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  言

    浙江省在唐代以前以绍兴，上虞等地为中心的越窑①，已烧制青瓷，倍受众人称誉，烧制质量极高的青瓷制品，则是中唐以后的事了。顾况在《茶赋》②中称青瓷为“越泥似玉之瓯”。另外，有关越窑青瓷的最著名的记述，即在《茶经》③中陆羽认为“瓷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次，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其次，从8世纪中期到9世纪末的很多诗文中，越窑青瓷都得到了赞赏。不久，质地优良的越窑青瓷。就以“秘色青瓷”称谓。

    二、秘色青瓷与贡窑

    多年来，关于秘色青瓷的实际情形，人们都难以理解，但据1988年陕西省法门寺塔下唐代地官的发掘④，才逐渐对秘色青瓷的情况有所了解和认识。在法门寺塔下地宫出土14件越窑青瓷的同时，还出土一通《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宝器衣物帐》碑，上面载有“……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叠子共六枚、……”的字句，这就证明所出土的越窑青瓷，即是秘色青瓷，我们知道法门寺唐塔地宫封闭于咸通15年(874年)，因而，可以说这里的“秘色”一词是使用最早的例子。

    可是，唐末徐寅有题为《贡余秘色茶盏》⑤诗，朱伯谦先生以此诗为依据，认为秘色青瓷即为进贡用的瓷器⑥。事实上，秘色青瓷作为贡品使用的记载多散见于《册府元龟》《十国春秋》《宋会要》及《宋两朝供奉录》等史料中。

    另外，1977年浙江省余姚县上林湖附近出土了有光启3年(887)纪年的青瓷罐形墓志⑦，此墓志文除纪年外，还有“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的字样。这说明在唐代确实有贡窑存在。

    这里，我想回顾一下有关吴越国建立时的情形。乾符元年(874)黄巢之乱以后，唐王朝陷入极度混乱时期。第二年，又由于浙西狼山镇遏使王郢之叛乱，两浙之地也处于极端混乱之中。在杭州临安县石镜乡组成自卫军的统帅董昌，于中和元年(881)，集中杭州8县自卫团，成为杭州刺史，之后又成为浙东节度使。董昌的副将钱*,于光启二年(886)，斩除了刘汉宏并占领了浙西要地——越州。于景福二年(893)成为浙西节度使。董昌亲任浙东节度使，让属下一钱*占据浙西节度使之位，进而掌握两浙之地，并乘乱世之际于乾宁2年(895)，自封为帝。钱*以此自封为理由攻灭董昌并占据两浙之地。又以朱全忠攻灭大唐建立后梁，改元号为开平作契机，建立了吴越国。两浙地区是经济发达区域，吴越国自然是经济繁荣之地，但由于与南唐相邻，而常常受到威胁，只有与此保持均衡，才是保障本国安全的外交上的基本政策。因而，与中原五朝建立友好关系，暗中牵制后唐的同时，对其他诸国实行善邻方针，发展贸易往来，这就是吴越国积极开展向中原各国朝贡的最主要的理由⑧。

    由吴越国钱氏向中原诸国朝贡的记录，在《册府元龟》中最详细⑨。最初的朝贡记录是开平3年(909)4月进行的。而且，同一记录里秘色瓷器的第一次出现，是同光2年(924)对后唐的朝贡。尽管如此，上述“贡窑”的记述，由于已在有光启3年(887)纪年的“青瓷罐形墓志”中见到。于光启二年(886)占领越州的钱*，在占领后不久，企图讨伐董昌，认为应该得到中原诸国协助，深感朝贡的必要性，这才开始着手对贡窑的运行与管理。

    最近，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的出川哲朗先生就“秘色青瓷”与“贡窑”的关系，对比上述的法门寺塔下地宫出土的《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金银宝器衣物帐》中“秘色”的用例，提出了以下意义深远的观点⑩。“秘色，是指很漂亮，质地优良的青瓷，也许是指浅灰色的青瓷。起初是对质地精美的青瓷的爱称。吴越王钱氏一当上国王，越窑就成为烧制贡品瓷器的瓷窑。宋代越得麟所著《侯鲭录》等有以庶民与家臣不得使用这样的瓷器为由，故称“秘色”的民间传说。”这可以被认为是法门寺出土碑文发现以后的恰当见解。即是说烧制精美青瓷的窑址在越州，至迟在874年前后存在、其青瓷称为“秘色”而受人们赞赏。可以认为是钱氏占领越州后不久，为了保持与中原诸国的协调路线，而开始进行朝贡的880年间设置了“贡窑”。”

    三、关于晚唐五代时期越窑青瓷的造形

    晚唐五代时期的越窑青瓷，与以前的越窑青瓷明鲜不同，并呈现出洗练的风格。不仅是烧制技术、方法的改善，连晚唐五代以前未见过的器形，格式化的刻花纹饰都能见到。表1中列举了“年代明确的唐·宋越窑青瓷”。据有限的纪年铭资料看，表1—20水邱氏墓出土的越窑青瓷，确立了越窑风格上的变化。在整然的器形上，频繁施以洗练的格式化的纹饰。笔者希望在钱氏的朝贡中，找到晚唐五代时期越窑青瓷精湛的理由。

    如上所述，越窑青瓷作为贡品使用的记录留下很多资料，但值得注意的是，不仅仅是秘色青瓷作为朝贡用品，还有吴越国的特产金属器、漆器、丝织物等各种各样的工艺品，都一同赠送给中原诸国(11)。

    据《册府元龟》来看，吴越国的朝贡品内，银制品每次有数千两到数万两之多，到五代末(959年)共有20次朝贡记录。而且，在元和年间(820年)以降，在《新唐书地理志》《元丰九域志》《宋史地理志》等史籍中都能看到，吴越国内的睦州、衢州、越州、婺州、处州等地都出产银子的记载。从法门寺唐塔地宫出土的“鎏金鹦鹉团花纹双耳圈足银盆”(12)的底部，阴刻“浙西”二字。同样吴越国内的温州、湖州、台州、婺州等是漆器的产地。很遗憾。在《册府元龟》里吴越国的朝贡品目中，看不到关于漆器的记录。有关此事日野开三郎先生记录为“大概各类漆器是以器物名称而记的吧(13)。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听取的见解。

    从上述事例可推测出，吴越国是以越州青瓷为主，金属器、漆品等的生产为兴盛，有着丰富的，优秀的工艺文化存在的地方。在对中原诸国的朝贡之际，集中有关吴越国工艺品制作的全部精力，生产出了精美的产品。在反复制作朝贡品的过程中，青瓷、金属器、。漆器等别具匠心，可以说超越各种材料特有造形的表现形式而相互影响，并提高其洗炼的程度。也可以说，晚唐五代时期的越窑青瓷，很快达到洗练的程度，有着同样的理由，在其设计逐步洗练的过程中，吸收了同期青瓷以外朝贡品的构思特点。 

    那么，我想以纪年铭资料为中心。考察一下其他材料的工艺品是如何在构思设计上影响晚唐五代时期的越窑青瓷的。

    年代明确的越窑青瓷中，能够确认的受金属器影响的资料，是前面提到的表1—20中的“褐彩云纹镂孔鼎炉。此炉酷似金属器具。如法门寺唐塔地宫(14)及江苏省丹徒丁卯桥出土的金属器具(15)。尤其是在丹徒出土的银器上，能够看到如意头形的镂空纹，与褐彩云纹镂孔鼎炉上以褐彩所施的如意头纹饰是相同的。

    在水邱氏墓也出土了四足带盏银壶(16)，与此基本同形的青瓷四足壶，是晚唐五代时期越窑青瓷中常见的器形(17)。

    在大英博物馆，有关于乾符4(887)年铭文的12件银器的一系列资料(18)。其中包括银制五瓣花高脚碗。在高圈足上以五瓣花做成的腹壁是其特征。与此大体同形的越窑青瓷出土于余姚窑址(19)。而且，在法门寺唐塔地宫也出土了同一器形的秘色青瓷五瓣花碗。

    李辉炳先生在《调查浙江鄞县窑址的收获》(20)一文中，阐述了鄞县窑产品与余姚窑的不同特点，但着眼于蝶形纹饰，这种蝶形纹饰的表现方法散见于丹徒出土的银器中，法门寺唐塔出土的“鎏金银香囊”也施有类似的纹饰。

    在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收藏有京畿道开城地区高丽古墓出土的越窑青瓷唾壶(21)一把。此唾壶的腹部所施的莲瓣纹饰，与有961年纪年铭文的江苏省苏州市静志寺虎丘塔塔基出土的越窑青瓷莲瓣纹碗、托相类似，因而可推测它们为大致同期的作品。而唾壶上部中间为孔穴镶边所采用的纹饰处理方法，散见于有918年纪年铭文的蜀王建墓出土的银胎漆五瓣花盘(22)的边缘及江苏省丹徙出土的银器中。

    可是，1979年，在江苏省苏州市七子山发现了一座无纪年铭墓葬(23)。出土物有青瓷夹耳壶、青瓷方盘、青瓷金釦圈足碗、鎏金银云龙纹合子等，报告称青瓷金部为越州秘色青瓷。青瓷夹耳壶在广东省广州市石马村有959年铭文的墓葬里出土(24)，在钱元瓘墓也出土了有942年铭文的盖子(25)。从以上情形分析，可以得出：“七子山五代墓的出土物，是十世纪中期的产物”的结论。

    类似于七子山五代墓出土的青瓷方盘，在钱元瓘墓也有发现(26)，而且青瓷方盘是有微细雕刻纹饰的范例，它被英国阿苏莫里安美术馆所收藏(27)。这些青瓷方盘的祖形可从湖北省监利县福田公社出土的一组漆器中看到(28)。方形但四角内凹的设计。最初也许不是陶瓷器的形制，而是漆器所特有的形式。漆器所有资料中，包括有撇足底的宜瓣花碗。它与前面涉及到的银器及越窑青瓷器中的五瓣花高脚碗显示了共同的特点，因而，大致可看作是晚唐五代时期的产物。

    陈万里先生曾经着手整理余姚上林湖窑址出土的越窑青瓷片纹饰，汇编成《越器图录》一书。记录的纹饰内，很多显示出与晚唐时期的金属器所特有的细雕纹饰有共同特点。

    再者，若留意七子山五代墓出土的鎏金银云龙纹盒子，就会发现盒上的龙纹图案的表现手法，与陈先生的《越器图录》中的龙纹及迈特洛·波里丹美术馆收藏的刻花龙涛纹钵的表现非常相似。

    《越器图录》里的人物画等的表现方法、与法门寺唐塔下出土的“鎏金飞天仙鹤纹壸门座茶罗子”及“鎏金人物画银坛子”上出现的人物的表现方式很类似。

    《越器图录》中的鸟纹图案，与丹徒出土的“鎏金凤凰纹弧形银盒”圈足部所施鸟纹的表现形式是相同的。

    《越器图录》中的凤凰的表现、与法门寺唐塔出土“鎏金人物画银坛子”上的凤凰表现方法是相同的。

    《越器图录》中的蔓草纹的表现，和有广顺2(952)年铭文的浙江省杭州市吴汉月墓出土的青瓷刻花纹水注(30)腹部的蔓草，与前述的水邱氏墓出大的四足带盖银壶的四周及江苏省丹徙出土的“鎏金鹦鹉纹五瓣花碗”腹部所施的纹饰等相似。

    在此，想着重看一下凤凰图案。英国·迪威德财团所藏的青瓷刻花纹双凤纹盘，是晚唐五代时期越窑青瓷的代表性作品。羽翼张开、翼端朝着中心方向，以强调整体图案造成的旋转运动状态。凤尾从根到稍用一束束刻文来表现，有时，在左右作出小小的漩涡纹饰。

    如果在金属器中寻找这样的双凤纹图案，我们可从陕西省蓝田出土的银盘(31)内部看到。另外，还散见于前述的蜀王建墓出土的银漆五瓣花碗内壁及江苏省丹徒出土的鎏金鹦鹉纹五瓣花碗内壁等。

    在晚唐五代时期的越窑，烧制了大量的青瓷刻花纹盒子，例如，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的“青瓷刻花双鸟纹盒子”(32)，与961年纪年铭文的江苏省苏州市静志寺虎丘塔塔基出土的“鎏金双凤盒子”的器形及纹饰很相似。

    四、总  结

    以上，是对有关晚唐五代时期越窑青瓷的设计构思不得不达到最精炼程度的要因的若干考察。在研究吴越王钱氏对中原诸国因朝贡而带来的越窑青瓷，不久，对耀州窑青瓷的构想产生重要影响的同时，晚唐五代的越窑青瓷所起的作用，不只是决定了北宋青瓷的发展方向，而且，在中国陶瓷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五、追  记

    吴越王钱氏的朝贡记录，在本文中多次引用了日野开三郎先生的详细研究，而制成朝贡表。依据日野先生的这一业绩，以青瓷、金属器、漆器、纤维制品等复制钱氏朝贡品，将不仅在中国陶瓷史上，而且在中国工艺史，文化史上都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在已了解秘色青瓷实质的今天，我希望通过各位研究者的努力，在综合性研究方面取得长足进展。

    注  释

    ①陈万里《中国青瓷史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②757年前后写成。

    ③760年左右完成。

    ④《文物》，1988-10。

    ⑤894年前后写成。

    ⑥朱伯谦：“越窑解说”见《越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⑦同(6)书中的图149。

    ⑧日野开三郎《五代吴越国对中原朝项与海上贸易》。关于吴越王钱氏不得不对中原诸国朝贡的背景，在很多地方依赖日野先生出色的观察力。

    ⑨同⑧。以下关于朝贡记录的抽取，依据同一论文中的《吴越国朝贡表》。

    ⑩出川哲朗的“唐·北宋的越窑青瓷”，见《越窑青瓷Ⅱ——从唐至宋—》大阪市之东洋陶瓷美术馆。1994。

    (11)钱氏对中原朝贡的品目，与(9)同书，收录在《吴越国十三州土贡衷》及《吴越十三州土产表》中。

    (12)同④。

    (13)同⑨。

    (14)《文物》，1988-10，图版3之12，图版6之4。

    (15)《文物》1982-11。

    (16)《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1981年。图版10—1。

    (17)例如，上海人民出版社《越窑》中的图153及同⑩中的图版20、22、23等。

    (18)矢部良明：《从晚唐五代陶瓷看五瓣花的流行》，见《博物馆》300号。

    (19)浙江省文管会，金祖明：《浙江余姚青瓷窑址调查报告》，见《考古学报》1959-3期中的图版7-6。

    (20)《文物》1973—5。

    (21)《世界陶瓷全集·小学馆》第12卷。

    (22)《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

    (23)苏州市文管会、吴县文管会：《苏州七子山五代墓发掘报告》，见《文物》1981-2。

    (24)《考古》1964-6。

    (25)《考古》1975-3。

    (26)同(25)。

    (27)《世界陶瓷全集·小学馆》第21卷。

    (28)《文物》1983-3。

    (29)陈万里：《越器图录》，中国书局，1936。

    (30)《考古》1975年3月。

    (31)《考古与文物》1982—1。

    (32)《东洋陶瓷大观》11卷。

    附表：年代明确的唐·宋越窑青瓷

    1)浙江省诸既县牌头，贞元10年(794)墓出土的青瓷水注与青瓷碗。(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姚仲沅：《浙江临安板桥的五代墓》《文物》1975-8。

    2)浙江省上虞县红光帐子山，贞元17年(801)墓出土青瓷砚，瓶各1件。(朱伯谦：“越窑解说”《越窑》美乃美，1981。)

    3)浙江省绍兴县湖塘古城，元和5年(810)，唐户部侍郎北海王府君墓出土，青瓷垂壶(陈万里：《越器再谈》，《文物参考资料》1954—5。)

    4)浙江省绍兴县湖塘古城村，元和5年(810)王叔文夫人墓出土。青瓷水注(《世界陶瓷全集11·隋唐编》小学馆，1976年)。

    5)浙江省嵊高二村，元和14年(819)墓出土的青瓷蟠龙罂、青瓷、多解瓶，青瓷碗各1件。(与2)同)。

    6)江苏省镇江市西南磷肥厂，元和15年(820)府君基出土的青瓷水盂(镇江博物馆刘建国：《江苏镇江唐墓》见《考古》1985-2)

    7)浙江省慈县鸣场附近，长庆3年(823)钱姚夫人墓出土青瓷墓志(小山富士夫《青瓷》陶瓷大系36，平凡社，1978年，插图131)

    8)江苏省镇江市西南磷肥厂，宝历2年(826)殷府君墓出土。青瓷水注1件，同6)

    9)浙江省嵊县，太和8年(834)墓出土青瓷蟠龙罂。同1)

    10)浙江省余姚上林湖附近，大中4年9850)，胡珍妻朱四娘墓出土，青瓷双耳罂1件(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金祖明：《浙江余姚青瓷窑址调查报告》，见《考古学报》1959-3)。

    11)浙江省海宁县徐步桥，大中7年(853)墓出土，青瓷五瓣花盘(同2)书中)

    12)浙江省杭州市，大中14年(860)朱南娘墓出土青瓷四耳瓶1件(北京故宫博物馆院藏品)。

    13)浙江省余姚县樟树周家店，咸通7年(866)墓出土，青瓷罐形墓志(同2)书)。

    14)陕西省西安市西郊枣园，咸通12年(871)，张叔尊墓出土八棱青瓷瓶(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段绍嘉：《介绍几件陕西省出土的唐代青瓷器》，见《文物》1966—4)

    15)陕西省西安市法门寺地宫出土咸通15年(874)碑文的同时，出土秘色青瓷14件(圈足八棱净水瓶1件，五瓣花碗5件、银棱碗2件，平底盘6件)(见《文物》1988—10)

    16)江苏省扬州市五台山，光启2年(886)卫氏墓出土，青瓷钵1件。(吴炜：《江苏场州五台山唐墓》见《考古》1964—6)

    17)浙江省余姚县上林湖，光启3年(887)墓出土，青瓷罐形墓志。(同2)书中的)

    18)浙江省宁波市遵义路出土乾宁5年(898)铭砖块的同时，出土青瓷碗，青瓷瓶、青瓷钵、青瓷壶、青瓷水注等等(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杭州，临安五代墓中的天文图和秘色瓷》，见《考古》1975—3)。

    19)浙江省临安县临天公社明堂山，光化3年(900)钱宽墓出土青瓷四耳壶，青瓷碗，青瓷盆各1件，(浙江省博物馆、杭州市文管会：《浙江临晚唐钱宽墓出土天文图及“官”字款白瓷》，见《文物》1979年—12)

    20)渐江省临安县西市上街明堂山，天复元年(900)水邱氏墓出土，青瓷罂，炉，青瓷碗等(明堂山考古队陈元甫、姚桂芳：《临安县水邱氏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1981)

    21)浙江省余姚上林湖，无名氏墓出土，梁龙德2年(922)的青瓷罐形墓志，(王士伦：《余姚窑青瓷器探讨》见《文物参考资料》1958—8)

    22)福建省福州市郊战坡，长兴元年(930)闽刘华墓出土，青瓷长颈瓶6件，青瓷碟1件，(福建省博物馆：《五代闽国刘华墓发掘报告》，见《文物》1975—1)

    23)浙江省杭州市，吴越国弘佐元年(942)钱元瓘墓出土，青瓷龙纹四耳壶残1件，青瓷刻花水注残1件，青瓷方盘4件，青瓷器盖3件，(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杭州，临安五代墓中的天文图和秘色瓷)，见《考古》1975年—3)

    24)江苏省南京市，南唐国保大3年(945)南唐高祖李升与夫人宋氏合葬墓出土，青瓷盘数件，(南京博物馆《南唐二陵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57)。

    25)浙江省杭州市，广顺2年(952)吴越国钱元瓘夫人吴汉月墓出土，青瓷耳大壶残1件，青瓷水注残1件(同17)

    26)河北省北京市南郊养鸡场，辽国应历8年(958)赵德钧墓出土，青瓷莲瓣纹碗1件(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南郊辽越德钧墓》，见《考古》1962-5)

    27)辽宁省赤峰市大营子村，应历9年(958)辽卫国王鲋马墓出土，青瓷五瓣花盘1件(前热河省博物馆筹备组：《赤峰县大营子辽墓发掘报告》，见《考古学报》1956-3)

    28)江苏省苏州寒山寺虎邱塔塔基出土，宋建隆2年(961)修复铭文时，出土青瓷刻花莲瓣纹碗、托一套，青瓷碗2件(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苏州虎邱云岩寺塔发现文物内容简报》，见《文物》1957年—1)

    29)江苏省南京市，南唐乾德3年(965)南唐元，李景与夫人钟氏墓出土，青瓷碗5件(与23)同书)

    30)浙江省温州市西郊大桥头，开宝3年(970)青瓷碑出土1件，(温州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徐定水《温州西郊出土北宋瓷质碑铭》，见《考古》1965—3)。

    31)河北省县城内电子公司院内，静志寺5号塔基(太平兴国2年(977)重修)出土、青瓷莲瓣纹碗1件，(《文物》1972-8)

    32)北京市八宝山，辽国统和13年(995)韩佚墓出土，青瓷划花人物纹瓜形有盖水注1件，青瓷划花纹碗、托一套，青瓷双凤纹钵1件，青瓷碟4件，青瓷碗1件(北京市文物考古队，黄秀纯·傅公铖(辽韩佚墓发掘报告)，见《考古学报》1984—3)

    33)浙江省绍兴县文物管理委会收集，上海博物馆藏，咸平元年(998)青瓷蕉叶纹四耳罂(沈作霖《介绍一件宋咸平元年粮罂瓶》，见《浙江省文物考古学刊》1981)

    34)浙江省鄞县小白市窑址出土，大中样符5年(1012)青瓷水注残1件，(浙江小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鄞县窑址瓷器》，见《考古》196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