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海天相望的近邻。独特的地理条件，水上的天然航路，促进了两国文化的交流，形成了若干共同的文化背景和思想格局。在早期的中日文化交流中，主要的途径和方式有二，一是两国的贸易往来，二是两国佛教僧人的来往互访，而后者又居非常重要的地位。就是说，担任文化交流的主角多是两国佛教徒，交流的中心内容则是佛教文化。在漫长的岁月中，中日佛教文化的交流，曾呈现出鲜明的特质，很值得我们去总结。
一．长期性。中日两国佛教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历史悠久。相传约在梁武帝普通三年(522)，佛教就由汉人司马达等传入日本，司马达的儿女分别出家为僧尼，从此佛教便在日本开始流传。后来日本推古朝摄政的圣德太子倡导佛教，于公元608年派“学问僧”僧旻、清安、惠隐、广齐四人入隋学习佛教，这是日本向海外派遣“学问僧”的蒿矢。此后来华留学的，更是代不乏人。隋唐时，日本多次向中国派“遣隋使”和“遣唐使”，众多的“学问僧”和“请益僧”也前来参学，学成后回国弘化。随着中国佛教的广泛传播，日本逐渐形成了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以及传习《成实论》的成实宗和传习《俱舍论》的俱舍宗，即史称日本奈良时代由隋唐传入的佛教六个宗派。公元794年，日本国都由奈良北迁平安新城，此后来华留学的僧人，最著名的人物是比叡山天台宗开宗祖师最澄和高野山真言宗开宗祖师空海。天台和真言两宗在平安时代非常隆盛，同占优势，号称“平安二宗”。
五代、北宋间，日本僧人来华参学及朝礼名山佛迹的仍是络绎不绝。中国南宋时代，适当日本镰仓幕府时代，此时中日交通骤繁，两国佛教界的来往更为频仍。中国的禅宗和净土宗传入日本，并迅速盛行。由天台法华教义而开演的日莲各宗也由此勃兴。日本禅僧荣西曾两次入宋，回国后开创了临济宗。荣西的再传弟子道元来华参学，回国后成立曹洞宗。南宋的律学也引起了日本律宗的复兴。公元1199年，日本律学沙门俊芿为了抉择戒律的疑义，来华学习，于1211年携带所得经律章疏二千余卷回国，大传律学，为泉涌寺开山初祖。不久，律学沙门昙照净业又两度入宋，广学教律，返国后开创戒光寺，时与泉涌寺对峙，并称为两大律刹，化导甚广。
中国元朝时，中日两国交往曾一度中断，但十三世纪末，元成宗即遣高僧一宁等前往日本通好，受到日本朝野的热烈欢迎。一宁在镰仓等地举扬禅风近二十年，造就禅门一代英才。此后中国禅僧被请赴日本教化，传弘极盛。中国禅学风范深受日本禅僧的崇慕，日本禅师纷纷来华参学。大拙祖能从中国游学回日本后，四方从学的达三万人，足见其影响之大。中国明朝开国皇帝明太祖系僧人出身，他以和尚为外交使节，出使日本，随后日本也派遣僧人相继回访，禅僧成为架设两国友谊的桥梁。公元1654年，中国福州黄檗山高僧隐元应邀泛舶东渡传法，于京都宇治开创黄檗山万福寺，盛扬黄檗山的宗风，力主禅净一致，参禅兼念佛，宣传西方阿弥陀净土信仰，日常用汉语，诵经用汉音，饮食生活同于中国，比原来的临济、曹洞两宗，更富有中国禅学的风味。当时，临济、曹洞两宗的禅僧，纷纷改换门庭，投入他的门下，隐元后被奉为日本黄檗宗初祖。黄檗宗风范，至今犹在。
中日两国佛教文化的交流，一方面表现为中国佛教传播于日本，另一方面则是中国佛教逸籍赖日本得以保存和归还。中国因唐会昌灭佛(845)和五代的战乱而经像散佚毁坏，残阙不全。日本佛教界则由于长期的积累而保存了大量的中国佛教典籍。公960年吴越王钱弘俶曾遣使备金向日本求写天台教籍，使天台宗典籍复归还中土，从而推动了该宗在宋代的复兴。又如，日僧寂照来华携中国佚传《大方止观》和《方等三昧行法》，为遵式发现，重新刻印。再如，中国晚清时代杨文会在南京创金陵刻经处，刊印佛教典籍，曾得到日本友人南条文雄的大力协助，他代为搜集并送回许多在中国已经佚失的佛教重要纂述，特别是法相唯识方面的章疏逸籍，这对于近代中国佛教经典的重刊和佛学的研究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可见，自公元六世纪以来，古代中日佛教文化交流虽有短暂的中断，但绵延不绝的交流是基本的事实。
二、广泛性。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是广泛的，不是狭窄的；是全面的，不是片面的；是系统的，不是支离的。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中国佛教各派几乎全部传入日本，二是与佛教联系在一起的文化也几乎全部输往日本。
自隋唐以来，随着日本来华留学的僧人次第返国，和中国僧人赴日弘化，中国佛教各派也随之相继传入日本，这就是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成实宗①、俱舍宗②、天台宗、真言宗(密宗)、禅宗和净土宗，禅宗的曹洞宗、临济宗及其支流扬歧派等。这些流派在日本流传后，都程度不同地得到了发展。其中，如受天台宗影响而创立的日莲宗，又分化成若干支派，再如受净土宗影响而开创的净土真宗，允许娶妻食肉，专修念佛，发展迅猛，形成了“真宗十派”。在中国唐代以后佛教日趋衰落的势态下，中国佛教却在日本得到繁衍，这是十分重要和值得研究的史实。
与中国佛教宗派传入日本的同时，佛经、佛像、佛画、佛具等也不断地从中国输往日本，造佛工、造寺工等也相随而至，从而大大推动日本佛教文化的繁荣兴盛。在这方面，以下的一些事实是有典型意义的。汉文大藏经于奈良时代传入日本，北宋帝曾赠送奝然新刻大藏经印本，日本沙门又多次求得宋版大藏经回国，并举行一切经供养会，典仪隆重。汉文藏经的不断传入日本，为佛教在日本的流传提供理论资料，对于中日两国佛教文化的交流也具有重要意义。隋末唐初，有的日本留学僧在华学习二三十年才回国，他们精通汉语，推动了汉文在日本的流行。据史载，最早将佛教传入日本的司马达的孙子鞍部鸟是日本佛像制作艺术的第一名匠。日僧道慈在唐十八年，回国后，仿长安西明寺，在奈良建大安寺，成为日本古代最宏伟的寺宇。唐高宗时代，武则天施脂粉钱二万贯雕刻洛阳龙门卢舍那佛大石像，四年始成。约半个世纪后日本东大寺也造立卢舍那大佛像，足见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又如，唐僧人一行所作的《大衍历》传入日本后，日本便实行历法改革，于公元763年废弃原用的《仪凤历》，改用《大衍历》。再如，由弘法大师空海带回日本的密宗五祖肖像画，长期成为日本肖像画法的楷模和基础。宋元时代禅宗提倡顿悟成佛，在绘画上产生了逸笔草草，不拘形似的水墨画，此时日本也出现了一批禅师兼画师，盛行以古淡为贵的水墨画。日本著名禅师、大画家雪舟，曾游历中国，他的画表现了浓郁的中国情景。总之，中日两国佛教文化的广泛交流，推动了日本哲学、语言、建筑、雕塑、绘画、书法、篆刻、工艺、音乐、历法和医学等各种文化领域的全面发展。尤其是中国禅学的传入日本，对于独具风格的日本俳句、能乐、戏剧、造园、花道和茶道等的创始，也都产生了直接的诱发作用。
三.密切性。所谓中日两国佛教文化交流的密切性，是指其具有紧密、深入、友善、亲缘的性质。这种密切性是表现在多方面的，而最突出的是，若干中日僧人结成亲密的师徒关系，日本佛教的一些宗派由中国赴日弘化的高僧所手创，中日僧人互为异国佛教界的巨擘或寺院的主持，以及中日僧人分别为佛教文化交流而鞠躬尽瘁，长眠异国。
由于日本僧人不断前来中国参学，中日两国僧人结成情谊深长的师徒关系是普遍现象。如日本沙门道昭入唐，受教于玄奘法师的门下，奘师予以亲切提掖，授以观门，后返国为日本法相宗初传。著名的传教大师最澄，曾来华从道邃、行满学天台教义，又从翛然学牛头禅法，还跟顺晓学习密教，回国后在比叡山结草庵，埋头研究天台义理，开创了天台宗，兼传密教和大乘戒法，通称为台密，影响极大。与最澄同时入唐的弘法大师空海，历访长安诸刹名僧，青龙寺惠果阿阇黎授以两部秘法，还授以阿阇黎位灌顶。惠果与空海师生情谊非常深厚，惠果去世，空海曾受唐宪宗之命，撰写了唐国师惠果纪念碑文。空海返日后，在高野山创建根本道场，弘扬密教，朝野尊崇，开创了真言一宗，通称东密。日本佛教史上的“入唐八家”，就是指天台宗最澄及其法裔圆仁、圆珍，和真言宗空海及其法裔常晓、圆行、慧运、宗睿五家，他们都曾入唐拜师，并求取大量的经籍文物回国，又各编有一部《请来目录》，对日本佛教的发展起了推进的作用。其中圆仁据在唐的见闻经历，撰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四卷，是忠实记载中日佛教关系等方面的珍贵史料。又荣西在南宋时来华，随侍临济禅师怀敝，受传临济心印，又蒙付与衣具印信，返国后创临济宗。后来荣西的再传弟子道元入南宋又得到天童长翁如净的教化，并蒙印可，受传秘蕴及衣具顶相，返国开曹洞一宗。因此，日本禅寺的结构、禅堂的设置乃至日常生活，多模拟宋地禅刹式样，深受中国丛林的影响。
中国高僧为了传播佛法，横渡海洋，赴日弘化，有的还在日本创立了宗派。如唐东都大福先寺道璿，应日本学僧荣睿、普照之邀，于公元736年携《华严》章疏赴日，弘阐华严义理，为日本华严宗第一传。荣睿、普照还到扬州恳请律学大师鉴真东渡弘化。鉴真赍同经论法物等多次启舟东行，终于第六次(735年)成功抵达日本，在奈良建唐招提寺，登坛授戒，前后受度的多达四万人，由此遂开戒律一宗。鉴真是中国僧人赴日创宗，传播佛教文化功绩最大的僧人学者。后来在日本盛极一时的黄檗宗，也是由福州黄檗山高僧隐元开创的，且由中国禅师继承法席，直至第十四世以后，才由日僧继任。此外，如日本净土宗，是由日本僧人根据中国佛教典籍而创立的宗派，也是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形态之一，同样都反映了中日两国佛教文化交流的密切性。
日本沙门来中国，有的是参学巡礼，也有为抉择疑难而前来致问，与中国名僧切磋琢磨的。其中有一些因学有成就，造诣高超，受到当时中国封建王朝和佛教界的敬重，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如日本“学问僧”道慈入唐，因广学多闻，学业颖秀，曾予选入宫，讲《仁王般若经》，受到优赏。奝然入宋，曾见太宗皇帝，受赐紫衣和法济大师称号。日本天台宗人源信曾以有关天台义理的疑问二十七条遣弟子寂照等来华，向中国天台宗的著名学者知礼求问，知礼就所问一一作答。后寂照入朝，宋真宗诏号圆通大师，又敕为苏州僧录司，后死于中国。日本天台宗大云寺沙门成寻来宋朝礼名山佛迹，宋神宗赐以善慧大师称号，留住中国，死后敕葬于天台山国清寺，并建“日本善慧国师之塔”。又雪村友梅禅师入元后，曾被请住长安翠微寺，元文宗赐号宝境真空禅师。椿庭海寿来华后，曾任净慈第二座，并被明太祖选中参加校勘藏经。权中巽曾于明初任杭州中天竺寺藏主。此外，还有如龙室道渊，原为浙江宁波人，后赴日本嗣法，公元1432年为遣明使入明，宣宗授以僧录司右觉义之职，后又回日弘法。这里还应强调提出的是，日僧惠萼曾于唐会昌年间来华求学，在朝拜五台山时得观音像一尊，回国途中，船到普陀山不能前进，便奉像在山结庐供养，开创了中国普陀山的观音道场，成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
大量史实表明，中日两国佛教文化交流，不仅具有血肉相连的关系，而且使两国的其他若干文化领域，也都呈现出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亲切色调。
从上述中日两国佛教文化交流的特质，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两国佛教文化交流中的某些带规律性的现象：
一．中日两国佛教文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在世界佛教发展史上是罕见的。日本佛教的直接源头在中国，中国佛教的最大移植和“嫁接”地在日本。两国佛教文化基本相同的旨趣和风格，是由两国相近的地理、共同的人种和古代大体一致的社会制度等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是两国佛教僧侣共同努力的结果。
二．中日两国佛教文化交流经历了约十五个世纪，从漫长的交流踪迹中，我们还可以听到互相对应、同步前进的声音。如日本先是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和律宗的流传，继之是天台宗和真言宗的繁荣，后是禅宗和净土宗的兴盛，这和中国隋唐以来佛教的历史步伐是大致相同的。这就生动地表明，佛教由繁琐到简易、由贵族化到大众化，是其发展的共同趋势。
三．中日两国佛教文化的交流，先是中国佛教影响日本，但是，日本在保存与归还佛教逸书等方面，对中国佛教的流传和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可见交流是有来有往，是对流而不是单流，交流也伴着合作，带来了进步。历史表明，两国佛教文化交流，对于佛教文化的保存，对于两国文化的发展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四．中日两国佛教文化交流过程中，两国佛教僧侣肩负了重任。在他们的身上，充满了友好、互助的精神，表现了真诚、坚毅的情操，发扬了奋发、好学的学风。他们的崇高品格，同样是人类的一项精神财富，值得我们今后共同发扬的。
①②成实宗和俱舍宗在中国原是佛教学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