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尊法师思想是对宗喀巴与太虚大师思想的继承与发扬

    藏传佛教格鲁派以菩提道次第实现菩萨利生济世的行愿、密宗道次第践行速疾成佛的目标。《菩提道次第广论》、《菩提道次第略论》等是对阿底峡《菩提道灯论》的扩充与创造，阐明缘起性空之理的中观应成思想为之奠定了哲学与伦理学基础，这种以“道次第”为名的修持规范必须在保持佛教出世精神的同时，与世俗社会发展契合，是为胜义谛与世俗谛双重存在并生效的有效保障途径。法尊法师对宗喀巴思想的继承可分二途，一是领会、落实其超越于宗教神学的理性，其影响亦体现于学术、翻译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与宗喀巴大师相近之采各派之长的圆融思想，甚至较之更为宽容，从对法尊法师佛法判摄思想分析可窥一斑；二是理解、把握宗教的现实关怀问题，并由现实关怀出发进而解决终极关怀问题，其中重要的渡津桥梁便是其次第思想。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于密宗修习主张依个人志趣而定，并未定其为学佛者之必修，与宗喀巴大师观点颇有出入。可以说，虽与宗喀巴大师同崇利他济世之目标，法尊法师却将成佛视为倚仗智慧发挥的个人主观努力而达到一种高尚的人格境界，显然与宗喀巴大师所主张的心、身双重圆满而成佛在修持途径与得佛身之标志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别。这种扬弃既契合汉传佛教发展实况，又反映出法尊法师对于衡量成佛标准的独到理解。法尊法师主张科学与佛法并无优劣高下之分，但他从实际出发，对太虚大师人生佛教精神予以了更广泛的扩充，丰富发展了其建构；既有继承，也有因思想的分歧而采取的修正。

    一、法尊法师人格圆满即为佛成的利他精神

    法尊法师常将大乘佛教思想归结为利他二字，并认为世界佛教运动，即是推行佛法于全世界，以阐明真理救济人群之运动，己亦以轮回为涅槃，不为自求绝断生死永脱六道，而发愿生生世世来人间，广度众生，齐成佛道，正是菩萨依智慧不住生死，依慈悲永留轮回，努力救渡众生的大乘佛教菩萨道思想之体现。宗喀巴大师所提倡的修持次第为法尊法师提供了一种成熟的人格境界论，而出离心、清净见、菩提心三种要道则统摄了所有修持实践。法尊法师提出众生根机有别，胜解不同，但遇佛教授，定能醒觉普根，种姓并非无始传来、更非固定不可改之，乃是修习而成。因此，要达到成佛的目的，须由出离心而发菩提心，进而行菩萨行，修六度四摄，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简言之，凡有菩提心者，不问知见如何，皆为大乘人；倘若发起了大菩提心，即使没有其他功德也可称为菩萨，所作任何善事都能成为成佛的资粮。他所谓菩萨行，首要是个人心、行之完善，而依照上士道标准修持，则可实现佛教伦理、社会道德的内在化，为这种人格的完善、圆满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法尊法师认为菩萨道思想蕴涵着完全的利他主义精神，拔有情苦，利益众生，此中依次第修习即是关键。他将修持次第思想之旨趣归结为：修下士道不只为自求人天安乐，修中士道也不只为求自了生死，都是为上士道准备条件。三士道平行修行，不能偏废，脉络贯串，通体灵活，修行主体为智慧，而戒为慧本，持戒须循皈依三宝、尊重律仪之径。他以下士道构筑佛法修学基础，借中士道言解脱思想，以上士道阐明菩萨行的重要性，他明确提出行菩提道未必须入密宗，行大乘行即成佛，并将成佛明了为达到饶益众生的人格境界，与太虚大师人生佛教理念彼此呼应。在他的次第思想中，要成佛则须经思维皈依、出离解脱及以菩提心、菩萨行济世利他之过程。法尊法师主张信为世间第一要务。修行不离戒、定、慧，学佛者更须信心坚定，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他认为信是功德与善法之基，认为学佛者若无没有信心，不但不能生一切功德，长一切善根，并且还要破坏佛法，而断送自己的善根，以至无成。他提出必须对佛、法、僧有正确的认识，要将自己拟作将死的病人，将法视为阿伽陀药，佛视为黠慧的医师，僧视为聪明的看护，若要自己的病好，唯有全心信赖之，如是闻法，方得大利益。此外，法尊法师亦将佛学研究与佛教修持划为两个体系，他认为就研究而言，出不出家都不成问题，若要修证解脱才非出家不可。他提出判别学佛者的最初标准即是四法印，凡得到四法印知见之人便算是学佛者，因其过少，可改以实相三皈依为印证，较之禅宗以觉、正、净为皈依显然更重律仪规制，是对原始大乘佛教律仪的一种回归。

    三、法尊法师提出佛法不离世法的现实价值

    在法尊法师看来，修习固需思惟恶趣、思惟无常以精进不懈，而律仪规制的确立更值得关注，他提出佛陀是觉悟了的人而非神，佛能随机设教，学习佛法，由思惟法义、信解正理、发趣善行而得利益的。随佛修学，以求出离生死、证大涅槃并非对个人所谓内心觉悟、见性成佛的刻意追求，而是必须认识到佛法不离世法，佛法乃世法之推广与增胜，利民利生者，必亦利教利国，民生疾苦与佛教兴衰息息相关，佛门弟子应为广大民众的利益而积极努力。他的理想境界即个人祛除自私自利之私心，能够自爱和爱他、珍惜按照义务享受权利的平等生活，在此基础上，进而则乐于牺牲自己个人的快乐和安逸，去做利益他人或众人的事情。因此，法尊法师有选择地继承和发扬了宗喀巴大师修持次第思想，以疗治汉传佛教沉疴，并使汉藏教理院成为太虚大师“菩萨学处”之重镇。总之，他对宗喀巴与太虚大师思想进行了继承与发扬，以佛为正知正觉，以发菩提心行菩萨道之利他思想贯穿教行始终，以建设人间净土为已之修行目标，更提出孤明先发之见，即佛教应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应提前为适应未来社会需要而作出转变准备。他认为佛教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均存在危机，虽然所谓真实的正当的理论是可以存在的反之则不能存，但事实上却每得其反，现在的思想适合现代的机宜，现代的机宜也趋向于现在思想，所以佛教不论有任何高深的真理，独到的思想，但因近代的思潮、机宜是这样，末法众生趣向善法心理薄弱，恐佛教难存在于今后趋势的世界，因此，佛教徒须应时努力弘扬，以求佛法推行收到些许功效。这种忧患意识亦使法尊法师提出佛教改革刻不容缓，不变更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僧寺已举步维艰、呈将被蚕食灭亡的态势；而新格局下，佛教若未能与社会协调、适应、发展，必将被时代淘汰。

    四、法尊法师理性认识与宗教信仰之统一

    佛学的发展与进步需要研究者用积极、严谨、冷静、审慎的客观态度控制对信仰的偏重，这种态度也是研究者必不可少的基本素养，如何将之传承和发扬光大，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太虚大师曾提出佛教修学的适当态度应为参用史实之考证、尊重果觉的信仰。法尊法师却在信仰领域引入了精密的考证。广征博引、无征不信、言必有本正为其严谨治学思想之体现。其文亦多由史论政，巧妙结合历史考察、现状评介与理论分析，虽然随着年岁变迁，文风由犀利泼辣而转平和温婉，对于真理孜孜以求的学术精神却一而贯之。如其代表作之一《西藏民旗政教史》即是在广泛搜集材料的基础上，对藏传佛教历史的去粗取精、爬梳整理、综合评价。此书资料翔实，考据讲究，占据着同期同类书籍所未能达到的高度，对佛教历史撰写之学术化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这种治学态度是法尊法师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具体反映，亦决定了他在史学、翻译学、佛学上的卓越成就。他虽未建立系统的翻译理论，却沿袭了佛经翻译理论的优秀传统，其译作被誉为准确可靠且行文精简，至今仍是汉语学者进行藏传佛教研究时的必备书目。在翻译中，他严格遵循佛教传统、尊重师长意见。法数名词之译多依据原有旧例，汉文无者灵活变通，合有师授、音译、义译、夹注四途；译文尽量保留了经文偈颂体的特色，对于密宗经典必须灌顶始可听闻之部分略而不译；出于尽量保留原貌的需要，其译文宁质而璞，多以直译为主，而义译为辅，其部分译作直录语句本义甚至达到了可与藏本原文对勘的精确地步，其译作看似拘泥原文，实则跨越个人理解、演绎之狭途，将读者、诠释者与译者三个角度有机地统一起来。开了充分的能动空间，却又不至落入佶屈聱牙之窠臼。此外，他还勘定了一些古人在翻译名称上的讹误。法尊法师视理证高于经证，批驳了所谓佛即绝对真理之化身、佛之所制必须恪守、一切必须以既定清规戒律为金科玉律不可变革的观点，而是一再强调佛之所制皆是人之能行之事，其不能实行者，佛亦无勉强之理。

    法尊法师虽然认为佛既可治世，又可治心，但亦承认其与科学各有千秋，他提出佛法旨在断烦恼出生死，以科学眼光视之，当然以其为灭人种族的工具；而以佛法视世人，亦觉其如肉中蛆，可呕亦可悯也。这是主观点的不同而已。因此，佛法与科学孰优之观点不同本无对错之分，个中苦乐则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五、法尊法师解行共重应机教化的和谐圆融精神

    虽然法尊法师认为中观应成见是最了义的，直接、完全显了地述尽了佛法之道理。对于空性与缘起的深刻体认，使他在辨析中观宗五大难题时游刃有余，但他的判教倚重从基本上提示各宗派间见之异同，而不谈行、果等。他认为学佛者之正见必属经部、有部、中观、唯识四宗之一。在大乘各宗不属于中观，必属于唯识，就是净土、禅宗学人、抑或密宗修者也不能例外。就教理而言，大小乘知见差别即为小乘只说人无我，大乘兼说法无我；大乘不许有对境外色，小乘许有对境外色，诸宗皆是随佛行，并无高下之分。他认为一切佛语皆是佛教授、佛说一切经论皆含有深密意趣，皆为方便教化而应机所出。他广涉诸派，并不赞许修学经典中执大(乘)弃小(乘)之观点，他认为仅俱舍就比唯识中观尤为细微严密，比大乘论藏更不容易读。因此，修习佛法须于大乘精迸不废，兼学小乘法藏；而在宣说诸宗教义时，不可随自己所执的而遽示上乘，应当随所化的根器适量地灌注。秉承这种宗旨，他在权变阐释唯识义理时亦取其纲要、连中鹄的，并借比照分析之径揭示了唯识各宗思想发展流变形态，对于中观应成派学说的译介不仅涵盖了原先汉地多以密为藏传佛教特色的格局，且对修道次第既有继承、发挥，又有扬弃，经空见而解脱、以大悲心贯穿修持始终，赢至达济世以为佛法修持之最终目的，从而更深入地诠释了佛法的存在意义。

    由此可见，不论宗教信条里所包含的意义是何等博大精深，其地位都非恒不可变，而其价值正依存于如何根据时代与环境对之进行阐释，这既取决于宗教存在的现实需要，又是其发展的唯一助力。法尊法师借鉴藏传佛教思想疗治汉传佛教沉疴，亦对佛法进行了新的诠释，这种贡献说明宗教意义正是始作佣者赋义、经典传义和后来者释义的复合共生体，若离开与时代俱进、有利于社会发展的释义，宗教必将不存。总之，没有宗教和谐，就没有社会和谐，这种以人格圆满即为成佛的宗教境界有利于提高道德索质、提升人格品位、建设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六、法尊法师的贡献及局限性

    宗教社会学认为宗教的价值与意义均为经验变项，社会的变化会引起宗教之价值与意义发生相应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理解，亦是把宗教置于整个社会发展之中进行分析，根据宗教借以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条件来说明。“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①清末民初乃至新中国成立之际，社会一度动荡、变革激烈，而传统文化多被激进势力弃如敝屣，种种新文化由是次第勃兴，宗教在与其交锋中亦有相融，由此推之，对于法尊法师思想的形成，亦应结合当时社会状况、政治形势、思想背景、尤其是汉传佛教所面临的批评，追其根、溯其源，才能找到隐藏在表象背后的真实答案。而对其所作出的贡献，更应以同样务实、求真的态度予以评判。

    法尊法师是一位佛典翻译大家，更是现代佛教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广积精思、笃行实践，引领诸多大心缁素，剔抉泥沙、以人弘道，汲然推动佛学沿经世与思辩两条路径艰难前行，他身为太虚大师亲炙弟子，他“知大师之志行而向往”②，践杨仁山居士和太虚大师之遗愿，力保佛教与社会适应，于乱世中化世导俗，开学修并重、悲智双运之新风。他被太虚大师称为“法尊喇嘛”，其学风受藏传佛教显密兼容、义理深入、次第有序的审慎治学方法影响，精于中观应成之见亦圆融诸说，硕硕成果扩宽时人视野，弥补了汉传佛教的不足。与能海法师建金刚道场弘密传法之途殊异，法尊法师虽身受多重灌顶，却甚少论及密法，而是将精力集中于教证、学行、传译，尤重总结佛教宗派兴衰成败经验，分析佛教各宗派之间及佛教与社会之间紧密关系，并借为汉传佛教发展之鉴。他虽崇中观应成见，却以契理契机之精神圆融诸说，消除宗派藩篱，提出佛说皆为对机之言，不可执着亦不可谤法。对于影响佛法兴衰、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法尊法师既有冷静沉潜的思考，又有满腔热血的情怀，他无时无刻不在关注汉藏和睦、国家统一；而在住持汉藏教理院期间，除培养僧材、著书立说，宣扬佛学外，亦号召佛教积极入世、维护国家主权不受侵犯；他屡次撰文，澄清时人对西藏的误解、驳斥诋毁佛教的谬论，却又主张革除佛教迷信，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自住持汉藏教理院始，法尊法师即提出学僧应全面发展，学问、道德皆为其应得之成绩，学问须日有所进而身心须日有所益。他要求必须坚定对佛、法、僧三宝的正信，恰现佛教教育之特色，而他提出的须勤勉修习、知所自律、独立思考则是每一个学人应循之道。可以说，法尊法师的教育思想不仅裨益于僧才培养，更为一套放诸举世皆然的教育准则。在民国汉传佛教教育的改善过程中，法尊法师无论是就思想或实践而言都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发起并参与中国佛教协会，担任重要职务，领导中国佛学院适应社会发展，即使遭文化大革命迫害而至残疾，却毫无怨悔，临终前还献出毕生积蓄用于佛学典籍的出版。

    但是，应该指出法尊法师虽然是入藏求法僧俗中的佼佼者，其著述大多处于对藏传佛教解读、诠释、翻译、传播之阶段，并未达到创新发展的高度、建立起融汉藏佛学为一体的新体系。这是因为，一种思想体系的建立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不能苛求他们在短短几十年内作出创造性的贡献，然而，今日佛学研究的欣欣向荣正是由他们置生死于度外坚持不懈的奋斗而垒就。在进行研究与评述之时，应有正确的定位和认识，不能盲目拔高也不能任意贬低。宗教作为一种具有多种表现形态和丰富内涵的社会性精神现象和文化现象，已经不仅是信仰者和研究者的事，它涉及几乎所有文化思想界的普遍性课题，而且很多时候是一种核心性或基础性的课题。③总而言之，法尊法师在中国现代佛教的发展建设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其生平及思想进行深入的整体化探究既有史料价值，有助于得出反思性的结论，也对当今构建和谐社会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总之，法尊法师胸怀虔诚信仰，却始终将其研究建立在客观理智的基础上。他亲历学隐、求法、传译、立说、护法、救弊之途，兼通显密，尤崇中观，却又圆融诸宗，借译介、著述、讲学三途并进，讲求契理契机、适应社会。这位爱国高僧一生的活动与卓越贡献是多方面的，堪为后出之楷模。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25页。

    ②释法尊：《太虚台记》，见吕铁钢、胡和平编，《法尊法师佛学论文集》，北京：中国佛教文化出版社，1990年，第348页。

    ③阿利斯特．E．麦克：《科学与宗教引论》(王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1页～第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