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唐太宗时期开示佛骨之事细加推究，会发现此事具历史的必然性。若排除唐太宗的个人感情因素，还有下列原因促使太宗采取这一影响深远的重大举措：

    其一是印度佛教自汉末傳入中土后，至隋朝已成大气候。如太宗所言：“波涌于闾里，风靡于朝廷。”太宗深知“水能载舟、水亦能覆舟”的道理，立国之初，若干樁顺乎民意的事将有利于皇权的巩固。既然百姓崇佛，若朝廷疏而导之，必得民心，作为一国之君的李世民必为万民所拥戴，视他为人间佛祖。敕令张亮开示佛骨，便做出了一个当今圣上尊崇释教的姿态，这颇能笼络占人口相当多数的千万佛子之心。国家刚刚统一，战乱刚刚平息，百姓需要安定，需要休养生息，借佛教安慰人心，这无疑是致太平之术。

    其二是由隋文帝煽起的舍利热尚未降温，以唐代隋，如何进一步弘扬舍利文化以统一人心是唐王朝所不能忽视的课题。面对现实，作为有创造精神的唐太宗当然不会重复隋文帝的故事，向天下分送舍利子并赦令广建舍利塔，而法门寺的佛指舍利是佛真身舍利，规格高，正好借此做出比前朝更精彩的文章。

    其三是帝都在长安，法门寺在岐州，一般认为此寺位在三辅、天子脚下。若以法门寺的佛指舍利展示为契机，便于以中央提携全国，便于以长安佛教带动全国佛教。掌握了玄奘和佛指舍利，等于执初唐佛教之牛耳。

    其四是唐初的政治呈开放的格局。华夏文化的本体是宗教文化，以儒教治国乃历朝方针，此不可更改。道教是本土宗教，此不可排斥。于是宗教的开放全表现在对异域宗教——佛教的态度上了。唐太宗也需要办一樁与佛教有关且具全国性影响的大事，以表明态度。正是基于这种心态，他敕令开示佛骨。

    历史的发展表明，唐太宗选准了切入点，由他带头的开启佛骨之举竟演化成为大唐佛教和朝廷的例规，影响了全国，影响了大唐300年。所收到的社会效应远远超出了他的初衷。

    唐太宗诏启佛骨的历史意义有五：

    一是给长安佛教文化圈加上了帝王迎佛骨这一砝码，使长安佛教文化圈的影响超过了江南的佛教文化圈，为中国佛教重心由南向北转移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二是改变了对佛教的轻视、怀疑和排斥的态度，使三教平衡，有助于“三教调和”国策的确立。

    三是使关西古刹法门寺和瘞埋的佛指舍利声名鹊起，为法门寺升格为官寺、宫寺、国寺打下了基础，为佛指舍利的价值正了名。从此佛指舍利成为法门寺镇寺之宝、唐代佛教的瑰宝，千余年后又成为世界佛教的瑰宝。

    四是因佛指舍利的面世而逐步形成独具特色的法门寺文化，唐太宗敕令开示佛骨，对于法门寺文化的发生是一大因缘。

    五是太宗此举推动了佛教的民间化、世俗化，有利于佛教的广泛传播，大大加快了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