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长安佛教为例

    佛教将其信众大体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为出家众即僧伽，一部分为在家众即居士。居士在佛教的传播历史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自古以来，居士即占佛教徒的绝大多数。尤其在佛教信仰盛行的国家和地区，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中都有居士，其中包括众多有权势、有财富、有学识、有能力的人物，诸如帝王将相、富商巨贾、硕学鸿儒、能工巧匠等等。虽然他们在佛教界一般不居领导地位，但他们往往比僧人的影响力更大。”①因此，要在21世纪更好地发挥佛教的影响力，就应该以史为鉴，结合现代社会发展的新特点，使居士佛教在当代社会更好地发挥弘扬佛教文化推动现代社会道德、文化建设的作用。那么，在现代社会，居士佛教的应该发挥怎样的职能呢?这是本文探讨的一个主要问题。

    一、居士佛教的现代语境

    居士团体是伴随着佛教的发展而出现的，它的早期贡献“是通过各种方式的布施，保证了僧团的传教活动”。②随着佛教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居士团体发挥的职能具有时域上的差别，但总是或多或少地推动着佛教的发展。而正式提出“居士佛教”这一概念，则是在明末清初僧伽佛教日益衰微的时候。随着现代社会的日益发展，僧伽佛教的出世思想似乎越来越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因此，近年来，居士佛教这一概念再次在佛教集中传播的地区被提出并讨论，同时赋予了居士佛教全新的内涵，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居士照样可以住持佛法”“在民主化时代对原始佛教的出家方式作简单、机械的模仿已不合时宜”“唯有大乘菩萨行——以出世心来作入世事——才能适合现代社会”。③无论是对居士佛教传播佛教的能力表示肯定也好，怀疑也好，人们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在现代社会探讨如何更好地发展佛教。

    近年来，随着居士佛教概念的提出，还提出了诸如“人间佛教”“佛化家庭”“文化佛教”等一系列概念，这些新的提法，无一例外地在探寻现代社会弘扬佛教的新途径。

    “佛化家庭”是今年来提及较多的一个概念，具体是对现代佛教应如何深入到社会基本构成元素——家庭内部去的一种模式探讨，圣严法师在这一领域内有教深入地思考，他提出：“在现代社会中佛教化的家庭，应当要有宗教的生活，宗教生活在佛教来讲，有三项准则：(1)由佛教化的结婚礼开始。(2)要用佛教化的观念和生活方式来教育子女。(3)应该要有居家的功课，每天要有定时定数的修持恒课。”(圣严法师《佛教的家庭、婚姻观》)

    “文化佛教”是对佛教传播的终极定位，也就是说要使佛教思想成为某一个民族，某一个国家的集体信仰，成为人们思想上和生活上挥之不去的一个印迹，这个印迹具有一定的传承性及润物细无声的潜意识认可性。它规定着人们的道德感和世界观，凡是接受佛教文化熏染的人都会乐意让它指导自己的人生及处事方式。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民族或国家的大多数人会不自觉地接受佛教，成为佛教思想的承继及宣扬者。

    “人间佛教”或“人生佛教”是太虚大师提出的论点。1944年，他编写成《人生佛教》一书，志在寻求大力复兴中国佛教的道路。在该书中，他指出“如果发愿成佛，先须立志做人”，每个人都“要去服务社会，替社会谋利益”等观点。

    无论是“文化佛教”还是“人间佛教”以及“家庭佛教”，这些观点的提出，都有着比较相似的目的和社会背景。20世纪以来，随着人类经济的日益发达，人类普遍出现了精神上的失落，佛教中特别是大乘佛教以慈悲关怀众生，寻求拯救众生的新路子，于是提出了一系列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新的佛教发展构想。而这些构想在现实的操作中往往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居士佛教”在现代社会中要完成的历史使命其实就是配合僧伽佛教，实现“文化佛教”“人间佛教”“家庭佛教”等普及推广佛教的重任。

    二、社会接受心理分析

    要推广佛教，首先需要分析大众为什么接受佛教。汉传佛教在唐代长安得到了大众的广泛支持与接受，因此，通过分析唐代长安大众接受佛教的深层社会文化心理，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一)求知要求

    有些文人接触佛教，完全是为了求知。佛教经文有些具有精彩的文学性，有些具有深奥的人生哲理，因此吸引了那些喜欢读书思考的文人。

    中唐白居易就是这样的一位文人。他接触佛法时表现出强烈的求知欲，涉猎佛经十分广泛，有《华严经》《法华经》《维摩经》《首楞严三昧经》等。这表现了他学习佛教知识，不局限于某一个教派，而是广泛接受。这从他的诗歌中也可以看出来。白居易有《春晚登大云寺南楼赠常禅师》诗写到：“花尽头新白，登楼意若何!几时春日少，世界苦人多。愁醉非因酒，悲吟不是歌。求师治此病，唯劝读《楞伽》。”《僧院花》中又记载了他读《华严经》的事情：“欲悟色空为佛事，故载芳树在僧家。细看便是《华严偈》，方便风开智慧花。”《钱虢州以三堂绝句见寄因以本韵和之》诗注：“予早岁与钱君同习《金刚三昧经》。”《画弥勒上生帧记》：“归三宝，持十斋，受八戒者有年岁矣。常日日焚香佛前，稽首发愿。愿当来世，与一切众生，同弥勒上生，随慈氏下降，生生劫劫，与慈氏俱，永离生死流，终成无上道。”白居易结交僧人也十分广泛，他曾与高僧慧琳、惟宽、神凑、甄公、智常、道标、如满寂然、智如等来往，多是为了求取学问。

    唐代出于求知的心理而接触佛教的士大夫不在少数，在他们眼中，佛教是一门高深的学问，观其门庭，入其堂奥，或者可以扩展自己的知识面，或者可以为自己的文学创作服务，或者可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为能够从根本上攻击佛教服务。

    (二)宗教需求

    宗教信仰往往具有神秘的力量，可以帮助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求取心灵的安慰。恩格斯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④因此，把佛教作为宗教信仰的人们一般表现出来对佛教的感情更投入也更狂热。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功利性的要求，仅仅是为了情感上的皈依和宁静，寻找到他们的精神家园。

    唐代有些帝王接触佛教不仅仅是为其政治服务，有的是满足其宗教心理。唐懿宗就是其中的典型，唐苏鹗《杜阳杂编》卷下记：

    上敬天竺教，十二年冬，制二高座赐新安国寺。一为讲座，一曰唱经座，各高二丈。砑沉檀为骨，以漆涂之，镂金银为龙凤花木之形，徧覆其上。又置小方座，前陈经案，次设香盆，四隅立金颖伽，高三丈，磴道栏槛，无不悉具，前绣锦襜褥，精巧奇绝，冠于一时。即设万人斋，敕大德僧撤首为讲论。上*(左并右刃)修安国寺，台殿廊宇，制度宏丽。就中三间华饰秘邃，天下称之为最，工人以衣继日而成之。上亲幸赏劳，观者如堵。降诞日於宫中结彩为寺，赐升朝官已下锦袍，李可及尝教数百人作四方菩萨蛮队。

    这种宗教信仰让他可以废巨资为讲经僧制作高座，修建华美的寺庙。有唐一代共七次奉迎佛贵，懿宗时期的奉迎堪称空前绝后，这些作为显然不是单纯的政治目的促使的。

    王维奉佛后食素、隐居、饭僧、谈玄、独居都是其虔诚的佛教信仰使然，以至于临死之时还要奉劝朋友信奉佛教。唐代信奉佛教以满足宗教心理的人不在少数。佛教讲究因果报应，认为人的行为会对未来产生影响，不仅仅影响现世人生，还会影响到来世。若多休善业，不但今世会有好的果报，而且甚至可以摆脱生死轮回，达到永生的生死极乐世界。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人们努力念经饭僧，以期拥有平安富贵的人生。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5记有京师安邑坊居民张频供养僧人之事。唐佚名《玉泉子》记有京师靖泰坊杨希古将家中布置成道场，他每天早上进入道场，俯伏在地，请僧人蹲在他身上诵读三遍《金刚经》事。

    (三)娱乐要求

    佛教之所以能够很快在整个社会阶层中得到广泛的传播，与其本身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佛教本身具有能够满足各个社会阶层需求的内容。统治者取其对民众的教化作用，以利于其统治；士大夫文人取其精神义理，以充实思想；下层老百姓则更注重佛教带来的娱乐作用，以满足大众化的娱乐要求。

    唐代的寺院不仅仅是宗教活动和商业活动的场所，也是大众娱乐的场所。参加寺院演出的不只有艺僧，而且有官府和社会上的艺人。唐宋璟《请停仗内音乐奏》曰：“十月十四十五日，承前诸寺观，多动音声，拟相夸斫。官人百姓，或有缚绷，此事傥行，异常喧杂。”文中的“仗内”，即为宫廷音乐机构。这段记载表现了当时佛寺中的艺僧与官府艺人间在技艺上的对抗，热闹场面可想而知。

    唐代长安的大寺院里，基本都设有“戏场”。据宋钱易《南部新书》戊卷记载，唐宣宗大中(847—859)年间，“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龙，其次在荐福，永寿。”李洞咏安国寺诗：“开讲宫娃听，抛生禁鸟餐。”说明了当的听戏的热闹场面，连宫女都去听戏。

    唐朝时期朝廷常常利用寺院举行盛大的仪式，如祈福消灾、祝祷、庆贺、纪念、帝王诞辰、国忌日设斋等等，对朝廷而言，这是一个严肃的国事行为，但这些活动对老百姓而言却具有更加浓郁的娱乐意味。因为这些仪式一般都是鼓乐喧天，极尽奢华的。在这些活动中，佛寺实质上只是一个公众娱乐的场所，人们在娱乐中也潜移默化地接受着佛教文化的影响。

    三、现代职能分析

    由以上对唐代佛教广泛传播情况下的大众接受心理分析可以看出，要在现代进行佛教的再次普及，必须要抓住大众的接受心理，同时略作适应时代的调整，“人间佛教”“文化佛教”“佛化家庭”的实现也就不是很遥远的事情了。下面对居士佛教在现阶段传播佛教的职能作一具体探讨。

    (一)广泛开展佛理研究

    进行佛理研究，可以满足人们的求知心理。

    佛教思想广博深奥，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中极具特色的一部分，然而见于历来僧伽多是重实践，重个人的修行，重佛教经典的义理宣讲而忽视了佛教思想对社会思想文化的贡献，因此，居士佛教中的佛学研究者应扬其所长，进行深层次的佛教思想研究。另外，居士佛教亦可给予那些擅长研究佛教思想却依然置身教外的学者、文化人以支持，使他们能够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得以出版，从而起到推动佛教研究进步的作用。

    组织开展学术会议也是居士佛教应该注重的一项活动。虽然现代社会中有些僧人的学术修养已经提高了，但要组织交流佛学研究的成果、探讨佛教发展的新措施、促进几千年来的佛教思想得到与时俱进的发展，僧人群体显然是不合适的。居士佛教应该发挥成员构成复杂、社会精英占多数的优势，定期或不定期邀请有理论修养的僧伽、居士、及对佛教有深入研究的社会学者举办学术会议，交流研究成果，扩大佛教在研究方面的影响，促进佛教在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社会环境中如何进行自我调整，以慈航普度众生，成为众生的精神家园。

    居士佛教团体可适时开展佛教讲座，邀请对佛教思想有研究的居士、僧伽、社会人士来宣讲佛法。讲座中的内容要通俗，能让普通大众轻松接受。

    (二)组织大众在寺院中亲历佛事活动

    组织大众亲历佛事活动，可以满足人们的宗教心理。

    要发展佛教，居士佛教必须联合僧伽佛教。无论人们如何评价历史上及现阶段僧伽群体及他们对佛教发展作出的努力，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僧伽佛教的存在始终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佛寺、佛法、僧人、戒律、仪轨比任何一个居士的宣讲都要具有宗教感召力，他们提供给普通大众的往往是神秘、肃穆、庄严以及崇高的精神体验。宗教信仰中的形式是不可被取代的，如果失去了形式，宗教信仰就丧失了它的灵魂。因此，现阶段佛教力量的发展不是考虑怎样削弱僧伽佛教的问题，而是考虑怎样壮大，并增强僧伽佛教影响力的问题。从僧伽佛教内部而言，要注意对僧伽进行理论修养、道德修为、持戒能力等方面的培养，提高僧伽的整体水平，消除其负面影响。从思想上而言，尽快转变既往形成的“出世间”观念，太虚大师提出的“人生佛教”及印顺导师提出的“人间佛教”理念应该成为现代僧伽思想的指导。从居士佛教的角度而言，应该一如既往地尽力供养、护持僧伽，提供给僧伽良好的生活、弘法环境，只有这样，居士佛教本身也才能够得到良好的发展，正如若宽法师在《对“居士佛教”兴起的一点思考》中谈到的那样：

    僧伽离不开居士的信向、供养和护持，而居士需要僧伽作学佛的指导和表率，只有二者的结合和良性互动，佛教才能延续、弘扬起来。此外从佛教传播的实际来看，有僧然后有寺院，有寺院便能为广大信众提供宗教活动场所。若有寺而无僧，则寺院的功能、形象就会大大走样，佛教便会失去最重要的载体。僧伽与居士的分工是有历史传统的，二千多年来已为广大民众所认同，若随意贬低或否认僧伽的作用，或提出什么走居士化佛教道路，必会带来许多混乱，是很危险的。

    (三)开展多种形式的佛教文化活动

    开展多种佛教文化活动，可以满足人们的娱乐心理。

    居士佛教可在各地设立具有浓郁佛教文化的餐厅及茶楼，推广介绍佛教饮食文化。茶文化作为佛教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一定的艺术性，因此，可在固定的时间进行茶道表演。另外诸如写经活动、放生活动、佛教歌舞音乐表演、佛教绘画雕塑展览等均可组织进行。在现代文化产业化的背景下，适时推动佛教文化的产业化也是一件可行之事，佛教中的茶文化、歌舞音乐、绘画雕塑、佛珠护身符在产业化这一点上，都具有可操作性。甚至可以将佛经中的内容做成影音动画、建立佛教网站以促进传播。

    佛教节日非常适合宣传佛教文化，因此，应选取一年中最适合本国国情的佛教节日，进行大规模的娱乐活动。这一点可以借鉴古晋佛教居士林的做法，古晋佛教居士林就曾组织参加了古晋市的卫塞节游行活动，并在释迦牟尼涅槃日举行法会。中国农历的腊八节就是佛教徒纪念释迦牟尼佛成佛而形成的一个风俗。《百丈清规》卷2中就有“腊月八日，恭遇本师释迦如来大和尚成道之辰，率比丘众，严备香花灯烛茶果珍馐，以申供养。”后来，寺院做腊八粥的传统就被传播到民间。另外，农历七月十五日的“盂兰盆节”也是佛教最为盛大的节日之一，这是佛教徒举行供佛敬僧仪式及超度先亡的节日，又称为僧自恣日、佛欢喜日。在我国的元明时期，该节日在百姓中还十分流行，而后来却逐渐被人们遗忘了。居士佛教可联合僧伽佛教在这些节日适当做一些活动，例如腊八节设置施粥点，盂兰盆节进行超度亡灵的仪式等，通过这些活动逐渐唤醒人们对这些节日的记忆，赋予这些节日以浓郁的文化色彩。

    鼓励居士佛教中擅长文学的居士用文学的形式来传播佛教。用文学的形式传播佛教可以收到非常好的影响。中国历史上的王维、白居易、黄庭坚等都是非常突出的例子。

    另外，佛教以慈悲为怀，因此，慈善活动是佛教文化中一项重要内容，设立多种形式的慈善基金、孤儿院、养老院都是居士佛教应该考虑的内容。

    (四)加强各居士林组织建设及联络

    至少在目前的汉传佛教发展中，居士团体的发展揭示出其本身的一些问题：

    一是人员构成复杂。佛教具有强大的包容性，所谓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念觉即可成佛，赵州和尚甚至提出狗子亦有佛性的观点。芸芸众生中只要对佛法生起敬慕，皆可成为居士。在这种情况下，居士的阶层构成就尤为复杂，出现了上自帝王将相、鸿儒巨贾，下至贩夫走卒、村夫野老的局面。

    二是缺乏系统的理论知识。一般来说，有一定文化背景的居士接触佛教大多是从禅宗入手，因为它容易接受，而且具有艺术提升力。历代以来，文化艺术领域内的居士多修禅法。像历史上的支谦、王维、黄庭坚、袁宏道等皆是如此，而一般居士在接受佛法的时候基本没有系统的理论知识，也不论派系，多是从其道德规范上及对未来因果的解说上入手，取其中最具有现实意义的部分。

    三是缺乏组织性。汉传佛教的居士现代以来也建立了不少居士林，像北京佛教居士林、上海佛教居士林、温州平安佛教居士林、宁波佛教居士林、天津居士林等，相对于汉传佛教的影响范围而言，居士林的建立依然偏少，加入居士林的人员也多限于社会精英人士，而他们往往由于世俗身份的限制尚不能够全力发展佛教。再者各居士林间缺乏联络，不能形成强大的社会影响。

    因此，居士佛教要想在新时期担当起社会发展所赋予的大任，首先必须从自身入手，制定相关的规章制度，形成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目标明确、有所作为的团体，只有这样，居士佛教才能够在现代社会得到发展，“人间佛教”“家庭佛教”“文化佛教”的种种构想才能得到实现。

    * 作者简介：王早娟，西北大学文学院博士后、西安外事学院人文学院讲师。

    ①  陈星桥：《“居士佛教”刍议》，《法音》，1998年第7期。

    ②  潘桂明：《中国居士佛教史》第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③  何劲松：《中国佛教应走什么道路》，《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第1期。

    ④  《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666—6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