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南山特指秦岭山脉的中段，“西起秦陇，东彻蓝田，凡雍、盩、郿、户、长安、万年，相去且八百里”。它横亘在古都西安城的南面，有如屏障。晴日，登上城内高处，即可遥望奇峰峻岭，高插云天，莽莽苍苍，东西逶迤，一似游龙奔走在眼前。崔巍雄奇的终南山为“自古帝王都”的西安增添了几多豪气!
终南山以其居天之中、都之南，故又称“中南山”；汉武帝于元封二年(前109)在都城长安以南的“南山”中建太乙宫，故又名“太乙山”。《诗经》、《山海经》简称为“南山”。“终南”之名始见于《尚书·禹贡》。终南山历史之悠久，由此可见。
长安曾是十三朝古都，终南山则被称为长安的“后花园”。因其山水明媚，风光旖旎，自古是帝王修建离宫别馆的首选之地，秦时的阿房宫，汉代增扩的上林苑，隋代的凤泉宫、仙游宫、宜寿宫、甘泉宫、太平宫，唐代的太和宫(翠微宫)、万泉宫、华清宫等，无不占尽终南之形胜。此外，山里还有许多大臣显贵的庄园别业。而一般的官员、文士以及迁客骚人则常常在公余或徙官途中到山中游赏，仅一部《全唐诗》有关描写终南山景致的作品即不下数百上千首。除此之外，在终南山的幽谷密林深处，比离宫别馆多得多的是佛寺与道观，而两者相比，前者的数量又远胜于后者。随着历史的沧桑巨变，岁月流逝，作为皇权象征的离宫别馆这一部分辉煌早已成为过眼烟云，而历劫不灭、至今独领风骚的则惟有精舍和仙居。
无疑，终南山是中国佛教的一处圣地，作为一座佛教名山，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历史悠久，其渊源可以追溯到佛教初传不久的汉、晋时代，户县境内终南山北麓的白马昭觉院(后称罗汉寺)和鸠摩罗什译经之所大寺(即草堂寺)都是其早期的寺院，至唐代，终南山佛教达于鼎盛。二是山中佛寺数量多，有人用“长安三千金世界，终南百万玉楼台”来比喻山中佛寺，这是最恰当不过的了。据地方志记载，即使到了长安佛教中衰以后的明代，仅户县境内的终南山中，仍然有佛寺千余所，几乎是“无地不寺，无寺不奇”。三是佛教宗派祖庭多，习惯上将中国佛教的宗派分为八宗，即天台宗、三论宗、唯识宗、净土宗、华严宗、律宗、禅宗和密宗。如果将三阶教也当做一个宗派看待，则总共有九宗。九宗之中，除天台、禅宗两宗外的其余七宗祖庭都在长安，而七个祖庭中又有三论、三阶教、净土、华严、律宗五宗的祖庭草堂寺、百塔寺、香积寺、至相寺、净业寺地处终南山之中，唯识宗创始人玄奘三藏塔院兴教寺、华严宗祖师杜顺、澄观的塔庙华严寺和律宗的重要寺院丰德寺也都与终南山近在咫尺或者就在山中。四是在山中居住弘法的高僧大德多，与上述各宗有关之祖师曾住山弘法不用说，其他高僧亦不计其数。仅以至相寺一地言之，在此弘法的高僧除本宗的杜顺、智俨、法藏三祖师之外，还有智正、静渊、普安、静蔼、灵裕等人。至于寂后葬在此地的高僧更多，如三阶教的创始人信行和尚、三论宗的实际创始人吉藏、清禅寺之昙崇、延兴寺之通幽、大禅定寺之慧欢与灵干、空观寺之慧藏、大庄严寺之慧因、胜光寺之道宗、弘法寺之静琳等。这些高僧分别见于梁、唐、宋《高僧传》，是长安佛教、中国佛教的著名“僧宝”。五是对长安佛教、中国佛教的发展壮大贡献大，如上所述，佛教初传后不久，终南山即开始建立佛寺，在一定程度上说是长安佛教的摇篮；终南山以地近帝京，中国佛教史上的头三次灭法运动都是从长安开始的，法难中，城中僧人往往逃进山中躲避，因此，终南山实际上成了一处天然庇护所，在保护、保存佛教力量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六是具有颇大的国际影响，到终南山弘法、求法的西域僧人、海东僧人不少，十六国时期有龟兹的鸠摩罗什及其诸多西域道友，南北朝时期有阇那崛多，隋唐时期有于阗王子智严、新罗王子圆测、慈藏以及义湘、胜诠、圆安、圆胜、智仁、胜庄、孝忠、连义、审祥、慧超、梵修、慧昭、梵日、无染、道亮等，在国际佛教文化交流方面，终南山也堪称一大重镇。
从终南山佛教所具有的上述特点看，它的的确确、真真实实地是一座著名的佛教名山，不仅如此，它比之于其他佛教名山非但毫不逊色，而且在中国佛教史上的作用和贡献都见长于其他佛教名山。正是基于这一判断和认识，10年前我在主编《中国十大佛教名山巡礼》一书时，就把终南山列入其中；但限于篇幅，对之仅作了大纲式的叙述，所涉不过十一。是以故，终南山佛教的“情结”始终未能释怀。欣闻樊耀亭先生受兴教寺方丈常明法师的嘱托，对终南山佛教寺院作了一次仔细的实地踏查，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撰成洋洋数十万言的大作《终南山佛寺游访记》，出版在即，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
常明法师是陕西德高望重的大德，他的出家、成道与终南山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从亲身的体验中深味终南山佛教历史的悠久及其在长安佛教史、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性，并将终南山佛教当成一项要务去抓，功德无量。其对佛教文化事业的一腔热情，以及思想上的睿智卓识，尤其令人钦佩敬仰。樊耀亭先生世居终南山脚下，饮终南山清泉长大，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占尽天时、地利与人和，而且曾以文史之长，饱蘸浓墨，先后编、著成《终南神秀南五台》、《长安兴教寺》、《瑰宝长安》、《长安县志》、《可爱的长安》等多部著作。倾诉了他对家乡的一往深情和无限眷恋，因此，由他对终南山佛教寺院进行调查并编写成书，这既是自然又必然之事，可谓正得其人也。樊耀亭先生以他单薄之身和力量完成如此艰巨的大任，其受苦劳累自是不言中事，《终南山佛寺游访记》的后记对此已经有详尽的描述，此处不赘。包括调查和《终南山佛寺游访记》出版在内的这件事，其意义是很大的。首先是他做了一件许多人曾经想做而未能做成的事，而在没有人资助调查经费的情况下，要做到这点是需要具备一种执着精神的。其次是，在调查中，樊耀亭先生做了大量的工作，抄写碑文，调查文物，考证遗址，拍摄照片，采访传说，整理轶事等等，所有这些无疑都具有抢救的性质，对于那些失于管理而正在不断遭受自然力或人为破坏的荒野佛寺来说，及时地进行调查，真有“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紧迫感。第三点是《终南山佛寺游访记》从某种角度上说是属于填补空白性的著作，它为日后长安佛教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份非常珍贵的、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从佛教研究方面看，《终南山佛寺游访记》或许不够“专业化”，但并不影响它所具有的重要史料价值。
惟因时间和力量的不足，调查中未能将各个寺庙的碑石铭文摹拓下来，以便于在整理、编写过程中从容校对，是谓美中不足也。
是为序。
(本文为樊耀亭《终南山佛寺游访记》之序，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