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起源于印度，但却在中国获得发展，而且久盛不衰。无论从那个角度看，中国佛教文化的丰富多彩、精美绝伦，都堪称世界之最。佛教文化在今天不仅具有协调自然、协调社会、协调人心的功能，而且正在成为一种重要的旅游资源而被开发利用。陕西的佛教文化与其它省份相比，又是重中之重，首屈一指。数年前，高新科技、旅游和商贸被确定为发展西安经济的支柱产业，这个方针，在一定程度上对整个陕西的经济发展也有极强的指导作用。在这个方针的导引下，西安及整个陕西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社会面貌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但是，就旅游产业而言，其经济收入与陕西作为文化大省、文物大省的地位、与陕西所具有的丰富旅游资源的实际相比，却相去甚远，令人汗颜。究其原因，这与我们的思想认识、重视程度和开发力度不够有关。仅从佛教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这一方面而言，基本情况是：至今仍然是处在吃老本、守摊子的状态。

    为了发展我省的旅游产业，为了迎接“西部大开发”浪潮的到来，需要对佛教文化及其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来一个再认识、再动员、再调整、再部署、再加强，使之翻然变样，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本文拟就此一问题谈谈自己的设想和看法，希望粗砖能够引出美玉。

    一、陕西佛教文化大观——瑰宝遍地，有待识者、能者

    陕西佛教在唐代以前主要是指帝都长安佛教以及由这个中心向外辐射传播的佛教，至今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也是这个地区的佛教文化。长安(今西安)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曾经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也是佛教弘传的中心。正因为此，这里高僧大德之众，佛学研习之深，寺院宝塔之多，法事活动之盛……都是无与伦比的。学术界有这样的说法：“长安是佛教的第二故乡”，“长安佛教史相当于半部中国佛教史”。那么，在陕西佛教文化宝库中，究竟有哪些珍藏呢?这里就其主要者略列如下：

    1．长安是印度佛教在中国内地的最早传播地。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西汉博士景卢从月氏使口受浮屠经被称之为信史。这件事比东汉永平传法的传统说法提前了半个世纪，中国的佛教首传之区也由洛阳改为长安。

    2．长安是中国佛教由以小乘为主、大小乘兼弘阶段向主弘大乘阶段转变的策动地，也是中国佛教开始快速推进发展的前沿阵地。这主要体现在西域高僧鸠摩罗什至止长安译出佛典35部425卷，其中以大乘经典居多，从此大乘佛教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以自利利他、普度众生为特点的大乘佛教终于在中国找到了其安身立命的“最广阔的家园”。

    3．长安是中国佛教最大的译经重镇。开长安佛典翻译事业之先河的是西晋武帝之末的高僧敦煌菩萨竺法护，译经地点在长安青门外大寺(即今西郊敦煌寺)，译经总数165部。前秦时期，高僧道安继续在长安组织中外译人从事佛典翻译，并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进一步奠定了中国佛典翻译的基础。后秦时期，鸠摩罗什在长安创立第一个国立译经场，即逍遥园——大寺(今草堂寺)译经场，集四方英杰于一堂，开创了中国佛教翻译事业的新局面，由私译进至官译，由散译进至有组织的翻译，由直译进至意译，由大小乘兼译进至着重于大乘经典的翻译。鸠摩罗什也因此成了中国佛教史上四大译经家的第一人。此后，历元魏、北周而至隋唐，中国佛教终趋鼎盛，佛典翻译事业亦随之更为成熟、完善。长安被誉为佛典翻译事业郁为称首之区，从译者数十人，玄奘、义净、不空是其中之佼佼者，皆名在佛教四大翻译家之列。长安的大兴善寺、大慈恩寺、(包括弘福寺、西明寺和玉华宫寺)、大荐福寺成为唐代三大译经场所在地。这时的译经不仅规模大，而且组织严密、分工细致，同时又有玄奘这样的华、梵文兼善的杰出大师，因而译文也更加准确，译经数量也相当可观。据《贞元释教目录》载，自东汉永平十年(67)至唐贞元十六年(800)，凡734年，期间传译缁素187人，所出大小乘三藏及贤圣集传7399卷，约略估计，其中半数出自长安。这些经典大部分留存至今，既是佛教化度众生的“法宝”，也是前人留给我们的一份极为丰厚、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

    4．长安是中国佛教各学派、宗派创立、发展、活动最集中、最活跃的地方。隋唐时期形成的佛教9宗中的7宗(三阶教、三论宗、华严宗、唯识宗、净土宗、密宗、律宗)，都创立于长安，而各宗派的绵延发展史又共同构建了中国佛教史的大框架，因此也使得长安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据了非常显赫的中心位置。

    5．长安集结着庞大的“僧宝”群。仅据梁、唐、宋三种《高僧传》的不完全统计，自佛教始传至宋端拱年间(988—989)，长期居住在长安的高僧大德总数为461人，占这三种《高僧传》总人数的36%。由于梁、宋两种《高僧传》出自于南方，他们对长安的高僧了解、采集并不完全，因此，实际上的长安高僧人数要比记录在册的人数更多。如果加上到长安游学暂住的名僧，那么长安的僧宝群还要大得多。古代的高僧大德，多为饱学之士，他们满腹经纶，在宗教，甚至在政治、科技、医学、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毫无疑问，他们都是陕西厚重的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6．陕西有着众多历史价值很高的寺、塔等佛教建筑。境内现存的寺院尚约有二百所，创建年代最早的可以上溯到西晋时期；最著名的应算各个宗派的祖庭和相关寺院。此外还有唐代两处佛教灵境，即位于扶风县的法门寺和终南山的南五台，以及前述译经场所在寺院。这些寺院历经千百年的风云变幻，原来的建筑大多已不复存在，留下来的多是明清以后的建筑，但从大量的历史文献中仍然可以整理、勾勒出不少古寺的旧貌。至于佛塔，情况则要好得多。现存者有隋塔、唐塔、宋塔、金塔和明塔，其数上百，在三秦大地上，几乎随处可见它们的丰姿。无论是佛寺还是宝塔，都明显地反映出各该时代的风格、特色，是中国建筑史、艺术史、佛教史的有机结合体、活样板和实物文献，因此理所当然地也是陕西大地上的又一类极可珍惜的瑰宝。

    7．佛教雕塑琳琅满目，石窟艺术异采纷呈。约略统计，陕西境内至今遗存的佛教石窟尚有13处之多，它们分布于耀县、子长县、富县、麟游县、米脂县、佳县、旬邑县、彬县、宜君县等广大地区。此外还有壁塑明珠兰田县水陆庵。这些石窟、摩崖、壁塑造像，最早可以上溯到北魏时期，历南北朝、隋、唐、宋、金至于明，标领各代，函括千年，勾划出明显的历史演变轨迹，各代石刻艺术几乎都可在这里找到其代表作品。它们在中国佛教石刻艺术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至于单体的雕(塑、铸)像，更是数不胜数。而且，新的考古发掘，不断有珍贵文物出土。例如1992年在武则天出家的感业寺遗址，曾出土三尊石刻彩绘贴金菩萨像，被认为是隋末唐初的宫廷供养物。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8．佛舍利及法器文物举世无双，价值连城。长安作为佛教弘传中心长达千年，长安佛教无论在教内或教外，甚至在皇家贵戚中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有的寺院本身就是国寺、内道场或文武大臣的愿寺、佛堂等。几乎寺寺都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及经济实力。寺院的地位决定其供奉之像设、法器、文物的等级。一个著名寺院往往就是一个高等级的艺术品陈列馆。临潼庆山寺遗址出土的金棺银郭，西明寺古井中所藏的数百件唐代银器，周至县仙游寺法王塔地宫的隋室舍利，法门寺真身塔下地宫发现的四枚佛真身指骨舍利以及七重宝函、四面十二环锡杖等，无一不是国之重宝。许多有背景寺院的地下深处，谁又能预料将来不会有惊世骇俗的文物出土呢?

    9．有保存完好的“法宝”大藏经孤本和贝叶经。玄奘所在兴教寺至今保存着据说是印度传来的部分贝叶经，数量虽少，价值却大。大藏经“积砂藏”宋代孤本，原藏于西安卧龙寺，民国间经康有为发现后而移存于陕西省图书馆。西安广仁寺至今藏有清康熙年间重修的明版大藏经6770卷，洋县智果寺亦藏有明代慈圣宣明肃皇太后所赐织锦硬壳大藏经3000余卷等。此外法门寺明塔中也清理出普宁藏、毗卢藏的残卷。这些经藏的价值也是无法估量的。

    10．长安作为十几个朝代的政治中心和弘法中心，有着特殊的地位和环境，这里既是儒释道三教斗争的前沿阵地，又是三教融合的大熔炉。由宫廷出面组织的“三教辩论”是这种斗争、融合的特殊形式。反映了中华民族吸纳融汇各种不同文化的胸怀和智慧。

    11．长安的帝都和弘法中心的地位，又决定了她同时也是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中心。自汉迄唐，从印度等西域各国前来长安弘法的高僧代不乏人，仅就可考者言之，总数即达40余人。赴印度求法的中国僧人及经此赴印的海东(朝鲜半岛)僧人也有30余人。这些人回来后多留居长安弘法，其中作出重大贡献的有竺法护、玄奘、义净等。他们对古代丝绸之路的开辟、中西文化交流有着不可抹杀的功劳。古代朝鲜、日本前来长安求法请益的僧人计有六、七十人之多，他们的足迹北及坊州(今铜川市)，南至汉水、商山，其中又以都城长安及终南山为多。这些僧人，有的学成回国，有的终生留居中国，他们对佛教的东传及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曾居住习法的数十座寺院，成为韩、日两国僧俗向往、寻根、巡礼的圣地。

    从以上约略介绍中，不难看出，陕西佛教文化遗产是极为丰厚的。从整体上说，这样的遗产，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即使是在世界上，大概也是绝无仅有的。这些遗产的重大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决定了其所蕴涵的巨大经济价值。在陕西两个“文明”的建设中，特别是在当前正在兴起的“西部大开发”的浪潮中，这些佛教文化遗产不仅应当，而且必须引起全省人民的高度重视，让它们重放光彩，让它们造福于社会。

    二、佛教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上档次，上品位、争朝夕

    省府及市府已经将发展无烟产业——旅游业作为振兴本地经济的龙头产业，这无疑是符合我省文化大省的实际的，是十分正确的。佛教文化遗产为旅游产业提供了一份可贵的资源。如何进一步利用和开发这些资源，本文提出如下设想。

    首先，开发利用的前提和力度取决于对佛教的正确认识。以往，人们一提起佛教，便往往将其与“迷信”挂起钩来，等同视之。这无疑是不正确的。所谓“迷信”指的是占星、卜命、风水和鬼神之类。而佛教，从原来的意义上讲，她是一种特定的修身养性的学问，是一种哲学。她的主旨是接受“善知识”的启发，认真研习佛教“三藏”，按照戒定慧“三学”去递修，觉悟人生的“真理”，去欲出世，最后获得解脱，即所谓“成佛”。佛者，觉也。众生中凡能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者，皆可成佛。可见，佛并非某一个人的专称，也不是独一无二的偶像，佛只是一种境界，一个目标。在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五浊恶世”里，主张“去欲”、超脱(即所谓“出世”)，这对于调解社会的尖锐矛盾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而“人人皆可成佛”的平等思想对于等级制度深严的阶级社会也是一种明显的挑战。佛教的世界观是属于唯心主义的，但其方法论却有着不少辨证法内容。此外，佛教的逻辑学、心理学、伦理学以及天文学、医学、体育养生学、文学艺术等，无论在昨天、今天还是明天，都是人类文化宝库中之弥足珍贵者。特别是，佛教自传入中国之后，经历了与本土文化如儒、道学说的接触、斗争、融合，已经被改造成中国化佛教，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既不可能，也不应该将其割离、抛弃。当然，佛教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由于对佛、菩萨“法力”的夸大宣传，另一方面又“因了民间固有习俗”和“神道怪诞的传说”的影响，从而在佛教信仰中滋生求名取利、消灾延福的现象。这样的“祈祷佛教”与前述的“修证佛教”显然有着原则性不同，理应区别对待。了解这点，对如何开发利用佛教文化旅游资源是大有好处的。

    其次，佛教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要确立正确的原则。这个原则应当以我国的宗教政策为准绳。在保护合法的宗教信仰的同时，对其中的旅游资源进行充分的开发利用，尽量地发掘其经济潜能和教育潜能，不能在实践中宣传宗教，以免对精神文明建设产生消极的影响。诸如滥建寺宇、举办水陆道场及一切祈福求财活动，都不应列为开发项目。

    再次，开发利用还要作好规划。开发前，有关部门应会同专家学者，经周密调查研究、全盘考虑后，制定全省及市县规划蓝图。此规划应具有法律效力。各地开发均应在此规划内实施。无序的滥加开发，非但无益，甚至会降低档次，有损于佛教文化及陕西的形象。规划中，项目的选择至关重要。总的来说，所上项目应当上档次、上品位。或有利于人们对知识的追求；或有利于振奋民族精神；或有利于愉悦人们的生活。而且不管什么项目都要有利于环境的保护和改善。只有那些档次高、内涵深、品位正的项目，才能吸引住游客，带来理想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那些花大钱，瞎编乱造的人造景点，往往门可罗雀，乃至于最后关门大吉，这是必须引以为戒的。

    陕西佛教文化作为旅游资源进行开发利用的具体作法拟有：

    1．在历史悠久的名寺大刹中普遍开设陈列室，着重介绍该寺历史沿革、金石文物、遗文轶事、历代高僧大德、译经弘法活动、古今国际交往等。这对游客来说，既增长了知识，又凭添了游兴；对寺院来说，则大大提高了它们的知名度，提高了其在旅游界的地位。

    2．为那些在佛教文化和世俗文化事业上作出了巨大贡献的高僧大德，在相关寺院树碑立像，供游人瞻仰。宣传他们，实际也是宣传了陕西，让人们从感性上体会到陕西文化的厚重。当然，这些塑像必须要雕出水平，那种低劣的粗制滥造的作品，切不可出现，因为它将败坏我们的旅游业。

    3．对重大的文化活动如历代的佛经翻译、唐代流行的“俗讲”等等，利用图画或雕塑的形式再现历史的宏大场面。仅就佛经翻译而言，这不仅是中国佛教史上的大事，而且也是中国文化史的大事、世界文化史上的大事。时代不同，翻译的方式、方法、特点也不同，其演变的过程体现了中国佛经翻译成长、发展的历史。再现这些历史场面，配上一定的文字说明或讲解，不仅可以使人增长知识，而且还可领略、体味其中的甘苦，分享我们民族先人创造灿烂文化的那份荣耀和欢欣。

    4．用壁画庄严寺院的殿堂、廊庑。唐人段成式的《寺塔记》载，长安左街18所寺院中有唐代画家、雕塑家吴道子、李岫、边鸾、韩干、张躁、尉迟乙僧等10余人的作品。丰富的壁画、雕塑，使古代寺院更具文化的内涵。现在的寺院往往白壁徒立、尘垢蛛网，如果丹青其上，突出佛教慈悲、护生、兼爱、平等、去恶向善的主题，使人们在旅游中受到善的教育、爱的感化，未尝不是一件大好事。而画家也因此多了一方用武之地，何乐而不为!

    5．在终南山等地开辟以佛教寺院等人文景点为核心的森林公园。它的意义，不仅是吸引外地游客，而且也在于为陕西人民，特别是西安数百万居民提供了更多的消闲游乐的好去处。终南山具有得天独厚的天然美景，历来是旅游胜地，古代皇家园林亦多设在这里。如，汉的上林苑、隋的太平宫、唐的太和宫、逍遥园等，不胜枚举。终南山同时也是一座佛教名山，历史上，山中寺院不啻成百上千，散布在眉县至兰田一百几十公里的深山幽谷中。现存者仍然数以百计。天成的自然美景加深厚的文化积淀，为将终南山开发成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双美的森林公园提供了天造地设的条件。没有自然美景不能营造宁静怡悦的休闲场所，没有人文景观的休闲场所则缺少文化情趣。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是极大的遗憾。因此，在绿化山林的同时，也应该有计划、有重点地修复具有悠久历史的包括寺院在内的人文景观。

    6．开辟佛教胜迹旅游专线。此专线可按长短分为数条。长线不妨包括整个陕西名刹大寺。短线又可列为几条供游人选择。其实，早在古代，终南山的旅游路线即已存在。如宋代章敦等人指示的是：自长安至终南山西段，游五郡、延生、大秦、仙游、美陂，晚宿草堂；次日，游紫阁，经宿再登白阁废寺，复宿草堂；又次日，过高冠潭、百塔寺、南五台、太乙宫，回宿百塔寺，然后取道华严寺而回长安。明代的王九思也有游终南山日记，“驮得南山马上归”就是其中的绝唱。根据现有资源重新设计这条线路，既可行而且很有意义。

    7．普遍推行寺院园林化计划。僧人出于静修的需要，讲究静和净。佛教寺院往往修建在僻静、清幽的山林怀抱之中。僧人依山林而生活，同时又保护了山林。即使地处闹市之中，寺院也同样具有净、静的特色。在开发利用中进一步将寺院园林化，正好适应了现代人回归自然的精神需求。现代人生活在快节奏的高压之下，生活在污染严重的城镇里，人们在欣赏人文景观的同时，亦渴望享受到自然和绿色。寺院应保持和发扬护生、清净的优良传统，以优美的环境取胜。那种在佛教名山，毁坏原有自然环境，乱建景点及楼堂馆所的做法，是对旅游业的破坏，是对环境的摧残，是绝对不可取的。

    8．开设“古代外国僧人求法遗址游览”专项。目前，人们除知道少数寺院与日本僧人有关外，其它数十所与韩国有关的寺院则至今鲜为人知。如果将这些寺院的“国际关系史”都发掘、整理出来，汇总成游览专项，这无疑也是招徕外国游客的办法之一。据我所知，韩国学者和一般游客到西安来，大都要去寻访这样的遗址。这说明，开发此一项目并非没有事实依据。

    9．加强培训懂得佛教历史知识的讲解员和导游人员。佛教资源的开发，首先是知识的开发。不仅规划者、建设者须具相关的知识，而且需要讲解员和导游人员将这些知识传导给游人。他们传导的水平，直接关系到这项旅游业发展的水平，故讲解员、导游的培训是必不可少的。

    陕西旅游资源的丰富多彩，预示着陕西旅游业前景的光明远大，当然，能否将此事业推向辉煌，还要看我们努力的水平和程度。佛教文化资源是整个旅游资源的大头之一，其开发利用的情况如何，事关整个旅游产业的大局，期望从佛教文化这一滴水珠中看到陕西旅游业波澜壮阔的大海。

    (本文撰写于1996年，原载于《玄奘研究》，三泰出版社，1999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