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门寺唐代辉煌的时代背景

    有唐一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期。波澜壮阔的唐文化是极著称于世的!

    唐代，法门寺为皇家寺院，佛教各派的祖庭，唐密的最高法界，法门寺佛教文化达到了辉煌的顶峰。

    没有辉煌的唐文化，就没有辉煌的法门寺文化。因此，当你游览、朝拜或研究法门寺之时，要弄懂法门寺佛教文化，就必须懂得唐文化。唐王朝的开明开放政策，唐文化的开明开放性格，是法门寺辉煌的时代背景和重要原因。

    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唐文化的时代性格特征是什么?

    有学者认为，是“统一与兼容，斗争与发展，继承与创新，吸收与消化”；

    有学者认为，是“时代特征，民族融合，佛教色彩，开放风气”；

    有学者认为，是“丰富多采，兼容并蓄，开放性”。

    还有学者对唐文化的主要魅力，概括如下：“博大的内容，恢宏的气势，雍容华贵的风度，昂扬向上、坚定执着的进取精神，生动自然、兼容并蓄的开放性格，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和艳丽明快的色彩。”

    笔者认为，无论从什么角度审视唐文化，人们的共识是：唐文化的最大魅力是它十分鲜明的开明开放性格!

    (1)四海向往  万国朝唐

    唐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强盛时期，国力强盛，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民间普遍充足，人民安居乐业，文化发达。“诗圣”杜甫曾诗赞：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宝。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库俱丰实。”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

    唐时疆域广阔，在西域设安西四镇和都护府，安西都护府稳定地设在龟兹王城近百年之久，管辖越过葱岭以西到达吐火罗和波斯以东。唐朝以强盛的综合国力，建立民皇帝和“天可汗”的双重崇高地位，有足够的魅力吸引各国首领前来贡拜。唐王朝非常注意密切国际关系，重视中外交流。有人统计，唐代除中亚的康国、石国、曹国、安国等一直维持朝贡关系外，新罗使节到唐长安89次，阿拉伯大食国使者进入长安39次，拂菻(拜占廷即现意大利)使者7次，狮子国(斯里兰卡)使者3次，日本遗唐使有15次，每次约200—500人，林邑24次，真腊11次。至于史书记载次数不详的朝鲜(高丽、百济)、婆罗门(印度)、泥婆罗(尼泊尔)、骠国(缅甸)、波斯以及北非、东非诸国等，都非常普遍。

    唐政府也积极频繁地派使者出访周边国家，并划拨政府专项费用给予支持。武则天圣历三年诏令：“东至高丽国，南至真腊国，西至波斯吐蕃，乃坚昆都督府，北至契丹、突厥、靺鞨，并为入蕃，以外为绝域，其使应给料，各依式。”唐朝出使北天竺(印度北部)的王玄策，出使日本的郭务宗，出使吐蕃的李道宗等，都是著名的外交家。

    唐长安设有外交机构鸿胪寺和专门接待的外国宾客馆、礼宾院，负责一切接待事宜，且供给其入唐后资费。据《通典、边防典》列举，与唐发生联系的国家、政权和部落达189个，其中东夷19个，南蛮55个，西戎75个，北狄40个。据今人统计，当时，与唐政府发生联系的国家与地区有300多个，中亚、南亚、西亚等来唐使团共343次。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一大批来自阿拉伯地区的琉璃器群，折射出当时万国朝唐、宾至如归的壮阔场面，再现了大唐泱泱大国的卓越风姿!

    (2)通商贸易  互利互惠

    贞观元年(626年)，唐朝就开放关禁：“使公私往来，道路无壅，彩宝交易，中外匪殊。”贞观四年，西域各国派遣商使入唐，唐太宗下诏：“听其商贾往来，与边民交市。”此后丝绸之路和“香料之路”使西域、波斯、大食等国的商旅源源不断进入河西和长安，海上商船也长久不息地到达中国。唐王朝对对外通商贸易非常重视和保护利用，在中亚驻扎军队保护商旅安全，且征收较低的商税，实行“每千文征收过税二十，住税三十”的制度，商税一般为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关市令》中规定，“诸蕃客”第一道关口检查后，其余关口不必重复检查。中唐，对海上贸易也采取轻税保护政策，大批外国商人经由陆路海道来到长安及洛阳、广州、泉州、扬州等地，运来香料、药材和珠宝，带走丝绸、陶瓷等物。当时除不得在边境诸州进行冶炼钢铁、开采矿业以及弓箭兵器贸易外，其余都可进出口。并允许外国人入境居住、通婚联姻、参政做官等。

    (3)平等相待  友好相处

    唐时，国际交往甚多，外国或异族人来唐居住者众多。唐王朝与他们平等相待，友好相处。按《唐六典》记载，唐政府对外国侨民在中国领土上发生的纠纷，有专门法律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明确规定，同一国家侨民之间的案件，唐政府尊重当事人国家的法律和习惯，根据该国的俗法处理，享有一定的自治权；而对不同国家的侨民在唐发生的案件，则按唐法律处理，在法律地位上与汉人完全平等。

    唐王朝允许外国外族人与汉族通婚联姻。《东城老父传》记，元和年间“北胡与京师杂处，娶妻生子，长安少年皆有胡心矣。”《资治通鉴》记唐德宗贞元二年，“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

    唐王朝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外国人或异族人担任官职。如畿京道委任的715人次中，异族人为76人次，占十分之一多。安国人安附国父亲曾任刺史、将军、封定襄郡公，安附国本人为左领军府左郎将，后授上柱国，他的两个儿子分别任右钤卫将军和鲁州刺史，一家三代在唐做官。高丽人高仙芝官至开府仪国三司，武威太守、河西节度使，为唐开拓西域立过大功。波斯人李元谅曾为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节度使等。日本遣唐使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曾任安南都护、镇南节度使、御史中丞等职，留唐达54年，告老回归时大诗人李白赋诗抒情：

    日本晁卿辞帝都，

    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

    白云愁色满苍梧。

    切切真情厚意，是当时中日友谊的形象写照!

    中国名僧鉴真大师曾六次东渡日本，前五次均告失败，终于公元754年到达日本，时已67岁。鉴真大师把中国的佛教文化、建筑技术、雕塑艺术、医学、药学等带到日本，至今受到日本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4)留学云集播种文明

    唐朝经济上的强大，文化上的繁荣，对周边诸国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一批批外国学子翻海越岭到中国留学。《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长安国子监增筑学舍和增加学员，“于是四方学者云集京师，乃至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升讲筵者至八千余人。”唐廷不但在学习、生活上对外国留学生关怀备至，还专门开设了优待外国留学生的科举考试“宾贡科”。教育科目中引入了一些外国的知识，如印度、伊朗的医学知识。

    据日本学者考证，日本入唐留学生有姓名的有149人。带回中国书籍1．6万卷，占唐朝书籍的四分之一。新罗留学生更多，仅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时，就有216人。不少外国留学生学有成就。许多外国人留唐工作。也有不少学成回国，很有成就。在长安苦读17年的日本学生吉备真备，回国后位居右大臣，还采用汉字偏旁创造了日本新文字“片假名”。在长安大寺寻师求法的日本僧最澄，回国后成为日本佛教天台宗的创始人。空海在长安青龙寺学习密宗，回国后开创了日本真言宗。

    (5)文化开放  创造文明

    在统治思想方面，唐代不是“独尊儒术”，而是儒、释、道“三教调合”，多教并行。佛教、伊斯兰教、摩尼教、火袄教、景教在唐廷同时或相继流行。尤其是外国佛教高僧汇集长安讲经传教，翻译佛典，建立寺院，成立宗派，带来了佛教的新经典、新思想。如开元四年(716年)中天竺僧人善无畏携带梵本经吐蕃来长安，开元七年(719年)，南天竺僧人金刚智也携弟子不空由海道经广州、洛阳到达长安，前后寓居长安达四十五年，历经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号称“开元三大士”，创立了中国佛教的唐密文化。他们是法门寺唐密曼荼罗文化的先行者和开创者。

    文化的开放交流、融合，总使双方都得到发展。尤其是唐代传统儒、道文化与佛教文化的互相交流、影响、渗透，使唐文化在各方面有了大的新的发展，启迪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了旧的观念，产生了不少的新思想，新的文化形式。法门寺辉煌的佛教文化和唐文化，就是当时的缩影和体现!

    西域或外国文化在唐都长安，是长期流行的时尚。以舞乐最为突出，宫廷十部乐中，除燕乐、清乐外，其他均为外来乐典。箜篌、琵琶、筚篥、都昙鼓、毛贞鼓、羯鼓等乐器皆为从波斯、印度或西域等传入。软舞曲中的“苏合香”、“回波乐”，健舞曲中的“柘枝”、“胡旋”、“胡腾”、“拂菻”、“阿辽”、“达摩支”等，都是具有外国特色和异族风格的舞蹈。歌舞戏类的“拔头”、“骠国乐”、“南诏奉圣乐”等也是从外邦传入，至于吸收外来乐舞而新创作的“霓裳羽衣舞”、“菩萨蛮舞”、“醉浑脱”等著名歌舞，更是中外文化互融的结晶。长安乐府中有许多乐工是外国世家，有时演艺者皆为：“肤肌如玉鼻如锥”的外国男女。长安还盛行外国的艺术，如由“婆罗门胡”表演拂菻的幻戏，宫廷、民间都喜欢打的波罗球，每年正月十五夜“西域灯轮千影合”的游乐活动。

    在文学方面，唐代的小说诗歌在题材、内容上有浓厚的域外气息。唐诗中透露的开放气息更为浓烈。有人统计，唐诗中涉及对外交往内容的约有五百首。例如元稹的《西凉伎》：

    狮子摇光毛彩竖，

    胡姬醉舞筋骨柔。

    大宛来献赤汗马，

    赞普亦奉翠茸裘。

    生动地展现了当时中外物质交流，文化交流的盛景壮观。

    绘画雕刻艺术方面，以域外人物、物品为对象的作品很多。绘画“王会图”，是唐太宗朝中书侍郎颜师古所作，反映的是贞观三年“远方诸国来朝贡者”的盛大场面。著名画师阎立本的“职贡图”，为贞观五年林邑、婆利、罗刹国进贡之写真：贡使与仆从，“或负鸟笼，或负象牙，或持孔雀掌扇，或牵牛羊，尚有其他异域珍物，名不可尽识。”1971——1992年乾陵章怀太子墓的发掘，向世人展示了唐代艺术的开放性。在墓壁的50多组壁画中，“礼宾图”再现了当时各国使者到长安后准备谒见唐皇的情景，场面盛大，气氛热烈之极!

    在社会生活中，也弥漫着开放开明的气息。唐人的服装五彩缤纷，长安流行着充满异域情调的胡服、胡帽、胡屐。饮食方面，流行着胡食，如胡饼、抓饭、烧饼、搭纳等。人们的生活较丰富多采，甚至从西域输入的马球运动在妇女中流行。诗人张籍《寒食内宴二首》中的二句就是当时宫女们在寒食节进行马球比赛的写照：

    廊下御厨分冷食，

    殿前香骑逐飞球。

    以上这些，向世人展示了唐文化的开放开明性格和巨大魅力。

    伟哉!美哉!壮哉!

    法门寺的佛舍利来自异土，博大的佛教文化源于异邦。法门寺唐代的灿烂，本身证明了唐文明的开放特征，并且得利于唐政府的英明政策和唐文化的开明开放性格。当时长安是世界最大的都市，唐帝国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唐代，中国佛教文化，法门寺唐密文化，茶道文化等陆续传向日本、韩国等国家与地区。法门寺以佛指舍利和二十四院的规模为中国乃至世界佛教的朝拜中心，中国为佛教的第二故乡。

    今天研究这一现象，对我们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确有极高的价值与启迪么?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祖先唐时的开明开放精神!国内的朋友，华夏儿女，当你们光临法门寺，可曾想到或体会到中华民族这一开明开放品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