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在唐代的流行，既表现为经幢的普遍建立，也表现为敦煌遗书中《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数量极为可观①。五代时期，敦煌壁画中甚至出现了《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②。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在宋代依然普遍流行，民间多有为驱邪而建陀罗尼经幢者。乾德元年，黄麟撰《开元寺新修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记》③。淳化元年，李昇为长沙铁塔寺刻《观世音陀罗尼》④。据《福建金石志》卷五，大中祥符元年福建水陆寺所建陀罗尼经幢云：“孤魂冤识，非妙神咒之功，何以拔其幽滞?信矣，斯幢树焉，厥利博哉。”⑤

    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开始出现在“图书”市场上，《东京梦华录》卷八：“七月十五中元节……要闹处亦卖果实、种生花果之类，及印卖《尊胜》、《日连》经。”⑥当然，唐代已经有此种情况。据报道，1944年，成都东门外南宋墓葬中就曾出土过“印卖咒本”的《陀罗弥经》。此印本的长与宽均为三十多厘米，纸为茧纸，极薄，半透明，但韧力甚强。印本中央为一小方栏，栏中刻一菩萨像坐於莲座之上，六臂手中各执法器。栏外围绕刻梵文经咒，咒文外又雕双栏，其中四角各刻菩萨像一，每边各刻菩萨像三，而间以佛教供品的图像。印本右边题：“□□□成都县□龙池坊□□□近卞□□印卖本□□□。”⑦

    同时，对《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使用也开始制度化了。《大汉原陵秘葬经·庶人幢碣仪制》说：“凡下五品官至庶人，同於祖穴前立石幢，上雕《陀罗尼经》。……庶人安之，亡者升天界，生者安吉大富贵。”⑧陀罗尼经幢在宋代普遍流行，民间多有为驱邪而建陀罗尼经幢者。

    值得注意的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在宋代的社会生活中有了更为广泛的用处。《云笈七籖》卷一二一：

    武昌人醮水验——武昌人寓居蜀之青城，其邑每岁修竹笿之堰以隄川防水，赋税之户，轮供其役。武昌是岁籍在修堰之内，邑吏第名分地以授之，自冬始功，讫岁而毕。所受之地当洄水之穴，新有漩注，基址不立，虽运石以塞之，负土以实之，一夕之後，已复深矣。主吏疑其龙神所为也，求《陀罗尼幢》三四尺投於其中⑨。

    根据接下来的记敍，此招虽然不验，但却说明《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还有其他的功效。类似的例子又见苏轼《乞赐光梵寺额状》：

    元祐七年二月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颍州苏轼状奏。臣伏见本州颍上县白马村，有梵僧佛陀波利真身塔院舍，约四五十间，元无敇额。父老相传佛陀波利本西域僧，唐仪凤中游五台，礼文殊师利，见老人，令复还西域取《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佛陀波利用其言，往返数万里，以永淳中取经而还，至今流布，而佛陀波利於颍上亡没，里俗相与漆塑其身，造塔供养，时有光景，颇著灵验，不敢具述。臣於诸处见唐人所立《尊胜石幢刋记本末》，与所闻父老之言颇合。今年正月，大雪过度，农民冻馁无所，祈祷境内诸庙未应。闻父老以佛陀波利为言，臣即遣人齎香祷请，登时开霁，人情翕然归向，诣臣陈状，愿乞敷奏乞一勅额，庶几永逺不致废壊。须至奏乞者⑩。

    这类文字，可以与下面的文献相互印证。洪迈《容斋随笔·五笔》卷八“八种经典”：“坏罪集福，净一切恶道，莫急於《佛顶尊胜陀罗尼经》。”(11)

    笔记小说中有更为生动的例子。《鸡肋篇》卷中：

    吴煇子华中奉云：渠倅严州日，太守李裁者信州人，每夕焚《尊胜陀罗尼》以施鬼神。自言前知万州，有一妓忽持白纸至郡，视其神色，大异平日。问其所诉，乃云：“某乃境内之神，每荷公厚赐，欲以少事相报，愿使吏以授其言。”遂令书之，云：“某月日郡界当有灾，比邻境为轻，冀无惊惧。”欲再询其名号，则妓已省，不自知其来也。至其日，果大风雨，已而震雷大雹，伤害田稼。但循江而过，两岸所及不广。比郡至杀人畜，田之损者，十多八九。又尝自钱塘还家，泛舟已到桐庐。五鼓欲行，忽有人大呼，寻李太傅船。李惊起视之，乃一老人，衣布道袍，云：“睦州贼发，吾家所存者，三人而已。不可往彼，宜速囘也。”李欲登岸询其子细，则已不见。因遽还会稽。乃方腊已至睦州，同行数十舟，往者皆遇害。李後守严，尽饰境内神祠。有一庙，神像皆毁，惟三躯独存，而吴不记其名。严之城隍神，乃勅封王爵，亦世所罕有。吴亦不忆其始因也。则《尊胜》之利於幽冥，盖亦不可不信矣(12)。

    佚名《异闻总录》卷四：

    李泳子平，平生常印《尊胜陀罗尼》旛焚施鬼道。醇熙六年，为坑冶干官，分局信州。次年十二月，被檄至弋阳，邑宰招饮。归已侵夜，卧驿堂，睡未交睫，见二妇人，一冠一髻，徘徊往来於室中，知为异物，不及问。少焉，微寤，则已逼床下。李祝之曰：“若有所言，可明告我。不然，讬诸梦可也。”展转间复睡。梦两人来拜曰：“见公无所求，祇欲得常印《尊胜》旛耳。”李曰：“吾在役，固未尝携来。奈何?”曰：“候公归信州见赠未晚。”扣其姓氏，曰：“无用问，当自知之。”明旦，访诸人，其从行虞候能言，曰：“比年广州卢彝之妾，以座终此室，今顶髻者是矣。其冠者不知何人。”李还舍，为印数十本，焚与之(13)。

    辽、金时期，《陀罗尼经幢》依然流行。1963年，河北顺义辽代净光舍利塔塔基出土的经幢建於辽圣宗开泰二年(1031)，从其题记中可以确认此幢内藏有“单灰舍利十尊”、“螺髻舍利四尊”(14)。在今辽宁辽阳出土的为龙头山燃身僧惠能所建的经幢，上题“佛顶尊胜陀罗尼幢塔”(15)。大康元年，行满寺尼惠照建《陀罗尼经幢》，刻《佛说佛顶尊胜陀罗尼咒》、《观自在菩萨如意轮陀罗尼咒》、《法念相真言》、《大吉祥大兴一切顺陀罗尼咒》(16)。大康三年，众邑人於京西戒坛寺建《陀罗尼经幢》，刻《圣千手千眼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密言》、《佛说宝箧印真言》(17)。寿昌五年，文伟等建《慈悲庵大德幢》，刻《佛顶尊胜大悲陀罗尼》(18)。金天会九年所建慈悲庵经幢上刻《观音菩萨甘露陀罗尼》、《智炬如来心破地狱陀罗尼》、《净法界陀罗尼》(19)，金昌明七年，太平院沙门所建经幢上刻《佛母准提神咒》、《炽盛光佛消灾吉祥陀罗尼》、《延寿真言》、《破地狱真言》、《文殊五髻真言》、《僧伽吒密语》、《满愿真言》(20)。

    经过元代的继续流行之後，明清时期开始较少见到《陀罗尼经幢》。清代董沛《鄞县志》卷五九《金石上》载，永寿庵《尊胜陀罗尼经幢》建於唐大中八年，明洪武二十四年及崇祯九年重立(21)。1962年，河北保定韩庄出土两座明代西夏文石幢，两石幢“刻西夏文陀罗尼经，每行一般为三十四、五字，经文与居庸关石刻东壁西夏文陀罗尼大致相同，二者可互相参证校补”(22)。赵文琴《昌乐县续志》卷一七《金石志》著录有崇祯二年昌乐之《白衣大悲五印心陀罗尼经》(23)。清代端方《陶斋藏石记》卷三五著录有明光启四年四月《龙兴寺尊胜陀罗尼残幢》(24)。

    清代，甘鹏云《崇雅堂碑录》卷五著录有咸丰十一年端木□所书《大悲咒》，陆铨《海陵金石略》著录清顺治十八年《陀罗尼经铜钟》，曹允源《吴县志》卷六〇《金石考二》著录清光绪十八年宝庆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25)。

    这种情形并不能说明《陀罗尼经幢》在清代影响甚微。清代工部查布在《造像量度经续补》中“佛顶尊胜咒”下注曰：“此咒世人多知之。”(26)实际上，在一些偏远地区，《陀罗尼经幢》也多有所见。云南地方史专家方国瑜先生说：“唐宋以来石刻《陀罗尼》见於著录者甚多，大都汉字翻梵音，而在云南为梵文，且数量甚多，所见年代最早者，即昆明地藏寺《石幢》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神咒》……次为段智兴元亨十一年(宋庆元元年，公元1195年)大理弘圭山赵兴明为亡母造《尊胜幢》。元代在昆明者，有皇庆二年普坪村後《赵涵墓幢》，泰元年太华山《李昇寿墓幢》，泰定二年太华山《杜昌海墓幢》，至正二十一年西郊清静寺後《释明护墓幢》，宣光七年《唐兀人文殊奴墓幢》。明代在大理弘圭山墓地，鹤庆观音山墓地累累，坟墓碑阴刻《陀罗尼》各有数百，亦有清代刻者。”(27)

    ①参见李小荣《敦煌密教文献论稿》第49页。

    ②参见王惠民《敦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考释》，《敦煌研究》1991年1期。

    ③《金石萃编》卷一二三，见《石刻史料新编》第一编第3册第2273页。

    ④《金石萃编》卷一二五《潭州铁塔柱文》，《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3册第2323页。

    ⑤《石刻史料新编》第2辑第15册第11132页上。

    ⑥《东京梦华录》(外四种)第49页。

    ⑦冯汉骥《记唐印本陀罗尼经咒的发现》，《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5期。

    ⑧《永乐大典》第4册第3831页上，中华书局影印本，1994年。

    ⑨《四部丛刊》初编第95册，上海书店，1989年。

    ⑩《苏轼文集》第3册第955页，中华书局，1990年。

    (11)《容斋随笔》下册第90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12)《鸡肋篇》第44页，中华书局，1983年。

    (13)《笔记小说大观》第22编第2册第1187—1188页。

    (14)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固安於沿村金宝严寺塔基地宫出土文物》，《文物》1993年4期。

    (15)《满州金石志》卷二《惠能建陀罗尼经幢》，《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23册第17283页。

    (16)《金石萃编》卷一五二《行满寺尼惠照建陀罗尼幢并记》，《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4册第2847—2848页。

    (17)《金石萃编》卷一五三《京西戒坛寺陀罗尼幢并记》，《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4册第2849—2851页。

    (18)《金石萃编》卷一五三《慈悲庵大德幢记》，《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4册第2857—2859页。

    (19)《金石萃编》卷一五四《慈悲庵石幢》，《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4册第2859—2860页。

    (20)《金石萃编》卷一五七《太平院石幢》，《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4册第1906页。

    (21)见《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第8册第363页。

    (22)史金波、白滨《明代西夏文经卷和石幢初探》，《考古学报》1977年1期。

    (23)见《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第27册第627页。

    (24)见《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11册第8349页。

    (25)见《石刻史料新编》第二辑第6册第4545页，同书第二辑第9册第6793页，同书第三辑第6册第40页。

    (26)《大正藏》第21册第951页上。

    (27)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2册第434页，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