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帝王确立其取缔僧人之权力，对于教徒多加限制，自宋以后法令益密，兹分三项述之：

    一、管僧专职

    五代管理僧尼之官似承唐制，梁太祖敕僧尼改属祠部，后唐有左街僧录。宋立祠部鸿胪寺掌道释宫观寺院之政，道释祠庙归其管理；天下寺僧名额若给空名者毋越常数；释籍帐除付之禁令，鸿胪少卿为之贰，丞参领之；鸿胪所属有在京寺务司及提点所掌诸寺葺治之事；传法院掌译经润文；左右街僧录司掌僧尼帐籍及僧官补之事。南渡后废鸿胪寺并入礼部。元代设宣政院，秩从一品，掌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隶治之。遇吐蕃有事，则为分院往镇，亦别有印。如大征伐，则会枢府议，其用人则自为选，其为选则军民通摄，僧俗并用。至元初原设总制院，以国师领之。二十五年因唐制吐蕃来朝见于宣政殿之故，改名宣政院，置院使、同知、副使、参议、经历、都事、管勾、照磨之属，诸元帅府、招讨司、安抚司、万户府皆隶焉，其权力之大可想。明初置善世院，后改为僧录司，属于礼部。其衙门初在南京天界寺，后在北京兴隆寺，后移隆善寺。天下僧有三等：曰禅，曰讲，曰教。在外僧人，府属僧纲司，州属僧正司，县属僧会司，皆统于本司。凡内外僧官检束僧人守戒律，违清规者从本司惩处。若犯与军民相干者，从有司治之。寺庙住持由僧纲保荐，申本司(或转申礼部)给札，给牒亦由僧司申礼部。清制仅设僧录司，属于礼部焉。

    二、出家之限制

    自唐会昌以后，国家颇不大行毁法(如周世宗、宋徽宗均未积极毁法)，概皆对于僧数寺数加以限制。或于出家严定规程，以防其滥，其方法则师法科举制度，此事约始于唐中宗之敕天下试经度僧。自此后唐末帝清泰二年(公元935年)，功德使奏每年诞节诸州奏荐僧道，其僧尼欲立讲论科、讲经科、表白科、文章科、应制科、持念科、禅科、声赞科，以试其能否，末帝从其议。至周世宗毁并寺院，有诏约束云：男子十五以上，念得经文一百纸或读得五百纸，女年十三以上，念得经文七十纸或读得三百纸，经本府陈状，乞剃头，委录事参军本判官试验。两京、大名、京兆府、青州各起置戒坛，候受戒时，两京委祠部差官引试；其三处祇委判官逐处闻奏。候敕下委祠部给付凭由，方得剃头受戒。(上引《容斋三笔》，并注言：念经、读经之异，疑为背诵与对本)上说二令不悉果实行否，惟二代均享国极短，即行亦不久也。

    至宋太祖、太宗均以试经度僧。建隆三年，诏每岁试童行通《莲经》七轴者给牒披剃；雍熙三年，诏系帐童行并与剃度，自今后读经及三百纸、所业精熟者方许系帐；至道元年，诏度僧尼诵经百纸、读经五百纸为合格。然是项法令似少遵行，故真宗复申前禁(大中祥符六年令天下试童行经业)。其后仁宗试天下童行，诵《法华经》。(见《归田录》)盖北宋所试经，率为《法华经》也。(见《统纪》引若讷《札子》)南宋则纳钱于官，便可出家。(据《容斋三笔》)孝宗时，僧录若讷上札，请复试经事，竟不行。(见《统纪》卷四十八，淳熙十一年，可详参)元代重佛，出家漫无限制。明太祖复试经之法(洪武六年、二十六年、二十八年)，不久度又滥。宣宗、英宗重申法令，宣德元年诏试经及格方准给牒，宣德二十年，正统十四年又申其令。宪宗时又滥发度牒(事在成化二年、十年、二十年)。明朝此法遂废弛，清朝遂不行此制。

    出家须领官家度牒，始于唐玄宗时。宋时尤确度牒之制，太祖开宝四年四月定诸州度僧额。(《续通鉴长编》卷十四)牒由礼部下，祠部给之，每牒纳费百钱。太宗太平兴国二年正月，因工部郎中侯陟奏请，遂废止之。以后诸州每岁须以僧尼籍上祠部，由祠部发牒，由州之长吏亲给。但度僧之事渐多，试经所度之外，圣诞及官吏、内臣设寺，亦特别度僧。(见《长编》载仁、英、神、哲宗诞日及卷三五九载后妃圣节度僧及《宋史·张洞传》)《系年要略》二十五曰：“建炎三年七月戊寅，诏诸州试经拨放度牒，及圣节恩例等，并权住。”又卷一百曰：“旧法降赐度牒凡二：有拨赐，有试经。所谓恩例者，圣节所拨放也。”(参看杨万里《挥麈录》上)度人既多，张洞乃奏请减发度牒。至神宗初年而有发空名度牒之事，故在建炎年中礼部员外郎兼权祠部王居言：“本部岁降诸路空名度牒，各不下五六万，而其间乃无一人缘试经者。”(《系年要略》五十一)

    卖牒之举，始于唐肃宗。宋代卖牒(即空名度牒)，不知始于何时，此有三说：一、《续通鉴长编拾补》，引宋陈均撰《九朝编年备要》曰：

    鬻度蝶始自嘉祐。至德平总十三年，给七万八千余道。

    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五谓祠部度牒自治平四年冬始鬻之。(《系年要略》同)三、宋王栐《燕冀诒谋录》曰：

    僧道度牒，每岁试补。刊印板，用纸摹印。新法既行，献议者立价出卖，每一纸为价百三十千。然犹岁立为定额，不得过数。熙宁元年七月始出卖于民间。

    而《佛祖统纪》(《山堂考索》同)四十五曰：

    神宗熙宁元年七月，司谏钱公辅言，祠部遇岁饥河决，乞鬻度牒以佐一时之急，自今圣节恩赐，并与裁损，鬻牒自此始。

    日本曾我部静雄撰《宋度牒杂考》，断定嘉祐之说由于误会，而治平四年冬神宗已即位，卖牒之制确始于神宗时。

    卖牒熙宁中取百三十千，其后价目有涨落。元丰间高者至三百千。徽宗大观四年岁卖三万余纸，新旧积压，民间折价至九十千。朝廷病其滥，住卖三年，仍追在京民间者抹毁，诸路民间闻之，一时折价急售，至二十千一纸。而富家停榻，渐增至百余串。(见《贻谋录》)高宗南渡，欲重其价，故改黄纸印者为绫，每牒所得者为一百千至数百千。后高宗欲抑释教，故住卖度牒，令天下僧道纳丁钱，自十千至一千三百凡九等，谓之清闲钱，年六十以上及残疾免纳。(见《统纪》四十七，志磐谓此为王荆公所创)高宗末年仍许卖牒。(见《统纪》)宋朝私度者依律科罚，常见于史书中。(以上多采录曾我部之考，在《史学杂志》四十一编六号中)

    明代由官给牒，亦常猥滥。至明祚衰，亦行卖牒。成化二年，命礼部给牒鬻僧，以济饿民。(见《明大政纪》)二十年十月，给空名牒一万纸，分送山陕，令募民为僧道者，诣避灾处，输粟十石给度之。十二月预度天下僧道六万人，以救山陕饥。(《名山藏·典谟记》)嘉靖十八年定价为十两，三十七年减四两，隆庆中减为五两。清初定牒价为四两，后又免纳。(敛僧之法尚有卖号租税诸端)

    出家人数朝廷亦行限制。辽代如统和十五年禁诸山寺毋滥度僧尼。宋代，开宝六年诸州僧帐许度一人；至道元年诏诸州僧三百人，岁度一人，尼百人，度一人；仁宗时听张洞之言减度三分一；高宗时停度僧人。明代，如洪武六年禁四十以下女子为尼；二十年令民二十上者不许为僧；永乐十六年定十年度僧一次，额府四十人、州三十、县二十；天顺二年又定十年一度；正德十六年，嘉靖十六年，均禁私度；万历中因沈鲤等议禁私建寺度人。清代，如康熙六年定大小寺人数等事；乾隆时亦有同样禁令。以上为诸代限度之概况。

    三、荣典

    朝廷以颁荣典为奖诱僧人之具，兹述其重要者：一为赐名号(死后赐谥)。一为赐紫衣，最滥者如后晋天福五年天和节赐僧人道土紫衣师号者九十二人；六年天和节赐僧人道士百三十四人；而宋高宗时敕卖四字师号价二百千。一为赐寺额，如太平兴国三年赐天下无名寺额，曰太平兴国、曰乾明。一为赐僧人钱物，元朝每次常赐金千锭数百锭，银数千百锭，钱数十万贯不等。一为授爵位，元朝更为优渥混滥，授国师、仪同三司、光禄卿等是也。一为建寺礼庙，如宋太祖亲往龙门山广化寺；太宗敕造金铜像于五台、峨眉，重修峨眉五寺，又遣内侍送宝冠璎珞袈裟往峨眉普贤寺，峨眉山之有名自此始；真宗亦赐黄金三千金修普贤寺设斋。一为赐著作入藏，如后晋高祖敕以可洪《大藏经音义》四百八十卷入藏，宋仁宗敕赐天台教文入藏等事是也。一为行香，于皇帝诞日或国忌日百官往佛寺行香(见《西溪藂语》、《容斋笔记》、《王文正公笔记》等书)，而僧道先后每为争端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