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佛祖释迦牟尼

    释迦牟尼，姓乔达摩，名悉达多。释迦，种族名，牟尼，含有“能仁”、“能儒”、“能忍”、“能寂”等意。释迦牟尼意即释迦族的“圣人”，是佛教徒对他的尊称。

    释迦牟尼相传是古印度北部迦毗罗王国(今尼泊尔南部提罗拉科特附近)“净饭王”的太子，属刹帝利种姓。母亲“摩耶夫人”是邻国拘利族无臂国王的女儿。按当地的风俗，妇女怀孕以后回娘家生育，摩耶夫人临产前回娘家途中在蓝毗尼花园(今尼泊尔南部陀利耶村罗美德寺院处)生下了悉达多。

    关于释迦牟尼的生卒年月，古印度史籍没有明确记载，而在南传和北传佛教中则有不同的说法。据汉译《善见律毗婆沙》出律记，推断其生年约在公元前565年至前485年之间，大概与中国孔子同时，南传佛教或作公元前623年至公元前544年，或作公元前622年至前543年，说法不一，全均不逾其大致年限。

    据说悉达多出生7天，母亲即去世，由姨母波阇波养育长大。幼年时受传统的婆罗门教育。16岁时，奉父命与表妹耶输陀罗完婚，生下儿子罗睺罗。成年后，有感于人世生、老、病、死各种烦恼无法解除，加之对当时的婆罗门教不满，于是29岁时，不顾父王的劝阻，毅然离妻别子，舍弃王位，出家修道。

    史载悉达多出家后先到跋加仙人的苦行林修行，以种种苦行折磨肉体，求得精神解脱。但这种苦修并未能使他悟道解脱。于是便南渡恒河，列摩揭陀国的首都王舍城，跟随论派信奉者阿罗逻·迦罗摩和郁罗迦罗摩子修习禅定，但仍认为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于是又来到伽阇山苦行林，传说他“日食一麻一麦”，磨砺身体，在尼连禅河边静坐思维，实行苦行，历时六年，结果徒劳无获，终于悟出苦行无益。于是在尼连河池洗去六年的积垢，接受了牧女所献乳汁的供养，调养身体，恢复气力，最后来到菩提伽耶的一棵毕钵罗树下，双腿结跏趺坐，端正身念，静思冥索，发誓：“我今若不证天上大菩提(觉悟)，宁可碎此身，终身不起此座”。经过七天七夜(也有说七七四十九天)，悉达多感到心理平衡，一切烦恼不再从心里生出，心情豁然开朗，终于悟觉成道。此时他已35岁。从此，悉达多被人们尊为“佛陀”或称为“佛”，意为真理的觉悟者，因为他是释迦族人，成道以后人们尊称为释迦牟尼，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而皈依他的佛教信徒尊称他为世尊、释尊。

    第二节  法轮初转

    释迦牟尼悟道以后，为了使他的思想学说能让别人理解和接受，他在恒河两岸奔走，广招弟子，开始了长达四十五年的传教活动。

    在波罗荼期城外的鹿野宛，他向侍从阿若*(左忄右乔)陈如等五人说法，并接纳他们成为最初的弟子，这次说法，佛典上称为“初转法轮”。

    以后又陆续收了耶舍，迦叶三兄弟，舍利弗、目犍等人，后来他的许多亲属如堂弟提婆达多、儿子罗睺罗、姨母波阇波提也皈依了佛教。

    传教过程中佛教势力渐渐扩大，组成了佛教徒组织一僧团。释迦牟尼的学说慢慢地被社会上层所接受，并得到了王族和富豪在政治与经济上的强大支持。在王舍城摩揭国频婆娑王及其子阿阇世王先后皈依，在舍卫城受到拘萨罗国波斯王的皈依。史载佛陀传有弟子500人，其中著名者有10人，佛典称“十大弟子”。随着信徒的日益增多，释加牟尼的宗教哲学开始广泛为人接受和信服，在南亚次大陆上如月经天，江河行地，不断壮大。

    在此期间，基本形成和奠定了原始佛教的基本教义。它的根本思想可以概括为四圣谛八正道及十二因缘。佛教认为人生是“无常”的，充满痛苦意念，正确的禅定。按照释迦牟尼教导的道理去修行、处世，是八正道的基本要求。

    四圣谛又称“四谛”，即四种真理。包括苦谛、集谛、灭谛、道谛。八正道是指八种超脱世间痛苦，消除痛苦根源的一切理论说教和修习方法，包括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正进、正定八种。佛教认为事物的生与灭都是由“因缘”决定的，所谓“因此有彼，无此无彼，此生彼生，此灭彼灭”，这就是“缘生”或“缘起”理论。把人生分为十二个环节，即：无明、行、识、名色、六处(眼、耳、鼻、舌、身、意)、触、受(感受)、爱、取、有、生、老死，前后互为因果，人生的痛苦就是“无明”引起的。

    佛教的另一个重要理论是善恶因果报应的教义。说人的行为包括身、口、意三个方面，称为“三业”。善的行为将有好的报应，恶的行为有坏的报应。这种报应是通过“过去”(前世)，“现在”(今世)来世的三世轮回实现的。

    “五蕴”论是早期佛教的哲学理论基础。五蕴是指色(相当于物质)，受(感受)，想(相当于知觉)，行(意志)，识(意识，精神)，是构成人及一切生命，以至整个世界的基本因素。它们按一定的因果关系聚合在一起，又按一定的因果关系分解，因此，人与一切事物都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实体或主宰者。此即“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人认识到这个道理，对五蕴及由五蕴组成的人生及一切事物的追求，就可摆脱生死轮回和一切苦恼。

    释迦牟尼传教的方式灵活多样，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的对象，用偈颂、散文、故事、比喻、问答等各种形式，演讲佛法。他还让弟子们到处说法传教，使佛教思想在社会上广为传播。

    第三节  四次佛教结集

    公元前六世纪中叶，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并在古印度本土传教四十余年。在释迦生年，他的佛教学说没有整理成文。释迦牟尼涅槃后，他的弟子们为了继承他的事业，开始以集体忆诵、讨论的方法收集整理他的言论(佛教称为结集)，形成了第一批佛经，这就是所谓的“三藏”典籍。

    第一次结集举行于释迦逝世的当年，有500比丘参加，会议的结果形成了三藏典籍中的经藏和律藏。所谓经藏，即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种种说教的语录汇编。所谓律藏，即释迦牟尼所规定的佛教信徒种种行为的规范，又称戒律。最初结集的律藏称《八十诵律》，是由佛弟子优婆离分八十次诵出的。

    第二次结集是在释迦逝世110年左右时举行的。当时，佛教僧团内部已明显地分成两大派，以上层领导集团为代表在戒律方面坚持旧的信条，反对任何革新；而广大僧众则要求放宽戒律。于是分别集会，根据自己的观点结集佛说，这次结集后，佛教僧团内部正式分裂为上座部和大众部两大派，开始了佛教史上的部派佛教时期，即内部分裂、宗派林立的时期。这一时期先后出现过十八个派别，他们在“佛说”的名义下进一步修补以往传承下来的经和律，佛经由此大大扩展起来。

    公元前3世纪的印度阿育王时代又进行了第三次结集。这次结集“宣说”了三藏中的“论藏”部分。论藏，即佛弟子注释和发挥经藏内容的著作。这次结集后，三藏典籍得以完备。此后约一个世纪的贵霜王朝，国王加腻色迦又主持了第四次结集，重新整理三藏，并以文字载录成书。在贵霜王朝的第四次结集期间，佛教分裂为大乘、小乘两大派。大乘佛教在公元7世纪后开始密教化，公元8世纪成为印度佛教的主要派别。

    赵朴初先生在《佛教与中国文化》一文中曾说：“佛教在印度本土的流行约有1800年历史(自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12世纪)。粗略划分，可分三期：初六百年，为部派佛教形成时期；中六百年，为显教大乘派发展时期；后六百年，为秘密佛教流行时期。”

    第四节  大乘小乘

    公元前323年，即周显王四十六年，印度摩揭陀国王族*(左方右丹)陀罗笈多建立孔雀王朝，统一了北印度。

    公元前273年，即周赧王四十二年，笈多的孙子阿育王即位，阿育王用武力统一了古印度，使孔雀王朝达到了极盛时期。

    战争结束后，阿育王感到战争中杀戳过重，加之年迈的羯陵迦国国王被俘后，宁死不屈，在囚禁中自尽身亡，给他以极大震憾，他渐渐明白只靠武力可以征服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但却难以征服民众的心，领悟了“依法胜，是为最胜”的道理，于是幡然悔悟，逐渐接受佛教思想的教化，深自忏悔。

    他立佛教为国教，并下令在王宫及全国各地树立石柱，开凿石壁，在上面刊刻诏令。在他主持下召集了佛教历史上第三次也是最隆重、最具开创性和划时代意义的结集。

    阿育王对佛教最大的贡献是传法的“跨国行动”。相传他把释迦牟尼的真身舍利，分成八万四千份，派出僧侣与信徒持舍利与佛经到国内偏远地区以及四方邻近的国家去布道施法，弘扬佛教。他们的足迹遍及古印度各地及毗邻各国，甚至还远达了叙利亚、埃及、希腊等地。自此，佛教开始走出印度，走向世界，终于成为世界性的宗教。

    孔雀王朝成为印度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帝国。阿育王在位40多年，由于他的皈依佛教的影响，佛教的传播远远超出了印度国界，因此阿育王也被佛教史上称为“护法之王”，他的事迹言行因而也被保存在众多的佛教典籍中。

    公元1世纪中叶，中亚细亚的大月氏人建立了强大的贵霜帝国。贵霜人很早已从印度人那里接受了佛教，时间大致可以上溯到孔雀王朝阿育王时代，形成了融印度、伊朗、希腊文化为一体的独特的贵霜文化。

    印度在贵霜王朝迦*(左贝右贰)色迦时期成为权力与佛教的中心。公元2世纪初，在迦*(左贝右贰)色迦的主持下在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地区)召开了佛教史上的第四次结集。在此前后，佛教开始分裂为大乘、小乘两大派。

    所谓“大乘”，因其时著名佛教理论家马鸣所著《大乘庄严经论》一书而得名。“大乘”梵文读音为“摩诃衍那”，“摩诃”意为“大”，“衍那”意为“乘载”(车、船)或“道路”。后期的佛教自称大乘，即大道，而把原始部派佛教贬称作小乘，即小道。

    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小乘佛教追求个人自我解脱，进入不再轮回的涅槃，把证得阿罗汉作为最高目标。大乘佛教则主张大慈大悲，普渡众生，建立西方极乐世界是最高目标。在义学上，小乘主张“我空法有”，大乘则主张“法我皆空”，比小乘更彻底，小乘不拜偶像，大乘则大造神佛菩萨。因此，无论就那一方面来讲，大乘对于信徒来说更具吸引力。

    迦*(左贝右贰)邑迦王信奉大乘教，印度佛教逐以大乘为主体。由于贵霜帝国的大力弘扬，大乘佛教逐渐兴起，标志印度佛教进入鼎盛时期。龙树和提婆创立的“空宗”出现，是大乘佛教最初的派别，大乘空宗在古印度传播极广，远播域外，影响遍及中亚、东亚。中国的三论宗、天台宗等派均与之有渊承关系，奉龙树为祖师。这是继阿育王域外弘法的第二次大规模、影响深远的跨国行动，其时小乘佛教则开始了“南传”，经锡兰(今斯里兰卡)传入缅甸、泰国、柬埔塞、老挝东南亚一带。

    在贵霜王朝时期，特别是迦*(左贝右贰)邑迦王统治时，建造庙宇和佛塔并开始雕刻佛像，直接导致了佛像崇拜的形式，于后世影响极大。这一时期，整个佛教艺术开始有了很大的发展。

    第五节  佛教初传西域和中土

    关于佛教何时传入中国，历史上一直有许多不同说法。

    隋费长房著《历代三宝记》称：

    “始皇之时，有外国沙门释利防等一十八贤者，赍持佛经来化始皇。始皇弗从，乃囚防等。夜有金刚丈六人来，破狱出之。……

    公元前249年，北天竺摩揭陀国孔雀王朝阿育王在佛教经典第三次结集后，命众憎携带“结集”后的经典四处传法。如《历代三宝记》所称，沙门释利在秦始皇时到达咸阳，持经化始皇，非完全是没有可能。

    《高僧传》则记：

    昔汉武穿昆明池，底得星灰，问东方朔，曰：不知，可问西域胡人，后法兰既至，对曰：世界经尽，劫火洞烧，此灰是也。

    而《魏书·释老志》则载云：

    霍去病击匈奴，至皋兰，过居延，获其金人。汉武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

    以上诸说，可认为佛学东渐于始皇之时，或为汉武之时，缺少可靠的资料来证明。国内学者一般认为佛教传入中国约在两汉之交前后。两汉时，我国通过西域诸国的丝绸之路已经开通，相互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频繁，而佛教的势力影响也已从印度本土扩展到大夏(阿富汗)，安息(伊朗)，佛教通过来华的商人、使节等传入中土是很自然的。

    《魏书·释老志》载，

    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图之教。

    《魏略·西戎传》则云：

    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卢，受大月氏王使尹存口授浮屠经。

    目前学界公认的佛教东传的最早之说为汉明帝永平年遣使求法的记载：明帝夜梦金人，顶有白光，正行殿庭，乃访君臣，傅毅始以佛对。于是，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卢等，到印度访求佛法。永平十年(67)，从大月氏请到印度僧人摩腾、竺法兰还洛阳，带回《四十二章经》及释迦牟尼之像。因归途中用白马载着经像，而在洛阳城雍门西建立白马寺，相传这是中国所建立的最早的佛寺。摩腾和竺法兰在白马寺译出署名的《四十二章经》，相传为中国第一部汉译佛经。

    佛教传入中国是一个漫长的日积月累，逐步深入的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北传西域各地时期，这一时期约在阿育王，贵霜王弘法之际，即我国东周晚期；东渐时期约在秦，汉之际，此时佛教零星传入西域；传入中土时期，其时间上限可定在东汉明帝永平年间，此时，佛、法、僧三宝俱备，佛教正式立足中土。

    第六节  发展历程

    印度佛教文化“西典东来”决非一朝一夕，而是经过漫长的渗透与融合，逐步扎下根来。其历时两千余年，大致约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初传时期。这一时期约始于公元前2—3世纪，止于公元6世纪前后，大约800年，相当于中国东周末年至南北朝时期。传播的最初驱动力主要来自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和贵霜帝国的迦*(左贝右贰)色迦王的跨国弘法行动。传法使者是来华的高僧、商人和使节，丝绸之路是佛法东渐的主要途径。

    丝绸之路是指古时经西域诸地(今新疆一带)，通往南亚、西亚乃至里海，地中海沿岸的古代商路。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有三条路线：

    北路：自西安，经河西走廊，北至哈密，经吉木萨尔、乌鲁木齐、伊梨，顺伊梨河下游通往里海沿岸。

    中路：自西安，由河西走廊，经敦煌、玉门关，沿汉古长城经古楼兰，沿塔里木盆地，经库尔勒、轮台、库车、拜城、阿克苏、喀什通往伊郎及地中海沿岸各地。

    南路：自西安，由河西走廊经敦煌，折向古阳关，沿若羌、目末、于阗、和田、叶城、莎车，穿越南疆，取道塔什、库尔干南去印度、克什米尔，西去阿富汗、伊朗。

    这条横贯欧亚大陆的古道，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5世纪，把中土的华夏文化、印度的恒河流域文化和希腊文化、波斯文化联系在一起。

    德国人克林凯特在他的《丝绸古道上的文化》一书中说：“由于印度移民区与阿育王的一项佛教传教工作结合在一起，所以(新疆)和田的建立可能是在公元前3世纪。……通过考古工作，下列事实得到了证实：在公元最初几个世纪中，在和田及其周围生活的除了印度人之外，还有中国人……”。公元4世纪法显西行求法，沿南路经和田，但见和田人民“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众僧乃数万人，多大乘学”，可见西域其时佛风正盛。

    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佛教正式进入中土。

    三国时代佛教又有了进一步发展。西域僧人接踵入华，先后有昙柯迦罗、昙谛、康僧铠、白延、支谦、康僧会在洛阳、建业译出大量经典。此时，戒坛首开。

    魏晋时，佛教借助玄学影响，加大了传播力度，信徒日众。两晋时，中外从译者更多，诸如法立、法炬、无罗叉、竺叔兰、帛远、聂承远、聂道真、支法度、若罗严等。他们在西起敦煌，东至淮阳，北起长安，南迄广洲的广阔地域内译出大量经典。随着传译、弘化地点的扩大，经卷的增多，教理也开始深入朝野，信仰者更加广泛。

    南北朝时，由于统治者大力提倡，佛教开始大兴，并逐步从神仙方术中摆脱出来，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梁武帝萧衍亲制发愿诏文《舍道事佛》一文号召天下“广弘佛教，化度含识，同共成佛”，并三次“舍身寺院”。北魏文成帝，孝文帝化费巨资开凿云岗、龙门石窟，雕造佛像，此乃中国佛教史上的千古壮举，其时中国佛教开始自成一体，渐呈宗派趋形，南北之间，学风各异。南朝偏玄谈义理，北朝重实践，盛行禅法戒律。

    一时名僧辈出，既有梵僧东来，又有西行求法。名僧竺法护梵名鸠摩罗什，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公元5世纪初被后秦王姚兴从西域迎至长安，广究大乘，尤精于般若性空之学，与弟子共译佛经98部425卷，对后世大乘各大宗派影响较大者如《摩诃般若经》、《法华经》、《维摩诘经》、《阿弥陀经》、《金刚经》等，皆其时译出。是时四方义学沙门群集长安。道生、僧肇、道融、僧睿四人被称为“什门四圣”。名僧法显西行求法，历时14年，游30余国，带回梵本并译经律论6部24卷，著有《佛国记》。

    其时，全国寺院林立，比丘众多。如北魏末年有寺院30000余所，僧尼200余万人；北齐时有寺院4万余所，僧尼300余万人。南方仅建康(今南京)一地就有寺院500所，僧尼10余万人，正如杜牧所吟：“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而杨衔之在《洛阳伽蓝记》中则描绘东晋时洛阳佛事的盛况。

    二、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始于公元6世纪，止于公元10世纪，约400年，前后包括隋、唐和五代十国数朝。

    隋文帝杨坚自谓“蒙三宝福祐”，三次下令广修舍利塔，礼迎舍利，地方官府停息军务7天。国家支持僧俗修经造像，立寺度僧。

    大唐王朝名为三教并重，实则以佛为尊。唐太宗李世民统一全国后，即下诏于昔日交兵处建寺刹，普渡僧尼。武则天当政时，更是旗帜鲜明，明确地说：“释教宜在道法之上，缁服处黄冠之前。”

    有唐一代，诸帝相继迎佛，盛况空前。寺院经济发达，京畿上田美产多归浮图，天下之财佛占七、八。佛经的翻译更是超过前代，仅玄奘一人自太宗贞观十九年(645)五月，到高宗麟德元年(664)一月，共译出经论75部，1335卷，诸宗林立，百家争鸣。佛教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对佛教学说的理解不同，乃至对修行方法也有不同的认识，形成了不同学派。隋代产生了天台、三论两宗。到唐代形成了唯识宗、贤首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和密宗六个宗派。宗派的出现，是中国僧众对佛教的改造、创新的过程，也就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是中国佛教成熟的标志。

    隋唐时期，国力雄强，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佛教也以其独具特色，底蕴深厚和庞大的流派体系显示出它鼎盛繁荣的气象。

    三、衰落时期。自公元10世纪至近世，先后历宋、元、明、清、民国等代，佛教整体上呈现出下滑的趋势。其间，虽然禅宗，尤其净土宗一直流传不绝，但其它各宗则已现颓势。公元7世纪，印度佛教后期的密教传入西藏，形成藏语系佛教，在青、藏一带呈良好的发展势，最后形成“政教合一”的崇高地位与局面，但这只是局部的发展，就整个中国文化而言，已形成多元的格局，尤其是“宋明理学”的异军突起，加之统治者的倾向，使佛教失去了昔日夺目的光辉，逐渐走向千年沉寂。

    第七节  入乡随俗依傍国主

    两汉以后，随着佛教在中国的逐步传播、发展，其影响日渐扩大，同时它与中国社会固有的文化传统之间产生的矛盾、冲突也逐渐明显和尖锐起来，为了要在中国站住脚，它不得不“入乡随俗”，逐渐玄学化与儒学化。

    由于东汉时代黄老之学流行，中国人往往视佛教和黄老之学为同类，佛学也被看作学道成仙的方术之一。这与早期流行的佛经和佛教传说的某些内容有关，如《四十二章经》上说：“……阿罗汉者，能巨行变化，旷劫寿命，住劫天地……”。东汉末年盛行小乘教法，与社会上流行的道家和神仙家的静心养气的神秘主义修炼方法也有相近之处。东汉末年社会的连续动乱不定，民生困苦，使佛教的处世思想与黄老的消极无为和厌世思想有了相通的地方，襄揩向汉恒帝上书说：“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可以说东汉时期佛教是在与道术方士思想相结合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东汉时，佛教只在上层社会间流行，至魏晋，它与玄学互为表里，才有了很大的发展。一些和尚曾自称为“道人”。在早期佛经的翻译中有不少词语也直接来自道家著作。如安士高译的小乘禅法书《安般宋意经》说：“安为清，般为净，宋为无，意为名，是清净无为也。”牟子在《理惑论》中甚至说：“道者九十六种，至于尊大，莫尚佛道也”，视佛为道之一种，不过是较为高明的道术。故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里说：“盖汉代佛教道家并可相通，而时人则往往并为一谈也。”

    印度佛教进入中土所面临更大的挑战乃是来自儒教的障碍。中国封建社会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上的，它的社会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宗法血缘关系作为纽带的，因此，儒家在信仰上所主张的祖先崇拜和在伦理道德上提倡的“孝”的思想，以及从“孝亲”观念引申出来的忠君的观念，就成了封建专制主义政治统治的天然支柱。儒家思想可以千变万化，但这个中心是永远不会变动的，这也就是儒家思想受到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欢迎而盛行不衰的一个主要原因。而佛教的全部思想，它的世界观和宗教观念，如处世思想、不理民生、不理世事、不敬王者等同维护宗法血缘关系的孝道极不相容。在其冲突无法回避的情况下，佛教向以“孝”为本的封建道德妥协是十分自然的。早期来中土传教的天竺、西域僧人和译经者，竭力从内容庞杂的佛经中找出符合儒教“孝亲”观念的言论或故事，强调“孝”是成佛的根本。而禅宗与净土宗的创立，更把佛教徒从繁琐的戒律和义疏中解脱出来，成为适合中国国情的方便法门。尽管在两晋及南北朝时，有关沙门该不该礼拜帝王引发过激烈争论，但在事实面前，佛教很快就学聪明了。元魏时代的沙门统法果向武帝拓跋珪说：“太祖明叡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北周武帝索性说：“帝王即是如来”。东晋佛教领袖人物道安则明确提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这样就解决了教与政之间的矛盾。这些调和、妥协与摩合，大大加速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使佛教真正普及民间，成为人们的精神支住。

    第八节  从印度佛教到中国佛教

    印度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度过了漫长的依附期(过渡期)后，终于获得了独立发展的历史机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印度佛教文化已成为传统文化鼎足之一，支撑起了华夏文明。事实上，当印度佛教文化以其机智善变赢得了传播发展的权利时，便自觉或不自觉地脱胎换骨，以适应中国人的口味。佛教在获得亿万信徒的同时，却失去了它自己，也就是说，华夏文明最终接纳的并不是原汁原味的印度佛教，而是从印度佛教文化这个母体嬗变而成的带有华夏文化血脉的中国佛教。

    印度佛教历经了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密教四个发展阶段。中国佛教，从东汉到清末，经历了形成(汉——南北朝)，繁荣(隋唐)，衰落(宋——清)三个历史阶段。在这一独立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多特点。

    首先，中国佛教拥有规模无比庞大的汉译《大藏经》。释迦牟尼生前说法的只言片语，通过他的弟子与信徒们的回忆、背诵、整理、加工和解释，逐渐形成了系统的经典。但在这种靠背诵方式传教的过程中，常常会产生分歧，对教义出现了种种解释，佛教经典也愈益庞杂。译出的佛典在唐开元十八年(730)时经律论已达5000余卷，到明朝更增至9000卷，这些佛典在南北朝时称“一切经”，隋代以后开始称《大藏经》。汉译《大藏经》是中国人以自己的理解来翻译的佛教典籍。

    其次，中国佛教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具特点的宗派。释迦牟尼逝世后，佛教在传播过程中，由于各地区、各阶层的信徒在语言、风俗、文化水平、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异，在印度教徒中出现了不同的派别，他们各自信奉的经典都先后传入中国被译成汉语。于是，在中国逐渐形成了各种教理和修持的体系。最初，这些体系只是对印度各派佛教教义的移植、后来随着中国僧侣对佛教的改造，就先后创造了各具特点的中国佛教宗派。这些宗派的出现，标志着佛教中国化过程的完成。同时，在封建统治阶级大力扶植下，佛教形成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为了保护寺院经济，佛教徒们仿效世俗地主的封建宗法制度，建立起世代相传的“衣钵”制度。这样一来，也反过来促成了佛教宗派的创立。中国佛教的宗派有其独特的宗教理论和信规制度，有其独立的寺院经济和势力范围，还有自己的传法世系，这就使它完全不同于印度佛教原有的教理流派了。

    再次，中国佛教从大乘教派出发，形成了把大小乘融为一体的一乘教教理体系。公元一世纪印度产生了大乘教，中国接受佛教的时代正当印度大乘佛教昌盛之际，因而最先传入中国的主要是大乘佛教，构成大乘佛教骨干的《般若经》早在东汉就被支娄迦谶译成汉语，其后鸠摩罗什释译介绍了《法华经》、《维摩经》等大乘经典，以及《中论》、《自论》等大乘论著。大乘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形成了天台宗、华严宗。与此同时，阿含、本缘等诸经典以及《阿毗昙心论》等小乘论著也被译成汉语，形成专门探讨小乘佛教的俱舍派和成实派。后来中国佛教徒从大乘佛教出发，对大小乘诸经典的价值进行判断，产生了对教相的判断解释，把大小乘结合成一个整体，形成了一乘佛教的教理体系，并进一步加以实践，产生了中国独特的佛教——禅宗和净土宗，使之日渐学术化、艺术化、世俗化，成为大众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