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良昭*
    一序
    在初期禅宗文献之中，《六祖坛经》(以下简称《坛经》)自古以来就倍受瞩目。当年，禅宗六祖慧能在韶州大梵寺讲堂的高座上，面对座下一万余人的僧尼道俗，说“摩诃般若波罗蜜之法”，授“无相戒”。当时与会的韶州刺史韦琚让慧能门人法海将此内容集记而成的《坛经》，通过传授给某些特定门人这种方式成为传法证据。可是《坛经》在此后的传承过程中，又衍生出了许多异本。这些异本中存在的种种异同以及许多后代的增广内容，也是《坛经》明显不同于其他禅宗文献之处。
    关于本文的创作意图，首先聚焦于在众多的《坛经》版本中被认为是最接近原始状态的敦煌本《坛经》，通过回顾其研究史，明确该书所带来的学术性意义；同时，也试图论述为介绍敦煌县(现在是敦煌市)博物馆本（以下简称“敦博本”)做出巨大贡献的杨曾文先生(以下简称“杨氏”)的研究成果。
    二  斯坦因本《坛经》
    首先对有关敦煌本《坛经》诸般问题进行集中探讨的是前年秋天去世的柳田圣山。这就是我和已作古的驹泽大学筱原寿雄合作编辑，于1980年10月通过东京大东出版社出版的《敦煌佛典与禅》(<讲座敦煌>8)的I总说2中，题为<敦煌本《六祖坛经》的诸问题>的长篇论文。现在，我想首先就这篇论文中论及的，特别是有关敦煌本《坛经》部分的内容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所谓此间论及的敦煌本《坛经》是指，收藏于大英博物馆(现收藏于大英图书馆)由斯坦因收集的敦煌本S5475(以下称“斯坦因本”)。1922年冬至1923年夏的半年之间，第二次远赴伦敦对敦煌文献进行调查的矢吹庆辉最初发现了它。矢吹氏随后在其1930年10月东京岩波书店出版的影印版《鸣沙余韵》一书中，刊登了当时由他本人摄影的照片，并在1933年4月同出版社出版的《鸣沙余韵解说》一书中做了详细说明。由此，斯坦因本的存在才被世间知晓。当然，在这两本著作之前，在1928年5月出版的《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8卷中，已经收录了以斯坦因本为底本的敦煌本《坛经》——《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这与同年3月出版的第51卷所收的《历代法宝记》，应该都是根据由矢吹庆辉提供的照片才得以收入的。而《大正新修大藏经》本身的学术价值，也因为在1932年2月出版的第85卷之中加入了由矢吹庆辉带回的有关敦煌遗书的最新校订的<古逸部>，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其中，敦煌本《坛经》的入藏无疑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由矢吹氏首先介绍的斯坦因本，在其本人的研究成果——《鸣沙余韵解说》出版的1933年4月之前，松元文三郎氏已经予以使用。1932年3月和7月，松元氏在《禅学研究》第17、18号上发表了题为《六祖坛经的书志学性研究》的论文，将成立时期各不相同的敦煌本、兴圣寺本、宗宝本等3种版本的《坛经》进行了对校。之后又改名《六祖坛经的研究》收入了1934年4月东京创元社出版的松元氏所著《佛教史杂考》一书。这就是有关斯坦因本最早的研究成果。
    柳田氏在介绍了松元氏上述研究业绩之后，又注意到长方形册子本斯坦因本的这种形式，在卷子本众多的敦煌遗书中极为罕见。作为理由，柳田氏指出：
    《六祖坛经》似乎是继承了曹溪惠能之法的南宗祖师们作为印可的证据给予弟子们的传授本。他们则将其秘藏于怀中纵横天下。(中略)斯坦因本是天下孤本。极其偶然的，其中的一册流传了下来。正是因为弟子们始终将其揣在怀里，所以原来长方形的四角已被磨圆。(中略)《六祖坛经》这本书本身，其实还具有护身符性质的灵验。(31页)
    以此强调了斯坦因本所具有的独特性格。而柳田氏发出的“斯坦因本是天下孤本”的感慨之语，此后通过杨氏等人对诸如敦博本的介绍等等不懈努力，终于得以圆满解决。关于这一点，正如后文所述。
    在松元氏之后，1934年4月通过东京森江书店，铃木大拙氏与公田连太郎氏合作出版了斯坦因本、兴圣寺本《坛经》、石井光雄氏旧藏敦煌本《荷泽神会禅师语录》的三本校订，并将各本的<解说>和<目次>合为一册，共计四册一帙。另外，7年之后的1941年11月宇井伯寿通过东京岩波书店出版了《第二禅宗史研究》。在卷首的<坛经考>中，将斯坦因本的内容分成37段，并逐一作了本文校订和日语翻译。就这样，代表日本学术界的松元、铃木、宇井3人对于斯坦因本的本文研究终于都出齐了。
    对于斯坦因本的关心影响到了美国，该文校订与英语翻译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作为成果，有两本书值得注目：
    Wing-tsit Chan(陈荣捷)“The Platform Scripture, The Basic Classic of Zen Buddhism”St.Jhons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1963.
    Philip B.Yampolsky“The Platform Sutra of the Sixth Patriarch”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 and London,1967.
    特别是后者，以斯坦因本为底本，并参照兴圣寺本、前述铃木、宇井两人的校本，重新作了校订。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该书作为敦煌本《坛经》最好的文本而被广泛使用。
    此后，1974年10月柳田氏在东京中央公论社出版的<世界的名著>续3(以后改为18)的《禅语录》中，加入了斯坦因本的日语翻译、日语现代语翻译和词语注释；两年之后的1976年7月，柳田氏又通过京都中文出版社作为<禅学丛书之七>出版了《六祖坛经诸本集成》。这本书是收录以斯坦因本为首的当时所可以收集到的《坛经》异本11种的集大成之作。通过柳田氏的这两本著作，除校订本之外，有关斯坦因本的原写本、日语翻译、日语现代语翻译以及词语注释等等，都已经有了令人满足的研究成果。
    最后我想介绍一下，我当时作为驹泽大学在外研究员，于1973年3—9月的7个月间出访英、法两国时，在当时大英博物馆东洋写本部阅览室所作的实地调查笔记的具体内容。
    S5475  长27厘米、宽10.5厘米的蝶装型方册子本。相对较厚的褐色纸，每两张从中对折，用红线缀合。每一小叠8页，总共由13小叠104页构成。1—4页是白纸；第5页写有标题3行，本文内容1行；第6—87页的每页平均6行，每行大约写有本文内容22—28字；88—89页被漏掉成了白页；90—96页的每页写有5—6行的本文内容；在95页第5行写有尾题；97—104页都是白页。本文献的整体构成如上所述。
    三  旅博本《坛经》和北京本《坛经》
    在1990年，包括前述斯坦因本在内，已为世间所知的敦煌本《坛经》共有4种(但是其中1种所在不明)。关于这4种文献的概要，我于1991年3月在保存铃木大拙氏收集文物的镰仓松岗文库发行的《松岗文库研究年报》第5号上发表的题为《<六祖坛经>诸本的研究——特别是有关新出北京本的介绍》中作了介绍。在该论文中，我首先就(1)斯坦因本的概况；(2)敦煌县博物馆本的出现；(3)有关旅顺博物馆本的状况；(4)新发现的北京本的4项目进行论述之后，将新发现的被抄写于北8024号(冈048)背面(以下简称V)的《南宗顿教最上大乘坛经一卷》(以下简称北京本。另外，这个本子是首尾残缺的卷子本，如果以由45叶90页构成的S4475为基准比较，可知北京本是相当于从第23页第6行中间开始直至第49页末的46页内容，约占总体内容30%的残卷)的本文内容，与斯坦因本、兴圣寺本以及先前提到的诸氏所作的校订本进行的对校结果，并在论文的最后，通过刊登斯坦因本与北京本的首部和尾部、敦博本与旅顺博物馆旧藏本(以下简称“旅博本”)的首部照片，展示了各种写本实际情况的某一部分。
    因此，如果从历史角度来看，下面应该介绍的是敦博本。可是因为其与本文主题有着直接关联，所以请允许我容后再述。在此先介绍旅博本和北京本。
    我最初得知旅博本的存在，是因为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5月出版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一书。在其中<4敦煌遗书散录>第2中，收录有注明出处为《图书馆季刊》1卷4期的题为《旅顺博物馆所在敦煌之佛教经典》的目录。在其中<0179>项处，明确标有“南宗顶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所以我推断这个卷子应该是《坛经》的一个异本。
    旅博本正是过去大谷探险队带回日本的中亚出土文物中的一件。1989年3月出版了由日本京都龙谷大学井口泰淳、臼田淳三、中田笃郎等3人共同编著的《旅顺博物馆旧藏大谷探险队将来敦煌古写经目录》(以下简称《目录》)和《同图版》(以下简称《图版》)各一册。据该书介绍，虽然原存于旅顺博物馆的古文献依然下落不明，但是根据对1981年7月北京图书馆(现在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组出版的《敦煌劫余录续编》的调查结果，已经确认其中0001—0412号的412件文献与《关东厅博物馆大谷家出品目录》的记载完全符合，因此根据北京图书馆(当时)所收藏的大谷探险队带回的敦煌古写经《目录》和龙谷大学图书馆所藏的照片，完成了《图版》的编著。
    可是我们所关心的旅博本《坛经》是否也包含在这412件之中呢?答案是否定的。也就是说，在如今的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并没有保存有旅博本《坛经》。但是《图版》的113页刊登有其首部；114页刊登有其尾部的照片。根据《图版》的说明，只要一看其首部照片，我们马上就可以知道，它与斯坦因本以及后述的敦博本同样也是蝶装型册子本；首部写有3行标题与5行本文内容，每一行大约22字；而尾部则写有“蜜藏经一卷”的尾题。这说明该卷在抄完《坛经》之后，又接着抄写有《蜜藏经》。而且前面提到的“南宗顶教”当是“南宗顿教”之误，而“波罗蜜多经”其实应该作“波罗蜜经”；很明显这个卷子与斯坦因本、敦博本应属于同一系统。另外，在尾题之后还有“显德伍年己未岁三月十五日……”的题记。显德五年(958)是戊午岁，而己未岁则是显德六年，即959年。虽然略显混乱，我们还是应该认为这是一件五代末年的写本。不管如何，有关旅博本至今下落不明这一点，实在是极为令人遗憾的。
    下面我介绍一下北京本8024V的情况。由于伊吹敦氏的指教，我得知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于1986年9月出版了黄永武主编的《敦煌遗书最新目录》一书。经过仔细调查我发现，在《北平所藏敦煌文卷子目录》中有着如下记载：
    北8024号(冈048)  佛说无量宗要经  108  538
    北8024号背面  南宗顿教最上大乘坛经一卷  108 542
    此处所说的“北8024号”是中国国家图书馆采用的新编号；而“冈048”则是指《敦煌劫余录》的号码。“108”是指影印版《敦煌宝藏》全140卷中的卷数；“538”则指明了该当页数。而“北8024号背面南宗顿教最上大乘坛经一卷”无疑是指，利用《无量寿宗要经》的纸背抄写的《坛经》了。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与其他3种敦煌本《坛经》都是蝶装型册子本，具有传持本的特色所不同的是，只有北京本是卷子本。如前所述，我在1991年3月出版的《松岗文库年研究年报》第5号上刊登了其本文校订，同时在同年月发行的《宗学研究》第33号上发表了题为《有关北京本<六祖坛经>》的论文。并在该论文中指出：根据新出现的北京本内容，过去以斯坦因本为底本的校订本中，“善知识，总须自体，与受无相戒。”中的“体”一字，显然是“听”字之误。
    当然，北京本只是一件首尾均残，且只相当于整体内容30%左右的残卷，其文献价值自然不能与其他3件均为完本的敦煌本《坛经》同日而语。但是我认为，在斯坦因本被称为“天下的孤本”，而敦博本还没有被公开的当时，北京本的发现与介绍，仍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件事情。
    在4种敦煌本《坛经》之中，如上所述，首先对斯坦因本、旅博本、北京本的3种，就其发现、介绍、研究状况作了简要的概观。下面，就作为本文主题的敦博本的研究状况作一些叙述。
    四  敦博本《坛经》
    之所以称之为敦博本，是因为它如今被收藏于敦煌市(旧名县，在作历史性叙述时采用旧名)博物馆。因为其曾经是敦煌在住的名士任子宜的收藏品，所以也曾经被称为任子宜旧藏本。
    最初介绍这件任子宜旧藏本的是，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向达氏在1950年7月发行的《国学季刊》7卷1期上发表的题为《西征小记》的论文。那是向达氏自1943年以来，屡次远赴敦煌之际，对各处的遗址、古代写卷所作的调查手记。之后又和其他一些论文汇集成册收录于1957年4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之中。在前述的柳田氏论文中，已经对向达氏这篇论文内容有了简洁的描述。现在我想引用其中有关敦博本部分的记述如下：
    过去曾经(在任子宜先生处)看到了六卷写经，残片三册。……并且有梵夹式蝶装本一册，凡九十三叶。收有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南阳和上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南宗顿教最上大乘坛经以及神秀门人净觉注金刚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凡四种。只是定是非论首缺一叶十二行，余皆完整。(35页，旁点为笔者所加)
    根据柳田氏的记述可知，这是连续抄写有4种重要的初期禅宗数据的连写本。毫无疑问，它的行踪得到了学者们的关心。柳田氏本人在出访北京(具体时间不明)之际，曾经向北京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询问其下落，但也一无所获。据说1979年11月访问日本的敦煌研究院院长常书鸿曾经提到过，虽然该件的原件所在不明，但是过去曾经亲眼见过，并持有原件的照片。
    可是，在1986年2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辑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3辑中，刊登有敦煌县博物馆编写的题为《敦煌县博物馆藏敦煌遗书目录》的目录，报告了有关当时同一博物馆所藏敦煌遗书78件的概要。根据下述该目录记载，发现其中的第77号，正是当年任子宜所收藏的那一件。
    077(10—77)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波若波罗蜜经
    蝴蝶装，首尾残。麻纸，纸质较厚。纸高三二·二厘米，宽二三·四厘米，每四至六张纸叠在一起，中间对折，穿绳为一叠。残册现存九叠，九十三页，用绳穿连，成为高三二·二厘米，宽一一·七厘米的小册子。每页均双面书写，每面六行，行二二—二六字。乌系于二九·五—三〇厘米，栏宽一·六—一·九厘米。
    此册内容包括：
    1.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
    2.南阳和上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
    3.南宗定邪正五更转
    4.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波若波罗蜜经
    5.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时代：宋(583—584页)
    就这样，长期下落不明的任子宜旧藏本被证实了如今就保存在敦煌县博物馆。由于当时唯一可见的斯坦因本有着大量的错漏字、替代字，而被冠以“天下的恶本”之名，可以想见当时对早日公开敦博本的期待之大。
    五  杨曾文先生的研究成果
    在这个《目录》发表之后第二年的1987年10月，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主任的杨氏，在得到敦煌县博物馆提供的照片之后展开了深入调查；并在北京大学召开的第二届中日佛教学术会议上，以《中日两国的敦煌研究以及敦煌县博物馆本<坛经><南宗定是非论>等文献的学术价值》为题发表了其研究成果。本次学术报告的内容经麦谷邦夫氏翻译成日语，并刊登在1987年10月23日发行的《中外日报》(主办本次学术会议的《中外日报》社发行的宗教报刊)第23706号上，给日本学术界带来巨大影响。这篇报告最初的段落标题就是：“禅籍研究的新时代”、“敦煌县博物馆——保存各种珍贵抄本”，文中提到“为南宗兴起之前的禅宗研究做出了贡献”、“敦博本错漏字极少，比原敦煌本(指斯坦因本，笔者注)更为准确”，进一步强调了敦博本的数据价值。最后，杨氏以热情洋溢的语句作为结尾，呼吁中日双方的学术界能够进一步展开学术交流。
    禅宗对中日两国历史文化都有深刻的影响，中日学者都重视禅宗的研究，六十年来在敦煌禅籍的发掘、校释和研究方面已做出巨大成绩，大大丰富了禅宗研究的内容。我们希望中日两国学者通过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今后在禅宗思想和历史的研究方面取得更大更新的成绩。
    虽然通过刊登在《中外日报》上杨氏报告中的上述段落标题，我们已经可以窥视到敦博本所具有的巨大学术性意义，但是在此我还是想就杨氏特别强调的敦博本的特色做一概述：
    (一)敦博本《坛经》共有四十二叶(八十四页)，每半页六行，一行二十五字，共有一万两千字左右。其题目、内容均和原敦煌本(斯坦因本)一致，所以两者应该是同一系统的不同抄本。
    (二)斯坦因本因为漏抄了三行六十八字，所以前后的文章无法顺利连接；而这一问题可以根据敦博本得到复原(详细省略)。
    (三)斯坦因本的脱漏、不明之处可以由敦博本补全的具体事例。
    (例一)在慧能讲授禅法之处，斯坦因本中“善知识，遇悟即成智”的“遇”其实是“愚”字之误，而且漏抄了此后的十八字。幸好可以根据敦博本补全。
    (例二)弘忍让弟子们“各作一偈呈我……火急急”处的“急”是“作”字之误。
    (例三)斯坦因本的“但识佛心众生，即能识佛”中的“佛心”二字，是被混入的。
    (四)斯坦因本与敦博本属于同一系统(敦煌原本)的抄本，都依据法海——道际——悟真的传承系谱；慧能寂后20年之后“定佛教是非”之说；以及已经提及二十八代祖统说的各位祖师的名字等等，综合诸如此类的情况，可以推断，这是得到传承的法海祖本，经过神会弟子、亦或是受其影响之人之手改编的本子；大致成书于唐开元二十年(732)到《宝林传》问世的贞元十七年(801)之间。
    以上就是杨氏有关敦博本研究之最初的成果，另外，我也通过这篇报告得知了杨氏已经得到了敦博本的照片。在两年之后的1989年10月，东京中央公论社出版<大乘佛典中国日本篇11>《敦煌Ⅱ》之际，因为有必要翻译、注释《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而现存的伯希和本的开头部分中不明之处甚多，所以求助于杨氏，希望能够提供该部分(虽然敦博本也缺了开头的一部分)的照片。令人感动的是，杨氏慨然应允并立即提供了包括《坛经》开首部分在内的照片。在此我想再次表示我的衷心感谢。当时，根据杨氏提供的这些照片，我认识到敦博本是一件书写极为工整的良好抄本，因此对于敦煌本《坛经》的整体复原的期待也越来越大。
    另外，1990年10月在敦煌研究院召开“199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之际，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访问了敦煌。在第17窟藏经洞前，再次感受到无限感激。同时，我还得到了访问敦煌博物馆的机会。特别是见到了馆员段光明氏，并询问了有关077号写本的研究状况和今后的出版计划。虽然当时双方商定进行共同研究，可是并没有能够实现，而且当时还没有什么出版计划。
    六  此后的学术性进展
    在杨氏初次介绍敦博本3年半之后的2001年5月，又最初公开了被翘首期盼已久的敦博本《坛经》的校订本。这就是通过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新版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一书。在该著作中，作为主编收入了敦博本的本文校订和校记；作为附编(一)收入了属于惠昕本系统的铃木氏校订大乘寺本《坛经》的本文以及有关慧能的初期禅宗数据和各种版本《坛经》的序跋；作为附编(二)收入了题为《<坛经>敦博本的学术价值和关于<坛经>诸本演变，禅法思想的探讨》的杨氏本人的论文。该著作是敦博本出现之后发表的第一部有关慧能以及《坛经》的综合性研究成果的专著。非常荣幸的是，我得到了作者本人赠送的1994年3月11日出版的精装本。该书的普及版也同时出版，在海内外得到普及。
    应中国国内外读者的强烈要求，该书在7年半之后的2001年5月，通过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以相同的书名得到再版。在前述内容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版前言”和《坛经》诸本，也就是斯坦因本的研究史、北京本(冈048，新编北8034背面)、方广锠氏发现的北京本(有079残片)、旅博本等3种的介绍；介绍作为宋初惠昕改编本，在日本发现的兴圣寺本、大乘寺本、金山天宁寺本、眞福寺本等的论文。当然，我仍然有幸在该书出版的一个月后的2001年6月得到杨氏赐书。
    以杨氏著书为契机，在中国学者之间形成了对敦博本《坛经》研究的高潮。在我手边就有着下述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
    周绍良编著《敦煌写本坛经原本》(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2月)
    邓文宽、荣新江编《敦煌本禅籍录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
    李申合校，方广锠简注《敦煌坛经合校简注》(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9月)
    此外，还有下述中国台湾以及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
    潘重规校定《敦煌坛经新书》(台北，[财]佛陀教育基金会，1994年8月)。
    林光明、蔡坤昌、林怡馨编译《杨校敦博本六祖坛经及其英译》(台北，嘉丰出版社，2004年6月)。
    黄连忠撰《敦煌本六祖坛经校释》(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公司，2006年5月)。
    柳田圣山、椎名宏雄共编《禅学典籍丛刊》别卷(京都，临川书店，2001年7月)。
    中岛志郎编着《六祖坛经》<第三期禅语录傍译全书>第2卷(东京，四季社，2006年4月)。
    上述的这些丰硕成果无一不是基于敦博本的。正因为如此，我想再一次对首先着手敦博本《坛经》研究并取得重要研究成果的杨氏致以深切的敬意，并以此作为我的文章结尾。
    (程正  译)
    *日本驹泽大学名誉教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