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扶风法门寺塔的创建年代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它直接关系着法门寺佛教发生、发展的历史，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古代舍利瘗埋制度的传播、发展演变过程，及佛教与封建政治的关系等问题。
关于法门寺塔的创建年代，历来传说纷纭，神奇莫测，因此形成千百年来悬而未决的历史之谜。1987年初夏，法门寺塔基地宫发掘后，在诸多门类学科对“法门寺”的综合研究中，关于寺塔的创建年代问题，又有新的论说发表。归纳古今新旧各说，主要有以下3种：
1.“阿育王役使鬼神造塔”说
此说原见于唐初僧人法琳《破邪论》“佛……灭后百一十六年，有阿育王，以神力分佛舍利使役诸鬼神造八万四千宝塔。今洛阳、彭城、扶风、蜀郡、姑藏、临淄等，皆有塔焉。”其后，继而沿袭相传，则演变成“有若此寺大圣真身宝塔者(指法门寺塔)，□摩迦王之系孙阿育王之首建也”(《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并序》)云云。
2.“西典东来建塔”说
此说出自清顺治十年(1653年)法门寺《重修钟楼记》碑铭“从闻法门寺建自西典东来，藏牟尼舍利于浮图，历六朝敕修以迄唐。”也有人说：“相传法门寺始建于东汉桓、灵二帝之时，距今有1700多年的历史。”
3.“北魏建寺塔”说
此说是1988年以来有同志编写专著或撰写论文中发表的，其说指出：法门寺塔“始建立于公元499年或此前不久”、“法门寺塔始建于北魏，属早期木质、方形塔无疑”等等。
上述第1种“阿育王役使鬼神造塔”说，属佛教神话传说。在古印度历史上，孔雀王朝阿育王大约于公元前273年即王位，于公元前232年去世，当政41年。当时佛教尚未传入中土，阿育王或使臣也未到中国来。所以，此说属离奇怪异的神话传说。第2种“西典东来建塔”说，只是一种主观臆猜，缺乏历史根据，其说难以成立。
第3种“北魏建寺塔”说是有的学者通过对法门寺内原有《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并序》石碑(以下简称《宝塔碑铭并序》)刻铭，以及寺内现存佛教四面造像石刻(即有同志所说的“北魏千佛碑”，以下称“千像碑”)的考证分析而推断的。笔者不揣冒昧，兹就法门寺塔创建年代略陈管见，以作深入探讨。不妥之处，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二、关于法门寺“北魏建寺塔”说考辩
提出法门寺“北魏建寺塔”说者，立论的主要依据有二：
其一，据，《宝塔碑铭并序》中记载，大魏二年，拓跋育扩建了法门寺。
其二，法门寺内现存造像碑。
但是，上述石刻文字资料与浮雕图像仍有必要进行深入考辩。
1.关于《宝塔碑铭并序》刻铭的考辩
法门寺内原有唐大历十三年(778年)镌立《宝塔碑铭并序》碑，正书，三十三行，行七十四字。张彧撰文，杨播书，陈秀刻字。刻铭全文记叙中，虽有浓厚的神话传奇色彩，但其中也包含着关于法门寺佛教发生、发展等重要史实，因此，该碑是研究法门寺的珍贵实物之一。
刻铭中有一段记叙“闻大魏二年，岐州牧小冢宰拓跋育以为事出于古，名同于今，乃削旧规，创新意，广以台殿，高其闬闳，度僧以贤之，刻名以纪之”。然而，此段碑铭记叙事实，与正史记载相矛盾，与历史事实不符。
永熙三年(534年)，北魏政权分裂为东、西魏。孝武帝元修统领皇室，幕僚与“六军”，由洛阳进发关中，投靠宇文泰。关于此历史事件，《北史》卷五、孝武帝纪载：永熙三年“秋七月己丑，帝亲点六军十余万，次河桥，……丙午，帝率南阳王宝炬、清河王檀、广阳王湛、斛斯椿以五千骑宿于廛西杨王别舍……众知帝将出……”，“八月，宇文泰遣大都督赴贵、梁御甲骑二千来赴，乃奉迎。……遂入长安，以雍州公廨为宫，大赦。”随着孝武帝西迁长安的还有拓跋族元氏王公显贵元子孝、元季海、元玄、元育、元俭、元则、元罗、元正、元颜子、元寿、元审等等。身为皇族的元育，亦即《宝塔碑铭并序》中记叙之“拓跋育”，也是此次随元修进入关中的一员。《周书》卷三十八列传第三十元伟传：“元伟字献道，河南洛阳人也。……父顺，以左卫将军从魏孝武帝西迁……”，“太祖天纵宽仁，性罕猜忌。元氏戚属，并保全之，内外任使，布于列职。……今录其名位可知者，附于此云。……大将军，淮安王元育……”。由此可见，永熙三年(534年)七月以前，元育本人尚在洛阳；八月以后，才进驻关中，入关时，元育的爵衔为“大将军，淮安王”。而“大魏二年”(532后)扩建法门寺，时间比元育西迁早两年；何况拓跋育尚未进驻关中。因此，法门寺扩建与“大将军、淮安王”拓跋族元育没有联系。
北魏晚期至西、东魏继立，任职岐州都督、刺史者为安定胡宁，并非元育，据元檀子宝建墓志铭记载：“母安定胡氏，父宁，使持节，散骑常使，临泾公，谥曰孝穆。”《胡国珍传》也有相同记载，“国珍子僧洗，僧洗子宁袭爵，改为临泾伯，后进为公，历岐、泾二州刺史，卒谥孝穆。女为清河王檀妃，生孝静帝。”值此期间关陇农民起义军也曾占据岐、泾等州，更年号，称天子。另外，与岐州接壤的河西、陇右地域，当时为陇西李贤所统领，亦与元育毫无干系。宁夏固原出土的李贤墓志以及《周书》、《北史》李贤传等史籍记载，李贤于北魏孝庄帝永安三年(530年)任原州主簿，后升原州长史行原州事、原州刺史，继而以军功累进威烈将军、殿中将军、高平令(高平、今固原)。上述史料进一步证实：西魏迁关中前数年，元育本人并非在岐州，更无任“岐州牧”之说。
北魏末年，战火连年，社会动乱，自然灾害严重，法门寺大规模扩建寺塔的可能性不大。北魏统治集团或门阀部族间倾轧不断，武泰元年(528年)，发生尔朱荣屠杀胡太后以下诸王贵族公卿二千余人的所谓“河阴之役”，其后戮杀更为激烈，王位“一年三更换”。同时，自然灾害严重，元怿墓志记叙，“灾旱积年，风雨愆节，岁频大饥，京师尤甚，四方愤惋，所在兵兴，七镇继倾，二秦覆没，百姓流离，死者大半”，全国各地纷纷爆发农民起义，关陇地区农民起义军西占秦州(今甘肃天水)、豳州(今陕西彬县)，东据潼关。义军所到之处，摧毁坞堡，诛杀北魏王公贵族和州郡牧守。武泰元年(528年)，义军领袖万俟丑奴自称天子，建元神兽。当时兵荒、灾害相继，人力、财力、物力交困，社会动荡不安，而法门寺“乃削旧规，创新意，广以台殿，高其闬闳”，大兴土木进行扩建是不可能的。
2.造像碑的刻凿年代以及相关问题
法门寺内现存一通灰沙石雕凿的造像碑，残高55厘米、宽40厘米、厚约10厘米，碑阳、碑阴均凿有浮雕造像，碑右侧上存一小龛造像，左侧因农民长期磨镰刀，造像无存。这件石刻应称为扁体四面造像碑。
碑阳中心凿尖拱龛，龛内一佛二弟子二胁侍菩萨。佛结跏趺坐，弟子与菩萨分立两侧，佛座两端造二力士，龛额饰卷草纹，两端凿回首相顾之龙首，口衔莲花，龛额上造一立身菩萨二弟子，两侧凿盘脚坐于莲台的供养伎乐人，伎乐人执乐器作演奏状。碑阳图像未见著录。
碑阴中央凿圆拱龛，内造坐佛一躯，佛座下为力士，龛周围造排列整齐的小龛，内造坐佛一躯。碑阴左下刻发愿词“……己卯三月己丑朔十七日乙巳□公弟子淳于舍干……”。碑阴图像已著录。
此碑浮雕图像的艺术风格，主题内容等、具有较明显的唐代前期石刻艺术时代特点。
(1)碑阳、碑阴雕凿的佛、弟子、菩萨、伎乐人等形象，各个两颊圆浑，面容丰满，嘴角流露微笑，含情脉脉。碑阳主尊结跏跌坐佛两旁站立的二弟子、二胁侍菩萨，及佛龛上部立身菩萨等，体态匀称，斜腰倚曲。这种石刻造像的艺术风格，属唐代石刻十分显著的时代特点之一。与洛阳龙门唐高宗李治上元二年(675年)完成之卢舍那佛、巩县千佛龛唐乾封年间所凿千佛的面容、体态较类似。而与北魏石刻造像面目修长、削瘦、高鼻、眼眶深陷、颧骨高突、身躯坚直的所谓“秀骨清眉”之风迥然有别。
(2)佛、菩萨的服饰衣纹，虽以单线条勾勒出轮廓，没有细部雕饰，但衣纹线条曲线圆活，成横向弧形纹，因此，服饰产生了贴身而飘逸的丝绸纺织品之感，显示出“曹衣出水，吴带当风”的效果，这是唐代石刻造像对衣纹处理方面较成功的艺术手法。碑阳上部的伎乐供养人形象更是此石刻中具有典型唐代时代特点的代表性图像。供养人发型为双环髻，身穿窄袖衫，短襦，此类服饰是盛唐开元前后盛行的胡服，这是特定历史环境中形成的，为此时所特有。而北魏石刻造像中，多以垂直线条表现折叠较规则而稠密的衣纹，纹饰似阶梯状，菩萨服饰更显示为褒衣博带之风貌。
(3)碑阳主尊佛座两侧，雕有举拳于面前的力士像。碑阴主尊佛座下，雕一双臂斜上举作承托负重状的力士像。这是隋唐以来逐渐由北魏地神、神王、怪兽等发展演变而来的形象，反映佛降服妖魔的主题，改变了北魏屡见不鲜的佛座下雕二相向对称的护法狮、中间置以鼎炉的构图格局。龛额两侧的龙首，张目伸爪，角与耳竖起，鳞甲圆曲。龙首以上分左右列置供养伎乐群体，作演奏状。此种图像构图与主题内容，实属渊源于两晋南北朝石刻单线雕交颈双龙与两飞天图像。如陕西耀县北魏始光元年(424年)魏文朗造像碑可资比较。
(4)碑阳上部左、右两侧，现存五躯乐伎供养人群体雕像，具有典型唐代时代风韵，是颇具代表性的图像。左侧四躯乐伎，盘腿坐于莲台上，由左至右为弹拨竖箜篌、吹笙、吹筚篥、击钹(或击拍板)者，右侧仅存乐伎一躯，所执乐器长条形，置于膝上弹弄，应为弹筝者。其余应有三躯，因碑石损毁，图像无存。现存乐伎所执乐器中，竖箜篌、筚篥原属西域胡乐，《乐府杂录》说：“筚篥，本龟兹国乐也。”筝为中原地区传统清乐乐器。笙与钹(或拍板)为中原与西域兼有之乐器。此种由八位乐伎组合的群体及所执乐器，应是典型的唐代“胡部新声”。胡部新声使用乐器，段安节《乐府杂录》胡部所记：“乐有琵琶、五弦(琵琶)、筝、箜篌、筚篥、笛、方响、拍板，合曲时补击小鼓、钹子，合曲后立唱歌。凉府所进本，有正宫调大遍、小遍。”石刻乐伎所执乐器与此基本相符。“胡部新声”，据《旧唐书·音乐志》：“又有新声，河西至者，号胡音声，与龟兹乐、散乐俱为时重，诸乐咸为之少寝。”又据《新唐书》、《通典》等书关于“开元二十四年(735年)升胡部于堂上”的记载，可知胡部新声自河西传入内地后，大盛于开元、天宝前后，以至于皇室升其于堂上，正式列入宴飨音乐之内。此类胡部新声，唐代乐舞陶俑亦有发现，如西安西郊中堡村与插秧村分别出土的三彩骆驼载乐俑、乐舞陶俑，俑均为八人，皆席地而坐，所执乐器有笙、笛、箜篌、琵琶、拍板等，亦与法门寺现存造像碑乐伎供养人相同。说明均为唐代前期遗物无疑。
碑阴左下角有还愿文“己卯三月已丑朔十七日乙巳□□弟子淳于舍□”二十字。刻铭虽经长期风雨浸蚀，字迹漫漶，但仍可辩识。“己卯”属干支纪年，查北魏至唐代属“己卯”年计八次，见上表。
根据造像碑的时代特点，尤其是碑阳伎乐图像的艺术风格与题材内容，参照文献有关记载，此碑的雕凿年代大致在盛唐时期。按刻铭“己卯”推断，其绝对年代即为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93年)。笔者上述拙见如无不妥，那么，法门寺现珍藏之盛唐时期刻凿的扁体四面造像碑(残)，则不能成为法门寺“北魏建塔”说的实物证据。
三、北朝至隋代法门寺概貌管窥
历史前进的步履，总会遗留一定的迹象与遗物。通过对历史遗物与文献史籍的调查分析，探讨法门镇区域古代社会历史的发展，尤其是集中考察研究该区域佛教的发生、发展，亦可深刻正确地认识法门寺塔的创建年代。
两汉之交，佛教东渐中土，它攀附着华夏传统的“黄老之术”荫发、传播。自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已进入大发展阶段，全国南北、城乡各地，口授说法、翻译佛典、、修建寺塔、开凿石窟与塑造偶像等佛教传播活动日愈昌盛。崇佛佞佛的人，也由少数封建统治者遍及社会各阶层人们。《魏书·释老志》记载北魏“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北魏僧统惠记叙：“今之僧寺，无处不有，或比满城邑之中，或连溢屠沽之肆，或三五少僧，共为一寺。”全国各地佛教的大发展，为法门寺佛教的萌发和寺庙的创建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
今法门镇，汉魏为美阳，唐初为岐阳县治之所在。法门寺座落在中古城廓内西北部。城廓略作拐角圆钝的三角形，南城墙长700米，西城墙长500米，北城墙长850米，且成圆弧形与南城墙拐角相接。城墙残址宽只剩4.6米，高7米。在南墙的东段，离城拐角70米处有隋唐时期增修的马面。法门寺山门与南城墙城门对应，有路联通。岐阳县位于“丝绸之路”交通要道中，西至西域，北联漠北，南通巴蜀，为交通咽喉，长安门户，人们往来，络绎不绝。这里沃沃原野，“如荼如饴”，优越的地理环境和畅通的交通，有效地促进了佛教向法门镇区域的传播。三国至两晋，陇西少数民族氐人已西入千水、陇山之间(今陇县东南)，逐渐东迁。东汉建安十六年(211年)，曹操又徙氐人部民五万落于扶风美阳，即今法门镇区域。《徙戎论》云：“关中之人口百万余，率其多少，戎狄居半。”氐人早期尤为崇信佛教，迁徙法门镇区域后，与汉族人民深受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又受长期战乱带来的深重灾难，因此，更加信仰佛教，相信“因果报应、转生来世”，尽力捐资建庙造像，虔诚礼拜，以求消灾、祈福。这是推动法门镇区域佛教发生、发展的直接原因之一。
北魏后期，伴随中土佛教大发展的趋势，法门镇区域开始建造佛寺，雕凿造像等崇佛活动应运而生。据笔者实地调查，法门寺及附近，已发现北魏“正始五年”、“正光二年”碑碣各一件，南阳乡朱村、丰邑分别发现北魏造像碑各一件，天度乡发现北朝造像一件(详见配图)。这些碑碣刊立的地方，均为寺庙旧址，佛教造像碑与佛寺有着密切的联系。凡佛寺，均为造像碑碣集中刊立的场所；而造像碑碣，则是佛寺偶像崇拜的重要内容与形式之一。法门镇区域北魏造像碑碣的镌刻时代与刊立位置说明，北魏时，现今法门镇及周围南云岭村、三驾村、朱村、丰邑村、白家村等地，均涌现出了崇信佛教的“供养人”捐资创建的具有小规模坛殿、厢宇的佛寺。这些佛寺，不仅可供往来西域的僧尼食宿，也是当地僧尼、佛教信徒们诵经、礼拜或进行其他佛事活动的固定场所。僧尼及善男信女进行佛事活动时，人数众多，唐释道宣所撰《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以下简称《感通录》)曰“僧徒五百”。这时法门寺内并无佛塔建筑，只有“晦迹丘墟”、“故风俗谓之圣冢焉”(《宝塔碑铭并序》》。说得明白些，就是此时还未有塔，只不过是荒墟中的土丘作为象征性崇拜信物。由此可见法门镇区域北魏佛教勃勃兴起，广泛深入发展概况之一斑。
北周时期，佛教在遭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相继两度灭佛严重打击之后，法门寺建筑绝大部分被毁，佛教活动受到严格制裁与压抑。《感通录》追叙法门寺当时的状况是“及周灭法，厢宇外级，唯有两堂独存”。可见寺内厢房、僧舍等外围辅助建筑物均遭彻底摧毁，仅保留了佛殿“两堂”主体建筑。虽然寺内今有宋《普通塔记》碑侧刻铭，记载北周武帝灭佛前夕，周室显贵妃、妻崇佛礼拜之事。但此事只能说明统治阶层中，妇女更热衷于崇佛佞佛的行为，并不完全代表法门寺佛教已获较大发展；更不可能因此而成为北周皇室的宫廷寺院。法门寺北周必然衰败的命运是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隋朝立国之初，由于文帝杨坚虔诚崇佛，竭力倡导佛法，法门寺因此获得一定程度的恢复和转机。首先，法门寺被官方和民间称为“成实寺”，这是该寺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命名，《感通录》说：“隋朝置之，名成实寺”。《宝塔碑铭并序》也有相似记叙：“隋开皇中名为成实道场”。笔者以“成实寺”为是，从其名，其次，《宝塔碑铭并序》说，“仁寿末，右内史李敏复修之，赓其铭矣。”此事可信，“赓其铭矣”可理解为撰碑者张彧的自白，意为碑记中续载李敏复修之事，法门寺的第一次正式命名，再加之李敏复修，使该寺在大幅度衰败中，侥幸获得暂短的恢复和转机。
仁寿初年，隋文帝诏令全国各州建舍利塔，这是我国佛教史上第一次强制性地大规模瘗埋舍利佛事活动，影响颇为深远，当时在法门寺西北约10公里的“歧州岐山县凤泉寺”(今扶风县黄堆乡西观山)遵文帝诏令，于仁寿元年(601年)“奉安舍利”修建了舍利“灵塔”。当时法门寺则相形见绌，奄奄一息，几乎消声匿迹了。在陕西境内已发现耀县照金寺坪隋“宜州宜君县神德寺”于仁寿四年(604年)遵诏“奉安舍利”建造“灵塔”。唐代以降，有僧尼或墨客，误将隋“凤泉寺”及其“灵塔”，说成“法门寺、塔”，世代相传，以讹传讹，造成历史传闻中的误会。
隋末，阶级矛盾日愈激化，全国各地农民起义汹涌澎湃，隋王朝已陷入土崩瓦解之中。扶风也出现了向海明、唐弼为首的义军。法门寺值此则跌入该寺佛教发展中的最低谷，被“废其寺”、“逐其僧”，佛寺并入京师宝昌寺。《感通录》说：“大业五年，僧不满五十人者废之。此寺从废入京师宝昌寺，其塔故地仍为寺庄………大业末年，四方贼起，诸乡在平原之上，无以自安，乃共筑此城，以防外寇。”《宝塔碑铭并序》也有类似的记载，“炀帝嗣位，省天下伽蓝……废其寺，逐其僧，以州大宝昌而配焉。”大业五年(609年)法门寺被隋王朝所废，归并宝昌寺。隋末“共筑此城，以防外寇”系指修筑加固当地古代的城廓，有1963年发现的法门镇古代城墙遗迹为证。据考古调查简报指出：“城墙残址宽剩4.6米，高7米，由杵夯而成。……城墙之外经过两次修补，第一次修补厚0.9米，高7.4米，………第二次修补厚0.6米，高3米……经过修补，城墙的现存最高处达8.4米，底部最宽达9米。”“另外，在南墙的东段，在离城拐角70米处，有后来增修的马面。马面高7.4米，上宽(东西)6米，厚(南北)3.8米，下宽8.5米，厚4米。”《感通录》中指出的“共筑此城”与考古调查发现的“经过两次补修”、“有后来增修的马面”两相印证。
法门寺区域内发现的碑碣，以及有关史籍、佛典记叙，均间接地证实了法门寺内没有佛塔，并为法门寺无塔作了重要的注脚。
1.法门镇区域内发现的五通碑碣，刻铭中均无“寺塔”的记录，说明当时当地可能尚无寺塔。南云岭村发现的“正始五年”石碣，刻铭中有“岐阳东村”、以“村”为地理方位的标志，却无寺塔作记。《括地志》、《读史方舆纪要》等在记叙“美阳城”(今法门镇)时，均无“寺塔”记载。假设当时古城廓内法门寺确有塔，则必然成为十分显赫的建筑，众人则拭目以待，风闻天下，广为传颂，碑碣史料必然载录。相反，隋代以前实物史料与文献却毫无记载。
2．北齐魏收所著《魏书·释老志》在记叙当时寺塔时，仅列举“今洛阳、彭城、姑藏、临淄皆有阿育王寺。”《梁书》记载：“洛下、齐城、丹阳、会稽并有阿育王塔。”均未载录法门寺塔。梁朝慧皎撰《高僧传》，上起汉明帝永平元年(53年)，下至梁武帝天监十八年(519年)，亦无法门寺塔记载。
3.佛教典籍中，也有从侧面间接地暴露出法门寺无佛塔的事实。《感通录》说：“及周灭法，厢宇外级，唯有两堂独存。”唐初火灾，更为僧道宣耳闻目睹，“二堂余烬，焦黑尚存。”此外，《长房录》对于灭佛时寺塔遭毁载录颇详，但其中亦无法门寺塔的记载。众多史料均无载录，足以说明法门寺无佛塔，值得注意的是“贞观五年，岐州刺史张亮素有信向，来寺礼拜，但见古基曾无上覆，奏敕望云宫殿以盖塔基，下诏许之。”其中“古基曾无上覆”已明确道破，直至唐初(贞观五年)时，法门寺内并无佛塔。
四、法门寺塔创建的考古学观察
法门寺塔是我国唐代具有代表性的瘗埋舍利建筑。1987年初夏，经过考古发掘，科学地揭示了法门寺塔基及地宫的内涵。近年来，在全国南北各地，相继发掘了北魏至宋代的塔基数十座。通过考古观察，综合分析塔基建筑、舍利瘗埋的发展演变，是探讨法门寺塔创建年代的必须而重要的新途径及科学手段。
目前，我国已发掘的北魏瘗埋舍利的塔基计有两座，其一是河南洛阳北魏熙平元年(516年)所建的永宁寺塔基；其二是河北定县北魏太和五年(481年)所建之华塔塔基。这两座塔的塔体虽早已倾圮，荡然无存，但塔基尚存，瘗埋之舍利大部保存。经发掘发现，这两座塔基在建筑方面具有共同的特点，即塔体均用泥土夯筑一定形制的基础为塔基，未构筑地宫，舍利容器及石函直接埋入夯土塔基中。永宁寺塔夯筑塔基呈方形，分上、下两层，上层高2.2米，长宽均为38.2米，四面用青石垒砌包边，这是地面以上的塔基，下层厚2.5米，东西长约101米，南北宽约98米，此地面以下的基础夯土层，系高台建筑之基础。定县华塔夯土塔基呈长方形，东西长12米，南北宽20米，高4米。总之，夯土塔基的作法已成为北魏佛塔基础建筑的普遍规律。法门寺塔经发掘，揭示出于塔体下明代塔基、唐代塔基及其地宫；明代塔基打破了唐代塔基，唐代塔基包括外围塔基和中心方座两部分，外围部分呈方形，边长26米，深度为五层夯土堆积，第五层以下，或为生土，或压有汉代灰坑。中心方座为夯土台墓，高2.2米，边长约10.2米，发掘简报指出：“钻探结果表明，夯土下为生土，与四壁剖面上的情况一致，未发现其他遗迹现象。”简报中又进一步明确指出：“在清理过程中，没有发现元魏塔的任何遗存。”考古发掘所揭示的塔基建筑，是唐代塔基叠压在汉代灰坑或生黄土上，唐文化层以下，没有北魏文化遗迹与遗物。由此可初步判断：法门寺塔并非创建于北魏，而是始建于唐代。
佛教僧尼及信徒们，对于兴建舍利塔、瘗埋舍利诸事，虔诚地认为“造新不如修故”。因此，我国许多舍利塔历经反复重修；塔基内瘗埋舍利及供养物品等，皆新旧累集重埋，这是舍利瘗埋制度中重要特点之一。如河北定县静志寺塔重建于北宋太子兴国四年(977年)，地宫中重埋有北魏兴安二年(453年)石函、隋大业二年(600年)石函、鎏金铜函和唐代石棺等。江苏镇江宋代重修的甘露寺铁塔塔基下累集重埋唐、宋时代瘗埋舍利的石刻、金银器等。我国北魏至隋代瘗埋舍利，均以玻璃瓶、钵或罐作舍利容器，再分别以铜盒、石函等放置舍利容器，此制后代沿袭，更有新发展。法门寺塔基地宫中瘗埋舍利及供奉的金银、玻璃、瓷器、纺织品等，全部属于唐代的物品，且为累集唐代二百余年重埋于咸通十五年(874年)并刊立《物帐》纪其事。没有发现北魏至隋代的舍利容器或铜盒、石函等装具。这一现象绝非偶然，也并非巧合，这一迹象真切地说明，北魏至隋代，法门寺尚未出现瘗埋舍利的事实，也是法门寺无塔的历史见证。
五、唐初兴建寺塔的研讨
唐朝建立，李渊、李世民、武则天等出于政治需要，毅然竭力倡导佛教，以达到加强、巩固其统治的目的。法门寺恰巧迎合了这种需要。因此兴建寺塔，出现舍利，短期内获得迅猛的大发展。
1.武德至贞观初年，法门寺佛教的迅猛恢复与发展，为兴建寺塔创造了条件
隋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太原起兵，渡黄河占领隋大兴城(今西安市)。同年十一月，立代王侑为傀儡恭帝，改元义宁，李渊则被“诏加高祖假黄，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大丞相，进封唐王，总录万机”(《旧唐书》卷一·本纪第一·高祖)。义宁二年五月(618年)，李渊迫恭帝禅位，称帝立国，改元武德。刚刚登上皇位，“总录万机”的李渊，立刻就为法门寺“正名”，亲自给予极大的关注和扶植。《感通录》载：“唐运伊始，义宁二年，宝昌寺僧普贤慨寺被废，没诸草莽，具状上请。于时特蒙大丞相见识，昔曾经往，览表欣然，仍述本由，可名法门寺。”这里所说的“大丞相”即指李渊，由于他诏示改隋“成实寺”名为“法门寺”，意在“如来开法门，闻者笃信”(《增一阿含经》)，“以种种法门宣示佛道”(《法华经》)。从此，“法门寺”之名宣行于世，名声大振，影响既广且深，为该寺的大发展开创了新局面。《感通录》又载：武德二年(619)年，薛举称兵将事南，及太宗率师薄伐，初度八十僧，未有住寺。宝昌寺惠业，扫洒凤泉，以僧未配，遂奉清住法门，蒙敕依奏，便总住焉。”另据《宝塔碑铭并序》记“抽京城八十四大德二十沙弥□□+□旧大德以辅，□赞有功也。僧徒济济，□百其众，梵宇*(左车右献)*(左车右献)，数千其多”，在李渊、李世民扶植下，法门寺两度增僧入寺，僧尼达百余人，又“依奏”宝昌寺僧惠业由凤泉寺转法门寺，并确立为主持僧。“梵宇*(左车右献)*(左车右献)，数千其多”虽为夸大或溢美之词，但寺内殿宇、厢舍显著增加或修缮是可信的。僧尼的增加，“僧徒济济”，建筑设施的改善，为法门寺佛教的大发展，为寺塔的兴建等奠定了物质基础。
2．贞观五年(629)创建法门寺塔
唐太宗李世民夺取帝位后，“情深护持”佛教，广度僧尼，广建寺院，是他维护统治地位的重要政治策略之一。贞观三年(627年)，颁《为战阵处立寺诏》，为七处交兵战阵“殒身戎阵”的“义士”、“凶徒”建寺刹“超度”。在破薛举、薛仁杲的高蔗城(今长武县北的浅水村)建昭仁寺。五年修仁寿宫，更名九成宫。这是直接促成法门寺塔创建的重要历史条件之一。《感通录》、《宝塔碑铭并序》等均有明确记载：“贞观五年，岐州刺史张亮素有信向，来寺礼拜，但见古基曾无上覆，奏敕望云宫殿以盖塔基，下诏许之，因构塔上尊严相显。”张亮，《旧唐书》有传，其中记载：贞观五年历迁御史大夫，封光禄卿，进封禹国公，且历任豳、夏、富三州都督，至十五年，官至刑部尚书，参与朝政。所谓“岐州刺史张亮”，正史无载。而张亮与法门寺“素有向信，来寺礼拜”很可能发生在张亮历任豳、夏、富三州都督之时，地理位置相近。太宗舍殿建寺，前有先例，贞观三年(627年)，就舍通义宫为尼寺，并为此颁《舍旧宅造兴圣寺诏》，由张亮启奏，并得太宗“下诏许之”，可见属“天下”显赫隆重的大事。以望云宫殿之旧材，创建之法门寺塔，当属木质结构佛塔无疑。然而，由于记叙殊为简略，很难洞察寺塔的造型及形制等。但此次建塔的意义是极为重要的，它是法门寺历史上创建的第一座佛塔，并为后世重建此塔尊定了基础。
3.显庆四年(659年)法门寺塔的重建
显庆四年(659年)，由高宗李治与武则天首倡捐资，并由僧惠恭遵旨购料、施工，大规模地重修了法门寺塔、扩建寺内其他建筑。从此，法门寺形成以寺塔为中心，且具有宏伟建筑的著名佛寺。尤其是舍利瘗理的出现，使法门寺佛教从此进入鼎盛阶段。
《法苑珠林》卷五十一载：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即给钱五千，绢五十匹，以充供养……使常侍王君德等送绢三千匹，令造朕等身阿育王像，余者修补故塔，仍以像在塔内……僧以旧材多杂朽故，遂总换以柏，编石为基，庄严轮奂，制置殊丽。”此段文字着重记叙重修法门寺塔，既反映了捐资造像，供养塔内，又记载重修时，将旧材料都换成柏木，塔基部分砌筑了规整的石料。考古发掘所揭示出的唐代塔基面貌是：“在第一层夯土的表面上发现19个柱础(应为20个，有一个或未找到，或被破坏)，呈方形分布于明塔基槽以外，石条以内，每边6个(南边5个)。柱础组成的方框，与现存中心方座，地宫及石条边围的方向大体一致。”史料、佛典等记载与考古发现实物两相印证。
显庆初年，法门寺大规模地扩建及营建，更有明确记载。《宝塔碑铭并序》说：“自□至显庆五年……即以其年二月八日润□□□奉迎护舍利。……二圣亲造九重宝函，衬以兜□□□，赐绢□□五百匹，□□□，复益令增修。有禅师惠恭、意方等，遵旨，购宏材，征窝县之工，写蓬壶之妙，咨□匠而葳制，献全摹以运斤，不日不月，载营载葺……由是危槛对植，曲房分起，栾栌叠拱，枕坤轴以盘郁，梁栋攒罗，拓乾岗而抱厥。”
显庆初年，遵旨营建塔寺的高僧惠恭圆寂后，即葬于法门寺内。1987年秋，拆除法门寺塔基地宫时，在隧道中室靠右边的壁顶部，发现惠恭“支提之塔”残碑，碑铭曰：“大唐岐州岐阳县法门寺检校佛塔大德禅师惠恭支提之塔”。同时又发现永昌元年(689年)残碑，铭曰；“惠恭俗姓韦，鲁国邹人。二十三年还居法门寺，贞观之未沐浴舍利，便烧二指，发菩心，即□□之道，行不言之教……，显庆首年，施绢三千匹营建塔庙。”此碑铭资料，可补正显庆重修寺、塔之历史。
六、小 结
1.法门镇区域北魏后期已经出现了民间捐资兴建的具有小规模建筑的佛寺。其中南云岭村发现的“正始五年”石碣，是该地造像碑中，时间较早的石刻，它基本代表法门寺的创建年代。
2．北魏至隋代，法门寺内尚未兴建佛塔。只有传说的“晦丘”、“圣冢”，成为僧尼、佛教信徒们崇拜的象征性的圣物。
3.法门寺塔创建于唐贞观五年(629年)，重修于显庆四年(659年)。从此，法门寺成为以瘗埋舍利“灵塔”为代表，且具有规模宏伟建筑的著名佛教寺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