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4月中旬，正是东风送暖、春花烂漫的季节，我应韩国东国大学校新罗文化研究所的邀请，前往该国庆州市参加一个有关佛教方面的研讨会。这是我第三次出访韩国了，第一次在1995年秋天，第二次在1999年深秋。每次访问回来，都觉得有些观感要说，但由于总是有还不完的文字债，一忙乎起来，就又把此事给耽误了。观感是写不成了，事情却总是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忘却不得……这次庆州之行，又多了一份令人动情的心跳，所以回来之后稍事休息，便赶紧打开电脑，以免重蹈以往“懈怠”的覆辙。
一、人性化服务和人文关怀
这里首先想谈的是韩国的人性化服务和人文关怀问题。
所谓人性化服务和人文关怀，说通俗些就是以人为本，事事处处从人的需要出发，为人着想，尽可能地创造条件、增加或改进设施，以便利于人，提升人的生活质量。由于邀请函来得晚，签证也就迟迟不能下来，所以也就无法确定准确的赴韩时间，等到最后赶到北京拿到签证，把赴韩的航班出发、到达时间电告对方，对方却因临时急事而耽误了接站，这样，我便不得不在机场候机大楼暂时等待。也正因为有了这一“等待”，使我对机场候机大楼有了更充分的观察时间。前两次出访是在汉城金浦机场降落，这次则是在刚落成不久的仁川国际机场降落。这个机场建在江华群岛的一个岛上，有双向六车道的高速公路与汉城相通，航班车行程1小时左右。候机大楼平面图成扇形，共4层，高大、宏伟，身在其中，非但没有丝毫的压抑感，而且还可以享受田园风光；其设施的现代化也自不用说。我主要想谈的是人性化服务和员工的威仪问题。进入候机大楼(非狭义的等待登机的候机室)，你随处都可以找到坐下来休息的地方，除了到处设有靠椅和条凳以外，栽种着花草树木的花圃四周也都用大理石地砖铺盖，宽约尺余，亦可供人就坐歇息，此外还有为数不少象吸烟室、会客室等一类供人休息的场所。由于靠椅、条凳特别多，尽管楼内人流如织，空着无人坐的椅子、凳子仍然不少。旅途疲劳或候车的游客在这里是用不着担心被“罚站”的。
候机楼的人性化还表现在其它方面，例如询问台、货币兑换处、机场管理费交付处的设置等等，这本来是各个机场都必有的服务项目，不足为怪，仁川机场与它处不同的是，这样的服务场所不止是一个，也不是固定在一处，而是数量多，散布在每一层楼的多个角落，使你几乎不用费心寻找就可以发现这些场所，迅速办完你所要办的事情。这样的设施和服务，让人到了陌生的地方也不觉得陌生，忙碌之中随处可以感受到温馨和舒适。
工作人员的威仪和精神面貌往往与服务质量密切相关。在这方面，仁川机场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我坐在中文询问台旁边的靠椅上等候接站的时候，发现有两个身著仪仗服装、佩着小型通讯工具的年轻人并排齐步从大厅的这一头踱到那一头，翻来覆去，持续不断，庄严肃穆，毫不倦怠，象在巡逻，又象在接受检阅。我猜想这是候机大楼里的保安人员。所见者两个而已，但却让人有一种威严感和安全感。与这两个保安相类，其他工作人员也都是统一著装，衣冠楚楚，精神饱满，工作专注，待人、接物、处事的细心、周到以及和蔼的态度，往往让接受服务者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
仁川国际机场候机大楼里还有一个细节也让我同样感叹不已，这就是清洁地板和收集行李车。这本来都是些不足挂齿、不屑纸墨的小事情。但正因为事小而又做得出色，让人能悟出大道理，这小事也就不小了。开始，我看见一位穿着黄麻褂的女青年驾着一辆长不过1米，宽和高都不过60厘米的小车来回在大厅里行驶，马达声几乎听不见，心中不免莫名、纳闷。后来仔细观察，这才发现，小车后面挂着一块约40×60厘米见方的拖布，于是恍然大悟：原来是清洁地板也已经实现机械化了。那位女工自如地驾着小车去她想要去和必须去的地方，自由自在，轻松愉快，脸上完全没有因长时间劳作而流露出来的倦怠神色。收集散落在各处的行李车也同样是机械化，所不同的是，驾车的是一位男士，而且不是坐着驾车，而是站着驾车，如此而已。站着驾车的原因是在必要时可以随时下地整理一下所收集的车子。将单调、枯燥、乏味的体力劳动一下子变成了一种轻松的、颇有情趣的活动，管理者的“人文”襟怀在这里被充分展示出来。本来，科学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高度，时代也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使劳动方式发生这样一点点合理的变化，既非难事，也不是什么“奢想”，但有人可以做到，有人却做不到，甚至于面对旧的劳动方式熟视无睹而不思改变，“小事”、“易事”在这些特定的人和特定的场合成了天大的“难事”。两相对比，“小事”自然也就有说说的必要了。
韩国的领土面积约9.9万余平方公里，人口4700多万，人口密度大，境内又多是山地，按理说，解决交通问题有一定的难度，但现实给人的印象却是便捷和舒适。在航空方面，一个小时的国内航路也用上了象波音767这样的空中客车，即使是晚上的航班，居然也快满座了。在陆路方面，无论是汽车还是火车，也都一样快捷、舒适。所有的客运汽车，一律定时发车，不管有无乘客，都必须到点即开。火车一排4座，一人一座，面朝同一方向，座椅不仅是靠背可以升降，或端坐或仰卧，各随所好，而且还有搁腿搁脚的设施；更让人叫绝的是，每个座椅的扶手上都暗藏着一面活动写字板，打开扶手上的活动盖，把写字板抽出来放平，就可以在上面写字或安放书籍、笔记本电脑。我从庆州返回汉城时就是乘的火车，许多年轻人就在利用活动写字板一直工作着；车厢里几乎满座，但鸦雀无声，只有婴儿的哭叫是自由的，不过，每当这个时候，作为父母的都会向众人做出难为情的表示，同时赶紧把宝贝哄住。自然，绝没有人会对婴儿的哭叫“光火”，不仅表示理解，而且好象还因为小儿的哭叫唤醒了沉睡的车厢而显得有点高兴。
在国内，搭乘无人售票工交车最令人尴尬的事情是交款不能“找零”。可在韩国，这已经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了。你把大票子放到一个收银柜里，多余的部分就会从傍边一个柜子里找(退)给你，只是都是些硬币而已。亲身经历了这样一件小事，我对于韩国电子工业的发达又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高科技成果已经被应用来解决人们日常生活中“棘手”的小事。
二、历史文化名城及其文物保护
庆州，既是朝鲜半岛三国时期(前57—668)新罗的首都，同时也是统一新罗时期(668—935)的首都，因此是韩国历史文化及艺术文物最多的地方，有“没有围墙的博物馆”之美称。由于自己工作在西安，又长期从事中韩文化交流研究，对西安与庆州的关系，对庆州的历史文物都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所以，这次有机会前往庆州并在那里呆上一段时间，心情不免有些激动。此中的原因很简单：我曾在笔下写过无数次的事物就要亲眼目睹和感受了，这能不叫人高兴吗!
果不其然，当我一踏上庆州这片土地，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而她那花园式的城市风貌尤其令我倾倒。庆州地处四周群山环抱的盆地中央，旧城区就建在辉煌了千年的王城遗址上，面积不是很大，街道也比较狭小，但很干净，建筑高不过七层，而且平房居多，多为中国古建筑式样的大屋顶，或推山式，或歇山式、或庑殿式，到处透露出浓厚的古代文明的气息。由第十三代国王味邹王等23座陵墓组成的大陵苑就位于旧城的中央。庆州的王陵与我们常见的咸阳原上的汉陵一样高大，但又较之汉陵密集。所以，庆州又被认为是“过去与现在共存”的城市。庆州新城实际上是无边际的，新建筑就象繁星点点散落在盆地的平原上，与公园、国王陵苑、佛教寺院、儒家书院、各种各样的纪念馆、博物馆以及其它历史文化建筑、遗址等等间隔错落，其中仅国家森林公园就有8个，新罗国王的陵墓有42座，佛教寺院及石雕佛像100多处，书院数处，王城及宫殿遗址数处等等。而无论是公园、陵苑、书院、佛寺、纪念馆、博物馆……一处处都是碧草如茵，绿树成荫，红中泛紫的金达莱，如火如荼的映山红，似云锦又象彩霞从天撒落的樱花……在春天和煦阳光的照耀下竞相开放。庆州除了具有明显历史印记的古坟、古殿、古寺一类文物、遗迹之外，当然也少不了现代化的气息。不过，由于庆州被定位为一座观光城市，国家有明令，不能在这里进行非旅游性质的商业及工业开发建设，旅游、游乐设施如“庆州大世界”、众多的星级饭店、宾馆、高尔夫球场、汽车剧场等都建在远离旧城区、历史遗迹较少的山坡上，形成一个面积达320万坪的普门旅游度假区。大小公路纵横交错，穿插于森林公园、帝王陵苑、古代的与现代的建筑群之间，让你很难区分哪是原野，哪是城市。所以，人们给她起了一个名字，叫“花园城市”。在庆州城里穿行，就好象走在一条连接古代与现代的网络形时间隧道里，历史与现实的景观交错出现，穿越一次即可饱览新旧文明的风采。
我之所以这样破费笔墨地描述庆州这座城市，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她的美丽迷人，另一方面，而且是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则是因为感叹这里的历史文物、遗迹保护得如此之好。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作为新罗王朝的首都，作为一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庆州的特色无疑地应当突出一个“古”字。在经历了一千几百年的风雨摧残之后，庆州能够古而不衰；在现代化强烈潮流冲击之下，庆州仍然能够保持“旧”而招人喜爱，其中的关键原因就在于韩国政府和国民、庆州市政府和市民共同把握住了文物的本质，并自觉地采取了强有力的保护措施。在《庆州》这本旅游手册的首页有一段“致辞”这样说：“新罗千年吉都庆州，因其随处可见的文化古迹而闻名于世。保护和宣传这些文化遗产是庆州人的神圣使命。如果这本小册子能为各位观光庆州、了解庆州助一臂之力，我们将深感荣幸。”从这一段致辞中，我们可以知道，庆州人是把“文化古迹”当作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来看待的，同时还把“保护”这份文化遗产当作自己的“神圣使命”。有了之样的认识，有了这样一份责任心，工作还能做不好吗!比如国王陵墓一项，新罗的最高统治者从始祖赫居世到最后一位国王敬顺王总共经历了56代，保存至今的王陵就有45座以上，再加上始祖埋藏金尺的40余座真假古坟，座座披绿堆翠，或辟成专门的古墓公园，或成为某一园林中的一景，非但没有游人践踏破坏的痕迹，而且还增加了新的保护设施和专项护理。又如吐含山的佛国寺和石窟庵，由新罗大相金大城创建于景德王十年(751)，壬辰(1592)倭乱，寺院被毁，十七世纪前半期开始修复，十八世纪中叶局部重修，至今已有1300年左右的历史，经过1970—1973年全面修缮，如今的佛国寺更是面目一新。寺中不少建筑、造像等都是新罗时代的遗物，如代表男性刚强美的释迦塔和代表女性温柔美的多宝塔、寺院紫霞门及其前的白云桥和青云桥、安养门及其前的莲花桥和七宝桥、大雄宝殿的殿基及无说殿、金铜毗庐舍那佛坐像，此外还有释迦塔内所藏的公元751年前木雕印刷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现存庆州博物馆)等等。石窟庵是用花岗岩巨石垒砌而成的穹庐形庵室，室中和室壁雕刻佛像，自建好后存在至今依然完好无损，花岗岩雕成的主尊释迦牟尼佛(基高1.33米、像高3.42米)和主尊前窟口壁间的浮雕四天王像、主尊后窟壁中间的浮雕十一面观音像及其两旁的释伽十弟子像、两尊金刚力士像，被认为是古代新罗人在宗教艺术上最伟大的杰作、韩国石刻艺术的最高成就，在经历了壬辰倭乱的破坏之后幸存至今而成为一种不灭的、永远的美。石窟庵以外的佛教石刻造像如掘佛寺的四面佛、三陵谷中的坐佛、摩崖观音菩萨像和摩崖坐佛、上仙庵摩崖释伽如来大坐佛、拜里三尊立佛、茸长寺遗址摩崖如来佛、七佛岩摩崖佛、弥勒谷坐佛、佛谷龛坐佛、斗垡里摩崖三尊佛、仙桃山摩崖三尊佛、骨窟庵摩崖如来坐像等等，还有许许多多的石塔，它们都散落在市内或郊外的山野间，任凭旅游者参观瞻仰，看不到人为破坏的痕迹。又如大屋顶的古建筑，不仅旧的保护得好，听说庆州市政府还有一条规定：但凡建造新屋，都必须采用仿古的形式。这一规定保证了庆州尽管处身于现代化不断翻新的大潮流之中，但却能永远向世人展示她的古风旧貌。象中国北京的四合院、平遥古城、陕西韩城党家村元代的四合院一样，韩国庆州也有一个良洞民俗村，这是15—16世纪形成的两班村，全部为砖瓦房，建筑样式有推山式、歇山式、庑殿式，古色古香，典雅而极富回归情趣，与现代化的绚丽色彩相比，真有隔世之感。
韩国至今还沿用郡、面、里的行政建制。展开庆州市地图，您会在庆州城内城外看到无数以“里”命名的行政地名，如舞鹤里、虎洞里、葛谷里、花山里等等，这从另一个角度展示了庆州的历史文化传统。在这无数的“里”中，有一个“里”最让我不能忘怀，同时也最令我向往，这就是牟梁里。牟梁里是新罗高僧圆测大师的出生地，他3岁出家，15岁入唐请业，在京师长安从名师研习佛法，与玄奘大师有同学关系。后来由太宗皇帝敕度为僧，住弘法寺学习《毗昙》、《成实》、《俱舍》、《婆娑》等经典，古今章疏，无所不通，而尤其长于《地论》、《摄论》。后来，在吸取玄奘大师新唯识学的基础上创立了法相唯识宗中两大派系之一的西明系学说，并成为这一学派的领袖；此外还参加过唐代的佛经翻译工作，在中国佛教史上贡献弥多。武则天朝，圆测倍受荣宠，被称为“海东法将”。因为牟梁里出过一个名叫益宣的贪官，有伤新罗花郎道的风化，国王因此下了一道敕令：凡是牟梁里出身的官员一律罢免，若为僧者，则不准住钟鼓寺，不授僧职。这大概就是圆测法师终生留居中国、未回故国的原因之一。国王的敕令，反映了新罗国非常重视政府官员的德行操守，但这种一人犯法而祸及众人的做法，无疑有“扩大化”之嫌。圆测法师在中国虽极负盛名，但却因了这道敕令无法传灯于故国，诚可惜也。我既与圆测法师有缘，又有机会到了他的故乡，于是，在暮色苍茫中请朋友驱车把我带到牟梁里，因为具体的出生地已无法考证，所以只是拍了几张照片，然后在那里静静地站了好一会，放目于村舍与远山，算是替一代高僧圆测法师对故乡的问候和祝福吧。
在庆州市活动的时间，总共只有短短的一个星期，但仅此已足可看出庆州市在文物保护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这不仅要归功于政府方面所采取的强有力措施，而且更要归功于全体庆州人的共同努力，如果没有广大市民高度的文化素质和自觉的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与实际行动，由历史不断积淀而形成的庆州美丽恐怕也就无法延续到今天，所谓的“永恒”、“不灭”也就无从谈起了。
三、韩国国民的环保意识
韩国国民的强烈环保意识是我访问韩国时最先和最深刻感受的问题。
韩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山虽然不高，但丘陵起伏，绵延不断，而且多是石山，泥土瘠薄，所以，以前的山岭多是光秃秃的。上世纪70年代，韩国政府实施绿化政策，大规模地展开植树和封山育林工作。当我在1995年第一次踏上韩国的土地时，那里已经是满目青山，处处葱茏积翠。由于绿化工作卓有成效，青山于是流出绿水。记得就在那一次访问中，我曾经从汉城乘火车南下益山市，然后又从益山乘车走公路到忠清北道丹阳郡小伯山中韩国天台宗总本山救仁寺，一路上所经过的河川，河水都是清澈透明的。就连横穿汉城而过的汉江，同样是绿波荡漾，而且看不到垃圾之类的漂浮物。听说为了避免造成江水被油污污染，汉江上的大桥建得都不高，离水面都比较低，目的就是要阻止大型船只在汉江航行，以免油污泄漏到江水里。其环保的良苦用心由此可见。
韩国的环保意识还表现在拒绝使用一次性竹木筷子及塑料饭盒上。除了在比较高档宴席上使用竹木筷子之外，其它场合用餐都一律使用不锈钢筷、勺、碗、碟(盘)，高温消毒，重复使用。此一改革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没有考证，但仅从我第一次出访到现在则已有8个年头。这个小小的改革，有利于节约有限资源，有利于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其中的深义并不难理解，问题在于：这样一项小而有深义的改革措施能够长此以往地坚持下去，究竟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来支撑呢?制度，措施，固然是很必要的、重要的，而作为遵守制度、执行措施的人，其有高尚道德品质和遵纪守法自觉性的人，则是第一位的、首当其冲的、决定性的因素。先不要说有没有梁上君子的存在，仅仅说如果有人在就餐后顺手牵羊，有人恶作剧搞些小破坏，那么，老板、店主能承受得起这等损失吗?但是，改革坚持下来了，这说明我们所说的“如果”并无事实依据。由此我又想起另一件事：韩国人在很多情况下是入室必脱鞋，如进卧室，到席地而坐的餐馆就餐，到寺院参拜，有时连进铺设木质地板的大会堂开会等等，都是如此。1999年我曾在汉城观门寺参加一个有2、3千名听众的学术讨论会，大家在进入会堂前都把鞋脱下来，或放在地上，或放在专门的架子上，并无专人看管，会散后，各自再认领穿走。人们到寺院礼佛也都是如此。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无论鞋的质量如何，价格贵贱，都无丢失的现象，更无人故意“偷梁换柱”，以旧换新，以坏换好。这也不能不归功于人的良好素质。支撑这个观点的还有这样一件小事：在韩国，垃圾分类安放早已成为习惯，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都是这样，随地丢弃果皮、纸屑等废物的现象是绝少绝少的。在圆光大学校校园参观的时候，我们在穿越一个广场的时候，随行的一位该校同学突然离开大家，走到3、4米以外的地方，弯腰拾起一片不大的纸屑，然后又走了好长的一段路，把那小片纸屑放到垃圾桶里。当时，我把他做这件事的过程全看在眼里，内心真是感触良多。一个个花园似的校园，无疑地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众多同学和老师才会变得那样的清洁和美丽。
在看韩国的历史文献《三国史记》时，记得唐玄宗皇帝曾说过“新罗号为君子之国”这样的话。“君子”者，按《礼》的解释是“博闻强识而让，遵善行而不怠”也。从上述几个小小的例子中，我们难道不觉得，“君子之国”的遗风还在习习吹拂吗!难道不觉得，正是这种遗风在保证着环境保护等一系列国策政施得以顺利推行吗!我忽然觉悟：但凡一个国家，治理之好坏，政府、领导人是否有能力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而全体国民是否有“谦让”，“遵善行而不怠”的“君子”素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则更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在研究中韩文化交流史的时候，曾常常读到这样的资料：古代的新罗僧人往往认为，自己生在“边壤”、“山谷之间”，有似“池鱼笼鸟”，“不知沧海之浩大，山林之宽阔”，为了求取佛法真谛，于是不惜身命，只影孤征，横渡大海沧波，到中国访道于名山，追师习法；新罗国家更是频繁地向唐朝派送留学生，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学习唐朝的先进经验。知不足而后勇于求学，韩国国民继承先贤的这种精神，终于开辟出一片新天地。而我们作为“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的子孙们，难道不也应踏着前人的肩膀，百尺竿头再上一节吗!世界现代化的潮流如此汹涌澎湃，在这样的潮流面前，我们还能迟疑吗!
(原载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刊《三秦文史》2003年第1期，刊载时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