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贞观十九年(乙巳)
谱主事略
玄奘四十六岁，正月，“倍途而进”，二十四日行抵长安西郊漕上，虽“官司不知迎接”，而民众闻讯“自然奔凑，观礼盈衢，更相登践，欲进不得”，就留宿於漕上。《慈恩传》五。关於玄奘到长安的日期，《刘谱》云：“按《续高僧传》、《开元录》俱作正月二十四日入京城。《慈恩传》作正月丙子，丙子初七日也，《慈恩传》後又载‘壬辰谒文武圣皇帝於洛阳宫’，壬辰二十三日也，二十三日至洛阳，则二十四日始入京师之说不确矣。”《刘谱》提出问题，未有解决。案《慈恩传》六作“贞观十九年春景(丙)子”。据《二十史朔闰表》贞观十九年正月庚午朔，丙子为初七日，而《慈恩传》十又云：“以今十九年春正月二十五日还至长安。”已显见二者矛盾，此其一；《慈恩传》六，於正月景子後即云：“翌日大会于朱雀街之南”，又云：“限明二十八日旦并集朱雀街”，据上述记载，亦可证前文景子之误。此其二。考《行状》、《续传》、《开元录》皆云正月二十四日届于京都，以人众拥挤，憩於亭驿，第二天入城，送经像於弘福寺，是可知《慈恩传》所云翌日、明旦，似是指二十五日而言，故明二十八日，当为二十五日之误。而卷十所云：“二十五日还至长安”，当是指大会朱雀街迎送经像而言，廉得其实。是亦可见《塔铭》作“春三月景子留守自漕奉迎於都亭”，《大唐新语》作“二月十五日方到长安”，都是错误的。房玄龄遣右武侯大将军侯莫陈实、雍州司马李叔眘、长安县令李乾祐前往欢迎，玄奘从漕上“入舍於都亭驿”《慈恩传》六。《续传》作朱雀街，似以都亭驿为当。
二十五日玄奘进入长安，携回从中亚、印巴次大陆所得的佛经、佛像有：
大乘经二百二十四部；
大乘论一百九十二部；
上座部经、律、论一十五部；《西域记》作十四部。案《西域记》是。
大众部经论一十五部；此《慈恩传》失载，据《西域记》补入。
三弥底部经、律、论一十五部；
弥沙塞部经、律、论二十二部；
迦叶臂耶部经、律、论一十七部；
法密部(即法藏部)经、律、论四十二部；
说一切有部(即萨婆多部)经、律、论六十七部；
因明论三十六部；
声明论一十三部；
共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据《慈恩传》所载共为六百三十三部，与“六百五十七部”数目不符，显有脱误，据《西域记》补入。
如来肉舍利一百五十粒；
摩揭陀国前正觉山龙窟留影金佛像一躯，通光座高三尺三寸；据《西域记》证知《慈恩传》摩揭陀国上脱金佛一躯通光座高尺有六寸拟十四字。影下脱像字。
拟婆罗痆斯国鹿野苑初转初轮像刻檀佛像一躯，通光座高三尺五寸。
拟憍赏弥国出爱王思慕如来刻檀写真像刻檀佛像一躯，通光座高二尺九寸。
拟劫比他国如来自天宫下降宝阶像银佛像一躯，通光座高四尺。
拟摩揭陀国鹫峯山说法华等经像金佛像一躯，通光座高三尺五寸。
拟那揭罗曷国伏毒龙所留影像刻檀佛像一躯，通光座高尺有五寸。
拟吠舍厘国巡城行化刻檀像等。以上据《慈恩传》、《续传》又有金佛像一躯，通光座高尺有六寸，《行状》则云佛像七躯。
大会於朱雀街，送往弘福寺《长安志》十：“修德坊西北隅兴福寺本王君廓宅。贞观八年，太宗为太穆皇后追福立为弘福寺，神龙中改为兴福寺。”院宇壮丽美奂，为京中首刹。据嘉庆《长安县志》寺在县南大赵村，则遗址当在今西安市南部。寺落成後，太宗亲临为佛像开眼，并广揽名僧以智首为上座，大开讲会(《续传·智首传》)，徵召僧辩、玄会、灵润等来寺(参见《续传》各本传)，又勅慧云居此(《慧传·慧云传》)，令慧斌为寺主(《续传·慧斌传》)，一时各学派名僧齐集，俨然成为长安的佛教学术中心。安置。阖城百姓闻声奔集，“始自朱雀街内，终届弘福寺门，数十里间，都人士子、内外官僚列道两傍，瞻仰而立”，“所司恐相腾践，各令当处烧香散华无得移动，而烟云赞响，处处连合”，《慈恩传》六。盛况空前。而玄奘“虽逢荣问，独守馆宇，坐镇清闲，恐陷物议，故不临对”。《续传》。
经像安置既毕，玄奘兼程赶赴洛阳。二月一日，《慈恩传》六：“壬辰，法师谒文武圣皇帝於洛阳宫。”案是年正月庚午朔，壬辰为二十三日，玄奘在二十四日到长安城外，安得於二十三日谒帝於洛阳宫，显然误载。据《旧书·太宗纪》，唐太宗於十八年“十一月壬寅，车驾至洛阳宫”，“十九年春二月庚戌，上亲统六军发洛阳”，《通鉴》卷一九七作“甲寅，车驾行幸洛阳”，十九年春二月“庚戌，上自将诸军发洛阳”，庚戌为二月二十二日，则玄奘谒唐太宗必须在二月二十二日之前，《慈恩传》六下文云“二月己亥，见於仪銮殿”，是可推知，玄奘抵长安後，兼程至洛阳，谒见于洛阳宫当在二月一日左右。谒唐太宗於洛阳宫，己亥复见於仪鸾殿。《续传》作别敕引入深宫之内殿。唐太宗迎慰殷勤，广询中亚、五印情状，玄奘一一酬答，因此，唐太宗谓“佛国遐远，灵迹法教，前史不能委详。师既亲覩，宜修一传，以示未闻”。《慈恩传》六。所修书即《大唐西域记》。并力劝玄奘还俗辅政，固辞乃止。这时唐太宗因亲麾大军伐辽又相邀同行，复为玄奘以律制不得观看兵戎战斗辞谢。惟请求敕许在环境清幽的嵩岳少室山少林寺。少林寺为我国著名的古寺之一，在今河南省登封县北二十五里，建于北魏太和二十年(496)，隋文帝改名陟岵，唐复名少林。佛陀扇多在此首弘禅业，菩提留支在此译经，相传提菩达磨曾在寺中面壁九年，唐开元《少林寺碑》叙次颇详，《大明一统志》二九、《河南通志》等从同。翻译经论。《慈恩传》六：“法师又奏云：‘玄奘从西域所得梵本六百余部，一言未译。今知此嵩岳之南少室山北有少林寺，远离郦落，泉石清闲……玄奘望为国就彼翻译，伏听敕言。’”唐太宗不许玄奘入山，乃命在长安弘福寺禅院译经，“诸有所须，一共房玄龄平章”。玄奘与唐太宗会晤，“从卯至酉，不觉时延，迄於闭鼓”。《续传》。
三月己巳，《行状》作一日，案许敬宗《瑜伽师地论新译经序》作二月六日选长安(金陵刻经处本)，因误奉敕翻译之日，为还至长安的日期。据《唐书》和《通鉴》唐太宗於三月九日至定州，如果玄奘在二月六月回到长安，则房玄龄怎么能发使定州启奏呢?故知许序偶误。今从《慈恩传》。玄奘在“频又固请，乃蒙降许”下，自洛阳返长安入居弘福寺，决心献身于佛教的翻译事业，疏请选派谙解经义，富有学识的佛教徒组织译场，以收集中人力，分工合作之效。
四月一日，《刘谱》：“案《慈恩传》作六月戊戌，考法师於五月已译经数种，不应六月诸人方至也。六月疑为四月之讹。”案《续传》《开元录》皆云法师五月始翻译，故《慈恩传》六所云：“六月戊戌”，当为四月戊戌，是年四月戊戌朔，则译场人员彙集是四月一日。玄奘推举的“证义”十二人：弘福寺灵润、文备，罗汉寺慧贵，实际寺明琰，宝昌寺法祥，静法寺普贤，法海寺神昉，以上长安。廓州法讲寺道琛，汴州演觉寺玄忠，蒲州普救寺神泰，绵州振音寺敬明，益州多宝寺道因；“缀文”九人：普光寺栖玄，弘福寺明濬，会昌寺辩机，以上长安。终南山丰德寺道宣，简州福聚寺静迈，蒲州普救寺行友，棲严寺道卓，幽州照仁寺慧立，洛州天宫寺玄则；“字学”一人：京师大总持寺玄应；“证梵语梵文”一人：京师大兴善寺玄謩，《续传》作玄模。大都齐集。《慈恩传》六：“自余笔受书手所司供料等并至。”《续传》略同，《图记》四：“仍敕左仆射房玄龄广召国内硕学沙门慧明、灵润等五十余人助光法化。”又据许敬宗《瑜伽师地新译序》尚有灵会、灵隽、智开、知仁、玄度、通观、明觉、道智、处衡等人。又据《开元录》以後还有大乘巍、大乘光、大乘钦、大乘林、大乘询、大乘谌、大乘云、大乘基、慧朗、嘉尚、元瑜、神泰、神察、释诠、义褒、弘彦及信士杜行顗等人。其中慧净据《续传》三本传“下召追赴，谢病乃止”；法藏据《宋僧传》五则因见识不同既预而又出译埸者。
五月，译场准备就绪，玄奘即开始创译。案《续传》、《开元录》、《塔铭》均作五月，《慈恩传》作丁卯，兹从《续传》。
玄奘从本年五月起首翻译，直至逝世前一月止，致力一十九载，始终不懈，故综其生平显然划分两个时期。四十六岁以前则“乘危远迈，杖策孤征”，笃志问学；四十六岁以後则尽瘁於翻译，并讲学、著作，交流宗教文化。若从学术文化上着眼，玄奘的不朽业迹，还在译著事业上。十九年中共译出大小乘经、律、论以及胜论学派的典籍共七十四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内典录》五作六十七部一千三百四十四卷，《行状》作七十五部一千三百四十卷，《唐新语》十三作六百五十七部。并撰《大唐西域记》十二卷，还译《大乘起信论》，翻译《老子》为梵文，介绍於印度。他在译经同时并为弟子讲解经义，汤用彤先生谓：“盖古人之译经也，译出其文，即随讲其义。所谓译场之助手，均实听受义理之弟子。”(《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培养出一批青年学者并影响及日本、朝鲜，至窥基而确立中国佛教史上的法相宗(亦称慈恩宗、唯识宗)。案玄奘门下当时号称三千，达者七十，但素位而不传其名的居多，其中惟窥基、圆测为杰出，普光、神昉、辩机、法宝、神泰、靖迈、怀素、顺璟、道世、慧立、彦悰、宗哲、嘉尚、利涉等均有所建树，著名於世，而圆测、顺璟之学，影响及朝鲜古代佛学，道昭为日本法相宗的开祖，迄今法系流传。即就玄奘翻译的质量来说，其卷帙之浩繁，译笔之精粹，态度之谨严，均超越他前後的译经大师。据《内典录》、《图记》、《开元录》和《贞元新定释教目录》的著录唐代译经大约有译者四十六人左右，译经四百三十五部、二四七六卷左右，而玄奘却翻译了七十五部，一三三五卷，约占一半以上，数量是惊人的，而质量也是高的。《行状》：“然译经之事，其来自文起汉摩腾迄今三藏，前後道俗百余人。先代翻译，多是婆罗门法师，为初至东夏，方言未融，承受之者，领会艰阻，每传一句，必详审疑回，是以倒多说毗。今日法师，唐梵二方，言词明达，传译便巧，如擎一物掌上示人，了然无殊，所以岁月未多而功倍前哲。至如罗什称善秦言，译经十有余年，唯得二百余卷，以此校量，难易见矣。”尤其他在“旧译”长期积累的经验基础上，惩前代翻经之失，陈寅恪先生谓：“玄奘译经，悉改新名，而以六朝旧译为譌误。”熊十力先生谓：“佛法东来，在奘师未出世以前，所有经论，总称旧译(亦云旧学……)。奘师主译之一切经论，是谓新译(亦称新学)。旧学自後汉至唐初，代有翻译，而罕能达旨。惟罗什介绍般若宗大典，足资研讨。真谛传入唯识宗，颇有端绪，而苦不完(……)。总之，旧译自罗什以外，都不曾作有计划与有体系的介绍，而大典复太少，偶有大典，其能达原著义旨者，盖不多见，奘师以旧译多阙多误为恨，而远走天竺，……回国……以馈国人。”(《中国哲学史论文初集》页一〇一)改进翻译的程式，改善翻译的方法，关於音和义的问题，提出“五不翻”论，宋周敦义《翻译名义集序》引“唐玄奘法师论五种不翻：一秘密故，如陀罗尼。二含多义故，如薄伽梵具六义。三此无故，如阎浮树，中夏实无此木。四顺古故，如阿耨菩提，非不可翻，而摩腾以来，常存梵音。五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轻浅，而七迷之作乃谓释迦牟尼，此名能仁。能仁之义，位卑周孔，阿耨菩提，名正徧知。此土老子之教，先有无上正真之道，无以为异。菩提萨埵，名大道心众生，其名下劣，皆掩而不翻。”这是玄奘在道安“论五失三不易”和彦悰“明八备”的基础上所提出的经验之谈，希望译文达到“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标准。作为楷式。同时玄奘精娴梵、汉语文，深究原典，开始自任译主，不再依靠外人，案我国翻译事业，如自151年(东汉桓帝元嘉元年)安清译《明度五十校计经》始，其後见於《内典录》凡七九四部、《开元录》凡一千零三十七部，《大明三藏圣教目录》与《大清三藏圣教目录》凡一千四百六十部，日本《大正新修藏经目录》凡一千六百九十二部。周一良先生《论佛典翻译文学》谓：“严格说起来，当然没有一部翻译作品能代替原文。但中国翻译佛典从後汉到北宋，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参加的人那样众多，所译佛典的内容那样广泛。同时，这些经典原本存在的更是凤毛麟角，完全靠译本流传。世界上任何语言里，恐怕都没有这样性质的一堆翻译文学。”(《魏晋南北朝史论集》)这许多翻译作品前後主其事的二百余人，起先大多为中亚、印巴僧人或侨民，由于语文的隔阂，依赖传语的“转译”，不但有譌误和不尽不实之处，也难把原作的意义与风格确切地表达出来，为中国人所不能接受。《出三藏记集》一胡汉译经文字音义同异记第四：“自前汉之末，经法始通，译音胥讹，未能明练。……是以义之得失由乎译人，辞之质文系於执笔。或善胡义而不了汉旨，或明汉文而不晓胡意，虽有偏解，终隔圆通。”此类事例，见於《高僧传》与《出三藏记集》的甚多。当时还用旧有的哲学名词、概念去比附和解释佛教哲学名词的“格义”方法，从事译经。它既不忠实於原文，译文也粗糙拙劣，从东晋到隋末开始有组织地大量译经，如道安、赵整的主持译场，分工较周密，考校亦认真，为鸠摩罗什的大规模译场打下了基础。其间译师辈出，著名的像如鸠摩罗什、求那跋陀罗、法显、宝云、真谛、阇那堀多等还不能精娴双方语文，通过助手才以畅达的文字，传达原作的精神，初步建立了我国翻译文学的基础，从此在翻译方面有了急邃的发展，但这还是翻译史上的“旧译”时代。到了唐初，才开始了翻译史上的“新译”时期，玄奘即“新译”的创始人。故《宋僧传》三《满月传·论》云：“初则梵客华僧，听言揣意，方圆共凿，金石难和，盌配世閒，摆名三昧，咫尺千里，覿面难通，次则彼晓汉谈，我知梵说，十得八九，时有差违。……後则猛、显亲往，奘、空两通，器请师子之膏，鹅得水中之乳，……印印皆同，声声不别，斯谓之大备矣。”《续传》、《开元录》均谓：“自前代已来所译经教，初从梵语倒写本文，次乃回之，顺同此俗，然後笔人乱理文句，中间增损，多坠金言。今所翻传，都由奘旨，意思独断，出语成章，词人随写，即可披翫。”译出中国前此未有的新经典，或捨旧译本，重出新译文。开创了“新译”时期，案我国翻译事业，自东汉末开始是“随天竺沙门所持来经，遇而便出”(《出三藏记集》十道安《道地经序》)，三国、西晋，所译大都限于零星小品，可谓翻译史上的草创时期，从东晋到隋末，可谓翻译史上的发展时期，唐代可谓极盛时期，宋以後即转入衰微时期。其中译师可谓至鸠摩罗什而翻译始“大”，至玄业而翻译始“备”。(梁启超《佛典之翻译》略分为三期)《出三藏记集》列举新旧译二十四个不同的重要名词，以鸠摩罗什所译为新经，以区别於草创时期的旧经。唐代则又以玄奘所译为新经，以区别於六朝的旧译。近代日本学者境野黄洋以鸠摩罗什之前为古译时期(见所著《中国佛教精史》)，小野玄妙略同境野之说，惟将旧译区分为前後两期(见所著《经典传译史》)。参见P.C.Bagchi《中国佛教经典的翻译者及其翻译》。使唐代译经事业超越前代，在中国翻译史上写下了划时代的一页。玄奘主持的译场和翻译程序：一、译主，是主译人，也是译场的总负责人，须精通汉、梵文，透澈理解大小乘经典，而为全场所信服，遇有翻译上的疑义，负判断的责任；二、证义，是译主的辅助者，凡是已译成的文字，审查其意义与梵本有无出入或错误，和译主斟酌决定；三、证文，在译主宣读梵本时，注意他所宣读的和原文有无舛误；四、书手，一称度语，把梵文的字音写成中文；五、笔受，把梵文的字义翻成中文的字义；六、缀文，因为汉、梵文字的结构不同，由他加以整理，以符合汉文结构；七、参译，校勘原文是否有错误，同时再将译文回证与原文是否有歧异之处；八、刊定，由于梵文和汉文体制不同，刊定所译成的每句、每节、每章须去蕪存菁，使它简要明确；九、润文，对已经译好的文字，加以润色，使它流畅优美；十、梵呗，经过以上九道手续，翻译完毕後，还须用念梵音的方法唱念一遍，修正音节不够谐和的地方，以便传诵。李思纯《译经工序考》：“译经的情况与工作制度，是逐渐发展的。初由中印间许多居间的民族国家人士们转述，然後到印度梵僧学习汉文汉语後试译，而更由汉族文士们修饰，然後到汉族僧侣们学习梵语後自行翻译。以人数言，从一二人对译，到七八人合译，更从此产生了翻经道场集体合作的工作制度，然後才有所谓工序。这种集体合作的工作，始於隋唐，实为翻译制度的最高发展阶段，不是短期所能造成的。”(《江村十论》页七九)
五月二日创译《大菩萨藏经》二十卷，九月二日译毕，智证笔受，道宣证文，九月二日译毕。《大菩萨藏经》大乘经，据《慈恩传》玄奘得之於中印度吠舍厘国吠多补罗城。其後菩提流志收入所编译《大宝积经》内，为其第十二菩萨藏会。玄奘承学大乘佛教的瑜伽行宗，认为瑜伽之学统摄三乘，从佛教徒的修持来说，其归趋乃在於所谓的“菩萨乘”。玄奘为有系统的传译瑜伽行宗的神学理论，故首先翻译开示所谓菩萨行纲领的《大菩萨藏经》。
六月十日译无著《显扬圣教论颂》一卷，辩机笔受。《开元录》八：“《显扬圣教论颂》一卷，见《内典录》，无著菩萨造，贞观十九年六月十日於弘福寺翻经院译，沙门辩机笔受。”十月一日译无著《显扬圣教论》二十卷，至二十年正月十五日毕，智证等笔受。《开元录》八。《显扬圣教论》为法相宗所依据的“十论”之一，它概括瑜伽行宗的所谓法义，阐明染净以立教之旨，故玄奘先标举而译出之。
七月十四日译《六门陀罗尼经》一卷，辩机笔受，当日即了。《开元录》八。陀羅尼意为真言，密咒。《六门陀羅尼经》系短篇经咒，佛教徒认为日夜六时，诵此陀罗尼，则能解救所谓六道之苦，故名为六门。
七月十五日译《佛地经》一卷，辩机笔受。《开元录》八。案《佛地经》相传是释迦牟尼为妙生菩萨所说的所谓清净法界与四智的佛地五相。瑜伽行宗颇注重宗教的修践，而其所谓“极果究竟”在於佛地，故玄奘在译出《大菩萨藏经》的同时译出《佛地经》，使二者相辅而行。今已发现梵本原文，见J.Rahder《十地经菩萨地》(Dasabhūmikasūtra et Bodhisattyabhūmi 1926)。
有关人物与大事
新罗圆测始从玄奘受学。宋复《塔铭》：“奘公一见契合莫造，即命付《瑜伽》、《成唯识》等论。……羽翼秘典，耳目时人，所以赞佐奘公，使佛法东流，大与无穷之教者也。”
道宣五十岁被召於弘福寺译场掌缀文，襄助玄奘译事，并开始撰《续高僧传》。《续高僧传自序》，参见《佛教史籍概论》。是年撰成《比丘尼钞》三卷。今作本六卷。参见《宋僧传》十四，《隆兴佛教编年通论》十三。
道洪、义褒召赴弘福寺译场，襄助玄奘译事。《续传》十五、《道洪传》、《义褒传》。
怀素出家为玄奘弟子。《宋僧传》十四：“释怀素，姓范氏，其先南阳人也。……贞观十九年，玄奘三藏方西域回，誓求为师。……受具已来，专攻律部。”
玄奘弟子新罗元晓落发於皇龙寺。《三国遗事》四。
法常卒，年七十九。《续传》十五，详年谱附录。
道绰卒，年八十四。《续传》二十，详年谱附录。
唐初义学、翻译名僧慧净卒，年六十八。《续传》三。
三论学派法敏卒，年六十七。《续传》十五。
三论学派世瑜卒，年六十三。《续传》二十。
弘福寺寺主慧斌卒，年七十二。《续传》二十。
正月，王玄策等在王舍城登耆阇崛山勒铭其地。案出《珠林》二九，参见烈维《王玄策使印度记》、冯承钧《王玄策事辑》。岑仲勉《王玄策<中天竺国行纪>》又据《释迦方志》三所载云“《志》成於永徽元年，曰经今五载，则是贞观十九年正月登鹫岭勒铭时也。”(《中外史地考证》上册，页三〇三。)
二月，王玄策立碑於摩诃菩提寺。《珠林》二九“依王玄策传云：‘比汉使奉勅往摩伽陀国摩诃菩提寺立碑至贞观十九年二月十一日，於菩提树下塔西建立，使典司门令使魏才书。’”参见《全唐文》二六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