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器物主要指为法门寺佛事专用的器物，包括法器及瘞埋舍利的宝函、棺椁、灵帐、宝塔之类。唐代器物，反映了唐代佛教器物造型艺术的最高水平。

    法器中的迎真身双轮十二环锡杖堪称世界锡杖之王，其造型艺术令人叹为观止。锡杖全长196.5厘米，杆径3.25厘米，轮高34.5厘米，重2390克。杆身筒形，分上、中、下三段，上下段之间以凸起之仰莲瓣作栏界。杖杆顶段有两重仰莲座，莲座之间以五钴金刚杵相接。上层连座承托智慧珠。杖首有两个垂直相交的桃形轮，桃轮上套置12枚外径6.7厘米，内径4.8厘米、厚0.2厘米的圆环。轮顶焊接有两重流云束腰仰莲座，座上各托一智慧珠。锡杖各部分的形制及1、2、3、4、5、8、12等数目字的运用都与佛教教义有关。

    佛教教义中有“一心二门”(一如真心；心真如门、心生滅门)、“一心三观”(一念心；圆融三谛空、假、中)、“三宝”(佛、法、僧)、“三藏”(经、律、论)、“四谛”(苦、集、滅、道)以及“五戒”、“八正道”、“十二因缘”、“十二部经”等等。佛教艺术是充满想像力的象征艺术，佛教艺术家们总要千方百计使他们的设计具有某种象征意义，赋予器体以无穷内涵。迎真身锡杖之数字运用盖寓其意。

    锡杖的形制有圆筒形、桃形、环形、莲瓣形。从总体上看，风格简洁、流畅、挺拔，顶端的造型又有几分怪异，这种造型的艺术给人以威严、神秘的感觉，赋予持杖者以权威和高贵。其权威和高贵的设计思想还体现在通体鏨刻精细的纹饰上，其内容有：珠莲纹、海棠纹、团花纹、鱼子纹；莲瓣、绕枝蔓草、蜀葵、忍冬花；流云、山岳；12圆觉僧；83字鏨文。这些装饰，配上金银锡的质地，更显精美。不仅体现了权威和高贵，在密宗结壇使用时与高僧大德的身份亦相称。

    法器钵盂、臂钏、闕迦瓶同属典型的大唐风格，从造型看，不失为两汉的浑厚大器，但多了华贵的纹饰和质地，体现了皇家身份。

    再如盛放佛指舍利的八重宝函，八重相套，无论是八重之数还是重叠相套的方式，都表明大唐帝王礼佛之虔诚无以復加，给予了释迦牟尼最高规格的礼遇。同时造型的方式还包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

    八重宝函塑了一个佛的世界。宝函的区别不仅体现在尺寸的遞减上，还体现在材料的使用和鏨刻的纹饰上。

    宝函主要纹饰有：

    流云纹、卷草纹、蔓草纹、海棠花纹、宝相花、海石榴、西蕃莲、菩提树；

    双龙戏珠、伽陵頻迦鸟、鸳鸯、双风、鸿雁、狮；

    塔、弓、剑、香案、香炉、金刚杵、华盖、供器；

    如来、诸菩萨、四天王、侍者、童子、飞天、小鬼共数十人；

    宝函上镶嵌之物有珷魆石、珍珠、绿松石、红宝石、金丝。

    动植物装饰的选择上有印度的，有中国的，体现梵式与汉式的结合、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结合。面对如此华贵的宝函还有那瘞藏的佛指，无论对于佛子或俗人，都能唤起一种庄严的神秘感，产生巨大的震撼心灵的力量。这种美的征服力量是宗教的也是世俗的。唐人的佛教艺术亦与唐代佛教一样，向“人间佛教”过渡，日益世俗化。在这一时期，佛教的义理不仅没有约束佛教艺术的创造，而是以佛教中国化的态势推动佛教艺术的发展。

    在这里，宗教与艺术有相通的想象、幻想和情感，不同的是一个通向宗教的迷狂，一个通向艺术的山巅。

    唐代美学思想最重要的收获是“意境”说，艺术意境的最高层次是“禅境”，从而使中国审美的最高层次是“美学”而非“宗教”，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佛教禅宗的潜移默化。中国山水画和古典诗歌得风气之先。法门寺地宫的佛教器物造型一味在质地和装饰上求华贵，是写实的、象征的，世俗的、宗教的，由于艺术门类自身的局限性，实不可以高标准的“禅境”苛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