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佛像史话
作为佛教徒顶礼膜拜的各种佛教造像，在佛教产生后的六个世纪里并没有出现。这是因为早期的佛教思想认为佛陀具有超人的品格，不能具体表现其相貌，不能作为偶像而崇拜，因而开始只是以种种象征手段来隐喻佛陀的形象以及佛前生和今生的种种圣迹，如佛足迹、法轮、莲花、菩提树等等，而并未发展到造像弘法的阶段。
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弘法时，开始在全国各地建造石柱，以象征和弘扬佛法，后人称作“阿育王石柱”。柱头蹲踞四只雄狮，柱上雕有大象、奔马、瘤牛、狮子，此四兽为印度的四种。大象即佛陀的化身；狮子为兽中之王，象征力量；瘤牛是印度教崇拜的神牛；奔马则象征传为佛陀出家时的乘。
公元1世纪，大乘教派出现。大乘认为三世十方有无数佛，主张崇拜偶象，并使宗教意识物化、对象化，从而造出了许多菩萨，并允许教徒礼拜佛像。其时，大月氏人在印度西北部建立了贵霜王朝，定都犍陀罗(存在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和毗连的阿宾汉东部一带)。贵霜王朝的第三代国王迦腻色王，在阿育王弘法的基础上，继续大力倡导佛法。犍陀罗地区原来就有崇拜佛像的传统，长期受希腊文化影响，于是开始仿照希腊的神像，直接雕出了佛陀的形象。后人把这一时期的各种佛教造像连同建筑，称作犍陀罗艺术。
在《本行集经》、《大智度论》等佛教经典中，可以看到有关佛陀的形象描述，传说阿和陀曾经给释迦牟尼占相，说他有32像，大约以后就以此为造像的依据，其主要的特征有：头上有高肉髻或螺髻，传说释迦牟尼头生肉丁如山顶，发圈卷而湿；两眉之间有白毫相，光白鲜洁，白毫相可放射，光照一切；服饰通常为袒右肩或通肩大衣；脚踪莲花。于是传说释迦之母摩耶夫人怀孕时，净饭王宫廷中出现八种瑞祥之相，其中之一便是池沼内突兀盛开其如车盖的奇妙莲花。于是莲花以后成为佛的象征，意味着清静、纯洁和高雅。释迦成道后，初转法轮时坐的座位即为“莲花座”。佛像之后有一光圈即是此意。传说阿和陀占相时，就有一个丈光像，即身光一丈，此光一出，通照三千大千世界。
佛像传入中土后，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神祗系统，并依据其修证的高低分为三级：佛、菩萨、罗汉。
释迦牟尼是佛教的最高偶像，有种种严格的造像规范，如面部要为椭圆的卵形，手脚要长，腰柔软，手指丰满如豆荚，脚似莲花瓣形。两肩要圆润，肩部与前臂要弯如象鼻等等。这些都体现佛像雕刻艺术在审美观念上的要求。
根据佛教经典，常见佛的造像有以下几种基本形象：法身佛，梵名毗卢遮那，意为一切，为一切佛之源；报身佛，梵名卢舍那，这是指以法身为因，经修习而获得佛果之身，汉译为智慧光芒普照四方；应身佛，指佛为度脱世间众生，随应三界六道不同状况和需要而变现之身，即各种释迦牟尼像，因佛随时随地随趣出现，故为应身；弥勒佛，是佛教中的未来佛。明清以后其形状演变为大肚，作欢乐相；三世佛，即指过去、现在、未来三个世界的佛，往往造于一龛之中，三佛并列；阿弥陀佛，又称无量寿。另外常见的还有“药师佛”、“七佛”、“四面佛”，以及密宗的“五方五佛”等等。
菩萨是佛的前身，在佛教造像中，菩萨的位置次于佛。菩萨造像的基本特征是头戴宝冠，高发髻，上身袒露，有披巾，戴璎珞，手臂上带钏，下身着裙，其形象似天男或美女。常见的菩萨造像有：文殊菩萨，其形象特征是骑于一头狮子之上，司智慧；普贤菩萨，骑于一头白象之上，司理，与文殊菩萨同为法身佛毗卢遮那的胁侍，三者合称“华严三圣”；大势至菩萨，意为以智慧之光普照一切，特征是头戴的宝冠之上有宝瓶；观世音菩萨，《法华经》曰：“苦胞众生，一心称名，菩萨及时观其音声，皆待解脱。”其特征手持净瓶；观世音与大势至二菩萨为阿弥陀佛的胁侍，合称“西方三圣”；日光、月光菩萨，为东方琉璃世界菩萨中之上首，特征是一身边有日光，一身边有月光，二者为药师如来佛之胁侍；地藏菩萨，相传释迦牟尼入涅槃后，而弥勒佛又未降生，此间众生赖地藏菩萨以救苦，特征是手持锡杖，或为光头沙门相。
罗汉，阿罗汉的略称，小乘佛教修行的最高果位。佛经上说，这些罗汉受佛陀释迦的嘱托，不入涅槃，常在世间，守护佛法，世称之“五百罗汉”，一般指释迦去世后参加第一次结集的五百比丘，以大迦叶和阿难为首。传入中国后则有十六罗汉、十八罗汉、五百罗汉之分别。
除以上之外，佛教造像还有护法的诸如“天王”、“力士”等等。
印度佛教造像与印度佛教基本上是同步传入中土的。《后汉书》卷68载：
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大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
这是见于史载的传入中土的最早佛教画像记载。其后，永平十一年(68)迦叶摩腾和竺法兰白马驮经至洛阳后建白马寺，当时就带有“白毡襄释迦立像”。《魏书·释老志》则云：“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佛国，画迹甚妙，为四方式。”
印度佛教造像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经历了一个从“梵化”到“汉化”的漫长过程。早期的如新疆千佛洞的造像，其中佛的形象是高鼻、眼、唇厚，完全是雅利安人的形象，反映了佛像在传入初期的特征。到南北朝时，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广泛流行以及与中国文化的融合，佛像也开始中国化了。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是鼻梁降低，耳轮增大，大多为长脸细颈，是汉族人心目中的“福相”。在服饰上已脱去犍陀罗时期痕迹，褒衣博带，衣褶繁复有飘动感。其神情庄重、安稳宁静，飘逸自得，给人以去尽人间烟火的感觉。隋唐时，变化更为明显。隋代以方脸大耳，短颈粗体，朴达持重等为过渡期特征。唐代时则以健康、丰满、华丽的形态出现，造像趋向性格化，写实性强，给人以亲切感，人情味浓重，有世俗化的倾向。至此佛教造像已完成了由“梵化”向“汉化”过渡的整个过程。
第二节 隋代之前的佛像
法门寺北魏时代便已有佛造像，出土的北魏千佛碑可资证明。印度佛教传入，法门寺崇大乘，而印度大乘教有别于小乘教之一端便是膜拜佛陀和菩萨的偶像。这正投合中国人崇尚神奇，喜拜偶像的民族心理。于是，佛造像逐渐出现并流行于寺宇之间。
北周武帝建德三年(574)佛门法难，法门寺塔遭破坏，“及周灭法，厢宇外级，唯有两堂独存”。法门寺究竟损失些什么呢?史载全国情况是“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亦云：“融剥圣容，焚烧经典”，法门寺概莫能外，推想法门寺被毁物除建筑外，也定有佛造像毁于法难之中。
隋代二帝崇佛，文帝造像106580躯，炀帝治故像101000躯，造新像3850躯。佛光普照，法门寺亦当有造像之举。
唐道宣《广弘明集》卷十七记述隋文帝于仁寿元年(601)建岐州凤泉寺舍利塔瑞应之后又记载：
明年，岐州大宝昌寺写得陕州瑞相图，置于佛堂，以供养当户大像，三吐赤光，流出户外，于是户外千佛像及观世音菩萨亦频放光，半旬之内天华再落。岐州大宝昌寺即法门寺，大业五年(609)因僧人不足50之限而被废，并于京师宝昌寺，原址作寺庄。此处新记写像之事发生在并寺之前，当时法门寺还存在。文中新记有三类佛像：一是“当户大像”，估计是佛祖释迦牟尼的法像；二是各种瑞相，当为菩萨，弟子、天王、人力士、罗汉之类；三是千佛像和观音像。
第三节 唐和五代时期的佛像
唐朝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也是法门寺的黄金时代。仅以佛造像而言，不仅史无前例，亦为以后历朝所不可企及。见于记载的有：
《全唐书》：“郡州刺史李渊，为男世民因患先于此寺求佛，蒙佛恩力，其患得损，今为男敬造石碑像一铺。”
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记高宗显庆供养舍利时，智琮等于塔内行道，“忽闻塔内像下振裂之声。往观乃见瑞光流溢，霏霏上涌，塔内之像足各各放光，琮等以所感瑞具状上闻。敕使常侍王君德等送绢3000匹，令造朕等身阿育王像，余者修补故塔。”
元黄树谷《扶风县石刻记》题录唐千佛碑一通，碑高3尺5寸，宽1尺8寸，上刻千佛，圭首处刻一尊大佛，两侍佛、两狮，阴刻《大般涅槃经后分》卷上，碑为武则天时制。
唐代宗大历十三年(778年)所立《宝塔铭并序》碑载唐肃宗第三次迎奉佛骨入禁中供养，“诏赐瑟瑟像一铺”，瑟瑟是珠宝名，即是说唐肃宗以价值高昂的珠宝塑像赐法门寺供养。
唐德宗第四次迎佛骨，“倾都瞻礼，施财巨万”(《资治通鉴》)，这笔钱用于修葺寺宇，自然包括修饰和新造佛像。宪宗五迎佛骨时百姓有废业破产而求供养者。
唐懿宗、僖宗时代的佛像，多集中在地宫内，1987年考古发掘时发现，包括下列几类：
一、单尊佛像。如：
鎏金银珍珠装捧真身菩萨：
由菩萨、莲台座两部分组成。菩萨双腿左屈右跪于莲台上。高髻，头戴花蔓佛冠，上身袒露，斜披披肩，臂着钏，双手捧一荷叶形盘，盘上置一镀金银匾，匾上刻发愿文“奉为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圣广孝皇帝敬造捧真身菩萨，永为供养。伏愿圣寿万春，圣枝万叶，八荒来服，四海无波。咸通十二年辛卯岁十一月十一日皇帝延庆日记。”金匾作长方形，以销钉银丝链系接镂空护板，镂空图形为三钴金刚杵。菩萨下着羊肠大裙，通身饰珍珠璎珞。莲台座为束腰型，台呈钵形，顶面八曲，边饰联珠一周，腹壁饰四重仰莲瓣，每层八瓣，上两层莲瓣錾金刚界曼荼罗定门十六尊及未显相的慧门十六尊。台顶面刻金刚界大日五佛种子符号，底面刻大日如来法身、报身、应身三种陀罗尼梵文符号。鼓形束腰，顶面与莲台焊接，底面与覆莲座套接，腹壁錾刻四大天王，四大天王之间填饰三钴金刚杵。覆莲座上层饰一周八瓣覆莲，莲瓣内錾梵文字母，为胎藏界中台八叶种子。通高385毫米，重1926克。
鎏金菩萨：
高髻，花蔓冠，宝缯垂肩，上身袒露，左肩至右肋斜披披帛、颈饰璎珞，臂饰钏、腕戴镯。双肘平举，双手施印。下着羊肠大裙，结跏趺坐于仰莲座上，火焰纹身光。座饰每层八瓣的双层仰莲瓣，其下用销钉穿接圆形束腰，束腰下为饰八瓣覆莲的座基。通高150毫米，座高45毫米，重651克。
石刻南方天王：
名毗娄博叉天王，白玉圆石雕，头戴花冠，身着两裆甲胄，面部丰满，双唇微合，双目直视前方。右手持剑，左手压在大腿之上，左腿平盘，右腿下垂，通体用红、绿、黑三色装彩，威严庄重，肃穆典雅。通高565毫米。
石刻东方天王：
名提头赖吒天王：汉白玉圆雕，头戴花冠，身着两裆甲胄，双唇紧闭，双手柱剑，右腿平盘，左腿下垂，通体用红、绿、黑三彩。通高565毫米。
彩绘金毛双狮：
系佛或菩萨的坐骑，护法兽。汉白玉圆石雕，后蹲姿态，阔口大张，鬃毛卷曲，铜铃巨目虎视耽耽地直视远方，通体施黄、绿、黑三彩，置于前室阿育王塔两侧，通高593毫米。
琥珀狻猊：
系佛或菩萨坐骑，护法兽。狮子类，日走五百里，食虎豹，共出土两枚，雕刻而成，表面光亮。其一半蹲卧，左前足挠首，躯体分明，色较重，通高32毫米，长42毫米，重10.5克；另一枚奔突状，身躯前倾，色淡，通高20毫米，长43毫米，重5.5克。
二、宝函造像。
据专家考证，法门地宫宝函造像有5方佛、慧门16尊，定门16尊，共37尊，组成37尊曼荼罗。例如：
鎏金四天王盝顶宝函：
四面錾刻四大天王像，其錾文分别为“北方大圣毗沙门天王”，“东方提头赖咤天王”、“南方毗娄博沙天王”、“西方毗娄勒叉天王”。各率数名侍者降妖伏魔，是密宗教义的生动图解。他们执弓、持剑，托塔等姿态，具有唐代中国武将风度。
鎏金如来说法银函：
顶部四只伽陵频伽鸟，正中和四角饰十字三钴金刚杵图案。密教色彩浓厚，函正面为如来说法图，如来两旁侍坐两位菩萨和四位弟子，又有金刚和童子各二位侍立，佛座前置一香案，立有一香炉，佛顶上面有两位捧杯飞天，函体左右两面分别为坐象普贤和坐狮文殊菩萨。二菩萨四周围侍以十几个小鬼，接引使者，金刚沙弥随侍，造型逼真而细腻。函体背面为带帷帽的坐佛，佛座前有供案，供物三品，两旁有四尊菩萨，两位弟子，二位童子侍围。佛首上有华盖，身后为菩提树。整个宝函场景丰富、生动、人物众多、工艺精湛。
三、木质微雕像。
在佛指舍利瘗藏的容器内有一组精美的微型木质佛造像，一般高度为2—3厘米，用的是圆雕，描金表现手法，内保存完整的有4枚；①阿弥陀佛像，通高2厘米，跏趺坐于莲座之上，手捧莲台，面相饱满，鼻梁高提，薄唇，神态静穆，安详；②观音菩萨像，坐高2厘米，上身赤裸，单盘坐于莲台，斜披璎珞，臂贯环钏；③护法神像，立姿、高3.2厘米，上身全裸，武士状；④侍立菩萨，高3厘米，呈女相，高髻，披肩发，戴冠，上半身全裸。这4尊佛像大有“唐风”。
唐地宫的佛造像数量很多，亦是三等三级外加护法军团，不敢称之为佛国神仙系统之样版，但亦是“精兵诚政”后之佛国缩影。
五代时，秦王李茂贞重修法门寺，据《大唐秦王重修法门寺塔庙记》载：天复十四年，于寺“塑天王两铺及四十二尊贤圣菩萨，又画西天二十□祖，兼题传法记及诸功德，皆彩绘。”
唐和五代时期，法门寺究竟有多少佛像?尚无记载，但可以肯定地说：这一时期的法门寺佛像数量最多，规格最高，艺术价值无与伦比，代表着典型的大唐的气象与艺术特色。
第四节 宋元时期的佛像
法门寺的史料中，有关宋元的较少。记载较详的有宋九子母像和宋观音像。九子母像的造像经过和形制、内容，见于宋庆历《法门寺重修九子母记》，内云：
……法门寺东廊下有故像一堂，以其子孙众多，耆旧传云寡续乏后者，苟蠲禋精祷，则身枝蕃茂而席其福。然年祀寝久，堂宇倾圮，虽有陈形敝质，亦不克副瞻仰者之恭畏也。景佑丙子岁，里人试匠薄钜鹿、魏德宣与同闬人清河房君有邻、武威奉职安君召，相与定图，再议装缉。时属西夏跋扈，边鄙兴师，供亿颇劳，故不果早就其志。迨今年五月中方毕其事，绩塑一新。其母则慈柔婉约，且丽且淑，端然处中，视诸子如有抚育之态。其子则有裸而携者，有襁而负者，有因戏而欲啼者，有被责而含怒者，有迷藏而相失者，有羁午牵衣而争恩者二人焉，有胜冠服膺而夹侍者二人焉。拥恋庭闱，天姿騃冶，不可得而谈悉。
此像形制复杂，始雕于景佑三年(1036)丙子岁，毕事于庆历五年(1045)五月，历时九年乃成。作品内容取材于《佛说鬼子母经》。这尊雕像浓缩了一个佛经故事，情节是说：牧牛女诃梨帝有孕在身，遇五百人赴王舍城庆祝独觉佛出世，即随同去，路上边舞边走，不料早产于路途中，五百人以聚会时间将到，竟弃诃梨帝母子而去。诃梨帝困顿不堪，婴儿不幸矢拆，极为愤恨。诃梨帝以牛奶酪换五百颗“庵没罗果”，供养独觉佛。并发大愿，来世作王舍城中人，食王舍城中所有婴儿。后来果然投生城中，为王舍城婆多药叉之女，和恶神半发边药叉结婚，生五百子，为报宿怨，诃梨帝专伺吃他人幼儿。释迦牟尼佛为了劝其弃恶从善，遂藏其爱子。诃梨帝到处寻找，极为悲伤。释迦牟尼佛对她说：“汝有子五百，今仅取汝一子，汝已悲痛若此，而汝食他人之子，其父母当作何等痛伤!”鬼子母诃梨帝幡然悔悟，皈依佛法，并立誓为安产与幼儿之保护神。
宋代法门寺造观音像见于元代黄树穀《扶风县石刻记》，内有题录：
圆相观音菩萨瑞像，无为子杨杰次会秘本。熙州慧日禅院僧彦泯颂：妙觉慈悲主，身云莹碧霞。光轮停夜月，璎珞缀于花。无畏全心善，分形主内差。圆通斯第一，名号遍恒沙。处处传消息，头头感叹嗟。和风飞语燕，斜日噪寒鸦。昂首清尘眼，称名断苦芽。谛观圆满相，砧杵落谁家。政和八年(1118)戊戍孟冬三日。邠州白云居士麻应伸跋，永寿仇璋书丹。凤翔府扶风县横垅华严庵小师僧崇□立石，解梁张崇智刊。金《岐阳镇重真寺净土院燃身和尚爽公碑铭并序》记：
泰和五年(1205)，法爽于真身宝塔两隅造二石幢，东幢刻有观音尊像，“一日忽甘露法水从幢而下，旁流至地，三日乃歇”。
宋元时佛造像，今日所见甚少，仅可窥于数量不多的史籍记载。但这时佛教造像的保护与造像已走上了正常轨道。据金承安五年(1200)立的《法门寺藏》记载，此时，政府已设立了一个专司寺内佛、菩萨、诸天的造像与维护的专门机构，名曰“经像院”，从而使宋元的佛像在历经盛唐之后并未随寺院步入低潮。
第五节 明清时期的佛像
明穆宗隆庆年间(1567—1572)由于关中大地震，经历了数百年风风雨雨的法门寺四级木塔终于崩塌。万历七年(1579)开始重修，至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峻工，历时30年而修成十三级砖塔，塔高47米，自第三级以上11级各开8洞，为88个佛龛，每龛供铜、石佛造像1尊，共88尊。至民国二十八年(1939)朱子桥重修宝塔时，共清理出铜佛像62尊，铜弥勒佛1尊，石佛像2尊，铜菩萨像1尊，铜天神像1尊，残石像1尊，共68尊，不足88尊之数。
据《扶风县文物志》载，这批明代造像包括：
1．佛像甲；高46.6厘米，重12.7公斤。螺髻，额有白毫相，脸型圆润丰满，身着袈裟，袒胸、结跏趺等，仰莲座下加圈，有底封板。右手指弹起，掌心向左，左手抬起，掌心向上，作说法式。背书“民国二十八年(1939)佛升座”红漆字。同类11件。
2．佛像乙：高46厘米，重10.03公斤，螺髻，左披袈裟，袒胸、露右肘，额有白毫相，胸有卍字，脸方圆。结跏趺从，仰莲宝座，下加圈座，有底封板。有臂钏，右手扣右膝，左手掌心向上，拇指、食指扣成环状，放右趾，作说法式。背书“民国二十八年佛升座”红字。同类6件。
3．佛像丙：高44.5厘米，重12.8公斤。螺髻，左披袈裟，袒胸、露右肘，结跏趺坐，仰莲宝座，下加圈座，两手相对，指尖掌心向上，放右趾，合目凝神，作禅定式，左胸挂有一物，两膝下衣边盖住莲瓣，圈座下饰两道弥纹。背书“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佛升座”红字。同类4件。
4．万历十五年(1587)造像：高43厘米，重7.83公斤。螺髻，脸方圆，额有白毫相，披袈裟，袒胸，胸有卍字，结跏趺坐，仰莲宝座，下加圈座。右手掌心向上，抬起于胸前，双手拇指、食指相扣成环状，作说法式。背阳文“万历十五年十一月造，扶风县何成里造，佛信士晁宗元、张氏、出家僧妙进、晁宗利成氏、晁宗真、杨赵氏、男晁三安，晁守仁觉氏，晁泰、晁长安。匠人恭添济。”背书：“民国二十八年佛升座”红字。同类9件。
5．万历二十年(1592)造像：高46.5厘米，重13.5公斤。螺髻，额有白毫相，胸有卍字，左披袈裟，袒胸、露右肘，仰莲宝座，下加圈座，有底封板，两手参合，掌心向上，拇指内曲放腹前，合目凝神，作禅定式。背阳文铭“万历二十年吉造佛尊，信士晁宗元、晁宗利、晁宗真”。同类4件。
6．佛像：高48.7厘米，重13.7公斤。螺髻，额有白毫相，脸型圆润丰满，身披袈裟，袒胸，有卍字，结跏趺坐，仰莲宝座，下加圈座，双手参合，掌心向上，拇指内曲，放在右趾上，合目凝神，作禅定式，颈部残断。同类5件。
7．万历二十七年(1599)造像：高38.5厘米，重6.52公斤。螺髻，额有白毫相，披袈裟，袒胸，有卍字，结跏趺坐，仰莲宝座，下加圈座，双膝下前衣边盖住莲瓣，两手参合，掌心向上，平放腿上，合目凝神，作禅定式，背阳文铭：“万历二十七年造”。同类3件。
8．佛像：高43.5厘米，重8.23公斤。螺髻，脸型丰满，额有白毫相，身披袈裟，袒胸，有卍字，结跏趺坐，仰莲座，下加圈座，莲瓣上排列九个小佛像。露右肘，左手扣右膝，左手掌心向上，举于腹前，作说法式。同类6件。
9．千佛造像：高34.5厘米，重4.25公斤，螺髻，左披袈裟，袒胸露乳，结跏趺坐，右手扣右膝，左手掌心向上放右趾，莲瓣高出座顶，瓣间造有九个小佛像。前瓣上刻“千佛殿”三字，背书“民国二十八年佛升座”字样。
10．崇祯二年(1629)造像：高46.7厘米，重11.9公斤。螺髻，额有白毫相，身披袈裟，袒胸，有卍字，结跏趺坐，仰莲座，下加圈座。两手相对，掌心向上，拇指内曲，平放腿上，闭目凝神，作禅定式，佛背阴刻“大明崇祯二年春季造，信女闫氏大男叻叔，孙男有人，铁匠刘正中”。宝座下加三兽足，前饰窃曲纹。背书“民国二十八年佛升座”红字。同类5件。
11．佛像：高34.5厘米，重4.25公斤。螺髻，额有圈状白毫相，宽衣博带，袒胸露乳，结跏趺坐，双手参合，掌心向上，抬起于腹前。仰莲半圆形宝座，下加圈座，莲瓣有花纹装饰。
12．佛像：高23厘米，重2.5公斤，螺髻，左披袈裟，袒胸露右肘，结跏趺坐，右手扣右膝，左手掌心向上，放右趾，合目凝神，作禅定式，仰莲半圆形宝座，右臂带钏，衣边莲瓣均有花纹装饰。
13．供养人像：高27厘米，重2.3公斤。呈站立状，双手捧盘献果，头顶有双髻，直立于垂瓣莲花台上。
14．布袋僧：高23.5厘米，重8.5公斤。平发顶，额有钉状白毫相，两耳垂肩，咧嘴大笑，仰胸鼓腹，双乳发达，披衣露肩，右腿曲蹲，左腿盘坐。右手拿佛珠扣右膝，左手拿带状法器，放左膝。通体鎏金，背书“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佛升座”红字样。
15．万历元年(1573)造像：高36厘米，重6.5公斤。螺髻，额有圈状白毫相，左披袈裟，袒胸露右肘，带臂钏，胸有卍字，双乳发达，结跏趺坐，衣边有花纹装饰，仰莲座莲瓣呈三角形，底加圈座，两手参合，掌心向上，举于腹前，作禅定式，背有三竖行阴刻铭：“虞城王府淑人潘氏，南无勇施佛，万历元年造”。
万历元年造像还有四尊，造型、大小基本同上，铭刻如下：
①南无清净佛，万历元年乐平王府淑人潘氏，恭人柳氏造。
②南无游步功德佛，万历元年襄陵王府恭人晁氏造。
③南无宝莲华善住婆罗树王佛，万历元年信士张佩雷氏。
④南无娑留那佛，万历元年襄陵王府淑人任氏。
以上所列只是十三级砖塔里的佛像，寺宇各殿、院内的铜铸木雕石刻泥塑彩绘佛像若一并算上，法门寺的佛造像数量便很可观了。
清代法门寺有过三次重修，先后是顺治十二年(1655)，乾隆三十四年(1769)，光绪十年(1884)。以光绪十年规模最大。修葺的原因由于“烽烟四起，殿宇一空”。殿宇是佛像的栖身之所，佛像是殿宇的主人，重修的内容之一是治佛像，重塑金身。
明清时代法门寺的佛像大体是明代造，清代修，数量不让唐代，但规格、艺术水准远逊于唐。
第六节 民国时期佛造像
民国二十八年(1939)由朱子桥运筹，开始了真身宝塔的维修工作，于法门寺佛像做了四件事：
一是清理出明代法门寺佛像68尊；
二是对清理的佛像登记造册，并成立保管委员会；
三是将清理出的佛像仍送原塔珍藏，朱子桥并说，佛像不可与古董等同，搞估价交易，而应珍藏供养；
四是募捐佛像，并新造许多佛像，两项共约30余尊，连同明代造像，共有106尊，塔完工后将这些佛像送塔上珍藏。
《扶风文物志》载民国二十八年朱子桥等造像如下：
①崔献楼敬造像甲：高35.3厘米，重8.43公斤。螺髻，额有钉状白毫相，身微后仰，披袈裟，袒胸露右乳，结跏趺坐，仰莲座上小下大，衣边下垂于莲瓣上，双手参合，掌心向上，平放腿上，作禅定式。背书“崔献楼送，民国二十八年佛升座”，红字。同类3件。
②崔献楼敬造像乙；高43.5厘米，重16.95公斤。螺髻，披袈裟，袒胸露双乳，结跏趺坐，双手抬起于胸前，作说法式。重瓣莲花座，下加圈座，身座脱节。背书“崔献楼敬送，民国二十八年升座”。
③颠海敬造像：高49厘米，重14.5公斤。螺髻，披袈裟，袒胸，结跏趺坐，莲花须弥座，右手扣右膝，左手掌心向上，放右趾，作说法式。身后书“西安大兴寺送，民国二十八年”红字，座后阴刻“化主颠海，如会、性望、性琴”10个字。同类3件。
④崔景春敬造像：高15.5厘米，重0.95公斤。螺髻，额有钉状白毫相，剑眉，左披袈裟袒右肩，露双乳，结跏趺坐，右手扣右腿，左手放右趾，捧一钵，莲花须弥座，身形窈窍。背书“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九月九日佛弟子崔景春”红字。同类2件。
⑤焦藩东敬造像甲：高33.3厘米，重4.13公斤。螺髻，右披袈裟，袒胸露右肘、双乳，胸肌发达，结跏趺坐，莲花须弥座，右手扣右膝，左手微拳，小指、食指弹出，放左膝。座背阴刻“中华民国二十年岁次己卯，供奉于扶风县法门寺真身宝塔，佛弟子焦藩东敬献”。同类6件。
⑥焦藩东敬造像乙：高34厘米，重5.2公斤。五尖镂孔冠，钉状白毫相，有耳饰，佩缨络，共六手，上四分手举左右，各拿法器，下二手合捧一壶，肩披飘带，结跏趺坐，仰覆二层莲台，座后阴刻，“中华民国二十年岁次己卯，供奉于扶凤法门寺真身宝塔，佛弟子焦藩东敬献”。
⑦朱庆澜敬造像：高47厘米，重5.19公斤。直立于平座上，座下有三足，螺髻，额有白毫相，双手似拿物(已失)，披袈裟，袒胸，衣边有花纹。背刻“中华民国二十八年次己卯，供奉于法门寺真身宝塔，佛弟子朱庆澜敬献”。
⑧张子祥敬造像：高17.5厘米，重1.47公斤。头戴花蔓冠，螺髻，额有白毫相，有耳饰，披袈裟，袒胸露乳，有卍字，结跏趺坐，抱拳于胸前，脚心有圈状纹，失座。背书“浙江张子祥送，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升”红字。
⑨路孝愉敬造像：高37厘米，重9.22公斤。身形微后仰，头戴花蔓冠，有耳饰，佩缨络，着衣袒胸，结跏趺坐，禅定式，无座。背阴刻“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岁次己卯供奉于法门寺真身宝塔，佛弟子路孝愉敬献”。
⑩菩萨像：高42.3厘米，重7.37公斤。头戴花蔓冠，螺髻，额有钉状白毫相，左披袈裟，袒胸露右臂，结跏趺坐，双手曲于胸前，作揖状，莲花须弥座，衣服纹饰简单。
(11)杨绍彭敬造像：高21.2厘米，重5.07公斤。头戴花蔓冠，高发髻，有耳饰。胸佩缨络。左肩有鹦鹉，右肩净水瓶，有臂钏，前额挽发藏冠下，结跏趺坐，莲花座，莲瓣、衣边、双膝均有花纹装饰，额有白毫相，右手掌心向上放右膝，左手食指、拇指拿念珠。封底书“杨绍彭敬送，民国二十八年佛升座”。送此类造像的还有康寄遥、朱庆澜、张伯英等人。同类6件。
(12)张门吴氏敬造像：高37厘米，重8.27公斤。头戴花蔓冠，有耳饰，右肩净水瓶，或肩鹦鹉，臂绕彩带，胸佩缨络，结跏趺坐，说法式，三层重瓣莲花座。上书“杭州张门吴氏迭，民国二十八年升座”。红字。
(13)观音菩萨像：高37厘米，重7.03公斤。肩披缨络，前额挽发未藏于冠内，袒胸露乳，藏手于袖，结跏趺坐，椭圆形座，衣裙垂于座外。
(14)杨志功敬造像：高37厘米，重7.8公斤。头戴花蔓冠，髻残，佩缨络，有耳饰，两肩物残，右物举起，残断，右腿踩祥云，左腿抬起，踏兽，左手搭于左膝，长方形仰莲座，座上卧一狮，头向右，回首朝上。封板上书“杨志功送，民国二十八年佛升座”红字。同样2件。
(15)菩萨像：高20厘米，重0.98公斤。头戴花蔓冠，有耳饰，佩缨络、左手抬起，右手放左腿上，结跏趺坐，两肩上物已失，莲花座高，座背有红字，模糊不清。
(16)菩萨像：高36厘米，重5.5公斤。头戴花蔓冠，螺髻，额有白毫相，披袈裟。袒胸露乳，结跏趺坐，说法式。双膝有花纹装饰，二层重瓣莲台，下加圈座，上饰蔓草纹。
(17)毗卢菩萨像：高21厘米，重1公斤。头戴花蔓冠，高螺髻，有耳饰，上身袒露，有臂钏，结跏趺坐，说法式，莲花座。通体鎏金。
(18)菩萨像：高17.6厘米，重0.8公斤。头戴花蔓冠，高螺髻，袒胸露乳，有耳饰，佩缨络宝珠，有臂钏，左肩放经书。共四手，上二手举起，右手持剑，左手拿弓，下两手举于胸前，掌心相对，结跏趺坐，说法式。莲花座，通体鎏金。
(19)观音菩萨像：高21.3厘米，重1.5公斤。头戴花蔓冠，前额挽发藏冠内，圆髻，圈状白毫相，有耳饰，着衣袒胸，胸前佩缨络，右肩杨柳枝，左肩鹦鹉，半圆形座上卧一鳌，佛右腿曲踩鳌颈，左脚踩祥云，鳌头向右，头顶净水瓶，尾顶一捆经书，鳌前立一献珠巨龙，左手扣右膝，右手掌心向上放于左膝，衣边有花纹装饰。
民国二十八年重修后提出了塔内佛像装藏的明确要求，《重修法门寺真身宝塔纪略》云：“佛像以装藏为合，如未装者，应补装，万一不能觅僧代装，将由法门寺延僧装藏”。所以民国时期送入塔上的佛像大部分体内都藏有经卷，真可谓“满腹经纶”。装藏方式亦较明代有改进，其法是：像体内填满檀木木屑，里面竖放3—5支用黄色绸缎卷裹的经卷，还右金箔和具时代特征的有孙中山像的民国二十五年银币，底部用铁板焊封。这一藏经法妙极了，人们不能不为朱子桥等人的虔诚所感动，并佩服其良苦用心。
第七节 建国后的佛像
建国以后进入“无神论”时代，偶像崇拜一直被非议，这一时期法门寺的佛像情况大致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50年代，近人康寄遥《陕西佛寺纪略·法门寺塔纪略》记载50年代殿堂造像：前殿有西方三圣及18罗汉像，中间阿弥陀佛为铜像，二大士及罗汉均为泥像；上殿有大佛3尊，菩萨3尊，不断绝像；东院有睡佛殿，睡佛(涅槃相)及罗汉已残损。
第二阶段：“文革”时期，寺内佛像毁坏殆尽，塔内、地宫内佛像幸存。
第三阶段：“文革”后时期，1984年，住持澄观法师，监院净一法师重塑金身。先后于上殿塑释迦牟尼佛一躯及迦叶，阿难二弟子像，于铜佛殿塑释迦牟尼佛及文殊、菩贤二菩萨、十八罗汉、韦驮天、初复法象。
第四阶段：1987年后佛造像发展时期，1987年，佛真身舍利重现人寰，法门寺再度兴盛。1990年，香港永惺法师与缅甸国信众为本寺请到缅甸玉卧佛三躯，大者身长3丈5尺，重5吨。玉光滋润，皎洁，熠熠生辉。1992年，澄观主持，净一监院重建唐式大雄宝殿，于1994年塑成42尊金像。正面主尊为五方佛，毗卢遮那佛居于中央、左右依次为阿閦佛、阿弥陀佛、宝生佛、不空成就佛，高5米。两侧为二十四诸天护法：大梵天、帝释天、北方多闻天王，东方持国天王、南方增长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密迹金刚、大自在天、散脂大将、辩方天、功德天、韦驮天、地天、菩提树神、鬼子母、摩利支天、日天、月天、水天、阎摩罗王、紧那罗、紫微大帝、乐后边大帝、雷神，高2.7米。五佛身后两侧为十二圆觉菩萨：文珠、普贤、普眼、金刚藏、弥勒、清净慧、威德自在，辨音、净诸业障、普觉、圆觉、贤善首，高2.5米。五佛背后正中面北为观音菩萨。42尊造像严遵唐代经典，法度壮严，金碧辉煌为海内稀有。
随着法门寺的发展和未来佛教城的建设，将有更多的佛造像出现，其艺术水准和恢宏气势将超越煌哉大唐而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