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长安佛教为龙头的唐朝佛教

    ——鉴真和尚游学长安时的时代背景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期，佛教的发展也随之进入了鼎盛时期。以长安佛教为龙头的唐朝佛教的兴盛与统治阶级的大力扶持是分不开的。唐朝的各代帝王，虽然对佛教的看法不完全一样，但除唐武宗外，大都利用佛教来为其统治服务。

    唐代帝王对于各种思想文化采取一种比较开放包容的政策，对儒、佛、道三教兼容并重。总的来说，他们对佛教的基本政策是扶持和利用。

    唐太宗结交佛教上层僧人，尤其是对玄奘推崇备至。玄奘从印度取经归来后，唐太宗热情款待，赠送寺院，并对玄奘大力吹捧。

    唐高宗的敬佛更是超过了唐太宗，甚至连皇子也披上了佛教的光环。显庆元年(656)，皇子李显(即后来的唐中宗)出生，唐高宗赐号佛光王。麟德元年(664)，玄奘圆寂，唐高宗为他安排了极其隆重的葬礼，用金棺银椁藏其骨灰，在长安周围五百里内，有一百多万人前来送葬。一位高僧能享有如此崇高的荣誉，可见当时朝野上下对佛教的狂热尊奉到了何等程度。

    女皇武则天早年走出皇宫步入寺院，做了比丘尼，接着又从佛门返回宫廷，在夺位称帝和强化统治的过程中，更是巧妙地利用佛教，不断制造新的舆论。永昌元年(689)，僧人薛怀义、法朗等九人将《大云经》4卷进呈朝廷。在《大云经》中，大讲所谓的“净光天女”，并说佛祖预言这位“天女”要以“女身”成为统治天下的帝王，以此暗示武则天当女皇是顺应了佛祖的旨意。武则天得到《大云经》后，非常高兴，随即命令天下各州都要建立“大云寺”，藏《大云经》，置高座宣讲，又度僧千人以祝贺“佛”的美言。进呈《大云经》的僧人，都被封为县公，分别赏赐紫袈裟龟袋。

    唐朝佛教的隆盛，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帝王的狂热崇佛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为佛教的繁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唐一代，佛教管理体制的完善、宗派的形成、寺院经济的发展以及佛教经籍的翻译与编录，无不与帝王的狂热崇佛有着直接的联系。

    唐朝的寺院经济，在魏晋南北朝寺院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既是佛教发展的产物，又是佛教兴盛的经济基础。庄园式的大寺院经济的发展，是中国佛教宗派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由于寺院经济的日益庞大，僧人迫切需要采取宗派的形式来加强本集团的组织，以维护既得的经济利益和相应的社会地位。这就自然地发生了寺院财产的继承权问题，自发地形成了传法继承关系。此外，只有在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持下，才能为创造发达的佛教哲学体系提供丰富的学术资料和学术气氛，并使这种学术水平持续下去得到丰富、更新，从而培养出一大批有学问的僧俗弟子，组成比较稳定的、有独立特色的僧团，进而形成宗派。也就是说，独立的寺院经济为佛学大师们独立地发挥佛教理论、制定独特的佛教规范制度、占据特定的势力范围，提供了物质基础。

    唐朝的佛经翻译得到了朝廷的大力支持，译经的质量、数量和种类都超过了前代。从贞观三年(629)到元和六年(811)的近二百年之间，历朝帝王都在长安设立译场，组织僧人翻译佛教经典。场内的翻译人员各有分工，分别设有译主、笔受(亦名缀文)、度语(亦名译语、传语)、证梵本、润文、证义、梵呗、校勘、监护大使等，组织程序相当严密，这就保证了译经工作能够井然有序地进行。由此也可看出唐代所译佛经是众人智慧的结晶，因而质量较高。

    唐朝的译场是由精通教义、通晓梵汉语言的中国僧人担任译主，这表明中国的译经事业到了唐朝才真正成熟起来。贞观(627—649)年间，玄奘主持的译场，就是中国佛经翻译史上最辉煌的一页。玄奘曾克服无数艰难险阻到印度取经，并跟随佛学大师学习深造，最后携带了大批经典返回中国。唐太宗让他在长安弘福寺开辟译场，由朝廷提供资助，并召集20多位高僧协助他从事译经工作。唐代的佛经翻译家，除玄奘外，还有义净、不空等人，可以说当时印度大乘佛教的精华基本上都通过汉译流传到了中国。

    佛教文献的汉译是中国文化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重大事件。在大部分梵文佛典已经佚失的情况下，作为中印文化交流结晶的汉译佛教文献，既保存了印度文化，也给中华传统文化输入了新的因素，促进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为中华传统文化增添了光彩。

    随着汉译佛教文献的逐渐增多，中国的佛教学者对佛教文献的研究也逐渐加深，因此与佛教经典翻译遥相呼应的是佛教文献的编录、整理和研究，主要包括编集佛典目录、注释佛典、撰写佛学论著等。

    唐朝的僧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又增订编成了一些经录，比较重要的有道宣的《大唐内典录》、智昇的《开元释教录》、圆照的《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其中《开元释教录》(简称《开元录》)的影响最大，共收录汉代以来的译者176人，入藏经目1076部，5048卷，作者对各种佛教经典作了系统而合理的分类，对各种经典的真伪作了严密的考证，在中国佛经目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分类、编目成为以后大藏经编目和雕印的标准。

    有唐一代，佛典的注疏不仅数量多，内容也非常丰富，显示出了佛教徒崇信佛经、热衷阐述解释佛经的个性特点。随着翻译佛经的盛行，研究义理也更为深入。注疏家可糅合百家之言，注疏自然恢宏，如澄观的《大方广佛华严经疏》60卷、礼宗的《涅槃经注》80卷等。大量佛典注疏的出现，成为研究佛教各宗派本末支流的重要资料。

    佛学论著是高僧名师个人佛教思想的自由发挥，以及对一些重要佛教问题的讨论，表达了佛教学者的独到见解，体现了佛教中国化的特色。佛学论著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论，标立宗义，自立法门。隋唐佛教各宗派都有作为立宗之本的佛典，后人叠加注疏，便成了某一宗派章疏的主体。如华严宗标立宗义的典籍有法藏的《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宗密的《华严原人论》。另一类是专论，是就佛教特殊问题加以研究而形成的。如法上的《佛性论》、灵一的《法性论》、灵裕的《因果论》等，不胜枚举。专论的议题比较宽泛，涉及佛性、因果、形神、翻译、僧伽、仪式等问题。

    对佛教文献的编录、注疏以及创造性地独立撰写佛学论著，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佛学研究，而且造就了一批佛学大师，这可以称得上是唐代佛教发展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顶峰的一个显著标志。

    唐朝出现的一大批与印度佛教有所不同、带有中国佛教特色的著作，使佛教文献在传统的经、律、论三藏之外，又增添了不少新的内容。中国人撰写的佛教著作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在思想文化史上的价值，应该说超过了印度的佛教文献，从而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独具魅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唐朝长安佛教的社会性活动十分活跃，佛教以寺院为中心经常举行各种法会和斋会，并赈济救灾，经营“悲田养病坊”等社会事业。一些社会性佛教团体所从事的诵经讲经和设斋祈祷等，吸引了大批的信徒，扩大了佛教的影响。

    法会是一种集体举行的佛教仪式。唐朝举行的法会进一步突出了中国化的特色。其中天子诞辰在宫中及寺院举行法会，这在印度佛教中是完全没有的，表明中国佛教的君权色彩非常浓厚。

    斋僧法会是一种出家僧尼集体接受供养的仪式，按照僧人多少分为五百僧斋、千僧斋、万僧斋。到了唐代，以供养僧人为目的的斋僧会演变为具有超度荐福、纪念报恩等用意的活动。如唐太宗曾为阵亡将士设斋行道，虞世南曾为疾病痊愈而举行千僧斋。

    佛教举行各种大规模的法事活动，是以雄厚的寺院经济作基础的。正是由于有经济实力，寺院才能够设立悲田养病坊从事社会福利事业。佛教劝人广为布施，认为供养父母为“恩田”，供养僧尼为“敬田”，布施贫苦孤老为“悲田”。悲田养病坊于武则天长安年间(701—704)首创，兼有抚养贫儿孤老、治病、施药三项功能。如开元二十二年(734)，唐玄宗下诏，将京城内的贫儿全部由各寺院的悲田养病坊收养。

    唐代的僧人还以各种生动活泼的形式向世俗百姓宣扬佛教的经典和教义。寺院中普遍流行的俗讲就是其中之一。俗讲往往是先由都讲(专门唱念经文的僧人)高唱经文一段，然后由俗讲法师加以评说，如此反复循环。后来，又吸收民间歌曲形式，演变为变文。变文是一种韵文和散文相间隔的体裁，有说有唱，讲故事的成分更多一些，相当于现在的说唱文学。

    长安有些寺院为了吸引平民百姓对佛教的兴趣，平时种植花木，如慈恩寺、兴唐寺种植牡丹花，遇到节日就开放，供大众游览，这就收到了间接弘扬佛法的效果。

    隋唐佛教宗派的创立，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国佛教进入鼎盛时期的重要标志。伴随着佛教宗派的出现，中国化的佛教思想体系相继成熟，佛教的文学艺术日趋繁荣，佛教的世俗活动和对外交流空前活跃，长安开始成为亚洲佛教的中心。

    二、鉴真和尚与长安佛教

    隋朝统一全国后，南北两地社会的发展渐趋一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沟通，佛教南北各家师说也逐渐出现了综合调和、融会贯通的趋势。这就为建立融摄各家之长的佛教宗派提供了条件。同时，原来的佛教学派在安定的社会里有可能固定于某一地方，发展起寺院经济。有了物质基础，也就具备了设立门庭、传授僧徒的条件，因而师徒传承络绎不绝，逐渐形成宗派。中国佛教思想的成熟，正是以宗派的形式表现出来。宗派与学派的区别是：学派是“所宗、所尊、所主”某种学说，呈松散结构的学说流派，只重讲说，不重师承。宗派则是有创始人、有传授者、有信徒、有教义、有教规，从内容到形式都是相当确定的，具有师承传法系统的佛教教派。

    在中国佛教的八个宗派中，以律宗与鉴真和尚的关系最为密切。律宗是中国佛教中以研习及传持戒律为主的一个宗派。由于其主流派主要依据《四分律》，所以又称为“四分律宗。”又由于它的实际创始人道宣住在终南山，所以又称为“南山律宗”或“南山宗”。

    佛教非常重视戒律的作用，从典籍上说，它是经、律、论三藏之一；从教义上说，它又居戒、定、慧之首。戒律随佛教传入中国，但在唐以前只有律学，尚无律宗。中国律宗逐渐形成于隋唐时期，实际创始人为唐代高僧道宣。他以大乘律学会通小乘律学，把律学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宗派——律宗。道宣曾受玄奘影响，用大乘教义讲解《四分律》，晚年入终南山潜心著述，著有《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等五大部，受学弟子有1000多人，被称为“南山宗”。与道宣同时，还有相州(今河北临漳)日光寺的法砺和长安西太原寺东塔的怀素也弘扬律学，分别称为“相部宗”和“东塔宗”。三派在当时被称为“律宗三家”，观点互有参差，时有争论，尤其以相部宗和东塔宗之间的争论更为激烈。唐德宗时，这两宗的争论成为当时佛教界的一件大事，甚至最后由朝廷出面组织辩论，判定是非。但以后这两宗都逐渐衰微，只有南山宗一度传承独盛，绵延不绝。

    律宗认为在佛教各种律本中，只有《四分律》最适合中国的国情。他们把佛教各种戒律归纳为“止持”与“作持”两类。“止持”即内心有所执持，以生防非止恶的功能；“作持”即内心的执持，不仅消极地防非制恶，而且鼓励人们积极修学，日趋于善。他们又把戒律分成四科：戒法、戒体、戒行、戒相。戒法是指佛陀所制定的一切戒律，戒体是指弟子从师受戒时所发生而领受于自心的守戒动力，戒行是指发于戒体、随顺戒体的守戒行为，戒相是指心领戒体、表现于言行举动而显出的仪相。四科中“戒体”是问题的核心。由于道宣曾参与玄奘的译场，深受唯识宗学说的影响，倡立心识为戒体之本，因而能在大乘佛教处于优势的中国佛教中占有一席之地。

    鉴真和尚就是道宣律师的三传弟子，他生于武周垂拱四年(688)，武周长安元年(701)14岁时从智满禅师出家，唐中宗神龙元年(705)18岁时从道岸律师受菩萨戒。道岸律师是道宣律师的再传弟子，文纲律师的高足。道岸律师本常住会稽(今浙扛绍兴)龙兴寺，因其负有盛名，中宗复辟后，多次征召他至长安说法。道岸律师有可能是在神龙元年赴长安途经扬州时，为鉴真和尚授菩萨戒。

    据《宋高僧传》记载，道岸律师对儒、道学说曾经有长期的钻研，“浮江淮，达洙泗，探禹穴，升孔堂，多历年所矣”。他居住光州，因听说越中初法师“道高寰宇，德重丘山”，于是“杖锡游吴”。道岸律师在弘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作风：以律宗为核心，兼通佛教各宗。中宗继位，召其入内道场，但起初并不受重视。道岸律师虽与大德数人同居内殿，但因为“僧腊未高，犹沦居下筵，累隔先辈”。后来，因为其他大德表现欠佳，“帝因朝暇，躬阅清言，虽天睠屡回，而圣威难犯，凡厥目对，靡不魂惊，皆向日趋风，灭听收视”，①终于在内道场中脱颖而出，以至中宗赐衣钵，彰显荣宠。道岸律师在长安曾主持中宗、韦后的受戒，得到中宗的信任，中宗图其形于林光宫，亲笔题有画赞。他还担任中兴、庄严、荐福、罔极等寺的都维那。景龙元年(707)，中宗召宫人出资修建小雁塔，道岸律师与工部尚书张锡同典其任，为小雁塔的圆满完工出了大力。

    唐中宗景龙元年(707)，鉴真和尚出游洛阳，继抵长安。鉴真和尚到长安后，找到了两年前为他授菩萨戒的师父道岸律师。从此之后，鉴真和尚就留在道岸律师身边修习。

    这年夏天，长安、河北、山东一带发生疫情，死人甚多，长安佛教界发起救济，施诊送药。鉴真和尚也积极参与其中，并得到了临床经验。

    景龙二年(708)三月二十八日，鉴真和尚在长安实际寺登上戒坛，由弘景律师授具足戒。授具足戒须有三师七证。为鉴真和尚授具足戒的临坛大德都是当时长安最著名的高僧。在《华严二种生死义》卷4纸背文书的《满意律师传》中，对鉴真和尚登上戒坛受具足戒时的情况记述详细，且列有三师七证之名：西京总持寺仪律师、西京荐福寺道岸律师、荆州扬溪寺俊律师、西京崇福寺大德礼律师、西京崇圣寺纲律师、闻惠律师、西京荐福寺恩惠律师、恒律师、志律师、西京荷恩寺法藏律师、园律师、荆州南泉寺弘景律师，共12人。②

    弘景在《宋高僧传》中作“恒景”，是为避宋太祖赵匡胤父亲赵弘殷的讳而改。他也是文纲律师的弟子，与道岸律师是同门师兄弟。鉴真和尚从弘景律师受具足戒，可能是由于道岸律师的推荐。

    弘景律师的生平《宋高僧传》作了简单的记载：“释恒景。姓文氏。当阳人也。贞观二十二年敕度，听习三藏。一闻能诵，如说而行。初就文纲律师隶业毘尼。后入覆舟山玉泉寺。追智者禅师习止观门。于寺之南十里别立精舍。号龙兴是也。自天后、中宗朝，三被诏入内供养为受戒师。以景龙三年奏乞归山。敕允其请。诏中书、门下及学士于林光宫观内道场设斋。先时追召天下高僧兼义行者二十余人，常于内殿修福。至是散斋，仍送景并道俊、玄奘各还故乡。帝亲赋诗，学士应和，即中书令李峤、中书舍人李*(左上丿下乂)等数人。时景等捧诗振锡而行。天下荣之。景撰《顺了义论》二卷、《摄正法论》七卷、《佛性论》二卷。学其宗者如渴之受浆。至先天元年九月二十五日卒于所住寺。春秋七十九。弟子奉葬于寺之西原也。”③从这段记载可得知：弘景律师不仅是律学大师，而且跟随智者大师修习止观法门，又是天台宗高僧。他曾三次诏入内庭供养，担任授戒师。景龙三年(709)，弘景律师告老回山，唐中宗亲自赋诗送行。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弘景律师以79岁的高龄圆寂。由此可以推断，弘景律师于景龙二年为鉴真和尚授具足戒时已有75岁。鉴真和尚跟随弘景律师修行，大约有一年左右，“荆州南泉寺弘景律师为和上巡游二京，究学三藏”。④鉴真和尚与天台宗的因缘，始于此时。

    长安当时寺院林立，高僧云集。鉴真和尚游学长安期间，据《三国佛法传通缘起》记载：“鉴真和尚是天台宗的第四祖师(原注云：从天台取。若从南岳取者，是第五世)，随弘景禅师受具足戒，并学台教。弘景是南山律师亲度授具弟子，随章安大师学天台宗。鉴真随道岸律师受菩萨戒，即是三聚通受之法。随融济律师学《南山律钞》《业疏》《轻重仪》等。道岸、融济并南山道宣律师受学弟子。弘景、融济俱释《南山律钞》。鉴真随西京禅定寺义威律师听法砺律师《四分律疏》一遍，次就西明寺远智律师听《彼疏》一遍，次于东京授记寺从全修律师及慧策律师听《彼疏》各一遍。后随西京观音寺大亮律师听《砺疏》五遍。前后始终学相部大疏总获九遍，上之诸师并西塔满意律师受学门人也。鉴真受具五夏之中，如是游学究砺、宣宗。”⑤鉴真和尚就是在这些律宗高僧的传授指点下，潜心钻研律学经典。由于他聪明好学很快成为律宗的后起之秀。

    据《宋高僧传》记载，鉴真和尚游学长安期间，不仅研习律宗，而是博采众长，“观光两京，名师陶诱。三藏教法，数稔该通，动必研几，曾无矜伐。言旋淮海，以戒律化诱，郁为一方宗首”。⑥鉴真和尚博闻强记，在众多高僧的指点下(这只有在长安才有如此条件)，刻苦研读三藏，夜以继日，终于崭露头角。

    当时的长安，中外佛教文化交流非常活跃，外国僧人云集长安，他们带来了外国和边疆各族的文化成果，包括实物和技艺。鉴真和尚游学长安期间，通过与外国僧人的直接接触，不仅学到了佛法，了解了外国的风俗文化和技艺，更重要的是被外国僧人那种为弘扬佛法而不畏艰难险阻的牺牲精神所感动，这对他以后决定东渡日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三、鉴真和尚与隋唐文明

    隋唐时期，由于国家统一，政治相对稳定的时期较长，封建经济空前繁荣，对外文化交流也十分频繁，中国古代文化开始进入了又一个旺盛的创造期，出现了以辉煌的文化成果为重要标志的隋唐文明。

    除佛教本身成为隋唐文明内在的组成部分外，以佛教为中心对隋唐文明其他方面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也非常大，如语言文字、文学、建筑、雕塑、绘画、医药等方面，都可以看出佛教的影响。

    隋唐时期，汉语词汇量猛增，这是大量翻译佛教经典的结果。除唐代僧人守温新创的36个字母以外，仅翻译佛经所新创的词汇与成语，竟高达数万个。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翻译佛经仅仅是草创阶段，译文也较粗陋，所以保留下来的佛教词汇主要来源于隋唐时期。译经过程中创造的新词汇丰富了汉语的表现力，促进了人们的思想交流，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僧人写诗始于东晋，但诗僧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出现在唐朝。《全唐诗》收录诗僧115人，僧诗2800余首。这些诗僧吟风弄月的兴趣似乎超过了青灯黄卷。虽说是尘缘不净，倒也在佛教与文人士大夫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扩大了佛教的影响。

    唐诗是中国古代诗歌的高峰，唐代的诗僧虽未出现过光耀千古的大诗人，但也不乏才情不凡、影响广泛的佼佼者。他们不仅以其数量可观的诗作，为唐代诗坛增添了光彩，而且与俗世诗人往来密切，在思想、情趣等方面互相影响，给唐代诗歌打上了大量深浅不一的佛教印迹，使得不少诗作辐射出佛教的灵光。

    由于隋唐帝王的狂热崇佛，与佛教紧密相关的寺塔建筑也大量涌现，促使古代建筑技术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如享誉世界的长安大、小雁塔都是唐塔。两京名刹大寺不仅规模大，庄严华丽，并有不同的建筑风格。就以鉴真和尚受具足戒的实际寺来说，寺内的净土院为京城最妙，其雕甍画拱、圆珰方镜，结构配合之妙，向来被认为巧夺天工。慈恩寺初建时，“重楼复殿，云阁洞房，凡十余院，总一千八百九十七间”⑦；而西明寺“廊殿楼台，飞惊接汉，金铺藻栋，眩日晖霞。凡有十院，屋四千余间。庄严之盛，虽梁之同泰、魏之永宁，所不能及”⑧。又如总持寺是“复殿重廊，连甍比栋，幽房密宇，窈窕疏通”⑨。

    隋唐的石窟寺艺术在南北朝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最著名的有龙门石窟和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从北魏开凿至唐代，现有石窟1300多个，半数以上为隋唐时期开凿。敦煌石窟现存有486窟，其中隋唐时期开凿的石窟占三分之二以上。

    隋唐的雕塑艺术，以石雕和泥塑佛像最为丰富多彩。在洛阳龙门、敦煌莫高窟等石窟中，有许多隋唐时期的石雕造像，其中著名的龙门奉先寺雕像，就建于唐太宗时期，是唐代雕塑艺术的代表作。在十一尊大像中，中央的卢舍那佛像高17米多，头部高4米，佛像的面容丰腴饱满，弯眉秀目，嘴角微含温婉的笑意，安详地俯视着人间，看上去气势宏伟，形象生动。敦煌莫高窟第45窟西壁龛内塑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其中佛弟子阿难和迦叶的塑像主要通过不同的身姿、表情来刻画出他们的内心精神世界，使人自然联想到英俊而略带自负的青年，饱经风霜而又慈祥虔诚的老人。胁侍菩萨那娴雅而超然的表情，微斜而隐含动感的身躯，既充满了女性的魅力，又使人脱俗高洁。

    隋唐雕塑之风盛行，与佛教兴盛有直接联系，留存下来的许多雕塑精品，被后人视为中国文化的瑰宝。在长安各寺院中，供奉着大量的石雕刻和彩塑佛像，其作品风格以中原风格为主，同时也兼容地道的印度风格和中亚风格。盛唐之后，由于密宗的流行，更是形成了多种风格并存、相互竞争的局面。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石刻佛像，大多是唐朝长安各寺院的遗存之物。从这些石刻佛像，可以想见当年雕塑艺术的辉煌。

    佛教绘画是佛教引发信仰热忱、扩大宣传影响的一种手段。佛画可以形象地传播佛教教义，也可以供佛教徒礼拜敬奉，还可以作为寺院殿堂装饰之用。在长安各寺院富丽堂皇的殿堂之内，请著名画家绘制壁画更是一时风尚。据《历代名画记》记载，吴道子曾在长安、洛阳各寺院中作佛教壁画300余壁，情状各不相同，画人物，即使画幅巨大，或自臂起，或以足先，都能不失尺度，足见其对造型、构图的控制能力。写佛像圆光，屋宇柱梁或弯弓挺刃，不用圆规矩尺，一笔挥就。

    唐代的佛画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也较魏晋南北朝时期更为丰富，表现的境界也更为扩大。唐代的画家多画“经变”，也就是佛经的故事画。这些“经变”常常以佛教的内容，反映唐代的世俗生活。如敦煌壁画中的“净土变”多达百余壁，把极乐世界装饰得非常美丽，画中有楼台亭阁、歌舞伎乐，其实表现的都是王公贵族的生活。唐代的佛画还点缀着许多人间社会生活小景，明朗乐观而富有情趣，颇受信众欢迎。

    大乘佛教积极主张利益众生，以“五明”为僧人所必须学习的内容，并认为它是圆成佛果的“大智资粮”。“五明”即古代印度的五种学科，其中的“医方明”相当于现代的医药科学和医疗技术。印度佛教中的“医方明”为汉地医术带来了新的滋养。这些医药方面的知识和技术，通过印度僧人传入中国后，经过鉴别与扬弃，不少有益的成分与传统的中医、中药学相融合，从而焕发了新的活力。唐朝的医药学非常发达，出现了卷帙浩繁的巨著，如孙思邈的《千金方》《千金翼方》，王焘的《外台秘要》。大唐王朝不仅设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医学校——太医署，而且还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类似药典的著作——《新修本草》。孙思邈与道宣等高僧有过密切的接触，他的医学思想就深受佛教影响。

    佛教十分重视通过文学、艺术、技艺等手段来表示其存在和活力，宣扬其教义和思想，这在隋唐时期尤为突出。在佛教文化影响下产生的隋唐文明，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最具魅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鉴真和尚就是这样一个在隋唐文明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大师。游学长安、洛阳期间，鉴真和尚努力学习各种技艺和知识，对医药、建筑、艺术等方面知识的学习更是孜孜不倦。刻苦的钻研，广泛的社会实践，与各行各业工匠的长期接触，终于掌握了医药、建筑、艺术等领域的技艺和知识。

    “医方明”的主要内容是“禁咒闲邪，药石针艾”，鉴真和尚钻研的重点则在于药石，也就是用药物治病的方法。隋唐时代，是中药学的鼎盛时期。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朝各地向朝廷缴纳土贡药材的有191个郡县，每郡至少一种，多者有七八种。当时长安的“药藏库”是药物最齐全、最集中的地方，长安东西市上的药物也十分齐备。

    鉴真和尚来长安之前，在中药学方面就有一定的基础。当时的扬州是药材集散地，有不少外国商人带来的药材。由于药市兴旺，当地许多药商对药物的品种、规格、真伪、加工等方面的鉴别有着丰富的经验。鉴真和尚通过与这些药商的接触，积累了不少药学知识。来长安后，时常有机会参观“药藏库”和“药园”，通过与药园师、药园生的接触，对于药物的形态、品种、栽培、采集等方面的知识，又得到了大量实践的机会。对全国各地进贡的药材，鉴真和尚也能接触实物，观赏鉴别。

    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后，由于精通医药，被日本医药界奉为始祖。据日本史籍记载，当时日本人对于药物有不懂的，请鉴真和尚加以辨正。鉴真和尚以鼻嗅之，一一分别，无一错误。藤原佐世所著《日本国现在书目录》中载有《鉴上人秘方》1卷，是鉴真和尚留在日本医学史上的宝贵遗产。

    景龙元年(707)，在荐福寺南安仁坊西北部建造小雁塔。当时恰逢鉴真和尚的授戒师道岸律师监造小雁塔，鉴真和尚细心观察人们磨砖对缝、砌嵌密致的修塔技艺，获得了从设计、施工到装饰等各方面的实践知识。这些知识对他以后营建寺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后，根据中国寺院建筑结构建造的唐招提寺，成为此后日本佛寺建筑的样板。

    总之，鉴真和尚游学长安期间，跟随众多高僧学习佛法，由此而形成自己的特色：以律宗为本，融合佛教各宗派之所长。同时他也广泛涉猎医药、建筑、艺术等方面的知识，汲取其他文化领域的长处。通过医药、建筑、艺术等手段来弘扬佛法，这是鉴真和尚的个性特色，而这种个性特色始于长安佛教和隋唐文明的哺育。大气辉煌的长安佛教和隋唐文明培育了一代宗师，开创了中日文化交流的新局面。

    *作者简介：吴平，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古籍部主任。

    ①  [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卷5，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7月，第335—337页。

    ②  (日)真人元开撰、汪向荣校注：《唐大和上东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8月，第36—37页。

    ③  [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卷14，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7月，第90—91页。

    ④  (日)真人元开撰、汪向荣校注：《唐大和上东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8月，第34页。

    ⑤  (日)凝然撰：《三国佛法传通缘起》，转引自《巨赞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211—212页。

    ⑥  [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卷14，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7月，第349页。

    ⑦  [唐]慧立、彦悰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7，《中华大藏经》第61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5月，第84页。

    ⑧  [唐]慧立、彦悰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10，《中华大藏经》第61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5月，第126页。

    ⑨  [唐]宣宗：《重建总持寺敕》，《全唐文》卷81，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广雅书局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