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门寺地宫中，唐王朝用金银器以佛教密宗最高仪轨供养佛祖指骨舍利，其中包括灌顶、供香、供花、供食、燃灯等。香、花、灯、果、涂、茶、食、宝、珠、衣是佛教的十大供养，唐王朝以此为供，以表示其持戒、忍辱、精进、智慧、布施等多种意义。

    地宫出土的佛事生活用具，包括容器、饮食器、浴佛器等类。工艺高超，器型和纹饰、图象内容丰富，形态万千，为侍佛供养之大千世界。在法门寺地宫，唐王朝为佛祖设置壇场、法器，以行佛道。出土的锡杖、钵盂、如意等均属此类。双轮六环鎏金铜锡杖，属地藏菩萨。双轮十二环纯金锡杖，属迦叶佛，而这枚佛教世界最大的四轮十二环鎏金迎真身银金花锡杖，属佛祖释迦牟尼所持，是佛教世界最高权威的象征。

    1987年4月4日，当地宫入口启开，地面之下不足1米之处，是19级青石台阶，即“踏步漫道”。清除覆盖台阶上的积土，竟铺垫一层厚厚的钱币，大大小小的开元通宝、乾元重宝、五铢钱、新莽大泉……，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金钱铺地”。

    两万多枚各式钱币灑在地上、或包在丝绸里、或貯于石函之中，但《衣物帐》上均无载，这可能是地宫封闭之时，虔诚的佛子们纷纷解囊，将钱币掷向地宫而形成如此宏大的场面。

    据佛学家考證，金钱铺地不仅是慷慨施财、虔诚供养的表现，也是佛教密宗的最高仪轨。

    据《监送真身使隨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衣物帐》碑记载：地宫中“金器计七十一两一钱，银器计一千五百二十七两一字”。

    这些金银器制造工艺精湛，代表了唐代金银工艺的最高水平。

    例如地宫出土的菩萨像三尊：一尊为鎏金带座菩萨。《发掘简报》说：“鎏金带座菩萨。模鑄成形，通体鎏金。菩萨高髻，带花鬘宝冠，宝缯垂肩，上身袒露，左肩脅斜披帛巾，臂、腕独饰钏，双手施印。下着羊肠大裙，结跏跌坐于莲花座上。有身光、头光。莲花座饰上下两层莲瓣，每层8瓣，其下用销钉穿接圆形束腰，束腰下为蓮花座基。通高15厘米，座高4.5厘米，重651克。”另一尊是捧真身菩萨，高38.5厘米，比鎏金菩萨像高一倍多。敕造于咸通十二年底，手捧一敕文盘，盘内有象征真身宝函的匣子。菩萨全身以珍珠缨络为装饰，上有鏨文。“鎏金带座菩萨其实起码分为三件：菩萨身、背光、莲花座，这三件一是焊接起来的，……，菩萨身与背光是连铸成形，莲花座也是二条固定敕文板。把焊、链结合在一起，极为罕见，而且鏈条穿在敕文板上方两个银紐上，带有装饰点缀作用，别具匠心。”①还有一尊捧真身菩萨的冠与莲花座显系精工鏤刻，鏨刻技术高超，图像纹饰复杂，与前一尊佛像相比更为上乘。

    再如银芙蕖和葵口银鹽台。银芙蕖，高40厘米，底盘为银丝盘成一圈，与平面接触，第二圈盘绕向上至圈侧直上承托荷花(银叶片钣金成形，焊接成花状)；另有银丝与承托银丝相接，左右弯曲伸出，各承托荷叶一个；在横向与直上两根银丝交接处，有银片包裹，并接出一根银丝向下缠绕第二圈，再空绕一圈侧伸，承托一小朵荷花，构图美观。一圈半盘丝座呈弹簧状。盘丝座葵口银鹽台，高5.8厘米，碟口径8.7厘米，座高4.8厘米，腹壁冲压出5个竖向凸棱，碟座用银丝作螺旋形盘曲3周而成。“据此，可以认定唐后期已能制造盘曲3周的弹簧状承托底座。如果改用钢丝，盘曲5周以上，不就成为起减震或拉力作用的机械零件弹簧了吗?这是弹簧发明的濫觞，在技术史上应予重视。”②

    更令人惊叹的是“鎏金双蜂團花鏤空银香囊。钣金成形，通体镂空，部分纹饰鎏金。体呈圆球形，由分作上下两半球的囊盖和囊身以铰链相接，以子母口扣合。……囊盖烦部铆接环纽，纽上套莲蕾形环节，其上再套U型长鏈。鈎状司前将身、盖钩连。香囊的内部铆接两个平衡环和香盂，平衡环之间及内平衡与香盂之间成直角相互铆接支承，与现代陀螺仪构造原理相同，使香盂始终保持水平状态。”③香囊直径12.8厘米，平衡环直径分别为10.5厘米和9.5厘米，香盂直径7.2厘米。这一精巧设计，令人想起中国古代的浑天仪。公元323年(东晋元帝永昌二年)孔挺制造一架浑天仪，黄道环可以隨意固定在赤道的任何一点上。唐初李淳风对浑天仪进行重大改革，他不再用双重同心环，而改用三重同心环。所以工匠多以东晋初、唐初浑天仪为基础，在制造香囊时，巧妙地把这种同心环装置移入，做成起平衡作用的装置。这个道理说明，技术原理与机械零件，可以举一反三，从一种器物移植到另一种器物上。这就是唐代工匠的联想巧思。”④

    金银器中有不少器物刻有铭文，有的从所刻铭文可以看出该器物的来源和制作地点。例如：鎏金双狮纹银盒，盒底刻铭文“进奉延庆节金花陆寸方合壹具重贰拾两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臣李騭进”，这件银盒是由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兼洪州刺史李騭进奉给懿宗的，其制作地点应是江南西道的治所洪州(今江西南昌市)；鎏金镂空飞鸿毬路纹银笼子，底部刻铭文“桂管臣李杆进”6个字，应是在桂管经略使治所桂州(今广西桂林市)制造的；鎏金鸳鸯团花纹银盆，盆底鏨刻“浙西”二字，应是浙江西道润州(今江苏镇江市)的产品。

    由铭文知，地宫不少金银器由“文思院”打造。学者卢兆荫在《法门寺地宫金银器与文思院》⑤，一文中列表说明如次：

    显然，文思院是专为皇帝打造金银器物的作坊院，属唐代的官办手工业。唐代官办手工业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种类繁多，包括军器在内的各种手工業制造品几乎无所不包，凡是有广大销路和丰厚利润的皆由政府垄断。官办手工业由少府监主管，下设中尚、左尚、右尚、织染、掌冶五署各司一口，金银器划归掌冶令，《旧唐书》卷44《职官志》云：

    掌冶令掌熔鋳铜铁器物，丞为之贰。凡天下出铜铁州府，听人私采，官收其税。若白鑞，则官市之。

    当时的管理办法是集中管理，分散经营。礦产就地冶煉，造成之器解交少府监，然后由少府监分配天下使用。

    文思院创建于唐宣宗大中八年(854)。唐裴庭裕《东观奏纪》载：

    武宗好长生久视之术。于大明宫筑望仙台，势侵天汉。上(宣宗)始即位，斥道士赵归真杖杀之，罷望仙台。大中八年復命葺之。右补闕陈嘏已下抗疏论其事，立罷修造，以其院为文思院。

    王溥《唐会要》卷50《杂记》载：

    武宗好神仙之事，于大明宫内築台，号曰望仙，(大中)八年八月，敕改望仙台为文思院。

    而《旧唐书·武宗本纪》载：

    “(会昌)五年春正月己酉朔，敕造望仙台于南郊壇”；“六月丙子……神策古代修望仙楼及廊舍五百三十九间功毕”。

    据此推测，文思院应在大明宫内，位于清恩殿之西、宣政殿之东北，有廊舍500余间。从铭文看，文思院的工官有文思使(宦官充任)、文思副使、判官和作官，工匠称打造匠。文思院的主要任务是为皇室贵族生产高档金银器。

    关于唐代金银器发展史，赵超在《法门寺出土金银器反映的晚唐金银制作业状况及晚唐金银器风格》⑥一文中，“在以往各家的研究基础上，结合器物形制、纹饰、制作技藝及中西交通情况等将唐代金银器的发展变化划分为六个阶段。即：

    第一期：(约618—670年前后)初唐至唐高宗晚期。

    第二期：(约670—712年前后)武后(包括高宗末年)至唐睿宗末年。

    第三期：(约713—741)唐玄宗前期，开元年间。

    第四期：(约74l—755)唐玄宗后期，天宝年间。

    第五期：(约756—840)唐肃宗至唐文宗年间。

    第六期：(约841—907)唐武宗至唐哀帝年间。”

    他认为，法门寺地宫藏宝的入藏时间，当在咸通十五年正月四日，为唐懿宗及刚刚继位的唐僖宗所供奉。结合器型与纹饰特征分析，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金银器基本上属于第六期制作的器物。

    赵先生将法门寺的金银器归属唐代第六期，即晚唐的金银器物，这是很正确的。在唐代金银器发展史上，也是最后最丰富的一个阶段。晚唐的金银器工艺代表了唐代金银器工艺的最高水平。

    学术界普遍认为，我国唐代的金银器是在吸收、消化萨珊波斯金银制作工艺技法和装饰纹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法门寺地宫出土121件(组)金银器是继西安何家村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其重要性在许多方面远远超过了前者。这批体现帝王崇佛心态、又高度佛教化了的金银艺术精品，在吸收、消化波斯技法的基础上又有了突破性的发展。其铆钉、鎏金、焊接、铰口工艺技术已相当精湛，特别是鈒金、鏨花、缕空、模冲尤为技高一筹。在世界古代文明史上，法门寺地宫金银器与波斯风格金银器可谓交相辉映，各显神奇。出土的鎏金银金花迎真身双轮十二环锡杖，通体鏨刻14尊圆觉僧，以繁细的草蔓纹相间隔，以鱼纹襯底，华贵绝伦，并有极为珍贵的83字鏨文，其中“文思院奉敕造迎真身锡杖一枚咸通十四年三月廿三日”，明确地标明了其产地、时间和用途。这枚锡杖通高1.96米，堪称锡杖之王。这批集金银器之大观的金银宝器，采用了鏨刻、鈒金、浇鑄、鎏金、铆接、焊接等诸种工艺。出土的鎏金团花鸳鸯双耳大银盆，直径46厘米。高14.5厘米，重6265克，内外壁鏨刻四对戏水鸳鸯，底部一对正在戏闹鸳鸯，为佛教密宗之重器。热烈生动的场面表现出精湛、娴熟的制作工艺，其平整规范和底部内凸外凹的效果，渗透着萨珊波斯的制造风格。

    法门寺地宫出土文物，不仅提供了唐朝中西方物质交流的实例，而且从中也可以看到在生产工艺技术方面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的情况。

    ①②郑学檬《法门寺地宫金银器制造技术门外谈》，载《法门寺文化研究》第12期。

    ③《发掘简报》

    ④郑学檬《法门寺地宫金银器制造技术门外谈》，载《法门寺文化研究》第12期。

    ⑤载《首届国际法门寺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

    ⑥载《首届国际法门寺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