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门寺，是周原孔道旁的一座千年古刹，位于陕西省扶风县城以北十公里处的法门镇(亦称祟正镇，即汉时的美阳县治，唐时的岐阳县治)。其东距西安一百一十公里；西至宝鸡九十余公里；南临渭河，隔水与秦岭主峰太白山遥相对峙；北依美山，土地平旷，风光绮丽。《诗经·大雅·绵》曰：“周原*(左月右无)*(左月右无)，蓳荼如饴”。是说这里长的野草也是甘甜可口的。三千年来，这里物华天宝，人文荟萃。1981年8月24日，明万历年间修造的十三级“阁楼式”砖塔(即“真身宝塔”)，在经历了三百七十五年的风风雨雨后，因雨水浸渗而半边坍塌。1987年在重修砖塔、清理原塔基时，发现了唐代地宫，从而使珍藏了1113年的唐皇室瑰宝得以面世，特别是佛教梦寐以求的佛祖释迦牟尼指骨舍利的重现，震动了海内外。这批文物不论在社会、政治、经济、宗教、科技、美术及中外交流等各方面研究上，都具有极重要的学术价值。它的发现，揭开了华夏历史积淀而成的法门寺文化的新篇章，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幸事。
一、法门寺历史与佛教地位
法门寺古称阿育王寺，从中国古代著名的皇家佛寺，以保存佛指舍利而成为当今世界佛教的祖庭。
据佛典和有关资料记载，法门寺始建了“西典东来”的东汉时期，作为寺院建筑一部分的真身宝塔，相传是印度孔雀王朝的君主阿育王役使鬼神在世界各地所建八万四千佛塔之一。但传说终归是传说，并不能等同于事实。根据有关文献及法门寺周围的考古调查，其建寺确切年代应在北魏文成帝“初复佛法”之后至西魏时期，是国内最早的一处著名的“灵境”。
大魏二年即公元558年，被北周宇文氏集团任命为岐州刺史的北魏皇室后裔拓跋育，为之献媚于宇文氏，便对其视为“圣地”的古周原上的阿育王寺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地扩建，“削旧规，创新意，广以台殿，高其闬闳，度僧以资之，刻石以纪之。”①昔日的民间小寺一跃而成为官办的大寺，这是法门寺发展史上重大的转折点。但时隔不久，北周武帝字文敏登基，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二次灭法运动。在这次法难中，初步兴盛起来的法门寺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寺内建筑被严重破坏，“唯有两堂独存”②。
公元581年，北周静帝大定元年二月，巫相杨坚受周禅，建立隋朝，改元开皇。“开皇三年，周朝废寺咸乃兴立之。”③法门寺也得到了恢复，“开皇中改为成实道场，仁寿末，右内史李敏复修之，赓其铭也。”④“大业五年，……此寺从废，入京师宝昌寺。其塔故地仍为寺庄。”⑤由于隋文帝对法门寺之北的凤泉寺特别偏爱，“美其地泉，仍就置塔，俯临目极，诚为虚迥，”⑥因而法门寺在隋代受到冷落，成为专门弘扬成实宗的寺院。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也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法门寺也发展到了它的极盛时期。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高祖李渊下敕钦定，原来的阿育王寺改称为法门寺。唐高宗显庆四年，赐名会昌寺。中宗于景龙四年旌表为圣朝无忧王寺，塔曰“大圣真身宝塔”，文宗开成年间由于寺院上空出现了五色祥云，诏改为“法云寺”。唐武宗李炎会昌五年，法门寺遭到极大破坏，殿宇拆毁，僧人被逐，“衔天宪者，碎殄影骨，上以塞君命”。⑦懿宗年间，由于寺有佛指舍利，因改名为“重真寺”。
五代时，偏安于关西的李茂贞，对法门寺进行旷日持久地修复。这是会昌法难之后官方对法门寺进行的规模最宏大的修葺。
宋代，法门寺扩建为二十四院，僧众甚多，徽宗亲题“皇帝佛国”匾额于山门。这一时期，法门寺区域不但有所扩大，同时还开设了水磨，浴室院等，其营业兴旺，仅浴室一项即可“日浴千人”，⑧成为宋代寺院佛教的经济模式。
明洪武年间，改“重真寺”为“祟正寺”，知县杨瞻并改该寺所在镇名为“祟正镇”。隆庆三年(即1569年)，唐时所建之四层木塔朽塌。万历七年，扶风人杨禹臣、党万良等重修法门寺塔，因属民间捐资所修，故至万历三十七年才告竣工，历时三十年。
清代的顺治、光绪年间对法门寺均有修葺。尤以光绪十年(1884年)合镇绅民商贾同力复崇法门寺遗址，工程浩大。民国二十八年，国民党下野将军朱子桥募捐筹款五万大洋再修法门寺，并请法师住寺主持佛事，其目的在于希望大众精诚团结，而护国息灾。1981年塔身半壁坍毁，1987年重修时发现了地宫及宝藏。
在佛教发展史上，位于“鹑首之郊，凤鸣之境”的法门寺，因其瘗藏着佛指舍利，随着印度佛教的衰落，其特殊地位日益显示出来。北周以降，王室显贵纷纷前来膜拜、供养。隋唐时期，由于寺院经济的发展，由于佛骨舍利的特殊影响，由于帝王“八荒来服，四海无波”的政治需要及其对佛教的重视支持，佛教急剧地兴盛起来。而这实际上又是从法门寺起步的。特别是唐代，这里成为皇宫之外的内道场。既是皇家祈愿、供养的场所，又是诸帝迎奉佛骨的“护国”总道场。佛事隆盛最为重要的表现，莫过于八帝六迎佛骨。
最早敕令开启地宫的是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五年，李世民接受岐州刺史张德亮奏谏，敕令首次开启地宫，展示佛骨，并敕令建寺庙，拉开了这一重大佛事活动的序幕。唐代高僧道宣在《三宝感通录》中记到：“贞观五年，岐州刺史张(德)亮，索有信向，来寺礼拜。但见古基曾无上覆，奏敕望云宫殿以盖塔基……古老传云，此塔一闭经三十年一示人，令生善。亮闻之，以贞观年中请开，剖出舍利以示人，……既出舍利，通观道俗，……京邑内外，崩腾同赴，屯聚塔所，日有数千。”这次开启地宫展示舍利，虽未迎入宫中，但为以后诸帝迎奉，开了先河。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六五九年)李治听信僧人智琼等的禀奏，举行了有唐以来第一次规模宏大的迎佛骨活动。并于显庆五年三月敕请舍利入洛阳宫内供养。此时武后已参预政事，称为“二圣”。高宗、武后不仅对舍利及法门寺进行了大量舍赐，而且为舍利制作雕镂穷奇的金棺银椁，“数有九重。并在法门寺塔下为舍利修建了地宫(亦即“石室”)，以龙朔二年(公元662年)派道宣等人护送回寺。按照中国传统埋葬制度的最高等级，瘗埋于石室。这一举动，改变了印度次大陆用婴坛瘗埋舍利的方式，这对印度佛教仪规是一个新的改造，从而也说明了佛教中国化的成熟。
武后长安四年(公元704年)，武则天举行了第二次奉迎活动，按古传三十年一次的奉迎规定，此时已超过十五年。这次奉迎是武则天有生之年的最后一次崇佛活动，也是她一生中最大的佛事活动之一。当时，其命凤阁侍郎崔玄*(左日右韦)和法藏、纲律师等迎舍利于东都，并荐于明堂。次年，佛骨还未送回，武后便死去。中宗于景龙二年派法藏造白石灵帐一铺，将佛骨送回法门寺。中宗、韦后为了表示虔诚，剪下头发，进行供养，亦表其以身侍佛之意，且刻石以记之。
唐肃宗李亨在安史之乱中，抢班登基，为了借助佛教影响巩固政权、稳定人心，便于上元元年(公元760年)举行了第三次迎佛骨活动。由于连年战争，国库空虚，因而迎佛活动规模较小，历时仅两月，便匆匆收场。
第四次迎佛骨是在德宗贞元元年二月，《资治通鉴》卷二三三载：“春，诏出岐州无忧王寺佛指骨迎入禁中，又送诸寺以示众，倾都瞻礼，施财巨万，二月乙亥，遣中使复葬故处。”这次迎奉距上次恰好三十年，实属按不成文的规定，借助佛法以达统治民众之目的。
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唐宪宗遣中使杜英奇押宫人三十，持香花，迎佛骨至长安，“留禁中三日，乃送诸寺，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后，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迎佛活动在长安城内掀起了一股史无前例的宗教狂热。这种劳民伤财之举，受到刑部侍郎韩愈等孔孟之徒的反对，因而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论佛骨表”事件。
唐代最后一次迎佛骨活动发生在懿宗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这次迎奉情况在《旧唐书》、《资治通鉴》、《杜阳杂编》中均有记载。其规模之大，耗资之多，供品之丰富，都是历代所没有的。从有关文献看，这次迎奉从咸通十二年就己开始准备，迎奉时从法门寺到长安三百里间，“道路车马，昼夜不绝，”并“导以禁军兵仗，公私音乐，沸天浊地，绵亘数十里。仪卫之盛，过于郊祀，元和之时不及也。”⑨“以金银为宝帐香舁，仍用孔雀*(左甬右毛)毛饰宝刹。……刻香檀为飞帘花槛瓦木阶砌之类，其上编以金银覆之，舁一刹用夫数百。其宝帐香舁不可胜记，工巧辉焕，与日争丽。又悉珊瑚玛瑙珍珠瑟瑟缀为幡幢，计用珍宝，不啻百斛。其剪彩为幡为伞，约以万队。……长安豪家竞施车马，驾肩弥路。四方挚老携幼来观者，莫不疏素，以待恩福。”⑩佛骨迎入禁中，供养三日，然后“出置安国、崇化寺供养，宰相似下竞施金帛，不可胜记。”(11)七月，懿宗晏驾。僖宗李儇即位，诏送佛骨于法门寺。这是唐代最后一次将佛骨法器、宝函及大量供器秘藏于寺内地宫。从而构成了灿烂辉煌的地下历史宝库。
法门寺及佛指舍利在唐代受到许多皇帝的宠敬，在全国众多的佛寺中法门寺独占鳌头，这在中国乃至世界佛教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主要因为，有唐诸帝深信佛教宣扬的塔门三十年一开，则“岁丰人泰”，或曰“岁谷稔而兵戈息”，或曰“玉烛调，金镜朗，氛祲灭，稼穑丰。”(12)金代诗僧师伟在《奉赞法门寺》诗中称“历代王孙争供养，六朝天子递修鲜。”应是这种关系最好的说明。
法门寺的兴盛，除前边提及的原因外，还与其所处的地域有关系。法门寺地处古周原，这里是周人的发祥地，同时也是中国儒家思想的发源地。历代王朝均视此为圣地。由于这一特殊的地理环境，法门寺便成了佛教中国化与中国佛教化双向运动的中心。
佛指舍利在有唐一代备受殊礼，产生过深远影响，事载竹帛，流付古今，举世咸悉。唐亡以后，尽管这样的宗教狂热由于时代的变更而表现不同，但其虔诚之心一如既往。古代长安曾被喻为佛教第二故乡，法门寺就是这第二故乡的首府，其在佛教发展史上的重要位置，是其它寺院不能替代的。
二、唐代考古的重要收获
法门寺地宫文物是唐代皇室遗留的集群性文物，其包括唐代真身宝塔地宫的建筑遗址、四枚佛指舍利及为供养舍利而奉献的金银铜器、琉璃、秘瓷、丝绸和石刻等物。这批文物制作精巧，形体优美，多有錾文；另外，品类广泛，等级高，宗教性极强。这对研究唐代文化、中国文化史、世界佛教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依据。
(一)地宫建筑遗址 法门寺唐塔地宫，平面略呈“甲”字形，从南向北由漫道、平台、隧道、前室、中室、后室及秘龛所组成，总长21.2米，宽2至2.5米。完全用石条铺砌而成。其建筑规模宏伟，是目前考古发掘所未见的。据已发现的唐代陵墓形制及文献记载的唐代陵墓制度考查，这个地宫是仿唐量室墓葬的最高形制而建造的，从而反映出唐代统治者对佛教的尊崇程度。
(二)佛指舍利，法门寺塔地宫居于核心地位的文物是佛指舍利古文献记载，全国境内供奉佛舍利的著名寺院共有四处：即泅州的普光王寺，代州五台山、终南山和岐州的法门寺。而以法门寺供奉的“真身指骨舍利”最为著名，影响最大。法门寺地宫共藏佛指舍利四枚，其中真身指骨一枚，其余三枚属于影骨。形状、大小基本相同，与地宫出土砾石记载相符。佛指舍利的再次面世，是佛教界的一件幸事，同时，也纠正了近代人关于法门寺佛指舍利的讹传。这些舍利，均安置于宝函之中，最多至八重(史载武则天曾用九重宝函置舍利)，至少也有三重。这完全是按中国古代埋葬帝王的棺椁制度瘗藏佛指舍利的，是佛教中国化的具体表现。
(三)金银器皿 出土的121件金银器制作富丽堂皇、极为精美，是唐代金银器的重要发现。在许多方面，其重要性都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次发现。这批文物除了日常生活用品外，还有成套的茶具和各式各样的熏香用具，及许多与佛教有关的金银器皿。其中金银法器和供养器及瘗藏舍利的容器，既是研究佛教考古的宝贵资料，也是十分难得的艺术珍品。其制作以京城的文思院为主，代表了唐代金银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
下面，对这批金银器中的鎏金鸳鸯团花双耳圈足银盆、鎏金珍珠装捧真身菩萨，盛置佛骨的宝函棺椁、熏香器及僖宗供奉的一套茶具作以具体说明。
鎏金鸳鸯团花双耳圈足银盆，是专门用来洗浴佛像圣物的器皿，制作极为讲究。盆口作成花瓣形状，底衬阔叶石榴组成的大团花，盆底饰鸳鸯相戏，探头于花丛，形象生动真切。壁部饰有四对站立于仰莲座上鼓翅欲飞的鸳鸯，周围用流云点缀，花纹缜密，口径460毫米，总重一百五十五两。是我国迄今发现金银器皿中最大最精美的珍品，盆外底壁錾“浙西”二字，应是南方进奉皇室的贡品，体现了唐代后期江南地区金银手工工艺的水平在全国处于很突出的地位。
鎏金珍珠装捧真身菩萨，整个造型分上下两部分。上部菩萨高髻，头戴花蔓冠，上身袒露，斜被披帛，臂带宝钏，双手捧上置錾刻发愿文的鎏金银匾的荷叶形盒，下著羊肠裙，胡跪于莲台之上，通体饰以珍珠缨络，神态端庄。莲座呈钵形，顶面八曲，边饰联珠，顶面与底面錾有梵文。腹壁上下共饰四层仰莲花瓣，每层八瓣，上两层花瓣内各有尊菩萨，或结跏坐，或手执莲、捧琴，形象各异，座中鼓腰饰执剑，执斧、托塔、拄剑的四天王。覆钵形底座上部饰八瓣覆莲，并錾有梵文，下部饰八尊三头六臂金刚，均有背光。其荷叶形盘内金匾錾文为：“奉为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圣广孝皇帝敬造捧真身菩萨，永为供奉，伏愿圣寿万春，圣枝万叶，八荒来服，四海无波，咸通十二年辛卯岁十一月十四日皇帝延庆日记。”这是懿宗特为供养真身而打造的，确系唐皇室等级最高的器物。具有佛教密宗的曼荼罗特点，是研究密教的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
盛贮佛指骨的宝函与棺椁，是地宫供养器物中又一类等级很高的珍品，其中鎏金四天王盝顶宝函，是“八重宝函”中的第二层，通体鎏金。前有司前，后有铰链与函益相连，益顶面錾饰两条龙，斜刹饰双龙戏珠图案，立沿各饰两只伽陵频迦鸟，四面錾刻四大天王像，其錾文分别为“北方大圣毗沙门天王”，“东方提头赖咤天王”，“南方毗娄博沙天王”，“西方毗娄勒叉天王”。各率数名侍者降妖伏魔，是密宗教义的生动图解。他们执弓、持剑、托塔等姿态，又具有唐代中国武将的风度。“八重宝函”中的第四重为鎏金如来说法银函。顶部四只伽陵频迦鸟，正中和四角饰十字三钻金刚杵图案。密教色彩浓厚，函正面为如来说法图，如来两旁侍坐两位菩萨和四位弟子，又有金刚和童子各二位侍立，佛座前置一香案，立有一香炉，佛顶上面有两位捧杯飞天。函体左右两面分别为坐象普贤和坐狮文殊菩萨。二菩萨四周围侍以十几个小鬼，接引使者、金刚沙弥随侍，造型逼真而细腻。函体背面为带帷帽的坐佛，佛座前有供案，供物三品，两旁有四尊菩萨，两位弟子、二位童子侍围。佛首上有华盖，身后为菩提树。整个宝函场景丰富、生动，人物众多，工艺精湛。八重宝函最里一层，是宝珠顶单檐纯金四门塔，塔顶为宝珠形，以两层仰莲纹为底，上饰流焰纹，四面攒顶铸瓦愣纹沟，檐角翘起，阁额及檐下均饰菱纹。塔四面开门，门周布鱼子纹饰，门下有象征性飞梯至塔座，塔内有一银控，用以套置佛指，整个塔体金碧辉煌，与从塔门显露的皎洁玉润的圣骨相映，灵光熠熠，令人神往，还有鎏金双凤纹银棺，高72毫米，长102毫米。棺盖前部錾饰莲台形花盖，冲间錾双凤衔缓带。棺前档錾饰一象征性的门形图案，两侧各有一足踏莲花的菩萨护守，后档有两只蹲狮守护，棺两侧各錾一金刚力士。以棺盛佛骨，既显示其归宿自然，又不失永恒不灭之义，中国化佛教特色从这里得到了体现。
迎真身双轮十二环金花银锡杖，由上至下錾刻十二缘觉僧，桃轮顶焊两重流云束腰仰莲座，座顶置一智慧珠，全长1965毫米，超过日本正仓院所藏之铜头锡杖。是目前所见形制最宏伟最高级的佛教法器。
熏香器中的鎏金双蜂团花银香囊，直径达128毫米，是目前所见的唐代同类器物中最大者。鎏金卧龟莲花纹五足朵带银香炉，重380两，也属这次出土之重器。
在大量的金银供养器中，唐僖宗供奉的一套茶具，是考古史第一次发现的成套茶具，由茶碾子、槽子、罗子、笼子、盐台等组成、制造新奇，工艺精湛，实属罕见之系列性文物珍品。其中鎏金茶槽子，小巧玲珑，类似中药店的碾槽，上饰展翅飞翔的鸿雁，*(左石右呙)轴上饰金团花，线条流畅，犹如春蚕吐丝，给人一种优美感和富于韵律的节奏感。而茶罗子上所饰之飞天，身段秀美，神态妩媚动人，飘飘欲飞的薄衣裙更给人以动感。这套茶具是研究中国茶文化最好的实物资料。使人们对古籍中“吃茶”一词及日本茶道的渊源都有了新的认识。
这批金银器中有錾文的约占总数四分之一。内容都有一定的叙述格式，即负责制作的部门，制作的原因，时间、器物的名称、件数。重量、质地、工匠、监制官或僧人及职衔等。这对鉴定文物，研究特定时代的生产和工艺水平。内官设置，社会关系及佛教与政治的关系，佛教发展趋势等问题，都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
(四)秘瓷、琉璃 法门寺出土瓷器16件，根据《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金银宝器衣物账》碑记载：“瓷秘色碗七口，瓷秘色盒子、叠子六枚。”和出土文物相应证，知道秘藏于宝漆盒中的13件瓷碗、瓷盘、叠子确属“秘色瓷”。这一重大发现解开了中国古陶瓷研究史上悬而未决的秘瓷之谜。这批秘瓷乃唐懿宗给佛祖舍利的供品。据推算，地宫封闭于咸通十五年正月，瓷器的生产当在公元874年以前，这是我国发现年代最早，又有明确记载的秘色瓷。其色多为青绿或淡黄，其形优美，其质温润，釉色薄而均匀，留有秘藏时包装纸上的仕女图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批秘瓷中的两件漆平脱银扣碗，漆黑平托上饰贴粘金银团花，银扣口沿，内壁呈米黄色，显得雍荣华贵，十分精美。
这次出土的琉璃器二十件。其在当时与金玉同样贵重。这是我国琉璃器类考古中的一次重要发现。这批文物多属唐僖宗所送供器。其中包括青绿色茶具、八瓣描金蓝色盅、釉彩玻璃盘，黄色盘口细颈贴花瓶、印纹直桶杯等。中国是世界上较早产生玻璃的国家之一，西周时期已能生产简单的玻璃管珠等，由于种种原因在以后的发展中技术未能提高，落后于其他国家。自汉代丝绸之路开通后，西亚玻璃品便流通至我国，虽然中国曾仿制外来玻璃，但仍未能达到当时的国际水平。故唐僖宗奉佛的这批玻璃供器很可能是古代大食国的贡品。就某些器物而言，不仅在我国罕见，就是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琉璃器，充分表现了我国唐代的开放气度，反映了中国历史上的成功经验。
(五)丝绸织品 中国丝绸在世界上久负盛名。唐代是我国丝绸织物工艺发展的繁荣时期。无论就其花色品种，还是织造技术和质量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丝织品在千件以上。据《物账碑》记载，属武后、唐懿宗、唐僖宗、惠安皇太后等供奉的就达七百余件。极为珍贵的是女皇武则天的供品“武后绣裙”。这些丝织而基本包括了唐代丝织工艺的所有品类。有锦、罗绫、纱、绢、刺绣、印花等。刺绣的加工技术有蹙金绣、蹙银绣、平绣、贴金绣、贴金加绣、绣加绘等；印花技术则有镂空版印花，凸版印花、描金绘花、木版人物画等。其中的织金锦和蹙金绣则是以前仅见于文献而从未有实物可鉴的首次发现。尤其是为“捧真身菩萨供奉的蹙金绣半臂、全襕袈裟、案裙、拜垫等，保存完好，光泽质地如新。这套微形衣物中的蹙金绣半臂。衣长6.5厘米，袖长4.1厘米。按其比例，衣长仅过胸，对开襟，领、袖缘以捻金线盘金绣折枝花为饰，花蕊钉珠一颗，是一件典型的唐代仕女短袖上衣形制。金襕袈裟，长11.8厘米，宽8.4厘米，四周设缘，以捻金线钉绣云纹，中部界以方格纹，格中绣莲花，四周饰卍字。蹙金绣拜垫，长7.5厘米，宽7.1厘米，四边设缘，中部以捻金线满填订绣莲花，花蕊有珠饰，四角有卍字。地宫出土的其它丝织物亦多为服装、鞋帽，也有部分生活用品。其中的毳纳佛衣，是用鸟羽毛所织而成，为佛教密宗导师作主持祈祷时所服，十分珍贵。就捻金丝来说，目前世界上最细直径为0.2毫米，而法门寺地宫出土的最细直径仅为0.1毫米，这反映了当时加工金丝技术的高超，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唐代丝绸能够饮誉世界的原因。
(六)唐代石刻 出土的《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碑，叙述了法门寺及唐代迎佛骨的历史及“会昌法难”时寺僧以“影骨”搪塞，保护灵骨的过程，这对研究唐代佛教史及法门寺史有极高的史料价值。《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宝器衣物帐》碑，记述了供品的名称、数量，供奉者的姓名及打造作坊等，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这批文物提供了很好的文字资料。汉白玉浮雕阿育王塔，四方形、中空、通体彩绘，四面门上浮雕菩萨像，既保留了印度风格，也是盛唐佛塔的典型式样。汉白玉双檐灵帐，高大宏伟，雕造精工，是目前同类考古发现中的精品。石刻天王及金毛蹲狮，带有浓厚的写实手法。表现力度很强，在雕刻风格上显然是受了西方的影响。
三、法门寺历史文物的文化价值
法门寺地宫文物具有极为丰富的文化积淀和极高的文化价值。从目前研究状况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揭示了唐皇室与密教的关系 法门寺在唐代是供奉佛指舍利的皇家寺院。其弘法活动内容受皇权思想支配，带有明显的帝王感情色彩。开元以后，除武宗崇信道教外，其余诸帝大多信奉佛教中的密教。如唐玄宗对一行极为尊崇。惠果深受代宗、德宗父子二大的仰戴，致使当时上至朝廷、下及仕庶，多受其灌顶，或以弟子自称。肃宗对密教更是崇拜，在安史之乱中，恭请密宗大师不空设坛念佛，以降“恶魔”。代宗几乎每天都请密宗和尚进宫讲经、念咒，当吐蕃入侵时，曾请讲“仁王经”，以抵御其入寇京师。
另外，从法门寺地宫文物及其摆放位置均可看出唐皇窒与密教的特殊关系。据地宫发掘时的现场观察，在真身舍利入藏地宫时，曾举行过密教的舍利供养仪式。凡供养物及造像的摆放程序及形式，都按密教的仪规进行。以后室的布局为最有代表性。后室中身呈正方形，其中间摆放八重宝函，内置佛指舍利一枚。两边有护法天王，四角各置阏伽瓶，宝函前放五足朵带银香炉，正前右两侧为波罗子和银芙蕖。其与宗教供养法中的护摩坛场相间。八重宝函中第四重，其正面的主尊者即思维相六臂如意观世音菩萨，其左右眷属造像为如意轮供养菩萨，后面主尊为大日金轮，这种造像属首次发现，石窟造像中尚未见到。左边主尊为药师如来，其密号为不功金刚。福动金刚。右面主尊为释迦如来，这些均符合密教仪规。
地宫出土天王造像多尊，宝函和地宫门上也都有护法天王与金刚力士，都是为保护舍利而刻造的。是密教仪规的内涵之一。地宫出土的其它文物及其表面装饰，也都和密教相符合。如捧真身菩萨所跪的束腰莲台，上部有供养菩萨和伎乐飞天图像，中部束腰，为护法四大天王，下部为三头六臂的八大明王，束腰上、下刻有梵文。座下有立沿，饰联珠纹与莲瓣纹一周，内层中心錾十字三钻金刚杵。这种形式的莲座本身就是典型的曼荼罗坛。
和密教有关系的还有鎏金银三钴杵纹阏伽瓶，阏伽水碗、素面长柄银手炉，臂钏、锡杖等。阏伽瓶主要用来盛净水，以供尊者浴洗，涤除烦恼和垢尘。长柄手炉是密宗执法导师(即阿阇梨)所执，内盛香料点燃，口诵真言秘法，为弟子传授密咒、灌顶浴垢。臂钏，按《物帐碑》记载应叫“随求”。为密教造像中的八庄严之一，也是密教阿阇梨道场用具之一。锡杖是佛教常用的法器，而法门寺出土的三枚锡杖均与密教有关。其中大银锡杖顶端上的五股金刚杵，表示毗卢遮那、阿閦、宝生、无量光、不空成就五佛；顶端宝珠象征佛的智慧，杖首外的四股十二环表示四圣谛十二因缘。铜锡杖柄上端所刻的“僧海云、僧义真”等，都是晚唐密教高僧。
除上述代表性器物外，象银芙蕖，波罗子、象首金刚铜香炉等，皆和密教有关，其中好些器物上的纹饰，都表示着密教的某种仪轨。
地宫器物的布局及请文物的形制、纹饰，表明：作为唐代皇家寺院的法门寺，其供佛器物具有浓厚的密宗色彩。同时，还表明：会昌灭佛后，密宗教派依然很活跃，而且对皇室的影响很深。
(二)破译了陶瓷史上的千古之谜 中国是瓷器的王国，唐代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一个极重要的时期。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的十三件有文字登录的秘色瓷，为破解古陶瓷研究史上长期悬而未决的秘色瓷之谜提供了实物证据。并为中国陶瓷考古断代方面提供了可靠的标准。同时，这批秘色瓷的面世还表明，唐代文化经济重心自安史之乱后已明显移至江南。而生产于江南的秘瓷在北方的法门寺出土，这对我们进一步了解法门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作用，
(三)提供了琉璃器研究的新标本唐代，中外文化交流和经济交流十分频繁，尤其是中国和中亚、西亚的贸易往来特别密切。中国的丝绸、瓷器、纸张等通过丝绸之路源源不绝地运往西方，而西方的琉璃、珠宝等工艺品又源源不绝地传入我国。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这批琉璃器具有浓厚的西亚风格，据文献考证，很可能属于古代西亚国家送给唐帝国的贡品。为了表示对佛祖的虔诚，唐代统治者又将这些当时价值连城的伊斯兰器皿用来供奉法门寺佛骨舍利。这批琉璃器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伊斯兰琉璃器，其为研究早期伊斯兰琉璃器提供了品类独特、断代明确、记录清楚的典型标本，为研究世界琉璃史提供了新的可靠的实物资料。
(四)反映了唐代金银器制作的工艺水平 法门寺地宫珍藏的一百二十多件金银器，其考古价值是空前的。其在当时的等级特别高，多系皇室供奉、品类齐全，集群性、系列性都很强。且由于供奉于佛祖，统治者为显示自身功德，在大部分器物上都刻有錾文，时间、物主、产地十分明确。不仅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而且充分显示了唐代金银器制作的工艺水平。其对唐代金银器制作工艺的发展沿革，对唐代金银器宫廷手工业作坊制度，对唐代手工业发展的历史地理变迁，对唐代金银器的艺术风格以至对唐代社会生活及文化、经济诸方面都具有重要的认识作用。
(五)、提出了中外文化成功交流的范例 佛教本是一种外来文化，在这里经过中国儒家文化相碰撞。使印度佛教在舍利瘗藏制度等方面全面按照中国儒家的制度进行。从而使佛教带上了浓厚的中国色彩。唐代最后一次迎奉法门寺佛指舍利时，参加者不仅有中国的高僧，还有中天竺的沙门僧伽提和。从而使这次盛大的迎奉活动成为世界性的迎奉活动。前面提及的琉璃器，也是古代中西文化成功交流的实证。唐僖宗供奉的茶具，不仅为我们研究唐代饮茶习俗提供了珍贵资料，而且也为研究中日茶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地宫出土的四十五尊造像函，是国内首次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金刚界曼荼罗成身会造像，这对于密宗东传日本后成身会曼荼罗的变化提供了无可置辩的实物资料。今天，我们通过研究法门寺历史文物，来了解古代中西文化成功交流的范例，这不仅有益于我国的改革开放，而且也是对世界文化的有益贡献。
四、近年来的法门寺文化研究
(一)关于法门寺文化
文化是一定历史阶段物质的精神化与精神的物化。从集合的角度看，其内容包括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及精神的物化产器三个方面。法门寺文化，顾名思义，就是法门寺在其一千多年发展的历史上形成的丰实文化积存，是古代中国本土文化与主要由丝绸之路东渐中华的佛教文化相互结合的产物。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法门寺佛教文化。法门寺文化以佛教文化为特征，深深体现出佛教中国化与中国佛教化的双向发展逻辑，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着特殊地位。历史上的法门寺，以真身舍利的存在被佛教界视为祖庭。隋唐时代封建统治者的大规模迎佛骨活动，使法门寺更以皇室“内道场”之尊超越一切宗派、一切寺院。封建国家的佛教政策、文化政策和政治格局在此得到充分体现。法门寺佛教对佛教在全国的发展具有导向作用，是中国佛教文化的核心。(二)法门寺历史文化。其主要包括法门寺历史沿革、法门寺文化的历史机制及法门寺文物反映的历史问题。法门寺历史文化对于我们了解中国封建盛世有唐的历史文化乃至整个中国的历史文化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三)法门寺文物考古。法门寺地宫出土文物一千余件，皆唐代文物之精萃。数量大、等级高、錾文内容丰富。其包括佛骨、石刻、金银铜器、纺织品、瓷器及琉璃器。考古领域的开拓对于我们了解法门寺佛教在世界的地位、了解唐代艺术风格、唐代手工业技术发展状况、唐代丝织技术水准、唐代中国瓷器远去海外的原因、唐代的开放气度与时代风貌等都有着极其特殊的意义。(四)法门寺文学艺术。法门寺文学艺术在一千余年的发展过程中积聚了丰富的遗产和成果。在文学方面主要包括历代寺僧，名人关于法门寺的诗词歌赋，与法门寺有关的织锦回文诗《璇玑图》、戏剧《法门寺》，以及大量民间文学故事、神活、风俗掌故等，在艺术方面主要包括存在于地宫文物之上的艺术成就和书法精品。这些文化资源所折射的光辉无一不是理解法门寺的重要线索，这些文艺杰作所包容的美无一不是人类文明的奇珍瑰宝。法门寺文化的文学艺术成果是法门寺文化走向世界的真正动力。
法门寺文化具有多种文化的聚合性，具有在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双向运动中作用的特殊性，具有出土文物器类的丰富性。因此，法门寺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相对于东方文化、中国文化、佛教文化等大的文化体系而言，法门寺文化是其子系统或次子系统体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了解法门寺文化，我们对于唐文化的了解，对中国文化史和世界佛教史的了解都是有缺陷的。
(二)近年来的法门寺文化研究
纵观法门寺文化的研究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7年至1990年首届国际法门寺学术研讨会召开之前。这一阶段中国大陆学者共发表学术方面研究论著计专著十五种，论文六十余篇。这些论著主要以评介、公布考古发掘资料和对若干历史、佛教民间文学艺术等方面问题的探讨为内容，反映了学术界对法门寺文化研究的初涉水平。这一时期港台和海外学术界对法门寺历史文物的研究也非常关心、重视。许多国家的学术刊物及时译介《扶风法门寺唐塔地宫发掘简报》和其它考古资料，根据文物提供的新信息，对有关问题进行研究。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日本的镰田茂雄、气贺泽保规，美国的罗伯特·布里尔博士，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所长管东贵，香港中文大学的高美庆等。这一阶段对法门寺文化的研究具有自发性、零散性和初涉性三个基本特征。
第二阶段是1990年9月首届国际法门寺学术讨论会召开至今。当时，面对法门寺历史文物昭示的多种文化聚汇的独特现象，面对众多的研究者、研究团体的高涨热情和众多的研究成果，建立“法门寺学”，从文化学的角度通过对法门寺发展过程的总体把握来说明法门寺这一文化质点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使人们更好地认识中国文化的基本轨迹势在必行；建立系统、科学、全面研究法门寺的学科体系的条件也已初具雏形。于是，法门寺博物馆在张岂之教授等“综合研究”的学术导向下，勾划了法门寺历史文化的四大领域。得到了黄心川、霍松林，石兴邦、宋伯胤等著名学者的分学科领导、推进研究和大力支持。1990年9月9日，由法门寺博物馆发起并与社科联共同组织的“首届国际法门寺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法门寺隆重召开。来自国内外的著名专家学者共一百多人出席了会议。中顾委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汪锋和省、市县领导出席了开幕式。会议收到中外学者的论文七十三篇，全面展示了国际学术界从历史、佛教文化、考古、文学艺术等领域综合研究法门寺历史文化的成就，解决了法门寺文化研究的许多重大问题。会议还成立了以陕西省省长白清才为名誉会长、张岂之教授为会长的法门寺文化研究会。建立了“陕西——北京——全国各地——海外”的研究交流网络，制定了“每年单科推进，五年综合交流，循环往复”的研究发展程序。这次会议是对法门寺历史文化研究的一次全面系统的大总结、大检阅、大构架，标志着学术界对于法门寺历史文化的研究从此走上一个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这次会议被国家定为学术一级会议。会后，创办了法门寺文化研究专利，并正式出版了《首届国际法门寺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2年农历四月初八(佛诞日五月十日)，国际法门寺佛教学术讨论会按预定计划又在法门寺召开。赴会学者近六十名，提交论文二十二篇。这次专题讨论会，主要研讨了法门寺佛教史、法门寺佛教密宗、法门寺佛教艺术等学术问题。会议把国内研究和国际研究，把佛学专家和佛教学问家共同研究，把单科研究和单科内分支研究这三个层次有机结合在一起，从而把法门寺佛教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从以上情况看，第二阶段的研究工作成果主要体现在两次研讨会上。而组织性、系统性和开始深入性则成为这一时期法门寺文化研究的总特征。
总之，近年来法门寺文化研究成果丰厚、发展迅速，影响广泛。一次重要的考古发现能在学术界产生这样巨大的影响在中国学术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它标志着法门寺文化研究进入新的历史时代。法门寺文化研究已从陕西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注 释
①《无忧王寺真身宝塔铭并序》。
②《集神州三宝感通录》。
③《法苑珠林》。
④《无忧王寺真身宝塔铭并序》。
⑤《集神州三宝感通录》。
⑥《集神州三宝感通录》。
⑦《大唐咸通启送歧阳真身志文》碑。
⑧《浴室灵异记》。
⑨《资治通鉴》二百五十二卷。
⑩《隋唐佛教史稿》。
(11)(12)《资治通鉴》二百五十二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