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译佛典作为一种有着较高的语言研究价值的文献，在学术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①有关汉译佛典语法特点的研究，以及利用汉译佛典语言材料而进行的汉语历史语法的研究，在研究范围以及深度上都有了很大的进展。近些年梵汉对勘这种佛典语言研究方法得到更多的应用，语言接触理论也被有意识地运用到对佛经翻译带来的印欧语影响汉语的研究之中，出现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进一步促进了佛典语法研究的发展。本文拟对汉译佛典语法研究的整体情况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和介绍，重点从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展开：佛典语言的性质及其在语言研究方面的价值；佛典特殊语法现象研究；梵汉对勘与佛典语法研究；语言接触理论与佛典语法研究。
    一  佛典语言的性质及其在语言研究方面的价值
    佛典语言的性质与佛典语言的特点密切相关。早在1920年，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一文中，便指出佛典与中土文献在“语法及文体”方面迥然殊异最显著者共十条，如第一条“普通文章中所用‘之乎者也矣焉哉’等字，佛典一概不用(除支谦流之译本)”，第三条“倒装句法极多”，等等。(梁启超，1920／1989)梁文是从文学的角度、基本上凭语感来对佛典语言特点进行的概括，应该说还是比较准确的，不过他并没有对这些特点进行具体分析，更没有由此进一步来探讨佛典语言的性质。
    真正从语言学角度论及佛典语言特点及其性质的是许理和(Zürcher，1977/1987)，他明确提出分析东汉佛经译文的语言时，应该考虑到这样一些因素：1)佛经译文的语言必然受到传统文言的影响；2)佛经的印度原文对佛经译文的语言会有干扰；3)译经者往往喜欢用四字格式；4)有些佛经译文可能是很糟糕的中文，有时甚至是西域混杂语。这四点相当准确地概括了佛典语言的特点，后来的研究大体上没有超出这个框架。在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之后，许指出：“印度语对佛经译文的干扰看来并不大”；“东汉佛经译文的语言尽管有某种程度的程式化，还是比较真实地反映当时洛阳地区的口语的”。可见，许尽管认识到佛经译文中可能混杂着印度语或西域语的成分，但他大体上是将佛典语言视为当时洛阳地区的口语的，这当是他对东汉佛典语言性质的看法。
    但许文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讨论佛典语言的特点及其性质，而是强调它的口语性来“引起语言学家对东汉佛经的注意”。朱庆之(2001)是第一篇深入探讨佛典语言性质的文章，此文中朱全面论述了“佛教混合汉语”这一名称的理论内涵，引起很大的反响，使学界更多地关注到佛典语言的特殊性。下面我们从“佛教混合汉语”这一名目及对它的相关讨论谈起。
    1.1  “佛教混合汉语”及相关讨论
    朱庆之(1992：15)提出“佛教混合汉语”这一名称；②朱庆之(2001)对这一名称的内涵做了具体的论述：“佛教混合汉语与其他中土文献语言有明显的差别，是一种非自然产生的独特变体。这主要表现在两种混合上，一是汉语与大量原典语言成分的混合，二是文言文与大量口语俗语和不规范成分的混合。”朱分别从词汇和语法两个方面举例证明了佛典语言的这两种混合。正因为有原典语言成分的混合，朱特别强调了梵汉对勘方法对佛典语言研究的独特作用。
    最早对“佛教混合汉语”这一名称提出异议的是台湾学者万金川。他(2002)③认为这一名称显然是受到爱哲顿(F.Edgerton)所使用的“佛教混合梵语(Buddhist Hybrid Sanskrit)”的启发。但是爱哲顿所谓的“佛教混合梵语”是一种受到标准梵语深度影响的中古印度方言，在音韵、形态及语法上都有其特殊性，是基于地缘关系的语言接触而产生的一种混合语。而朱所谓的“佛教混合汉语”，既没有基于地缘关系的语言接触，也没有深度的语言影响，充其量只是语码混杂，还达不到语言学中所谓的“混合语”的程度。不过万也认为作为一种修辞策略，用“佛教混合汉语”来概括佛典语言的一些风格特点，是可以接受的，也是有正面意义的，即提醒我们汉译佛典既不是纯粹的中土文献，也不是原典的复刻或拓本。
    遇笑容(2008)分别从梵汉对勘、同经异译和中古译经中的特殊语言现象几个方面，对汉译佛经的语言性质进行了讨论。因为这三方面都显示汉语在佛经翻译中受到的梵文影响相当有限，所以佛经汉语“基本上是一种中介语，是西域僧人学习汉语过程中不同阶段的记录。其中出现的特殊语言现象，是他们学习中出现的母语干扰”。这个结论否定了该文开头引述的“有人认为(译经语言)是一种洋泾浜汉语，是梵汉混合语”的观点。
    正是因为学界存在着对“佛教混合汉语”这一名称的不同看法，朱庆之、朱冠明(2006)在注释③中做出说明：“Hybrid这个词在(国外)语言学里通常指由不同语言中的词组合成的合壁词，或者与形态有关的混合，因此有学者不同意这个说法。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现在我们更多地是用‘佛教汉语(Buddhist Chinese)’这个词。”
    “佛教混合汉语”这一名称的提出是着眼于它与中土文献语言的差别，但名称本身会使人认为佛典语言已经具有了“混合语”的地位。这方面的讨论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于佛典语言性质的认识。抛开这一名称本身不谈，朱庆之(2001)对佛典语言的特点即“两种混合”的概括，是相当准确和深刻的；正是这两种混合，决定了汉译佛典在语言学上重要的研究价值。
    1.2  关于佛典语言的口语性
    汉语学界对汉译佛典的重视，是因为认识到佛典语言极强的口语性。太田辰夫(1958/2003：375)指出在唐以前“译经应该进一步大量使用”；许理和(Zürcher，1977/1987)也说“和同时期的非宗教性文献比较，东汉佛经译文中的口语成分要多得多”；周祖谟(1979/2001：12)、吕叔湘(1980：81)都指出佛经“接近口语”或“包含较多的口语成分”。正因为佛典语言口语性强，且数量庞大，而同期(东汉至隋唐)口语性强的中土文献十分有限，这使得佛典对汉语史研究弥足珍贵。如方一新(1999)所言，较早的研究往往只注意中土文献，而近年“有关的论著中征引佛典语料已成为通例”。
    对佛典语言的口语性进行研究和介绍的文献，除前文及注释中提到的朱庆之(2001)和梅维恒(Mair，1994/2009)外，还有俞理明(1993：5—9)和许理和(Zürcher，1996/2008)等。俞对不同性质的佛典分别讨论，指出律藏是“佛经中生活气息最浓的部分”，而本缘部的经文则“故事性最强”。许理和在讨论佛典语言的口语性方面更为细致和深入。同许理和(Zürcher，1977/1987)相比，他(Zürcher，1996/2008)扩大了所讨论的佛典口语的范围，不再限于东汉而是扩展到5世纪初。之所以将下限定于5世纪初，是因为他认为鸠摩罗什以后的译经基本上已经程式化，不再吸收活语言成分。他分六个步骤逐步剔除那些不符合口语特征的佛典，即以六种语言现象为标准，凡是具有这些语言现象的佛典都不是真正的口语文献。这六种语言现象包括纯文言、文言化、翻译腔、列举性、诗律化、四字格等，它们都会扭曲真实的口语。经过这样严格的筛选，他得到一个包含最佳源材料(即高度口语化)的语料库，计有佛典86部，230卷。这个语料库完全可以作为汉语史(尤其是中古汉语)研究的首选语料，而一些包含较多口语成分却被排除在外的佛典(如《六度集经》、《生经》等)，则可作为第二梯队的语料。④
    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在利用佛典语料时，佛典口语性常常会被无限夸大。朱庆之(2001)已经指出了这一问题：“那些不经见的语言成分和现象往往都被认为是口语和俗语的成分，进而希望在更早的文献中寻找来源；相反，佛典语料的特殊价值被忽视了……佛教混合汉语同时又是研究佛教对汉语及汉文化影响的第一手资料的价值未能得到重视。”朱文证明，那些不经见的语言现象往往可能是来自原典语的影响，或是对汉语的误用。
    我们认为，笼统地说，佛典语言的口语性强，这是和同期的中土文献相对比而言，无疑是正确的；但应该认识到的是，具体到某一部佛典，则它们的口语性是有程度上的差别的。从时代上看，鸠摩罗什之前的佛典口语性高于其后的；从佛典的类型上看，律藏及经藏本缘部口语性要高于其他类型；从不同译师的不同风格来看，有些译师如支谦、康僧会等的译经文言化程度更高一些。有时同一译者的不同译经，口语化程度也不一样，如同为竺法护译的《生经》和《正法华经》，前者口语性明显高于后者。甚至同一部佛经内不同部分，其口语性也会有显著的差别，如许理和(Zürcher，1996/2008)所举无罗叉译《放光般若经》，整体上看这是一部冗长的列举性的佛经，但是它的最后两品，却与其他不同，完全是叙述性的。所以许理和说：“最终的最佳材料的语料库，其构成不是一部部的译经，而是这样的篇章和片断。”
    1.3  关于佛典中的原典语影响
    早年的研究基本上是将佛典当作与中土文献性质相同的语料来使用，而忽略了它是翻译作品这一根本特性，从而忽略了佛典语言中原典语言成分的存在。近年的研究表明，佛典语言是夹杂着原典语言成分的，既包括词汇性成分，如佛典中大量的音译词或仿译词；也包括一些语法成分。朱庆之(1993；2001)、辛嶋静志(1997)、万金川(2002b)等都特别强调了佛典的翻译属性。如朱庆之(1993)写道：“汉译佛典语文除了包含有极其丰富的、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汉语实际的语料外，其中也还含有大量的原典语文成分。这些外来成分披着汉语的外衣与汉语固有的成分混在一起，如果不加以甄别，很可能导致错误的研究结果(例如将某些外来语成分当作汉语固有的东西)，甚至影响佛典语料的广泛利用和深入研究。”相对而言，遇笑容(2008)则持更为保守和谨慎的态度，她一方面承认佛典语言“可以看到梵文的影响”，但同时指出这种影响非常有限，在语法方面，目前大家提出的总共不超过20项。
    我们认为，同口语性一样，不同佛典其语言中的原典语影响也有程度的差别。最极端的例子，如隋代笈多所译《金刚经》⑤：
    (1) evam ukta āyus mān suhūtir bhagavantam etad avocat
    如此说  长老  须菩提  世尊  此  说
    ko nāmāyam bhagavan dharmaparyāyah katham cainam dhārayāmi⑥
    何  名  此  世尊  法  门  如何  和它  记
    今译：(世尊)这样说的时候，长老须菩提问：“师尊啊!这法门叫做什么?我如何记住它呢?”
    如是语已，命者善实世尊边如是言：“何名此，世尊!法本?云何及如此持我?”(笈多译《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8/768b)
    尔时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当何名此经?我等云何奉持?”(鸠摩罗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8/750a)
    可以看到，笈多的译本不仅是逐字硬译，在语序上和梵文完全一致，而且还有意识地用“边”和“我”将梵文的形态成分硬译出来：原典中bhaga-vantam是宾格形式，作动词avocat的宾语，笈多用“边”来对译其宾格形式；⑦dhārayāmi则是第一人称单数致使式主动语态，笈多用“我”来对译表示一人称单数的词尾-mi。笈多这种翻译，正是许理和(Zürcher，1996/2008)所谓的“翻译腔”，“在那些译经中汉语被彻底地扭曲，目的在于试图尽可能地接近其非汉语原典，最极端(绝非罕见)情况下——至少对现代学者而言——假如手边没有印度原本，根本看不懂。”相比之下，鸠摩罗什的译本则汉化程度高得多，基本是规范的汉语的用法。
    再如竺法护与鸠摩罗什所译《法华经》的对比：
    (2) āscaryabhūtah sugatāna ghosah kānńksām ca sokam ca jahāti prāninām
    奇特的  诸佛的  声音  疑惑  和  痛苦和消除  众生的
    ksīniāsravasya mama yas ca soko vigato asti sarva sruniyāna ghosam⑧
    诸漏消除的  我的  凡和痛苦离开是一切  听见  声音
    今译：诸佛的声音是多么奇特啊，它消除众生的疑虑和痛苦；(尽管)我的烦恼已尽，在听到那个声音之后，所有痛苦也都消失了。
    假使有人，能造行者，闻安住音，以为奇雅；诸尘劳垢，鄙已蠲尽，音声之信，亦悉永除。(竺法护译《正法华经》，9/73b)
    佛音甚希有，能除众生恼；我已得漏尽，闻亦除忧恼。(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9/1Oc)
    护译基本还是在逐字对译，虽然语序进行了一定的调整，而什译完全符合汉语的习惯，这样读起来也比护译好懂得多。因此从译文所受到的原典影响来看，笈多是最极端的，鸠摩罗什是受影响最小的，而竺法护介于二者之间。
    不管怎样，佛典是翻译作品，其语言多多少少受到原典语的影响，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哪怕像鸠摩罗什这样以译文通达著称的译师，其所译《妙法莲华经》仍然“有天然西域之语趣”(赞宁《宋高僧传》，50/724b)，可见他的译文也摆脱不了母语的影响。至于目前所发现的受原典影响的语法形式并不多，则很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因为相对词汇而言，语法的影响要隐晦得多。我们相信，随着研究的进展，对佛典语法受外来影响的发现会越来越多。
    1.4  佛典的语言研究价值
    如上所述，佛典语言一方面含有丰富的口语成分，一方面也包含着诸多原典语言成分，这是佛典语言最突出的两个特点，也决定了它在语言研究上无与伦比的价值。
    中古时期口语性强的本土文献并不多，而佛典不仅口语性强，而且数量庞大、反映社会生活面广，且翻译年代多数可考，这使它在汉语历史词汇语法研究方面具有很高的价值。⑨正如曹广顺(2006)所说：“在剥离了梵汉对照的部分之后，我们相信中古译经的语言基本上是一种相对接近当时口语的语言，对中古汉语研究有重要价值，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许多仅凭本土文献无法解决的问题。”据朱庆之(1992：38)统计，中古汉文佛典传世的大约有960部，2990卷，2400万字；即以许理和(Zürcher，1996/2008)所精选的“最佳语料库”而言，也有86部，230卷，近200万字，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另外，佛典尤其是律藏部分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之广，也是中土文献无法比拟的。朱冠明(2008a：3、9)谈到了这一点：“(《僧祇律》)记载的大量的制戒缘由故事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尤其是日常生活而之广，举凡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市井买卖、詈骂殴斗等无不包括，是一般正统文献无法比肩的。”“对日常琐事如此细致的描述，不要说崇尚典雅的中土文献，就连佛典经部文献中也不多见。这正是律部文献的独特价值所在。”
    佛典作为翻译作品，是由佛经翻译带来的汉语与以梵语为代表的印欧语语言接触的产物，这又使它成为研究语言接触及其给汉语造成的影响的绝好材料。从东汉至宋代持续长达千年的大规模的佛经翻译，以及佛典的宗教性质，使佛典中的一些非汉语成分能够在大众中发挥持久而深入人心的影响，从而融入汉语而成为汉语的一部分，这已为现有的研究成果所证明。过去的研究不太关注汉语发展史上所受到的外来影响，而当前学界越来越认识到语言接触是语言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动因，汉语也不例外。语言接触及对汉语的影响已成为当前研究的一个热点，佛典语言可以说是研究汉语在中古时期所受外来影响的最佳也是唯一的材料。朱庆之(1993、1995、2000b、2001)、遇笑容(2004、2006、2008a、2008b)等已经做出了极有价值的研究，其中遇笑容置于语言接触理论之下的研究，更突显了佛典在语言接触研究上的价值。这些方面我们后文还会详细介绍。
    二  佛典特殊语法现象研究
    2.0  佛典语法研究概况
    汉译佛典语法研究，以及利用佛典材料进行的汉语历史语法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不仅成果越来越丰富，而且研究的领域更广，方法也更多样化，在很多问题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从研究成果的数量上看，据朱庆之、朱冠明(2006)，20世纪80年代以前佛典语法研究的相关著述屈指可数，其中海外学者的研究又占了多数，国内学者的佛典语法研究只是零星出现过几例；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仅据朱庆之、朱冠明(2006)文后所列参考文献，有关佛典语法研究的论著即有不下200种，而这还未包括为数不少的未发表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
    从研究领域上看，几乎所有汉语历史语法所关注的问题，在佛典语法研究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涉及。如功能词方面，人称代词“他”、“自己”，指示代词“这”、“那”，疑问代词“那”，各类助动词，形成中的助词“了”、“着”、“底”以及与它们的形成密切相关的“已”、“所、许”，语气词“那”、“为”、“不”、“来”，还有众多的副词、介词、连词等等，都得到了进一步的研究。句法方面，判断句、动补结构、处置式、被动式、选择/反复问句、比拟式、受事主语句等一些语法史上备受关注的问题，也成为佛典语法研究的中心问题。除此之外，还不乏佛典语法自身特点的研究，如“四字格”及其对佛典语法的影响、佛典惯用句型(如开场白“与……俱”)的发展和定型、从语法角度对佛典翻译年代及译者的考辨等等。
    研究方法上，除了传统历史语法研究的基本方法外，还针对翻译佛典的特性，采用了“同经异译对勘”、“梵汉对勘”等有效的研究方法，使佛典语法的研究别开生面。
    以上所述有关内容的研究情况，朱庆之、朱冠明(2006)都有较详细的介绍，可参看。本文重点介绍佛典中一些特殊的、近年来讨论相对较多的语法现象的研究。所谓特殊，是与同期中土文献相比较而言，佛典有而中土文献没有、或者在出现频率上佛典远远超过中土文献的那些语法现象。
    2.1  衬音词“于”的研究
    佛典中有大量的主要用于及物动词和宾语之间的“于”，这个“于”没有任何意义，多数情况下只是为凑成四字格而增加一个音节，故称之为“衬音词”。据许理和(Zürcher，1991/2001)、俞理明(1993：29)等研究，四字格从东汉末开始大量使用，成为佛典的主导句式。为构成四字格，译师们采用了多种手段，其中便包括使用这个“于”，如：
    (3)奉养老母/供养于母；欲入海去/遂入于海；来迎之者/来迎于找；受大快乐、受于快乐。(古迦夜共昙曜译《杂宝藏经》，4/450c-451b)
    这是《杂宝藏经》卷一“慈童女缘”这则故事中连续出现的几组四字格例句，可以看出用“于”与否完全取决于音节增减的需要。早在20世纪40年代，周一良(1944、1947—1948)就注意到这一现象，认为“‘于’在先秦两汉的书里，没有用在他动词与宾语之间的”；“六朝译经中才有这种用法……大约最先是在韵文中凑字数，逐渐在散文里也流行起来”。此后自许理和(Zürcher，1977/1987)开始，又有十数篇文章先后对佛典中“于”的使用提出己见。除指出佛典中这一特殊语言现象外，还就以下几方面展开讨论：
    1)是否最早出现在译经中。梁晓虹(1985)认为“于”用于及物动词和受事宾语之间，“似乎是上无来者(上古汉语没有这种用法)”。刘瑞明(1988)针对梁文，指出先秦文献中已多见动宾之间用“于”字的例句，并举有40余例。不过刘也承认这类“于”在佛经中使用得更为广泛：“正因为上古早有这种用法，译经的西域僧人便推而广之，大量地用在译文中求得四字句或双音节停顿的整齐和易读。”刘的观察是有意义的，⑩表明“于”的这种用法渊源有自。但应该指出的是，刘文所举这些例句中的宾语，大多并非典型的受事宾语，这一点董秀芳(2006)已做了明确的说明。而佛经中“于”后常常是典型的受事宾语，这表明佛经中“于”的用法与上古汉语还是有所区别的。
    2)是否只用于及物动词与宾语之间。佛典中这类“于”除主要用在动宾之间外，还有更广泛的使用。朱庆之(1992：229)首先注意到这个“于”并不限于用在动词和宾语间；魏培泉(1993)举到了“于”用于系词“是”和“及”、“为”、“以”等介词后的用例，并分析“于”可以用来凑音节的原因与它的介词功能的丧失有关。颜洽茂(1997：205)还举出了“于”用于连词后的用例，董志翘(2000：348)也举出了“于”用于表被动的“被”字后的用例。
    3)是否用来凑音节。关于“于”的性质和功能，如上所述，多数学者认为是译师为构成四字格而用来凑音节的。许理和(Zürcher，1977/1987)认为它是把直接宾语介绍给主要动词的“宾语助词”，并认为“它很可能是3世纪口语的一个特点”。但后来的研究表明这种“于”在3世纪以后的佛典中有更多的使用，且多用来凑成四字格，而同期中土文献则不多见，所以很难说是口语的反映。
    最近姜南(2008a)对“于”的性质提出新的看法，她通过梵汉对勘的材料，提出“译经中动名间‘于’的真实身份是引进包含受事在内的语义格标记”，认为“‘音节衬字’说难于立足，充其量可以算作‘于’的附属功能”。姜用《法华经》的梵汉对勘材料，说明汉译中用“于”的地方，其原典梵文都有相应的名词格尾变化，所以“于”的“格标记性质显著”。姜通过梵汉对勘来探求“于”的性质和功能，是一个有益的尝试；不过她的论证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梵文形态高度发达，进入梵文句子的任何一个名词都有格尾变化，因此汉译中任何位置上的汉语名词所对应的原典梵文一定都有格尾变化，按姜的逻辑则任何一个靠近名词的词(如各类介词)其“格标记性质”都会很显著。其次，姜的对勘材料显示，处于动名之间的“于”对应的梵文名词可以是体格(Nominative)、业格(Accusative)、从格(Ablative)、属格(Genitive)、依格(locative)，表明它几乎无所不能，那么它作为一个格标记的意义何在?如果仅仅是为了指示其原典梵文名词是有格尾变化这一点，那又无法解释为何更多的同样有格尾变化的梵文名词在汉译中并不用“于”来指示呢?第三，假定汉译佛典中这类“于”可以分析成××标记，也是一个非强制使用的标记，可有可无；而大多数用例显示，它出现的条件就是看是否有凑音节的需要。从这个角度来看，不管这个“于”的语法性质如何，在语用上都可将它称为音节衬字或衬音词。
    2.2  “V(0)已”的研究
    佛典中大量出现的“V(O)已”结构，因为与近代汉语动态助词“了”的产生有密切关系，所以引起了研究者们极大的兴趣。相关研究中，以下几个问题是最受关注的：
    1)佛典中“已”的用法是否受到梵文影响?多数学者对这一问题持肯定意见。张洪年(Cheung，1977)最早提出“了、已、讫”用在句末来表示完成貌是受了梵文的影响；朱庆之(1993)、辛嶋静志(1998、2000)、蒋绍愚(2001)、龙国富(2002、2007)等也都持此观点，其中尤以蒋的分析最为细致和深入。但也有学者持否定意见，如梅祖麟(1999)明确表示“一直有人猜想这种句式是受了梵文的影响而产生。但现在知道这种想法不确。理由很简单：佛教东传以前，《史记》、《汉书》、《战国策纵横家书》等文献里已有‘动＋宾＋已，下句’这种句式。以后一脉相承，一直流传到晚唐五代”。何莫邪(Harbsmeier，1989)一方面推测“已”的用法可能受到梵文影响，但同时又说在汉以前的文献中“已”就有这种用法。冯春田(1992)用《百喻经》的材料分析了“动＋(宾)＋完成动词”句式，也认为这一句式并非由梵文影响而产生，但因为在译经中使用得比较充分，所以可能受到译者母语习惯的影响。
    梅祖麟(1999)是在梅祖麟(1981)基础上的进一步探讨。梅(1981)最早把“了”的来源与南北朝的完成动问“毕、讫、已、竟”联系起来，认为这些动词是“了”的前身，因为“动＋宾＋完成动词”结构是南北朝时就广泛存在的。梅(1999)又进一步追溯“动＋宾＋完成动词”的来源，从南北朝一直上溯到战国时期。“动＋宾＋完成动词”这一结构是“了”语法化最初的句法环境，梅的讨论弄清了这一结构的来源，对认识“了”的来历十分重要。梅在分析中注意到了这一结构在南北朝和东汉时期佛典中大量的用例，但他(也包括何莫邪、冯春田等)并没有仔细辨析此结构内不同完成动词在用法上的差异。
    蒋绍愚(2001)在对比了“已、竟、讫、毕”在佛典与中土文献中的使用情况后，发现“V＋(0)＋X”格式中“已”与“竟、讫、毕”有着很大的不同，其中最重要的差异在于，“已”前面的动词既可以是持续动词，也可以是不可持续的瞬间动词或状态动词，而“竟”等前面必须是持续动词。这表明“已”与“竟、讫、毕”有着性质上的差异。故蒋认为，用于持续动词后的“已1”可以是先秦以来汉语中“已”的固有用法的延续，而用于瞬间动词后的“已2”是佛典中新出现的现象，是对梵文“绝对分词”的对译，表示动作的完成或实现(而非“已1”所表示的完结)，这种功能是汉语中新产生的。这与后来的完成貌词尾“了”的功能相当。因此蒋先生进一步提出，“了”的前身只是“已”，而不是通常所说的“已、讫、竟、毕”。显然蒋先生在这一问题上的观察更为细致，分析也更为深入。
    帅志嵩(2006：96、106)对东汉至南北朝时期的文献在更大的范围内做了调查：77万字的佛经语料，有820例用于瞬间动词后的“已”；而148万字的中土文献中，用于瞬间动词后的“已”连1例也没有。这种数量上的巨大差异，更充分说明“已2”的用法是受梵文影响的结果。
    2)“已2”是梵文动词什么形态的对译?张洪年(Cheung，1977)认为“了、已、讫”等用在句末表示完成貌是受梵文动形词(gerundial verb)的影响；朱庆之(1993)认为这种“时态助词‘已’”的大量使用与原典有直接关系，梵语的过去分词常常被译成汉语的“V已”；辛嶋静志(1998、2000)不同意朱的说法，认为梵语的过去分词译成“……已”的例子很少，而和“V已”常常相对应的是梵语的绝对分词(或叫独立式；Absolutive，Gerund)，其所举为《正法华经》的梵汉对勘例。王继红(2004：66、75)在对《阿毗达磨俱舍论·分别界品》进行梵汉对勘后指出，真谛的汉译本中，过去被动分词常常被译作“V……已”；独立式也可译作“V……已”，但数量不多。龙国富(2007)、姜南(2008b：50—51)在对《妙法莲华经》进行梵汉对勘后发现，“VP已”既对应梵文独立式，也对应过去被动分词，还对应其他动词形态，但对应独立式的用例要多得多。从这些调查可见，梵文的过去分词和独立式都有可能译成“V已”，不同译师的处理也不尽相同，所以朱庆之、朱冠明(2006)说：“现在看来二人(指朱庆之、辛嶋静志)都只说对了一半，根据新的梵汉对勘，‘已’既用在绝对分词的翻译中，也用在过去分词的翻译中。”
    3)“已2”是如何影响到“了”的产生的?这实际上是遇笑容、曹广顺(2007)提出的一个问题：早期佛经里瞬间动词后面出现了“已”，以后汉语里“了”开始替换“已”，于是译经中又出现“死了”的用例，“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同期的本土文献中既没有‘死已’，也没有‘死了’。我们看到的、对勘证明的，都只是佛经翻译中的特殊现象，是一种受到母语影响的语法错误。对勘只是告诉我们它的来源是什么，而对这些特殊现象是否进入了汉语，如何进入汉语，何时进入汉语，仅靠对勘就无能为力了。”这是一个对汉语史研究而言十分重要的问题，但以往的研究尚未深入到这一步。继蒋绍愚(2001)指出“已2”的特殊用法及其来源之后，蒋绍愚(2008)进一步探讨“已2”是否从译经扩展到口语、扩展到全民，以及“已2”和代之而起的“了2”是什么关系，很好地回答了遇、曹提出的这个问题。
    蒋详细分析了从隋到晚唐五代间九部文献中“V(0)已”和“V(0)了”的使用情况，发现隋代阇那崛多和唐初义净译经中“已2”与梵文绝对分词不同的用法，证明译师的语言中已经有了“已2”并将它的用法扩大了，“已2”正是通过译师以及惠能这样阅读/听佛经的僧人传播到全民语言中。但“已2”并未在全民语言中扩展和持续下去，在晚唐五代已经明显衰微了。而“了”本身有自己的从主要动词到“了1”再到“了2”的语法化过程，即便没有语言接触，汉语也会有这些体貌标记的发展；不过当“了”还处在“了1(食了)”的发展阶段时，僧人接触到的佛经中的“已”同时有“已1(食已)”和“已2(闻已)”的用法，这样僧人会类推出“了2(闻了)”的说法，并推广到全民之中。“已2”的存在可能加速了“了2”的出现。蒋先生还由此探讨了一个语言接触的理论问题，认为从汉语的案例看(除“已2”外，蒋先生还举了“咱们”这个例子)，“由语言接触而产生的形式，大体上都是因为与汉语固有的形式相近，或者符合汉语自身发展的趋势，所以才在汉语中保留下来。”
    蒋先生的研究告诉我们，研究佛教汉语，最终目标要落实到对汉语的影响以及如何影响上来，如果仅仅找出佛典语言中的特殊语法现象并说明其梵文来源，那研究还只做了一半，尽管这一半的研究也十分重要。
    2.3  佛典特殊判断句研究
    中古佛典中有一种特殊的“S，N是(也)”型判断句，即将系词“是”置于表语N之后。这种判断句因为在语序上与汉语典型的“是”字判断句不同，而且在近代汉语中又重新出现，故而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重点集中在对其来源的探讨上。
    袁宾(1989、1992：219)首先指出这类判断句在魏晋以来的汉译佛经里常可以见到，并认为盛行于先秦汉代的“主语＋者，表语＋也”判断句是其前身，它在魏晋之后脱离口语，译师觉得添加系词“是”构成“主语＋者，表语＋是也”才能显示出是判断句。江蓝生(2003)最早提出这类判断句可能受到梵文影响，因为佛典中的“N1者，N2是”不符合古汉语判断句的省略原则，却与梵文在表示强调说明时判断句be动词后置一致，而佛典中的用例都是在强调事实真相时的解释说明，所以“汉译佛经中‘是’结尾的特殊判断句很可能是译者受梵文影响而产生的句式”。陈秀兰(2004：26)推测判断词“是”置于句末的用法“或许是受梵文语法影响而出现的现象”。朱冠明(2005：19)、龙国富(2005)赞同受梵文影响的看法，并举《法华经》的对勘材料作为证据。张美兰(2003：65)则认为既与佛经语言判断句的表达方式有关，同时汉语自身有的类似的表达方式也为它的存在提供了基础。解植永(2006)提出佛经中的“A，B是”句的来源是汉语本身，但佛经翻译对它的发展和流传起到了推动作用。向德珍(2007)也认为这种特殊判断句与上古判断句有继承关系，不过她认为是中古表判断的“是”替代了上古表判断的“也”；同时她还认为这类判断句之所以较多地出现在佛经中，是受到了梵文的影响。
    姜南(2008b：95—101)全面调查了《正法华经》和《妙法莲华经》中这类特殊判断句的使用情况，并利用对勘材料指出，汉译佛经中“S是N”判断句主要对应原文中形式简单的同格判断句，而“S，N是”则主要用来对译原文结构复杂的繁琐句型，与梵文句末是否出现be动词没有直接关系。如：(11)
    (4)tvam eva so tādrsako bhavisyati
    你  即 他 那样的  将是
    彼即是汝身。(鸠摩罗什《妙法莲华经》，9/12a)
    (5)anyah sa tena kālena tena samayena rāja-abhūt
    其他他此  时  此  时  国王是
    na khalu punar evam drastavyam/tat kasya hetoh
    不  然而  如此  应被见的  这  什么  原因
    aham sa tena kālena tena samayena rājā’bhūvam
    我  他此  时  此  时  国王  是
    今译：此时的那位国王是其他人，然而所见不应如此，为什么呢?我是此时的那位国王。
    时国王，则吾身也。(竺法扩译《正法华经》，9/105b，宋、元、明、宫本作“时国王者，则吾身是也。”)
    尔时王者，则我身是。(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9/34c)
    例(4)梵文句末有be动词，是个简单的判断句，鸠摩罗什译成“S是N”；例(5)梵文是个繁琐的复杂判断句，即先说国王是其他人，再否定，然后再说我是国王，这样反反复复，来达到强调“我是国王”的目的，罗什译成“S，N是”。佛典中的特殊判断句大多出现在像例(5)这种确定身份从而进行强调的场合。姜的发现是很有价值的，不仅说明了两种语序判断句在与原典对应上的区别，厘清了以前一些似是而非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梵汉对勘不能仅依靠一两个例句简单比附，而要尽量全面地掌握对勘材料。不过姜认为“S，N是”中的“是”还是指示代词，这个句式就是沿用上古汉语中存在的类似句式(如《孟子》：“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则尚可商榷，详下。
    蒋绍愚(2009)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蒋首先证明“NP1，NP2＋是也／是”中“是”的性质不是指示代词，而是后置的系词，原因是，在同一段文字中，“NP1，NP2＋是也/是”可以和汉语正常判断句“N1者，N2也”、“NP1，NP2也”和“NP1是NP2”并用(如《六度集经》“理家者，吾身是也”也可说成“理家者，是吾身也”)，说明前者也是判断句；而且如果有副词“即”、“则”，一般都是“NP1，即/则＋NP2＋是也/是”，但也可以是“NP1，NP2＋即/则＋是也/是”(如《大庄严论经》“一切施者，我身即是”)，后者清楚地说明“是”是系词；再者“非”、“是”拆开用(《大庄严论经》“称伽拔吒非我身是”)、重复使用两个“是”(《正法华经》“则是今现莲华首菩萨是”)也说明“是”是系词。
    接下来蒋讨论“NP1，NP2＋是也/是”的来源。先秦中的这类句式，NP1表示一个类，NP2是NP1中的一个，二者非同指，不能颠倒；“是”是指示代词。这与佛经中的情况很不一样。但是到了《史记》、《论衡》、《三国志》等文献中，便出现了“NP1”与“NP2”同指的用例，如：
    (6)行见其友，其友识之，曰：“汝非豫让邪?”曰：“我是也。”(《史记·刺客列传》)
    (7)单父吕公善相，见高祖状貌，奇之。因以其女妻高祖，吕后是也。(《论衡·骨相》)
    这样，“是”从指示代词演变为表示两个同指成分的等同关系的系词，整个结构也从先秦的“NP1(话题)，NP2(主语)＋是(指示代词，名词性谓语)也”重新分析为“NP1(话题)，NP2(主语)＋是(系词)也”。佛典中的“NP1，NP2＋是也”是对西汉起便在口语中存在的这类句式的仿用或直接继承。
    随后蒋分析了“NP1，NP2＋是也/是”大量出现在佛典中的原因。据姜南(2008b)，这类句式主要用来对译原典的繁琐句型，来表示对前世今生身份确定的强调；为何要用这类句式来对译原文的繁琐句型。是因为从信息表达上说，“NP1，NP2＋是也/是”中NP2既是新信息，又放在系词前面，能起到强调的作用，所以特别适合表达梵文原典强调NP2的语义。
    蒋文论证了“NP1，NP2＋是也”是中土已有句型的沿用而非受梵文影响产生，还分析了这类判断句大量使用在佛典确认身份场合中的原因，都是很有说服力的。不过在讨论“NP1，NP2＋是”的来源时，我们认为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蒋文注意到“NP1，NP2＋是也”与“NP1，NP2＋是”使用上的区别，即后者只出现在佛典中，中土文献中没有，并把这两个句型分开单独讨论各自的来源，这是蒋文的细致之处；此前的研究大多是将二者混同起来的。但蒋认为“NP1，NP2＋是”产生于“NP1，NP2＋是也”，是它的变体，因为在汉译佛典“NP1，NP2＋是也”中，“是”已是系词，构成判断句时主要靠“是”，“也”可有可无，去掉“也”后“NP1，NP2＋是”还与汉语“NP1＋是＋NP2”更接近。对此我们有不同的看法。
    首先，“NP1，NP2＋是”在佛典中的使用可能还要早于“NP1，NP2＋是也”，而不是如蒋文说的前者晚于后者。我们在《道行般若经》中便发现了“NP1，NP2＋是”的用例：
    (8)舍利弗白佛言：“……天中天!萨芸若者，即般若波罗蜜是。天中天!般若波罗蜜者，是菩萨摩诃萨母。……”(支谶译《进行般若经》，8/440b)
    (9)须菩提白佛言：“摩诃波罗蜜者，天中天!即般若波罗蜜是。”佛语须菩提：“云何知摩诃波罗蜜因般若波罗蜜是?”(支谶译《道行般若经》，8/441a)
    以上2例中NP1与NP2显然是同指，是典型的“NP1，NP2＋是”判断句。《道行般若经》中仅有1例“NP1，NP2＋是也”：
    (10)若有菩萨有信乐、有定行、有精进，欲逮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不得深般若波罗蜜，不学沤和拘舍罗，知是菩萨中道厌，便亡失名珍宝，更弃大珍宝去。何所为大珍宝?佛是也。(支谶译《道行般若经》，8/452a)
    例(10)是个比喻的说法，将佛比作大珍宝，二者在同指性上显然还不如例(8)、(9)，且二者不能颠倒。此后要晚至《中本起经》中才有“NP1，NP2＋是也”句式出现。这样从时间上看，“NP1，NP2＋是”早于“NP1，NP2＋是也”，则前者不大可能是产生于后者。另外，据向德珍(2007)统计，东汉至隋的十部佛经中，“NP1，NP2＋是”有332例，而“NP1，NP2＋是也”则只有200例，前者频率远远高于后者，也很难说前者是后者的变体。
    其次，中土文献中的使用情况是，六朝以前“NP1，NP2＋是也”已不罕见，六朝时期用例更多；而“NP1，NP2＋是”在六朝以前见不到用例，六朝时期也只在《三国志裴注》、《水经注》、《齐民要术》中出现过零星几例。既然至中古“也”已经是可有可无，为何绝大多数“也”的省略只出现在佛典中呢?很可能的是，在本土人的语感中，“也”还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中土文献中零星出现的几例，反而有可能是受佛经的影响。唐五代时期的文献如《六祖坛经》、《祖堂集》、《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以及唐人笔记还能见到大量的“NP1，NP2＋是也”，而“NP1，NP2＋是”罕见，这也说明“NP1，NP2，＋是”在本土人群中接受度很低。这样看来，佛典中“NP1，NP2＋是”来自梵文影响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反过来再看看蒋文不赞成“NP1，NP2＋是”来自梵文的理由：一是从同经异译看，同一句话可以译为“NP1，NP2＋是”，也可以译为通常的“NP1，NP2也”判断句。二是从梵汉对勘看，《妙法莲华经》中是用“NP1＋是＋NP2”还是用“NP1，NP2＋是”，并不与梵文的语序对应。梵文语序为“表语＋系词＋主语”的，有的反而译为“NP1＋NP2＋是”；梵文语序为“表语＋主语＋系词”的，有的反而译为“NP1＋是＋NP2”；梵文不用系词的，有的也译为“NP1＋NP2＋是”。但这两条理由都只能说明汉译佛典中的“NP1，NP2＋是”与梵文中的“表语＋主语＋系词”不是一一对应的，而说明不了“NP1，NP2＋是”的来源问题。有了“NP1，NP2＋是”后，译师在翻译梵文的判断句时只是多了一种选择，并不要求梵文每个“表语＋主语＋系词”判断句都用“NP1，NP2＋是”来翻译，同样也不是说梵文的非“表语＋主语＋系词”判断句就不能用“NP1，NP2＋是”来翻译。正如前文谈到的“已2”来自梵文独立式的对译，但并非所有独立式都要译成“V已”，汉译中的“V已”也并非都来自独立式。问题是在汉语的规则并不允许省略“NP1，NP2＋是也”中的“也”的情况下，译师们是如何突发奇想，创造出“NP1，NP2＋是”这一句式来的呢?答案只能就是受梵文的影响。
    综上，有关佛典中特殊判断句的来历，我们的意见是，“NP1，NP2＋是也”与“NP1，NP2＋是”有不同的来历。前者即如蒋先生所论证的，是对西汉以后汉语自身兴起的“NP1，NP2＋是也”判断句的直接继承；而后者则如江蓝生先生所言，“很可能是译者受梵文影响而产生的句式”。
    2.4  佛典处置式研究
    佛典语料给处置式研究带来了很大的进展。早期的处置式研究都没有利用佛典材料，研究的目光集中在先秦汉代与唐以后，或者注意到唐代产生的“将/把”字句，或者将它们的源头追溯到先秦汉代的“以”字句，而中古时期处置式的状况则是一段空白。另一方面，早期研究仅注意到“以”、“把”、“将”可以虚化为处置介词，而主要出现在佛典中的“持”字句和“取”字句便被忽略了，这也使得在处置式产生机制的探讨上受到很大局限。佛典语言事实的发现和利用，给这两方面都带来了很大的改观。
    许理和(Zürcher，1977/1987)最早注意到东汉佛经中的“持”有指明前置宾语的作用，和现代汉语的“把”相似。太田辰夫(1988/1991：41)、梅祖麟(1990)也发现了佛典中“持”字句的用例。朱冠明(2002)还专门研究了中古汉译佛典中的“持”字句。中古还有另一种常用的处置式“取”字句，太田辰夫(1988/1991：41)、李维琦(1999：72)等注意到佛典中“取”可以用作表处置的介词。曹广顺、遇笑容(2000)对“取”字句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另外董琨(1985)、叶友文(1988)等在佛典中发现不少“将”字句的用例，也将“将”字句的时代提前到中古。这些研究一方面补足了中古时期处置式的空白，另一方面对更多的处置介词的发现以及它们虚化过程的研究，也为讨论处置式产生的机制提供了更多的依据。
    处置式产生的机制是近年讨论的热点，大多数学者认同处置式来源于连动式中第一动词的虚化这一观点。曹广顺、龙国富(2005)明确地描述了处置式形成过程：连动式“V1＋O1＋V2＋O2”中，V1(“以/持/取/把/将”等)虚化为处置介词，O1≠O2，则发展成广义处置式；O1=O2，则删除O2，发展成狭义处置式。问题是，根据汉语连动式删除宾语的规则，只能删除O1成“V1V2O”，可是在狭义处置式中为什么能删除O2而成“V1OV2”呢?
    曹广顺、遇笑容(2000)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解释。曹、遇意在全面调查中古译经中处置式的使用情况，但主要着力点在对“取”字处置式的类型及来源的探讨上。他们注意到佛经中存在大量的“取OV”式狭义处置式，它来自省略了复指代词“之”的“取OV之”格式，但这种省略不符合汉语的语法规则。是什么原因使译师们选用了“取OV”格式呢?曹、遇推断是译师受了母语的影响而致。译师的母语主要是梵文、巴利文等，这些语言的宾语常常是放在动词前面的，在母语的驱使下，译师有时会选择“取OV”这种宾语在动词前面的省略方式。曹、遇(2000)是最早通过梵汉对勘、并从语言接触的角度来解释汉语历史句法的文献之一，他们的观察和论证是很有启发意义的，提示我们在面对佛典这种特殊文体时，对其中特殊的(不合汉语习惯)因素要特别注意，极有可能存在外来的影响。曹、遇观点的合理性在于，“取OV”只见于佛经，不见于同期中土文献，这大大增加了它来自梵语影响的可能性；再者，译经中确实存在一些不合汉语习惯的“OV”结构，就是源自译师在翻译中照搬了梵文的语序，如：
    (11)caturhayair yuktarathāms ca kecit savedikān pus padhvajair alamkrtān
    有四马的  由…驾的车  又有人  栏楯  花幢  装饰的
    savaijayantān ratanāmayāni dadanti dānāni tathaiva kecit(12)
    带着旗帜的珠宝做的  布施施舍物  同样有人
    或有菩萨，驷马宝车，栏楯华盖，轩饰布施。(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9/3a)
    今译：有人布施套着四匹马的，栏杆上装饰着鲜花和旗帜的车；还有人布施用珍宝做成的东西。
    例(11)梵文是两个分句，但鸠摩罗什只译了前一分句。dadauti是主要动词，宾语yuktarathām及其修饰成分都在dadanti的前面，罗什照搬了这个语序，将“驷马宝车，栏楯华盖，轩饰”放在动词“布施”的前面。对勘证明译师的确有可能受梵文影响而采用一个不合汉语习惯的语序。
    但是曹、遇的观点也受到挑战。蒋绍愚(2005：220)不赞成删除O2是受梵文的影响，因为历史上“取”、“持”、“将”、“把”、“捉”等处置式都是各自经过相同的语法化途径而先后形成的，如果说佛典中的“取”字句受梵文影响也许有可能，但后来的“将/把”字句是在人民大众的语言交际中形成的，不可能有梵文的影响，但同样是采取了删除O2的方式。可见汉语自身的规则完全能够出现这种删除。为什么可以这么删除，现在还没有合理的解释，“但解释还要在汉语自身规则中去找，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梵文的影响”。
    朱冠明(2005：27)便试图从汉语自身的规则来寻求解释。朱认为连动式“V1＋O1＋V1＋O2”之所以能删除O2，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连动式的发展，一是代词“之”的衰落。朱文发现了佛典中这样的例句：
    (12)(阿群)奉命携剑，逢人辄杀。(康僧会译《六度集经》，3/23b)︳欲得鹿王肉食。(竺法护译《生经》，3/102a)︳时五夜叉，各自持器，来承血饮。(慧觉《贤愚经》，4/360c)
    这些都是O1=O2而删除O2的例子，说明在中古连动式已经发展出“V1OV2”的格式。这个格式又是怎么来的呢?朱文认为与代词“之”在中古的急剧衰落有关。魏培泉(1990：58)对东汉以降佛经中代词“之”的统计表明，其使用频率呈急剧下降趋势。“之”不仅仅在连动式中O2的位置上变成零形式，在一系列相关的句法结构中都呈现出零形式化的迹象，如居于句末的及物动词不带宾语、受事主语句动词谓语后不用“之”复指受事、使令结构中使役词不带宾语等等。(13)既然“之”整体趋于零形式化，那么在“取OV之”中零形式化而导致“取OV”出现，也就不难理解了。这一观点的长处在于能将处置式的发展演变与其他语言现象的变化联系起来综合考虑，但是仍然有无法解决的困难：据曹、遇(2000)调查，几种“取”字句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就是“取V之”，这与“之”急剧衰落的趋势相矛盾；而新发展出的“V1OV2”连动式只出现在佛典中，中土文献目前未见，也降低了这一观点的说服力。
    赵长才(2007)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他发现在西汉时期的简帛文献中，汉语连动式出现了一类“Vt1O，Vt2：”(或进一步紧缩为“Vt1OVt2”)格式：
    (13)取雷矢三颗，冶，以猪煎膏和之。(《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
    (14)取丘引之矢，烝，以熨之。(《同上，杂疗方》)
    至中古佛经中有这样的例句：
    (15)太子作书，以授与乌。乌口衔书，飞到本国，以书置王前。王披书读，知太子消息，甚大欢喜。(法盛译《菩萨投身饴饿虎起塔因缘经》3/426a)
    赵的发现非常重要，如果汉语在汉代就发展出“Vt1OVt2”格式，那狭义处置式的产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自然不必要受梵文的影响。但是他所举的例子局限性太大，一是只见于简帛文献，而同时期乃至中古的传世文献却找不到用例；二是简帛文献中Vt1仅限于“取”这一个动词，如果是连动式在当时有了这样的发展，为何别的动词不能进入这一格式呢?三是赵只是找出了一些例句，还是没有解释西汉以及中古佛典中出现这类连动式的原因。
    看来这个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
    2.5  佛典受事主语句研究
    汉语受事主语句的研究目前还不是很充分，现有的研究多是对上古和近代汉语受事主语句的描写，(14)而对中古阶段则缺乏必要的关注。孙锡信(1992：333—334)指出汉语有“钱财他人用”这一类受事主语句，先秦时需要在动词后用“之”来复指受事主语，如“巧言，佞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而不用“之”复指的这类受事主语句，“直至汉魏时也不多见”，孙给出了《史记》中的3例，不过都是否定句。孙认为从汉语史材料看，此类句式“普遍运用是在唐五代”，如“其妻容貌众皆知”(《变文·难陀出家缘起》)、“世上好物人皆爱”(《降魔变文》)。
    蒋绍愚(2004)考察了“话题一评论”式受事主语句从《论语》到《世说新语》再到《敦煌变文集》的变化，发现《世说新语》比《论语》多了一类(即孙所谓的“钱财他人用”类)，如：
    (16)王丞相拜扬州，宾客数百人并加沾接，人人有说色。(政事)
    并指出：“这类句子虽然数量不多，但是，在《论语》中是没有的，这类句子的出现是汉语受事主语句的重要发展。下面将会看到，《敦煌变文集》中，这类句子大大增加了。”(15)蒋还分析了这类受事主语句出现的原因，“可能和汉语中及物动词的发展有关”：在先秦除否定句和“反宾为主”句外，及物动词是要带宾语的；但是后来这一规则松动，即便不是这两类句子，及物动词也可以不带宾语。
    正如蒋(2004)着力论证的，这类受事主语句还是近代汉语“教/给”从表使役向表被动转化的基础，所以它的出现及原因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包括孙、蒋在内的以往的研究，都没有关注中古佛典中的情况，导致对事实的观察不够全面。(16)朱冠明(2005：87—90、2009)发现佛典中这类受事主语句大量出现，举有20余例：
    (17)我子宝称，足迹趣此，瞿昙宁见?(昙果共康孟详译《中本起经》，4/149b)
    (18)诸佛之法，有十八事，如是之谊，我已永失。(竺法护译《正法华经》，9/73c)
    (19)昔波斯匿王有一女，名曰善光，聪明端正，父母怜愍，举宫爱敬。(吉迦夜共昙曜译《杂宝藏经》，4/458a)
    (20)我妙梵声聪慧之子，汝今将向何处掷来?(阇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3/736b)
    这与同期中土文献这类受事主语句少见形成鲜明对比，故朱冠明提出，这类受事主语句在中古的发展，一方面是汉语自身的因素所致，如及物动词的发展和代词“之”的急剧衰落，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则是因为受到了梵文的影响。梵文受事宾语常常是放在动词的前面，译师照搬了梵文的语序。梵文因为有严格的格标记，所以名词不管放在哪个位置，它的宾语身份是清楚的，但是译成汉语后，一旦放在动词前面，往往就变成了受事主语或者话题，如：
    (21)闻佛所说，悉当信乐受持奉行。(竺法护《正法华经》，9/69a)
    闻佛所说，则能敬信。(鸠摩罗什《妙法莲华经》，9/6c)
    ye bhāgavatah bhāstam sraddhāsyanti pattīyisyanti udgrahīsyanti
    他们佛  (所)说  (将)相信  (将)珍视  (将)接受
    梵文例中ye是关系代词，代指上文提到的“众生”：bhāgavatah为单数属格(genitive)，作bhāstam的定语；bhāstam是动词√bhās的过去被动分词的宾格(accusative)形式，义为“所说的话”，句中作宾语；后面三个动词都是三人称复数将来时。此例梵文是OV结构，竺法护和罗什都采用了与梵文一致的语序来翻译，结果就造成受事成分“佛所说”放在了动词的前面，在汉语中则只能被看作受事主语句。
    还有一种情况是，梵文动词可以变成分词后出现在句中，作为某一个名词性成分的修饰语；但汉语的动词并没有分词形式，如果译师以动词来翻译该分词，则动词只能被看作谓语成分，也容易造成受事成分前置于动词谓语，如：
    (22)讲说经典，自然之谊，显示众庶，此正法华。(竺法护《正法华经》，9/67a)
    诸法实相义，已为汝等说。(鸠摩罗什《妙法莲华经》，9/5a)
    prakāsitā me iya dharmanetrī/ācaksito dharmasvabhāva yādrsah(17)
    已显示的我的 此  法则  已说的  法之本性  如此的
    梵文直译为“这是已由我所昭示了的法则，这是已经被宣说过了的法性”。其中prakāsitā是动词pra-√kās的致使式过去被动分词，ācaksitah是动词ā-√caks的致使式过去被动分词。竺法护以VO语序来译，鸠摩罗什则根据意义将两个形容词性质的分词译成了动词“说”，且将梵文中分词所修饰的名词性成分放在“说”之前，这样在汉语中便成了受事主语句。
    这类受事主语句在中古佛典中大量存，而中土文献少见，与原典梵文的这两个特点应该有着直接的关系。另外，据前人研究中所举例子以及笔者的初步调查，这类受事主语句在唐五代还是主要出现在敦煌变文和《祖堂集》等与佛典有关的文献中，这也从另一方面体现了它所受佛经翻译的影响。
    对佛典中的受事主语句受到梵文影响这一点，朱庆之(2006)、遇笑容(2008)都持肯定态度，不过他们并没有展开论述。
    三  梵汉对勘与佛典语法研究
    3.1  梵汉对勘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梵汉对勘这一研究方法对于佛典语言研究的重要性，是由佛典作为翻译作品的性质决定的。由于以梵文为代表的原典语言和译者母语与汉语存在巨大差异，加之译者汉语水平参差不齐，以及出于对原典的尊崇等诸方面原因，(18)佛典语言无论在词汇上，还是在语法上，都势必会混杂着外来的、非汉语成分，或者说原典语言在词汇、语法上异于汉语的成分被披上汉语的外衣移植到佛典中来。要将这些外来成分从佛教汉语中剥离出来，唯一有效的办法便是进行梵汉对勘。
    梵汉对勘在佛学研究中早就成为基本的方法，相关成果也可资利用。(19)早年也有学者从语言学角度提出要进行对勘研究，如周达甫(1957)提出“研究的方法最好是精密地对读原本和译本，编制一个词一个词的索引”，并特别强调“一个助词也不忽略”。金克木(1980)以复合词和“如是我闻”的翻译为例，说明在进行语法对比研究时“梵藏和梵汉的翻译可以作为大量研究材料”。近年来朱庆之(1992：225—243、2001)，遇笑容(2004、2006)，遇笑容、曹广顺(2007)，万金川(2002b)以及日本学者辛嶋静志(1997、1998、2004)等，都从汉语史的角度大力倡导梵汉对勘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颇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具体到佛典语法研究上，从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实践可以看出，梵汉对勘这一研究方法实在不可或缺：(20)
    1)不通过对勘，就不能准确地了解佛典中某些虚词的意义。如朱庆之(1991)考证语气副词“将无”的确诂；朱庆之(1998)说明频率副词“时/时时”在佛典中常常是“几乎不”之义；辛嶋静志(1997)指出“载”在佛典中用作数量单位，意为“极多”，又指出“孚”是个意为“赶紧、赶快”的副词。这些虚词要么不容易理解，要么与汉语中的常规用法有差异，只有通过梵汉对勘才能准确地解释它们张佛典中的意思。
    2)不通过对勘，就不能正确地分析某些句子或短语的层次关系而导致误解。陈寅恪(1933)分析“有心无心”的读法时，根据其对应的梵文cittam acittam指出当读为“有心/无心”而非“有/心无//心”，而后一种读法正是晋代清谈之士“殆误会译文，失其正读，以为‘有“心无”心’，遂演绎其旨，而立心无之义与?”又如佛典开场白“与大比丘众××人俱”中的“大比丘众”，历来多解为“杰出的比丘们”，即按“大//比丘/众”来理解；万金川(2002b)指出，这种理解是错误的，根据其对应的原典mahatā bhiksu-sańghene，这里“大”在原典中仅指比丘那个僧团(众)大，而与比丘是否伟大杰出无关，故应读为“大/比丘//众”。再如遇笑容、曹广顺(2007)举到“VO已讫”的例子，通过《撰集百缘经》梵汉对勘，指出“已讫”对译的是独立式后缀，同样的后缀也译作“已/讫已”，因此“已讫”不可能是有人认为的“副词＋动词”的关系，而是两个功能相同的完成动词的重叠使用。
    3)不通过对勘，就不能弄清佛典中某些虚词特殊用法或者某些特殊句式的真实来源。如遇笑容(2003)指出古汉语中常用的疑问词“云何”在佛典中有不表疑问的用法，例如“云何须菩提!其福宁多不?”(支谶译《道行般若经》，8/439b)“云何”这种特殊的用法的来历是，译师用“云何”来对译梵文中常用的疑问词kim，但kim还有“标记疑问句”的用法，即类似于英语“do hunters roam about in this wood?”中do的用法，译师则把这一用法强加给了“云何”。又如上文举到的“V瞬间动词(O)已”、“NP1，NP2是”等句式结构的来源，都与梵文原典的影响有关。这种影响，不通过梵汉对勘是无从发现，也无从论证的。
    尽管梵汉对勘这一方法十分重要，多年的研究成果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学术界偶尔还是能听到一些质疑的声音，其中最主要的质疑是，佛经原典语言复杂，传播情况也很复杂，早期佛经有可能不是译自梵文。如果不能确定用作对勘的汉文本就是译自梵文本，这种梵汉对勘的可靠性还有多少呢?对这一问题，我们是这样看待的：
    首先，出土资料和近年的相关研究显示，很多佛经都是有梵文写本的。据苏慧澄(1978)介绍，中亚，我国的新疆、西藏地区，尼泊尔等地发现数百部的佛经梵文写本。这个数量随着新出土发现的出现，还在不断增大。又据阇那崛多共笈多《添品妙法莲华经序》记载：“昔敦煌沙门竺法护于晋武之世译《正法华》。后秦姚兴，更请罗什译《妙法莲华》。考验二译，定非一本：护似多罗之叶，什似龟兹之文。余捡经藏，备见二本，多罗则与《正法》符会，龟兹则共《妙法》允同。”(9/134c)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两点：一、阇那崛多和笈多当时就有《法华经》的梵文写本；二、竺法护的《正法华经》即是据梵文本所译。
    其次，根据我们的对勘实践，一些有梵文本存世的佛经，如《遗日摩尼宝经》、《道行般若经》、《法华经》、《金刚经》、《维摩诘经》等，其汉译本与梵文本的契合程度是很高的，有些译本甚至几乎是逐字逐句的对译；可见不管汉译本的原本情况如何，它与现存梵文本有共同的母本(包括口头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也许各自在流传中都有讹误和改动，但总体来看绝不至于到面目全非的程度。何况“保真”是宗教人士对圣典的必然态度。梅维恒(Mair，1993/2005)对《贤愚经》的原典情况进行深入研究后指出：“虽然《贤》是由中国僧人以在于阗听得的、发音上带有于阗腔的材料编纂而成，但它从本质上看仍然是一种印度的文献。由此看来，Jan Nattier的论文认为6世纪初期以前，中亚地区佛教文学的传播，无一例外用的是印度语言，这一观点仍然成立。”显然这便进一步排除了大多数6世纪以前的汉译佛经受到中亚语言高度干扰的可能性，(21)尽管它们可能大多是途经中亚传播过来的。
    第三，即使由于流传的年代久远，而使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汉译本和梵文本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舛，这也丝毫不影响梵汉对勘的科学性和可靠性。我们并不需要对汉译本的每一个词、每一句话都找到它的一一对应的梵文原文，只是对一些重要的词句如需从它的原文着手，才要求它们有对应得比较好的梵文。流传中的讹误的确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研究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但这不是我们弃用这一方法的理由。就汉语本身来讲，先秦至今近三千年的时间，流传下来的文献基本都是太田辰夫先生所谓的“后时资料”，能完全“保真”的只有屈指可数的几种出土文献。拿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进行对比，其文字上的差异大得令人惊讶。即使这样，汉语史的研究也还是主要依靠这些传世文献，没有人会从方法论上彻底否定对传世文献的使用。
    总之，正如遇笑容、曹广顺(2007)所言，对勘是中古译经语言研究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也是近年来中古译经语言研究中较为常见的方法。当然，这种研究方法也有它的局限性，并非所有的问题都能通过对勘来解决，这一点我们下文还要谈到。
    3.2  梵汉对勘的相关成果
    在佛典语法以及汉语历史语法研究中，利用梵汉对勘这一研究方法，主要是近二十年来的事，成果也集中体现在这一阶段。朱庆之、朱冠明(2006)在谈到原典语法对佛典语法的影响时，举有不同学者的研究成果共10项，分别是：a.复数；b.呼格；c.被动；d.表完成态的“已”；e.“S，N是”判断句；f.“取OV”式狭义处置式；g.语气副词“将无”；h.“云何”的特殊用法；i.用于分句末的表原因的“故”；j.用作领属语的“自”。这些研究的结论都依赖于梵汉对勘材料的支持。
    除去这10项外，最近这两年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
    1)汉语“除舍”排他标记的来源。胡敕瑞(2008)指出，上古汉语只有表示正面的排他标记“唯、独、繄、但”等，表示负面的排他标记“除”、“舍”等在佛典中最早出现。《道行般若经》对勘材料显示，“除”、“舍”表排除是梵文词sthāpayitvā和muktvā的直译。因为sthāpayitvā和muktvā既有表排除的介词用法，又有“除去”、“舍弃”义的动词用法，所以译师在翻译其介词用法时，会选用汉语中同样具有“除去”、“舍弃”义的动词“除”、“舍”。
    2)话题转移的标记“复次”。朱冠明(2005：105—107、2008b)指出，佛典中常见的用于句首或小句首表示转移话题的“复次”，来源与梵文原典有关。《阿弥陀经》对勘材料显示，“复次”对应的梵文词是punar-apara，punar和apara都是“又”的意思。中古最常用的表示重复义的副词是“复”和“又”，译师为何选用“次”而不选“又”呢?因为apara和“次”都既有“次要、低级的”这一义项，也都可以用作连词。正因为这种双重对应，所以译师们更愿意选择“次”和“复”一起构成“复次”来充当话题转移标记。
    姜南(2007)也用《法华经》对勘材料证明，“复次/次复”、“尔时”、“今(者/日)”、“(复)有”等显性的话题转移标记，是译师在碰到梵文原典语篇转移话题时，有意识地添加的，借以开启新话题，以使句子间的界限更明显，不管原典中有没有直接对应词。
    3)反身代词“自己”的来源。朱冠明(2007a)指出“自己”最早出现在佛典中，且主要用于领属语位置，是因为“自”在中古后获得了领属语的用法，从而和“己”有了共现的机会。而“自”的领属语用法的来源，则是受梵文反身代词sva的影响。对勘材料显示，佛典中绝大多数的名词短语“自N”的“自”对应的梵文原词都是sva。因为sva既是反身代词，又常常作定语，所以译师也把作定语(即领属语)的用法强加给了“自”。
    4)时间疑问词“久如”的来源。吴娟(2009)指出，据《维摩诘经》的梵汉对勘材料以及相关注疏音义材料，“久如”是“久近如何”的双音节缩略形式，而“久近如何”则是梵语kiyat ciram或同类结构的仿译形式。
    5)“若A若B”结构的来源。太田辰夫(1988/1991：56)注意到表示并列关系时，上古汉语以一个“若”放在第二个体词之前(即“A若B”)的格式为一般用法，而至中古则以把“若”分别放在各个体词之前(即“若A若B”)为普遍。朱冠明(2005：44、2008c)、龙国富(2008)都根据对勘材料证明，“若”的这种特殊用法是受梵文并列连词ca或选择连词vā的影响而产生的，梵文这两个词在使用时最常见的用法就是放在两个并列项之后构成“A ca B ca”或“A vā B vā”。
    6)疑问代词“何”表任指用法的来源。据吴娟(2008)，疑问代词在中古佛典中出现了大量表任指的用例，如“欲求何事，皆满所愿”(吉迦夜共昙曜译《杂宝藏经》，4/455b)。而这种用法在中古及以前的中土文献中极为罕见。对勘材料显示，“何”的这种用法是对梵文疑问代词兼关系代词yad任指功能的复制。
    7)“与……”的特殊用法。据朱冠明(2008b)，佛典的开场白一般是“一是佛在……，与……俱”，但有时候“俱”这个词不出现，如“闻如是：一时佛游那难国波和奈树间，与大比丘众比丘五百人。尔时和利长者……”(竺法护译《生经》，3/83b)汉语中“与”是表伴随的介词，介词短语“与……”后面一定还要有动词，或者将“与……”移到主语“佛”和动词“游”之间，否则句子的表达便不符合汉语习惯。对勘材料显示，这种“与……”是译师直接用来对译梵文表伴随的具格名词，却按梵文的语序放在了动词短语的后面。
    8)并列成分后置。据胡敕瑞(2009)，汉译佛典中有一种将并列成分后置的特殊句式，如“所以者何?佛母般泥洹，并五百比丘尼”(白法祖译《大爱道般泥洹经》，2/868a)。按汉语规则，“并五百比丘尼”作为并列成分应置于“佛母”之后；但由于译师照搬了梵文原典并列成分的语序，从而形成汉译佛典中这种并列成分后置的特殊句式。
    3.3  梵汉对勘方法的讨论
    关于梵汉对勘的方法，在具体的操作手段上，朱庆之(2001)提出可以有间接和直接两种方式，间接方式就是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主要指有对勘资料的词典和索引；直接方式就是拿汉译和原典做第一手对勘。朱还讨论了这两种方法的优缺点。遇笑容(2006)也提出了两种方法：一是将梵汉文本逐句对比，看梵文句子对应成什么汉文；有哪些翻译出来的句子所使用的结构是同期汉语所没有的，反映出哪些句子带有哪些外来影响。二是把汉译佛经中不同于同时期本土文献语法现象的句子挑出，看梵文同一语义用什么语法手段表达，看看汉译佛经中特殊语法格式对应的梵文语法是什么样子。遇认为相比之下，第一种方法可能更为可靠。针对梵汉文直接对勘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佛教汉语研究，王继红(2006)还详细地列出了七个步骤。
    遇笑容、曹广顺(2007)除论述梵汉对勘的重要性和有效性外，还指出了它的一些局限性，概括起来有这样几方面：一是译师不是完全对译，会在翻译中做变通处理，这种变通会造成语法关系的不对称，从而使对勘失去意义，如《撰集百缘经》中有的梵文原文是肯定句，可是汉译却用了疑问句。二是对勘只能发现、证明佛经中的特殊现象可能来自梵文，但对这些特殊现象是否已进入以及何时、如何进入汉语，就无能为力了。三是梵汉语法系统差别很大，如汉语有是非问和反复问的区别，而梵文没有这种区别。碰到这样的问题时，试图用梵文来证明汉语性质，是毫无意义的。
    遇、曹指出的梵汉对勘的这些局限性是十分有见地的，值得在通过对勘研究佛典语法的时候认真考虑。除此之外，我们觉得在对勘研究的时候，还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对勘中语义和语法关系要区别对待。翻译的基本原则是“信”，即原文和译文的意义要对等，在此前提下，语言中的同义表达方式都是可供选择的翻译手段。以英汉翻译为例，Are you coming?既可译为“你来吗?”也可译为“你来不来?”又What's your name?译成汉语是“你叫什么/什么名字?”原文的定语your译成了汉语的主语，原文的主语what则译成了汉语的宾语或宾语短语中的定语，汉译与原文在语法关系上相径庭。因此在考察汉译中某个词的词义时，只要能找到原典中对应的词，据之来解释词义一般而言是可靠的；但是如果来说明语法关系，就需要特别谨慎。如前文举到的例(26)，原文中的作名词定语的过去分词，在汉译中成了谓语，而原文中作表语的名词则成了汉译中的受事主语。再如著名的“如是我闻”，原文evam mayā srutam(这样被我听到了)，mayā是工具格，表示动作的发出者，相当于英语被动句中的by me，可是在汉译中成了主语。
    2)汉译佛典中某个词的功能，只能依据汉语的语法系统给它定位，而不能把梵汉搅在一起，说汉译佛典中的某个词，其功能是它所对应的梵文词在梵文中的功能。比如前面举到的“V(O)已2”中的“已2”，我们只能说它是V的动相补语，而不能说它是独立式标记，因为汉语根本没有“独立式”这种语法范畴。尽管“已2”是来自梵文独立式的对译，但是到了汉语中就只能分析成动相补语。又如将衬音词“于”分析成格标记，也是把两种语言的语法系统搅在一起了，汉语的语法系统中根本不存在像梵文那样基于形态变化的格范畴。
    3)对勘可以让我们发现汉译中的某个特殊语法形式其来源是受梵文的影响，如“N1，N2是”是受梵文强式判断句影响产生的，但这并不表示汉译中的每一个“N1，N2是”都必须对应一个原文中的强式判断句。这其实很好理解，比如汉语外来词“拜拜”是译自英语的bye-bye，但一旦“拜拜”这个词进入汉语以后，就既可以用来对译bye-bye，也可以用来译good bye，see you later等。反过来，一个语法形式是来源于汉语本身，但通过对勘发现译师总是拿这个语法形式去对译梵文中的某个语法形式，导致它在佛典中的使用频率极大提高，这种情况也可以说它的用法受到梵文的影响。如“N1，N2是也”在佛典中的使用。
    4)对梵文词语法信息的注解要十分谨慎，切不可想当然，否则会出一些硬伤，影响论证的严谨和结论的可靠。如向德珍(2007)在分析yathā hy ekena cakrena rathasya na gatir bhavet这个句子时说：“系词bhavet(是、成分)后置，表语gatir(行走，前进)前置。”其实这里gatir是主格，作句子的主语。又如张幼军(2006)说：“罗什译为‘无定’的那个词，梵本作niyato，是过去受动分词的双数体格形式，意思是‘确定，必定’。’按，这里niyato不是双数体格，而是单数体格niyatah处于浊辅音或元音a前的音变形式。
    四  语言接触理论与佛典语法研究
    尽管对接触给佛典语言带来的影响的大小有各自不同的看法，但学者们大都承认汉译佛典是语言接触的产物，也把自己的研究置于这一背景之下。不过真正有意识地用语言接触理论来分析佛典语言现象，或者从佛典语言事实来探讨和总结语言接触的相关理论和规律，这样的研究还刚刚起步。目前所见，只有遇笑容(2004、2008a、2008b))以及遇笑容、曹广顺(2007)在大力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此外还有王继红(2006)、蒋绍愚(2008a)、朱冠明(2008c、2009)几位学者在讨论具体的佛典语言现象，探讨了有关语言接触的理论问题。
    遇笑容(2004)以汉语史上几个语言接触导致语法变化的现象(包括佛典中的“取OV”处置式以及“云何”特殊疑问句)为例，讨论变化产生的方式和途径，包括照搬、新旧融合和在自身发展中接受影响几种；并提出“新格式最容易出现在汉语与其他语言差异大的语法点上”、“当汉语面临在两种格式中淘汰与保留的选择时，只要引进的新的格式没有与汉语固有格式融合、改造，汉语一般会保留固有的，淘汰引进的”等观点；还说明了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的语言接触对汉语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遇笑容(2008b)是目前所见以语言接触理论来探讨中古译经语法研究的最全面、深入的一篇文献。遇笑容(2008a)和遇笑容、曹广顺(2007)中有关语言接触部分的观点，基本上在这篇文章中都有体现，故我们重点介绍一下遇(2008b)。文章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从佛经传入和翻译的历史来分析早期西域僧人译经的特征，包括：1)中古泽经是在汉语对话条件下出现的，主要是操其他语言的人学习汉语的结果；2)中古译经是以汉语为目的语的第二语言习得的结果，出现的梵文、巴利文影响，是在不完全第二语言习得中的母语干扰；3)中古译经是一种中介语，是母语和汉语之间的一种变体，作为语言学习者运用第二语言进行交际的工具。
    二是分析语言接触造成语法改变的两种方式，即干扰和借入两类，在佛经翻译中分别给佛典语言造成哪些影响。目前研究所发现的影响有的属于外借，指译者无法摆脱母语影响而把汉语完全没有的用法带入汉语；有的属于干扰，指用梵文的成分改变了汉语固有的东西，或者改变汉语语法成分的发展方向。
    三是探讨中古译经造成的大范围语言接触，是否给汉语造成影响以及影响如何形成。文章强调译经作为中介语的性质，译经中的特殊语言现象，只是第二语言习得中的语言错误；只有中介语(中古译经)中的语言错误被汉语接受而融入汉语，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梵文通过语言接触造成对汉语的影响。所有外借成分，都未能融入汉语。有些受干扰而出现的成分，如“已”和“取”等最终进入的汉语，其过程是先在佛经中发生词汇的结构关系的改变，进而被更多的人在译经中使用，再逐渐渗入汉语；进入汉语之后，它们一般都会按照汉语自身的演变规律，继续其演化过程。
    遇文基于语言接触理论的佛典语法研究，弥补了这方面研究的不足，使佛典语法研究有了更明确的理论取向和理论定位。除个别观点(如“新格式最容易出现在汉语与其他语言差异大的语法点上”)容有商榷外，其他都是对研究极具启发性的见解。
    王继红(2006)也是从宏观的角度探讨语言接触与佛教汉语研究的相关问题，指出佛教汉语是经由佛经翻译所导致的语言接触的产物，属于间接语言接触，指在不同的空间通过书面语言特别是文献翻译产生的语言间的相互接触。还分析这种语言接触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1)佛经从梵语译成汉语；2)汉地人民熟悉佛经语言；3)佛经语言借助佛教成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其影响被汉语真正接受。
    蒋绍愚(2008a)在讨论“已2”融入汉语时，提出一个语言接触的理论问题：AB两种语言接触后，A语言的哪些语言形式可以进入B语言?是否必须是与B语言固有的形式相近的成分才能进入，还是与B语言差距越大的成分越容易进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涉及语言接触对语言影响的程度的根本看法。蒋先生认为是前者，他以“已2”和包括式人称代词“咱们”融入汉语的情况为例，证明就汉语而言，“由语言接触而产生的形式，大体上都是因为与汉语固有的形式相近，或者符合汉语自身发展的趋势，所以才在汉语中保留下来”。很显然，蒋的观点与上文遇的观点正好相反。我们觉得，这个问题需要针对具体情况做区分。佛经翻译和元蒙时期的语言接触正好属于不同的类型，一个是间接接触，一个是直接接触，两种不同类型的接触对语言的影响还不太一样。除开直接接触影响可能是双向的、间接接触影响只能是单向的这一点之外，间接接触的主要媒介翻译文献面对的读者对源头语没有任何知识，所以翻译文献中即便有源头语的影响，也不可能太离奇，否则就会像笈多译《金刚经》一样无法被读者理解和接受。这也是佛典中并没有太多的、太严重的原典影响的原因。而直接接触则不一样，源头语和目标语的使用者有现实生活中充分的交流和沟通，这种语言间的互相浸染之下，只要时间足够长，源头语的任何成分都可能被借入目标语并生根立足，乃至导致目标语的类型发生改变。(22)如意西微萨·阿错(2004)所研究的倒话，就属于这一种类型。元蒙时期汉语与蒙古语的接触，也是属于这个类型，所以我们在元代汉语文献里，看到了比佛典中多得多的外语影响，无论是语序还是形态都有。(23)这些影响之所以没有太多能在汉语中保留下来，只是因为时间不够长，两种语言就失去了接触的条件。
    朱冠明(2008e)分析了佛经翻译影响汉语词汇(包括实词的词义和虚词的用法)的一种方式——“移植”，与语言接触理论中所谓的“义借”(Weinreich，1963：48)或“语法复制”(Heine＆Kuteva，2005)比较接近。所谓“移植”，是指佛经翻译过程中存在的这样一种现象：假定某个梵文词S有两个义项Sa、Sb，汉语词C有义项Ca，且Sa=Ca，那么译师在翻译中由于类推心理机制的作用，可能会把Sb强加给汉浯词C，导致C产生一个新的义项Cb(=Sb)；Cb与Ca之间不一定有引申关系，且Ca在译经中有较多的用例，这个过程我们便认为发生了语义或用法的移植。这种影响模式在佛典中也普遍存在，仅就虚词而言，上文提到的“自”的领属语用法、“何”的任指用法、“云何”不表疑问的用法、“除”的排他用法等，其来源都属于这一类型。
    朱冠明(2009)讨论佛典受事主语句有可能受到梵文影响之后，指出佛经翻译带来的语言接触给汉语造成的影响，多数属于Heine&Kuteva(2005：40)提出的“从次要使用模式到主要使用模式”的改变，即“从小到大”而非“从无到有”的改变。这种改变会给汉语原有的一个次要使用模式带来这样的变化：1)大大地提高使用频率；2)扩大其使用范围；3)促使它产生新的更固定的语法意义。前文介绍的一些佛典中受原典影响的语言现象，除极个别是“从无到有”外(如“自”的领属语用法)，其他都可算作是“从小到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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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2005年度重大项目“语言接触与汉译佛典语法比较研究——以梵汉对勘为基础”(项目批准号：05JJD40177)的一部分。本文从提纲拟定到材料的组织以及细节调整，都是在蒋绍愚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的，谨致谢忱。吴娟博士也为本文的修改提供了很好的意见。文中错误和不当之处由作者负责。
    ①  20世纪80年代以前，也有一些研究佛典语法和利用佛典材料研究汉语历史语法的成果，但总体上看，从语言学的角度对佛典的研究非常有限。详参朱庆之、朱冠明(2006)。
    ②  在朱庆之(2001)一文的注释①中，朱指出“它(佛教混合汉语)的英文名称Buddhist Hy-brid Chinese却是西方汉学界早已有之的说法，也有国外学者用Buddhist Hybrid Sinitic，缩略BHSi (Mair，1994/2009)”。笔者见到何莫邪(Harbsmeier，1989)用Buddhist Hybrid Chinese来指称《百喻经》这种受到梵文严重影响(heavily Sanskrit-inspired)的口语文献；又，梅维恒(Mair，1994/2009)用Buddhist Hybrid Sinitic来指称佛典语言，主要是强调它是一种掺杂了很多口语成分的书面语，而未提及它与原典语言的关系。
    ③  万金川(2002)主要针对的是朱庆之(1992)所提出的“佛教混合汉语”这一名称，因为从行文中可知他当时并未见到朱庆之(2001)这篇文章。
    ④  详参朱冠明(2008a：243—246)为许理和(Zürcher，1996/2008)一文写的“译者后记”。
    ⑤  参见朱庆之(2006)，遇笑容(2008)有关笈多译《金刚经》语言性质的分析。
    ⑥  梵文见许洋主(1995：227)。
    ⑦  关于译师常用“边”来标示原典语的宾格(accusative)，Watters(1889：381)已经指出过这一点。
    ⑧  梵文见蒋忠新(1988：60)。
    ⑨  此外，佛典中有大量的音译词，因此对汉语音韵研究也有极高的价值。参见朱庆之(2000)的相关介绍。
    ⑩  杨伯峻(1982)已指出古汉语中“于”的这种用法。
    (11)  例(4)、(5)转引自姜南(2008b)。
    (12)  梵文见蒋忠新(1988)第9页倒2行，第10页1、2行。
    (13)  参见朱冠明(2007b)。
    (14)  如姚振武(1999)、刁晏斌(1999)，张赪(2005)等。
    (15)  蒋绍愚(2005：254)在时论这一问题时，又给出了《史记》中的几个例句，指出“从《史记》开始，直到《世说新语》，逐渐出现一些，但数量不多”。
    (16)  我们只见到刁晏斌(1999)引用了《太子墓魄经》中的一个例子。又，吴月梅(2004)曾讨论了中古佛经中的两种受事主语句，惜未能见到此文。
    (17)  上例及此例的梵文分别见于蒋忠新(1988)第35页19行、第22页29行。
    (18)  详见朱庆之(2001)的分析。
    (19)  相关情况可参看朱冠明(2005：39—41)。
    (20)  龙国富(2007b)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了梵汉对勘在佛典语法研究中的价值：(一)为合理的理论推测提供重要的事实依据；(二)能够正确分析汉译佛经中特殊语法现象；(三)为正在争论的语法问题提供新的研究方法；(四)为汉译佛经中新的语法现象找到真正来源；(五)为汉译佛经中新产生的语法意义或语法现象找到理据；(六)为汉译佛经中一些语法现象找出语法化的动因。
    (21)  而“汉译佛经受到中亚语言干扰”正是对梵汉对勘特质疑态度的人的看法。
    (22)  参见Heine＆Kuteva(2005：1、108)，Thomason(2001：63)，吴幅祥(2007)。
    (23)  参见祖生利(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