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朱子桥与陕西佛教的复兴

    朱子桥，字庆澜，浙江绍兴人，行伍出身，曾任中东铁路护路总司令兼地方长官，“9·18事变”后，率部参加抗战。初不信佛，因好友相劝，始奉空门。民国二十年(1931)前后，陕西灾荒连年，饥民遍野。1930年，朱子桥入陕查灾放赈，其功弥多，此处不赘。在赈灾的同时，朱氏还热心佛教事业，其活动主要包括修复古刹丛林、祖塔和弘法两个方面。1930至1937年间，先后筹集资金整修大慈恩寺、大兴善寺、青龙寺、铁塔寺(千福寺)、泾阳大壶寺(惠果寺)，终南山净业寺、草堂寺，以及增设南五台之茅蓬等，此外还加固了扶风法门寺真身宝塔、长安华严寺的杜顺和尚塔及清凉国师塔、兴教寺玄奘师徒三塔。其中，整修慈恩寺和加固法门寺塔用力最多。在慈恩寺，除全面粉刷寺宇、添设僧寮和整理寺院周围环境之外，还修补了大雁塔，费用达2万余元，此外又整饬了规约，迎聘新的住持，实行丛林制度等等，寺僧所需一切资粮概由朱子桥及五台普济佛教会、张环海居士供给。在法门寺，以修塔为主，兼修大殿、山门和补足塔上佛像等，总费用达5万元以上，“主其事而倡导之、监督之、经之营之”者，“朱居士力尤多”。在弘法方面，朱子桥亦同样是竭精尽虑、不遗余力。民国19年，华清法师与康寄遥、杨右卿等居士合作，在佛化社创立佛学讲习所，中间，经费发生困难，朱氏全力支持，捐助经费，资给米粮，使讲习所得以延续两年有余。同年，朱子桥与李福田、唐慕汾、康寄遥、诸善长及陕西缁素于慈恩寺共同发起创设慈恩学院，成立董事会，筹集藏经，延请名师，以期恢张慈恩学说；民国20年，太虚大师应邀来陕弘法期间，帮助慈恩学院拟定章则及课程，加强领导班子。民国21年，朱子桥又邀请月溪、倓虚两法师来陕弘法，并争取省内外多方支持，捐献资金，助成以倓虚、华清法师为首的大兴善寺佛学养成所。此外，在朱氏所兴办的赈灾慈善事业如养老院、教养院中，普遍进行佛学教育，宣传慈悲行善精神。朱子桥的诚心和努力，志在复兴具有光辉历史的陕西佛教，而且在实际上也造成了声势，取得了成果。于此同时，无论在主客观上都起到了保护陕西著名佛教文物古迹、弘扬以一代大师玄奘为代表的民族精神的作用。以上复兴陕西佛教的活动，均见于民国间出版的《陕西佛教复兴新纪元》和《陕西七年来的佛教》。

    二、《碛砂藏》的发现及影印

    所谓《碛砂藏》，即宋平江府碛砂延圣院所藏之大藏经，是多种宋刻大藏经之一。此经约创刻于南宋宝庆、绍定年间(1226—1233)，完成于元至治二年(1322)；明正统七年(1442)曾用原版重印。由于历经丧乱，陵谷变迁，《碛砂藏》几乎毁失殆尽，幸存者弥足珍贵。西安市卧龙寺所存者即明印《碛砂藏》，就至今所发现者而言，可谓之“孤本”，真可谓“无价之宝”了，只可惜“久在深闺人未识”。

    民国二十二年(1923)十一月至次年一月初，康有为自豫入秦讲学，游览关中名胜古迹。此间，康有为曾于11月30日下午去卧龙寺讲演，并参观寺宇，于杂乱的经书中见有古本大藏经，细考之，知为宋本《碛砂藏》，惊喜之余，乃建议寺僧对此“珍宝”要“妥善保管”，复又与住持僧定慧等商议，由其借归勘对整理，影印后出版流通。双方签约后，康氏于是请人将经藏装车运回所住中州会馆。消息传出后，不期引起哗然舆论，新思想的代表者乘机借题发挥，揭康圣人之“短”，行攻击之实；乡情重之人士如李仪祉、杨叔吉等则从保护本省文物的感情出发而表示“义愤”。总之，众口一词指责康氏“盗经”。事情愈演愈烈，甚至于成立“陕西保存会”，以至于诉之公堂，向西安以东沿途驻军发出“阻截运经”的声明，利用上海的陕西同乡制造舆论等等。康有为的弟子如张鹏一等则挺身而出为老师辩诬，登报辟谣。康有为寡不敌众，有理难申，有苦难言，游兴荡然，于是向省长刘镇华辞行，并于1924年1月6日告别这块令他伤心之地。

    1927年3月31日，康有为在青岛逝世，数年后，朱子桥来陕赈灾，获知《碛砂藏》此一“鸿宝”幸存于卧龙寺，于是回上海与叶恭绰、狄宝贤、蒋维乔、徐乃昌、丁福保、黄翌昌、吴兆曾、李经纬、李圆净和释范成等缁素面商影印出版流通事宜。最后以卧龙寺所藏《碛砂藏》4548卷为基础，补之以西安开元寺藏宋本、北平松坡图书馆藏宋思溪本、叶恭绰藏宋景定陆道源本、康有为藏元普宁本、福州涌泉寺藏元亦黑迷失本、狼山之明永乐本，最后影印出版的《碛砂藏》共6351卷(比原始版本仍缺11卷)，装订为591册，印成500部，耗资32440元。国之重宝、中华民族之优秀遗产终于得以保存至今。

    康有为慧眼识宝，首先发现卧龙寺所藏宋版孤本《碛砂藏》，其功卓著。朱子桥组织影印《碛砂藏》，其功卓著。三秦僧俗在漫长的岁月里保护了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其功亦可颂。

    三、康有为与太虚法师的佛学演讲

    康有为和太虚大师来陕西讲演佛法，是陕西佛教复兴中的一件大事。讲陕西佛教的复兴，不可不讲此事。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既具政治开创性而又最终背离时代的著名人物，非一篇短文所能评价，但他的博学多才却是有目共睹，众所公认的。在儒学方面，他有“圣人”之誉；在佛教和道教方面，他有很深的造诣。1923年10月底，康有为应陕西省省长刘镇华之请，自豫至陕游览、讲学，前后共八次，多以儒教教义为主题，也讲道教和佛教。其中，与佛教最为关切者为第八次讲演。这次讲演是应陕西佛教会之请，地点在西安卧龙寺。讲演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1.佛教的本质，“所贵修炼精神，以至成佛”；2.佛教发展中产生的流弊如自焚、杀割肢体等“非人道而害法治”，是激起周武帝、唐武宗汰僧废寺的根本原因；3.在佛教诸宗中，最推重华严，认为“以此标宗，应无逾之”；而以六祖慧能之法为“真所谓教外别传，非佛教之正法也”。4.他认为，依佛经“以四禅为入门，以十住(即华严之十地)升阶，有梯级可循，有条理可按，斯为学佛之正轨”；5.深信因果报应之说。从总体上说，康氏之讲演对陕西正在开始复兴的佛教沿着正确道路发展是有指导意义的。

    太虚大师是中国当代影响最大的著名高僧，年轻时富于革命精神和革新精神。民国初，其影响已及于国内外佛教界。早在民国十年(1922)，康寄遥即与陕西佛教会的定慧和尚、高戒忍居士共同邀请太虚大师来陕弘法，太虚因忙于武昌佛学院教务，而以汉口华严大学教授妙阔法师代之。直至民国二十年(1931)，在朱子桥、康寄遥、高戒忍等人的再次盛邀下，始于当年十月中旬至西安考察佛迹和演讲佛法。先在大慈恩寺宣讲《弥勒上生经》，又在卧龙寺讲演《金刚经》。应各界的请求，复先后以《大雄大力大无畏之佛法》、《佛教与中国文化之影响》、《旧新思想之变迁与佛学之关系》、《观音化迹因缘及学生自立自治之要义》为题发表演说。在其讲演中，往往将佛学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问题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极力使“出世法”变为世间法，使佛法为社会现实服务，处处体现他关于“人生佛教”的主张。太虚大师的佛学讲演，无疑使陕西僧俗大开了眼界，从更深的层次上认识了佛教的本质和内涵。

    四、康寄遥与《陕西佛寺纪略》

    康寄遥，陕西临潼县人，京师大学毕业。曾在陕西参加辛亥革命，后不久出任财政司次长，又任西北大学预科校长。1921年皈依佛教，1923年在西安东关主办竟化小学，1926年担任华洋义赈会会长，1927年在西安创办佛化社，杨虎城主陕时曾任省赈务会主席。解放后曾连任两届省政协委员。自其皈依佛教之日起，即致力于陕西佛化事业，朱子桥在陕西复兴佛教的每一项工作，都有他的一份努力。在上世纪30年代，康寄遥编辑过《佛化随刊》(不定期)、《大雄》两种刊物，还编辑临时特刊近10种，如《陕西佛化复兴新纪元》、《陕西七年来的佛教》、《重修法门寺真身宝塔工程纪略》等。这些刊物无疑是后人研究民国时期陕西佛教的珍贵资料。作为康寄遥的个人著作则有《陕西佛寺纪略》，这本书稿虽非鸿篇巨制，至今也没有正式出版，但其油印本已流传数十年，开解放后陕西佛教研究之风气，具有一定的意义和影响。

    《纪略》初稿完成于1957年国庆节。全稿约14万字，其内容分为四部分，即序言、佛寺纪略、特记和附录。重点在2、3部分，分别对草堂寺(附罗什寺、道安寺、道安洞)、大慈恩寺(附庄严寺、木塔寺、玄奘生平大事年表)、兴教寺、大兴善寺(附开元寺)、青龙寺、大荐福寺(附宝庆寺、广惠寺)、净业寺(附丰德寺、灵感寺)、华严寺、香积寺(附温国寺即实际寺)、卧龙寺(附牛头寺)、网极寺(附西五台即云居寺)、广仁寺(附敦煌寺)和法门寺及释迦牟尼真身宝塔等28个寺院的位置、沿革、佛教宗派、国际关系、现状(包括寺址、殿宇、经像、佛塔、碑碣、僧众组织、生活状况、重修纪略)各项做了详细的调查、记录和叙述。由于以上寺院在后来的年代里或全部被毁，或部分毁坏，或金石文物毁失等等，《纪略》于是就成了我们寻觅历史踪迹的重要依据。加之以上寺院基本包括了长安佛教各个宗派的祖庭，它们的历史共同构建了长安佛教的大框架，《纪略》的重要性于是更显突出。在长安佛教史上，专门为寺院编志可谓从未有过之事，《纪略》则开了一个好头，尽管在篇幅上，在体例上尚欠成熟。

    五、法门寺佛真身舍利指骨出土

    传说陕西扶风法门寺塔是古印度阿育王所建84000佛舍利塔之一，俗称阿育王塔，亦称真身宝塔，塔下地宫藏有佛真身舍利指骨一节。历史上曾多次开启地宫供养佛舍利，唐代迎奉舍利入宫供养尤其频繁，法门寺在实际上成了李唐王朝的皇家寺院、内道场。方志文献对地宫的描绘充满了神奇的色彩。

    1987年初，为了重建真身宝塔，不得不对塔下地宫进行发掘清理，由此揭开了其神秘的面纱：地宫非传说中的竖井式，而是隧道形，分三室，其面积、规模之大，在有关考古发现中是空前的一例。至于地宫中所藏之舍利、文物，权威专家惊呼为“稀世奇珍”、“国之重宝”。地宫中共藏有四枚佛真身舍利指骨，一为真身，三为影骨(俗谓仿制品)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称之为“一身三影”，“如月照江河”。四枚指骨舍利的出土，既印证了史志文献记载的不虚，同时又超过了传说的数量。这次出土的真身舍利是世界上唯一遗存的佛真身舍利，是全世界佛教徒心中的圣物。地宫中出土的其他文物，据地宫所藏《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衣物帐》碑记载，总数达2495副枚张口具两钱字，这些文物具有以下特点：1.文物类别多，有的是国内考古中的第一次发现，如秘色瓷等；2.像设及法器等文物居多；3.等级、品位高，许多是宫廷用品；4.技术含量高，金银器雕缕穷奇，金丝直径0.1毫米，比用现代生产技术生产的金丝细一倍；5.金银器上崭文多，是研究文物不可多得的特殊“文献”资料；6.丝织品丰富，品种和刺绣加工技术多种多样。专家指出，法门寺真身宝塔地宫文物是继秦始皇兵马俑坑之后又一重大考古发现，其内容的丰富多彩和内涵之深，足以形成一门新学——法门寺学，对研究佛教与政治的关系、密宗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佛教艺术和茶文化等尤其具有重大的价值。

    在此值得顺便一提的是，在法门寺地宫文物出土之前后，临潼庆山寺先出土了金棺银椁和唐代佛舍利，继而周至仙游寺法王塔下地宫也出土了金棺和隋代佛舍利等等。这些事实说明：陕西有着极其丰富的佛教文化遗产，它既有着重大的社会价值，也有着重大的经济价值，在千载难逢的“西部大开发”良机中应当对其加以大力的开发利用。

    (原载《经济新报》2000年12月29日A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