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法门寺创建年代问题的特殊性
法门寺创建的时代问题不仅仅是个学术的探真问题，而且是一个涉及法门寺佛指舍利的宗教神圣性和传承权威性的重大问题。所以，法门寺的创建年代同其他寺院的创建年代问题不同，值得引起重视。
法门寺真身宝塔原来叫阿育王塔，因塔而建立起来的寺院叫阿育王寺。可见，法门寺的创建与阿育王有直接的关系。否定这种关系，其实质就是直接或间接地否定或消减法门寺佛指舍利在信仰上的神圣性和在传承上的可靠性。所以，我们在根据可靠资料重新回顾创建历史真相的同时，特别要为阿育王时代舍利来华的传说树立可能的历史空间，以尽可能维护佛指舍利在佛教信仰中的神圣性、权威性和可靠性，并在学术上，为断然否定阿育王时代舍利来华的传统看法，提出一些重新考虑问题的视阈。
2.阿育王建塔的传说
阿育王是古代印度孔雀帝国的第三代国王。孔雀帝国是印度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王朝。
公元前4世纪后期，希腊的亚历山大远征东方，侵占了印度河流域。那时，印度正值难陀王朝统治。民族的危机使人民对腐败无能的难陀王朝产生了普遍的厌恶情绪。一位出身于孔雀驯养家庭的青年，名叫旃陀罗笈多，在一位名叫乔底利耶的婆罗门的帮助下，募集了一群绿林豪杰，于公元前324年推翻了难陀王朝的统治，建立了孔雀王朝，然后进军西部，夺回了印度河流域大片国土。旃陀罗笈多死后，其子频头沙罗于公元前297年继承王位，他继承父志，东征西讨，将孔雀王朝的版图又扩大了许多。频头沙罗的妻子很多，其中有一位姿色盖世的平民之女，为他生下一子，即阿育王。“阿育”意为“无忧”，所以阿育王又意译为无忧王。阿育王原来并不是太子，后来以自己的战功以及朝臣的支持而取得王位。他杀死了众多的兄弟，还杀死了很多宫女与大臣，实行铁拳政治，对外则进一步侵略扩张，最残酷的战争就是征服南印度的竭陵伽，使孔雀帝国达到鼎盛时期。据说，阿育王初期既相当荒淫又非常残暴，他命人在华氏城中修建了许多园林，从全国选来一千多名美女，日夜同这些美女在一起寻欢作乐，国人都称其为爱欲阿育王。后来他又雇用一位名叫耆梨的人，在全国一些地方设置地狱，大肆屠杀异己，死者无数，又被人们称为暴恶的阿育。后来因为一位比丘的方便教化，阿育王才开始归依佛教。据说，这位比丘曾对阿育王说，佛陀早已预言，二百年后有位阿育王统治一个庞大的帝国，同时还预言这位大王将归依佛法，建造八万四千座塔，在世界上广泛传播佛法。这位比丘所说的佛陀预言，正好有利于树立阿育王统治的合法性与神圣性，所以，阿育王开始利用佛教，并最终归依了佛教。近代发现的铭文资料则说阿育王归依佛法是因为看到征服南印度战争的残酷而醒悟。不管具体原因如何，总之阿育王后来信仰了佛教，对自己原来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并决定放弃武力的征服，而以佛法来征服天下。笔者通过研究认为，阿育王对佛教的信仰经过了一个很长的过程，第一阶段为那位比丘的神通所慑服，从而接近佛教；第二阶段发现可以利用佛教证明其王权的合理性，故而支持佛教；第三阶段在原有宗教或其他迷信思想及佛教学说的初步影响下，认为自己的血腥屠杀会遭到报应，为了赎罪而开始修持佛法；第四个阶段，由供僧、建塔等外在的修持活动转向对佛教义理的认识，因赞赏佛教理论，从而成为一名真正的佛教徒；第五阶段，随着对佛教认识的不断深入，对佛教的信仰变得虔诚而固稳，为了给自己积累更多的福德，也为了维护其对辽阔疆域的统治，故大力弘扬佛教；第六阶段，迷信佛教，走向极端(见三秦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世界十大皇帝》中的《阿育王》)。
阿育王推广佛教的主要措施有：第一，大肆供养僧人，除了布施巨额资财外，甚至还以国土进行供养；第二，发布佛法敕令，并派人在各地宣传这些法敕，或刻在摩崖上，或刻在石柱上；第三，巡礼佛教遗迹，并立石纪念，成为佛教史上空前绝后的国家组织的佛陀遗迹勘定活动；第四，主持佛教史上第三次佛典结集；第五，以国家力量组织人员向外传教，佛教由此走向世界；第六在世界各地建立佛塔，分布佛舍利供养。向外传教与建塔同法门寺的创建传说直接相关。据有关史料记载，阿育王为了统一异说，振兴佛教，从全国搜选精通佛教戒律的高僧共一千人，聚集华氏城，以目犍连子帝须为上座，举行了佛教历史上的第三次佛典结集，历时九个月，终于完成了对佛教学说的勘定与经典的整理工作。结集完成之后，阿育王从参加结集的高僧中精选了十几位年富力强、学有成就的僧人，分成九批，分别派往四方传播佛教。其中，末田地携《蛇喻经》到西北部的罽宾和犍陀罗传教；摩诃提婆携带《天使经》到南印度的摩醯娑罗陀罗地区传教；勒弃多携带《无始相应经》到南印度婆那婆私地区传教；昙无德携带《火聚喻经》到印度西部的阿波兰多迦地区传教；摩诃昙无德携带《大那罗陀伽叶本生经》到印度西南部的摩诃勒陀地区传教；摩诃勒弃多携带《迦罗罗摩经》到阿富汗以西的臾那世界传教；末示摩携带《转法轮经》到喜马拉雅山一带传教；须那迦和郁多罗携带《梵网经》，到金地即今东南亚缅甸等地传教；王子摩哂陀和郁帝夜、参波楼、拔陀等人携带《小象迹喻经》，到斯里兰卡传教。上述传教人员各自率领一个佛教使团，所带经典除上面列出者外，恐怕还有一些。各使团的传教工作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特别是派往斯里兰卡和西北部的几个使团的传教工作，对后世印度佛教的向外传播格局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这次传教活动是佛教史上第一次由国家出面组织的传教活动，就其规模来说，则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如此宏伟的使团战略，在人类文化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笔。从此之后，佛教不但在印度南部、西部、北部最终站稳脚跟，而且传播到印度以外的地区，至此，佛教才真正开始了国际化的过程。
在向外传教的同时，阿育王在世界各地广建佛塔。各种资料均可证明阿育王建塔历史的真实性。但建塔的范围到底有多大则难以详知。佛教资料中都说阿育王一共建造了八万四千座佛塔，是否能建造这么多，多数学者表示怀疑。阿育王之所以要建这么多的佛塔，根据有关史料，主要有以下原因。其一是尊奉佛陀的预言，以维护其完整性和权威性。因为佛陀的预言对阿育王维护王权是极有利的。其二，《释迦谱》说，阿育王杀了八万四千夫人，应堕地狱，一位名叫消散的比丘前来度化。阿育王问，杀八万四千夫人的罪孽能否救赎。消散比丘告诉他，为每个夫人各建一塔，内藏佛舍利，这样就可消除罪过。其三，《释迦谱》又说，阿育王皈依佛法后，问一法师，他过去杀了那么多无辜的百姓，今修何善可免恶报。法师告知其“唯有起塔，供养众僧，赦诸徒囚，赈济贫乏”。阿育王又问何处可以起塔，法师便以神力左手掩日，日光即成八万四千道，散照大地，所照之处，皆可起塔。其四，《阿育王传》卷七记载，太史占相，说“王有衰相”，“王问太史，云何禳却。太史答言：唯有修福，可得禳却。王时即造八万四千塔，作诸功德。”其五，全印度基本上已经统一，再不需战争征服他人，以佛法教理特别是伦理思想诱导社会，维护统一，稳固统治就显得十分重要。建塔就是推广佛教、实行佛法教化的一个重要手段。
据说释迦牟尼佛当年涅槃之后，八国分其舍利，各建一塔供养。阿育王首先将王舍城阿阇世王所建佛塔中的四升舍利取出，接着又依次掘开其他各塔，取出所藏舍利。据说阿育王取了七座塔后，又到第八座塔中去取。此塔位于罗摩村中，是最初建的一座。可当阿育王要掘塔时，有一龙王出面阻止，执意要保留此塔，继续供养。阿育王觉得此塔乃世间最早的佛塔，守护得十分精细，便同意留下。又据《释迦谱》卷五中说，阿育王在此也获得了一部分舍利，这么说，最初所建八座佛塔中的舍利都取到了。取得佛舍利后，阿育王回到华氏城，命人制造了八万四千金箧，每个金箧都用各种珍宝装饰起来，一个宝箧中放一枚舍利。另外又令人制造了八万四千宝瓮，八万四千宝盖和八万四千匹彩绸。每瓮装一宝箧，再用彩绸包扎起来。然后组成一支庞大的队伍，分送舍利于各地。
历史上传说阿育王建造八万四千塔是在同一时间开始的。在古代交通与资讯极不发达的情况下如何做到各地同时动工便是个天大的难题。传说是鸡雀寺的上座耶舍阿罗汉解决了这一问题。耶舍答应以手遮日，各地发现有手障日时，即举行开工大典。据西方学者推测，阿育王这次大规模的建塔活动，很可能是在精于天象的人业已预测到的一次日食时同时开工的(参见渥德尔著《印度佛教史》商务印书馆1987年4月版P245)。而《释迦谱》则记述说，耶舍得知阿育王欲某日同时动工，便通知他，可以十五天后的月食为信号，各地同时动工。
阿育王建造的这些塔，后世就称其为阿育王塔。这些塔大多数都很小，后来有些塔又经过进一步扩建，规模才不断增大。中国僧人法显、玄奘等人在印度旅行时，就曾看到许多阿育王塔，并在他们的游记中作了准确的描述。这些佛塔后来相继湮没，今天的山奇古塔恐怕是印度唯一留存的一座阿育王塔。
传说这些塔分布在全世界的范围内，那么在中国当然也有。《广弘明集》卷十五举出中国十七座阿育王塔；《神州三宝感通录》记载有十九座阿育王塔；《法苑珠林》卷三十八则举出二十一座。陕西扶风法门寺的阿育王塔最为有名，相延至今，香火不绝。
3.古今关于法门寺塔创建的不同说法
古来关于法门寺塔的记载均把创建时间推向阿育王时代。例如，法门寺地宫《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碑载：“天竺有国君号无忧王，分遗形舍利，役鬼工造八万四千塔，阎浮聚落有逾一亿舍，即置于宗。睹彼岐阳重真寺乃其一也。”《大唐圣教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并序》记载：“有若此寺大圣真身宝塔者，口摩迦王之系孙阿育王之首建也……或曰华夏之中有五，即扶风得其一也。”又据《大唐秦王重修法门寺塔庙记》：“阿育王役使鬼神，于阎浮提造八万四千塔，华夏之中有五，秦国岐山得其一也。”唐代道宣的《释迦方志》说：“及后阿育王者，以神力分佛舍利，使诸鬼神造八万四千宝塔。今洛阳、彭城、扶风、蜀郡、姑臧、临淄等，皆有塔焉。”唐代法琳的《破邪论》载：“阿育王以神力分佛舍利使于诸鬼神造八万四千宝塔。今洛阳、彭城、扶风、蜀郡、姑藏、临淄等，皆有塔焉。”唐代张仲素的《佛骨碑》也说：“岐阳法门寺鸣鹫阜有阿育王造塔，藏佛身指节。”总之，几乎所有记述法门寺的历史资料都坚持一个最基本的说法，即法门寺宝塔最早创建于阿育王时代，是为珍藏佛舍利而建造的。
学术界对阿育王建塔持怀疑或断然否定的态度。原因是一般学者认为，阿育王时代中印之间还没有交往，没有可靠资料来证明印度佛教已经进入中国。那么，法门寺舍利宝塔到底创建于何时，现在主要有三种说法，一是根据清顺治十年(1653)的《重修法门寺钟楼记》，其中说：“从闻法门寺建自西典东来，藏牟尼舍利于浮图”，由此认为法门寺佛塔创建于东汉初年。这种观点为法门寺所坚持(见法门寺网站的《法门寺简介》、《法门建塔寺缘由》、《法门寺纪事年表》、《法门寺中心论》等)。二是认为法门寺塔建立于北魏时期，这为陈景富等学者所坚持(陈氏认为创建于北魏太和二十三年即499年或之前不久，见陈景富《法门寺史略》；李仲操认为创建于北魏文成帝年间即452—465年或其后50年内)。三是认为创建于西魏末年。这种观点最早由日本学者气贺泽保规提出(见其《唐代法门寺成立考》，载《法门寺文化研究》(历史卷))，后来得到很多中国学者的认同。上述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有不确切的地方。认为法门寺塔建于东汉初期，并将其同白马驮经建立白马寺的故事联系起来，这种看法所依据的资料是清代碑文，因时代太晚，又自云出自传说，实在不足为凭，也与法门寺的地位及其在佛教中的正统信仰(正统信仰就是阿育王分佛舍利在世界各地建塔，否则法门寺佛舍利便在信仰上没有了传承，从而失去其神圣性)不一致。从现存的一些资料看，法门寺的建立应该在北魏之前，而且时间可能相当久远。道世的《法苑珠林》卷38记载：“周魏以前寺名阿育王”。道宣的《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也说：“周魏以前寺名育王”。周指北周(557—581)，魏指西魏和以前的北魏(386—557)，这里明确在说，法门的历史最迟也在北魏以前。《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并序》中也说：“昔者汉……遭时毁歇”，“验其铭曰‘育王所建’，因以名也。”这里提到汉代，还说发现有铭刻记载，称阿育王所建。可见其历史肯定早于北魏。至于第三种观点，认为法门寺建立于西魏末年，这种观点所依据的资料是《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并序》[其中有云：“大魏二年，岐州牧小冢宰拓拔育以为事出于古，名同于今，乃削旧规，创新意，广以台殿，高其闬闳，度僧以资之，刻石以纪之”(原有脱文，此据韩金科编著《法门寺》，五洲传播出版社1998年8月版P23)]、《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其中有云：“元魏二年，岐守拓拔育初启塔基，肇申供养”)以及被认为是北魏或北周或唐代的《千佛碑》[陈景富认为是北魏太和二十三年即499年，日本学者、李仲操以及韩金科等认为是北周明帝武成元年即559年，卢建国和罗西章认为是唐代开元二十七年即793年。关于元魏二年之所指，至少有六种不同看法，比较重要的是陈景富认为指北魏普泰二年即532年，日本学者及李仲操认为是西魏恭帝二年即555年(见《法门寺文化研究》历史卷)，韩金科认为是558年(见其文《法门寺始建年代及相关问题浅议》)]。对这些资料所说的时间，学术界的解释不一，所以才有了上述第二和第三种观点的不同。但是，从上面我们所引证的这几种资料的关键内容来看，这些资料仅仅能说明何时开启地宫供养舍利或扩建塔寺，而不能说明就是那时建造的。可能是在这里任职的拓跋育见育王寺的名字与自己的名字相同，才引起他的兴趣，从而开启塔基，进行供养，并扩建寺院，延僧住寺。
我们认为，从严肃的学术立场来看，法门寺塔到底建立于北魏之前什么时期，现有的资料很难得出准确的答案，需要以后进一步发现资料，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从信仰的角度，我们认为必须坚持阿育王建塔的说法。
4.阿育王时代建塔的可能性分析
为了维护佛指舍利的神圣性，同佛教传统信仰尽可能保持一致，我们对阿育王时期建塔的可能性再作一些分析。
第一，阿育王建立了统一整个南亚的大帝国，他虔诚信奉佛教，并通过国家的力量有组织地大规模地向世界各地传播佛教，已经可以证明的范围，南到印度洋上的岛国斯里兰卡，西到叙利亚、埃及和希腊地区，东部到了东南亚的缅甸等地，北方所到之处不明，但从所发现的阿育王法敕石柱来看，至少达到中亚一带。是否到了中国，学者表示怀疑。但笔者认为，尚无法绝对否定这种可能。
第二，秦代的时候，中国和南亚之间的交往已经开始。孔雀王朝开国功臣乔底利耶的《政事论》即记有中印古代通商贸易的内容。有学者认为，印度建筑特有的短女体支柱，至迟在公元前2世纪已出现在中国，郭沫若认为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图案本自印度，所以，岑仲勉认为，单从器物和技术上看，已可断定上古时代，中印确有交往。劳费尔的《中国伊朗编》认为，古代有一条通商路线，由四川云南到达印度的东北部。所以，一般认为，云南的傣族比秦汉时代的匈奴人更早地信奉了佛教。而海上的路线可能会更早。莫克基的《印度航业史》证明，自公元前5世纪，就有印度海上贸易商人“家于支那海岸者”。勒苦伯利也确信，公元前425年至375年间，垄断波斯爱里普亚海至中国东部远洋贸易的是印度的商人。潘尼迦认为，公元前印度人在南中国海里已经有了定期的海上贸易。在克什米尔古代诗人克夏猛德拉的著作中，还记载阿育王信仰佛教后，曾以佛法感化了抢劫印度商船的那伽海盗，有的考据家猜测那伽人即中国人。类似的历史传闻又可见于我国东晋王嘉的《拾遗记》，据说，公元前305年，曾有来自印度的术人尸罗，辗转五年得见燕昭王，宣传佛法。这是海上来中国的第一个印度人。近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孔望山发现的时代久远的佛教造像，同印度原始的造像非常接近，一些学者认为其是早于东汉的作品。
第三，法门寺所在的地方是周原的中心，是西周的发祥地，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生根之地，周人早期就建都于法门以北，而周人迁都洛邑以后，秦人便成为关中西部的主人，离法门不远的凤翔成为秦人的首都，法门所在地则成为京畿要地，设为美阳县，依然是秦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秦人虽都于雍城，但却是以周原为依托，积聚力量后才向东发展，先迁都栎阳，再定都于咸阳，法门一带始终是秦朝的稳固后方。从交通方面来看，中国东西方交通的大动脉必经关中，而关中交通则以东西向的渭河两岸为通道。在咸阳以东，渭河北岸多南北向支流阻隔，所以，东西通道在渭河的南岸，而咸阳以西，渭河南岸多南北支流阻拦，所以东西大道则走渭河以北。秦汉时代，周原上只有美阳县和雍县，当时的东西大道必经美阳而到雍县。北魏以后，迁美阳于武功，北周时设武功县，唐时再设扶风、岐山，西去的大道才有了变化。魏晋以后，法门一带的政治地位、文化地位、经济地位就远不如秦汉时代了。所以，选择法门这个地方来建立佛舍利的珍藏和供养之地，似应在秦汉时代法门最辉煌之时。
第四，法门寺最早俗称为圣冢，这与阿育王时代所建舍利塔的形制相似，而与中国传统的佛塔不同。《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并序》中说，从汉代到北齐时代，“遭时毁歇，晦迹丘虚”，“风俗谓之圣冢”，可见最早埋藏佛指舍利的只是一种位于虚丘之中的冢，而不是后来中国流行的塔(有学者认为冢是由北魏时期建造的高塔毁坏后到西魏北周时期而形成的，这种看法是没有根据的)。这同北魏时期及其后建立的佛塔格式完全不同，但与古代印度阿育王建立的佛塔却基本一致。相传释迦牟尼佛曾知地下有迦叶佛的舍利，而以土覆其地为塔。造塔最早是古印度贵族的埋葬法，如同其他民族间所行的埋葬法，把土高高堆起，用以有别于平地。释迦牟尼佛的遗骨(舍利)被分为八分，各造塔供奉。其中之一由释迦族所造的塔，近年在尼泊尔国境发现，基本上就好似中国传统的坟冢一般。到了阿育王时代，所造塔则为半圆球状的塔身，底部藏置舍利等遗物。周围为礼拜道，外侧设石栏，有四门。阿育王塔一般都不高大，形状类似一个倒扣的钵，一般称之为覆钵式。现存桑奇的覆钵式塔被认为是阿育王塔的重要遗存。该塔直径三十六点六米，总高十六点五米。这种覆钵式塔同中国传统的大冢类似。在我国，塔的形式与上述印度等地的塔，大异其趣。依据《佛祖统纪》卷三十六的记载，东晋成帝咸和五年(330)，会稽永兴的许询舍宅，立崇化寺，造四层塔。中国造塔以多层为最大的特点，而且不断升高。如北魏时，洛阳永宁寺的九层塔就非常高大，依《洛阳伽蓝记》卷一记载：“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有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遥已见之。”而中国现存最早的塔也是北魏时期建造的，即孝明帝正光年中(520—524)所建的河南嵩山嵩岳寺塔，十二角十五层，高四十余米，塔檐密接，外型优美。唐咸通年间(860—873)僧云皎在浙江湖州飞英寺修建石塔，竟多达37级，层檐密接。所以，法门寺最早的舍利塔与中国传统的舍利塔大不相同，特别是与学者们认为最有可能创建的时代即北魏或北周时期的佛塔风格不同，显示出其久远性特别是与古代印度阿育王时代的密切关系。
第五，《史记》所记载的匈奴人的“祭天金人”过去佛教界曾经认为就是佛像，但我国学者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原因是认为阿育王时代根本就没有佛教造像，哪来佛像的东传。可有学者以各种证据证明，阿育王时代，印度佛教雕刻已经兴起，早期犍陀罗派的佛像制品正在这一时期增多起来，并随着佛教对外传播的声势，很可能于公元前3世纪末，被搬运到我国新疆地区，此后又次第传入陕西渭北高原的匈奴人中(见陈恩志《佛教自有秦传入中国说》，《宁夏社会科学1988年第5期》)。陈恩志先生根据《大唐西域记》、《洛阳伽蓝记》等资料的记载，找出了很多佛教造像从印度向中国新疆地区传播的例证。所以，他认为，秦代的时候，匈奴人就在离长安三百里的甘泉山下供养佛像金人。《史记·正义》引《汉书·五行志》称：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于临洮，故销兵器，铸而象之。类似的记载还见于《三辅黄图》及《三辅旧事》。陈恩志先生认为，这些夷狄之人可能就是印度来的僧人。所以，他认为，佛教史料记载的秦代有印度僧人室利防等人来咸阳传教，是完全可能的。该资料出自唐代法琳的《对傅奕废佛僧事》：“释道安、朱士行等《经录目》云：始皇之时，有外国沙门释利防等一十八人贤者，赍持佛经来化始皇。始皇不从，乃囚防等。夜有金刚丈六人，来破狱出之。始皇惊怖，稽首谢焉。”道世的《法苑珠林》也记载了此事：“又捡释道安、朱士行等《经录》云：秦始皇之时，有外国沙门释利防等一十八贤者，赍持佛经来化。始皇弗从，遂囚禁之。夜有金刚丈六来破狱出之。始皇惊怖，稽首谢焉。”唐代的《释迦方志》、《历代三宝记》等都有对此事的记载。
第六，扶风当地的传说将佛指舍利安奉的时间指向秦代。根据《周原埋圣骨》一文讲述，扶风县有个小地方，名叫佛指沟，相传与古代人所见到的瑞应有关。传说很早以前，有一天，西域沙门释利房等一行十八人，历三年之艰辛，穿越三十六国，终于踏上了中土。他们沿丝绸之路东进，一天傍晚来到古周原的美阳城附近，就在一个无名沟岔住了下来。刚要安歇时，忽见整个美阳城上空飘逸荡漾着五色祥云。这一行人肩负的任务就是将佛祖的指骨舍利带来中土安厝，让佛光普照中土大地。走到古周原竟有如此瑞兆显现，那就说明这里是安厝佛骨最理想的地方。释利房一行在东渐路上住宿的最后一个驿站无名沟岔从此也就有了地名，称之为“佛指沟”。这个故事很有趣，我们不知道这个传说的久远性如何，也可能是后来人为编成的。
以上六个方面虽然不能直接证明法门寺阿育王塔就一定创建于与阿育王同一时代的秦代，但可向我们提示，法门寺佛舍利的供奉源于阿育王时代并不是绝对不可能的。加之根据佛教的信仰，法门寺佛舍利不同于后世陆续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舍利，它最早即以阿育王命名，被奉为阿育王时代建立于中国的佛舍利供奉塔。如果否定了阿育王时代建塔的可能性，就等于否定了法门寺佛舍利的历史来源，否定了它的连续不断的合法传承，从而直接威胁它的权威性和神圣性。学术界现有的观点，无论是东汉说，还是北魏说，抑或是西魏说或北周说，既不符合正统的佛舍利信仰传统，也不具备学术上的绝对排他性。所以，我们认为，在对外宣传上，最好用“相传创建于秦代”的说法。这样的说法既接近历史，也符合佛教的信仰，直接维护了法门寺佛指舍利的神圣性与合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