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蒙古族地区的佛教有了较快的恢复和较大的发展。尤其20世纪90年代中期始，蒙古族地区的佛教呈现出欣欣向荣及兴旺发达的勃勃生机。据不完全统计，至2009年，蒙古族有正式开放的藏传佛教寺院130多座，出家僧人近1000余人，信教群众约50多万人。佛事活动和各种法会频繁，寺院香火极为旺盛。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寺院成了旅游热点地区。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了蒙古族地区佛教已经跨入了一个新发展时期。这也是国家兴盛的必然结果，是改革开放之花所结出的丰硕的佛教繁荣之果，是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全面落实的见证。由此可以预料和肯定，21世纪将是我国佛教繁荣的时期。
(一)
但是，历史已经跨入了21世纪，面对滚滚而来的现代化浪潮，蒙古族地区的佛教也正在受到激荡和挑战。因而宗教信仰的观念和行为较之历史上的情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很多方面都呈现出了与以往十分不同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下方面：
第一，佛教文化的根本理论与现代化的生活实践的碰撞。
传统佛教所注重的是未来的彼岸世界的生活，并把彼岸世界与现实生活对立起来，认为对世俗利益的追求有障于人们进入未来的彼岸世界，而过禁欲的生活，甚至自我折磨则有助于死后进入永恒的极乐世界。佛教还认为人的一生是痛苦烦恼的一生，而其根源在于人们无法穷尽的欲望，特别是物质欲望。因此，佛教的“三学”、“八正道”等的基本内容就是要求人们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世俗生活的追求。要求信众认识到现实生活是苦海无边，要看破红尘，破除我执，跳出三界，脱离苦海，返归“涅槃寂静”。
当然，社会生活总有艰难困苦，人生也有生老病死，个人也会遇到种种不幸，这些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把社会上灾难和人生中的不幸大力宣扬无限夸大，把现实生活比做无边苦海，使人厌恶温馨的家庭生活和丰富多彩的现实社会生活，使人沉醉于那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来世幸福，显然与现代的社会生活实际相背离，与蒙古族群众同全国人民一道为实现伟大民族的振兴，为祖国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伟大社会实践相矛盾。如此佛教仍宣扬其“空”、“苦”等主旨思想，对人的生活导向是消极的、有害的，其必然结果不仅不能被蒙古族信徒所接受，还只能贬损佛教文化自身形象。
因此，宗教界要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的宗教制度，克服消极因素，发扬佛教教义教规和佛教道德中的积极因素为社会服务，逐步建立关注社会生活，关注群众现实幸福的神学观念，引导信教群众把自己的意志和力量投入到用自己双手改变现实命运的活动中来。
第二，蒙古族僧侣人数少，年龄结构轻、佛学素养不高，大大制约着佛教在蒙古族信教群众中的影响力。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宗教的存在和影响力直接依赖于教职人员的质量和数量。蒙古族地区已恢复并开放的寺庙130余座，出家僧人也约有1000余人。但据调查，对佛教的经、律、论有所研究，有较深造诣的喇嘛不多，精通佛学、熟悉主要经典、富有建树的高僧更是寥若晨星。就是比较懂得佛学真谛、义理、制度者和精通藏文佛经的人数也不很多。其中很多人是属于粗懂藏文佛经，缺乏独立研习能力，只能背诵某些经文，知道一些戒律、礼仪和宗教节日等常识，但并不了解其涵义。当然，仅仅靠这点功底，他们不可能“自觉”，更不可能“觉他”，也不可能对佛教有所发扬光大。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由于大多数僧人接受教育时间短，整体文化水平不高，研习佛教文化的能力低所使然。这是因为相当一部分寺庙的人员组织状况较差。这些寺庙的僧人数量、学历层次、年龄结构、人员组合等均存在一些问题：有的寺庙常住僧人只有几个，形成不了学经诵经的班子，有的喇嘛虽然在较大的寺院或佛教学校进修过，但由于功底较低，不能带动其他僧人学习佛学知识；年轻喇嘛较多，而且学历整体较低，缺乏独立研习的能力；大多寺庙没有活佛或较有影响力的高僧，既使有的也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新一代的活佛或高僧尚未成长起来，断代的现象较为严重。另外，在现代化和开放的影响之下，早年与世隔绝的古刹，大寺院，现今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原本佛门净地，如今变成游人如织，喧闹火爆的旅游市场。不少寺院的住持、僧侣也自觉和不自觉地卷入旅游创收的潮流中。现代化浪潮已经涌进佛门的新形势下，佛教如何保持它的净土本色，寺院怎样保持它的香火旺盛，僧侣们怎样保持与公众文化的平衡，已成为严俊的考验。
第三，僧人的生活世俗化、思想观念开放化。
相比历史上喇嘛相对封闭而多少带有一些神秘而神圣色彩的生活，现今僧人的生活呈现出了比较显明的世俗化倾向，笼罩在以往僧侣及其生活上的神秘面纱已脱落。寺院喇嘛生活的世俗化倾向除表现为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僧人的消费方式和内容与普通民众日趋接近以外(如寺院普遍使用电视、电脑、手机、网络等)，还表现为它呈现出了一些无论是与历史上的喇嘛的生活相比还是与现今藏区藏传佛教寺院的喇嘛生活相比都十分不同的特点，即有的喇嘛有自己的家庭和孩子。这些人，作为喇嘛他扮演着宗教职业者和世俗人的双重角色。而这显然是与藏传佛教喇嘛生活的有关基本教义相违背的。这种现象在蒙古族地区藏传佛教寺院中并不是个别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普遍性。而这种现象是有它的历史和社会根源的。最主要的是1958年所推行的宗教民主改革运动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影响。这两次的政治运动中大部分僧人被解散回家当农牧民，娶妻生子。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全面落实新的宗教政策，部分还俗喇嘛重返寺庙继续从事宗教活动，于是呈现了上述现象。因而可以说，这种现象是历史遗留的后果，但却在寺院僧侣生活和社会上信教群众的心里产生了比较强烈的反差。
伴随着僧侣生活的世俗化，其思想观念也变得比较民主和开放。解放前，喇嘛的思想观念是比较单一和封闭的，宗教意识和宗教观念几乎占据了他们整个心灵。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多种思想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下，喇嘛的思想观念也比较民主和开放。突出表现在他们对待周边蒙古族群众信教和不信教及信教程度的态度上。喇嘛们对蒙古族群众的信教和不信教表现出理解和民主的态度。特别是喇嘛们的思想观念中对佛教的传统观念正在发生变化。他们不再鄙视现实生活，为了在现代社会中获得更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他们正在改变着对尘世的看法，更多地关注对现实生活的追求。僧人生活的世俗化、思想观念的开放，对佛教传统的教义教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第四，信教群众的信仰情感淡化，对宗教的认知和态度趋于理性。
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恢复和落实的年代。这一时期理应是信教群众被长期压抑的宗教情感迸发的年代。但这一时期恰恰也是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经济、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长久以来压抑的不仅仅是人们的宗教情感，还有人们生产和生活的积极性和热情，而后者更甚于前者。所以，80年代，人们期盼和向往的并不是宗教的高调回归，而是人们生产热情和积极性的全面释放。这一时期的人们，对世俗利益和现实幸福的追求远甚于历史上的任何一代。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才是他们生活的目标和重点。其余的一切只能退居次要位置，而宗教作为一种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自然地被边缘化，再加上长时期信教传统的断裂，很多人，特别是青壮年一代人对宗教信仰已经陌生。因此，改革开放后的30年蒙古族地区佛教一直处于社会生活的边缘地带，淡出了绝大多数蒙古人的视野。相比之下，人们更愿意相信科学技术，因为它能够直接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给人们带来现实利益。世俗化浪潮几乎席卷了整个社会和人心的每一个角落，极大地压缩了宗教生存的空间。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教育普及，蒙古族群众对宗教的认知和态度也在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在历史上，宗教观念是蒙古人认识世界，解释人生的唯一的方式，它既是认知的出发点也是认知的归宿。宗教观念就是蒙古人世界观念和人生观的基础，在他们的眼里宗教是神圣而又是神秘的。但现今，蒙古族群众对宗教的认识也已剥离了很多迷信和神秘的成分，具有了某种程度上的理性的认识。这不仅体现在蒙古族信教群众参加宗教活动以及信教动机上的世俗化，也体现在对佛教自身的认知及态度上的理性化，他们已不再是盲目地轻信和崇拜那些本与佛教不相及却依附在佛教身上的所谓的神鬼文化，对许多外界事物及人生现象的解释也抹去了宗教的色彩而诉诸于科学和理性。可见，现在蒙古族对佛教的认知和态度中注入了许多理性的成分。
(二)
在新世纪，在中国社会转型期蒙古族地区的佛教不仅面临着新的挑战，而且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首先，自改革开放以来，蒙古族地区的佛教同全国其他宗教一样，处在一个相对宽松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而这种环境为宗教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我们知道，宗教的发展状况，固然与宗教本身所具有的性质有直接关系，但宗教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发展的，社会环境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宗教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宗教信仰的自由政策的恢复和落实，以及各级政府一系列扶持性政策和措施为今日之蒙古族地区佛教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较为开放和自由的政治环境。恢复重建寺庙及相应的扶持措施包括国家明确和完善了宗教房产政策、宗教活动场所的房屋及占用土地免税、划拔给一定面积的耕地或牛羊作为寺庙的财产以维持僧人的生活、培养宗教接班人等等。这些都是今天蒙古族地区佛教能得以恢复的重要基础。当然政府对蒙古族地区佛教的一系列扶持性政策和措施是以一定的信教群众作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各级政府的上述措施是建立在蒙古族地区的佛教仍拥有一定数量的信徒这一客观事实的充分认识之上的，也是应这部分信教群众的宗教需求和要求而实施的。
不仅如此，党和政府还积极引导和鼓励宗教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佛教界也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调动佛教徒和信教群众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把他们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共同目标上。
其次，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精神生活的需求也日益增强。
人既有物质生活的需求，也有精神生活的需求。在物质生活贫乏的情况下，对物质生活的需求常常掩盖和抑制了精神生活的需求，这种情况在蒙古族地区也得到了验证。改革开放以来，蒙古族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然而它没有淹没人们对宗教的需求。相反却推动了蒙古族地区佛教的恢复和发展。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显着提高，蒙古族群众的宗教意识，宗教热情以及布施的数额等都有不同程度地增长。总体而言，经济的发展与宗教的恢复呈现出成正比的趋势。体现在个人身上就是生活条件较好的家庭，其成员的宗教意识也比较明确，参加宗教活动的热情也比较高。而那些生活条件比较差的家庭迫于生存和生活的压力，其成员的宗教意识和热情就显得淡薄。当然经济状况和宗教信仰态度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绝对的，我们所说的上述情况，只是在两个极端体现的较为明显。在比例占大多数的中间家庭成员的宗教信仰态度就不那么明显了，他们对宗教的态度和信仰的程度，其家庭经济条件差不多的情况下就取决于别的因素了。如家庭传统影响，周围环境的影响，各个地区的宗教氛围，以及各个家庭及成员在生活事业上的不同遭遇等等，都有可能引发对宗教不同的态度，但这些因素并不能推翻上述家庭经济条件与宗教信仰程度具有成正比的结论。
总而言之，随着经济的发展，蒙古族群众的生活水平整体改善和提升。同时，由于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社会环境的改变，生活方式的更新，个人生活事件也随之增加，由此而造成人们心理压力增大，因此，一部分人参加宗教活动是缓解精神压力，成为重要手段。加之，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矛盾复杂化，社会问题日益突出等原因，部分人因此心理失衡，精神失落，需要寻求精神寄托。这些都成为当今蒙古族地区佛教发展的一种推动力。而从蒙古族地区的佛教而言，给信教群众提供的不再是解决基本生存需求的手段，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精神和心理安慰。
(三)
蒙古族地区的佛教，在社会转型期不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也面对着大好的发展机遇。在这种形势下，蒙古族地区的佛教实体该如何?要做些什么?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果没有佛教文化的新发展，佛教就不能吸引人，就不能稳定、持续的发展。因此，佛教适应现代化的要求，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改变自己的形式内容，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并通过自身的现代化对现代社会持续发挥独特作用，是蒙古族地区佛教发展的必然选择。这是因为，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形式，人类精神活动的重要方式，宗教必然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
蒙古族地区佛教发展历史表明，蒙古族地区佛教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蒙古族地区的佛教总能通过自我调整，在新的社会环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近几年来，蒙古族地区的佛教界的有识之士和全国其他地区佛教界的有识之士一样正在努力探索和酝酿宗教改革的方式方法，在基本信仰不变的前提下，努力探索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有效途径。他们大力提倡“人间佛教”的理念，改变其不问世事超然面貌，向“入世”方向发展。提出要淡化与社会主义社会不适应的教义内容，引申有益于社会主义的教义，发掘其有益于社会和信教群众的伦理道德内容，提倡伦理型、道德型、服务型的宗教；逐步建立关注社会生活关注群众现世幸福的佛学观念，引导信教群众把自己的意志和力量投入到用自己的双手改变现世命运的活动中来。
蒙古族地区的佛教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渠道为社会和群众服务，不仅使佛教成为慈悲和仁爱的象征而取信于信教群众，而且还在非信教群众中对立了良好的形象。这对于佛教在蒙古族地区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当宗教实体为社会作出了具体的贡献之后，人们才能体验到宗教实体良好的社会效应，从而能取信于民而获得发展。
蒙古族地区的佛教坚持走“人间佛教”的道路的同时，还在队伍建设，组织落实等方面也加强了力度。
加强佛教寺院与僧团的管理与制度建设，保持佛教僧团的纯洁与纯粹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蒙古族地区的佛教，在中国佛教协会和各地佛教协会的领导与监督下，一方面努力加强佛教教育和人才的培养，提高僧众素质，解决寺院管理人才缺乏的情况。另一方面，又积极完善各种规章制度，制定寺院管理、教制仪规等规章制度和具体办法。同时加强各级佛教协会对寺院管理的监督作用，督导佛教寺院搞好自身建设和管理，严肃清规戒律，树立良好的道风学风，开展正常的教务活动。然而在改革开放不断地深入发展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佛教应如何适应现代社会的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法制化的发展趋势，实现佛教社会角色与功能的转变，完成从传统到现代，从独居到大众，从经忏到和信，从寺院到教团，从散满到制度，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仍然是佛教的当务之急。
在僧团的组织管理体制与制度建设上，充分地把握和利用目前良好的外部生存环境和发展机遇，继续加强佛教僧团组织管理建设，健全完善组织管理制度，加强佛教教制的基础建设，是实现蒙古旗地区佛教现代转型的根本保证。
具体来说，在僧团与寺院管理的加强方面，将以下几个方面作为重点：
第一，加强各级佛教协会的领导，充分发挥其管理与监督职能，佛教协会是佛教徒的联合组织，肩负着领导佛教前进方向的重大任务，负有对当地佛教的教务与活动的组织与监督职能，在佛教僧团与寺院的管理方面充当着立法者，执行者，领导者，监督者多重角色，因此，作好协会的组织建设与思想建设，健全协会的规章制度、调整人事，充实管理人才，加强自身建设是相当重要的。
第二，坚持建设人间佛教的发展方向，继承和发扬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以佛教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推动佛教事业的发展。在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大环境下，寺院经济又出现了新的特点，步入了农、牧、商与佛教并重的时代。因而寺院经济发展方面，应当顺应时代契机，一方面遵循市场经济的运作原则，另一方面要保持佛教的特色，以佛教事业为重，而不应将佛教寺院变成纯粹盈利性机构，正确把握寺院经济收入与佛教事业的界限与轻重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加强人才和道风建设。人才建设是关键，培养造就一支政治上热爱祖国，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又有相当佛学知识的合格的僧才队伍，是党和政府的要求，也是关系到蒙古族地区佛教命运和走向的头等大事，是当前蒙古族地区佛教事业建设与发展最紧迫、最重要的任务。蒙古地区寺庙恢复得不少，但僧人比较缺乏，特别是有些边远寺庙只有一二位或三四位喇嘛守庙，而在靠近城镇的寺庙里僧人相对多些，有的寺庙在册喇嘛十几人，二十几人，但实际住庙的喇嘛没有那么多。僧人缺乏的主要原因跟年青人不愿出家密切相关，同时还跟缺乏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喇嘛有关联。蒙古地区佛教寺院大多没有活佛，有一定影响力的喇嘛已寥寥无几，且年事已高，体弱多病。这些情况招示我们应建立健全佛教人才的培养、使用机制，建立人才库及人才交流体系。
人才建设的同时还要注重道风的建设，人才和道风建设有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人才建设是道风建设的有效保证，而道风建设是根本。寺院负责人应具有相当的素质，以身作责，遵守戒规，严肃道风，领众熏修，讲经说法，各寺院根据实际情况使修行活动制度化，规范化，经常化，这是抓好寺院道风建设的关键因素。如果抓不好道风建设，佛教就失去了其生存的根本，同时失去了自身形象，也就谈不上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第四，加强组织和教制建设，是佛教事业顺利开展的保证。在寺院管理上应当推行民主管理，选住持及班首执事，要坚持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原则，坚持爱国守法，具足正信、戒行清净、作风正派，具有一定佛学水平和办事能力的条件。组织建设是教制建设的保证，只有组织建设好了，才能谈得上教制建设，而教制建设是组织建设的基础，在国家强调“以法制国”的今天，加强佛教内部事务管理制度的建设显得尤为重要，佛教寺院内部制定有关管理办法的规定，是加强寺院自我管理的重要举措，是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具体表现，对加强寺院的规范化管理，提高僧众素质，有序地开展教务活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有利于党和政府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
(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蒙古语言文化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