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佛塔
佛塔,从建筑形式到它所包语的文化艺术的内涵,人们都比校熟悉,但对这种建筑形式的来源,甚至具体到“塔”这个字的来源,以及佛塔所包语的宗教意义等,可能会有一些人不大了解。所以在介绍荐福寺小雁塔之前,对以上问题略作叙述。
中国过去没有塔这种建筑形式,塔是随着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
中国传统的建筑学思想以凝重、平稳为宗旨,孤傲高耸的建筑模式与此宗旨相悖,故不受重视。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后,作为膜拜的对象和信仰的寄托,由于佛教信徒迅速增加,佛塔的营造渐而普及。传统的建筑模式被突破,以大屋顶和方正为特点的建筑群中涌现了不少佛塔。从建筑学的发展以及平面布局和立体结构来考虑,佛塔的出现无疑是一种进步,对中国的建筑规划与设计都给予了新的启迪。我们的先人在印度式佛塔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使得中国的佛塔不但在作用上与印度佛塔有所不同,而且在样式、材料以及整体风格上也都迥然有别。
塔,印度梵文为Stúpa,音译为“窣堵波”。或称“偷婆”,是印度俗语thuva的音译,窣堵波是坟冢的意思,在印度也是古已有之,并非佛教专用称呼。与佛教有关的叫佛塔,一般用于藏埋舍利和经像。晋代以前,中国有关佛教的人或事物都被泛称为“浮屠”或“浮图”,即梵文Buddha的音译。佛教的“窣堵波”或“偷婆”的都是很神圣的建筑,于是取其字音,中国人发明了“塔”字。唐代玄应《一切经音义》说:“案塔字,诸书所无,唯葛洪《字苑》云:塔,佛堂也,音他合反。”①
中国早期的佛塔主要是舍利塔,这与印度佛塔修造史上八国分建舍利塔和阿育王造八万四千塔的传说有直接的关系。
据《涅槃经》记载,释迦牟尼去世火化后舍利分为八份,分别被拘尸国、波波国、遮罗国,罗摩伽国、毗留提国、迦罗维国、毗舍离国和摩揭陀国等八国建塔供养。二百多年后,孔雀帝国阿育王当政。阿育王本不信佛法,残暴好杀。对内杀大臣、戮妇女,造地狱,残害平民无数。对外好征战,大军过处,血流成河。因此,阿育王被老百姓叫做“恶阿育”。据保留下来的“摩崖法敕”第十三章记载,阿育王即位后的第八年率兵与迦梭伽围决战。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杀死对方士兵十多万,俘虏十五万,受伤病死数十万。平民的死伤更为惨重,有许多宗教信徒也被杀,其中有不少佛教僧侣。虽然取得了胜利,但阿育王看到如此惨状,感到痛苦和悔恨,认识到精神上的征服才是最大的征服。于是阿育王诏令信奉佛教,禁止屠杀,以求取得现实的安宁和来世的福报。
据佛教经典所记,阿育王之信仰佛教和广修佛塔另有因缘。
《阿育王经》和《阿育王传》记载,阿育王初登王位后造了一所地狱,凡有忤已意者即投入内,令受种种水煮、火烧、碓捣刑罚,直至折磨而死。某次,将一位和尚投入狱内,备受酷刑却毫发无损,于是阿育王亲自来观看。这位和尚乃说前世的因果,告诉阿育王,因有前世“施土得报”②之因,才有今世为转轮圣王之果。经和尚点化,阿育王恍如梦醒,前世之事若在眼前,遂归依了佛门。当即毁坏地狱,又至王舍城取出当年八国分佛舍利时阿阇世王所得的四升舍利,广建佛塔供养。
阿育王役使鬼神修八万四千塔的故事在《阿育王传》中有详细描述:
“造八万四千宝箧,金银琉璃以严饰之。一宝箧中盛一舍利,复造八万四千宝瓮、八万四千宝盖、八万四千匹采以为装校。一舍利付一夜叉,使遍阎浮提,其有一亿人处造立一塔。于是鬼神各持舍利四处作塔……。造塔已竞,一切人民号(阿育王)为‘正法阿恕伽王’广能安稳饶益世间,遍于国界而起塔庙。”③
印度的孔雀王朝象中国的秦朝一样,是南亚历史上最强盛的帝国之一。阿育王也象秦始皇一样拓疆开土,威名远扬。因而随着佛教在亚州各地的传播,阿育王役使鬼神造八万四千佛塔的故事广为流传。中土的不少君主帝王效仿,自比前身。佛教信徒出于宗教热忱,也极力宣传这些故事的真实性,到处寻找当年阿育王所修的佛塔。
佛塔传入中国后,其形状和在寺院中的位置不断地在发生变化。中国早期比校标准的佛寺以塔为中心,殿堂环绕,平面方形,四面开门。后来人们对供佛像的大殿越来越重视,塔和大殿并重,但塔仍在殿前。东晋以后出现了双塔,供佛像的大殿逐渐成为寺院的主体。至唐代,以大殿为中心的居多,也有的在寺外建佛塔,另辟塔院,荐福寺就是这种形式。宋以后,佛塔位置继续后移,多建在大佛殿以后。
佛塔的结构一般由地宫、台座、覆钵、宝匣和相轮等几部分组成。早期的以覆钵为主体,如公元一世纪印度的桑奇大塔,完全是一座半圆覆钵形的大土冢。以后覆钵渐缩小,台座则升高,发展为若干层,成为塔身主体。
隋代以前,中国的佛塔以木构楼阁式为主。这种塔的最大缺陷是不易保存。随着砖石建造技术的提高,隋代以后以砖石建塔比校普遍,除了仿木构楼阁式外,还出现了密檐式。小雁塔就是我国早期密檐式砖塔中的典型代表。
2、宫人与小雁塔
大荐福寺是先有寺,后有塔。当年高宗驾崩武则天修大献福寺时好象没有考虑修塔的问题,小雁塔是在二十多年后另辟“浮图院”所建。寺院是以英王府改建,所需资财和人力、物力都来源于官府,奉敕修寺。但小雁塔却不是这样,是“景龙中宫人率钱所立”④。“景龙”为唐中宗年号,在公元707到709年。“率”,《说文》十三上曰:“率,捕鸟毕也,象丝网,上下其竿柄也。”引申为聚敛、网罗之意。即小雁塔为唐中宗景龙年中宫人集资建造。
宫人为什么要建佛塔?怎样建的?内外史籍的记载都语焉不详。
唐代所谓“宫人”,就是除有名份的后妃以外的普通宫女,或称宫娥、宫婢,分布在皇宫大内、离宫别馆、亲王公主府和皇室陵寝。宫人的人数很多,所以宫人有宫官制度管理,分属尚宫、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功等六局以及下属的二十四司、二十四典、二十四掌等。另还有内文学馆,执掌教习妃嫔、宫人的文化书算。总的来说,宫人侍奉皇室生活的一切方面,是宫廷社会的最下层,人数也最多。
唐朝虽称开明,但宫人的数量依然很庞大。高祖李渊时曾对内宫宫人作了清理,但至太宗时仍有数万。李百药《请放宫人封事》云:
“自陛下受命以来,诏示天下,薄赋轻徭,恤刑慎狱,躬行节俭,减损服御,虽尧舜德音,无以过此……。往年虽出宫人,未为尽善,窃闻大安宫及掖庭内,无用宫人,动有数万,衣食之费,固自倍多,幽闭之冤,足感和气”⑤云云。
唐太宗也承认“其数实多”⑥,放出了一些。在高宗和武则天时代也有放宫女之举,以示仁政。这些被放的只是年衰色褪的宫人,同时又通过采选、进献、罪没入掖庭等方法补充入年轻貌美的少女。
“金花落”,“宫人斜”,绝大多数宫人的命运都很凄惨。如王建《宫人斜》诗中所叹:
“未央墙西青草路,
宫人斜里红妆墓。
一边载出一边来,
更衣不减寻常数。”⑦
杜牧《宫人冢》也写道:
“尽是离宫院中女,
苑墙城外冢累累。
少年入内教歌舞,
不识君王到老时。”⑧
宫人永别亲人,失去自由,幽闭深宫,青春虚度,可谓生时孤苦,死后凄凉。宫人不可能反抗命运,只有寄希望于来世。
由于皇宫崇奉佛教,在当时来说信佛或崇道是宫人们唯一的精神自由。特别是同为女性的武则天以“释教开革命之阶”⑨,不仅革李唐之命,而且打破男尊女卑之枷锁,登上皇帝宝座。这无疑对迫切需要政变自己命运的宫人们有莫大的吸引力。特别是,武则天也是宫人出身。
武则天的家门与关陇贵族有较大的距离,被蔑视为“地实寒微”⑩。入宫后虽被封为才女,为最低级的女官,但并不得宠。武则天从入宫到太宗去世,从十四岁到二十七岁,始终没有晋升,也没有生育,过了十三年凄苦的内宫生活,其境遇与一般的宫人相差无几。则天幼时受母亲影响,信仰佛教,太宗死后又被送至佛寺为尼,可以说毕生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
除了武则天对宫人的影响外,客观上宫人信仰佛教也有很好的条件。从太宗时代到则天时代,皇室贵族少有不信佛教或道教的。即最英明睿智如太宗李世民,越到晚年信佛的倾向越明显。在最根本的生死问题上皇室贵族与庶民百性毫无二致。修寺塔,度僧尼,译经典,广种福田,往往是帝王贵族最为热衷。皇宫以外是这样,皇宫以内也是如此。
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内道场,即在皇宫内苑诏令设置的佛教活动场所。宫人们难以和宫外的佛寺僧侣来往,学习佛教知识,归依佛门和作佛事活动直接受内道场影响。
武德元年(618)二月,命沙门、道士各六十九人入宫,在太极殿行道七日,散席之日设千僧斋。这是唐朝第一个临时性的内道场。唐太宗登基之初,精选文儒之士于殿讲论经义,同时诏令京城沙门入内殿行道,“有司供备,务在精华”(11),召玄琬法师入宫为皇太子诸王授菩萨戒。又为皇后六宫妃主授戒。这时内宫已有常设的内道场,即德业寺,全为女尼。为了给皇室祈福,太宗敕令在德业寺为皇后抄写《藏经》一部,经本的整理即由玄琬法师负责。玄琬在六宫传法授戒所得施舍极多,“授纳法财,日逾填委”。玄琬去世后,“春宫懿戚,卿相重臣,并舍金贝,荣加赗赠,营助追福”。(12)长安大内还有一所著名的内道场,即弘法苑,在北阙紫微殿西,玄奘三藏从印度回来后,在这里“昼则帝留谈说,夜乃还院翻译”。(13)高宗时又敕令在德业寺旁另建一座内道场,名鹤林寺,专门安置河东郡夫人及其侍女。河东郡夫人本为高祖婕妤,为隋临河公薛道衡之女。父以学业见称于世,女亦妙通经史,兼善文才。高宗幼时曾从其受学,即位后以师尊之恩封为河东郡夫人。夫人看破红尘,要求出家,高宗从其志,为建鹤林寺以处之。同时,将夫人的数十位侍女,也就是宫女,一并剃度为尼,安置寺内。夫人出家后法名宝乘,受具足戒时,高宗特别敕令玄奘率九位大德入宫为其举办授戒仪式。连宝乘在内,参加受戒的共五十多位女尼。鹤林寺旁就是德业寺,也顺便请玄奘去给授了菩萨戒。德业寺比鹤林寺大得多,有尼众数百人。可以想象这些女尼大部分原来都是宫人。
武则天时代的内道场更为庞大,也更有名。则天与佛教的关系更使宫人们惊心动魄。则天以《大云经》为革命称周的重要依据,这部经就是德感、法明、处一、慧俨、稜行、感知、静轨、宣政以及薛怀义等“内道场僧”所造。薛怀义本性冯,名小宝,京兆户县人,卖药于洛阳,得事于千金公主侍儿。公主知之,入宫向武则天推荐:“小宝有非常材用,可以近侍”。则天召见后,恩遇日深,欲隐其迹,使便于出入宫禁,乃将冯小宝度为僧,法名怀义,“在内道场念诵”。怀义出入乘厩马,中官侍从,诸武朝贵匍匐礼谒,呼为“薛师”(14)。北禅领袖神秀禅师入京后,乘肩舆上殿,则天率百官僚属亲加跪礼,“内道场丰其供施,时时问道”。(15)下面有两首写内道场僧的诗作:
贾岛《内道场僧弘绍》:
“大德燃香请,长安春几回。
夜闲同像寂,昼定为吾开,
讲罢松根老,经浮海水来。
六年双足履,只步院中苔。”(16)
李洞《赠入内供奉僧》:
“内殿谈经惬帝怀,沃州归隐什全乖。
数条雀尾来南海,一道蝉声噪御街。
石枕纹含山里叶,铜瓶口塞井中柴。
因逢夏日西明讲,不觉宫人拨凤钗。”(17)
后一首诗中“内供奉僧”的设置在中唐稍晚,但所描述的事情在高宗、则天时代已习以为常。特别是最后一句:“不觉宫人拔凤钗”,说得非常形象,也符合事实。小雁塔就是在“不觉宫人拔风钗”的过程中集资兴建的。
小雁塔是唐中宗时宫人集资所建,中宗时宫廷佛事之兴盛与则天时代相比毫不逊色。神龙时有道亮法师等十位大德入宫在内道场坐夏,为太子、妃后们广为授戒。内道场还有常设的译场,经常有高僧大德译经传法。菩提流志在内道场开译《大宝积经》,中宗亲临译场任笔受,不但令百僚侍坐,而且“妃后同瞻”(18)遇国忌日或佛教节日,宫中都要举办佛事活动。这些佛事活动少不了宫人参加。如万回禅师常被诏入内道场,“宫人供事”(19)。
为什么宫人在景龙中集资建塔,而且塔址选在荐福寺旁?了解一下这个时期的宫廷佛事及其与大荐福寺的关系就可以清楚。
首先,景龙中的宫廷佛事极为频繁,中宗及韦后、公主等竞相崇佛。僧伽大师第二次入京,中宗和百僚皆自称弟子,请入内道场。中宗与之促膝相谈,占对休咎,出宫后将僧伽安置在荐福寺。文纲及其弟子道岸频频出入宫禁。文纲奉诏送真身舍利至扶风,在乾陵宫为内尼授戒,在长安大内坐夏,宣讲《四分律》,深受宫人崇敬。文纲被称为四朝帝师,“翘诚满朝,檀施敌国”(20)。道岸奉诏入宫,为后妃公主授菩萨戒,“亲率六宫,围绕供养”(21)。宫外的佛事活动也非常频繁,穷金玉,修塔庙,臣下常有谏止者。至多年以后姚崇临终时在《遗书》中劝戒子孙:“孝和皇帝发使赎生,倾国造寺,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张夫人等皆度人造寺……为天下所笑。”(22)在这样的崇佛潮流中,宫人集资建塔自然在情理中。
其次,则天时代的佛教重镇在洛阳,中宗复唐,朝廷迁回长安。由于荐福寺为中宗旧宅,至是乃大加营饰,最著名的六德都安置在该寺,中宗率百僚屡次临幸。在这一段时期,大荐福寺法侣摩肩,朝贵延首,中使相望于途,堪称京中首刹。宫人建塔,自然以荐福寺最为合适。皇家之人为皇家之寺建塔,按常规也必然得到了中宗的敕准。
再次,宫人是否有此财力建塔?如前所述,宫人人数达数万,与家庭脱离关系,在宫中地位低下但衣食不愁。帝王后妃和亲王公主修寺,或舍旧宅,或改宫为寺,拨府帑,出私财,长安的著名寺院差不多都是这样修起来的。相比之下,数万宫人集资建了一座佛塔,在长安并不特殊。何况宫人建塔也有不少先例。远的不说,与小雁塔齐名的大雁塔也是用宫人衣物财帛所修。大荐福寺和大慈恩寺很有些相同之处,都是皇家大寺,都是先有寺后有塔。
最后,修大雁塔玄奘三藏主持,修小雁塔何人主持?这个问题史载阙如,难以详考,《金石萃编》提供一线索可供参考:
“法师义纮……东魏邺城人也。俗姓张氏,年七岁依□马寺□□□□□息兹弟子,天纵英灵,聪惠明哲,文明初岁,落发染衣,住共谷寺。勤于艺业,内外俱赡,解行双美,妙善悉昙。奉敕征□□□□□二京翻译。于是恭详圣旨,□阐梵言,译《金光明经》、《萨婆多律》、《掌珍论》等三百余卷,并诠辞征义,笔受缀文。又补充□僧统司修窣堵波检校,寻被抽入荐福寺。满世大德,百座讲说,频登胜席,殿庭论议,擢以令名。法师学海宏深,辞林迥茂,阐扬□□,名播二京,其时僧众咸号法师‘东魏大乘纮’矣”。(23)
据文意,义纮所参加的译场为义净三藏的译场,并且担任重要职责,但义纮及其事迹不见佛典所载,还值得进一步研究。“又补充□僧统司修窣堵波检校,寻被抽入荐福寺”。“窣堵波”即佛塔。查这一段时间内除小雁塔外,再无其它大的修塔工程需朝廷派人检校,所以极有可能义纮法师就是负责修造小雁塔的人
3、小雁塔与大雁塔
“小雁塔”乃俗称,正确的应称“荐福寺佛塔”。对于修寺和修佛塔佛教另有规制:
“起僧伽兰时,先规度好地作塔处:其塔不得在南、在西、应在东、在北。中国伽兰门皆东向,故佛塔庙宇皆向东开。乃至厨、厕亦在西南,由彼国东北风多故。神州尚西为正阳,不必依中土法也。不得僧地侵佛地,佛地不得侵僧地。”(24)
这里着重强调了两点:第一,修寺时应先规度好造塔之地,应考虑风向问题,远离厨、厕。第二,佛地与僧地须有区别,不得互侵。所谓“佛地”,即指佛塔所居之处。佛塔即舍利塔,象征佛身、法身。在历史记载中,小雁塔常被称为“浮图”就是此意。可能开化坊大荐福寺内没有合适的“佛地”,所以在安仁坊另辟塔院。尽管小雁塔是后来补建,但也完全符合佛教的规制。
既为佛塔,当有佛舍利。不知最初供奉的舍利从何处得来。玄奘从印度回来时带回如来肉舍利一百五十粒,义净回来时带回三百粒,其他求法僧和传法僧也带入舍利不少。另外,还可以感应所得。所以舍利的来源不成问题。
荐福寺佛塔因大慈恩寺之大雁塔而称小雁塔,虽有大、小和先建、后建之分,但都称“雁塔”,有等而视之的意思。太宗为妻、李治为母追福而建大慈恩寺,武则天为夫、李旦、李显为父追福而建大献福寺,虽晚数十年,性质和规格相同。玄奘在大慈恩寺时以宫人遗物另辟塔院建塔;义净在大荐福寺时宫人也集资另辟塔院建塔。玄奘三藏在大慈恩寺敕建翻经院译经传法,名留青史;义净在大荐福寺敕建翻经院译传,也辉映古今。两位大师都是文化伟人,后人景仰不已,以奘、净并称。所以细细究来,两塔同称“雁塔”不是偶然的。
唐中宗幸荐福寺时有许多臣属相随,作诗奉和,郑愔的诗中就有“雁塔昌基远”(25)的诗句。当然,佛教中“雁塔”的典故流传很广,也不乏有文人借喻者,如沈佺期《游少林寺》:“雁塔风霜古,龙池岁月深”,《乐城白鹤寺》:“碧海开龙藏,青云起雁堂”(26)等等。这些都不是实指,与“小雁塔”所包含的意义完全不同。
两座雁塔虽然齐名,但今日所见的大雁塔已非原貌,而小雁塔除塔顶外基本上仍为原作原样。从这一点来说,小雁塔在古代建筑史上的地位更高。
玄奘三藏永徽三年(652)修大雁塔时,计划修一座完全为印度式样的大石塔,“高三十丈,拟显大国之崇基”,后因工程太大而政建为以砖为主的五层佛塔。当时的大雁塔是这样的:
“其塔基面各一百四十尺,仿西域制度,不循此旧式也。塔有五级,并相轮、露盘,共高一百八十尺。层层中心皆有舍利,或一千、二千,凡一万余粒。上层以石为室。南面有两碑,载二圣《三藏圣教序》、《记》。”(27)
不知道每层的收分是多少,但形状显然非常敦厚,底宽一百四十尺,高一百八十尺,类似于三角形。
玄奘所修的可能是砖表土心,不久,“浮图心内,卉木钻出,渐以颓毁”。武则天长安年间(701—704),敕令拆建改造,“依东夏刹表旧式,特崇于前”(28)。即重新在旧址建造为中国式样的塔,并且比以前的要高。今天所见的大雁塔也与武则天时所建的也大有差别。因后代重修,由则天时的十层又改为七层,同时又加砖包砌,已不是原来的“东夏刹表旧式”了。则天所修的大雁塔外表没有今天所见的这样雄浑,但更显得挺拔,如果减去后代所加的包砖并且加上原来三层的收分和高度,还会增加秀美之感。这样才更体现出唐人“十层突兀在虚空,四十门开面面风”(29)的诗意。而小雁塔虽然没有大雁塔高,也不是一种风格,大雁塔是楼阁式,小雁塔是密檐式,但历经沧桑,小雁塔依然保持了原貌,所以更能体现出唐代的风韵。
4、历代的修葺
小雁塔平面方形,原为十五级,高约46米。因年代久远,塔顶损毁,现高43.3米。塔下为一方形高台基座,基座上的第一层塔体边长11.38米。第一层比较高,南北辟门,以供出入。以上是十多层密檐,均以砖挑出,下面出以菱角牙子,菱角牙子上叠出层层略为加大的十五层挑砖。这是唐代密檐式的典型特点。塔体外形由下向上层层内收,下面五层的收分不大,六层以上急剧收杀,使塔体的外形轮廓线显得非常圆和流畅,给人以秀丽的感觉。塔的内部原为空筒式结构,每层都在南北正中开有小窗。唐人有“平地塔千尺”(30)、“高塔六衔无不见”(31)的诗句,只说其高,可见唐时小雁塔只可瞻望而不可登临。
在唐末五代的战乱中,大荐福寺大半被毁,只有开化坊的圣容院和安仁坊的塔院残存。至北宋,荐福寺之额移塔院。至张礼游长安时还见到圣容院,此后亦湮没无闻于世。由于小雁塔的存在,历经后世的维修和扩建,完全成为一座殿堂齐备的寺院,使得荐福寺继续存留于世。
据现有的资料,唐代以后对小雁塔的修葺始见于北宋政和六年(1116)。该寺现藏有记载当时修葺情况的《大荐福寺重修塔记》,为政和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李野撰文,当寺住持永明禅师立石。碑文中载道:
“自景龙至本朝政和丙申,三百九十二年,风雨摧剥,檐角垫毁。有山谷迂叟,因出往游,偶见是事,喟然伤乎:岁月浸久,将就倾圮,使夫妙缘圣迹,寂寥数百年来未有修崇之者!众但咨嗟,莫能办集。盖此巍然宝塔,实为诸佛无量劫来,熏修妙行誓誓所成,佛牙舍利,悉贮其中,普为一切众生,作大高广福田。故我喜于修完,勇跃我就,愿此殊胜净行,利乐无穷,普沐妙因,岂不韪哉!于是负粮襄费,自竭其力,虽一毫不假于人。以是年二月乙卯兴功,越四月戊寅告成。洎以徘徊,副屋堕砖所击,上漏下湿,损弊尤甚。悉皆修完,遂复一新。由是观者如堵,凑沓瞻仰,众复归向,溥发善缘。……(塔)以白垩饰之,素光耀日,银色贯空”(32)云云。
这方碑石的记载中有以下几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从第一句话来看,这是小雁塔从建成后的第一次大修。但“自景龙至本朝政和丙申,三百九十二年”的计算有误。景龙元年为公元707年,“政和丙申”为公元1116年,相隔应为四百零九年。四百余年后仅“檐角垫毁”,没有其它开裂或倾斜的问题,说明建造的设计与工艺水平是很高的。
第二,“负粮襄费,自竭其力,虽一毫不假于人”,可见这次修塔的所有花费都由李野个人所出。李野生平不详,但无疑为一位有财力的佛教信士。
第三,“灵牙舍利,悉贮其中”。唐时大荐福寺的佛牙供奉在开化坊寺内的佛牙楼,武宗禁佛时长安保留了四座大寺未被废弃,大荐福寺即其一。在禁佛时有明令禁止供养佛牙,由此记载说明,禁佛中并未下令将佛牙废毁。当时长安约有五枚佛牙,这是有关荐福寺佛牙的最后记载。其余四枚中有一枚现在北京西山佛牙塔供奉,另四枚不知下落。
第四,由碑文所载维修的内容和时间来看,这次工程并不是很大。
北宋元祐元年(1086),浙江人张礼来游荐福寺,在所著《游城南记》记述了所见。至金末元初,有人在《游城南记》关于荐福寺的正文和张礼的注文后又作“续注”:
“贞祐乙亥岁,塔之缠腰尚存。半卯迁徙,废荡殆尽,唯砖塔在焉。”(33)
“贞祐乙亥岁”为金宣宗贞祐三年(1215),作者见到塔的“缠腰”尚存。“缠腰”可能是一种加固塔身的设施,不知是唐时就有还是李野维修时所加。“辛卯迁徙”也称“正大迁徙”,成吉思汗于公元1227年去世后,第三子窝阔台即汗位,派拖雷率铁骑数十万南下。当时金国据有关中之地,占长安、凤翔,设有行省。在与蒙军的麈战中,金兵不支,遂迁京兆居民于河南,长安又受到一次大破坏。如“续注”所云,荐福寺也没有逃脱厄运,寺宇“废荡殆尽,唯砖塔在焉”。
明宣宗宣德七年(1432),藏传佛教僧人勺思吉募资大修荐福寺。当时的情况是“殿堂度驰,宝塔见存”(34),于是修盖前后殿堂和廊庑,但没有提到修塔。可见那时小雁塔还没有发生比较引人注目的损坏。
此后,由于关中屡次地震,小雁塔顶部崩塌,塔体开裂,受到严重破坏。据小雁塔塔底北门楣上明嘉靖三十年(1551)王鹤的题刻记载:
“荐福寺塔肇自唐,历宋元二代。我明成化末,长安地震,塔自顶止足,中裂尺许,明彻若窗牖,行人往往见之。正德末。地再震。塔一夕如故。若有神比合之者。”
“成化末”为公元1487年,“正德末”为公元1521年。“自顶止足,中裂尺许,明若窗牖,行人往往见之。”王鹤的题刻非常具体。但是,在后人的记述里关于小雁塔因地震而裂的时间却有不同的说法。
在王鹤题刻以后六十七年,《石墨镌华》的作者赵崡来荐福寺,在他的书里记道:“塔十五级,嘉靖乙卯地震,裂为二。癸亥地震,复合无痕,亦一奇也”,(35)“嘉靖乙卯”为公元1555年,“癸亥”为公元1568年。显然,这两则记载是矛盾的。
首先应该肯定,小雁塔尽管由比较高超的工艺所建,但由于设计上每一层的窗都处于同一直线,使得整体的应力机制有了缺陷,所以年久之后遇地震而开裂。至于数十年后肯定地说某年裂、某年合,甚至“一夕如故”,“复合无痕”等等,其史料的可靠性值得怀疑。塔开裂到如此严重的程度而依然挺拔如故,坚持数百年没有倾圮,这确实是中国古建史上的一个奇迹。在古代,凡属奇异之事物人们总喜欢给涂上一层神秘的色彩,这毫不奇怪。
关于小雁塔开合之谜有各种猜测,下面的一种说法似更有道理。
民国二十一年(1932)四月十八日,前教育总长傅增湘来荐福寺。他在《秦游日录》中记载道:
“寺后有浮图,十五级,高约二十丈,亦景龙中宫人率钱所立,俗呼为小雁塔。形亦四方,中裂一隙,不可登。明赵崡《记》言:嘉靖乙卯地震所裂,癸亥地震复合。王渔洋谓:王辅臣之变,塔又中裂,乱平,塔复如故。祁鹤皋《记》言:岁歉则塔中分,岁丰仍合。余临视之:裂缝约三分之二,宽尺许,中可度鸟。屡阅近世人记载,皆见其裂,未见其合,则亦齐东之语耳。据土人言,前岁连早,裂缝甚阔,今乃小合。其信然耶?余谓既裂之后,岂可复合?或缘地脉燥湿,其空隙微有伸缩耳。”
综合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小雁塔自从地震开裂,因以后的几次地震和气候、地基干湿度的变化,裂缝确实时宽时窄。尽管如此,数百年来历经变乱仍挺立如旧。清代曾对塔有过几次修葺,都在塔基和台座,裂缝和顶部的残毁问题都没有解决,也没有条件解决。1949年以后,小雁塔成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专门成立了小雁塔文物保护管理所。这才搞测量,拔巨款,按修旧如旧的原则对塔进行了全面大修和加固,不但解决了裂缝问题,还安装了避雷和排水设施。小雁塔自从一千二百八十年以前建造以来,这是最好也是工程最大的修葺。
①《一切经音义》卷六。
②据《阿育王经》卷一,佛陀率弟子在王舍城乞食,路旁有孩童以泥土造城池、仓库、粮食。见到佛陀,孩童从泥土城的仓库中捧出一把沙土献上。佛陀大喜,以此胜因说偈:“我入涅槃后,当生孔雀姓,名阿育人王,乐法广闻名。以我舍利塔,庄严阎浮提。是其功德报,施沙奉于佛。”
③《阿育王传》卷一。
④见《长安志》卷七《两京城坊考》卷二、寺内所藏北宋政和六年《大荐福寺重修塔记》碑、张礼《游城南记》、《陕西通志》卷二十八等。
⑤《全唐文》卷一四二。
⑥唐太宗《放宫女诏》,《全唐文》卷四。
⑦⑧《全唐诗》卷三0一。
⑨《唐大诏令集》卷一二三,又见《资冶通鉴》卷二0四等。
⑩《资治通鉴》卷二0三则天后光宅元年。
(11)《法苑珠林》卷一00《传记篇》。
(12)《续高僧传》卷二十二《玄琬传》。
(13)《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
(14)以上见《旧唐书》卷一八三《武承嗣传》附《薛怀义传》。
(15)《宋高僧传》卷八《神秀传》。
(16)《全唐诗》卷五七三。
(17)《全唐诗》卷七二三。
(18)《佛祖统纪》卷四十《法运通塞志》。
(19)《宋高僧传》卷十八《万回传》。
(20)《宋高僧传》卷十四《文纲传》。
(21)《宋高僧传》卷十四《道岸传》。
(22)《旧唐文》卷九十六《姚崇传》。案:孝和皇帝即中宗,悖逆庶人为安乐公主。中宗被毒杀后,李隆基与太平公主合谋诛韦后,追贬为庶人,杀安乐公主,追贬为悖逆庶人。
(23)《金石萃编》卷七十八《二大德道行记》。
(24)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下三。
(25)郑愔《奉和幸大荐福寺应制》,《全唐诗》卷一0六。
(26)《全唐诗》卷九七六。
(27)《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
(28)《长安志》卷八。
(29)章八元《题慈恩寺塔》,《全唐诗》卷二八一。
(30)李洞《叙事寄荐福栖白》,《全唐诗》卷七二二
(31)张乔《寄荐福寺栖白大师》,《全唐诗》卷六三九。
(32)碑现藏寺内,碑文并见《金石萃编》卷一四七。
(33)张礼《游城南记》,《关中丛书》本。
(34)见该寺所藏明《圣旨碑·正统十四年礼部札付》。
(35)《石墨镌华》卷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