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宗(728—779)，名李豫。肃宗李亨长子。

    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爆发，李豫随父至灵武。次年，父称帝。宝应元年(762)父病重，宦官李辅国、程元振等乘机拥其即位。时叛将史朝义占据河南，李豫调兵平叛，又遣使向回纥借兵。回纥兵破洛阳，纵兵大掠，杀人以万计，又放火烧城，洛阳遂成一片废墟。次年，史朝义自杀，安史之乱平息。李豫求暂时苟安，诏令“东京及河南、北受伪官者，一切不问”。

    永泰元年(765)是他执政第三年，也是他在位17年里政局最险恶的一年。史载“僕固怀恩与回纥、吐蕃进逼奉天，京师戒严”①。上亲率六军屯苑内、庚戌，下诏亲征，内官鱼朝恩上言，请括私马，京城男子悉阜衣團结，塞京城二门之一。士庶大骇，有逾垣凿穴出城者，吏不能禁。②面对如此危难的局面，代宗不带兵临阵，却“内出《仁王佛经》两与付资聖、西明二佛寺，置百尺高座讲之，及奴虜寇逼京畿，方罷教”③。对着强盗念佛经，实在愚得可笑!《仁王经》是密宗经典，内容有诸多咒术，据云：讲诵此经，可以“七难不起，灾害不生”，这“七难”是：日月失度、星宿无常、火灾、水灾、恶风、旱灾、恶贼。法师云：如果国有灾难，须设百座法坛诵此经消灾弭祸。然咒术未能退敌，吐蕃人“大掠京畿男女数万计，焚盧舍而去”，在事实面前代宗仍执迷不悟，敵去又下令“复讲《仁王经》于资圣寺”。时人有诗讽之，诗云：

    立国以来为战功，一朝何事却谈空。

    臺城兵匝无人敌，闲卧高僧满梵宫。

    由于“三十年一开”已成惯例，代宗未敢提前迎佛，大概引此为终身之憾。然于法门寺而言，代宗功莫大焉，是他于大历十三年(778)在法门寺立碑，碑文名为《大唐聖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并序》，全文2400多字，由张表撰文，弘农杨播书碑。这是一篇总结性文字，叙述了法门寺的历史沿革，提出了创建真身宝塔的“阿育王建塔说”。文章还历述了大唐几次迎奉佛骨舍利的重要法事及法门寺修葺经过，资料翔实，是研究法门寺史、中国佛教史及唐史的重要资料。

    据《册府元龜》记载，在大历三年，地宫还开启过一次。“大历三年(768)二月。兴善寺不空三藏，上言寺塔先因地震階拆，今将增修。下见古埏得一小棺，其长尺余，发而视之，几积十余重，棺皆金宝装饰，中有舍利骨及佛发一条。色古而拳，其长数尺，每棺一锁，规制妙绝，有段仲文题赞处，甲辰内出宝兴具威仪，迎入内道场”④。因是孤证，不敢肯定。一般史书均未言及代宗有迎佛骨之举。

    代宗讲经退敌虽为佛教史上的小插曲，一个笑柄，然深长思之，并非毫无意义。此事表明，佛教密宗自玄宗朝礼遇开元三大士之后，肃宗向“开元三大士”之一的不空和尚求“秘密法”，至代宗直接让密宗和尚登台亮相，讲经退敌，一展身手。这说明密宗在唐代的影响日益扩大，并已依傍上国主。密宗传入中土甚晚，然一帆风顺，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密宗教义比顯教更具神秘性，也更具吸引力。大唐皇帝对佛教的依赖性更大了，不能说明唐代更强盛了，恰巧说明唐代社会至“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之后，社会问题愈来愈多，积重难返。初唐时期那种蓬勃向上、积极进取，充满自强自信精神的“盛唐气象”已黯然失色。治国无术的帝王集团只好紧紧依靠宗教的麻醉作用，麻醉老百姓并麻醉自己。

    唐代佛教诸宗派，以密宗和禅宗发展最快，顯教中又以净土宗最为活跃。密教的发展主要由于帝王集团的支持，而禅宗的发展与士大夫的关系颇大。法门寺的宗教具世俗性与民间性，本身又是皇家内道埸，这将决定法门寺佛教文化的走向是诸宗兼弘，但主体还是净土宗和密宗。

    ①《宋高僧傳》卷第14《義纲卷》

    ②③《资治通鉴》卷223

    ④《册府元龜》卷5《帝王部·崇释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