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帝王旧宅
大荐福寺是唐长安著名佛寺，位于开化坊，即今西安城含光门外友谊西路北侧。塔院位于安仁坊，即今友谊西路南侧。该寺是唐代佛教重要的译传中心，中外名僧荟萃，译绩斐然，被誉为“唐长安三大译场”之一。五代以后，沧海桑田，屡有兴衰，寺址发生了变迁，惟塔巍然。
唐代的荐福寺由寺院和塔院两部分组成。寺院主体，在开化坊的南半部；塔院在安仁坊的西北隅，两部分隔街相望。开化坊在长安城内朱雀街东，北起第二坊即是。第三坊就是塔院所在的安仁坊。两坊面积相同，都呈东西长方形，东西三百五十步，南北三百二十五步。一步约合1.515米，即每坊的面积约为26万平方米。
开化坊正处于长安城的中心地带，隔兴道坊北望皇城，四通八达，地势绝佳。曾有许多达官贵人在此建宅，如太傅盖文达、尚书左仆射令狐楚、户部尚书马总、河东节度使兼侍中李光颜、魏国公崔允、京兆尹黎干等等。但这些达官贵人的宅院都在开化坊的北半部。在建造荐福寺以前，南半部的主人多为皇室贵族。早在隋代，文帝开皇二十年(600)十月，废太子杨勇，立晋王杨广为太子，文帝曰：“吾以大兴公成帝业”，令杨广出舍大兴县①。杨广所居之处就在开化坊的东南部。
李唐王朝建立后，据《唐会要》、《长安志》等记载：“武德中，赐尚书左仆射萧瑀为西园。”②仔细考察，这段记载有两处错误：
其一，“赐”萧瑀此地时萧瑀尚未拜相，为雍州都督③。
其二，此地本为萧瑀产业，唐高祖仅归还之。萧瑀为南朝梁武之后，世为贵胄。其姐为晋王杨广之妃，故萧瑀随之入长安，杨广即帝位后，其姐即为萧后。
唐高祖归还萧瑀田宅一事见《新唐书·萧瑀传》：
“诏尝下中书，未即行，帝让其稽，瑀曰：‘隋季内史诏敕多违舛，百司不知所承，今朝廷初基，所以安危者系号令。比承一诏，必复审，使先后不谬，始得下，此所以稽留也。’帝曰‘若尔，朕何忧乎?’初，瑀关内田宅悉归勋家，至是，还给之。瑀尽以分宗族，独留庙室奉祠”。④
当年杨广在藩时住在开化坊东南部，萧氏为皇戚，故以西南部为宅。这样，由于开化坊南半部在隋时为杨、萧产业，隋灭时被李唐没收。入唐，萧瑀甚得高祖赏识，以自己的经验为李唐服务，所以没收的田宅归还。
萧瑀有子萧锐，尚襄城公主。襄城为唐太宗长女，令为公主和驸马别营府第。公主辞曰：“妇人事舅姑如事父母，若居处不同，则定省缺。”⑤所以公主和驸马的府第也在这里。襄城公主虽贵为金枝玉叶，但雅有礼训，恪守妇道，很得时人赞赏，连太宗也颇为欣慰，常令诸公主以襄城为楷模。
萧锐历太常卿、汾州刺史。他死后公主又再嫁了左屯卫将军姜行本之子姜简。唐时社会比较开明，女子所受束缚较少，不必一定从一而终，但开化坊的公主府第却没有因公主再嫁而另迁。
唐高宗永徽二年(651)，襄城公主去世，高宗命举哀于命妇朝堂，令陪葬昭陵。公主去世后，大约开化坊的宅园仍归了萧氏后人所有。二十多年后，官市其地为英王李显立为王府。永隆元年(680)，章怀太子废，立英王为太子。弘道元年(633)十二月，高宗崩，太子李显奉遗诏柩前即位，是为唐中宗。因此这块地方从隋炀帝之后第二次成为“潜龙旧宅”。次年三月十二日，敕为唐高宗追冥福立为大献福寺，后又改为大荐福寺。从此，佛寺林立的长安又增加了一座皇家大寺。
隋唐时代，帝王去世后有为其建佛寺追福的习惯，也有帝王即位后舍宅建寺的习惯。这些寺院都属于皇家寺院，建造得都很壮观，而且多在京城。
隋文帝献皇后去世，划和平坊与永阳坊的东半部立禅定寺，建木佛塔，“高一百三十仞，周匝百二十步。寺内复殿重廊，天下伽兰之盛莫之为比。”⑥
隋文帝去世，炀帝为建大禅定寺，划和平坊和永阳坊的另一半建造，制度与禅定寺相同，也建有一巨大的木佛塔，高低与东塔相同，都可以登临⑦。
唐高祖的旧宅在长安通义坊，即帝位后“潜龙旧宅”立为通义宫。唐高祖去世后太宗敕建为大兴圣寺。
穆太后去世，太宗于真安坊为建弘福寺。玄奘初从印度回来就是住在这里。太宗出生于武功庆善宫，他当了皇帝后就诏令以此宫为穆太后建慈德寺。
文德皇后去世，太子李治于晋昌坊建大慈恩寺。
亲王公主和皇亲国戚，或舍旧宅或为某人追福，也建了许多寺院。荐福寺所在的开化坊周围就有一些。如丰乐坊法界寺，隋文帝献皇后为女尼所立。大开业寺，本隋胜光寺旧址，昭玄大统昙迁曾率徒众在此寺讲扬《摄论》，很有影响。文帝去世后，炀帝将寺院迁走，改建为文帝的别庙。唐高祖初即位，又将此庙改修为证果佛寺。迄高祖驾崩，太宗也将寺院迁走改为奉祀高祖的别庙，名叫静安宫。至唐高宗，又废宫建为大开业寺。这块地方前后反复多次，但都属皇室所有。再如通化坊净影寺，是隋文帝为“六大德”之一的慧远所建。慧远精通《涅槃》、《十地》，是佛教地论学派的代表。还有与大荐福寺紧邻的崇义坊招福寺，本来是隋代的正觉寺，唐初，征其地赐诸王为府，睿宗李旦在藩时以此地为王府。乾封元年(668)，李旦封为豫王，次年以其地建为招福寺，将长宁公主的佛堂也移寺内。
总之，长安这类佛寺较多，高宗去世为建大献福寺并非创新之举。但从另一方面来讲，大荐福寺又不是一般的佛寺，它的建造另有比较复杂的政治背景和文化背景，远非一般想像的那样简单。
2、大献福寺的建造背景
大荐福寺的创建是唐代皇权政治嬗变的产物，也是唐代佛教迅速发展的必然结果。前者的原因在王朝内部，从太宗、高宗到武则天、中宗、睿宗，统治者与佛教关系越来越密切。后者的原因在隋代，隋代的大兴佛教奠定了唐代佛教发展至鼎盛的基础。两方面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很典型地反映在了大荐福寺的创建上。
唐朝和隋朝属于同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两朝的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都有显著的连续性和继承性。佛教也是这样，唐代佛教在隋代佛教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下面让我们着重了解一下唐代初期的佛教在哪些方面受到了隋代的影响。
从总体上看，唐代佛教和隋代佛教的基础迥然不同。隋代佛教面临的是北周武帝禁佛的局面。中国佛教史上有“三武一宗法难”⑧，北周武帝的禁佛是第二次。武帝宇文邕为了“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⑨，全国八州寺庙，废毁四万，尽赐王公充为第宅。北周、北齐、后梁，三方释子减少了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⑩。据史籍记载，这时北周的户口数还不到千万(11)。残酷的禁断手段使得人心汹汹，群情崩骸，加剧了全国的混乱，迅速灭亡。杨坚趁机代周自立，建国曰隋，大崇“惠政”(12)以取得天下民众的归心。杨坚施行“惠政”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改弦易辙，变北周大力毁佛为大力兴佛，用佛教思想的宽容精神来收揽人心。经过二十多年的经营，中国佛教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很快发展至鼎盛。
隋代有三个方面为唐代佛教的鼎盛奠定了基础。其一，加强僧尼事务的管理，设国寺，置大德，完善昭玄统机构。其二，以国家行政手段大张旗鼓地在全国一百一十余州普建舍利塔，大大推进了民间佛教的发展。其三，将与佛教有关的一些文化活动纳入国家文化事业的轨道，如官写佛经、国立译馆等。
唐高祖时代发生了一些变化。王朝初创，全国仍在动荡中。突厥侵边，丝路受阻，经连年兵燹，寺庙破败，僧众散逃，甚至京城长安也“诸寺饥馁，烟火不续”(13)。总之，百废待兴。高祖李渊乃关陇贵族，杨隋旧臣。隋文帝以佛法收揽天下人心，李渊不能不受影响，但又不甘于落此窠臼。即位之初，采用释道儒三教并重的政策。僧人景晖曾预言李唐当承天命，于是为景晖在长安造了胜业寺，另外还修了会昌、慈悲、昭果、集仙等佛寺。诏命修葺老子宫观，改楼观为宗圣观，亲谒老子庙。同时，令于国子监设周公、孔子庙各一座，四时致祭。从武德四年(621)开始，高祖三教并重的政策发生了变化，傅奕上表请废佛法，认为佛教于人无益，于国有损，使得多疑多虑的高祖渐萌禁斥佛教之意。在朝廷讨论这个问题时，拥护和反对的争论不息，互相攻讦，以致于“京室闾里，咸传秃丁之诮，剧谈席上，昌言胡鬼之谣”，使“佛日翳而不明，僧威阻而无力”(14)。及至高祖临终前，甚至下诏，令长安只准留三座佛寺和一千名僧人，其余僧尼放还桑梓，寺舍给赐王公。旋因发生了“玄武门之变”，诏令才寝而不行。
初唐释道儒三教相比，佛教势力比较大，这自然与隋文帝兴佛的遗风有关。唐高祖企图禁斥佛教虽因各方面的阻力和朝廷内部的矛盾而没有实施，但基本的思想仍被唐太宗接受，老先、次孔、末释成为一种既定国策。对于佛教来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僧众们同样也热忱地欢迎升平社会的到来。唐太宗即位后，全国很快平定，牢牢地树立起了中央政权的无上威望。均田制度的确立和实施，使全国经济形势趋向于稳定发展。边境各部如突厥、党项等，相继附唐，遣使修好。这样，便出现了贞观盛世。
唐太宗虽然在总体上继承了老先、次孔、末释的思想，但是以稳定和平衡为原则。这和他的父亲完全不同。
《新唐书》卷一《高祖纪》载：
“(武德九年)四月辛巳，废浮屠、老子法。六月丁巳，太白经天。庚申，秦王世民杀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大赦。复浮屠，老子法。”
一“废”一“复”，文字上虽有些简单化，但史家秉笔直书，说明高祖和太宗在处理佛教事务的问题上政策倾向截然相反。原因是贞观时代的政治形势和武德间相比，已经更为成熟和稳定。后人总结道，兼容并蓄是贞观政治的一大特点。这恰如唐太宗自己在一篇韵文中说的那样：“竹分丛而合响，草异色而同芳”(15)。为了稳定社会，“合响”、“同芳”形象地表达了唐太宗调和、均衡各社会集团利益的政治方针。这是兼容并蓄的本质所在。另外，太宗还说过：“顷年以来，天下无事，方欲建礼作乐，偃武修文”(16)，“释教慈心，均异同于平等”(17)等。显然，这些都是出于同一思想原则。
作为一位帝王，太宗对释道儒三教坚持“合响”、“同芳”的政策，在需要时候，也打击并限制佛教。作为一个世俗之人，李世民对佛教的态度并不是始终如一的。在当了皇帝后的前一段时间，对待佛教是循例而行。例如，召僧人入内殿行道，召玄琬为内宫授戒，召僧尼祈雨，战阵处立寺，设译馆译经，为高祖追福建寺，为母亲建慈德寺、弘福寺，为儿子建普光寺等等。后一阶段由于年老体衰，另外也受了些玄奘的影响，对佛教有不少亲近的表示，如：
“(贞观)二十三年夏四月，驾幸翠微宫，皇太子及法师并陪从。既至，处分之外，唯谈玄论道，问因果报应，及西域先圣遗芳故迹。(玄奘)皆引经酬对。帝深信纳，数攘袂叹曰：‘朕共师相逢晚，不得广兴佛事!’”(18)
大荐福寺是为唐高宗追福而建，那么高宗时代的佛教又怎么样呢?要知道太宗去世后高宗并没有给父皇修寺，而高宗去世却修了大荐福寺。这其中有什么关系?
佛教在唐高宗时代确实有较大的发展。
高宗李治，太宗第九子，贞观二年(628)六月生。五年(631)，封晋王，七年(633)，遥授并州都督，十年(636)，母亲长孙皇后去世。李治宽仁孝友，但性格懦弱，长孙后去世时年仅九岁，哀慕不已，感动左右。太宗屡加抚慰，由是特深宠异。贞观十七年(643)，废皇太子承乾，太宗与长孙无忌、房玄龄、李勣等商议，立李治为太子。太宗每视朝，常令李治侍侧，观决庶政，或令参议。次年太宗用兵于辽东，令李治留镇定州(治所在今河北定县)。车驾发后，李治孝感所致，悲啼累日，因请飞铎递表太宗起居。太宗车驾西返，李治从至并州(治所在今太原)。太宗患痈肿，李治以口吮之，扶辇步从数日，益得太宗信任。贞观二十三年(649)太宗去世，李治即帝位，时年二十二岁。次年太宗忌日，李治入感业寺行香，会见武则天。不久，令武则天蓄发入宫。
高宗李治不但性格懦弱，没有其父的雄才大略，而且患有头疼病，严重时头晕目眩，不能视事。至显庆(656—660)以后，病情加重，“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详决”(19)。麟德元年(664)诛上官仪后，“每视朝，天后垂帘于御座后，政事大小皆预闻之，内外称为‘二圣’。帝欲下诏令天后摄政，中书侍郎郝处俊谏止之。”(20)由此看来，高宗李治实际亲政大约是永徽(650—655)六年再加上显庆(656—660)五年，共十一年。此后，大权落武氏之手。所以，唐高宗与佛教的关系也以他实际的亲政时期为主。
先看看永徽年间的情况。
永徽元年(651)，诏以东都洛阳天宫寺慧威禅师补四师朝散大夫。
永徽三年(652)，从玄奘之请，于大慈恩寺建石浮图。
永徽五年(654)，特旨度窥基为玄奘弟子。
永徽六年(655)，敕令若道士僧人犯罪，案情复杂者可以用俗法推勘。中印度高僧那提带梵经一千五百余部来长安，敕于大慈恩寺安置，所司供给其需，但没有让那提译经。吕才著《因明注解立破义图》与玄奘师徒商榷，令群僚与学士参预他们之间的辩论。谒昭陵，于陵侧建佛寺。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唐高宗永徽年间没有太大的佛事活动。改玉华宫为寺和昭陵侧建寺属于一般惯例。其他的几项活动也多与玄奘有关，没有大的影响。
下面再看看显庆年间的情况。
显庆元年(656)，为比丘尼宝乘师在禁中造鹤林寺。立代王弘为皇太子，于大慈恩寺斋僧五千，遣朝臣行香。玄奘借机请朝廷派大臣参助译事，敕左仆射于志宁、中书令来济、礼部尚书许敬宗、黄门侍郎薛元超、中书侍郎李义府、杜正伦等为译经润文使(21)。高宗自撰《慈恩寺碑》，玄奘师徒诣朝堂奉表陈谢。玄奘师徒迎《慈恩寺碑文》，高宗御安福门观看，导以天竺法仪幢幡，车千余乘。从玄奘所请，停以俗法勘对僧道，但道先佛后的次序暂仍不变。武皇后怀皇子，归依三宝，施玄奘袈裟及杂物数十件。武皇后生皇子本显，玄奘为剃发授戒，起名“佛光王”。孝敬太子病愈，敕造西明寺。为治高宗头痛病，令那提法师往昆仑诸国采药。
显庆二年(657)，高宗赴洛阳，敕玄奘陪同。命王玄策送佛袈裟至印度。西明寺修成，大殿十三所，楼台廓庑四千区，以道宣律师为上座。
显庆三年(658)，高宗还长安，命玄奘徙居西明寺。
显庆四年(659)，有山僧智琮、慧辨以咒术入内，言及扶风舍利塔事，乃遣使王长信赉钱五千贯、绢五千匹前往供养。
显庆五年(660)，敕请佛指舍利入东都供养。武皇后后舍所寝衣帐准价千匹绢，并为佛指舍利造金棺银椁。
显庆年间的佛事活动除以上所述之外，据《法苑珠林》等记载，高宗为诸王公主于西京造资戒、崇敬、招福、福寿二十余寺(22)。这条记载疑义不少，一则建造的具体时间不明，二则证据不充分。资戒寺、福寿寺查无实据，崇敬寺另有说法(23)，似为显庆年以后所修。招福寺乃乾封二年(667)，睿宗李旦在藩时所建。
高宗显庆年的佛事活动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与玄奘有关者，如制《慈恩寺碑》、为武后所生皇子授戒等。第二类是与皇子、皇太子有关者，如大慈恩斋僧、建西明寺等。第三类为奉迎扶风佛指舍利。
显庆年间的佛事活动和永徽年的相比，显然次数增多，规模增大，似与武皇后参政的程度成正比例。另外，截止显庆年，佛教从高祖以来的发展基本均衡，没有大的波折，与政治的关系也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
各代史家对高宗李治评价不高，与他的父亲李世民相比相差甚远，甚至认为唐太宗对因高宗的昏庸而引起武氏纂权也应承担责任：“以太宗之明，昧于知子，废立之际，不能自决，卒用昏童。”(24)“昏童”指的就是李治，一则头痛病而“昏”，二则无才能而“昏”庸。从身体状况和才能上来说，李治比不上他的父亲，也不如武则天。但如果说李治愿意将李唐江山拱手让于武氏，那也不符合事实。佛教在高宗时代和则天时代的发展变化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从前文所述高宗永徽年间和显庆年间的佛事活动可以看出，高宗对佛教的态度和政策与太宗时代相比是一致的，没有大的变化。唐太宗时代坚持的是道先释后前提下的“竹分丛而合响，草异色而同芳”的政策。高宗李治继承了这一思想。为了抑制佛教势力，维持以道教始祖李聃为先祖的李氏形象，显庆以后，高宗在两个方面采取了措施。
第一个方面是频繁举行与道教有关活动。例如，亲至亳州(治所在今安徽亳县)拜谒老子庙，上尊号曰：“太上玄元皇帝”，圣母曰：“先天太后”，并创建祠堂，设置令丞。改谷阳县为真源县，县内宗姓给复一年。命道士隶宗正寺，班在诸王之次。诏以《道德经》为上经，贡举人皆需兼通。修功德，造道观，亲近道士尹文操、潘师正、叶法善等。
第二个方面是强制推行僧人致拜君亲的政策，以打击不断增强的佛教势力。龙朔二年(662)四月十五日，亲下《沙门等致拜君亲敕》：
“君亲之义，在三之则，为重敬爱之道，凡百之行攸先。然释老二门，虽理绝常境，恭孝之躅，事叶儒津，遂于尊极之地，不行跪拜之礼，因循自久。……朕禀天经以扬孝资，地义而宣礼奖，以各教被兹真俗……今欲令道士、女冠，僧、尼，于君、皇后及皇太子父母所致拜，或恐爽其恒情，宜付有司详议奏闻。”(25)
敕下之后道徒心领神会，反响不大，但在佛教僧尼中却不啻一石激起千层浪，掀起轩然大波。以西明寺道宣律师为首，联络了二百多位僧人联名上表抗争，又纷纷致书朝中权贵。一时沸沸扬扬，半个多月后仍不能决。高宗断然下敕，文武官僚九品以上以及一些州县官吏大集都堂商议。与会者竞达千余人，分为拥护和反对的两大阵营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会场之外，道宣律师与大庄严寺威秀、大慈恩寺灵会、弘福寺会隐等，率三百余僧四处奔走呼吁。在这场大辩论中武则天皇后没有直接出面，她的母亲荣国夫人却参预了“护法”活动。道宣等人在写给荣国夫人的启文中说：“若不早有申闻，恐遂同于俗法。僧等翘注，奠敢披陈，情用回惶，辄此投诉，伏乞慈复，特为上闻”(26)云云。以常情分析，已经参政的武则天在这场大辩论中是不会甘于寂寞的。武则天有佛教信仰，有政治抱负，要从李氏朝廷夺得更多更大的权力，所以她必然地站在佛教势力一边。但她不好公开与李氏朝廷决裂，所以她的母亲荣国夫人站在了前台。
经过了一番激烈的较量，反对致拜君亲的一方取得了胜利，身为皇帝的高宗李治反而落了下风，不得已，下了《停沙门拜君诏》。李氏皇权被进一步消弱，佛教势力显示了强大的力量并取得了胜利。高宗死后能建造大献福寺不能不说与这些斗争有关。
3．武则天与大献福寺的创建
永淳二年(682)十月乙酉，高宗在洛阳，诏改年号为“弘道”。按惯例改元有大赦朝典，但高宗自“服饵”以后病情更加沉重，竟不能主持此盛典，当天晚上就怀着“得还长安，死亦无恨”的遗憾去世，时年五十六岁。《遗诏》曰：“七日而殡，皇太子即位于柩前。园陵制度，务以节俭。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取天后处分”。(27)继之“皇太子(李)显即位，尊天后为皇太后。(武氏)即将篡夺，是日自临朝称制。”(28)
大献福寺是高宗去世百日后创建。皇帝去世后建寺追福世非定制，实际计算，百日后建寺也不是很准确的。高宗于前一年的十月去世，大献福寺建于次年的三月，显然要超过了百日。但这一段时间却是唐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时期，朝廷权力之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奇事迭出，变幻莫测。大献福寺就诞生在这种氛围中。
一般地说，文明元年(684)三月十二敕令建造大献福寺。文明为睿宗年号，似乎建造的敕令为睿宗所下。实际上并非如此，大献福寺为武则天所建。
李显根据《遗诏》柩前即了位，但并未掌握实权，宰臣的奏议直接由太后武则天处分，然后降令于门下施行，根本不通过刚即位的中宗。即位形同虚设，中宗对太后的不满之情逐渐暴露，打算与太后抗争。中宗皇后之父韦玄贞，曾以女为太子妃而擢豫州刺史。李显即位急于培植自己的势力，欲调韦玄贞入朝为侍中。当时裴炎为中书令，宰臣也都听命于则天太后，于是劝中宗封赏后父一事不可行。。中宗年轻气盛，不满的情绪终于暴发，说：“我让国于玄贞岂不得!何为惜侍中耶?”(29)裴炎听后左右为难，乃将此事报告了则天太后。
则天生有四子一女。长子李弘，仁孝谦谨，当太子之后，内外属心。咸享二年(671)高宗幸东都，留太子长安监国。李弘发现两位同父异母的姐姐三十多岁仍被幽禁，乃上奏请准其出嫁。由是触怒母后，母子失和。上元二年(675)，李弘病死。则天唯生有一女，当年为嫁祸王皇后，生下不久即亲手杀死。次子李贤，李弘死后被立太子，即章怀太子者是。李贤聪明好学，处事明敏，时论称之。但在权力之争中李贤又与母亲失和。仪凤四年(679)，借正谏大夫明崇敏被暗杀而正在长安监国的太子李贤不能破案为由，则天唆使搜查东宫，小题大作，废李贤为庶人，这才又立第三子李显为太子。则天利欲熏心，处事毒辣决绝，毫无骨肉之情。这次李显已登帝位，但无实权，仍被皇太后下令废黜。中书令与中书侍郎刘袆之、羽林将军程务挺等勒兵入内，经趋殿前宣太后令，然后强行扶中宗下殿。中宗不服，连呼：“我有何罪?”。则天使人答曰：“汝欲将天下与韦玄贞，何得无罪!”中宗瞠目结舌，乃被废为庐陵王。李显被废，其弟李旦继位，是为睿宗。睿宗为则天最后一个儿子，虽登帝位，也被迫居于别殿，不能参预政事。
武则天要篡权，首先的障碍是她的儿子们。李弘早死，李贤流放在巴州(治所在今四川巴中)。李显刚被废，幽于别所，睿宗初即位，唯唯诺诺。于是则天加紧了篡权的步伐，首先派左金吾将军丘神勣往巴州，逼死第二子李贤以绝后患。然后，将李显严加看管。文明元年(684)三月十二日，以为高宗追福为名，将开化坊李显的旧宅改建为大献福寺，度僧二百人以实之。
唐高宗于公元683年12月27日去世，中宗被废以后，虽然睿宗继立，但居于别殿，太后临朝称制。所以，褫夺李显宅园建寺的诏敕乃则天太后假借皇帝的名义所颁，实际上大献福寺为则天太后所创建。
仔细分析，武则天创建大献福寺有以下三个目的。
第一，此时则天篡位的意图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高宗刚死，尸骨未寒，朝野阻力不小。大张旗鼓地为先皇追福而修佛寺，一方面挟天子以令诸侯，同时又似乎向人们暗示天下仍姓李，可以转移视线，稳定局面。
第二，李显帝位被夺，连在京城的落脚处也没有了，满腹怨愤，但有口难言。与母后作对已属不孝，若再对为亡父修寺有意见地话，则更有大逆不道之嫌。如此以来，则天使对方处于政治上极为被动的态势，也削弱了反武势力的凝聚力。
第三，如前所述，从太宗执政后期开始，佛教稳定发展，已成为一支很有影响力的社会势力，早就对高祖定下的道先释后政策不满，在高宗时的大辩论中显示了自己强大的力量，迫使高宗收回成命。这不能不使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侵夺李氏权利的武则天怦然心动，极力拉拢。高宗一死就造佛寺便是武则天的手段之一。此后，武则天借用佛教势力大造女皇的舆论，代唐为周后立即下令：“释教开革命之阶，升于道教之上”(30)。
武则天借助佛教势力的事迹很多，佛教在武周时代也发展地比较快。武则天除最后不耐烦杀了伪僧薛怀义外，一直对佛教表示好感，经常表白自己“朕爰自幼龄，归心彼岸”、“朕幼崇释教，夙慕归依(31)”。盖佛教势力不但“开革命之阶”，在则天时代也是稳定社会的重要力量，
载初元年(690)七月，薛怀义等上《大云经》，言则天是弥勒下生，当代唐作阎浮提主。令将该经颂示天下，诸州各置大云寺。九月九日，革唐命，改国号为周，改元“天授”，改“大献福寺”为“大荐福寺”，则天亲以飞白书写寺额赐之(32)。飞白传为汉代工匠所创，蔡邕发明为书体，笔划中丝丝露白，其势若飞，故以“飞白”名之。唐太宗、高宗熟谙此道，常以飞白体写词句赐臣下，以示宠遇。武则天久侍二帝，亦学得此书体。休祥坊崇福寺额也是则天以飞白体书之。该寺本为武氏旧宅，咸亨元年(670)立为太原寺，垂拱三年(687)改名魏国寺，载初元年(689)又改名崇福寺，也是长安名刹之一。
则天时代大荐福寺的建筑规模不大清楚，但既为帝王旧宅，又改建为皇家佛寺，且度僧二百人以实之，与当时其他同类寺院相比，大概差别不会太大。大慈恩寺有十余院，总一千八百九十七间，敕度僧三百人入内。又高宗所建的西明寺，有十座院落，殿堂屋舍四千余间。则天时代造寺不止，狄仁杰曾上疏切谏：
“今之伽兰，制过宫阙，穷奢极壮，画缋尽之，宝珠殚于缀饰，瑰材竭于轮奂……里陌动有经坊，阛阓亦立精舍。化诱倍急，切于官征；法事所需，严于制敕。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非少”(33)云云。
另，王建有首《题柱国寺》诗描述这类敕建寺院，也可作参考：
“皇帝施钱修此院，半居天上半人间。
丹梯暗出三重阁，古像斜开一面山。
松柏自穿空地少，川原不税小僧闲。
行香天使常相续，早起离城日午还。”(34)
4、“天衣拂旧石，王舍起新祠”
在大荐福寺的历史沿革上，唐中宗时代(705—709)是该寺的黄金时代。在那一段时间里。中宗对寺院大加修葺，名僧荟萃，群贤毕至，实为当时京城长安的第一佛寺。
则天时中宗李显被废，幽禁在房州(治所在今湖北)，孤寂无奈，每以礼佛诵经自慰。则天以女主统领天下，重用武氏子孙，实行酷吏统治。但则天毕竟为女性，久久为难于传位立储君的问题。初以李旦为皇嗣，其结果无疑以后要归政于李氏；若以武姓子孙为储君，但百年后“岂有侄为天子而为姑立庙”(35)?则天非常尴尬。狄仁杰常以母子亲情劝说：“姑侄之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袝姑于庙者也。”(36)另外当时武氏子孙不肖，不得人心，酷吏统治使得人人自危，所以“天下思唐德久矣”(37)。经再三斟酌，权衡利弊，则天终于下令放回李显。
圣历元年(698)三月，幽禁了十五后，备历艰危，每闻敕使至而常惶恐欲自杀的李显终于被接到洛阳。当时李显的弟弟李旦是名义上的皇嗣，闻兄长返回，固请逊位，于是则天复立李显为皇太子。
李显复出，经数十年残酷打击的李氏集团又聚在一起。神龙元年(705)正月二十二日，在张柬之、姚崇等策划下，以诛则天宠信的张易之、张昌宗为名，兵围迎仙宫，诛杀了二张。次日，则天见大势已去，下《命皇太子监国制》。不久，李显又登帝位，将则天迁居别宫，复周为唐，全面复辟，令一切制度依高宗时代，老君依旧为玄元皇帝。又令天下诸州各盟佛寺一所，以“中兴”为名，后来臣下上疏认为“中兴”之名不妥，“中有阻隔，不成统历”(38)，于是改为“龙兴”。
李显崇信佛教。早在被囚房州时就以念诵佛经，祈求药师佛祐护为精神寄托。复位后请义净三藏在宫内重译《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中宗为了表示虔诚，“亲御法筵，手自笔受”(39)，担任义净三藏的助手。中宗所亲近的名僧大德中以大荐献福寺寺主法藏和尚比较突出。
据崔致远《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译大德法藏和尚传》记载：
“属神龙初，张易之叛逆。(法)藏乃内弘法力，外赞皇猷。妖孽既歼，策勋斯及。赏以三品，固辞固授。遂请回于弟，俾谐荣养。至二年，降敕曰：‘朝议郎行统万监副监康宝藏，颇著行能，早从班秩。其兄法藏，夙参梵侣，深入妙门，传无尽之灯，光照暗镜；挥智慧之剑，降伏魔怨。凶徒叛逆，预识机兆，诚恳自衷，每有陈奏。奸回既殄，功效居多。虽摄化无著，理绝于酬赏……。宝藏可游击将军、行威卫隆平府果毅都尉，兼令侍母，不须差使。”
法藏在平张夺权中“预识机兆，诚恳自衷”，出谋划策，密报消息，取得中宗的信任，立下功劳。乱平后论功，法藏“功效居多”，赏以三品。法藏坚决不接受，无奈请将官爵让于其弟宝藏，以恩养母亲。中宗还令画法藏图像，并自制“赞”文以示殊荣。回长安后以法藏为大荐福寺寺主，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神龙元年(705)十一月，则天卒。次年正月，中宗率百僚护送则天灵驾还长安，五月葬于乾陵。随着则天时代的结束，政令多出自洛阳的时代也结束了。十月，朝廷西返，京师长安恢复了昔日的地位。
为了强调自己的正统正宗，中宗复位后令贡举人依旧习《老子》，老子依旧为玄元皇帝，但更多的是崇奉佛教，完全忘记了十多年前“释教开革命之阶”的事。义净三藏在洛阳译完《大孔雀咒经》、《一切功德庄严王经》等，共四部六卷，中宗仿太宗、高宗和则天的故事，也制《圣教序》令标经首。这篇序文的目的在于强调李唐王朝的复兴，取名《大唐龙兴三藏圣教序》。当时禅门勃兴，则天曾召北禅领秀神秀大师入京，肩舆上殿，礼为国师。中宗乃遣内侍薛简赴南方召请南禅领袖慧能。自唐高宗时代的大辩论以后，佛教势力得胜，道徒不服，屡有攻讦。即就是在武周时代，道徒借以攻击佛教的伪经《老子化胡经》，在外州县仍然非常流行。中宗乃诏僧、道于内殿辩论，百官侍听。后下诏曰：“自今后，其诸部《化胡经》，及诸记录有化胡事，并宜削除。若有蓄者，准敕科罪”。(40)洛阳桓道观观主桓彦道上表不服，意为朝廷偏袒佛门。中宗作了解释，是为了“情存去伪”，“理乖事舛者，虽在亲而亦除”，并不是“忘老教，偏意释宗”(41)。
中宗幼时初诞生后，曾蒙玄奘大师摩顶授戒，起名“佛光王”，这时又诏道亮法师等入宫授菩萨戒，相王李旦和妃后等都有珍奇施予道亮。授戒后又请道亮法师等在长安的长乐宫大内坐夏安居。在这个时候，已经下令重新大修荐福寺。神龙二年中宗返长安后，召道亮等人在荐福寺西园问道。《宋高僧传》记述了这次“问道”的情况：
“(神龙)二年，诏于西园问道。朝廷钦贵，大都督李孝逸、工部尚书张锡、国子监周业、崔融、秘书监贺知章、睦州刺史康诜，同心慕仰，请问禅心，多结师资，或传香火”。(42)
文中的“西园”即指大荐福寺，长安再没有名“西园”者。这里曾是李显做英王时的邸宅，常眷恋不已，赵彦昭《奉和幸大荐福寺》中有“北阙承行幸，西园属住持”的诗句可以为证。史载中宗复唐后对大荐福寺“大加营饰”(43)，意即对己成为佛寺的“潜龙旧宅”水加整修。
皇家寺院皇家修。奉敕修大荐福寺的为工部，工部尚书张锡主持。另外还有道岸法师同典斯任。
张锡，贝州武城(今山东武城之西)人。父张文琮，贞观中为治书侍御史，迁亳州刺史。为政清简，善文，献《文皇帝颂》，拜户部侍郎，后坐事出为房州刺史、建州刺史。张锡在武周时曾代其甥李峤为相，后坐赃将斩，则天特赦，流循州。则天势衰，张锡秘密参预起复李唐宗室，后为中宗所重，迁工部尚书，兼修国史。中宗去世后张锡曾入相，寻又出为绛州刺史，累封平原郡公，后以年老致士而卒。
道岸，俗姓唐，光州(治所在今河南潢川)人，承南山《四分律》门风，为文纲律师高足。道岸俗家为衣冠贵族，幼年读书好学，四处负笈请益。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与思考，觉得儒教可读书做官，道教可乘鹤驾龙，但这两途都不出轮回之道，于是选择了佛门，披剃出家为僧。道岸初出家锐意律法，深入禅慧，坚持不懈，常居会稽龙兴寺，不择贤愚，不论贵贱，以弘法为己任，声名渐起，时号为“大和尚”。学者辐凑，见蔚于一方。中宗闻而称异，遗使征召入长安，尊为菩萨戒师，亲率六宫，围绕供养。令画道岸图像于林光宫，中宗亲制《画赞》，以褒扬道岸。赞曰：
戒珠皎洁，慧流清净。
身局五篇、心融八定。
学综真典、观通实性。
维持法务，纲统僧政。
律藏冀兮传芳，象教因乎光盛。(44)
中宗重修大荐福寺时，敕令道岸与工部尚书张锡同为负责人。两人认真负责，不敢稍有懈怠，役无留务，费约功倍，帝甚嘉之，频有赏赐。除在大荐福寺任过职外，道岸还曾任过庄严寺、罔极寺的维那，均奉敕而行，时以为荣。
大荐福寺修好后焕然一新，中宗皇帝屡次前来巡礼。可以可以查到的有两次：第一次在神龙三年(707)四月庚寅，第二次在景龙三年(709)正月癸酉。旧地重游，今非昔比。当年帝位被夺，宅园没收，生命不保惶惶然朝不虑夕。现在重登帝位，天下太平，旧地重游，恍如隔世，心头别有一番滋味。中宗慨然赋诗，百僚奉和。《全唐诗》录有当年群臣与中宗幸大荐福寺时的奉和诗，下面摘抄几首，以见当年盛况。
《全唐诗》卷六十一李峤《奉和幸大荐福寺应制》：
雁沼开香城，鹦林降采旃，
还归国凤宇，更坐跃龙川。
桂舆朝群群，兰宫列四禅。
半空银阁断，分砌宝绳连。
甘雨苏燋泽，慈云动沛篇。
独惭贤作砺，空喜福成田。
《全唐诗》卷七十一刘宪《奉和幸大荐福寺应制》：
地灵传景福，天驾俨钩陈，
佳哉藩邸旧，赫矣梵宫新。
香塔鱼山下，禅堂雁水滨。
珠幡映白日，镜殿写青春。
甚欢延故吏，大觉拯生人。
幸承歌颂末，长奉属车尘。
《全唐诗》卷九十二李×《奉和幸大荐福寺》：
象设隆新宇，龙潜想旧居。
碧楼披玉额，丹杖导金舆。
代日兴光近，周星掩曜初。
空歌清沛筑，梵乐奏胡书。
帝造环三界，天文贲六虚。
康哉孝理日，崇德在真如。
《全唐诗》卷一〇三赵彦昭《奉和幸大荐福寺》：
空地飞龙后，金身佛现时。
千花开国界，万善累皇基。
北阙承行幸，西园属住持。
天衣拂旧石，王舍起新祠。
刹凤迎雕辇，幡虹驻彩旗。
同沾小雨润，窃仰大风诗。
《全唐诗》差一〇六郑愔《奉和幸大荐福寺应制》：
旧邸三乘辟，佳辰万骑留。
兰图奉叶偈，芝盖拂花楼。
国会人王法，宫还天帝游。
紫云成宝界，白水作禅流。
雁塔昌基远，鹦林睿藻抽。
欣承大风曲，窃预小童讴。
从以上的诗句中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大荐福寺与唐中宗的关系。如刘宪诗中“佳哉藩邸旧，赫矣梵宫新”，李乂诗中“象设隆新宇，龙潜想旧居”，赵彦昭诗中“宝地飞龙后，金身佛现时”，“天衣拂旧石，王舍起新祠”，以及郑愔诗中“旧邸三乘辟，佳辰万骑留”等。还可以看到大荐福寺当时的建筑风貌，如“桂舆朝群群，兰宫列四禅。半空银阁断，分砌宝绳连”，“香塔鱼山下，禅堂雁水滨。珠幡映白日，镜殿写青春”，“碧楼披王额”，“刹凤迎雕辇，幡虹驻彩旗”等。
不但中宗大修荐福寺，当时全国也兴起修佛寺之风。韦嗣立谏曰：“臣窃见比者营造寺观，其数极多，皆务取宏博，竞崇瑰丽”(45)。吕元泰说：“自倾营建寺塔，广度僧尼，朝夕依旧……恐非急务”(46)。辛替否说：“今天下之寺盖无其数，一寺当陛下一宫，壮丽之甚矣，用度之过矣，是七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47)。就连从中宗临幸荐福寺并作奉和诗的李峤也忧心忡忡：“崇作寺观，工费浩广。今山东岁饥，糟糠不厌，而投艰厄之会，收庸调之半，用吁嗟之物，以荣土木，恐怨结三灵，谤蒙四海”(48)云云。但中宗只是对私度僧尼沙汰了一些，修寺造庙依然如旧。
5、“会昌法难”前后
唐中宗以后，大荐福寺开始了它的平稳发展时期，建制庞大，诸宗并弘是其特点。这段时期一直到唐末，其间虽有“安史之乱”和“会昌法难”，但和京城其它佛寺相比，大荐福寺受损失较小，可以说是幸免其难。
主要的殿堂之外，大荐福寺还有一些院落，有翻经院，律院、圣容院、菩提院、三阶院、净土院、禅院、文殊院等。睿宗时，寺内三阶教僧人活动频繁。玄宗初，下令禁止三阶教流行，废除三阶院，与其它院落相通。“安史之乱”后，三阶教又复兴，直到唐敬宗时大荐福寺还有明观和尚演三阶之奥理(49)。三阶院只是寺院的一小部分，并且不占据主要殿堂。其他宗派的僧人另有居住和行道处。如南禅僧人道光开元二十七年(739)在大荐福寺“僧坊”(50)去世，王维作有《塔铭》。可见禅院之设也比较早，而且奉行的是南禅的宗旨。秘书省校书郎任华曾来荐福寺后院宴饮送友，“寺院少客，苍苔满地”，远望，“终南晓晴，洗然黛色”。任华与友“日暮饮罢”，已是“钟声傍山”(51)了。一片恬静宁和的气氛跃然纸上。大荐福寺的这种气氛和环境一直保留到清代。骚人逸客往往来此流览寄兴，也常有文士借宿夜话(52)。
唐代宗时敕令佥定《四分律》新旧两疏，不但有荐福寺的大德参加，而且佥定之前先令僧众在大荐福寺和温国寺斋戒沐浴，转经行道，所有费用由官府供给。佥定《四分律》疏是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在当时也有很大影响，于此也可见大荐福寺在当时京城的地位和规模。
唐文宗开成五年(840)五月二十二日，日本求法僧圆仁来到了长安。在圆仁所作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了一些大荐福寺的情况。如：“开成六年辛酉，正月一日，僧俗拜年寺中。三日，有饭供僧。四月，国忌。奉为先皇帝，敕于荐福寺令行香，请一千僧。”(53)当时圆仁住在资圣然，《记》中所说的春节拜年和供僧是长安诸寺的习惯，当然也包括大荐福寺在内。惟国忌日行香为荐福寺独有。文中“开成六年”即会昌元年。唐文宗李昴于开成五年(840)的正月四日去世，仇士良、鱼弘志等扶助皇太弟李炎继位，是为唐武宗。武宗继位的当年沿用开成年号，次年方改元会昌。但改元是在国忌日后的正月九日，所以圆仁记为开成六年之事。
国忌日在佛寺设斋行香是唐代的一种定制。忌日的前一天，百官斋戒沐浴。忌日入寺，或用燃香熏手，或将香末遍行。僧人们则诵经礼佛如仪，为亡人祈福。然后，在寺内设斋饭。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制度刚被唐文宗革除，敕令“两京、天下州府，以国忌日为寺观设斋焚香，从今以后，并宜停罢。”(54)圆仁所记的在荐福寺行香斋僧正是武宗敕令在文宗的周年忌日举行。“请一千僧”，说明完全是按惯例设千僧斋。这一千名僧人不完全是荐福寺的，大部分是其他佛寺有身份有名望的僧人。能同时为一千位僧人开斋饭，并且做的是“国忌日”的斋饭，也可见荐福寺的斋堂是比较大的。当然，追悼和斋饭的全部花费都由官府支给。
大荐福寺的佛牙也很有名，寺里专门建有“佛牙楼”(详见第三章·佛牙舍利)。每至佛教节日，寺里举办佛牙会和无碍斋供，四方僧俗咸来随喜供养。据圆仁所见：“佛牙在楼中庭，城中大德都在楼上，随喜赞叹。举城赴来，礼拜供养。有人施百石粳米、廿石粟米；有人施无碍供*(左饣右念)头足；有人施无碍供杂用钱足；有人供无碍薄饼足，……向佛牙楼散钱如雨”(55)。
从以上国忌日行香和佛牙会两则事例可以看出大荐福寺的地位和经济状况。前者说明荐福寺皇家寺院的特殊地位，这是维持僧众生活的主要保证；后者则反映了寺院宗教收入的一个侧面。但这些情况并没有维持多久，由于继位的唐武宗对佛教的态度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大荐福寺也和其他佛寺一样，经历了“会昌法难”的摧残。
唐武宗李炎，穆宗第五子。开成五年(840)正月二日，文宗得暴病，宰相李珏等奉密旨以皇太子李成美监国，但两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却矫诏立李炎为“皇太弟”，改封成美为陈王。两天后文宗去世，李炎继位为帝。
唐武宗李炎在藩时就好道术修摄，即位后不到十个月，召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于三殿修金箓道场，亲受法箓(56)。改元会昌后逐渐开始禁斥佛教。会昌二年(842)十月，勒令僧尼戒行不精者还俗，财物入官。僧许留奴一人，尼许留婢一人。三年，查点京城外国僧人，又令两街功德使疏理诸寺，公案无名者勒令还俗，递归本贯。四年，敕令禁止供养佛牙舍利。大荐福寺的佛牙舍利也在被禁之列。五年三月，勘检天下寺舍奴婢，毁佛措施迅速升级。据载：“先毁山野招提兰若，敕上都、东都，两街各留二寺，每寺留三十人。天下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州各留一寺，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余僧及尼并大秦穆护袄僧皆勒归俗。……凡天下所毁寺四千六百余区，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大秦穆护袄僧二千余人，毁招提兰若四万余区，收良田数千万倾，奴婢十五万人。所留僧皆隶主客，不隶祠部。百官奉表称贺。寻又诏东都止留僧二十人，诸道留二十者减其半，留十人者减三人，留五人者更不留”。(57)
大荐福寺由于特殊的地位和影响，在这场残酷的灭佛运动中幸而得到保护，躲过了厄运：
“中书门下条疏闻奏：‘据令式，诸上州国忌日官吏行香于寺，其上州望各留寺一所，有列圣尊容，便令移于寺内；其下州并废。其上都、东都两街请留十寺，寺僧十人。’敕曰：‘上州合留寺，工作精妙者留之；如破落，亦宜废毁。其合行香日，官吏宜于道观。其上都、下都每街留寺两所，寺留僧三十人。上都左街留慈恩、荐福，右街留西明、庄严。’”(58)
文中“上都”即长安，“东都”、“下都”为洛阳。为什么保留大荐福寺，看看其它三寺的情况就清楚了。
慈恩寺，在左街晋昌坊，贞观二十二年(648)十二月二十四日皇子李治为文德皇后所立，凡十余院，总一千八百九十七间。玄奘三藏率门下弟子长期在此译经传法，被誉为“长安三大译场”之一。永徽三年(625)建大雁塔。在佛教史上以慈恩宗祖庭而著名。
西明寺，在右街延康坊，显庆元年(656)八月十九日敕为孝敬太子病愈所立，大殿十三所，楼台廊庑四千区，赐田园百倾、净入百房。先后有道宣、神泰、怀素、道世、圆测、圆照、慧琳、佛陀被利等名僧卓锡，亦名闻海内外。
庄严寺，在右街永阳坊，隋仁寿三年(603)文帝敕令为献后立，名禅定寺，建木浮图，高三百三十尺。《两京新记》曰：“寺内重殿复廊，天下伽兰之盛莫与为比。”唐初改名庄严寺。先后有昙迁、慧因、神迥、保恭、道哲、昙仑、威秀等大德在此弘法，法席颇盛。
加上荐福寺在内，显然“会昌法难”中所特令保留的这四座寺院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都是敕令建造的皇家寺院，建造年代比较早，“工作精妙”，制度庞大，院落众多。另外，似也与佛牙舍利和“列圣圣容”有关。
寺院被保留，意味着寺院的建筑和佛像、法器、经籍不会受到大的损坏，但经济来源陡然萎缩，僧人的数量也被大幅度栽减。该寺曾有位著名的诗僧，名叫栖白，禁佛的时候似在大荐福寺。当时勒令外国僧人还俗，蓄发着俗服，日本僧人圆仁也在此列。栖白有《送圆仁三藏归本国》的诗相赠，充满了依依惜别之情。会昌五年(845)五月十六日，圆仁被迫从长安出发归国，一路向东同行的还有十几位中国僧人，大概都是“递归本贯”的还俗沙门。其中有位竞被递解向外国新罗。这位僧人是长安人，幼年入佛门，在荐福寺侍奉新罗僧为师。据圆仁说：这位僧人“因僧难，承接新罗僧名字，得住(大荐福寺)”，因此在禁佛时，“官家随其公验递向新罗国去。在府之时，百方作计申诉，不免递过。亲情啼哭，街中相别，遂被递到昭应县同宿。大家五更发，其僧暗走脱而去，同行尽不觉。”这显然是误会，因这位僧人是“长安县城里人，父母兄弟姐妹今见在。”(59)
会昌六年(846)三月，因长期以来武宗重方士，服食丹药，药猛中毒，以至于失语，喜怒无常。二十三日，驾崩，年仅三十三岁。皇太叔李忱即位，是为宣宗。宣宗即位后立即停止武宗的禁佛政策。不久，诏复佛教：
“会昌季年，并省寺宇。虽云异方之教，无损为政之源。中国之人，久行其道，厘革过当，事体未宏。其灵山胜境，天下州府，会昌五年四月所废寺宇，有宿旧名僧，复能修创，一任住持，所司不得禁止。”(60)云云。
除会昌中保留的四寺外，长安再恢复十六座，即左街的兴庸、保寿、宝应、青龙、菩提、清禅、法云、崇敬，右街的千福、兴元(福?)化度、永泰、温国、经行、奉恩、万善。宣宗自已也将在藩旧宅改建为佛寺，名法乾寺。
宣宗大中四年(850)，诏大荐福寺弘辨禅师入宫，垂问禅宗之流派、义理及修持方法。宣宗九问，弘辨九答。宣宗大悦，赐紫方袍，赐“圆智禅师”(61)号。懿宗时代，朝廷崇奉佛法，迎佛骨，盛况空前，修佛寺，不遗余力。(62)在这段时间，大约大荐福寺仍保存完好。
迄僖宗时代，从黄巢之乱开始，大荐福寺迅速衷落，此即寺内碑中所云：“经巢寇洎五季，寺悉焚荡。”(63)实际是黄巢入长安后破坏并不大，而诸道勤王之师围攻长安时，纵火劫掠，“宫室居市闾里，十焚六七”。乱平后京兆尹王微经年修葺，长安稍复旧观。至光启元年(885)十二月，沙陀军攻长安，神策军溃败，退入京师劫掠，田令孜复奉僖宗逃奔凤翔，于是“乱兵复焚，宫阙萧条，鞠为茂草矣。”(64)昭宗乾宁三年(899)七月，李茂贞率兵攻长安，昭宗逃华州(治所在今陕西华县)，“宫室廛闾，鞠为尽烬，自中和以来构葺之功，扫地尽矣。”(65)天祐元年(904)春，朱全忠胁迫昭宗东迁，令长安里人按籍拆迁，屋木自渭浮河而下，长安完全荒废。在这场大劫难中，大荐福寺自然难以保存，僧众散逃，寺院废毁，所幸小雁塔历经沧桑却依然屹立如故。
6、宋代以后的变迁和修葺
五代，连年兵燹，僧众散逃，寺宇破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移，佛教亦然。入宋，记载大荐福寺较早的有张礼《游城南记》。
张礼，字茂中，浙江人。北宋元祐元年(1086)闰二月，张礼偕友陈微明游长安城南。《记》中载道：
“由务本西门入圣容院，观荐福寺塔。张注曰：圣容院，盖唐荐福寺之院也。今为二寺。寺之浮图，今正谓之荐福寺塔，尚存焉。其寺，文明元年立，谓之大献佛寺。天授元年，改为荐福寺。景龙中，宫人率钱，起塔十五层。(66)
“务本”，即唐长安务木坊，在皇城南安上门外的左侧，与荐福寺所在的开化坊正斜对。“大献佛寺”，为“大献福寺”之误。
由上段记载可以得知，张礼来游时，开化坊大荐福寺的寺宇殿堂已大半废弃，仅余圣容院，独立为一寺。安仁坊的小雁塔，“今正谓之荐福寺塔”即荐福之额已移于此。这种变迁发生于唐末五代的战乱中。“圣容院”也仅见于张礼《游城南记》，此后，圣容院湮没无闻，凡称“荐福寺”或“荐福禅寺”者，概指小雁塔及其塔院的范围。
宗徽宗政和六年(1116)二月，有自称“山谷迂叟”的信士见小雁塔“风雨摧剥，檐角垫毁”，塔下副屋“堕砖所击，上漏下湿”，于是发顾修缮。“负粮襄费，自竭其力，虽一毫不假于人”。四个月后竣工，当时住持永明法师立石记之(67)。这次维修以塔为主，兼及塔下周围的房舍。百余年后，据《游城南记》荐福寺条下的“续注”，因金哀宗时的“正大迁徙”，寺宇“废荡殆尽，唯砖塔在焉”。
元代，崇尚释教，荐福寺内香火渐恢复。但僧人仍营塔院以居，抱残守缺，难复昔日之盛，寺院的田产亦渐被侵夺。
明代初期，有古梅禅师居此，戒律精严，身心洞彻，禅风颇盛。秦康王与古梅禅师交，深加礼敬，乃助古梅重辉殿阁。礼部尚书胡琏赠古梅师诗云：
世外高僧号古梅，
古梅常占百花魁。
清虚冷淡家风别，
不待阳春意早回(68)。
明宣宗宣德七年(1432)，藏传佛教高僧勺思吉发心大修荐福寺。这次修的范围和规模比古梅禅师所修要大，基本上奠定了今天荐福寺的布局和基础。
据该寺1980年出土的《圣旨碑·礼部札付》，勺思吉本为西宁卫宏觉寺僧，宣德元年(1426)蒙钦赐度牒。此后，勺思吉住荐福寺，“见得本寺系古刹丛林，建立年远，殿堂废驰，宝塔见存”，于是从宣德七年(1432)募资大修。至正统十四(1449)年，用了十七年时间方才修完。前后殿宇，周围廊庑，俱各完备。随即勺思吉赴京，附上修后的荐福寺图，请礼部转奏朝廷，乞赐寺额。
正统十四年(1449)正月二十四日，礼部通政使司官于奉天门上奏，得旨日：“礼部审这僧，怎么得绿瓦盖?审的明白来说，钦此。”勺思吉辩解说，该寺自唐时建立，此后正佛殿、天王殿、大悲殿、藏殿、慈氏阁，俱是绿琉璃瓦建造。在此次大修中，仅将旧绿琉璃瓦沿殿顶之边沿安盖。礼部却认为：“既是荐福寺废驰，化缘修盖，不合用旧绿琉璃瓦沿边，合当有罪。”将此意见与勺思吉的辩解复奏英宗，可能是因为寺院本非新建，琉璃瓦亦属旧有，或许也有其它方面的原因，英宗又下旨曰：“准他还与做荐福寺，本僧不问，钦此。”于是勺思吉赍敕赐寺额返回住持，恪守清规，领众梵修。
该《圣旨碑》的背面刻有勺思吉修完后的荐福寺殿堂图。全寺共五进，自南向北依次为山门和山门内的东西偏殿，正中的天王殿、钟鼓楼和两边廊庑，面阔五间的慈氏阁、面阔七间的正殿、东西配殿和正中面阔五间的藏经殿，最后是小雁塔。
关于这次大修，天顺二年(1458)十一月立有《敕赐荐福禅寺重建记》碑。碑文说，正殿塑有三世佛和阿难、迦叶尊者，在某座殿内“绘有□方五佛八十四龛”。殿堂之外，“翼以廊庑百十余间”，“庖湢库圊，悉皆完备”。“庖”即厨房，“湢”为浴室，“库”即仓库，“圊”是厕所。可见这次的大修确实完备。此外，另置田地五倾，以瞻养僧众。(69)
宪宗成化八年(1472)，镇守陕西都知监、太监刘祥捐资重修荐福寺。自从勺思吉大修后，已过去了四十余年，“风陵雨震，规制虽存，屋瓦日就零落”(70)。刘详暇日游眺，见此乃发心捐资修缮。这次修的规模不大，似是损坏者修之，未见有大型新建项目。修缮期间，刘祥为寺院置良田一顷余，岁取其入以赡僧众。
寺内还存有一通《重修荐福寺地藏王殿》的明碑，行书。因石质较差，字迹多已漫患不清。据其大意，该地藏王殿创自明初，神宗时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王用宾捐资修茸。崇祯九年(1636)至十一年(1638)，荐福寺住持僧无昙募资重修。无昙博通内外，善书画，碑阴的线刻弥勒像即无昙的笔迹。地藏殿即地藏十王宝殿，屡次重修，恐另有缘故。复修地藏毁外，对正殿、白衣阁及配殿、药师殿、禅堂、香积厨等也进行了维修。碑阴上部线刻弥勒佛像，下部刻施主姓名，惜已漫患，难以识读。
清代，荐福寺的修葺主要在康熙年间(1662—1722)。自从明宪宗时刘祥大修之后，近二百年间未有校大的修缮。至清圣祖康熙九年(1670)，有兵子羽、王木生二进士和信士施心奥发愿募资大修。尤其施心奥，出力最多。十六年(1677)，抚台杭爱率长安僧俗迎请终南山灵源寺紫谷禅师任荐福寺住持。紫谷禅师传曹洞法门，为第三十世法裔。在施心奥施主和紫谷、太玄等僧俗努力下，经二十年，“凝土、度木、设色，烂焉一新矣”。正殿之外，旁殿为伽兰、祖师、大悲、弥勒等殿以及钟鼓楼。中有慈氏阁，后有白衣阁、药王殿和地藏十王宝殿。佛像皆新塑彩绘，“月面云眉，雪齿金容”(71)。另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三月至二十六年(1687)五月，有榆阳长者杜应元倡导，对小雁塔的塔基、塔台和塔院也进行了修茸。
康熙三十一年(1692)，裴宪度撰《重修荐福寺碑记》在该碑的碑阴也线刻有新修后的荐福寺殿堂图。对比明代勺思吉的图，有以下几点不同。其一，勺思吉时小雁塔完好，清康熙时小雁塔已无塔顶。其二，中轴线上主体建筑变化不大，但勺思吉图中的廊庑至清时已全改成围墙。其三，勺思吉图中第二进、第三进和第四进以廊庑围成两个大院落。清时院落校多，五进殿堂分隔成四个院落，小雁塔西边的两座偏殿和东边的一座六角攒尖亭也分隔成院落。
在殿堂图下刻有《荐福地粮记》，记载了清康熙时荐福寺的地界面积和山场，是很珍贵的历史资料。如当时寺院的面积：
“寺基尺丈：中长贰百叁拾肆弓，阔一百叁拾□弓□积弓叁万二千贰百□拾贰弓。”
略作计算可知，所缺的第一个字应为“捌”，第三字应为“玖”。旧时方法，土地面积以“弓”为丈量单位，二百四十平方弓为一亩。则当时荐福寺占地面积为一百三十四亩有余。一弓为公制1.6米，则长约374米，宽约221米。
关于荐福寺所有的山场，共有三处：
“咸宁县化坪峪山场一段：前至西皇峪□河心，后至双岔河，两面俱□山岭。
庵沟山场一段：前至化坪峪，后有三岔沟，两面俱至山岭。
长安县罗汉洞山场一段：东至大河，西至老岭头，南至小本岔，北至□□□。”
康熙三十六年(1697)，汉军固山李国瑞率众迎请大峨禅师住持荐福寺。大峨禅师，四川夔州(治所在今四川奉节)人，临济宗第三十三世。大峨通今博古，大阐法化，名著一时。十二年(1730)，康熙帝西巡西安，大峨率僧众恭往迎谒，与康熙帝有问答。此后，总督博济阅田适荐福寺，与大峨禅师相谈深契，遂捐俸维修寺宇。臬台何嘏，记大峨禅师《语录》行世。抚军永泰，捐资重修大殿佛像，并为寺置十方僧田一百五十亩。大峨禅师谢世后，永泰为建灵塔于荐福寺东南，其门人护公继席住持。护公退迁佛钵山后，门人慈渡禅师继席。慈渡退迁温国寺后，雍正二年(1724)，荐福寺两廊恭请其门人继可禅师任住持。十二年(1734)，继可退迁南山谷口小庵，两廊又恭请文玺禅师继席，同时，立《荐福寺来源碑》。
《荐福寺来源碑》详细记载了当时荐福寺的殿堂建筑，“由前竞后，通一十一进”(72)。现据其碑大略疏理如下：
中轴线上的主要殿堂：山门三楹、金刚殿三楹、天王殿三楹、荐福阁三楹、大佛殿五楹、方丈五楹、小雁塔一座、白衣阁三楹、韦陀殿三楹、地藏殿五楹和睡佛殿基址，
东侧，大悲殿三楹、伽兰殿三楹、禅堂五楹、斋堂五楹、钟楼一座、十王殿三楹。
西侧：弥勒殿三楹、祖师殿三楹、鼓楼一座、十王殿三楹。
另，大佛殿与方丈两边有回廊十余楹，隔成一院落。
总计，当时寺基面积一百五十亩，有殿堂十七座，钟、鼓楼各一，塔一，回廊十余楹，寺内杂树数百株。此外，还应有寮房若干。
显然，自从康熙帝西巡以后，在大峨禅师住持下，荐福寺有一个比较兴盛的时期，寺宇广阔，殿堂整齐，不断有达官贵人为大檀越。至于该寺所属的宗派，从大峨禅师开始，传南禅法脉的临济宗。师徒相承，也有改子孙庙的趋向。
《荐福寺来源碑》的下部还刻有《荐福两廊宗派图》，对了解临济宗清代在关中的流传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宗派图》如下：
宗派
真如若大虚，寂照圆明性，
清净桓(恒?)湛然，本来无体用。
绪派
隐显蕴玄宗，心融万法通，
一乘宏大教，道德自兴隆。
后续派
洞彻精纯理，传灯证祖纲，
灵机含妙意，源远永流长。
迄仁宗嘉庆十一年(1860)，因“宝相尘侵，金容雨立”，有居士赵连第、赵连发昆仲发起维修。四处募捐，以关中州县为主，远及陕南，得银二千二百三十六两八钱。赵昆仲为董事，晁晋堂为理事，冯景堂、赵熏为督工，住持了潮法师率僧众协助，二月鸠工，至十五年(1810)九月竣工。这次维修虽长达数年，但据《碑记》，似为一般普遍性的维修，未有新建大型项目。《碑记》中仅云：“鼎新革故，灵宇斯复。昭容载昭，金碧凌霄。百尺蛇鳞之栋，琉璃瑛目，七重雀目之窗，必钵之林重闻”(73)云云。
从嘉庆至清末，荐福寺末见有大的变化。零星的局部维修偶而有之，此不赘述。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汉爆发，陕西随即响应。至10月26日，义军占领西安，满清政府在陕西的统治结束。此后，革命斗争，此起彼伏，反袁世凯，逐陆建章。1916年6月10日，段祺瑞命陈树藩为汉武将军，督理陕西军务。陈树藩投靠北洋政府，倒行逆施，残害进步人士，又极尽搜刮民众之能事。郭坚、耿直等组建靖国军，通电全国，护法讨陈。1918年2月10日，靖国军张义安、董振五、冯子明、李虎丞等部攻至西安南郊，以西营盘和荐福寺为据点攻打陈树藩军。陈亦调重兵反攻，包围靖国军。荐福寺成为战场，严重受损。
1923年，陕西省佛教会在荐福寺筹备设立普通僧学校，推宏纯法师住持。各居士捐赠，并购回《频伽藏》、日本影印本《续藏》各一部，并修缮房屋，准备好讲堂桌橙，但因各方面原因，最终仍未能开课。
1926年，被驱逐的原陕西省长刘镇华在吴佩孚、阎锡山支持下，于河南收编旧部，重建镇嵩军攻陕。2月，在灵宝、函谷关一带消灭国民二军大部，镇嵩军入潼关，进逼西安。4月1日，国民军二军、三军在三原县召集驻陕各部高级将领会议，商定抗击镇嵩军方略，决定联合组成陕军，由李虎丞、杨虎城二将军统一指挥。其后，陕军刘文伯旅宋锡侯团驻在荐福寺防守。镇嵩军兵临城下，双方展开激烈交战。至6月，战况愈演愈烈，陕军的荐福寺据点竞三失三得，该地成了陕军郊外最突出、势在必争的战略要地。为了加强防守，调兵员、弹药已不足的宋锡侯团回守南城墙，王志茂团守南关，李定五团放弃三秦公学、黄雁村等处，守荐福寺、东西夏庄、焦家村至东南城角一带。李定五团将团部驻扎在荐福寺内(74)。
至11月27日，镇嵩军败退，西安之围解。在长达半年多的激战中，荐福寺的情况可想而知。从此以后，僧人逐渐失去了对荐福寺的管理权，佛像不断被毁，寺宇被侵占。1949年以前，胡宗南绥靖公署曾设于寺内，荐福寺成为军营，仅有寺大门内西边农房数间，住僧数人。
7、荐福寺及小雁塔的保护
1949年以后，荐福寺仅有的几名僧人移住他寺，寺内所有的殿宇房舍相继被机关单位占用。
1957年，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迁入荐福寺，接管寺宇堂塔。据康寄遥居士《陕西佛寺纪略·上编》记载，当时寺址占地一百五十亩为南北长方形。周围有整齐的围墙，山门仍在南，但不常开，常用东北角的便门。寺内共有殿宇三十九间：大门内长方形小院有大殿三间、佛楼三间，院左右有钟、鼓楼各一，向北左右又有小钟、鼓楼各一，楼后各有殿三间。再北为一大长方形院落，南有大殿五间，东西寮房各七间，北有大殿五间。殿后院中为小雁塔，塔北有白衣阁三间，阁下为一洞门，即为此院的北门。小雁塔底层中心砖台上有一粗石，四面刻佛像，但像的头手都损坏，且无文字，不知是何时雕刻。这是当时寺内唯一的佛像。
1957年时，荐福寺寺外有该寺历代大德的墓塔若干，似都为清代所建，分为两处塔院。这些塔现已不存，但对了解荐福寺历史上宗派演变有重要意义。兹据康继遥《陕西佛寺纪略》对两塔院分述如下(75)：
其一：在荐福寺外东南，院为方形，面积约二亩余，周有围墙，内有和尚墓塔十三座。墓塔都为砖构，多为六角形，高约一丈五尺左右，塔上镶一长方形小石碑。
1、临济宗第三十三世大峨禅师塔，康熙五十四年(1715)建。
2、藏密玉、乔松灵二禅师塔，雍正元年(1723)建。
3、江广禅师塔，雍正八年(1730)建。
4、临济宗第三十四世永秀禅师塔，乾隆八年(1743)建。
5、临济宗第三十六世法藏学公禅师塔，乾隆四十八年(1782)建。
6、临济宗第三十六世古愚禅师塔，嘉庆十年(1805)建。
7、临济宗第三十七世显珠潮禅师塔，道光元年(1821)建。
8、临济宗第三十七世志明辉禅师塔，道光年(1823)建。
9、临济宗第三十七世道公禅师塔，道光十一年(1835)建。
10、临济宗第三十八世道煜福公禅师塔，道光十二年(1832)建。
11、临济宗第三十八世道亮能禅师塔，道光十七年(1837)建。
12、临济宗第三十九世晓然智公禅师塔，咸丰七年(1857)建。
13、临济宗第三十八世印公禅师塔，咸丰十一年(1861)建。
其二：也在寺外东南，距大兴善寺较近。塔院为方形，占地三亩余，内有石构多角多层的西藏式墓塔十九座。有的高约丈余，有的不足一丈，式样都很美观。塔上所镶小石碑已被人拆去，所以仅知有裕公延寿塔、偈照塔及乾隆二十八年(1763)休乾和尚衣发塔，余皆不详。
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公布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小雁塔即其一。次年，树立小雁塔重点文物保护碑。陕西省“名胜古迹整修委员会”设计组对荐福寺小雁塔进行了实测。1963年7月至10月，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勘探小雁塔基座，以备维修。当年，成立小雁塔文物保护管理所，以小雁塔为主，开始对荐福寺进行全面保护和整修。1965年，拨款九万元修葺小雁塔及白衣阁、藏经楼等。“文化大革命”中，寺院被占。1973年，维修慈氏阁，增建钟楼，移位重建大殿前的小亭。
1978年1月24日，中央军委电示，所占单位撤出荐福寺。1979至1982，西安市人民政府召集两次会议讨论荐福寺问题，印发《关于退还小雁塔房地产会议纪要》。1979年，经初步维修后，荐福寺对外开放。1981年，寺内增建八座碑亭，即大殿前四座，塔前两座和白衣阁后两座，有效地保护了古碑。1982年至1984年，拨款十万余元重修大殿。1985年开始，复修大殿前的配殿，花费十九万元。1986年至1987年，增修小雁塔排水管道，花去一万二千余元。1991年至1992年，新建两侧碑廊数十间，拨款十九万余。1993年，修复所藏的金代巨钟，使关中八景之一的“雁塔晨钟”又名副其实。
现荐福寺在小雁塔文物保护管理所管理之下，殿堂房屋经数十年的不断维修，焕然一新。寺内古木森蔚，芳草如茵，干净整洁，清雅宜人，塔可登临远眺，钟可击响静听，而且，寺内还经常举办有各类文化活动。这些都使荐福寺成为西安著名的游览胜地。
①见《隋书》卷三《炀帝上》。《旧唐书，地理志》：武德元年(618)，改大兴县为万年县。
②见《长安志》卷七、《唐会要》卷四十八以及《唐两京城坊考》等，《唐会要》记萧瑀当时为右仆射。
③见两《唐书》之《萧瑀传》。
④《新唐书》卷一〇一《萧瑀传》。《旧唐书·萧瑀传》亦载此事。
⑤《旧唐书》卷六十三《萧瑀传》。
⑥见《两京新记》。
⑦《全唐诗》卷一六〇孟浩然《登总持寺浮图》：“半空跻宝塔晴望尽京华”。案，唐时大禅定寺改名为总持寺。
⑧三武一宗法难：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后周世宗的四次禁斥佛教事件。
⑨《广弘明集》卷二十四。
⑩见《续高僧传》卷二十三《静蔼传》。
(11)见《册府元龟》卷四八六《邦计部·户籍门》。
(12)《隋书》卷一《高祖纪》。
(13)《续高僧传》卷二十四《智首传附普应传》。
(14)法琳《答诏问释教利益对》，《全唐文》卷九〇三。
(15)太宗《小池赋》，《全唐文》卷四。
(16)《旧唐书》卷一九八上《儒学上》。
(17)唐太宗《立寺诏》，《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
(18)《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
(19)《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
(20)《旧唐书》卷五《高宗本纪下》。
(21)《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黄门侍郎薛元超、李义府曰：‘译经佛法之大，未知何德以光扬耶?’玄奘曰：‘公此之问常所怀矣。译经虽位在僧，光价终凭朝贵……今并无之，不足光远。’”
(22)《法苑珠林》卷一〇〇《传证篇》。
(23)《唐会年》卷四十八：“高祖为长安公主立为尼寺，高祖崩后，改为宫，以为别庙，后又为寺”。《长安志》卷七：“高宗为长安、安定公主薨改立为尼寺”。
(24)《新唐书》卷三《高宗本纪》。
(25)《广弘明集》卷二十五《制沙门等致拜君亲敕》。
(26)《广弘明集》卷二十五释道宣等《上荣国夫人杨氏论拜亲无益启》。
(27)《旧唐书》卷五《高宗本纪下》。
(28)《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
(29)《旧唐书》卷八十七《裴炎传》。
(30)《庸大诏令集》卷一一三，又见《资治通鉴》卷二〇四等。
(31)武则天《方广大庄严经序》，《三藏圣教序》。
(32)据《历代名画记》卷三：“荐福寺，天后飞白书额”。即从载初元年到张彦远作《历代名画记》，一百五十七年后仍为则天所书之额。
(33)狄仁杰《谏造大像疏》，《全唐文》卷一六七。又见《旧唐书》卷八九。
(34)《全唐诗》卷三〇〇。
(35)《旧唐书》卷八十七《李昭德传》。
(36)《资治通鉴》卷二〇六圣历元年二月。
(37)《大唐新语》卷一。
(38)张景源《请改中兴寺为龙兴疏》，《全唐文》卷三七〇。
(39)《开元释教录》卷九。
(40)唐中宗《禁化胡经敕》，《全唐文》卷十七。
(41)《宋高僧传》卷十七《法明传》。
(42)《宋高僧传》卷八《道亮传》。
(43)《长安志》卷七。
(44)见《宋高僧传》卷十四《道岸传》。
(45)韦嗣立《请减滥封邑疏》，《全唐文》卷二三六。
(46)吕元泰《陈时政疏》，《全唐文》卷二七〇。
(47)《旧唐书》卷一〇一《辛替否传》。
(48)李峤《上中宗书》，《全唐文》卷二四七。
(49)见《金石萃编》卷六十六《湛大师经幢》。
(50)王维《大荐福寺大德道光禅师塔铭》，《全唐文》卷三二七。
(51)任华《荐福寺后院送辛舆尉洛郊序》，《全唐文》卷三七六。
(52)见清雍正十二年赵酋《荐福寺来源碑》，该碑现存荐福寺内。
(53)《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
(54)《僧史略》卷中，又见《旧唐书》卷一一七。
(55)《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
(56)《唐语林》卷一：“武宗好神仙，道士赵归真者出入禁中，自言数百岁，上颇敬之。”案：三殿，即大明宫麟德殿。
(57)《资治通鉴》卷二四八唐纪武宗会昌五年。案：收良田数“千”万顷应为收良田数“十”万倾。
(58)《旧唐书》卷十八上《武宗本纪》。
(59)《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案：昭应县，即今临潼县。汉置新丰，则天改庆山，中宗复新丰，玄宗改置会昌，复改昭应，宋又名临潼。
(60)《唐会要》卷四十八《议释教下》。
(61)见《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三。
(62)《旧唐书》卷十九：咸通五年，谏议大夫裴坦上疏云：“不宜过兴佛寺，以困国力”。
(63)明代化八年伍福《敕赐荐福禅重修记碑》。该碑现藏荐福寺内。
(64)以上见《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本纪》。
(65)《唐旧书》卷二十上《昭宗本纪》。
(66)张礼《游城南记》，《关中丛书》本。
(67)见寺内所藏宋政和六年李野《大荐福寺重修塔记》碑。
(68)见寺内所藏清雍正十一年赵酉《荐福寺来源》碑。
(69)见寺内所藏明天顺二年倪谦《敕赐荐福禅寺重建记》碑。
(70)见寺内所藏明成化八年伍福《敕赐荐福禅寺重修记》碑。
(71)见寺内所藏清康熙三十一年裴宪度《重修荐福寺碑记》碑。
(72)见寺内所藏清雍正十二年赵酉《荐福寺来源碑》。
(73)见寺内所藏清嘉庆十六年翟凤翱《重修荐福寺碑记》碑。
(74)参见郭润宇《陕西民国战争史·上》，三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5—166页。
(75)见1951年康寄遥主编《陕西佛寺纪略·上编》(初稿)，油印本第74—7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