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高僧释道安(312—385)，生于乱世，长于乱世，卒于乱世，享年74岁。①与他关联的这一乱世，道安自己在《道地经序》中写道：“予生不辰，值皇纲纽绝，*(左犭右严)狁猾夏，山左荡没。”②道安一生却致力于弘扬佛法，终成一代佛学大师，是中国早期佛教奠基者之一，被后世誉为“印手菩萨”。③

    业师朱雷教授在《释道安与襄阳》一文中，把释道安一生的宗教活动分为三个时期：“一是自他出家，到前燕南侵，投奔襄阳。这时期主要活动在河北、河南地区；二是自至襄阳，到苻坚南侵，身入长安。这时期活动于襄阳，旁及江陵、南郡；三是自入关中，到前秦建元二十一年，终于该处。在此三个时期中，就居住安定、经历时日以及传授徒众、沟通南北佛典流播、注释经籍、编纂目录诸方面而言，皆以在襄阳时期为最。”④承先生余绪，作《释道安与长安》，就释道安与长安的关系略作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仪轨西北”——居住襄阳期间的释道安与长安

    释道安与长安发生联系并非只是他身入长安后的事，而是早在他于东晋穆帝永和八年(352)或稍后率众南投襄阳即已开始。道安率众南行途中，行至新野，谓其徒众云：“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⑤；遂“分张徒众”⑥：

    乃令法汰诣扬州……法和入蜀……(道)安与弟子慧远等四百余人渡河……既达襄阳。⑦

    法汰临别谓安曰：“法师仪轨西北，下座弘教东南。江湖道术，此焉相望矣”⑧。这可以视作是法汰的临别赠言，法汰说道安“仪轨西北”的话，“透露了释道安南下之前即已有意与西北地区建立联系。”⑨

    释道安驻锡襄阳，不仅便于与扬州的法汰和益州的法和“相望”而互通声气，而且也便于与西北地区建立联系，实现其“仪轨西北”之初衷。“道安一行于东晋穆帝永和八年入襄阳，至孝武帝太元四年(379)，苻丕陷襄阳，取其入长安，其住襄阳时达二十七年之久。”⑩而襄阳时为东晋重镇，当是时人物昌盛，经济发达，局面安定；又毗邻前秦，属交通咽喉，东连吴会，西通巴蜀，且通过“互市”之道，与西北之凉州、关中之长安保持联系。(11)地处西北的长安直通西域，是西域佛教传入中原的必经之地，居住襄阳的释道安是如何“仪轨西北”的呢?

    首先，道安是东晋时期学识渊博、弟子众多、影响甚大的著名僧人，赢得了前秦统治者苻坚的尊崇，而苻坚对佛教高僧之尊崇又莫过于释道安。释道安在襄阳建成檀溪寺之际，苻坚闻讯后：“遣使送外国金箔倚像，高七尺，又金坐像、结珠弥勒像、金缕绣像、织成像各一张”。释道安也很重视苻坚的礼物，“每讲会法聚，辄罗列尊像，布置幢幡，珠佩迭晖，烟华乱发。”(12)苻坚还想用道安辅助自己的统治，他常说：“襄阳有释道安，是神器，方欲致之，以辅朕躬。”(13)苻坚建元十三年(377)，秦太史云：“有星见于外国分野，当有大德智人入辅中国”。苻坚便说：“朕闻西域有鸠摩罗什，襄阳有沙门释道安，将非此耶。”并“即遣使求之。”(14)

    释道安甚至对前凉佛教界亦有了解。《出三藏记集》释道安《渐备经序》称：“昔凉州诸道士释教道、竺法彦，斯二道士，并皆博学，以经法为意。”(15)这里，释道安仍以“道士”称道凉州僧人，这是因为“两晋时期，经序中常称道士、道人，经文中仍广用沙门。经序是时人所撰，行文顺便，或用习称；经文重在体现佛之本旨，译文尚信，故多用音翻之沙门”。(16)

    其次，释道安通过互市贸易沟通了姑臧(今甘肃武威)经过长安到襄阳的佛教联系，有利于西北乃至西域佛经的传播。《渐备经十住焚名并书叙》就记有通过“互市人”传递佛经的事：凉州僧人释慧常将“敦煌菩萨”竺法护所译于西晋末年，但在数十年中未能“流宣”，因而“遂逸”在凉州的《渐备经》以及凉州新译之《首楞严》《须赖》《光讃》诸经，一并通过凉州“互市人”送至长安僧人安法华，再通过安法华复交“互市人”送襄阳释道安。(17)

    再次，释道安在襄阳的译经活动及潜心研讨佛典，因史料阙如和亡佚，虽难于准确判断哪些作于襄阳，但其形成的原则与方法对长安及整个西北的佛典注译工作贡献良多。传云释道安在襄阳时：

    安穷览经典，钩深致远，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诸经，并寻文比句，为起尽之义，乃析疑甄解，凡二十二卷。序致渊富，妙尽深旨，条贯既叙，文理会通，经义克明，自安始也。自汉魏迄晋，经来稍多，而传经之人，名字弗说，后人追寻，莫测年代。安乃总集名目，表其时人。诠品新旧，撰为《经录》，众经有据，实由其功。四方学士，竞往师之。(18)

    故习凿齿在《与谢安书》中称赞道安“其人理怀简衷，多所博涉；内外群书，略加遍睹；阴阳算数，亦皆能通；佛经妙义，故所游刃。”(19)释道安自襄阳始，“一生遍注群经，开创注解条例，探讨注释原则和理论，使佛典注释真正走上了成熟之路，对后世佛家‘经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汤用彤先生说：“东晋之初，能使佛教有独立之建设，坚苦卓绝，真能发挥佛陀之精神，而不全藉清谈之浮华者，实在弥天释道安法师。道安之在僧史，盖几可与于特出高僧之数矣。”(21)故而朱雷师论曰：“道安之成就，主要产生在其居住襄阳的廿余年中。其后，虽入长安，仍有著述，但论其根源，依然还是滋生于襄阳。”(22)是为确论。

    二、身入长安——释道安居住长安年数考

    多年来，学术界对于释道安居住长安时间问题聚讼纷纭，争论不休。

    有12年说。王守春认为：“释道安在60岁时(373)到了长安，直到生命结束。他在长安住了12年”。(23)该说所本史料为《高僧传》卷6《晋庐山释慧远》：“伪秦建元九年(373年)，秦将苻丕寇斥襄阳，道安为朱序所拘。”(24)对此史料，汤用彤先生在校注《高僧传》时指出：“苻丕寇襄阳，应在晋太元四年(379)。”(25)可见，释道安“在长安住了12年”是不可能的。

    有10年说。刘威说：“道安中年以前生存在石勒、石虎建立的后赵羯族政权之下，生命的最后10年是在苻氏前秦氐族政权控制的长安度过”。(26)此说不知史料所本为何?或可视作12年说的约称。

    有8年说。方广锠在《道安评传》中说：“从378年(前秦建元十四年)到长安，到385年(前秦建元二十一年)逝世，道安在长安生活了八年。在这八年中，他把很大的精力放在佛教典籍的翻译上”。但是后文却在道安“历史地位”一节中他却写道，道安“在长江中游的襄阳地区活动了约14年，在关中活动了约七年。”(27)按此说，释道安在长安居住的时间似乎尚不足七年。同一作者的同一书关于释道安居住长安的年数自相矛盾，让人难以适从。

    有7年说。汤用彤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说：“晋孝武帝太元四年(379)，道安西至长安……太元十年二月八日，年七十四，无疾而卒。葬城内五级寺中。计在长安七年，日以译经为务。”(28)李蓉在其文中说：“释道安，中国第一位国籍义学高僧，一生颠沛流离于大河南北，最后归宿长安，在此度过了他一生的最后七年。”(29)周志芸说：“379年前秦苻坚丕攻克襄阳，获得道安，道安在长安生活7年。”(30)

    纵观各家所言，有一点共识就是释道安卒于385年。由上可知，释道安长安居住12年或10年之说基本可以认定为是不存在的，则只需考查到底是8年还是7年。两说的分歧在于释道安西至长安的时间问题。释道安进入长安的时间问题，据释慧皎撰《高僧传》记载，释道安进入长安是因为苻坚派遣苻丕攻打襄阳，城破之日，释道安与习凿齿共同被掳到长安。《高僧传》云：“时苻坚素闻安名，每云：‘襄阳有释道安，是神器，方欲致之，以辅朕躬。’后遣苻丕南攻襄阳，安与朱序，俱获于坚。坚谓仆射权翼曰：‘朕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翼曰：‘谁耶?’坚曰：‘安公一人，习凿齿半人也。’既至，住长安五重寺”。“至其年二月八日忽告众曰：‘吾当去矣。’是日斋毕，无疾而卒，葬城内五级寺中。是岁晋太元元年(385)也，年七十二”。(31)《高僧传》所载释道安西至长安时间为379年，卒于385年，据此，释道安在长安居住时间应为7年。

    苻坚得到释道安，异常兴奋。《晋书·习凿齿传》记载他“与诸镇书：‘昔晋氏平吴，利在二陆。今破汉南，获士裁一人有半耳’”。(32)喜悦之情，溢于言表。《高僧传》与《出三藏记集》记载，苻坚言：“朕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所谓一人指释道安，半人指习凿齿，因为习凿齿跛脚，故此戏言半人。主7年说的学者也以此事为标志，认为释道安是因为此事而西至长安。主8年说的方广锠也以此事为缘由，只不过他认为襄阳战事一起，释道安即被俘到长安。他与主7年说学者的不同点在于，主7年说的学者认为释道安是在襄阳战争第二年也即379年西至长安。

    考证释道安在长安居住的时间问题，应以襄阳之战时间为依据。释道安逝世于385年已经得到学者广泛认同。如果释道安离开襄阳的时间得到确认，则两者之间的时间就是释道安居住长安的时间。

    释道安于何时离开襄阳?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说：“及朱序西镇，复请还襄阳(377)。后二年(379)，苻丕陷襄阳，安乃西入关。”(33)方广锠在《道安评传》中说：“378年(前秦建元十四年)派苻丕攻打襄阳，得到道安。”(34)李蓉、周志芸等主张7年说的学者也都认为释道安西入长安是因为苻丕攻下襄阳而到达长安。《晋书·习凿齿传》记载：“及襄阳陷于苻坚，坚素闻其名，与道安俱舆而致焉”。(35)这也可证明释道安是因为襄阳战争而西入长安。无论是8年说还是7年说的学者都以苻丕攻陷襄阳为释道安西人长安的标志性事件，在这一点上应可达致共识。

    苻丕攻陷襄阳的时间是太元四年即379年。《晋书·苻坚载记》记载：“太元四年……苻丕陷襄阳。执南中郎将朱序，送于长安。”(36)太元四年正是379年。《高僧传》记载，苻坚“遣苻丕南攻襄阳，安与朱序，俱获于坚”。《晋书·朱序传》记载：“苻坚遣其将苻丕等率众围序……督护李伯护密与贼相应，襄阳遂没，序陷于苻坚”。(37)《晋书·习凿齿传》记载释道安与习凿齿因为苻丕攻陷襄阳而西入长安。襄阳之战，最让苻坚满意的战利品是释道安、习凿齿、朱序三人。此三人是襄阳之战的见证人和亲历者。城破之日，朱序、习凿齿与释道安共同被俘送到长安，说明释道安是379年到达长安。

    释道安在《比丘大戒序》说：“至岁在鹑火，自襄阳至关右。见外国道人昙摩侍讽《阿毗昙》，于律特善。遂令凉州沙门竺佛念写其梵文，道贤为译，慧常笔受。经夏渐冬，其文乃讫”。(38)

    “鹑火”是我国古代岁星纪年所用的术语。中国古代很早就认识到木星约十二年运行一周天。人们把黄道附近一周天分为十二分，称为十二次，木星每年行经一次，就用木星所在星次来纪年。因此，木星被称为岁星，这种纪年法被称为岁星纪年法。由于木星围绕太阳的公转周期为11．8622年，所以每隔八十多年，木星实际位置与历法中木星位置就会出现误差，与实际天象不符，所以这种历法在汉代已被废止。若按岁星纪年法，鹑火年当为378年，但是，根据汪日桢超辰表计算，释道安上述岁星纪年出现错误，实际应为379年。(39)

    《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中说：“昔在汉阴十有五载，讲《放光经》岁常再遍。及至京师，渐四年矣，亦恒岁二，未敢堕息”。(40)释道安所写《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时间为382年，按此上推，释道安到达长安的时间应为379年。

    综上所述，无论史书或经序记载，东晋太元四年(379)，释道安因苻丕攻陷襄阳被俘至长安，到东晋太元十年(385)二月无疾而终，道安法师总共在长安居住时间为7年。

    三、“精神常在”——释道安居住长安七年中的施为与其历史地位

    释道安西入长安后，得到了苻坚的礼遇。苻坚不仅为释道安创造了良好的译经传教的条件，而且每有军国大事，皆咨询于释道安，几乎言听计从。释道安在前秦的地位，非一般王公权贵和儒学名流能比，他甚至能和苻坚同辇出游。《高僧传》载：“会坚出东苑，命安升辇同载，仆射权翼谏曰：‘臣闻天子法驾，侍中陪乘，道安毁形，宁可参厕。’坚勃然作色曰：‘安公道德可尊，朕以天下不易，舆辇之荣，未称其德。’即敕仆射扶安登辇。”(41)释道安的此种礼遇，是其他王公权贵和儒学名流可望而不可即的。

    释道安则利用此机会，在生命的最后7年中，在长安积极作为，于多个方面都留下了极高的成就。分而述之：

    (一)道安成为前秦的学术顾问，并撰成《西域志》

    《高僧传》云：“安外涉群书，善为文章。长安中，衣冠子弟为诗赋者，皆依附致誉。时蓝田县得一大鼎，容二十七斛。边有篆铭，人莫能识，乃以示安，安云：‘此古篆书，云鲁襄公所铸。’乃写为隶文。又有人持一铜斛于市卖之，其形正圆，下向为斗，横梁昂者为斗，低者为合，梁一头为籥，籥同钟，容半合，边有篆铭。坚以问安，安云：‘此王莽自言出自舜，皇龙集戊辰，改正即真，以同律量，布之四方，欲小大器钧，令天下取平焉。’”由于道安之博识，苻坚遂“敕学士内外有疑，皆师于安。故京兆为之语曰：‘学不师安，义不中难’”。(42)意思是，如果不拜道安为师，论义时就不可能切中要害。

    受苻坚力图向西域扩张雄心的影响，释道安撰写了反映西域历史与地理情况的《西域志》。《西域志》1卷，梁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卷5将其与《答法汰难》《答法将难》一起录于《新集安公注经及杂经志录》里，僧祐作录后语说：“凡二十七卷。其《诸天录》《经录》及《答法汰难》至《西域志》，虽非注经，今依安旧录附之于末。”(43)《西域志》一书虽然早已失传，但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引用释道安《西域志》多达20余处，远远超过引用《汉书·西域传》《后汉书·西域传》和《法显传》等书的条数，《太平御览》卷797引释道安《西域志》6条来看，表明《西域志》在历史上曾受到的重视。(44)

    (二)道安在政治方面也曾为苻坚谋划，显现自己一定的影响力

    淝水之战前，受一些大臣之请求，道安出面谏阻苻坚说：“陛下应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维，逍遥顺时，以适圣躬，动则鸣銮清道，止则神栖无为，端拱而化，与尧舜比隆，何为劳身于驰骑，口倦于经略，栉风沐雨，蒙尘野次乎?且东南区区，地下气疠，虞舜游而不返，大禹适而弗归，何足以上劳神驾，下困苍生。《诗》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苟文德足以怀远，可不烦寸兵而坐宾百越。”(45)道安议论政事仍以儒道为据，尽管他的阻止是正确的，但苻坚坚持南下用兵，于建元十九年(383)挥兵向南，结果在淝水大败而归。

    淝水战败，苻坚更加信重道安。苻坚遣郝稚前往倒虎山请出陇西处士王嘉(46)，《晋书·苻坚载记下》说，王嘉“既至，坚每日召嘉与道安于外殿，动静咨问之。”(47)但不久道安即去世，而苻秦也解体覆亡。

    (三)全力推动佛教事业发展，终成南北共宗的一代佛学大师

    释道安作为一名高僧，一名宗教领袖，他的最大成就仍然在佛教事业方面，其生命的最后7年居住在长安也不例外。

    1．长安大弘法化。住长安五重寺期间，道安依照在襄阳时的惯例，每年两次开讲《放光般若经》大弘法化，长安的许多人也因此有机会听道安传经说法，不少人因此出家，加入道安的教团，如释僧富、昙邕便是。(48)汤用彤先生曾指出：“自汉以来，佛学有二大系：一为禅法，一为般若。安公实集二系之大成。”他又说，魏晋以来佛学有三变：先是般若学因攀缘玄学而兴起，接着是有部毗昙学的大发展，最后是鸠摩罗什传入龙树中观思想。上述三变，前两变，道安亲自参与；后一变，道安创造了条件。(49)汤先生所提到的“两系”与“三变”很有见地，却也有释道安长安弘化之功在内。

    2，统一佛家姓氏。释道安之前，佛教弟子出家，姓氏从法师姓，释道安到长安后认为，释迦牟尼为佛教始祖，故此佛教弟子应以释为姓。《高僧传》记载：“初魏晋沙门依师为姓，故姓各不同，安以为大师之本，莫尊释迦，乃以释命氏。后获《增一阿含》，果称四河入海，无复河名，四姓为沙门，皆称释种，既悬与经符，遂为永式”。(50)自此以后，佛教弟子以“释”为姓。释道安统一佛家弟子姓氏，促进了佛教的发展。梁启超曾说：“破除俗姓，以释为氏，发挥四海兄弟之真精神者，安也”。(51)

    3．制定僧枷寺规。释道安从东晋到前秦后，他制定的僧枷寺规为南北共同遵守。《高僧传》卷5《晋荆州长沙寺释法遇》称：“后襄阳被寇，遇乃避地东下，止江陵长沙寺。讲说众经，受业者四百余人。时一僧饮酒，废夕烧香，遇止罚而不遣。安公遥闻之，以竹筒盛一荆子，手自缄封，以寄遇。遇开封见杖，即曰：‘此由饮酒僧也，我训领不勤，远贻忧赐。’即命维那鸣槌集众，以杖筒置香橙上，行香毕，遇乃起，出众前向筒致敬。于是伏地，命维那行杖三下，内杖筒中，垂泪自责。时境内道俗，莫不叹息，因之励业者甚众。既而与慧远书曰：‘吾人微*(外门里音)短，不能率众，和尚虽隔在异域，犹远垂忧念，吾罪深矣。’”，(52)“隔在异域”，指前秦攻破襄阳后，释道安到达长安。同卷《释昙徽传》还载，道安入秦后，昙徽“常顾解有所从，乃图写安形，存念礼拜。于是江陵士女，咸西向致敬印手菩萨。”(53)印手菩萨，即指安公。这说明“这时期存在南北佛教共宗一师的一体化状态。”(54)

    4，传译佛教经典。释道安西入长安，苻坚为其修建道场，派遣助手，供其翻译佛经。7年中，道安的主要精力也放在传译佛教经典，即使后秦兵临城下，仍然克服重重困难坚持译经，直至往生。释道安坐下“僧众数千”，僧睿、慧睿、昙邕等名僧层出不穷。他们不仅参与释道安译经事业，而且释道安逝世后，仍然参与鸠摩罗什的译经事业。据方广锠《道安评传》的考察，由道安在长安组织或主持翻译的典籍先后有：《十诵比丘戒本》1卷，《比丘尼受大戒法》1卷，《教授比丘尼二岁坛文》1卷，《比丘尼大戒》1卷，《鼻奈耶》10卷，《阿毗昙抄》4卷，《四阿含暮抄解》2卷，《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5卷，《鞞婆沙论》14卷，《阿毗昙八犍度论》30卷，《尊婆须蜜菩萨所集论》10卷，《僧伽罗刹所集经》3卷，《增一阿含经》41卷等。(55)

    5．总结翻译理论。翻译之初，存在直译与意译两种观点。释道安主张直译，他认为意译改动了佛经的本意。释道安曾经与慧常在直译与意译的问题上有过多次争论。释道安说：“诸出为秦言，便约不烦者，皆葡萄酒之被水者也”。(56)释道安把梵文佛教比喻为葡萄酒，如果按照汉语意译，则译出的佛经就不是原汁原味的佛经。

    由于梵文与汉文存在差别，全部直译确实困难重重。故此释道安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针对出现的问题，逐步探索总结经验，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原则。“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也：一者，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三者，胡经委悉，至于叹咏，叮咛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繁。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义说，正似乱辞，寻说向语，文无以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将更傍及，反腾前辞，已乃后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然《般若经》三达之心，覆面所演，圣必因时，时俗有易，而删雅古以适今时，一不易也。愚智天隔，圣人叵阶，乃欲以千岁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阿难出经，去佛未久，尊者大迦叶令五百六通迭察迭书。今离千年，而以近意量截，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岂将不知法者勇乎?斯三不易也。涉兹五失，经三不易，译胡为秦，讵可不慎乎。”(57)所谓“五失本”，指翻译经书时，应注意梵文的语法、语序、修辞、行文方式等与汉文之间的差别，不可以汉文死套梵文。所谓“三不易”，指在翻译的过程中应注意古今习俗、翻译人的智力和对佛典的理解。

    虽然如此，但是佛经仍在直译的道路上前进。公元383年，释道安组织翻译《鞞婆沙论》之时，参与译经工作的赵政说：“《尔雅》有《释古》《释言》者，明古今不同也。昔来出经者，多嫌胡言方质，而改适今俗，此政所不取也。何者?传胡为秦，以不闲方言，求知辞趣耳，何嫌文质?文质是时，幸勿易之。经之巧质，有自来矣。唯传事不尽，乃译人之咎耳”。赵政的主张，得到释道安的赞许，他说：“众咸称善，斯真实言也。遂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也”。(58)这句话从侧面反映了释道安仍然坚持直译，在翻译的过程中只需改动句式即可，如此则不损于佛经原文意思。

    作为翻译人员，在翻译的过程中应实事求是，不应加入个人观念。所以释道安极力主张直译，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翻译人员加入个人观念。释道安作为一代佛学大师，以其对佛教之虔诚，必定把翻译看做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唯恐出现一丝纰漏，必然是对佛经最大的亵渎，所以释道安坚决主张直译。但是在翻译的过程中，他也注意到梵文与汉文之间的差别，所以能够急时总结问题吸取教训，提出翻译理论。但是这些理论没有得到推广，而且，翻译理论不能完全消灭语言之间的差别，这种局面直到鸠摩罗什译经时期得到改观。

    释道安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能够急时针对出现的问题，总结经验，提出有利于佛经翻译的原则。但是语言的差别并非翻译原则所能全部弥补，所以直译的佛经即使做出了调整仍不能保证梵文的原汁原味。随着翻译水平提高，文化交流的加深，后世逐渐认识到直译佛经与原文存在巨大差别。释道安逝世后，释法和与罽宾沙门僧伽提和东游洛阳，“四、五年中，研讲遂精。其人渐晓汉语，然后乃知先之失也，于是和乃追恨先失，即从提和更出《阿毗昙》及《广说》也。自是之后，此诸经律渐皆译正，唯《中阿含》《僧伽罗叉》《婆须蜜》《从解脱缘》未更出耳。”(59)

    6．撰成第五部《经录》。经录，即经书目录。道安所作经录，尤为佛教目录史家所重视。据论者研究，道安一生，先后在不同时间、地点分别撰成五部经录，第一部撰于今河北一带，第二、三、四部撰于襄阳。道安第五部经录所收有关中、凉土等所出经籍，应是他进入长安后才能见到，可证此录应在前秦建元十六年至二十一年间(380—385)编撰于长安。在僧祐《出三藏记集》里，僧祐称其一为《安公凉土异经录》、其二为《安公关中异经录》、其三为《安公古异经录》。原名可能无安公二字，总名可能为《异经录》。该经录收特殊的失译经三种，计凉土异经59部、关中异经24部、古异经92部。(60)

    此外，释道安还积极发展佛教对外交流。《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增一阿含经》等经书都是在对外交流的过程中由国外高僧传入。他还延请外方名僧帮助翻译佛经，《高僧传》记载：“安既笃好经典，志在宣法。所请外国沙门僧伽提婆、昙摩难提及僧伽跋澄等，译出众经百余万言。”(61)鸠摩罗什即是在释道安的邀请之下到达长安，主持译经工作。

    释道安作为一代佛学大师，不仅促进了长安佛教事业的发展，而且为我国佛教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高僧传》载，晋名士孙绰在所撰《名德沙门论》中称赞道安“物有广赡，人固多宰，渊渊释安，专能兼倍，飞声汧陇，驰名淮海。形虽草化，犹若常在”。(62)梁启超曾言：“使我佛教而失一道安，能否蔚然为大国，吾盖不敢言……佛教之有安，殆如历朝创业期，得一名相然后开国规模具也。”(63)汤用彤说：“释道安之德望功绩，及其在佛教上之建树，比之同时之竺法深、支道林，固精神犹若常在也。”(64)论道安的历史地位，用《道安评传》作者的话来概括是恰当的：

    道安的一生，为中国佛教初传期划了一个句号；为佛教的迅猛发展期的到来，创造了良好的前提条件。所以，道安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人物，也是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座高峰。(65)

    *   作者简介：吴成国，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①  关于释道安的生卒年，这里从方广锠《道安评传》的看法。见方广锠：《道安评传》，昆仑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②  [东晋]释道安：《道地经序》，见[梁]释僧祐撰，苏晋仁、萧链子点校：《出三藏记集》卷10，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68页。

    ③  [梁]释慧晈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5《晋长安五级寺释道安》，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84页。

    ④  朱雷：《释道安与襄阳》，载谷川道雄编：《地域社会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日本玄文社1989年版，第154页。

    ⑤  《高僧传》卷5，《晋长安五级寺释道安》，第178页。

    ⑥  《高僧传》卷5，《晋京师瓦官寺竺法汰》，第192页。  

    ⑦  《高僧传》卷5，《晋长安五级寺释道安》，第178—179页。

    ⑧  《高僧传》卷5，《晋京师瓦官寺竺法汰》，第192页。

    ⑨  周健：《论东晋前期南北佛教的交往》，《许昌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

    ⑩  朱雷：《释道安与襄阳》，见《地域社会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第154页。关于释道安南投襄阳的具体年份，朱雷师在此后的研究论文中又对这一结论有所订正，认为释道安南投襄阳或是在永和十年(354)，则释道安在襄阳居住25年，高僧传所言“安在樊沔十五载”之“十五载”前当是脱一“二”字。详见朱雷：《释道安南投襄阳疑年考》，载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唐长孺教授八十大寿纪念专辑》(第11期)，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1)  朱雷：《东晋十六国时期姑臧、长安、襄阳的“互市”》，载中国唐史学会、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武汉出版社1988年版。

    (12)  《高僧传》卷5，《晋长安五级寺释道安》，第179页。

    (13)  《高僧传》卷5，《晋长安五级寺释道安》，第181页。

    (14)  《高僧传》卷2，《晋长安鸠摩罗什》，第49页。

    (15)  《出三藏记集》卷9，第331页。关于《渐备经序》的作者，《出三藏记集》的点校者说“未详作者”，但又在注[27]里注曰：“《渐备经》与《光讃经》同为晋泰元元年自凉州持来。《光讃序》为道安所作，自此序内容观之，当亦道安所撰。”见《出三藏记集》卷9，第357页。

    (16)  钟少异：《道士、道人考》，《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1期。

    (17)  原文见《出三藏记集》卷9《渐备经十住梵名并书叙》，第332--333页。 

    (18)  《高僧传》卷5，《晋长安五级寺释道安》，第179页。    

    (19)  《高僧传》卷5，《晋长安五级寺释道安》，第180页。

    (20)  黄亚平，《释道安在佛典注释上的贡献》，《西北师大学报》1996年第2期。

    (21)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3页。

    (22)  朱雷：《释道安与襄阳》，见《地域社会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第157页。

    (23)  王守春：《释道安与<西域志>》，《西域研究》2006年第4期。 

    (24)  《高僧传》卷6《晋庐山释慧远》，第212页。

    (25)  《高僧传》卷6《晋庐山释慧远》校注[15]第223页。

    (26)  刘威：《道安佛学及其政教观》，《中国宗教》2009年第3期。

    (27)  方广锠：《道安评传》，第227页、279页。

    (28)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157、158页。

    (29)  李蓉：《寻觅弥天释道安的道场记(上)》，《世界宗教文化》2002年第1期。

    (30)  周志芸：《十六国时期佛教的传播类型》，《消费导刊》2007年第11期。

    (31)  《高僧传》卷5《晋长安五级寺释道安》，第181页、183页。

    (32)  [唐]房玄龄撰：《晋书》卷82《习凿齿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54页。

    (33)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147页。

    (34)  方广铝：《道安评传》，第215页。

    (35)  《晋书》卷82《习凿齿传》，第2154页。

    (36)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第2901页。

    (37)  《晋书》卷81《朱序传》，第2132--2133页。

    (38)  《出三藏记集》卷11，第412页。

    (39)  方广锠：《道安评传》，第160—161页。

    (40)  《出三藏记集》卷8，第289页。

    (41)  《高僧传》卷5《晋长安五级寺释道安》，第182页。

    (42)  《高僧传》卷5《晋长安五级寺释道安》，第181页。

    (43)  《出三藏记集》卷5，第229页。

    (44)  王守春：《释道安与<西域志>》，《西域研究》2006年第4期。

    (45)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第2913--2914页。

    (46)   “倒虎山”，《晋书·苻坚载记下》作“到兽山”，此处从《资治通鉴》。见[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05、晋记27、孝武帝太元九年(384)，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3337页。

    (47)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第2924页。

    (48)  方广锠：《道安评传》，第215--216页。

    (49)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163页。

    (50)  《高僧传》卷5《晋长安五级寺释道安》，第181页。

    (51)  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39页。

    (52)  《高僧传》卷5《晋荆州长沙寺释法遇》，第201页。

    (53)  《高僧传》卷5《晋荆州上明释法徽》，第202页。

    (54)  周健、张嘉军：《东晋南北朝时期南北之间的佛教交流》，《许昌师专学报》1999年第4期。

    (55)  方广锠：《道安评传》，第227--242页。

    (56)  《出三藏记集》卷11，第413页。    

    (57)  《出三藏记集》卷8，第290页。

    (58)  《出三藏记集》卷10，第382页。

    (59)  《出三藏记集》卷9，第337页。

    (60)  谭世保：《道安所撰经录考辨》，《山东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61)  《高僧传》卷5《晋长安五级寺释道安》，第184—185页。

    (62)  《高僧传》卷5《晋长安五级寺释道安》，第185页。

    (63)  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第139页。

    (64)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163页。

    (65)  方广锠：《道安评传》，第2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