分：
关于法门寺有关密教的问题，这次会议共有7篇论文，包括韩金科等的《法门寺地宫出土文物反映的密教内容》、韩伟《法门寺唐代金刚界大曼荼羅成身会造像宝函考释》、李富华《法门寺发现的〈普宁藏〉秘密经和<普宁藏)的续补问题》、李克域、王荫田《法门寺与曼荼羅》、杨维中的《会昌法难之后密教在汉族地区的流布》、韩金科等的《法门寺出土文物涉及密教高僧小仪》等。
这一部分的内容涉及五个问题：
1.法门寺文物的密教内容。关于这个问题，1990年首届学术会曾有涉及，但比较简单，还不够完整、全面。此次会议，韩金科等的《法门寺地宫出土文物反映的密教内容》一文第一次比较系统全面地就法门寺地宫文物上的密教内容问题做了归纳和总结，是一篇具有价值的文章。它使我们能够详尽地了解法门寺密教内容的全貌，对研究密教问题的进一步深入提供了可信的依据。
韩伟先生《法门寺唐代金刚界大曼荼羅成身会造像宝函考释》一文，通过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四十五尊造像盝顶银宝函上的造像和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图象、日本国高野山真别处圆通寺大藏《圆像钞》等书进行了比较研究。说明法门寺四十五尊盝顶宝函上之造像，为金刚界成身会之造像，这是国内首次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金刚界曼荼羅成身会造像。对了解晚唐成身会曼荼羅的诸尊位次布局，密宗东传日本后成身会曼荼羅的变化及中国密教史提供了无可置辩的珍贵资料。李克域、王荫田两先生《法门寺与曼荼羅》一文则通过法门寺地宫出土的捧真身菩萨和单檐铜精舍所反映的密教内容结合唐朝的政局进行了综合分析。认为捧真身菩萨是胎藏界曼荼羅、铜精舍为金刚界曼荼羅，并认为捧真身菩萨应是密宗的大供养天女。有同志对此及文章中的有些言词提出异议。
2.秘密经发现的意义。李富华《法门寺发现的〈普宁藏〉秘密经和〈普宁藏〉的续补问题》一文认为法门寺普宁藏秘密经部分是后来续补的。它们与法门寺所存《普宁藏》的多数印本不是同一藏经在同一时期印造的同一印本，只不过在装帧上作了同样的加工而已。管主人为了“续补天下藏经”而雕刊秘密大藏经与法门寺发现关系密切，是对秘密经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3.关于“会昌法难”之后，密教在汉地的流布问题，杨维中的文章提出了新的线索，受到了有关专家的注意。大家一致认为“会昌法难”，密教在上层虽然受到了严重打击，但在民间还有相当的流布，澄清了“法难”之后密教绝迹的旧说。深入研究法门寺的密教，对整个密教史的研究和五代及稍后一段时期四川等地密教渊源问题无疑将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第三部分：丝绸文化、茶文化及其它。
这一部分的论文共5篇，韩金科、梁子《法门寺唐代茶具及佛教》、杉山二郎《法门寺遗珍与正仓院宝物》、钱小萍《唐代丝绸的风格与特点》、王瞻《法门寺地宫唐代微型佛教雕像与檀香木函》、李甦平《中日佛性论比较》。韩金科、梁子依据地宫出土唐皇室系列茶具对茶文化与佛教的关系进行了综合论述。引起学者兴趣。法门寺博物馆王瞻的论文从美术角度研究了唐代微雕的佛教造型艺术。日本学者杉山二郎先生将法门寺地宫文物同日本正仓院宝物从型制、工艺、意義诸方面作了细致考证，是一篇难得的好文章，对进一步认识法门寺地宫文物及中外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价值。钱小萍的《唐代丝绸的风格与特点》一文使与会学者了解有关唐代丝绸织物的种类、图案、色彩及织造工艺等方面的知识，从而使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法门寺丝织品及其那个时代的文明。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这届学术会议是成功的、收获是很大的。学者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正常的学术争论推进了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不足。
首先是关于研究方法问题。有些同志侧重于机械地从外在的角度去寻找问题的起因、根源，忽视内部因素的深入探讨，从而导致研究缺乏深刻全面。
其次，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注意从理论的角度加以提高，从而避免就事论事的泛泛而谈。
另外，由于材料掌握欠充分，知识面的不够全面，从而导致文章的论证欠说服力。因此，翔实可靠的结论依赖于大量确凿可信的资料，这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工作，是基础。在这方面，陈慧剑先生的研究方法是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他的文章《唐代王室迎佛骨考》所引用的资料来源涉及面广，得到与会学者赞叹。我们应该在今后的研究中推广陈先生这种求实的学风、文风。
会后，由法门寺博物馆对会议收到的所有论文，作了认真地分类整理，并要求与会学者对本人的论文再次补充修改。由法门寺博物馆编辑，人文杂志社出版了25万字的论文专辑。共收録论文23篇。作为法门寺佛教文化国际研讨会的成果，奉献给学术界，推动海内外的学术交流。使法门寺的佛教文化研究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四、1993年法门寺文学笔会和法门寺文学艺术研究(含地方文学、戏剧、风物传说等)
1993年中国文坛，“陕军东征”，成绩显赫，令人刮目。
1993年法门寺文化研究在学术界也进入实质性阶段，受到海内外学者和学术机构关注。
按照法门寺研究的总体构想，93年是法门寺文学年，法门寺文学创作也应该在这一年借助陕西文学创作的这股强大动力跨入一个新的领域。
经过多次协商联络，是年3月6日，由陕西省作家协会和法门寺博物馆联合举办的法门寺文学年筹备会议在西安电影制片厂举行。陈忠实、赵熙、肖云儒、王戈、王吉呈、高雨纯等出席会议。法门寺博物馆馆长韩金科介绍了法门寺研究的有关情况，特别是关于法门寺文学艺术研究创作的具体设想，经过热烈讨论，会议研究了“93年法门寺文学年”的初步设想。与会作家分别提出许多具体有益、切实可行的建议和设想。会上，肖云儒创意法门寺歌舞创作的初步构想，王戈建议设立法门寺文学艺术奖等都十分可贵。会议最后定于3月25日至27日在法门寺召开首届法门寺文学艺术创作的具体举措。
早在1990年的首届国际法门寺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代表在研究法门学的丰富内涵时，认为法门寺文学艺术是法门寺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方面。此次会议上的文学艺术组专题讨论由霍松林教授亲自主持。认真分析法门寺文学艺术的珍贵遗存，检阅评价已有的研究创作成就，提出未来的构想和方案，并提交大会审议通过。代表们一致认为，大会筹备者在筹备伊始一直把法门寺文学艺术方面文化的研究以及未来文学艺术创作的宏伟构想做为重要组成部分来设计。这一具有开拓性的远见卓识是首先值得肯定的。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文化体系或学科的研究建立都不是孤立地以他自身狭隘的研究学科的内涵和外延立足于研究领域的。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的研究也是如此。而且与其相反，许多具有深远内涵和影响的学科都是许多学科有机统一的综合体。“红学”(红楼梦)研究不仅仅是以傳统古典小说方面的优势取胜的，而是文学、艺术以及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民俗等等大千世界形象生动的反映。举世闻名的“敦煌学”是文学艺术形式与内容的丰富博大奠定了敦煌学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和价值。当然，法门寺文化的研究又有自身的特点。
法门寺地宫文化以其丰富的历史价值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对于历史、佛教、考古方面的研究已经起步，这些众多学科的研究与文学艺术的研究创作有一种互相促进，协作统一的关系。其它学科的研究为文学艺术的研究创作奠定了丰厚的基础，文学艺术的研究创作自身涉及覆盖面广泛的作用特点将使法门寺历史文化迅速普及世界，使更多的人们了解法门寺的历史价值。无论从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效益等各个角度去考察，客观上都将起到促进其它学科研究的作用，而且其反馈之迅速，收效之明显，将与其它学科的研究形成一种回环往復、互相促进的良好局面。
文学艺术组的代表在霍松林、肖云儒、王戈、雷树田、吴克敬、吕夷、王瞻等人的倡议下提出了一个未来法门寺文学创作的初步设想和规划。会后产生了一个具体的长远构思提交研究。大家初步设想，今后最初五年的文学创作按照大会提出的“五年大循环、一年小循环”的原则，决定最初的五年分下面几步走：这个规划必须具体、详尽、全面、周密。一是要有一个总体规划；二是组织一个沉着稳健，勇于精进的创作班子；三是具体任务落实到人。
对于这一点作家王戈先生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建设性意见。他认为，我们不搞则已，要搞就要搞得有声有色，在尽可能短的几年内拿出几件有份量的东西来。开始的创作要长计划短安排，最初的创作不要涉及面太广，要尖而精，目标要定得高一些，不要仅仅停留在一般的水平，要争取上乘之作。对于创作班子的组织，雷树田先生主张要少而精，宁少勿滥。他说，我们有条件可以拉来一批一流的中青年作家。
与会小组代表认为，法门寺文学创作的领域首先应在影视文学这一大众化的艺术形式方面找到突破口，力求雅俗共赏，向目前一流的影视作品看齐。另外对于书法、诗词等体裁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整理，大家也讨论出了一些具体的方案。在题材方面，关于韩愈諫迎佛骨以及唐代帝王迎奉佛骨方面的历史事实都是文学创作第一手可供选择和加工的原始资料。另外还有关于苏若兰织锦回文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以及宋巧姣告状等历史故事都是很好的素材。
在整个讨论中，大会特邀代表、主持文学艺术组学术讨论的霍松林教授仔细听取了每一位代表的发言，并对法门寺文学艺术研究高屋建瓴，提出了许多宏观设想和具体的指导，并对代表们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文学艺术组的代表们在小组讨论会上，气氛热烈，激情高涨，对未来的法门寺文学创作充满希望和信心。大家深信只要我们从弘扬祖国文明，促进文艺创作繁荣的角度出发，齐心协力干实事，在将来的法门寺文学艺术年会上，产生出象《丝路花雨》、《秦俑魂》那样的文艺作品也不是什么好高骛远的事情。
首届大会虽然代表不多，但收获甚丰。西北大学雷树田教授向大会提议讨论的《从〈法门寺恋歌〉的创作看法门寺文学发展的前景》一文窥斑知豹，从一篇文学作品的产生和结果对“法门寺文学”一词的内涵和外延予以界定吗，并对未来法门寺文学的创作提出了许多具有开拓性的建议和设想，得到与会者的充分肯定。王戈先生的《顿悟与灵感的沟和》是从文学创作思维方法和脑科学的角度、思维学的角度，对东方佛教与西方心理学的比较勾勒，是对艺术思维的较高层次的探讨。肖云儒先生的《佛教与民俗》是从客观的、广泛的范围探讨了佛教对各民族文化与风俗的影响。
佛教在傳播过程中给中国文学艺术形式与内容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佛教文学艺术、造型艺术极盡想象、夸张之能事，神秘化、理想化的艺术追求使其形成一种整体的艺术氛围，数千年来一直是民间重要的审美对象和信仰中心，是一种重大的文化现象。法门寺佛教文学艺术就是佛教对中国文化影响作用的结果，是这一现象最典型、最有力的见证。法门寺历史文化研究中的艺术研究包括佛教艺术、唐代工艺美术、书法艺术、建筑艺术等几个方面。主要表现为金银器制作与装饰工艺、瓷器、丝织、印染、雕塑、石刻彩绘、漆木器、建筑等形式。相对于敦煌、云岗、龙门等佛教写实艺术，法门寺佛教艺术是以工艺美术为主要内容和表现手法的造型艺术，而且在人物、器物、装饰等艺术型式上又有丰实的独特的方面。装饰纹样丰富多彩，富丽堂皇，制作工艺细腻考究。华贵绝伦的宫廷艺术风格是法门寺佛教艺术在表现技法方面的最大特点。对于这一方面的研究，法门寺博物馆研究室王瞻向大会提交并在小组讨论的论文《法门寺佛教艺术概论》有一个初步的探讨和勾勒。对其造型艺术方面的价值和特点，还有待专家学者更进一步的考察。法门寺历史文学遗存主要以散见于各种史书和金石的诗、词、歌、赋等多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以及至今流行于民间的众多傳说和风物故事等。这一方面可以以众所周知的戏曲《法门寺》为其代表。《法门寺》一剧流传于世200多年，命名各有不同，主要有《拾玉镯》、《双姣记》、《宋巧姣告状》、《法门寺降香》等。剧种有京剧、昆剧、桂剧、秦腔、同州梆子等。关于才女苏若兰和竇滔的爱情故事，充满传奇色彩，其中织锦回文“璇玑图”是流传千古的文学奇構。西北政法学院吕夷先生对这一奇文的历史渊源的内容做了大量翔实详尽周密的研究和考证。他向大会提交并在小组发言讨论的论文《织锦回文与璇玑图》是这一研究成果的小结，得到小组成员一致肯定。
由省作协和法门寺博物馆联合发起主办的首届法门寺文学笔会，于1993年3月26日在佛祖圣地法门寺举行。参加会议的代表于25日下午到达法门寺。
26日上午8时，“首届法门寺文学笔会”在布置一新的佛门宾馆会议室庄严隆重的开幕。
会议由著名作家、法门寺博物馆副馆长(兼)王戈主持。此次会议实到代表36人。陕西省文学界著名作家评论家赵熙、徐岳、王戈、費秉勛、京夫、闻頻、王吉呈、任士增、白宝学、李康美、王丕祥、常智奇等出席会议。法门寺博物馆馆长韩金科致欢迎词。
会议闭幕式上，赵熙代表省作协及与会代表讲话，感谢法门寺博物馆的热情接待，赵熙肯定1993年法门寺文学艺术活动年“很有战略意義，影响很深”。会议将要产生的效果得到了他的首肯。
开幕式上《延河》杂志主编、作家徐岳发言。他说这次文学笔会“尤其对日前较艰难的文学界来说，犹如雪中送炭。”称赞这次文学笔会“别开生面”，“开了新的风气”。他在会上当场提出了一个实际的方案：把《延河》辟出一个专号，专门宣传法门寺。
当天下午，与会代表参观了扶风县博物馆和周原博物馆。古老的西周文明使作家艺术家对法门寺地区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这片神秘的宝地所蕴藏的丰厚文化遗存强烈的振动了每一位前来参观的作家，人们惊呼：这片土地真神了!
26日的座谈会上，韩金科向代表详细介绍了法门寺的历史发掘和文化研究的有关情况。他说，我们近年主要抓了法门寺的综合研究，分四路：历史、考古、佛教文化、文学艺术，每年单科推进，四年一个循环，到第五年在进行一次综合。既有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有第二个五年计划，循环往復，依次发展。
韩金科说：我们这几年历史考古、佛教的专题讨论会都开过了，只有文学艺术才是永世不灭的奇珍异宝。法门寺的研究要普及到世界，要引起法门寺热，最根本的突破口在于文学艺术这个殿堂。从去年以来，寺院和博物馆就精心筹划1993年法门寺文学艺术年。在这里，寺院和博物馆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在历史文化的殿堂、在历史宝库的所在地搭设一个文学艺术舞台，请各位老师登堂入室，来导演一幕幕奇光异彩的历史剧目。
接着，作家王戈发言。
王戈是一位在全国较有影响的中年作家，其作品《树上的鸟儿》和长达14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通向世界屋脊之路》分别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和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出版有作品集等。王戈现兼职法门寺博物馆副馆长。
早在1990年的法门寺综合学术会议上，王戈与霍松林先生曾为文学艺术专题的研究共同谋划联络，不辞辛苦，功莫大焉。
会议之后，王戈还专门著有《对发展和繁荣法门寺文学艺术创作的几点建设》一文，向国内外文学界同仁倡议，给法门寺研究出谋划策。他在文中分析了法门寺文学创作的现实意义和可行性，指出：法门寺作为佛教圣地，在历史上不仅是僧人香客朝拜的中心，也是沟通中西文化的联络点。它的存在渗透在各个朝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民风民俗等社会生活的诸方面。围绕法门寺，又有大量的生动优美的民间故事，这些都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和素材。古有戏曲《法门寺》流传至今，今有长诗《法门寺恋歌》引起重视，就是很好的证明。尤其是法门寺地宫文物出土，极大地丰富了法门寺历史文化内容，在绘画、雕塑、书法、建筑等艺术领域，为艺术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因此，发展文学艺术事业，法门寺有着独特的条件和广阔的领域，这项工作做好了，对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傳统，对法门寺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都有着积极的意义。西北大学雷树田在提交大会的论文中，正是从这一构想出发，提出了“法门寺文学”的概念，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极大兴趣。尽管大家对这一概念还有争议，但对法门寺应该而且能够产生优秀的文艺作品，却是完全赞同并持乐观态度的。如果说法门寺的每一件珍贵文物都能写成一本书的话，那么围绕着法门寺所发生的每件事，都可创作出优秀的文艺作品。既然以敦煌石窟为题材产生了《丝路花雨》，以兵马俑为题材产生了《秦俑魂》，以唐王宫为题材产生了《仿唐乐舞》，那么以法门寺为题材，为什么不能产生这类层次较高，影响深远的文艺作品呢?
王戈在这篇论文中提出了发展法门寺文学创作的三个建议：
一是搞好队伍建议。创作理论并重、老中青各方结合。
二是搞好题材规划。防止粗制滥造。
三是抓好影视文学创作。
时至今日，转瞬三载。王戈在法门寺文学研究创作方面已有了自己的见解和成绩，堪称一家。
王戈把这次文学年的活动归纳为：“搞几次活动，抓几部作品，开一次研讨会”，十分精当准确。
西影厂编剧作家王吉呈发言，他表示愿意为繁荣法门寺文学创作尽力，并谈了自己创作的一些具体设想。
老作家王丕祥非常激动，他谈了自己一生对周原这片风水宝地几次失之交臂的遗憾。他说寄希望于在座的年轻有为的中青年作家，他希望将来能看到法门寺舞台上“许许多多，惊心动魄，甚至非常优美，傳之不朽的戏来”。
赵熙在座谈总结时建议在座的作家拿出一些东西，他说陕西作协作为一个作家大省，法门寺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文化积存丰富，拿不出东西，拿不出有品位的东西说不过去。
整个文学笔会，气氛紧张热烈，代表们一致反映颇有收获。3月27日会议结束。作家们依依离别佛祖圣地，赴周公庙、五丈原参观。
1994年是法门寺文学艺术年，届时在专题学术会上，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音乐、歌舞、绘画、书法等各种体裁的法门寺文学艺术作品将群星荟萃，硕果累累。让我们拭目以待。
五、1994年法门寺唐代茶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和法门寺唐代茶文化研究
金秋时节，法门寺唐代茶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法门寺博物馆隆重召开。这是法门寺国际学科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际茶文化研究一大盛事。
1987年4月，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的唐僖宗供奉佛祖释迦牟尼指骨舍利系列金银茶具，是迄今世界上发现最早、最完整、古代茶文化史料都未曾记载的珍贵茶具文物。这套完整成套的绝代珍宝，确凿地证实了唐代皇宫、宫廷茶道和茶文化的存在，为研究唐代茶文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实物依据。这份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近年来已经引起海内外的充分关注。中国茶文化界及收藏、陈列这批珍贵国宝的法门寺博物馆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决心将茶文化传承下去并使其大放异彩。
茶，乃中华民族的举国之饮。其发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唐，盛于宋，如今已成为风靡世界的三大无酒精饮料(茶叶、咖啡、可可)之一。饮茶嗜好遍及全球，全世界已有50多个国家种茶。寻根溯源，世界各国最初所饮用之茶，引种的茶种，以及其栽培技术、加工工艺、饮茶方式、茶事礼俗等，均为直接或间接地由中国所传播。因而中国是茶的发祥地，被誉为“茶的祖国”实在当之无愧。世界各国，凡提及茶事者，无不与中国联系在一起，茶，中华民族的骄傲!
茶树四季常青，蓬勃欣荣；茶園满山披绿，固土养水；茶，冰清玉洁，芬芳宜人；饮茶消烦滌腻，健体轻身，清心长智，益寿延年；茶性，晶莹剔透，清雅淡泊。这些科学、美学、营养学、医药学的第一性功能渗透到意识范畴，进入上层建筑，衍申为第二性功能茶文化，如正身洁心、中庸和敬、俭朴廉明、喜庆吉祥，以至于在人类历史上曾经被用来驱邪避秽、消灾佑福等。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茶礼、茶艺、茶道等诸多衍生文化现象和茶教育、科研、文艺、著述等上层建筑。这种衍生派生的结果，极大的拓宽了茶文化的领地：①喜庆吉祥的代表，社会人群的图腾。茶叶在多种民族中，被视为喜庆吉祥之物，用作订婚结婚的礼物，称之为茶礼。②洁净的化身，诚敬的表达。由于茶叶高雅洁净，人们常常以茶为真纯高雅、诚恳、尊敬的表达物，在亲朋好友中馈赠茶叶，以示关系的亲密高洁和对对方人品的崇敬。客来敬茶，已成为中国的民风礼仪。③揄扬和敬，导引俭朴，为治家治世的崇尚。茶可清心明目，降火抑躁，对相互理解、相互尊重、谦逊平和、化远为近、沟通六合大有裨益。茶又为俭德之物，教人俭朴，推广于社会，力戒奢华靡费，形成崇高的社会风尚，用以治家、治世、治国。④茶佛、茶道一体，对中国乃至世界茶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⑤茶与文学艺术相互融合，相互渗透。茶的丰富美学内涵与文学艺术的美学功能相融合，引出了百花盛开的文化盛景。历代文人骚客，以茶为歌，以茶为舞，以茶作戏，以茶唱曲，并为书法、画卷、雕刻等，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留下浩瀚的卷帙。⑥茶葉著述，是千百年来社会实践的总结，同时又是茶叶物质文化的精华凝聚。这是中国茶文化的主体，是当代茶文化向新时代茶文化开拓前进的物质和理论基础。
华夏先民最早利用茶叶，隨着茶叶从药用到食用，食用而饮用的过程，逐渐形成了饮茶文化。三国吴主孙皓以茶代酒，晋桓温以茶示谦，陆纳以茶示俭，齐世祖遗诏以茶祭祖，孝文帝以茶慰士……这些历史信息表明，作为特殊饮料的茶与中国文化渐相融合，形成独具特色的饮茶文化。到了唐代，茶文化已形成独立的综合性的文化体系。
唐代，人们对茶的自然功能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已接近现代自然科学的程度，这些为向社会各阶层推广茶饮风尚，奠定了科学基础；佛事大兴，增强了饮茶的社会基础，促进了茶饮风俗由长江流域向黄河流域，由民间向宫廷的迅速传播。茶饮文化从不自觉走向自觉，茶業生产也迅速发展，从而形成茶道、茶政，使茶叶由单纯的文化饮品走向综合的文化媒介物；特别表现在茶道文化上，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结合，形成了中国茶道文化。其内容博大精深，为后来宋代茶文化隆盛创造了条件。因而，唐代茶文化自成体系，特点鲜明。
在中国，饮茶不仅属于市民百姓，更多的还属于士大夫与贵族。民众将饮茶普及为一种风习，士大夫则把民间的饮茶变为品茶。而作为贵族层最高代表的皇宫，又进一步把从实用走向艺术的品茶推向豪华贵重的极致。它反映了中国茶文化的某些特征，体现了另一种乐趣、追求和心智。
皇宫茶饮的起始源远流长，周成王留下实行“三祭”、“三茶”礼仪的遗嘱；周武王于公元前1066年伐纣时接受巴蜀之地的贡茶，即为典籍最早的记载。三国时吴王孙皓赐儒士韦曜以茶代酒；西晋惠帝司马衷逃难时都把烹茶进饮作为第一件事；隋文帝由原不喝茶列嗜茶成癖。说明饮茶风尚已傳于帝王豪门之中。但皇宫茶饮的成形，当在唐代。唐太宗贞观年间，朝廷常以茶葉赐于公卿大臣，“翰林当值春晓困，日赐成象殿茶果”；弘化公主、文成公主结婚，隨嫁香奁均有茶叶。德宗贞元9年(793)，茶税成为单一的税种；德宗每以茶叶赐与皇族，赐与同昌公主的就有“绿叶、紫英”。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帝诏方山院僧怀暈至德麟殿说法，也赐之以茶。宫廷宴饮更是非常兴盛，顧况的《茶赋》曾细致的描述过帝王举行的茶宴盛况。而宋代，皇宫茶饮进了一步。清代，则是皇宫茶饮的黄金时期。
虽然陆羽认为饮茶是“精行俭德之人”所为，但皇宫茶饮却追求豪华贵重，富丽堂皇，讲究茶叶的绝品、茶具的名贵、泉水的珍美、汤候的得宜，以及场所的豪华、服侍的惬意，并把这些合适地搭配在一起。譬如，穷极精巧的茶叶，采摘要精细，制作要精当，印模要精美，命名要精巧，包装要精致，运送要精心。宋时“龙团胜雪”茶“每片计工值四万”，“北苑试新”一夸更高达40万钱。打造精工的茶具，崇金贵银，1987年法门寺出土的一套茶具多为金银或鎏金的唐代宫廷茶器。宋时“长沙茶具，精妙甲天下，每副用白金三百星或五百星。凡茶之具悉备，外则以大缕银合贮之，赵南仲丞相帅潭曰，尝以黄金千两为之，以进上方。”清代慈禧太后则喜欢用黄金为托，白玉为盏的茗碗，连茶汤中都加入金银花。即使是自然天生，甘清冷洌的清泉，也成了皇宫茶饮重视排场，讲究气势的物品。象唐文宗时有“名山递水”之举，派人从无锡惠山汲取泉水，运至陕西长安帝都，运程远达数千里。明、清两代皇宫饮水，都是用船从玉河运玉泉水至皇宫，同治后改用插黄旗的马车运水。凡清代皇帝出巡，均载运名泉供应，真是“鸳漿麟脯皆无用，只载城南水一车”。皇宫茶饮因所用茶叶稚嫩，点茶和冲泡技巧特别考究。宋徽宗《大观茶论》就总结出要创造斗茶的最佳效果，既要注意调膏，又要有节奏地注水，同时茶筅击沸，也要视需要而有轻重缓急的不同。他曾“亲手注汤击沸，少顷乳浮盏，如疏星淡月”。皇宫茶艺的操作，繁復精致得多。
与文人雅士幽雅的韵致，禅林道院的寂静省净不同，皇宫茶饮展现的是国家富盛、物阜民丰的风貌，表现的是皇家气象、陶然自得的心态，显示的是豪华贵重、君临天下的权势。象帝王以茶祭祖的“薦新茶”是追思恩典、孝敬祖先的顶礼膜拜；君王以茶赏赐群臣的“赐新茶”是泽被百官、体恤臣下的德政善举；日常生活的轻啜慢饮是添加聖寿、享受至尊的隨意遣兴；由帝王主持茶宴是无限天宠、皇恩浩荡的百官雅集。这种豪华贵重的价值取向，重视权威财富的整合，构成了皇宫茶饮的基本精神。“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成了这种精神的生动写照。
由于皇宫茶饮的兴盛，致使官僚之中出现了“争新买宠各出意”的局面。而因为帝王对茶饮的爱好和重视，又推动了中国茶文化的发展和提高。象明太祖朱元璋诏废團茶，兴叶茶，罷造龙團，只进芽茶，客观上促使中国茶文化走向现代化。饮茶真正的生命来自民间，源于民间，并一直植根于民间，平民化、大众化的饮茶，进入文人化、贵族化的品味，再由处于宝塔尖的宫廷化的小文化群落，转而返归到犹如松柏常青的大文化群落，才使中国的饮茶喝得精致、精彩、精美、精巧，才使中国的茶文化注入长盛不衰的生机!
隨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并向东辐射，频繁的对外交往中，茶道文化迅速向周边地区和邻近国家传播。形成以京都长安为中心，以江南为重点地区的东方茶道文化圈；作为商品的團茶饼茶通过丝绸之路，傳到更加遥远的异国他乡。唐文化也隨之播撒出去。
唐代是茶文化的重要时期。饮茶之风由南向北、由民间向宫廷、由中原向周边、由唐土向外域，迅速传播。茶業发达，名茶辈出，贸易兴盛、茶法严密；中原、草原、高原，形成各具特色的饮茶习俗，丰富了人民物质生活，提高了文化品位。不仅讲求茶好、水好，还讲求茶器精良、茶艺精湛，更提倡浩远深刻的茶道精神。茶道、茶礼与传统文化相结合，与音乐、舞蹈、书法、绘画等艺术相结合，形成为独立发展、内容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这一文化体系的形成，促进了人民文化素质、生活环境、精神境界的提高，向社会和谐、民族友好迈出了巨大的一步。总之，兴盛的唐代茶文化为两宋文化高潮的到来及日本茶道的形成奠定了丰富的基础。
法门寺地处唐都长安以西百里左右的周原腹地，是有唐一代以皇帝为首的超宗派的舍利崇拜和供养中心。唐代历史上的7次迎佛骨活动，是当时规模最为宏大的佛事活动。最后一次迎、送佛骨活动历经两朝，由皇帝及其大臣供奉了大量的国宝重器，有一整套制作精良的茶具系唐僖宗御用真品。作为国宝重器奉献于佛祖真身舍利，以示虔诚礼佛的心愿。这套茶具有贮茶器、焙炙器、取火器、碾羅器、贮鹽器、点茶器、佐食器、洗涤器等。茶器设计科学，使用方便，质地精良，纹饰优美，配套严密。这些茶器从物质的外在形式方面集中、全面、系统、形象地反映了唐宫廷茶道，为研究中国乃至世界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丰满成熟的茶道及以后流派纷呈的日本茶道，唐代茶文化是其溯源归本之所在。利用地宫出土文物，展现唐代茶文化的辉煌成就，意义重大。
长期以来，人们对唐代皇宫饮茶方式和使用器具不甚明了，成为中国茶文化研究领域中的缺憾。法门寺唐代帝王茶具的出土，使人们得以了解唐代皇宫饮茶方式的情况，引起了国内外茶叶界、文化界的极大关注和高度重视，也更引起了我们的严肃思考，特别是放入国际茶文化的宏观研究中进行观照，我们更感到意义重大深远。为此我们多次邀请海内外专家座谈、交流，并自己组织专业班子多次到江、浙、閩、挂、赣、湘、鄂等地考察学习。邀请、组织学术力量研究交流，取得了一些基础性的进展。1993年以来我们再次组织专家专门讨论、规划，并提出了召开国际法门寺唐代茶文化讨论会的设想。1994年，在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中国茶叶学会、中华茶人联谊会、中国茶葉科研所等茶界领导、学人的支持、鼎助下，使法门寺唐代茶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得以胜利召开。我们筹备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1.新辟“唐代茶文化历史陈列”厅。这个陈列从“兴盛的唐代茶業”、“法相初具的唐代饮茶风俗”和“辉煌的宫廷茶事”三个方面比较全面、完整、系统地展现唐代茶文化的历史风貌。其中分别介绍说明唐代茶業的全面发展和北方饮茶对全国茶業发展的重要性；唐代兴盛的茶業对全国饮茶风俗的全面推进；唐代全面的饮茶风俗促成了皇宫茶道的兴起和以皇宫茶道为代表的唐代茶文化最高水平的形成。三大部分陈列次递相连，前后演进，使唐代文化得以全面展现。
这个陈列，是继杭州中国茶叶博物馆以来国内第一座断代史的茶文化展览，这一工作，得到了茶叶界，全国各界和各文博单位人士的鼎力相助。
2.举行大型唐代宫廷茶艺表演。“唐代茶文化历史陈列”以茶道文物、实物组合陈列反映了唐代茶文化，是一种静态的平面展示。为了更直观地反映唐代茶道文化，我们在考证文物、检索历史文献、分析唐代壁画的基础上设计编排了唐代宫廷茶艺系列表演。这次表演，包括“清明茶宴”、“皇帝赐茶”、“宫廷仕女斗茶”等不同规模和等级的茶道。力图从中反映茶道在宫廷政治生活、宫女生活和宫廷礼仪中的地位和作用，反映作为最高成就的宫廷茶道文化的主要方面。
3.唐代茶文化研讨。这次研讨大会，大会组委会约请了一批在国内颇具影响的专家学者、知名人士，也邀请了海外一些茶文化专家。
学术论文主题包括六个方面：中国唐代茶道及茶道精神、唐代茶文化与佛教文化、唐代茶具、茶文化与文学艺术。鄒明华、张大为著《论唐代中国茶道的形成》，陈香白《茶道亦人道——论中国茶道思想》，李斌城《唐人与茶》，陆均的《唐文化与茶文化》，王镇恒、李槐松《九华山佛茶》，程启坤、姚国坤《论唐代茶区与名茶》，余悦《唐宫廷茶文化概论》，周世荣《从唐代咏茶诗看长沙等瓷窑出土的茶具》，姚敏苏《唐代茶具》，薛翘《我国汉唐茶文化的活化石——擂茶》，王玲《唐代的茶禅一味》，胡文彬《从唐诗看文人旅游与茶文化传播》，梁子《唐宫廷茶文化论》，仓泽行洋(日)《佛教与茶》，范增平(台)《茶与佛教》，小泊重洋(日)《日本茶叶的传入》，崔圭用(韩)《七至八世纪朝鲜茶文化》等有影响的论文五十余篇。我国著名茶学专家王家扬、陈彬藩、陈文华、朱自振、王镇恒、施兆鹏、段建真、童启庆、姚国坤、王玲、顧风、张子华都在研究方法、范围、深度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可以说这是一次继《茶经》以来又一次唐代茶文化历史性“结集”。这批论文集中反映了近年来海内外茶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最高水平。
本次讨论会主要由下述内容组成：
1.学术讨论。主题：中国唐代茶文化及其对世界文化的影响。重点讨论：唐代茶叶历史及文化；唐代茶道的核心思想；唐代的茶具和茶文艺；唐代的贡茶；茶与佛教等等。
2.法门寺国际茶会：世界各国各种流派的茶道、茶礼、茶艺等表演团体及个人，将以具有1700多年历史的皇家寺院为背景进行表演，发展茶文化的国际交流，增进彼此间的友谊。
3.法门寺唐代皇宫茶道表演：将在法门寺博物馆珍宝閣前，真身宝塔下，按唐代帝王庆典仪规举行盛大的皇宫清明茶宴表演。同时，将进行唐代宫廷庵茶表演、文人僧侣茶表演，参加法门寺唐代茶文化馆及曼荼羅艺术陈列地宫揭幕典礼。
4.学术考察：参加法门寺释迦如来真身瞻礼法会、大殿开光、澄视大师升座系列庆典活动，瞻仰法门寺佛指舍利、地宫珍宝。组织考察乾陵、茂陵等西线景点。并为参观秦兵马俑、碑林者提供方便(属自由活动)。
召开这次讨论会，其目的在于通过海内外专家、学者的论证、研讨，能够进一步清晰地勾画出唐代茶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轨迹，进一步推进国际国内唐代茶文化的研究水平。同时我们要充分利用这批珍贵茶具文物的轰动效应，以大唐盛世最高层次的茶文化内涵，在我国大西北建立起第一个研究据点。以法门寺形成唐代茶文化研究中心，加强中外文化交流使我国茶文化更加弘扬广大，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和敬精神和凝聚力。我们希冀通过这次讨论会，为成立我国唐代茶文化研究会奠定基础；我们还将以此探索文博单位和旅游景点如何利用历史文化更好地为现代文明服务的新路子，以取得更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推进四化建设，推进世界和平。
为了开好这次国际性茶文化的学术盛会，经主办单位与有关方面协商，成立了大会组委会。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朱穆之为大会组委会名誉主任，著名营养学家于若木、中国茶葉学会名誉理事长王泽农教授为大会组委会顾问，陕西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会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牟玲生为大会组委会主任，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会长王家扬、全国侨联副主席陈彬藩、陕西省副省长姜信真、西北大学名誉校长张岂之教授为大会组委会副主任。经过紧张的筹备工作，“法门寺唐代茶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于1994年11月4日到7日在法门寺隆重举行。200多名中外专家届时专程赴会参加学术交流。16个省市的知名人士、茶業、茶文化界领导、茶文化专家学者、茶道专家、新闻界人士等150多人(北京33人，浙江23人，陕西24人，福建24人，江苏、云南各7人，江西6人，湖南5人，上海、广东、湖北各4人，天津、安徽各3人，山东、四川、黑龙江各2人)，还有新加坡、韩国、日本、马来西亚等4个国家和我国台湾、香港地区的6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学者辈份较高，大多为教授和研究员。学术研究范围较广，讨论内容丰富，有较高的学术研究水平。
弘扬历史文化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神圣事业。法门寺唐代茶文化的再现，是一次决不会再有重復的历史机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果坐失这次良机，历史文化的某些方而将隨其机遇的消失而泯滅，那么，我们将是历史的罪人，将愧对祖先和万世子孙。因此，我们愿在这里告白海内外茶文化界：既然在1100多年前唐僖宗把唐皇室茶具安奉在法门寺，法门寺博物馆就有责任，有信心担负研究、弘扬唐代茶文化的重任，构筑起唐代茶文化研究的历史舞台。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苍海”。我们相信，法门寺唐代茶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将以其丰硕的学术成果载入法门寺学术及世界茶文化研究的史册。
为期3天的法门寺茶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于11月7日落下帷幕。几天来，来自海内外的茶文化使者欢聚一堂，认真而又热烈地进行学术讨论、交流学术成果；观看了气魄雄伟、规模宏大而又内涵丰富的大型茶艺表演——由与会的一些条文化专家创作、陕西省歌舞剧院歌舞团演出的仿唐“清明宴”茶艺表演。在法门寺国际茶会上，来自日本、韩国和我国香港、台湾、云南、广东、江西、福建、湖南、陕西……等国内外茶文化专家们的茶艺表演美不胜收，既交流了茶艺，又增进了友谊。大家还参观了法门寺博物馆和唐代茶文化历史陈列，看到了举世瞩目的唐代宗教艺术珍品。特别是精美绝伦的唐代皇宫茶具，更使大家大开眼界，得到一次美的享受，令人难以忘怀。值得指出的是，一批作家、艺术家的参与以及以陈铎同志带队的中央电视台“中国茶文化”摄制组在会上进行采访，使得会议的文化氛围更加浓厚，文化内涵更加丰富。可以说，这是近年来准备充分、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一次茶文化盛会，它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意義是非常巨大的。
本次会议先后收到61篇学术论文并在会上进行学术交流，使人领略到茶文化的内涵，可谓洋洋大观，博大精深。这是我国茶文化学术界第一次举行的以唐代茶文化为专题研讨的国际学术会。论文交流集中探讨唐代茶文化的方方面面。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系列茶具开启学术探讨的源头。由此，多位学者论及唐代茶道形成的缘由及至中、晚唐，茶文化由民间，由文人雅士、佛儒道家极盛于唐代宫廷的发展脉络；有的论文由唐皇室崇尚饮茶，论及唐代贡茶制的形成、地位和作用。肯定了唐代茶文化的辉煌，也明确指出贡茶制的形成发展给茶农带来的极为深重的苦难；文化与宗教的几篇论文，论述了茶文化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的饮茶习俗和礼仪，论证了佛教对茶叶传播和发展的直接推动作用，及道教对茶文化形成的间接影响；茶文化与文学艺术方面的诸多论文，从茶文化的兴盛与唐代茶事诗歌的繁荣，使人们看到咏茶的名篇佳作，文人雅士的茶情茶谊、茶事诗史。因而作为茶文化形象语言的唐代画家的茶图——使人从绘画角度欣赏茶文化生动傳神的情景。因此唐代茶文化的传播，应是大书特书的篇章。茶不仅为中华民族引为国粹，而且茶的历史长河世世代代友好睦邻，酿造着古今中外交往的香甜。日本、韩国、新加坡的茶道哪一个不是从盛唐傳入的。其后，茶事西傳，英、美、荷兰等国如今逐年进口红茶，并有美国人撰文“中国茶叶走向欧洲”。饮茶在世界不少地方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唐代茶文化是祖国灿烂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明清衰落，这一文化瑰宝泯滅于世。人们说到茶道，言必称东洋，为改观此现状诸多学者呼吁研究整理弘扬祖国茶文化，为增强民族自信心、凝聚力做出贡献。
会后，由法门寺博物馆组织人力，对会议收到的论文分类整理，结集出版了法门寺文化研究6—8期。并由法门寺博物馆编辑，由《农业考古》出版了52万字的文化专号。共收录论文61篇。关于唐代茶文化研究的9篇；关于陆羽《茶经》研究的4篇；关于唐代茶道研究的7篇；关于唐代茶艺与茶俗研究的8篇；关于唐代茶具研究的6篇；关于唐代宗教与茶文化研究的7篇；关于唐代茶文化与文学艺术研究的4篇；关于唐代茶叶生产和贡茶研究的10篇；关于唐代茶文化对外交流研究的6篇。此本茶文化专號作为法门寺唐代茶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和法门寺唐代茶文化研究的学术成果，奉献给学术界，共同研究，增进交流。使唐代茶文化和法门寺唐代茶文化的研究工作，不断取得更加辉煌的成果。让民族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大放光彩。
六、1994年赴台学术交流
1994年11月13日到24日，我隨国家文物局“海峡两岸文物及博物馆事业交流”代表团赴台湾，进行了参观、学术交流及博物馆事业展望等活动。除代表团整体活动以外，就法门寺文物和历史文化的两岸交流，取得了初步进展，有了一定的基础和成果。
这次活动，是1949年以来两岸间半官方大陆组团交流第一次，台湾政界及民间热望十分，评价极高，新闻界早已披露，各界拭目以待。11月11日代表团抵香港，台湾沈春池文教基金会、海峡交流基金会派员在港迎接。13日代表团抵台北，两会负责人在机场迎接。当天下午，两会在台北鸿禧美术馆举行盛大的欢迎酒会，各界人士出席，代表团成员登台“亮相”。在华夏历史文化面前，两岸人士济济一堂，其情其景，十分感人。台湾学术界、博物馆界、大陆委员会、“教育部”的学者、知名人士纷纷找我联系，佛光山代表连同星云法师专门安排联系法门寺的代表，两会顾问章金生先生与我进行了初步交谈，并陈述了星云法师欲想会见的意向。14日，应台北故宫博物院邀请前往参观，1949年迁到台北的故宫文物和代表团带去的故宫(含南京)文物，使两岸人士激动不已。院长秦孝仪先生主持欢迎、陪同参观(連库房都去了)，并设午餐。席间，在谈及两岸历史文化的同时，秦孝仪先生提出法门寺文物来台展出，并陈述台湾方面期待已久之情。我讲了法门寺历史文化和中华民族的历史凝聚。秦孝仪先生表示，法门寺大唐地宫发现以来，在海内外影响极为广泛和深刻，这是华夏民族的尊荣。台北故宫博物院曾多次派人到法门寺参观，并研究了近年来法门寺博物馆组织的各方面研究资料，从前几年起，就请求法门寺文物到台北故宫展出。这次交流，机遇更好，请予安排。他派器物处处长张光远先生与我接触，要求具体意向。11月15日到17日，在台北市立图书馆举行“海峡两岸博物馆事业之交流及展望学术讨论会”，我发表的论文是《法门寺与法门寺文化》，比较全面的阐述了法门寺历史与佛教地位，法门寺唐代考古的重要收获，法门寺历史文物的文化价值，法门寺地宫唐密曼荼羅文化，近年来法门寺文化研究和法门寺博物馆建设等。就法门寺文化研究和法门寺地宫文物保护特别是唐皇室帝后丝绸化学保护两大议题，向台湾方面表示，请求同研究、同保护，得到与会台湾学界认同。同时，在我进行的一场学术评论上，针对台湾学者偏重理论和理念、大陆学者重器物、重实践的情况，我提出在博物馆建设问题上，应该让学问从专家、学者的书斋里和课堂上走出来，及早变为社会的共同财富的观点。具体阐述了法门寺博物馆理论研究、社会效应和博物馆建设互相促进、循环往復的发展格局，引起与会学者的兴趣。在第二天的台湾《民生》报上，以我的演讲为题，登了法门寺博物馆多半个版。台湾中华文物学会、台湾师范大学约我作了专题讲演。台北故宫博物院邀请我演讲、交流，但因代表团离台北参观交流，未能安排上。
18日，代表团赴台中，开始了环岛学习交流。20日晚上抵高雄市。在章全生先生联系下，会见了星云法师。星云法师当夜给我打来电话，陈述了两岸交流应官方和民间同时进行，法门寺文化应到佛光山展览，以促进民间交流，促进祖国统一的具体意见。我在谈法门寺历史文化、佛教文化、法门寺唐密曼荼羅文化时，就现已完稿的历史巨片电影《龙飞法门》、四十集电视连续剧《法门风云録》、十二集电视专题片《法门寺》的拍摄和法门寺地宫丝绸保护等问题，请求星云法师从佛教文化的角度予以支持，以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傳统文化。星云法师当即表示承诺，并说他将及时告知都监院院长依淳法师和佛光山文教基金会会长慈惠法师作出安排。他郑重表示，热切希望法门寺文物到佛光山展出，对今后法门寺文化建设他将鼎力相助。
11月22日晚，代表团结束环岛参观、交流，回到台北。23日上午，两会与代表团聚会，对代表团此行取得的重大成果表示祝贺，海基金副董事长、秘书长焦仁和先生认为就文物和博物馆事业的交流，两岸此次活动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可以“求同化异”来总结。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先生专门会见代表团，对整个活动给予很高评价。
在台期间和23日下午、晚上，24日上午离台北前，我电话联系和会见了台湾陕西同乡会、西北同乡会秘书长李鸿超、总干事张作鹏及重要成员王禹廷、张克晋等，就法门寺文化和法门寺博物馆建设问题进行了座谈和交流，提出了一些初步的意向及今后交流的计划。
11月24日下午，代表团离台，两会秘书长送到桃园机场，送上飞机，双方告别，代表团当晚中转香港，整个活动结束。25日，我经广州到北京，就两岸法门寺文化交流、法门寺文物赴台展出等问题，提出了初步方案，12月1日下午，向国家文物局负责同志作了详细汇报，国家文物局表示支持，具体工作让回陕汇报后由有关方面商定。
七、1995年法门寺地宫唐密曼荼羅揭秘、法门寺唐密(北京、法门寺)学术讨论会，法门寺唐密曼荼羅文化陈列对外开放和法门寺唐密文化研究
法门寺地宫在发掘之初，就受到了中央、陕西省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关心，确定发掘和研究同步进行。法门寺博物馆成立后，立即组织全国的学术力量对法门寺的佛教和文化现象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专家们一致肯定法门寺在晚唐时期是以密宗的特点而存世的。对地宫佛教文化的根本内涵，陕西、青海、河北、北京的专家学者石兴邦、宿白、韩伟、李克域、吕建福等人及法门寺的同志都进行过卓有成效的研究。尤其是在文物的鉴别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对整体文化现象却一直没有认识和破译。1994年3月，应法门寺博物馆邀请，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吴立民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丁明夷研究员等人前后5次到法门寺与陕西省专家聚会，共同探讨地宫问题。最后终于实现了对地宫唐密曼荼羅的全面破译，重新再现了唐代佛教文化的光彩。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对此给予很高的评价，指出：“这是震惊世界的重要发现，重大发现，真了不起。”1995年3月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法门寺博物馆发起，邀请首都学术界、佛教界专家学者在北京中山公园举行了“法门寺地宫唐密曼荼羅学术讨论会”。会上吴立民所长、丁明夷研究员介绍了有关唐密曼荼羅的研究情况，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极大兴趣。
据介绍整个地宫在封闭时，被布置为佛祖真身舍利供养曼荼羅形式，被视为佛教密宗的“无上法界”。佛教认为，密宗是为了普渡众生由报身佛而显现释迦牟尼的秘密教法。据说法身佛大日如来将包容宇宙万物的胎藏界和金刚界两部大法传于弟子金刚菩萨等。后由印度僧人善无畏、金刚智等人将此二部大法分别傳入中国唐都长安。“曼荼羅”是体现二部大法法义象征的最高“聚集”，轮圆具足，为诸佛和众菩萨的道场，表征了森羅万象的宇宙世界。崇拜它就能体现佛教所说的物质与精神的统一，同时也是信徒的实践和理论的结合。李唐王朝后期崇尚密宗，两部大法在中国蔓衍。因而在开元以后结坛于法门寺地宫，于地宫内构建了一个寓意包羅万象，无尽变化的唐密曼荼羅世界。在地宫的发掘中，曾经发现了一些奇特的文化现象，如满地遍布铜钱，后室中部堆积熏香灰，八重宝函中盛放液体，四壁涂黑。这表明地宫在封闭之前曾做过盛大的舍利供养法会活动。现经专家考证，地宫一如唐帝王陵寝，其建法却依密教布坛的形式而布置。主体建制分为甬道、前室、中室、后室和密龕(即密室)五部，又称一道五门四室。地宫总体上为佛指舍利供养大曼荼羅，佛指舍利则为三昧耶曼荼羅，供奉佛舍利的诸种法器、供养器及供养法就是法曼荼羅，如法供养为羯摩曼荼羅。六大瑜伽，四曼不离，三密相应成就了地宫唐密曼荼羅。按密教仪轨“遍法界成黄色方坛”的要求，甬道、前室、中室成长方形，后室及密龕为正方形。入宫的地面铺铜钱成金黄色，主要供养物亦作金黄色，以显示出地宫为黄色方坛。地宫有一道四门，供养佛指舍利四枚，而一道四室通徹全坛，表示体现金刚和胎藏二界的大日如来中道一实。四方四室的四舍利，则表示四方四佛，建立二部曼荼羅。后室供奉第一枚佛祖舍利指骨的“影骨”之八重宝函，寓意胎藏界本有平等——理界——前五大——色法——莲花——因——东曼荼羅，故鏨刻了胎藏界诸尊造像；放置密龕内的第三枚佛祖“灵骨”之五重宝函，表示金刚界修生差别——智界——识大——心法——月轮——果——西曼荼羅。鏨刻金刚界根本成身会45尊造像。而供奉于地宫中室的唐中宗李显皇帝为第二枚佛指舍利敬造的汉白玉“灵帐”后的捧真身菩萨，象征皇帝供养佛指舍利真身，它也是金刚界和胎藏界二部大法，二部曼荼羅之合体，此为中国唐密所特有的二部曼荼羅合成的造像。地宫内部以步步升高的形式来表现佛教所描绘的重重无尽的华藏世界。又以閼伽瓶来象征四海之水；以描金檀香木金银山来表现三千大世界；还以鎏金十二环大锡杖来代表佛祖的最高权威。所有这一切，除了表示实现“圣寿万春，圣枝万叶”的宗教理想外，还融入了“八荒来服，四海无波”的政治目的，起到护国佑民的作用，其针对性和现实性是很明确的。
印度密教傳入中国，演为中国的密宗，其间经历了金刚智和善无畏二大家结坛相互传授的“金胎互授”，到不空和僧人一行每人同时傳承二部大法的“二部一具”，再到惠果融合二大部的“金胎不二”，密宗得到完善和发展，最终实现了中国化的密教，使密宗达到最高阶段。法门寺的密宗活动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是活跃于晚唐宣、懿、僖三带的国师、密宗高僧智慧轮大师。他融唐密二部大法之精华于一炉，把“金胎不二”大法再发展列“金胎合曼”大法。所以法门寺地宫曼荼羅的组成，是中国密宗史上的逻辑之使然，代表了中国密宗理论与实践的最高成就。
法门寺地宫唐密曼荼羅的全面破译和揭秘，有其特殊而重要的意义。首先，法门寺地宫是正纯密教文化的最高集结，为密教中国化的最高坛，而且它又是中国高僧大德来完成的。所以有着丰富的内容，不仅仅是密宗的本身，还有文学、艺术、哲学等其它内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现，使中国佛教文化的研究有了一个全新的突破，也更加全面和丰富。过去人们对汉地密宗的实物知之甚少，研究总不能深入，而且还产生过一些异议和偏见。现在法门寺地宫的开启，使失传千年之久的唐密文化打开了神秘的大门，不仅展示了法门寺内道场佛舍利供养曼荼羅世界和唐密文化的真实内涵，还填补了晚唐密宗史的空白。它也给学术界的研究带来了契机。人们知道了唐代密宗的“金胎合曼”的特殊法门，明白了唐代统治者的宗教信仰情况，再结合书本的知识，必能有一个新的认识。使原有的研究起到了一个飞跃，从量变进而到质变。因此，法门寺地宫是现代密教研究的新起点。
其次，法门寺地宫唐密曼荼羅世界的发现，是法门寺历史文化发掘的重要步骤，其价值和成果等同于1987年的地宫面世。现在我们可以说，法门寺是唐代长安密宗的三大寺核心之一，也是唐密宗派傳承的主脉和唐密的最后阶段。由于法门寺供养了当时佛教界至高无上的佛祖真身舍利圣物，唐代的重要官方宗教活动都是在这里开始运行的。据史书记载和地宫法器及供养物上都出现了长安城著名的高僧大德的名字，说明佛舍利供养的确为唐密供施的最高法事。所以历史赋与了法门寺成为佛教的祖庭地位，和唐密最高法界的历史地位。
第三，法门寺地宫的法物证实了包括日本僧人在内的长安城内唐密高僧，都是“两部一具”的大阿闍梨，他们与法门寺有着深深的联系。法门寺的“金胎合曼”大法是来自于唐代密教大德惠果和一行的教法，而东傳日本的东密或台密与法门寺密法有着共同的渊源。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前来中国求法的日本弘法大师空海、传教大师最澄并没有见到“金胎合曼”大法，不过，它的传人和弟子却有机会再次目睹了法门寺的光彩。日本的政界要人田中、海部俊树、羽田孜等都曾经来过法门寺参谒佛舍利，目睹唐密的风貌。唐密曼荼羅被破译，还可以考证解释日本东密、台密存疑的一些问题。这个消息传到了日本后，引起了日本佛教界的震动，真言宗领袖认为这是与日本佛教有“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因为它揭开了亚洲大乘密教文化圈(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内扩大宗教与文化交流的新的一页。法门寺的佛舍利还送到了泰国供养，受到了南傳上座部佛教徒的热情瞻拜，反响强烈，增进了与南傳佛教国家的友谊。
中国的密教体系，可分为内地密宗与藏傳密教两大系。藏传密教流傳至今，而内地密宗自晚唐五代以后逐渐淹没无闻。唐玄宗开元年间，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三人先后来华，将印度自成系统的正纯密教傳入中土，后世称为创立中国密宗的“开元三大士”。由于三大士和他们弟子努力弘傳的结果，密宗从此独树一帜，与唐代佛教其它宗派分庭抗礼，极一时之盛。开元4年(716)，中天竺密教高僧善无畏(637—735)经西域到长安后，深受玄宗礼遇，尊为国师、教主。善无畏译出密教经典多部，主要是《大日经》。善无畏傳授以胎藏界为主的密法，弟子有一行、智严、义林、新羅玄超等。一行撰《大日经疏》等，义林傳顺晓，顺晓再传日本僧最澄，最澄回国后创立日本“台密”。一行以后没有再傳。开元8年(720)，南天竺密教高僧金刚智(669—741)及其弟子不空(705—774)先后到达长安。金刚智等译出的经典主要是《金刚顶经》，传授以金刚界为主的密法。《大日经》、《金刚顶经》和《苏悉地经》，合称中国密宗三部“宗经”。不空从善无畏、金刚智学得“胎藏”、“金刚”两部大法，对密宗在中国的传播，影响深远。不空于《般若理趣经》潜心独运，将金刚九会法门浓缩为十七俱清净意法门，亲自译、撰《大乐金刚不空真实三昧耶经般若婆羅蜜多理趣经》及其《释》文，毕生为之实践不辍。不空门下弟子众多，著名者有五台含光、新羅慧超、青龙寺惠果、崇福寺慧朗、保寿寺元皎、觉超等，世称“六哲”，其中以惠果声名尤著。
唐玄宗天宝13年(754)，玄宗敕令不空住大兴善寺。唐肃宗乾元元年(758)，不空奏准于寺内设灌顶道埸，为肃宗亲授转轮王七宝灌顶。唐代宗时期，不空于每年元月、5月和9月，在寺中开坛灌顶，教化文武百官及四众弟子。又从全国搜罗佛教人才，广译密宗经典。大兴善寺遂成为唐代译经傳法的根本道场。
不空弟子惠果于青龙寺东塔院设毗盧遮那灌顶道场，广度僧尼，并历任唐代宗、德宗、顺宗三代国师，青龙寺乃成为晚唐密宗的根本道埸。
唐玄宗开元年间以后，密宗高僧多为黄閣上宾、内供大法、诸代国师。密宗在皇室佛教信仰中占有绝对优势。密宗主旨为上供下施，密宗供养中最高等级是舍利供奉。法门寺地宫中密封世界上唯一的佛指骨舍利(真身)，自然也就成为皇室供奉真身的至高无上的内道场。这一内道场的策划与组织者，是大兴善寺与青龙寺的密宗高僧。法门寺、大兴善寺、青龙寺，三位一体，密切配合，在唐代密宗史上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惠果是中国自成系统的密宗——唐密的创始人，又是日本东密的初祖，中国唐密弘傳海内外，惠果的功绩不可磨灭。
中国唐密是中国密宗发展的最高阶段。自其流布海外，又遭唐末五代战乱，以致晚唐密宗史料，自宋赞宁《宋高僧传》以下，均付闕如，终至淹没无闻。
幸运的是，法门寺地宫的重新发现，为我们揭示了自惠果到智慧轮一脉相承的唐密真面目，展现了密宗三寺之间的相应关系，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信息。法门寺地宫出土文物等级之高、供施之隆重、设计之周祥，显非寻常。《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碑中，有“先朝乞结坛于塔下”之句，研究结果也表明，地宫布置以“三影一真”的舍利供养为中心，按照“结坛塔下”的既定仪轨而铺陈。诸多精美绝伦、品类纷繁的出土文物，包括金银器、丝织品、琉璃器、铜器、珠宝玉器、石雕作品等。大体可归纳为供养舍利的法器与供养物(包括六供与七宝)之属，井然有序地予以陈放。法门寺的历史地位，首先在于它是唐皇室修行的内道场，具有极为鲜明的唐密文化内涵，由此才派生出它的文物、历史、文学等等方面的价值。
法门寺地宫唐密曼荼羅揭秘的重要意义，至少有以下三端：揭示了唐密文化的真实内涵，填补了晚唐密宗史的空白；明确了长安唐密三大寺的核心地位和相应关系，掀开了中国与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佛教文化圈(包括日本、韩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扩大佛教文化交流的新的一页。其社会与经济效益，当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法门寺博物馆珍宝閣地下唐密曼荼羅陈列部分，长约80米，高约5米，宽约7米。在地宫之中，在地面、两侧壁和顶壁，分别雕刻、绘制金刚界、胎藏界两部唐密曼荼羅中具有代表性的五部曼荼羅：①金刚界大曼荼羅，②胎藏界大曼荼羅，③苏悉地大曼荼羅，④理趣界大曼荼羅，⑤宝箧印曼荼羅及其相关法器、供物，以求反映唐密曼荼羅的特点，并尽量与法门寺地宫内道埸的原有内容相结合。
在法门寺佛教文化地下宫举办的唐密曼荼羅文化陈列，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以壁橱形式，由西向东长22米，原状大小模拟展示1987年4月法门寺地宫出土前的面貌。把唐代皇室布置为除佛门高僧、皇室成员外均不得见的唐密曼荼羅世界，如实地再现于今人面前；第二部分为南北走向、在长80米的地宫中，陈列了唐密曼荼羅最具代表性的五轮塔、方形层坛上45尊菩萨像、八重宝函，以及多幅壁画、巨型雕塑。
法门寺唐代地宫的復原、法门寺舍利供养曼荼羅世界之恢復，是还原历史，引伸历史，让法门寺历史文化大放异彩，为我国今天的文明建设和世界和平服务。其代表我们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历史地位不可替代，有着广泛的、跨世纪的轰动效应；第一、以舍利供养为中心的曼荼羅世界，体现了大唐王朝尊奉“护国真身舍利”和以“大聖真身宝塔”护奉的心态，表达了李唐皇帝“护国佑民”的佛教行为。其主旨精神对我们国家和中华民族有强烈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以使法门寺成为海内外向往之地。第二、作为佛教世界的最高法界，是历史地再现，对世界佛教有极大地吸引力和向心力，以使法门寺又一次永久地成为世界朝拜中心。第三、宏大的内道场是十分壮严雄伟的人文景观，过去皇帝朝拜供养的“禁中”聖地，今日万众即可身临其境，为别具一格的旅游观光胜地。第四、唐密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瑰宝，法门寺地宫为历史宝库，法门寺博物馆将成为唐密研究中心。第五、模拟地宫和曼荼羅陈列可以成体系出国展览推动中外文化交流。第六、在更大范围内和更高的层次上，开展佛骨和法门寺唐密交流，开展外交活动，促进祖国统一，促进我国与佛教国家的交往，促进世界和平。
八、1995年法门寺秘色瓷(上海)国际学术讨论会和法门寺秘瓷文化研究
《越窑、秘色瓷国际学术讨论会》于1995年1月16—17日在上海举行。这是一次具有校高学术水平的中国古陶瓷国际讨论会，规模空前。会议虽然只进行了两天，但人们对会议的内容和有关学术活动反响强烈，不少出席会议的中外学者认为，这次会议，将对越窑、秘色瓷乃至中国古陶瓷研究产生重要影响。为了使广大读者进一步了解这次会议，笔者把这次会议的有关学术活动和部分学术观点作一简要评述。
1.会议召开的由来和筹备过程
越窑是中国古代的烧瓷名窑，唐宋越窑秘色瓷历来是世人珍视的名品。本世纪30年代开始，一些专家学者陆续前往浙江越窑窑址进行调查。建国以后浙江地区文物考古工作者又对一些重要窑场进行了发掘，解决了许多问题，对越窑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长期以来，由于秘色瓷的名称只见于文献，传世及出土实物中很难准确地分出哪些是秘色瓷，因而，有关越窑和秘色瓷的许多问题，在学术界存在着争议。
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大批稀世珍宝中有13件能与同出土《衣物帐》对号入座的秘色瓷。这13件瓷器加上未见《衣物帐》记录的青釉八棱瓶，共有14件作品的问世，使世人初次见识到了真正的、典型的秘色瓷，解决了一些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但也进一步引发了一系列对秘色瓷认识的争论，出现了不少新的观点。
早在几年前，上海博物馆就在醖釀着进行一次新的古陶瓷学术讨论会。1992年10月在上海博物馆举行的“哥窑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国内外中国古陶瓷研究领域中曾产生过较大影响，而新的讨论会也应该选择一个具有相当学术讨论价值的重要课题。在许多课题中，秘色瓷的学术研究价值是显而易见的。经过多方商定，由陕西省文物局(法门寺博物馆具体承办)、浙江省文物局和上海博物馆三方联合举办这次讨论会，并将题目定为《越窑、秘色瓷讨论会》。会议于1995年1月在上海举行。由上海博物馆负责会议的筹备工作。经商定，会议组织一批各地出土的越窑、秘色瓷精品，陈列于会场，供会议代表观摹研究。其中法门寺博物馆提供一批不同类型的秘色瓷。这是法门寺秘色瓷出土以来在陕西省以外展出数量最多、品种最齐的一次。浙江省及文物局也组织了省博物馆、宁波市博物馆、临安县博物馆、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慈溪市文管会等单位提供大批越窑秘色瓷精品和标本资料。北京故宫博物院、苏州市博物馆、吴县文管会、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也提供了不少精品。由于这些地区文物部门的积极协助，大大丰富了这次会议的内容。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与上述单位提供精美的越窑、秘色瓷及重要标本有十分重要的关系。
这次会议召开前数月，不少热心于陶瓷研究的海内外专家、学者和海外一些著名文物收藏家，纷纷来信来电，表示希望参加这次会议，从而使会议代表名单一再改动，从最初三四十人的规模扩大了一倍以上。虽严加控制，但会议开幕时，已有90位代表到会。另外，还有20名列席代表。人们为什么对这次会议抱有如此热烈的态度?主要的原因是：①隨着国内地下出土物的增多(尤其是法门寺地宫文物的出土)，越窑、秘色瓷的研究已形成了一个新的热点。②会议期间将有大批珍贵的越窑、秘色瓷得以观摹研究。③世界上著名陶瓷专家、学者的出席使会议成为高层次的国际学术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近半数代表分别来自英国、美国、日本、菲律宾、新加坡等国家和我国香港、台湾地区。这些海内外代表中有好几位是具有相当影响的陶瓷专家。国内代表分别来自北京、上海、陕西、浙江、江苏、河南、福建、广东、内蒙古等省、市、自治区文博机构，大学、科研单位及有关机关。
2.会议学术活动概况
1月16日上午，越窑、秘色瓷学术讨论会在上海博物馆租借的上海档案馆会议厅开幕。上海博物馆马承源馆长首先致开幕词；浙江省文物局副局长陈文锦、陕西省文物局代表吴晓丛(省局博物馆处处长)分别致词；国家文物局代表袁南征(流散文物处副处长)致贺词；对本次讨论会提供帮助的日本有田陶瓷公園青木宏悦会长也到会祝贺并致贺词。由于这次会议是学术会议，因而不搞其他礼仪性活动。
简短的开幕式后，大会筹备处组织代表观摹了各地运滬的越窑秘色瓷的标本资料以及上海博物馆同类珍藏文物。这种先观摹后宣读论文和讨论的做法，是总结了以前学术讨论会得出的经验，通过对地下出土文物有感性认识后能使代表们产生新的体会，也有助于代表掌握、了解新的学术动态。
能有机会接近文物甚至上手观摹，这几乎是每一个研究者都想做的事。这次会议中除了法门寺及少数文博单位送展的展品封入橱内外，上海博物馆和部分地区送展的瓷器在严格按照文物保护要求的前提下都能上手观摹，使不少学者感到取得了很大的收获，使他们在发言讨论中增添了许多内容。由于代表们的一再呼吁，致使大会组织者决定第二天下午再次安排观摹了一次。这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理性认识再回到感性认识的做法，大大增强了代表们对越窑、秘色瓷的认识。从而使下午宣读论文和第二天讨论的学术气氛变得更为浓厚而热烈。不少代表的发言显得更有说服力，与会代表也觉得更容易理解。
这次会议前，全国各地和海外一些国家及地区共上报论文23篇，实际递交的有31篇。主要围绕着秘色瓷这一课题，其中与法门寺秘色瓷有关的所占比重较大。也有论述越窑瓷器制作工艺和烧造制度的，当然，还有个别官窑研究的文章。为了控制时间，16日下午的宣读论文时间以每篇10分钟为限，叙述论文要点或总结部分，力求简明扼要。大会还配以幻灯片机，供代表讲解时放映幻灯片用。共有20名国内外代表在会上宣读了论文。著名青瓷研究专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伯谦先生主持了下午的会议。
除了安排第二次宝物观摩外，第二天的日程均为讨论，各地代表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会场气氛异常活跃。上、下午的讨论会由我主持，有数十位代表发言。大家的议题主要集中在越窑、秘色瓷上，也有的代表对官窑的问题展开了讨论。讨论结束后，本次学术讨论会主要召集人、上海博物馆汪庆正副馆长所作的总结发言，宣告了为期两天紧张而热烈的讨论会胜利结束。会后，许多代表说，这样的讨论会名符其实，不搞虚荣，不搞游山玩水，学术空气浓厚，真正起到了讨论会的作用。大家认为，这样的活动有助于中国古陶瓷研究的深入。
3.会议提出的主要学术观点
讨论会上，代表们提出了不少学术论点，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也有一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讨论。现将一些主要的学术观点和认识分述于后：
①关于秘色瓷的产地问题
秘色瓷的产地在何方，这在过去是十分明确的，唐代以来的文献都明白无误地记载了产地在浙江的越窑。但自从法门寺秘色瓷出土后，有的学者认为南方、北方都有秘色瓷烧造窑场。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不应产自浙江，它们可能属于北方地区烧造。有的甚至认为其产地可能就在陕西地区。其原因是法门寺秘色瓷烧造质量很高。釉色青绿，与常见的越窑青瓷存在着区别，制作方法也与越窑瓷不尽相同。有的研究者还说，陕西古代生产的青瓷其特点为“类余姚县秘色”，因此这批瓷器可能产自陕西。众说纷纭，不一而足。这次会议上，绝大多数学者认同法门寺秘色瓷产自浙江的越窑。来自陕西的学者也多持这种观点。由于经过了各地运滬货物的对比研究，因而也获取了不少较有说服力的证据，如一位有影响的学者在会上指出，法门寺秘色瓷釉面多见有稀疏的黑点子(通常称为“落灰”)，在越窑瓷器尤其是上林湖采集的标本釉面也常见这种黑点子。不少学者通过书面文章和发言，进一步论述了法门寺秘色瓷为上林湖越窑烧造的最大可能性，从烧造工艺、制作特点和科学分析多方面加以论证，受到了与会大多数研究者的赞同。当然也有的研究者在支持“越窑说”的前提下，提出了目前不要下绝对结论，还应从更深层次进行研究的看法。另外，原先持北方说的学者，多数已不再坚持这种观点，有的只是对具体作品是否秘色瓷进行探讨。记得在会议休息时，一位学者指着《越窑、秘色瓷学术讨论会》的会标对主持人汪庆正先生说：“什么时候把这个标题中的越窑、秘色瓷之间的标点符号去掉就好了。”通过这次会议，“上林湖越窑说”可说已占主导地位，越窑、秘色瓷作为一个统一的概念应当说已为时不远了。这个概念的出现不是新观点的产生，也不是千百年来“越窑秘色瓷”的文献概念，她是经历了学术界重新研究，讨论后得出的全新概念。
②秘色瓷的概念问题
什么是秘色瓷?秘色瓷的范围有多大?哪些瓷器属于秘色瓷?这些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秘色瓷的概念问题。而这一问题实际上还未得到真正的统一。在这次会议上，一些国家和地区及国内代表的论文和发言，基本上还是按各自习惯理解这一概念。提议较多，至少可理出三种观点：其一，越窑瓷与秘色瓷划等号，越窑瓷就是秘色瓷，秘色瓷就是越窑瓷；其二，秘色瓷专指那种釉色青绿的越窑作品；其三，艾色和青绿釉色的越窑作品都是秘色瓷，只要这些作品在秘色瓷烧造时间的上下限以内都可以算入。
③关于秘色瓷之“秘”含义的讨论
秘色瓷之“秘”究竟是何意?这在过去就存在着不同看法，法门寺秘色瓷出土后，对这一问题的争论更多了。会议期间，许多代表撰文或发言认真地进行了探讨，从古文献中关于“秘”字的含義到唐代秘色瓷之名的由来，从陆龟蒙的“千峰翠色”到法门寺秘色瓷的青绿釉色，论点颇多。有的认为秘色即“稀见之色”，有的觉得秘色是一种“香草色”，也有的说秘色实为“碧色”。此外，还有神秘色调和神秘、珍奇和本身色调的混称等等。归纳起来，持“香草色”的说者较多；“稀见之色”说者颇有见地；“碧色”之说论据比较充分。总之，对“秘”字含义的认识，集中到一点绝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指的釉色，至于究竟属于哪一种色调，还有待进一步统一。
④关于秘色瓷窑场的性质问题
有关秘色瓷是官窑还是贡窑所烧的问题在会上也展开了讨论。法门寺秘色瓷属上林湖越窑烧造，已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但唐代上林湖越窑秘色瓷是官窑还是贡窑所烧，有的代表回顾以往对越窑官瓷烧造性质研究时，列出了“官窑论”、“官监论”和“官搭论”三种不同观点，对此进行剖析。也有的代表提出唐代为贡窑、五代已成为官窑的观点，从政治体制的变更等方面来判断这一窑场性质的转变。也有的代表认为，唐、五代、北宋烧制秘色瓷的窑场不是官窑而是贡窑。因为唐代已明确有贡窑。而五代、北宋秘色瓷窑场很多，慈溪、上虞、鄞县均有。这么多窑场单靠官窑力量创办是不可能的，历代文献也没有越窑设官窑的记载。另外，器物本身刻铭表明了其贡窑性质，器物上“官”、“官样”等文字的出现证明了它们不是官窑而是兼烧贡瓷或官用瓷的民窑。还有的代表提出上林湖南窑是什么性质，它算不算官窑的问题。有的还对嘉靖《余姚县志》中提到的上林湖唐宋时置官监窑的说法作出了探讨，并对其中关于唐代是否置官监窑问题提出质疑。还有的代表在讨论中提出了宋官窑的问题，提出了中国真正的官窑是否在北宋时期的疑问。由于会议主题是越窑、秘色瓷，因而官窑问题只是其中的一个插曲。
⑤八棱瓶问题
有的代表提出了法门寺八棱瓶是否属于秘色瓷的问题，由于八棱瓶未与其它秘色瓷存放一处，《衣物帐》也未记载，因而不能算作明确的秘色瓷，但肯定是上林湖越窑烧造。曾经参加过发掘工作的代表则肯定八棱瓶是秘色瓷，由于八棱瓶出土时内装的佛教五色宝珠29颗，瓶上有一大珠覆盖，这样的陈列形式肯定同宗教有密切关系，因而决定了它不能与别的秘瓷放在一起。这件作品符合秘色瓷应具备的式样、釉色、御用等三大基本要素，而且它肯定来自宫廷，因而把它排挤出秘色瓷行列是没有道理的。这些来自发掘现场第一手的材料过去鲜为人知，发掘报告也未写明，因而使人们只能从现象上分析。会议期间，了解了前因后果后，使代表们更进一步掌握了秘色瓷出土的背景材料，从而使原有的观点得到补充或修正。
还有不少代表认为，法门寺八棱瓶同上林湖窑场发现的那些八棱瓶残器风格相似，有的则认为完全相同，因而肯定是越窑烧造，有的还肯定是同一窑场烧造甚或出自同一人之手。还有的则认为各地出土或傳世的八棱瓶大同小异，虽可肯定均为越窑烧造，但仍应当注意区分其不同风格。
⑥关于秘色瓷的烧造上限
有的代表认为，秘色瓷始烧于9世纪50年代之前，浙江宁波和義路唐大中二年(848)一批越窑作品即是这一时期的产物。许多代表认为，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瓷为唐咸通十五年(874)，因而绝对烧造上限咸通十五年前。还有的代表从烧成运输等方面推算，法门寺秘色瓷至晚在咸通十三年已经烧成，因而其上限至晚应是咸通十三年(872)。有的代表甚至列出了上林湖出土的咸通十三年青瓷残器(在大批匣鉢中)，从而也得出了法门寺秘色瓷在咸通十三年春天已经烧成的结论。有的代表认为，法门寺秘色瓷的烧造质量，制作特点不尽相同，可能是分批烧成，因而制作年代可能有早有晚之分。还有的代表把西安唐咸通十二年张叔尊墓出土的八棱瓶看成最早的秘色瓷。
⑦越窑、秘色瓷的分期
一些代表对越窑、秘色瓷的烧造进行了划分，主要有下述三种分期：
第一种，越窑青瓷的发展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初唐至晚晚唐为开始时期；第二阶段秘色瓷烧造于九世纪中叶的晚唐至五代时期；第三阶段是吴越国降宋以后。
第二种，有的代表把越窑秘色瓷分成早、中、晚三期。早期为晚唐时期，以法门寺和钱宽墓出土瓷器为代表；五代为中期，以钱元瓘、钱元玩墓和苏州吴县七子山出土物为代表；北宋前期为晚期，以宋太宗元德李后陵，辽陈国公主墓、韩佚墓等出土器物为代表。
第三种分期分得最细，第一期，唐元和朝(806—820)前后，秘色瓷开始烧造时期；第二期大中、咸通朝(847—873)，其间分二段，大中朝段以宁波和义路出土器物为代表。咸通朝(860—873)段以法门寺出土瓷器为代表；第三期为光化、天復(898—903)前后；分二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吴越国钱氏家族墓出土物为代表。第二阶段为五代天福、开运和广顺(936—953)前后；第四期为北宋太平兴国至咸平朝(976—1003)前后，第五期亦即最后一个时期为咸淳至熙宁五年(1003—1068)。这一时期是秘色瓷衰落到停止阶段。
这三种分期各有各的特点，也各有各的理由，尤其是第三种论据较充分。三种分期实际上有许多相同之处，当然有些划分还有待进一步统一。
⑧关于五代越窑的地位
不少代表提出五代越窑对全国制瓷业产生过重要影响，而且经过唐代数百年的烧造，五代越窑烧瓷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现今所见越窑秘色瓷以五代产品为最佳。由于受五代越窑产品质量优异的影响，南北各地许多窑场予以仿烧，对这些情况应引起进一步的重视。有的代表就五代越窑的烧造和各地发现的仿越窑产品进行了探讨，从工艺上和科学测试数据等方面进行分析，进一步揭示五代越窑烧造技法和对各地青瓷窑业的贡献。
⑨秘色瓷的质量等级
有的代表提出，历代的秘色瓷应当有一个产品质量和使用等级的问题，因为不是所有的秘色瓷都是优质产品，其间也有质次产品。而且，不一定所有秘色瓷都是皇帝使用的，帝王所用秘色瓷是最上等的质量最高的产品，公侯、贵族的可能差一些，那些质次产品也为一般文人阶层使用。
⑩其它
有的代表在讨论中提到了秘色瓷与宗教的关系，认为法门寺秘色瓷与宗教有密切关系，有些器物带有深厚的宗教色彩，如八棱瓶，与法门寺宝塔地宫内的密教坛场的摆设有密切关系。一些代表就这类问题展开了讨论。也有的代表对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其它器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对出土的玻璃器皿、金银器等问题也进行了探讨。当然这些问题已不属于中国陶瓷史范畴了。
法门寺秘色瓷(上海)国际学术讨论会后，由法门寺博物馆编辑，《文博》刊社出版了《越窑、法门寺秘色瓷国际学术讨论会专号》。共收录论文31篇，专家、学者从法门寺出土瓷器的种类，秘瓷的始烧年代，秘瓷的称谓与内涵，看法门寺出土越窑秘瓷精湛的工艺技术，烧造窑口与胎、釉工艺特征，秘色瓷出土的历史意义。由秘色瓷论唐宋“官监”问题，上林窑工，中国古陶瓷的金彩装饰等方面，进行了深刻的探讨与论证。会议一致认为法门寺地宫秘色瓷的出土是陶瓷考古的重大发现，对秘色瓷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徹底地揭开了秘色瓷的奥秘，对弘扬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九、1996年法门寺中华佛教文化城
1.中华佛教文化城缘起
1998年，将迎来古印度佛教傳入中国2000年的盛大纪念。
公元前2年，即汉王朝哀帝元寿元年，从遥远的西域大月氏国派来的使者伊存，向中国的博士弟子景庐口授《浮屠经》。这是见诸史册的最早的可靠记录。从那一年开始，2000年的悠悠岁月已然流逝，而佛教却在中国的大地上留下了不朽的印痕。
古印度佛教发展到公元13世纪，即大约中国宋代时，溘然消亡。佛教在印度的历史，从释迦牟尼开创为始，前后大约也不过2000年。在今日之印度，几乎已见不到佛教的踪影，仅存的圣迹亦属寥寥。佛教离开古印度，却向北、向东、向南延伸了自己的慧命。长青的菩提之树遮护着整个娑婆世界。而这三个方向的傳承，或称北傳汉语系、东傳藏语系、南傳巴利语系，最终都汇集于中华大地。在中国的土地上，菩提之树显示了最茁壮的生命力。
中国，无愧于佛教的第二故乡之称。佛教文化，与儒教文化、道教文化并列为中国传统文明的三大支柱；无论过去、现在或未来，必将为中华民族做出积极的贡献。
中国佛教有许多值得自豪之处，其中有史为凭。上溯公元前3世纪由阿育王亲命遣送、自公元6世纪即元魏二年由拓跋氏肇启塔基。从唐代开始由皇家供奉的四枚佛指舍利，已成为中国的国宝。佛指舍利逢盛世而出，佛光普照，成为震动中国与世界的大事。泰国迎请佛指舍利，更成为举国若狂的大典。参拜佛指舍利，对于全世界的每一位佛教徒都是毕生的大功德。没有哪一位佛教徒的心不是向往着佛指舍利的。
供奉佛指舍利的地方就是圣土，这圣土就在中国，就在法门寺。
法门寺应该成为世界佛教徒的朝圣中心，应该成为集中华佛教精华之大成的文化中心。
设想中的中华佛教文化城正为此而建。
中华佛教文化城总承了中国佛教2000年和世界佛教2540年的历史和文化，融佛史与佛学为一体，以20世纪90年代的学术研究成果和科技发展成果为基础，突出古老传统与现代文明的结合，依照“今日之精品，后世之文物”的高标准，从整体布局到个体设计均力求以创新的精神，高品位、高质量地体现佛教文化之精华。为中华大地留下一处具有跨世纪水平的人文景观，为匡正人心、淳化世风、造福子孙开一方净土。
中华佛教文化城设计方案由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中国宗教学会秘书长王志远教授，耗费一年多的时间亲自制定。并于1993年获得国家发明专利。这一发明专利的学术水平和实施价值，已得到当年在钓鱼台国宾馆举办的国家级专家论证会的高度评价。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称之为一个“辉煌的梦想”，希望有更多的人们来帮助建好这座寄托中华佛教美好意愿的可以称之为“壮观、伟观、奇观”的“不朽之城”，实现中国佛教三系具全、学修并重、真俗兼顾的“大圆融、大圆满、大圆用”。
中华佛教文化城兴建于法门寺，将重现大唐佛教的壮丽辉煌，而且突破了封建时代佛指舍利只能由皇家供养深藏于地宫之内的制约。在贯穿全城1800米的中轴线上，分别安置世界佛教博览馆、如来藏宫(麟德殿)弘法藏经中心、法门寺宝塔地宫和法轮广场巨型捧真身菩萨造像等四处，供奉四枚佛指舍利。这是结合佛教信仰充分利用出土文物的创举，也为中华佛教文化城注入了真正的灵魂。昔日皇家地下禁地，今朝万众地上圣城，国土壮严，利乐有情，人天共庆。
为兴建中华佛教文化城，专利权人——深圳松龄工贸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延丰先生，1994年担任中国国际文化艺术中心理事，恭请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光英题词，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题写城名，获联合国本届“和平使者”金奖；中国国际文化艺术中心、中国宗教学会、中国佛教协会、深圳经济学会、珠海花業发展联合公司、北京幽州书院、天室山艺苑、嘉兴太一集团公司、浙江足佳集团经贸总公司、中国宝安集团创办深圳市中佛城实业开发有限公司。赵朴初居士亲自为中华佛教文化城选定“凤凰于飞”的标志。徐先生和同仁们奔走于四方，先后在北京、深圳、郑州、杭州等地寻觅适当的建城地点，历时3年，终于在1996年3月与扶风县法门寺旅游文化有限责任公司达成共建协议。陕西省人民政府批准兴建后，更有民生集团(澳大利亚)有限公司，柬埔寨王金马泰国际投资发展公司正式加入，创办了“陕西法门寺中华佛教文化城有限公司”。纸上的梦想正一步步地推进并将成为地上的现实。
万法生自众因缘。如果没有佛指舍利，没有陕西省政府和民众开发佛教文化资源、改变贫困落后面貌的决心，便不能引来中华佛教文化城在法门寺的兴建；而如果没有“中华佛教文化城”的恢宏方案，不足以充分体现佛指舍利的壮严高贵，不足以徹底改变法门镇区的旧貌，也就不能引发立下宏愿，共建新城的壮举。
中华佛教文化城在法门寺动土兴建，弘扬2000多年佛教文化精华，供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佛指舍利，护国尊教，弘法利生，怎能不引动千千万万爱国爱教之人的善良情怀!
聚沙成塔、众志成城。在改革开放的强国富民政策指引下，在积极为民谋利、造福一方的陕西省各级政府领导下，在愿心深切、愿力宏大的十方大德的支持下，祈愿诸佛诸菩萨泽被加持，中华佛教文化城早日落成于古老的关中周原大地，凤鸣岐山，法轮常转；龙盘美阳，佛光普照!
是这中华佛教文化城缘起。
2.中华佛教文化城总体介绍
本发明属于一组建筑群，特别涉及一种佛教文化建筑物的总体布置及其结构。
目前佛教文化建筑有两大类型，一类是仿古、復原各占一半，另一类是原状缩微，这两类均属模仿组合，没有自身的创新，缺乏推陈出新的精神和价值。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对佛教文化的现实表现方法提出新的技术方案，以20世纪90年代的学术研究成果和科技发展成果为基础，提出“中华佛教文化城”的构思和设计方案。它生动、具体、形象地为佛教文化创造了崭新的表现形式。它运用并浓缩了全部佛史及佛学的精华，突出了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从整体布局到个体设计均加以创造性的改进。因此，这是一项对于佛教文化与建筑具有历史价值的发展。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在于佛教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文化精华应对当今的精神文明建设发挥积极影响和作用。因此，在发展旅游业，开辟新景点的过程中，本发明不盲目仿古，不浅薄媚俗，而是要为中华大地留下几处具有20世纪90年代水平的人文景观，为匡正人心、淳化世风造一方净土。
为了实现本发明的上述目的，本发明的“三千大千世界——中华佛教文化城”依照“今日之精品，后世之文物”的高标准，综合古今中外一切高尚的文化表现方式和建筑表现形式，采用现代科技和新型材料，高品位、高质地的体现佛教文化之精华。
本发明的“中华佛教文化城”的整体布局是以正南下梢为入口，按“三宝”、“三学”、“纵三世”、“横三世”、“五方五佛”、“显密融通”，汉傳、藏傳、南傳三系俱全的合理分布。其中“三宝”为“佛、法、僧”；“三学”为“戒、定、慧”，“纵三世”为过去、现在、未来，“横三世”为娑婆世界、西方极乐世界、东方净琉璃世界，“五方五佛”(又称五智五身)为大日如来具五智化为五方五佛，即中央毗盧遮那佛(大日如来)，东方阿閦佛(金刚智)，南方宝生佛(灌顶智)，西方阿弥陀佛(莲花智或转法轮智)和北方不空成就佛(羯摩智)。
中华佛教文化城大致分为六大区，23个分区和95个景点。
为在法门寺设想中华佛教文化城的建设，各级领导、佛教界、文化界等各阶层人士都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由于投资界的集团性还未形成，加之资金有限，此事未能早日实现，只能等待以后的机遇。政府部门、各界关心此事的名流专家，特别是佛教界的许多要人，为了促成此事，仍在积极的运作之中。
十、1998年法门寺大唐文化宫、佛教文化馆、璇玑图文学纪念馆
自建馆起，我馆就全力向外开拓发展，止1997年，基本上完成了西院的征地和博物馆地宫的设计和部分建筑、陈列、开放任务。原拟在西院豆滔府地的遗址上建《璇玑图文学纪念馆》，报请扶风县和宝鸡市计委立项，联系与香港世界华人协会当届召集人程万琦合资兴建。1996年法门寺中华佛教文化城已经省计委批准立项。为统一布局，根据市、县领导指示，将以上项目改为大唐文化宫——已经宝鸡市计委批准立项。宝鸡市文化广播电视局、县工商局批准我馆成立了法门寺文化中心，引资联建。1997年，我馆三次引资，均因多种原因未能最后实现。近期以来，美国泛太平洋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潘思源先生多次来馆，就此项目建设与我馆洽谈后，经市、县领导协商，我馆馆务会、办公会议多次调查、对比、讨论，提出了一个初步方案。
另外，我馆法门寺唐密曼荼羅文化陈列，只建设地宫的三分之一；剩余三分之二，已与银行、人防及社会企业集团联系合建。我们拟向中华佛教2000年文化项目，投资400万元人民币达成协议，而予以实施。
为了有利于在大唐文化宫、佛教文化馆和璇玑图文学纪念馆建设上的招商引资，我们特以合作意向书(我馆协商方案)的方式，向投资者介绍建设项目、投资数额、利润分成、合作期限等。使投资者心中有数，积极参与，感到投资有望。让期待已久的大唐文化宫、佛教文化馆、璇玑图文学纪念馆次第展现人们面前。
十一、1998年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
1998年11月19日至23日，’98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古城西安隆重举行。讨论会由法门寺文化研究会、中国唐史学会、法门寺博物馆主办，中国佛教协会、陕西省委对外宣传小组、宝鸡市委宣传部、扶风县委、扶风县人民政府等全国、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的24个单位和部门协办，法门寺博物馆具体承办。来自中国、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与港台地区的专家学者和印度、尼泊尔驻中国大使共450多人参加了讨论会，其中既有八九十岁高龄的学界泰斗，又有二三十岁青春勃发的后学俊彦。讨论会组织委员会和法门寺博物馆对会议进行了两年精心准备，收到论文178篇，会前以《法门寺文化研究》通讯汇编成五册。还编撰了《法门寺文化研究丛书》(共10本)，收入《法门寺文化史》、《法门寺》、《法门寺唐密曼荼羅之研究》、《法门寺与法门寺文化》、《国宝》等著作，此外并将历年来法门寺文化研究成果编辑成考古卷、历史卷、佛教卷、文学艺术卷和文史资料汇编卷。研究的深入和材料的完备，是各类学术研讨会中极为出色的一次。
’98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召开之时，正值法门寺和法门寺博物馆对外开放十周年之际。这次国际学术讨论会是世纪之交对法门寺文化研究的一次检阅与总结，是十年来法门寺博物馆建设和法门寺文化研究会活动成就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集海内外学术界之力在新世纪的上半葉最终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法门学的一次再部署与再动员。
“十年辛苦不寻常”。在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各级党委与政府的领导下，在全国各有关单位与学术界的支持下，法门寺博物馆建立和法门寺文化研究会成立后，始终把全面、系统、科学地进行学术研究摆在最为重要的地位。先后举办了7次大型的国际专题学术研讨会：1990年的首届法门寺历史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1992年法门寺佛教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1993年法门寺文学笔会，1994年法门寺唐代茶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1995年法门寺地宫唐密曼荼羅揭秘、法门寺唐密学术讨论会，1995年法门寺秘色瓷(上海)国际学术讨论会，1998年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都取得了重要的科研成果，有的甚至震动了海内外。正是由于这一系列的学术研究与活动，使创建“法门学”的构想正在逐步变为现实。
与会代表记忆犹新：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我国的敦煌瑰宝被发现之后，学术研究走过了一条“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艰难曲折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才徹底改变了这种情况。与会代表高兴地指出：法门寺博物馆建立伊始就立起“自觉的学科意识”，率先提出“法门寺学”的概念，首创法门寺历史文化分期说，以考古文物与历史文化研究的高度结合，以多学科、多角度、高层次地结合，开阔了文化研究视野，全面探索展示了该学科丰富多彩的内涵，使“法门寺学”的研究迅速取得了突破性成果，闯出了一条独特的学术研究之路。与会代表高兴地看到：法门寺的珍宝发出越来越耀眼的光芒，法门寺历史文化的魅力勃勃生机深厚底蕴，越来越得到其显示。法门寺博物馆正成为文物陈列中心、历史资料中心和学术研究中心。
’98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是在前10年历次专题学术讨论会的基础上，进行的一次跨世纪的综合性学术研究和交流。这次会议，综合研究与专题研究相结合，法门寺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在历史、考古、佛教、茶文化及文学艺术研究方面都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并且有新的突破和进展。同时，对于下一步法门寺学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设性意见。会议期间，中国唐史学会第七届年会同时举行。会议以法门寺历史和法门寺佛教为探讨重点，使更多的唐史专家更为关注法门寺学的研究与发展，促进了学术界的交往与交流。
’98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是一次综合性的盛会，也是一次总结性的盛会，更是一次面向新世纪的盛会。会议确定了三方面的主题：
1.历史(含考古)文化：包括唐代历史文化；中国唐史学会第七届年会；法门寺考古发掘和文物专题研究与交流；唐代佛教考古。
2.佛教文化：唐代佛教与文化；唐代长安佛教文化和法门寺佛教；印度宗教与中国佛教；唐代密教的历史、教相、事相和傳承；法门寺地宫唐密曼荼羅；唐密与朝鲜、日本佛教；唐密与东南亚佛教文化圈；印密、唐密、藏密、东密、台密；近代中国密教；佛教文化与现代文明等专题研究和交流。
3.文学艺术：法门寺文学作品、影视作品的展示、研究和交流；法门寺唐代茶文化、中国唐代茶道的研究、表演和交流，法门寺国际茶会；法门寺书画交流等。
会议的论文和学术讨论紧紧围绕着上述主题，进行了全面和深入的探讨，取得了多方面的学术成果：
1.对于法门寺的兴衰史，对于十年来“法门学”的研究，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总结，为新世纪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我编著的《法门寺文化史》约60万言，是一部叙述法门寺历史沿革及法门寺文化发生与发展历史的专著。全书以时间为序纵排横述，分为序论、源头、初傳、鼎盛、衰落、復兴6篇。内容涵盖法门寺历史文化、佛教文化、珍宝文化和文学艺术几个方面，充分体现了法门寺文化的本质：以法门寺数千年的历史文化为主体，以释迦牟尼佛指舍利的供养为核心，以唐密曼荼羅为经典篇章，以地宫珍宝的佛教文化内涵为基础，从而以不二于世的姿态冠盖丛林。该书总汇了十年来关于法门寺与法门寺文化的研究成果，反映了学者们的共识，同时也立一家之言；该书兼具学术性与资料性，披露的大量照片资料为学者们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便利。我编的《历程——前进中的法门寺博物馆》则依次叙述了法门寺的历史，法门寺院重建及十年来的情况，法门寺博物馆的十年巡礼，为法门寺文化和法门寺文化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料。梁子、谢莉所撰《法门寺兴盛原因及其发展的几个阶段》一文则提出：法门寺初兴的直接社会历史背景是北魏崇佛之风。法门寺兴盛的历史政治原因是关中本位政策，法门寺走向繁荣的宗教原因是南北朝以来的舍利崇拜之风，中宗为塔寺旌表题铭是皇家寺院舍利供养中心地位最终确立的重要标志，玄宗——顺宗时代是法门寺平稳发展期，密教的传入及其中国化是法门寺走向发展顶峰的又一动力。本书则回顾了1000多年来法门寺文化发展史，说明牵动法门寺文化盛衰的直接原因是佛指舍利的出现或隐蔽，法门寺存在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因是以舍利为根本，法门寺文化的核心即是舍利文化。
2.佛教文化研究是这次学术讨论会的重点之一，法门寺地宫唐密曼荼羅的研究，唐代佛教与中国佛教的研究均有新的进展。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曾经指出：“法门寺唐密曼荼羅研究取得的突出成果，是同当年佛指舍利出土一样具有世界意义的极为重要的发现。”吴立民、韩金科《法门寺地宫唐密文化述略》一文具体分析了地宫唐密曼荼羅法界、后室八重宝函胎藏界曼荼羅、秘龕五重宝函金刚界曼荼羅、中室捧真身菩萨曼荼羅，揭示了法门寺内道场佛舍利供养曼荼羅的全面情况和法门寺地宫的真正内涵，明确了长安唐密三大寺的核心地位和相应关系。唐普式《从法门寺地宫试论唐密教相法理体系及其曼荼羅》一文，则介绍了唐密教相法理体系的要点及其表德法门。
对于唐代佛教的研究，涉及到诸多方面，如《唐代密宗与政治的关系》(李克域、姚素娴)，藏傳《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唐文化的关系》(刘曼春)，《佛教在唐代物质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傅玫)，《隋唐时代的寺院手工业》(魏明孔)，《唐玄宗时期的宗教政策》(薛平拴)。唐代各地的佛教状况，也是一些论文的关注点。《唐代龟兹的佛教艺术》(霍旭初)，《唐五代太湖地区佛教的发展》(张剑光)，《唐代吐蕃时期的西藏佛教》(弘学)，《唐代吴地佛教文化》(高燮初)，《唐代扬州的佛教》(李延先)，《唐代长安与敦煌佛教文化的关系》(王书庆、杨富学)，《唐代长安佛教造像艺术样式》(常青)，《唐代汉地佛教对吐蕃的影响》(陈楠)，都为唐代佛教的整体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史料与思考。
1998年是佛教傳入中国两千年，有的论文从学术文化的视角出发进行了研究。《中国佛教的过去与未来——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方立天)一文将中国佛教的历史经验概括为：与世俗政治的协调，与固有文化的磨合，文化学术的创造，并进而提出中国佛教的未来走向是实践人间佛教的理念。有的文章讨论探索了佛教《中国化的原因及其意义》(韩隆福、樊启毅、刘曙东)，对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年和法门寺开放十周年作出基本评价。
3.法门寺文化研究得到进一步拓展，加强了法门寺与有关历史文化事项的对比研究。
《从唐皇室与法门寺的关系看唐代的佛教发展》(韩生)一文，以初唐时期太宗、盛唐时期的高宗与武后中唐时期的德宗、晚唐时期的懿宗为代表，分别以他们与法门寺的关系及屡次迎奉佛骨舍利的盛况为线索，在大的时代背景下探讨唐代佛教发展的轨迹。《唐懿僖二宗迎送法门寺佛骨僧俗考》(李斌城)一文，具体剖析了参与迎送法门寺佛骨的僧俗人员情况，进一步揭示懿、僖二宗迎送佛骨的真实内幕以及李唐天子热衷这一重要佛事活动的某些深层次内涵。《武则天与法门寺》(周永卫)一文则揭示了武则天与法门寺的密切关系，阐述了武则天在法门寺步入辉煌进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法门寺与敦煌》(荣新江)一文依次探讨了沙州归义军对唐朝復兴佛法的贡献，法门寺真身信仰的西渐及其对敦煌的影响，认为：法门寺敦煌都经过唐朝兴盛时期佛教文化的洗礼，又在晚唐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为佛教的復兴分别作出了贡献。但相对来讲，法门寺所代表的唐朝文化更加辉煌，而且西渐到了敦煌。《慈恩寺与法门寺佛教文化比较研究》(梁中效)一文，将同为唐朝皇家内道场，而且都对长安佛教文化产生巨大影响，推动唐朝佛教文化迅猛发展的两座寺院进行比较，认为前者因玄奘而顯后者凭佛骨而名，但玄奘与慈恩寺的影响主要在社会上层，代表了贵族化的佛教；法门寺的影响主要在社会下层，代表了中国式的世俗化的宗教。
4.唐史研究更为深入和广泛，一些论文在视野或方法方面均有发展。
《试论唐代后期的三司胥吏》(李锦绣)在中外学者对三司使的演变历程、巡院组织和专賣机构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三司机构的官吏(尤其是吏)的构成提出意见，深化了唐后期财政机构的研究。《唐代诗文人籍贯的地理分布》(勾利军)一文，以《全唐诗》、《全唐文》、《唐才子传》和两《唐书》为统计范围，对十道诗文人的分布进行考查，作出了有新意的判断：政治环境是影响诗文人出现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环境的高下更与人才的多寡密切相关。《史道德出西域胡人的天文学思考》(鄧文宽)一文，对于作为悬案而存在的史道德的族属问题，运用古天文知识对羅丰《墓志》中的相关文句加以释读，认为是曲折表达其族出自西域胡人。《铁勒契苾部与契苾何力家族》(马驰)对中世纪民族史上扑朔迷离的民族——铁勒契苾部的兴衰变迁进行探求，并对蕃将世家契苾何力家族在唐代的某些社会活动给予考察。《对宇文周和关陇集团的再认识》(黄永年)因有感于陈寅烙先生对有关问题往往多在大处着眼，故就某些问题进行阐说或修正。《唐代市舶使若干问题的再思考》(李庆新)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市舶使的选任、设置地点及其对国家财政的贡献作了进一步的探究。《唐代的夜生活》(王赛时)通过唐人的诗篇及记述，勾勒出夜间宴饮、夜间娱乐、节令夜生活的基本轮廓，从一个侧面来了解唐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程度。《法门寺地宫金银器制造技术门外谈》(郑学檬)从探讨法门寺金银器的工艺技术着手，具体分析了中国传统金属加工工艺的优缺点，进而研究其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
《孙伏伽非进士考》(任士英)和《新唐书·惠莊太子傳中的“西土树神”》(严耀中)，都是“小题大作”的论文。前者认为孙伏伽既非隋朝进士，也非唐朝进士，并由此论及了科举起源问题。后者则以《新唐书》中所提到的“西土树神”为例，证明佛教传入给中国传统信仰带来的诸多冲击，涉及到中外文化交流的大问题。
5.唐代茶文化研究和法门寺茶具研究的深度与广度都有发展，并且加强了中外比较方面的探讨。
《茶字由荼演变和代荼的过程》(韩金科、朱自振)对唐宋以来一直关注和不断探索却又朦胧的茶字的起源，茶与荼的变化过程，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唐代诗人与大唐茶文化》(王泽农)对19位与茶文化有关和有较大影响的诗人的业绩进行了论述。《据于道，依于佛，尊于儒——关于〈茶经〉的文化内涵》(寇丹)一文认为，陆羽正是兼收并蓄各家思想才写成世界第一部茶书，奠定了中华茶文化的基础。《中国茶文化史上的第一座高峰——唐代茶道的特征及其历史地位》(余悦)具体分析了茶道在唐代定型并立即成为高峰的原因，唐代茶道的四个方面特征，以及唐代茶道对当时、对后代、对世界的影响。《法门寺地宫的茶器与日本茶道》(布目潮渢)依次论述了中国饮茶文化史上的法门寺地宫茶器、内道场——皇宫佛寺、内道埸上的设斋、禅院的茶礼、日本茶道的起源，通过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皇室使用的茶器等实物与现在仍盛行的日本茶道的关系，具体阐述了日本茶道源于中国的依据。
令人高兴的是，由于’98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与中国唐史学会第七届年会同时举行，一批原来研究政治制度史、经济生活史的专家也以浓厚的兴趣与极大的热情，加入到佛教文化和法门寺学研究中来，提供了一批有份量的论文。如《唐代世俗家庭的宗教生活——跋房山石经题记》、《〈故上柱国庞府君金刚经颂〉》，正是这样的论作。该文从分析庞德相等刻经题记入手，分析了唐代世俗家庭里有着丰富的宗教生活内容；唐人佛教宗教活动中充满了世俗家庭的气氛；即使是出家的僧尼也与世俗家庭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任何学科的建立和完善，任何学术的发展与提高，都需要众多人员的努力，都需要研究队伍的壮大，都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班。吸引相关、相邻学科人员的参与，甚至其他学科人员的参加，正是这次讨论会的特色之一，也是这次会议论文更为丰富厚实的原因之一，并且将使“法门学”的发展充满着后劲。
这次国际学术讨论会期间，代表们参加了“纪念佛教傳入中国2000年、法门寺佛祖释迦牟尼舍利瞻礼、地宫开光、方丈升座法会”，对于佛教深入到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传统文化之中的情景有了更直观的感受。
会议期间，代表们参观了法门寺博物馆。馆藏的出土文物，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叹为观止。法门寺博物馆新建的唐密曼荼羅文化陈列及模拟地宫，本着“今日之精品，明日之文物”的原则，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历史责任心，再现唐密曼荼羅奇特的艺术景观，在更大范围内和更高历次上增添了这一景观的价值。《唐代茶文化历史陈列》由“兴盛的唐代茶業”、“法相初见的唐代饮茶风俗”和“辉煌的宫廷茶事”三部分组成，较为全面、完整、系统地展现了唐代茶文化的历史风貌。这些陈列，都得到了代表们的肯定和赞扬。
会议期间，代表们观赏了由茶文化专家创作、陕西省歌舞剧院歌舞团演出的“陆羽茶道”和仿唐“清明宴”茶艺表演，日本里千家的茶道表演，江西省南昌女子职业学校惠民茶艺队的文士茶、擂茶和禅茶表演，大大丰富了会议的内容，许多代表纷纷赞扬“大开眼界”。
会议期间，代表们还观赏了由法门寺博物馆策划，由杨捷编剧、陈家林导演的16集电视连续剧《法门寺猜想》。运用现代传媒手段反映学术成果、反映法门寺，将会对宣传法门寺、促进法门寺的旅游事业和文化研究产生重要影响。代表们希望，10集电视专题片《法门寺之谜》应体现出最新的研究成果，拍成精品。
这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和十年来法门寺博物馆所取得的成就，法门镇由一介无名之地成为海内外注目的朝拜圣地与旅游热点，使代表们深为感慨和深受启发：
——法门寺如果仅仅以珍宝取胜，只能够热闹一时；只有长上学术的翅膀，才有永恒的魅力。法门寺博物馆始终把学术研究、学科建设放在首位，坚持“每年单科推进、五年综合交流、循环往復”的学术发展程序，使法门学的研究由初期的自发性、零散性和初涉性，走上了有组织、有体系且具综合性的健康、稳定的发展轨道。
——博物馆的生命力要想长盛不衰，就必须不断进行和加强充实馆场建设。十年来，法门寺博物馆在原来仅有珍宝馆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唐代茶文化与法门寺唐密曼荼羅文化的陈列，现在又在积极策划、筹备建设法门寺中国佛教文化城、法门寺大唐文化宫、佛教文化馆、璇玑图文学纪念馆。这就使学术研究和馆埸建设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使博物馆常看常新，充满吸引力。
——任何事业的发展关键是人才，博物馆特别需要既有学术水平，又有开拓能力的人才。十年来，法门寺博物馆涌现出了一批有抱负、干实事的人才队伍。在学术研究方面，中青年专家学者的队伍不断成长。同时，法门寺博物馆与法门寺研究会携手合作，迎立起“陕西——北京——全国各地——海外”的研究交流网络，并且邀请一批享有盛誉的专家学者参与筹备和组织历次学术讨论会，使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不断向纵深发展。
与会代表认为：法门寺博物馆的成功经验，对于全国各地的博物馆建设都有启迪意义。文化不仅可以搭台，而且同样可以唱戏。重要的是，要以积极进取的精神和求真务实的工作去唱好每一场戏。
早在法门寺文化研究之初，学界泰斗季羡林教授就充满深情地说：“研究法门寺文物，需要20年、30年时间，就象敦煌学一样，将来法门寺学一定会成为一门新兴的国际性学科。”新的世纪即将来临，代表们深切感到：“法门学”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学科，需要各级领导和更多的专家、学者共同去促进，去挖掘，去探讨。使“法门寺学”结出更丰硕的成果——一座现代巍峨的文化大厦，并永载中国文化的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