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国现存的佛教寺塔中，没有木塔，也很少很少砖塔。即使在历史上，韩国的木塔和砖塔也很少。仅就木塔而言，韩国境内曾经存在过的木塔有皇龙寺塔和兴轮寺塔。皇龙寺位于新罗国首都庆州，寺中木塔建造于新罗善德女王十四年(唐贞观十九年，645)。据《三国遗事》载，孝昭王即位之七年(唐圣历元年，698)，塔遭电击毁坏，至圣德王十九年庚申岁(720)重成；景文王八年戊子岁(868)六月，第二次遭电击毁坏，不久后重修落成；高丽光宗五年癸丑(五年为甲寅，非癸丑，954)十月，第三次遭电击毁坏，至现(显)宗十三年(壬戌，1022)再修葺落成；靖宗二年(丙子，1036)又遭电击毁坏，至文宗甲辰年(1064)复重修落成；宪(献)宗元年乙亥岁(1095)第五次遭电击，至肃宗元年丙子岁(1096)又重修落成；迨至高宗十六年(1229)，整个寺塔并丈六金像全部被兵火焚毁。在新罗历史上，皇龙寺内九层塔、丈六金像与真平王天赐玉带合称“新罗三宝”，曾被赋予镇护国家的神奇力量。无疑，庆州皇龙寺九层木塔在韩国佛教史上占有极其特殊的重要的地位。
一、皇龙寺九层塔的中国缘
皇龙寺塔之建，首先与新罗僧慈藏法师入唐求法有关。慈藏俗姓金，出身王族，双亲去世后，即舍宅为寺，隐身林壑，习定行禅，修白骨观，发誓“宁愿一日持戒而死，不愿百年破戒而生”。后经国王敕准而正式出家。公元638年(唐贞观十二年)率弟子僧实等十余人入唐求法，西观大化，先至代北五台山谒文殊菩萨圣像，继而至都城长安，先后奉敕住胜光寺别院，应太宗皇帝请在式乾殿讲《华严》，在空观寺从法常法师受菩萨戒，至终南山云际寺东崖架屋而居，为四众授戒等。至贞观十七年(643)携带唐太宗所赠大藏经一部及幢幡、袈裟、币帛等还国。在五台山时，夜梦文殊菩萨摸顶授梵偈并付以袈裟舍利等。在太和池旁，更有神人出而咐嘱曰：“皇龙寺护法龙是吾长子，受梵王之命来护是寺，(你)归本国成九层塔于寺中，邻国降伏，九韩来贡，王祚永安矣。建塔之后，设八关会，赦罪人，则外贼不能为害。更为我于京畿南岸置一精庐，共资予福，予亦报之德矣。”还有一种说法：慈藏法师住终南山时，曾于圆香禅师处“受建塔因由”。慈藏法师还国后，以建塔事奏闻善德王，王与群臣会议后，决定从百济聘请名匠阿非知主持建塔工役。
以上情况说明：一、无论是五台山文殊菩萨(即神人)咐嘱还是从终南山圆香禅师受建塔因由，都证明，新罗皇龙寺塔兴建的大愿是在中国求法时萌发的；二、建塔的动议正是由入唐求法僧慈藏首先提出的。
弄清楚以上两点，对下文的论述展开至关重要。
二、皇龙寺九层塔的母本及其风格特点初探
由于皇龙寺塔所具有的特殊性和重要性，韩国僧俗，尤其是学术界一直对之重视有加。但是，由于皇龙寺塔早已毁坏，而且又无更多的文献记载，即使对皇龙寺塔旧基进行了考古发掘，所得资料仍然不足以解读皇龙寺塔。因此，要了解它的风格特点，还必须借助于慎密的稽考。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能知道皇龙寺塔的情况是：百济工匠阿非知应新罗的邀请，率小匠二百人前来施工，传说在神力的帮助下，竖起刹柱，最后“毕成”此塔。《三国遗事》转引安弘《东都成立记》说，皇龙寺塔共九层；《塔刹柱记》则谓，“铁盘(即露盘)已(以之误)上高四十二尺，已下一百八十三尺。”塔总高225尺。慈藏法师将五台山所授舍利分三份奉安供养，其中一份即在皇龙寺刹柱中，其余二份则在通度寺戒坛及大和寺塔。又如前所述，此塔从建成后第54年(698)开始即屡坏屡建，直至高丽高宗时彻底毁于兵火。从阿非知受命而来，“经营木石”、立刹柱的迹象推断，皇龙寺塔应为石砌塔基，木质塔身。又从《三国遗事》作者释一然赞诗“辉煌金碧动飞甍”句看，塔的檐椽斗拱、门户窗酃也应为丹青彩绘，黄色琉璃瓦层层覆顶。以上是根据文献的明文记载或蛛丝马迹所作的描述。
再从慈藏在求法期间所受建塔因由方面来分析。慈藏入唐求法的地点，一是五台山，一是京师长安。在五台山受文殊菩萨咐嘱，这是归国建塔想法的萌动期；在京师长安的参学游访，应是皇龙寺塔的规模形状(包括造型、特点)在慈藏心目中形成并最后定型的阶段。长安自周秦以来就是十三个朝代的首都，从公元三世纪中叶起即成为中国佛教的弘传中心，至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发展到鼎盛阶段，这里高僧云集，寺塔林立，义学竞兴，不仅是全国的佛教弘传中心，同时也是佛教国际交流的中心。隋朝一代，长安城中的著名佛塔有清禅寺塔、禅定寺塔和大禅定寺塔。清禅寺是隋文帝从高僧昙崇之请在京师所建九寺之一，原址为高唐公旧宅，由高僧慧胄主持建寺工役，所谓“草刨基构，并用相委”者是。寺建好后，“九级浮空，重廊远摄；堂殿院宇，众事圆成；竹树森繁，园圃周绕；水陆庄田，仓廪碾磑，库藏盈满……京师殷有，无过此寺”。(见《续高僧传》慧胄本传)引文中所谓“九级”者，即九级佛塔也。禅定寺由隋文帝于仁寿二年为献后立，位置在永阳坊东半坊，寺中“架塔七层，骇临云际，堂殿高耸，房宇重森，周闾等宫阙，林圃如天苑，举国崇盛，莫有高者”。(见《续高僧传》昙迁本传)宋敏求《长安志》谓：“宇文恺以帝城之西有昆明池，地势微下，乃奏于此(寺)建木浮图，崇三百三十尺，周回一百二十步，大业七年成。武德元年改为庄严寺。天下伽蓝莫比于此。”文帝死后，炀帝在永阳坊西半坊为之建大禅定寺，制度一依禅定寺，也就是说，大禅定寺内同样建有木浮图，且与禅定寺木浮图等高，也是七级。唐代，禅定寺(即庄严寺)、大禅定寺(即总持寺)仍存，释法琳撰《辨证论》说，大禅定寺“并式规大壮，备准宏模；起如意之台，列神通之室；仁祠切汉，灵刹干霄；宝树八行，和铃四角；岌岌三层之格，启自响之钟；布护千叶之莲，捧飞来之座；危吞琅琊之殿，陵跨鲁恭之宫。尽世珍奇，具诸文物”。又考诸《全唐诗》，张九龄、宋之问、崔湜、李峤、刘宪、盂浩然、岑参等著名诗人都曾到庄严、总持寺游赏并登寺阁。其中，张诗《登总持寺阁》有“番阁起崔巍，高高沙版开。攀跻千仞上，纷诡万形来”句；宋诗《奉和圣制闰九月九日登庄严总持二寺阁》有“风铎喧行漏”、“梵宇日生光”句；崔诗《登总持寺阁》有“升攀重阁回，凭览四郊明”句；刘诗《闰九月九日幸总持寺登浮图应制》有“城端刹柱见，云表露盘新”句；孟诗《登总持寺浮图》有“半空跻宝塔，晴望尽京华”句；岑诗《登总持寺阁》有“高阁逼诸天，登临近日边”、“槛外低秦岭，窗中小渭川”句。这些唐诗描绘禅定寺、大禅定寺寺塔的形象是：塔势高标，上插云霄，从长安城的另一端便可远远看见高高的塔柱，塔柱上有崭新的露盘；宝塔有重阁回廊，可以登临，近可望尽京城，远可极目八百里秦川。李唐立国，至新罗僧慈藏前来求法期间(贞观十二年至十七年)，长安城内没有新建的佛塔，只在右扶风法门寺内重建了一座新的阿育王塔。贞观五年，太宗皇帝敕准开启法门寺阿育王塔所藏佛舍利，“既出舍利，通现道俗，无数千人一时同观”，“京邑内外崩腾同赴，屯聚塔所，日有千数”。就在这次开启佛指骨舍利之后，因为古塔基“曾无上覆”，太宗皇帝于是下敕拆望云宫殿旧材以盖塔基，“构塔上尊严相显”。(见道宣律师《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张仲素《大圣舍利塔铭》则载：“太宗……加之重塔”。此塔的形制特点，除上述提到者外，余无所知。1987年清理法门寺塔下地宫佛指舍利及法器文物时，曾出土一镏金铜精舍，方形，向上递缩的三重回廊，栏杆，丹樨，方形塔室，单檐，钻尖塔顶，露盘、相轮、宝珠等，一切齐全。文物专家认为，此精舍即贞观五年重建之宝塔按比例缩小的模型。至初唐时期仍然存在，慈藏在长安游学求法时肯定亲眼目睹过上述隋之三寺三塔之雄姿和风采。贞观五年开启法门寺阿育王塔遗址佛指骨舍利和重建阿育王塔，这在唐初是一件影响很广很大的事情，不数年后慈藏前来求法，肯定也耳闻过供养舍利的盛况，甚至于还可能亲自前往瞻礼过阿育王塔。因此，慈藏应该是在综合了其在长安的所闻所见后确立其回国建塔和供养舍利的具体构想的。上述关于“于终南山圆香禅师处受建塔因由”的说法，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合理性。不仅如此，在韩国的金石文献中，同样可以找到一些颇有参考价值的相关资料。《通度寺创建由绪》载，慈藏于长安终南山云际寺感得世尊(释迦佛)顶骨及舍利百枚、毗罗点金袈裟一领、贝叶经一卷还本国，在鹫栖山下九龙渊说法并填池筑金刚戒坛。(见日本忽滑谷快夫《韩国禅教史》)而《释迦如来灵骨舍利浮图碑》(即《通度寺舍利塔碑》)也说慈藏入唐求法，于五台山受文殊菩萨所付舍利有“佛头骨”、“指节”；同碑另面(里面)文谓：唐玄奘法师自天竺求法奉佛顶骨、齿、指及大乘经而还，“上(皇帝)迎佛骨诸具安于凤翔法门寺，(复又)移安于终南山云际寺”。(见《朝鲜金石总览》)将《原由》及《塔碑》这两处记载联系起来思考，至少说明一个问题，即慈藏自中国求法回国建塔、供养佛舍利这件事是与他在唐都长安的所见所闻分不开的，尤其与唐太宗开启扶风法门寺阿育王塔基下佛指舍利、重新建塔供养一事有关。由此可以进一步推定，慈藏还国后向善德王所提出的建塔方案，即塔的式样、特点，应该是以长安三塔与法门寺塔为样板的，换言之，是综合了以上四塔的风格特点而设计出来的。也就是说，长安三塔及法门寺塔应当就是皇龙寺塔的母本。这样，皇龙寺塔的型制特点应当是：石砌塔基，木质塔身，方形楼阁式结构，都有塔心立柱，级数与清禅寺塔同为九级，重廊远摄(每层都有回廊)，四面设窗，有扶梯可供登临揽胜；高度比禅定寺塔、大禅定寺塔(300尺)略矮(塔身与塔刹总高225尺)，琉璃瓦塔顶，灵刹干霄，八级风檐、四角和铃，九盘轮相，葫芦宝珠，塔内供奉佛舍利……
三、皇龙寺九层塔所镇“九夷”辨析
隋代二帝在京师立塔，目的在为皇后、皇帝追福。唐太宗重建法门寺阿育王塔，则在于借之以护国佑世。牧岳岐州刺史张亮在奏请开启法门寺阿育王塔佛指骨舍利的奏文中有“相传三十年一示人令生善”之说，后来演变成“相传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安”，借佛教护佑国家、护佑君主的色彩非常浓厚。慈藏受此思想影响，回国建塔的目的亦非常明确，是谓“镇护国家”。慈藏在叙述为何要到五台山来求见文殊菩萨时说：“我国北连靺鞨，南接倭人，(高句)丽、(百)济二国迭犯封陲，邻寇纵横，是为民梗。”他得到的指示是：护法龙受梵王之命护持皇龙寺，“归本国成九层塔于寺中，邻国降伏，九韩来贡，王祚永安矣……”慈藏还国后于是奏请善德王建造皇龙寺塔，并以中国代州五台山所授舍利百粒分安于(塔)柱以及通度寺戒坛、大和寺塔中。果然，树塔之后，半岛“天地开泰，三韩为一”。从此之后，皇龙寺塔成了新罗国的镇国“三宝”之一。从以上所叙述的情况看，皇龙寺塔初建时期的“镇敌”作用是使“邻国”降伏、“九韩”来贡、“王祚”永安；其所镇的“敌国”即“九韩”和“邻国”，也就是北边的靺鞨，南边的倭人，还有高句丽和百济。
然而，海东安弘所撰《东都成立记》有一种说法：“新罗第二十七代，女王为主，虽有道无威，九韩侵劳苦。皇龙寺建九层塔，则邻国之灾可镇，第一层(镇)日本，第二层(镇)中华，第三层(镇)吴越，第四层(镇)托罗，第五层(镇)鹰游，第六层(镇)靺鞨，第七层(镇)丹国，第八层(镇)女狄(真)，第九层(镇)秽貊。”与此相关，释一然的《三国遗事》“马韩”一目在解释“九韩”、“秽貊”的内涵时说：“《周礼》职方氏掌四夷。九貊者，东夷之种，即九夷也。《三国史》云：溟州，古秽国，野人耕田得秽王印献之；又春州，古牛首州，古貊国。又或云，今朔州是貊国，或平壤城为貊国。《淮南子》注云：东方之夷九种。《论语》正义云，九夷者，一玄菟，二乐浪，三高丽，四满饰，五凫臾，六素(索)家，七东度，八倭人，九天鄙。”接着，一然复引述了安弘《东都成立记》之文。这样，“九韩”所指又增加了两种解释。对新增加的这两种说法，笔者以为都很值得推敲、研究。
首先应当指出，“九韩”一词在慈藏于五台山受建塔咐嘱时即已出现，但其所指内容与一然引《论语》文已颇有不同之处，与安弘说差别更大。
其次，《论语》虽属孔子弟子的“听课笔记汇编”，但“正义”则是后代人所加的诠释，因此，有关“九夷”之说比较错杂，即“九夷”各自的称谓并非出自同一个历史时期，如玄菟、乐浪常用于两汉时期；天鄙可能即悉比、犀毗、鲜卑的转音，《后汉书》已有记载；凫臾即扶余、夫余，亦见于《后汉书》；索家可能是东北方结发为辫的民族，中国南北朝时，南方民族称其为“索虏”，北方结发为辫的民族则称南方民族为“岛夷”；东度即东沃沮，东沃沮出现于西汉时期；高丽与高勾丽通用则是从北周时期开始；倭人即日本，最早见于《晋书》。尽管以上各族都是古代早期的民族(国家)，但发展到隋唐时期，上述“九夷”，有的已经不复存在，有的则改变了称谓，因此再用“九韩”套用《论语》正义所说的“九夷”，是不科学的。查阅《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自始祖赫居世第一代至善德王第二十七代，共704年，期间，曾经威胁过新罗政权的“邻国”，或者说“敌国”，有百济、高句丽、倭国、靺鞨、加(伽)耶、乐浪，此外还有秽、貊、伊西国等。其中，百济侵犯27次，高句丽侵犯10次，倭国侵犯26次，靺鞨侵犯6次，加耶侵犯4次，乐浪侵犯2次，秽、貊、伊西国各侵犯1次。可见，套用《论语》正义所说的“九夷”为“九韩”。也不符合唐初慈藏所目睹的“现实”。
再次，从善德女王时期新罗与唐朝的关系判断，慈藏建塔绝对没有以唐朝为敌的意思。当时的新罗正面临百济、高句丽的频繁侵扰，善德王的对外政策是交好于唐朝，借助唐朝的军事力量牵制、抗击丽、济的侵略。在其在位的16年中，先后六次遣使入唐交好。其中的一次是遣子弟入唐请入国学，学习唐朝的先进管理经验和先进文化；另一次是在被百济攻占40余城、丽济联军欲攻取其党项城以切断其通唐之路时，遣使入唐求救之。善德王死后第二年，亦即真德王即位之次年(645)，新罗再遣伊浪金春秋及其子文汪入唐，并从此与唐朝结成联盟，为新罗最后消灭百济、高句丽二国，统一半岛奠定了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怎么可以设想慈藏或整个新罗国会与唐朝为敌(即以塔镇中华)呢!
最后，安弘《东都成立记》所谓“九韩”之属更是不经之谈，这只要指出两点就够了。一、唐朝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成立记》将唐朝境内的“中华”与“吴越”并列作为两个独立的国家列入“九夷”之内，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二、女真族(国)的祖先是靺鞨，在南北朝时期属勿吉七部的黑水部，至唐代，属黑水靺鞨部。五代以后，女真才开始从黑水靺鞨发展起来。可见初唐时期根本就没有“女真”族(国)，安弘为初唐时期的新罗人，他怎么可能超越二三百年的时间长河使用“女真”一词?再说，唐朝怎么会把“中华”、“吴越”也列入“九夷”之中呢?由此又可见，《东都成立记》中的“九韩”之说，其实并非安弘原著所有，而是后人的伪造，伪造的出现当在高丽王朝建立初期至释一然撰写《三国遗事》前这一时段中，亦即出现在统一的唐王朝解体，中国再次陷入分裂局面，南方出现十国的割据，北方先后出现契丹辽、女真金这一时段中。这从《成立记》关于所镇“九国”最明显的破绽，即慈藏建塔时新罗国最主要的敌国高句丽、百济被排除在“九国”之外这一点也可得到确凿的证明。
那末，应当怎样理解“九韩”一词呢?首先，笔者认为，“九夷”不等于“九韩”。“九夷”是古代华夏民族列东部边疆各民族的总称。习俗常以“九”喻“多”，故史谓“九夷”即“东夷”。“九韩”则应是朝鲜半岛上的原住民族的自称，是由“三韩”扩大而来。从历史上溯源，半岛南部的马韩、卞韩、辰韩是最早以“韩”称族称国的，史称“三韩”。新罗建国后，将周边的国家(包括附近的岛国)统称之为“九韩”。因此，如果超出半岛及其附近岛国的范围而将“九韩”的内涵无限扩大延伸，这是与正确的历史观相去甚远的。
以上论述还证明，尽管以上关于“九韩”的指属与慈藏所指的“敌国”大不相同，甚至有违历史事实，但它却的的确确地是半岛上的国家人民的一种真实的防御心态。正是这种心态作用的结果，皇龙寺塔的镇敌对象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在不断变化着。也就是说，三国时期的镇敌对象主要是靺鞨、倭人和高句丽、百济等；迨至统一新罗及高丽政权时期，国际形势便了，镇敌对象也主要地成了半岛以外的族、国，具如《三国遗事》及《东都成立记》所述。这应当就是《东都成立记》“九夷”出现后人伪造的原因。
(原载《当代韩国》2001年12月总第3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