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624—705)，名曌(zhào)，并州义水(今山西义水东)人，工部尚书武士堃(hē)之女，唐高宗后，武周皇帝。公元690—705年在位。
武则天出身官宦之家，但并非望族。14岁应召入宫，立为才人，侍奉太宗。太宗死后，与其他嫔妃一起被送入感业寺当比丘尼。这位心比天高的女人并无佛根，但在礼佛中获得几分慰藉，多少平衡了她那骚动的心灵，打发难耐的时光。
武氏虽入空门，却并未看破红尘。当她的命运发生戏剧性的变化重返宫廷之后，其权利欲急剧膨胀，便使出浑身解数以求问鼎帝座，并連連得手。永徽六年(655)立为皇后；顯慶五年(660)始“决百司奏事”；龙朔四年(664)天下大权尽归武后；弘道元年(683)临朝称制；天授元年(690)武则天废睿宗，改国号为周，称聖神皇帝。
武则天登極后对佛门的感情深厚，一次游少林寺后，写下了秀美工巧的《赐少林寺僧书》①，文曰：
暑候将闌，炎序弥溽，山林寂静，梵宇清虚。宴生经行，想为休愈。弟子前隨凤驾，过谒鷲岩，观宝塔以徘徊；赌先妃之净业，熏修之所，犹未毕功。一见悲凉，万感兼集。攀光宝树，载深风树之哀；吊影珠泉，更積寒泉之思。弟子自惟薄祐，镇切煢怀。每属秋期，倍轸摧心之痛；炎凉遞运，逾添切骨之哀。未極三旬，频钟二忌。恨乘时而更恨，悲践露而逾悲。惟托福田，少申荒思。今欲續成先志，重置壮严。故遣三思賫金绢等物，往彼就师平章。斯识其意，即各修營。望及諱辰，终此功德。所冀罄思诚恳，以奉津梁。稍宣资助之怀，微慰煢迷之绪。略书示意，指不多云。
武则天见该寺呈悲凉之状，便“万感兼集”，想起母亲的“净业”，先悲的志向，“切骨之哀”溢于言表。于是决心帮助少林寺“重置庄严”，派武三思送去金绢等物，令其“修營”。信虽简短，却写得情真意切，俨然一介佛子!
她对道教也有兴趣，《赐胡洞真天师书》”②云：
先生道位高尚，早出尘俗。如軒历之广成，汉朝之河上。遂能不远千里，来赴三川。日御先開，望霓裳之渐远；天津后渡，瞻鹤盖以方遥。空睇风云，惆怅无已。儻蒙九转之余，希遗一丸之药。
做了女皇的武则天十分羡慕道士“霓裳渐远”、“鹤盖方遥”的玉容仙貌，希望也能具仙风道骨求得长生不老。他感兴趣的是“九转之余”的“一丸之药”。唐代不少帝王迷恋道教，多冲着仙丹妙药，然多因服仙丹而性格突变乃至英年早逝，连英明的唐太宗也莫能例外。
比较而言，崇佛的动机要高尚许多，或为积累善行，或为以佛治心。对于武则天的信仰，佛门心中有数。她是虔诚佛子，佛门深受其惠。在她做皇帝之前后，为佛门办了诸多实事，例如：
咸亨三年(672)至上元二年(675)，赠脂粉钱20000贯助造洛阳龙门大盧舍那像龕和奉先寺。
永隆二年(681)后不久，净土宗祖师善导的塔庙香积寺建成，武后“或频临净刹，倾海国之名珍；或屡访炎凉，舍河宫之秘宝”以充供养。
垂拱元年(685)，武后修故白马寺，以僧怀义为寺主。
垂拱二年(686)，临潼县境内有山涌出，武后赐名“庆山”，改新豐为庆山县，后立庆山寺。
垂拱四年(688)，毁洛阳宫中乾元殿，就地建造明堂，以僧怀义为使，役使数万人。十二月，明堂成，高294尺，方300尺，凡三层；下层法四时，各隨方色；中层法十二辰；上马圆盖，九龙捧之。上施鐵凤，高一丈，饰以黄金；中有巨木十圍，上下贯通，栭櫨撑*(左木右面)，籍以为本，下施铁渠，为辟雍之象，号曰：“万象神宫”。又于明堂北起天堂五级，以貯大像(明堂成，武后令怀义作夾*(左糹右寧)大像，其小指中犹容数十人，于明堂所构天堂以貯之)，至三级，便可俯视明堂。同年，魏王武承嗣造瑞石，上刻“圣母临朝，永昌帝业”。武后为之大悦。
载初元年(690)七月，有沙门10人撰《大云经》，盛言武后受命之事，制颁天下，令诸州各置大云寺，总度僧千人。
天授二年(691)四月，令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延载(694)、证圣(695)间，华严宗三祖法藏于洛阳请新译《华严经》，讲到华藏海震动处时，恰好发生地震，以此事上聞武后，御笔答云：
昨因敷演微言，弘扬秘赜，初译之日，梦甘露以呈祥；开讲之辰，感地动而标异。斯乃如来降祉，用符九会之文，岂朕庸虚，敢当六种之动!披览来状，所畅兼怀，仍命史官，编于载籍。
天册万岁元年(695)，则天作无遮会于明堂，鑿地为坑，深五丈结彩为宫殿，佛像皆从坑中引出，叫作“自地涌出”。
久视元年(700)，武则天将于洛阳城北邙山的白司马坂作大像，税天下僧尼人出一钱，至长安四年十月，共募得钱17万贯。此外，武则天还和禅宗的慧能和神秀关系密切。
武则天的崇佛活动，除以上者外，尚有主持译经一事。据载，暨女皇旋转乾坤，变唐为周，遂遣使往于闐国求索《华严》梵本，迎三藏实叉难陀到东都洛阳从译，起自证聖，功畢于聖历，共译5000偈勒成80卷(通旧翻合45000像)。由法藏受笔，复礼缀文，梵僧战陀、提婆二人译语，义净和海东(朝鲜)法将圆测、江陵禅师弘景及诸大德神英、法宝等審证义。久视中，又诏法藏译大乘《入楞伽经》7卷，则天璽书褒之曰：“得所译《楞伽经》，补求那之缺文，剪流支之繁句，鈎深致远，文要义赅，唯識论宗于兹显矣。”法藏与日照译《密严》等经论十有余部，合24卷，则天皆为之帛序，深加赞许。
诸如此类的崇佛之举，既提高了武则天自身的地位，又使僧尼受宠若惊。佛教不仅成为三足之一，且成为大唐政局的重要支柱。
佛教进入中国后其发展方略渐变为“依傍国主”。聪慧的僧人知道武氏称帝需要舆论支持，于是不惜纂改教义，为武周篡位鼓吹。载初元年(690)，沙门10人偽撰《大云经》，惑言神皇受命之事。天授四年(693)，印僧菩提流支译《宝雨经》10卷有云：“爾时东方有一天子，名日月光，乘五色云，来诸佛所……佛告天曰：我涅槃，最后时分，第四五百年中，法欲灭时，汝于北赡部洲东北方摩诃支那国，实是菩萨，故现女身，为自在主……”武则天深知，她的“武周革命”大道上有儒、道拦路，自古王权天授，她非李非男，乱了天常。而与自己有缘的佛教肯定了女人可以做皇帝，武氏可以主国事，正可以皇权“佛授”抗衡皇权“天授”，假“佛威”以壮“帝威”，并洗雪篡夺之罪名。对于佛教，武则天此时不仅仅是信仰尊崇，而是有所借重和依靠了。
天授二年(691)四月，她令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顯庆元年(656)玄奘力争的“座次问题”至此得到圆满解决，僧人扬眉吐气。《释教在道法之上制》曰：
朕先蒙金口之记，又承宝偈之文，废数表于当今，本愿标于曩劫。《大云》闡奥，明王国之祯符；《方等》发扬，显自在之丕业。驭一境而敷化，弘五戒以训人。爰开革命之阶，方启维新之运。……自今已后，释教宜在道法之上，缁服处黄冠之前。
自久视、大足年间至长安四年(704)，武则天功成名就。步入暮年的武则天，回顾长达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涯，得益于佛教之处甚多，对佛祈福、求佑乃至利用，时至今日似乎该投挑报李，感恩“还愿”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心态中，武则天于长安四年继高宗之后再次奉迎法门寺佛指舍利入宫供养。
武则天本已参加和策划了高宗迎佛之举，有生之年还要再迎一次，其中另一个因缘是武则天和法门寺有很密切的关系，她曾以昭仪和皇后身份，随高宗先后8次去九成宫避暑，几乎每次都长达半年以上，对关中西部一带的风土人情、历史典故都很熟悉。他对曾在法门寺附近生活过的东晋时期前秦才女苏蕙深表敬重，晚年还亲自作《苏氏織锦回文记》一文以志纪念。③她对與九成宫同属岐州的法门寺“灵迹”三十年一开可令生善的傳说可谓了如指掌。顯庆四年(659)，已当上皇后并掌握朝政的武则天，出于巩固政权维系人心的需要，推行崇佛政策，迎合她好大喜功，善于创新的个性心理，迫不及待地怂恿高宗举行了一场规模之宏大，场面之壮观都不亚于封禅大典的法门寺迎奉佛骨活动。在那次活动中，她显得异常活跃，引人注目，并“亲造九重宝函……赐绢囗囗五百匹，囗囗囗复益令增修”④。《法苑珠林》云：
“皇后舍所寝衣帐準价千匹绢。为舍利造金棺银椁，穷镂穷奇。以龙朔二年送还本塔，至二月十五日，京师诸僧与塔寺僧及官人等无数千人。共下舍利于石室拚之。俟三十年后非余所知。至后开瑞冀补兹处。”
武则天当时的活跃状况可想而知。论到自己亲迎佛骨，更是百倍虔诚。
大历《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曰：
则天圣后长安四年，敕大周囗囗囗法藏鸞台囗囗囗囗囗囗囗公暐同往开之，囗囗作囗七日行道，跼蹐荷担于东都明堂，而陈其供焉。万乘焚香，千官拜度，云五色而张盖；近结城楼，日重光以建轮，遠浮郊树……敕囗岐阳施绢三千匹。
《高僧传》卷14《文纲传》云：
(长安四年京师圣寺僧文纲)奉敕往岐州无忧王寺迎舍利。
这次奉佛一个十分重要的参与者是华严宗的实际创立者法藏，备受武则天恩宠。
唐崔致远《唐大薦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载：
长安四年冬杪于道场，因对扬言及岐州舍利是阿育灵迹，即魏册所载扶风之塔也，则天特命凤阁-侍郎博陵崔玄暐与藏偕往法门寺迎之。时藏为大崇福寺主，遂与应大德纲律师等十人俱至塔所，行道七昼夜，然后启之。神辉煜爚，藏以昔尝炼指，今更墮肝，乃手肇興愿显示道俗，舍利于掌上腾光，洞照遐迩，随其福力感见天殊。或睹銑鋈睟容，或观缨毳奇像，瑰姿瑋质，乍大乍小，大或数尺，小或数寸。洎新年端月孟旬有一日入神都，其真身也，始自开塔戒道，达于洛下，凡擒瑞光者七日，抱戴者再初发匝日一也；行至武功县界，其光傍亘法门寺二也；宿崇福寺置皇堂内，光如火焰又似星流三也；行次崇仁坊门因光高举且抱且戴四也；宿渭南县兴法寺夜如昼五也；行至寿安县界光既冲天，日又抱戴六也；安置于明堂，以兜羅锦视，天后及储君顶戴时七也。崔致遠曰：愚于咸通十五年甲午春在西京，于是懿宗皇帝命使迎奉真身来自凤翔，目睹瑞应多是類焉。至有牛驾香车而礼拜者，三鹤当宝舆而徊翔者四，诸坊竖塔多致动摇。
法藏(643—712)祖籍西域康居国，从祖父辈迁来长安，所以以康为姓。16岁时曾炼一指于法门寺舍利塔前，作法供养，以誓悟佛乘。他和武则天关系密切，高宗上元元年(674)是武则天特地安排京城10位大德为他受具足戒，同时赐他《华严经》里贤首菩萨称号，所以法藏由于武则天的提携，虚龄32岁时便成为了“贤首国师”。
704年冬天，法藏奉敕迎佛骨，取出舍利时便频现灵异，舍利在他手掌之上闪出斑斓光彩，各人所见光泽不同，所见舍利大小不同。人们为了增长福力，纷纷施财，遂使一时出现“顶缸指炬者争先，舍宝投财者耻后”，寸余舍利竟牵动了帝国的神经，连至尊至贵以天后圣者自居的武则天也“身心护净，头面净虔，请藏奉持，善为善禱”。她与储君(太子)先后7次瞻礼佛骨，皆有瑞应。
崔致远是晚唐人，将之與咸通懿宗皇帝迎佛相比较，认为佛骨瑞应大体相同。看来佛骨之灵异已为大唐天子臣民广泛认同。
周永卫在《武则天与法门寺》一文中认为“武则天在唐代迎奉佛骨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迎奉佛骨的首创者，显庆四年(659)初次迎奉佛骨，首创之功应归于武后而不是高宗。(2)参与次数最多，历次迎奉佛骨，唯有她参与了两次，一次以大唐皇后身份垂廉听政，一次以大周皇帝身份发号施令。(3)迎奉佛骨历时最久，她参与的这两次，一次历时三年，一次四年，累计长达七年之久，而以后的迎奉，一般前后仅两三个月，显得仓促草率，最久的也不过9个月。(4)赏赐最早，显庆四年(659)初迎佛骨之时，她为舍利造金棺银椁，⑤开迎奉佛骨活动中赏赐之先河。(5)规模宏大，两次迎奉佛骨，都阵容庞大，规格极高，特别是长安四年(704)的迎奉，她任命华严宗大师法藏与凤阁侍郎崔玄暐等十余人参与，出现了“万乘焚香，千官拜庆”⑥的盛大场面。(6)影响深远，在她之后，肃宗、德宗、宪宗、懿宗纷纷步她后尘，进行迎奉佛骨活动，并对佛骨顶礼膜拜，虔诚无比。”⑦
武则天迎佛骨对法门寺文化的发展有何积极影响呢?显而易见的是再一次抬高了法门寺的地位，再一次使佛指舍利热升温，但不仅限于此，如下数端应予肯定：
其一，丰富了法门寺文化的内涵。在地域上的“开中本位意识”之外，又赋予了“官本位”，即武则天时代的法门寺文化已成为官文化，服务于皇权政治。法门寺的重大法事不再是僧人的自发活动，而直接由皇帝主持，派忠于皇帝的高僧大德和重要官吏运作，由国库给予财力支持，由史官以重大国事活动书于史策；
其二，扩大了法门寺文化的外延。因迎佛盛典牵扯到方方面面，如仪式的规格和程序，音乐仪仗队伍的组织，礼佛用的手工业品的制作。这样，法门寺文化不单纯是佛教文化，还涉及在礼仪上对传统儒教礼仪的借鉴和吸收。在舍利文化方面与道教神秘观念相融合，在法器、供养物的制作方面与大唐手工业技术相结合，在寺宇建造方面涉及建筑艺术上的梵式与汉式相融合。佛指舍利逐步发挥着法门寺文化生长点的作用。
其三，提高了法门寺的文化品位。以前的法门寺因以佛指舍利瘗埋而著称于世，故以民间性为主，有佛学造诣的高僧大德并不问津。但武则天参与并主持的大唐第一、第二两次迎奉佛骨，有智琮、弘静、法藏、文纲诸位高僧大德热心参与，佛教界对法门寺则刮目相看。使法门寺不仅“寺以佛指闻名”，还“寺以僧名”。所谓“名山有名寺，名寺有名僧”，法门寺也成三名相兼的寺院了。每读《高僧傳》，常为法门寺无名僧而扼腕叹息，其实这种情况在唐代已有改变。特别是在梵天新星玄奘硕落之后，慈恩寺也暗然失色，被法门寺取而代之，成为皇家内道场，全国名寺之冠。
①譚邽和主编《历代尺牘小品》，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②譚邽和主编《历代尺牘小品》，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③《文苑英华》卷384
④《大唐聖朝无忧王寺大聖真身宝塔碑铭》
⑤⑥《大唐聖朝无忧王寺大聖真身宝塔碑铭》
⑦周永衛《武则天与法门寺》，载《法门寺文化研究》12期26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